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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以一位賢惠的婦女作象征，在自由、公理等許多不同的幌子下，得到豪華風雅的著名人物竭力粉飾的文明，卻极其卑鄙地對待有血有肉的婦女，并無恥地侵犯她們的風化、貞節和生活的時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諷刺。 胡志明 《法國殖民制度的罪狀》 罵越南婦女是娼妓、猴子，這對法國人說來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胡志明 《法國殖民制度的罪狀》 這本書所講的活生生的事情，大部分尚不為人知。作為美國軍事人員，亨利·莫爾一九五四年在印度支那戰爭進入最后階段的時候就隨同“游擊戰專家”蘭斯代爾上校從菲律賓來到了越南，并在那里度過了十几年的光陰，与當時美國大使館的譯員赫利爾一起被稱為“越語通”。西貢陷落之前，他回到了美國，然而已經永遠失去了左眼。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五年他又作為自由記者多次重返越南。 二十多年的親身經歷及內心的深刻反省，使這本書在當前有關越南戰爭的書籍和研究著作比目皆是而又流于統計數字的情況之下，具有更多的現實意義。 有許多人認為那不過是一場沒有任何价值的“肮髒的戰爭”，數以万計的美國人喪生在那些遙遠的熱帶森林里，大量的美元和物資投入到毫無意義的地方，但是最后不得不承認我們輸去了那場戰爭。 美國人卷入越南一事主要不是或多半不是逐步地、偶然地陷入無法預測的泥潭。它主要說明美國為什么不讓共產主義用武力奪取越南是极為主要的。 國際上對“丟失”（越南）的反響是他們要說明越南的重要性的最有力、明确的理由。在杜魯門政府時期，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是根据法美關系和華盛頓旨在把法國重建成未來歐洲安全中心的愿望來衡量的。在冷戰處于高潮以后和在中國失陷以后，法國在印度支那失敗也被看成是遏制政策的失敗。在艾森豪威爾時代，印度支那變成自由世界和共產主義之間的“試驗場所”和著名的“多米諾骨牌理論”的基礎，根据這种理論，印度支那的陷落將導致美國在整個地球的安全日趨惡化。 實際上，從杜魯門到尼克松，沒有一個總統謀求在越南取得軍事上的胜利，他們實際上也沒有被關于進展情況的樂觀報告所蒙騙，他們的戰略是“堅持下去，以期他們的繼續下去的意志……會使共產党人軟下來。”每一位總統所做的基本上是他認為在他任職期間防止共產党獲胜而必須做的最低限度的工作。越南悲劇的一部分在于：我們在總統們准備提出的妥協永遠不可能導致戰爭的最后結束。 當然，戰爭終歸要結束的，而事實上已經結束了，并且在我們的心上打了記很深的烙印；但是那并不意味著整個戰爭的消失，相反，那只不過是我們經歷過的一個階段，也就是說那只能意味著另一個戰爭的開始。 這時候，人們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問題，即：戰爭是由人類進行的，如果我們拋開人本身而去研究什么戰爭，那將最多不過是文字的數字統計的游戲而已——遺憾的是，絕大多數人、政治家、軍事專家、軍火商人及所謂“和平主義者”，過去和現在都在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怀著各自不同的興趣進行著那樣的游戲表演。 人們之所以不愿真正從根本上去研究他們聲稱正在研究的實質問題，其原因就在于沒有一個人曾經把它真正与人類的生存聯系起來，說得更具体些，就是不愿意正視非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到他人頭上去的惡劣的“天性”，更不要說去努力改造那個“天性”。 亨利·莫爾從各個角度，用他自己的所見所聞和大量生動的事實剖析了整個越戰几個民族特定的文化、歷史、經濟、傳統和道德觀的演變，法國人之所以失去那塊土地的原因、越南封建王朝的覆滅和吳庭艷与胡志明對抗的產生、美國的卷入、軍事顧問團塞繆爾·威廉斯將軍至今尚未被披露的丑聞、佛教徒自焚內幕及吳庭艷總統被槍殺的真相、戰爭對人性的扭曲、殘酷的复仇与屠殺、各种令人發指的人類的凶殘，越戰混血儿的產生及遭遇、印支難民問題的真相、越共政府与中國和蘇聯的關系演變等等。但是，制止戰爭的真諦在于我們不斷地從人本身，而不是從統計數字的表面出發，去斷然否定一切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欺騙來進行戰爭的狂人。 ------------------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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