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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市場”這個名字，是“豪”准軍事小組成員防告訴我的。 1954年11月23日上午10點30分，我從海防剛剛返回就帶領“豪”小組的二十一名越南特工人員和兩名廚師，裝扮成苦力的模樣，在西貢慶廟附近上了卡車。 那天西貢的天气异常燥熱，到處都被太陽晒得發燙，街道上來往的人流夾雜著汽車喇叭的鳴叫和剎車尖銳刺耳的聲音，更增添了一种令人厭煩的气氛。然而，為了這次行動的秘密，我必須喬裝成法國人的樣子，帶上那些越南特工人員，站在露天的卡車上面。 由蘭斯代爾上校親自主持的這次行動，是在絕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前一天晚上，負責擬定這次行動計划的安德魯斯中尉和我見了面，直到那時我才得知，我所承擔的任務是要把“豪”准軍事小組的21名越南特工人員護送到离北加里曼丹不遠的布格蘇克基島的一個秘密訓練基地。 卡車開動了，我們先要經過市區，然后開往西貢碼頭。 离開西貢市區并不是那么容易，車子象在鋸齒上行走，顛簸得人頭暈腦漲。成千輛汽車、摩托車、腳踏机動車、三輪車，還有載滿乘客的三輪馬車都擠在塵土飛揚的街道上，行人在卡車和吉普車之間亂竄，搞得司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急剎車，大約半個小時過去了，我們終于到了市區的邊緣，這使我松了一口气。 卡車司机名叫防，一個年齡同我相近的年輕人，也是小組成員之一。這時他嘟嚷了一句什么，然后狠狠向車窗外吐了一口痰。“我們現在是往堤岸方向開。”他用英語對我說。 我感到奇怪。一個卡車司机怎么能講這种流利的英語呢？ “你是從河內來的？”我故意改用了法語。在這塊法國人統治了八十多年的土地上，大多數人都懂得這种語言。 “是的。”他仍然用英語回答。顯然，他不想使用被他們打敗那個國家的語言。 “我出生在香港。”他又補充一句。 “那么你為什么到西貢來呢？”我問。 “為什么？我父親在河內開設了一家紡織厂。”他又向車窗外狠狠吐了一口痰。“法國人還沒有走，越盟就把我家的工厂破坏了。” 越盟怎么會破坏它將要接收的工厂呢？我以為他講錯了。 “是越盟搞的。”他好像看出了我疑惑的神情。“原因是我執行了一次任務，使他們怀恨在心，以此來報复我的父親。” 防告訴我，他父親曾是越南國民党的一個執行委員，起草過判處法國總督巴斯基埃死刑的判決書。安沛暴動失敗后，他父親攜家小逃往中國的云南，后來回河內開辦了一家紡織厂。防是在他十八歲的時候加入越南國民党的，當時越盟与越南國民党、越南革命同盟的關系已經破裂，相互之間的指責日益加重。一次，越南國民党領導人阮海三命令防去刺殺一個与越盟關系密切的“脫党分子”。在越南國民党的紀律中，除內部批評、警告以外，沒有公開的開除。對脫党成員一律處以死刑。防執行了任務，從而導致了越盟決定懲罰他的父親。 “你還想回到河內去嗎？”我問。 “一定要回去的！”他說得非常自信。“選舉之后，我要回河內去。” 卡車繼續向前開，燥熱的空气從車窗外吹來，令人煩燥。 “前面就是人肉市場了。”他一只手握著方向盤，另一只手指著前面不遠處的几棟樓房對我說。 “人肉市場？”我第一次听到這個名字，感到毛骨悚然。它使我聯想起屠宰場架子上用鉤鉤著的一排排已被開膛破肚的豬玀。 “你們這里還有賣人肉的？”我問。 “當然有。”他若無其事地說。“日軍到這里之前，法國人就開起了那個人肉市場。” 他看著我，明白我誤解了“人肉”的意思。 “你不知道，這里所說的人肉市場就是妓院，法國人起的這個名字。几乎所有的西貢妓女都到那里去，有几百個姑娘隨你挑選。” “你常到那儿去嗎？”我問。 “那儿不是越南男人去的地方。老板是法國人，在門口站崗的也是法國人。”他向車窗外指著說：“你看，那就是人肉市場。” 我向窗外望去，只見道路的右側有一個象兵營似的大院子，正面是几棟兩層的白色樓房，一塊招牌上有兩個巨大的法文縮寫“R.A.”(Rlegie Alcool 酒店)，另一塊招牌上寫著La Boucherie（肉店），許多小販沿著路大聲兜售香煙、糖果、驅蚊劑等什么東西，几十輛卡車、吉普車、小汽車和摩托車停在樓房的前面。我沒有看到站崗的法國人，卻發現進出的人當中也有許多越南人。 “以前越南人是不到這里來的。”防用空著的那只手掏出一支香煙，然后在駕駛台上巧妙地擦燃了火柴。“現在逛肉市的越南人都是北方佬，和我一樣。” 他給我講起了這一年7月份大批北方人搭乘民航運輸公司C-46型飛机逃离河內的情況。他說：“許多北方人在那個時候离開了河內來到南方，但是大多數人留下了，同時，几万名南方越盟分子也在那時跑到北方去了。西貢的秩序一團混亂，到處都發生搶劫事件，就連寶祿親王的女儿也被暴徒帶到郊外輪奸了。法國人和吳志士（指吳庭艷）簽訂了一個合同，由民航運輸公司把難民送到西貢。于是，大批難民日夜坐在飛机場等候接運，混在難民中的一些越盟分子不時地對他們進行煽動勸說，結果，又有很多人留下了。” 路上，防不停地給我講著，到達碼頭的時候已經12點了。 弗雷德·艾倫少校在那里同我見了面，他是負責這次行動的。我讓小組的成員和廚師混在難民中，先登上了早在那里等候的一條美國海軍艦艇，然后与艾倫道別，也登上了那條船。這樣，“豪”准軍事小組的成員就人不知鬼不覺地悄然离開了西貢。 在菲律賓的布格黃克島，“豪”准軍事小組成員接受了几個月的秘密訓練。那個名叫防的成員是這個小組的負責人，蘭斯代爾為他起了個越南名字“豪”為代號，訓練結束后，“豪”小組成員由美國空軍送到一個轉運站。几天后（4月16日），艾倫下達了登陸的命令。我把他們送上一條駛往海防的美國軍艦，然后返回了西貢。5月16日，越盟接管了海防，以后這個組就直接与阿倫德爾取得了聯系。 我回到西貢的時候已經到了雨季，气溫下降了一些，然而只要太陽一出來，這地方立刻就到處一片悶熱。在這期間，蘭斯代爾上校積极進行活動。應陸軍參謀長阮方馨將軍“寵妾”的要求，蘭斯代爾開辦了一個小型英語訓練班，學員都是當時越南政府重要人員的情婦，爾后，蘭斯代爾又指令他從菲律賓帶來的馬格塞塞總統的高級軍事助手開始訓練吳庭艷的一個營的總統府衛隊。在1955年春，教派危机開始的時候，他參与中央情報局西貢站建立一個專門對付平川教的秘密小組的工作。……而相對地說，艾倫少校和我們卻因此得到許多空閒時間。 作為年輕軍官，艾德華·貝恩上尉、安德魯斯中尉和我都時常上街去閒逛。 “哈爾，你說的那個人肉市場在什么地方？”有一天貝恩上尉問我。 “怎么，你想去那里找個老伴嗎？” “當然艾倫少校是例外。” 他向外間正對著小鏡子整理頭發的艾倫的背囊努努嘴，我們都笑了。 艾倫少校當時瘋狂地愛上了年輕漂亮的越南婦女龍夫人，盡管他是一個反美的法國文職人員的情婦。 龍夫人是《新生報》的發行人，她的法國情夫經常在她的報紙上發表一些反美言論。盡管如此，艾倫還是幫助她，使她的報紙免受政府的封閉。在艾倫的勸說下，龍夫人刊登了趙定寫的關于越南愛國主義、反對共產党越盟的托馬斯·佩因式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在越南有影響的人士中得到傳播，因而使這家報紙的發行量大為增加，這使得龍夫人明白了，在她的報紙社論內容方面听從艾倫少校的建議，無疑對她是有利的。很快，這位漂亮的越南婦女就倒入艾倫的怀中，并且和他打得火熱。 我們到人肉市場去的行動是在背著艾倫少校的情況下進行的，當時蘭斯代爾正忙著布置那個反對平川教暴亂小組的活動，往返于西貢、邊和、嘉定等地之間。 195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們在邊城市場出租汽車站搭乘一輛黑色的出租汽車。 出租汽車司机是一個瘦小的中年越南男人，只會講可數的几句蹩腳的英語；然而，當我使用法語對他說了“La Boucherie”之后，他狡黠地一笑，把抽得可以燙到手指的煙蒂往車窗外一扔，調轉車頭徑直向堤岸方向開去。 人肉市場設在連接西貢——堤岸的公路上，名義是出租汽車与茶點供應站，實際是長途汽車公司開設的一家大型妓院。 法國人開設的這家妓院与世界各國的妓院大不相同，它使我們不由自主地聯想起几個世紀以前埃及的奴隸市場，或者1965年以前美國德克薩斯州的黑奴拍賣場：一、黑人雇佣兵木然地坐在門口，向每一個進去的人發放避孕工具；二、三百名越南女人站在露天的大院子里，任由買主肆意地，像檢查牲畜似地進行挑選，甚至被扯開衣服觀看。在她們當中有三十多歲的已婚婦女，也有剛剛十几歲的越南少女。她們不象其他國家的妓女那樣死死地纏著顧客不放，而是默默地像櫥窗里的展品似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供人們欣賞和挑選，只有當顧主走到她們面前時，才露出越南姑娘特有的笑眯眯的神情。酷熱的天气使她們汗淋淋的，渾身散發出一股香粉和汗混合成的味道。 當我經過一名穿著白綢三婆衣和寬大的黑褲子的姑娘時，她輕聲用英語和我打了個招呼。 這是個身材窈窕的姑娘，年紀不過二十，雪白的緊身三婆衣使她的胸脯顯得格外丰滿和肉感；烏黑的長發整齊干淨，一直垂到腰間；她的五官輪廓清晰而標致，具有典型越南女性的特點：微隆的顴部，渾圓的下巴，微微撅起的嘴唇，使她看上去象個被寵坏的總有點儿不高興的大孩子。 她沒有象其她姑娘那樣馬上對我笑眯眯地流露出那种討好的神色來，只是用她那雙烏黑的眼睛看著我，這使我心中一動，沒有同貝恩和安德魯斯一塊儿放肆地撫摸她的身体。 “哈爾，這可是塊鮮肉啊！”貝恩上尉用手拍著她渾圓的臀對我喊道。 那姑娘顯然猜出了他的話，微微皺了皺眉頭。 “就算你幫你挑中了。”我說。 我感到十分喜歡那個姑娘。不知道因為什么，看到貝恩上尉在她身上摸來摸去的時候，我竟然覺得非常難堪，甚至為自己和他們站在一起而慚愧。 這并不意味著，我是見到女孩子就臉紅的那种“乖孩子”。我在馬尼拉与那個菲律賓姑娘一起度過的銷魂時刻和在訓練基地同兩個黝黑的邦邦牙族少女的風流艷事，使同事們都對我刮目相看。直到我們進入了越南，貝恩還在說：“這家伙該換換口味了。” 然而此時，一股強烈的獨占欲不可抑止地涌上我的心頭，好象那個越南姑娘就是我多年的情婦似的。 貝恩和安德魯斯笑著走開了，去挑選別的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我用法語問她。 听到我講法語，她顯得活潑多了，她操著一口越南味很濃的卻能夠使人听懂的法語告訴我她的名字叫黎氏春。“今天在這里碰到您，我感到非常高興。”她說。走過來熟練地挽住我的胳膊，領著我朝有一棟舊式的木板樓走去。她當時那种神情真象一個買了塊巧克力和逃學的坏孩子，這使得我心里掠過一絲略帶惻隱的念頭。 門房是個五十多歲的越南老頭，身材不高，戴著一付搖晃的無過眼鏡，對我們齜牙傻笑。他先把我們領到洗澡的地方，一間很小的、地上有孔的屋子里。一只很大的耗子，渾身灰色，肥胖得像個懶漢似地坐在角落里。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它緊盯著我們看了一會儿，才搖搖晃晃地鑽進了一個黑洞。 靠近門口的地上放著兩只裝滿涼水的木桶，上面橫放著一把長柄勺子供我們沖洗之用。 “脫下衣服洗澡了。”春簡單地說，已經解開她上衣的扣子。 我脫了衣服，站在屋子當中。春先用勺子把水澆在我的身上，然后拿一塊和過的香皂在我身上涂了一遍，再用涼水把肥皂沫沫沖下去。最后，她站到我的面前，把那個長柄勺子遞到我的手里。 “請你幫助我沖一下，渾身都被汗水濕透了。”她說，用手把頭發挽到上面。 在我給她沖澡的時候，她一動不動地站在屋中間，這樣就使我能在往她身上潑水的同時，得以欣賞她勻稱的胴体。 春具有那种典型的越南女性的体型：較長的腰際線，纖細而有彈性的腰肢和低寬的臀圍。這种体型使得一般越南婦女在一生中可以順利生下五個以上的孩子，許多越南姑娘在十几歲時就開始生育，而我們白种女人則不行，黑人婦女也難以辦到。 半個小時以后，我們來到一個指定的房間。 那是個大約十平方米的地方，牆壁上用舊紙箱打著補釘，平整地釘在孔洞上，另外還有一張圖片顯示著兩只緊握在一起的友誼之手，圖片的一邊用英文和越南文寫著：“一件來自美國的禮物！”但是那張圖片已有一半被細細的綠霉遮蓋了.* 春走到床前，先為脫去衣服，然后自己迅速地把衣服脫光，鑽進了网點很密的蚊帳。我已經抑制不住性的沖動，一下把她按到了身子下面…… 過了很久，我疲憊不堪地伏在她柔軟的身上。也許是在人肉市場站得太久的緣故，春此時合著眼睛似乎睡著了，她原來緊緊摟著我的腰部的雙臂無力地滑到了床上。 一切都平息了。 “你睡著了嗎？”我問，輕輕撫摸著她丰滿的肩膀。 她微微睜開了一下眼睛，然后又合上了。“就這樣呆一會儿。”她喃喃地說。漸漸地，我也感到了倦意，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久，我們被一陣急切的敲門聲惊醒了。 “哈爾，你在那里嗎？”是貝恩的聲音。 “這個渾帳的東西！”我心里恨恨地罵道，沒有回答，依然抱著春躺在蚊帳里。 突然，門被撞開了。貝恩上尉、安德魯斯、門房老頭儿，還有一個越南警察神色緊張地闖了進來。 貝恩使我丑態百出。盡管如此，我想起他和安德魯斯臉上緊張的神色時，心里還是充滿了感激之情，因為他們在外面等了我三個小時，以為我遇到什么不測。 眼下，輪到艾倫少校嘲弄我的時候了。自從那天遇到春之后，我一直惦記著她，又去人肉市場和她度過了好几個銷魂之夜。每當与她分手的時候，我總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覺。“我是否愛上了那個越南娼妓？”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地自問著。 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婉轉地問起過她家的住址，但是都被她巧妙地回避開了，她甚至拒絕告訴我她的實際年齡。有一次在冷飲店里，她說過她的父親曾經在堤岸的柯發煙厂工作，一次意外的（但她認為可能是反法分子放的）大火使他雙目失明了。另外，她告訴我的還有一些有關她個人的片段經歷，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我決不想對她那時從事的行當表示我個人的看法，只是探詢地對她說，我很可能為一個我所喜歡的姑娘提供一個好一點的職業，比如在政府机构或供給部門等等，但是她總是笑著表示感謝，從來沒有接受。 几個月來，雨一直在下，到處都是潮濕的空气。在這一段時間，我和春常常呆在人肉市場的那棟木板樓里，听著雨敲打木板發出的單調的聲音。我漸漸的感到，盡管春有時候表情非常痛苦，甚至尖聲喊叫起來，但是她對我偶爾的粗暴并無反感；她經常在作愛之后用手輕輕撫弄我的頭發，試圖把它們弄直，或都用灼熱的嘴唇吻我的身体，同時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柔和的神情。 象其她站在人肉市場的姑娘一樣，春只能講几句流傳在娼妓之間的英語，這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教授的机會。很快，她基本上可以听得懂我的一些簡單句子，盡管她還不能使用英語進行談話。 “你應該學習越語。”有一次她在我們用英語的手勢困難地交談之后忽然建議道，“這對你會有好處的。” 其實，從我一進入越南的時候起，几乎每一個人都試圖教給我越語。雖然我很想學習這种語言，但是几次努力都歸于失敗。越語是一种十分難學的語言，無論是發音還是語法總使我暈頭轉向，它浩如煙海的同義詞簡直可以同英語相媲美了。 春是個特別熱心的教師，不妙的是我根本听不懂她在說什么，象聾子一樣，然而她卻以為我能夠听懂。她黑色的眼睛閃耀著興奮的光芒，經常猛地把嘴唇貼近我的耳朵大聲喊道：“An com！”（開飯了！）這是一种通知半英里以外家里人的方法，尤其是被一些東西所阻的時候，越南人是常常這樣喊的。 不久，春為我找來一本越語課本和一本越英詞典。越語雖然使用羅馬字母，然而許多字母的讀音与英語毫無聯系，o可以讀成ur，d可以讀作z，nh不知為什么要讀成ng……我實在分辨不清如何讀音的時候，就只好整句地強行記憶，而這個方法竟然十分有效。 雨天，人肉市場木板樓的房間里總是坐滿了越南姑娘。她們快活地談論著西貢的最新傳聞，偶爾也露出一絲悵惘的神情。我很快就能夠基本听懂她們的意思，甚至与她們交談起來。她們嘻嘻地笑著打量我的身体，把這個也當作一個話題。“他到底有多少公斤重呢？”一個身穿淺黃色無袖短上衣的姑娘戲謔地說，故意作出惊訝的樣子瞪大了眼睛望著春。 我听懂了她的話，走過去抓住那個只到我胸部的姑娘，象弄小孩子似地把她舉了起來，然后輕輕放到床上。她嚇得臉色蒼白，以為我要懲治她呢。 “對不起。”我用不太熟練的越語對她說，“我不知道我自己多重，因為美國人不用公斤，而用另外的方法來衡量。我有兩根棍子加上五根柱子再加上一個橫梁那么重。” 她們咯咯地笑了起來，似乎對這個回答很滿意。 我漸漸發覺，那些人肉市場的娼妓与美國人之間并不象在其他地方那樣充滿著仇恨之情。相反，對美國士兵的友好并不僅僅是她們的一种榮耀，而且也是所有人的一致態度。她們瞧不起越南人，對她們自己的文化也采取魯莽和輕蔑的態度。然而，輕率傲慢的美國士兵粗暴地對待鄉民，對村里的長者也极不尊敬，這真是一大罪孽。 然而，人們卻一直在毫無結果地問：“為什么美國人想要得到這小而可怜的國家呢？他們不是已經擁有地球上最富有的土地了嗎？” 沒有一個越南人相信這种說法。對他們自己來說，越南就是神的所在地，因而最富饒、最具有吸引力；基于這种意識，他們認為全世界都在密切地關注、向往著這塊土地。我所遇見過的即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越南人也都相信越共的這种理論。 泰國人、柬埔寨人都固執而自命不凡地認為：他們的土地是肥沃的，他們的婦女是最美的形象，他們的食物是無法比擬的，他們的藝術、音樂、歷史和傳統，更是無与倫比的卓越。地球上所有的代表不同种族的政府都放射出嫉妒的目光，在不自覺地策划著以使自己取代他人的計划。我确信西方國家對中國、越南等東方國家這种根植很深的意識是十分恐懼的。 我發現，當越南人看到美國士兵和越南姑娘一起在街上閒逛的時候，他們甚至產生一种驕傲的情緒，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民族主義。即使在越南政府的高級官員之中，除了令人尊重的、清廉的吳庭艷總理以外，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越南貴族出身的高級官員）都或多或少地冀求這种使他們空幻的自大得以平衡的精神滿足。 越南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使她們的商品性更加突出，她們可以象牲畜、農具一樣被一定的价格出售給購買者。如果說人肉市場出售的只是女人的肉体的話，那么，在邊城市場可以看到出賣整個女人的情景。盡管警察几次嚴厲地試圖取締那种“有傷風化”的買賣，但是饑餓這個無法逃避的“債主”迫使人們不得不去那里賣掉自己最后的財產：女人。 在邊城約五百米長河岸上，是專門進行人口交易的黑市，被拍賣者多是沒有勞動能力的婦女和儿童。她們大多數是來自北方或從“墾田區”逃回西貢的難民，既無土地，又無住房，為了使家里人能夠生存下去，父母或者丈夫只有采取這种唯一卻又殘酷的辦法。 那些來自北方的難民婦女在政府“淨化城市”的政策下顯得更為恐慌，甚至連她們站到人肉市場去也被警察禁止了。為了避免被送到“新經濟區”去墾荒，她們宁愿成為奴隸而留在西貢。1955年7月14日《自由報》報道了被強行送到“墾田區”的50名北方難民婦女全部餓死在山中的消息，使還留在西貢的難民處于极度的惊恐之中。而邊城市場的一個成年姑娘的价格已經從原來的六千元南越幣下降到一千至二千元左右，也就是說還不到普通工人一個月工資的半數。 一個美國人很難想象得出當時越南是處于怎樣一种貧困的境地。《國家革命報》寫到：“工人的工資如同火車站，車站是永遠站著不動的，但是迅速上升的生活費用卻如同疾駛的列車飛奔。”即使那些僥幸的職工和士兵的工資也受到日趨嚴重的威脅，不少人3至6個月才能領到一次工資，而且僅能領到三分之一的現金，其余的部分則以美援黃油、牛奶、面粉和布，以及“建設彩票”等來支付。在中產階級中，逃債、破產的現象日益普遍；成千上万從事紡織、建筑、手工業、陶瓷、運輸、魚器制作等行業的人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很大一部分被迫歇業。另外，糟糕透頂的“土地改革”政策使數百万農民失去了土地而大批涌入城市，更加深了那場危机的恐懼性。 “哈爾，我看你好象是喜歡上了人肉市場的那個姑娘？”貝恩上尉拿起那張我剛從照相館取來的春的照片，笑著用嘲弄的口吻問道。 愛上一個越南娼妓，這是我一直不愿承認的事實，我宁愿自欺欺人地以為自己只是對春那丰滿誘人的肉体起了興趣，就象長駐西貢的許多美國軍官一樣，与越南女人姘居的目的，只是為了調劑一下沉悶無聊，有時又充滿了風險的生活。 當時西貢擁有數万名娼妓，無論走到哪里都會遇到她們。1955年中旬以后，人肉市場的范圍擴展到整個西貢——堤岸市區。盡管她們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肉身，但是可怕的麻瘋病使得許多美軍官兵望而卻步，宁愿在掃蕩中使用暴力對那些農村婦女發泄積郁的性欲，而不敢隨便在市區尋歡作樂。即使這樣，仍然時有美國人染上那种可怕病症的情況出現。 棋盤區是距西貢市中心不遠的平民住區，居住著占西貢人口十分之一的平民，一般認為平民那里的姑娘不會患有性病。貝恩上尉經常從那里弄來一、兩個姑娘到我們駐地過夜。久而久之，我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种牛”。他對此毫不在意，有時甚至當我們的面与一個越南姑娘進行性交。 1956年3月的一天下午，貝恩上尉帶回來四個賣檳榔的越南小姑娘。 “你這是要干什么？”安德魯斯中尉問他，放下手里的紙牌，“這里可不是你的配种場。” 我抬起頭一看，也覺得貝恩上尉搞得太過火了。那四個越南小姑娘中年齡最大的也不過十五歲，頭上都戴著斗笠，身穿著寬大的黑衣服，每人還提了一個裝檳榔的竹籃子。她們顯然听不懂英語，很窘迫地站在門邊。 當時在西貢的美國軍官几乎都去搞越南女人，那种事已經司空見慣，即使蘭斯代爾上校也在所難免。有什么辦法？我們那時誰也沒有把家屬帶到這個危机四伏的國家，當饑渴難耐的時候，只有光顧人肉市場那類的地方，久而久之，許多美國人對個子矮小的越南姑娘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癖好，似乎她們原本就是美國人天然的搭配。艾維爾說：“如果沒有搞上几個越南女人，那么你就等于沒有到過越南這個國家。” 貝恩上尉這個從非洲戰場回來的古巴佬至少搞過一百個越南姑娘。無論白天或晚上，只要一有机會他就到外面去搞女人，而且還把搞過的女人拍成裸照收集在一本很厚的照片冊里。有一次我因找刮臉刀片翻看了他的照片冊，那里面裝貼著數百張照片，下邊還注明姓名、年齡、身高以及家庭成員等詳細說明。其中最小的只有八歲，最大的是四十四歲，另外還有三位肚子隆起的孕婦竟然也出現在他的照片冊里。 “那個小東西嘛，”貝恩上尉在我問他是否真的搞了那個八歲的越南女孩的時候漫不經心地說：“我的确是把她搞了，為此她母親收了我五塊錢（美元）。本來她母親堅持要把她賣給我，對我說她已經十二歲了，還親手扯開女儿的衣服，聲稱只要几個月她就會長得象大姑娘一樣。那些騙子！我說要先在她身上試一試，她母親猶豫了一會儿，把我領到她的家里，一座位于運河邊的破房子。搞個小東西太費事了，她忽然不再听從她母親的話，拼命地掙扎，還在我手上咬了一口，最后她母親也跑進來，幫助我一起把她按在床上，結果弄得我的手上和身上都沾滿了血，那几張照片就是搞她之前，在她家里拍攝的。” 貝恩上尉說得如此輕松，就象講述他只是把鄰居的牲口抽打了一頓又賠了几塊錢似的。 “別那么假正經了。”貝恩上尉把四個賣檳榔的越南小姑娘扒了過來。“今天是周末，連女人也免費，讓艾倫少校見鬼去吧！” 就在這個時候，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四個越南小姑娘突然掙脫貝恩上尉的手，扔下籃子向門外跑去。 原來，她們在隨貝恩上尉到我們駐地時，并不知道要干什么，以為他帶著她們去美軍駐地賣檳榔。由于她們不懂英語，我們說的話她們也沒有听懂，直到貝恩上尉動手剝她們的衣服，她們才明白，轉身就逃。 貝恩上尉气得大罵，追過去捉她們，但是只捉住兩個，另外兩個小姑娘已經逃之夭夭。 “Cun mang！”（救命）那兩個被捉住的小姑娘尖聲叫了起來。 然而，沒有一個人來搭救她們，這种呼叫在當時的西貢不會得到反應，都會裝作沒有听見，甚至連頭也不會抬一下。那位穿著考究的越南婦女在都城公墓附近被三個美國士兵和一個越南人往吉普車上拉的時候發出過這樣的喊叫，周圍的警察、士兵、職員和商販沒有任何反應，只有几個衣衫襤褸的乞丐飽有興致地觀看了那個動人的場面，直到吉普車載著那位被獵獲的越南婦女卷起一陣塵土飛駛而去。“她不會被殺死的。”一個警察告訴我。 是的，既然誰也不會被殺死，所以就不必喊“救命”了。兩個小姑娘明白過來，不再喊叫了，于是膽戰心惊地脫光了衣服。她們站在那里，不知道下面將要發生什么事情，惶惑的目光不住地在我們臉上打量著。 那兩個小姑娘的樣子很難看，頭發又髒又亂，汗水把臉上的灰塵沖成一道一道的，身上也瘦得可怜。她們用黑糊糊的小手擋住下腹，似乎覺得暴露那個部位是可恥的。 “我們都不感興趣，种牛。”安德魯斯對貝恩上尉說，“你最好把她們帶到樓下的廁所去搞，完事之后把她們扔進去，然后再扔進去几塊錢。” “豬養的！”貝恩上尉罵道，怒气沖沖地把兩個小姑娘的衣服弄成一團包好，帶著她們走出房間。 時隔不久，又到了雨季，到處都變得潮濕起來。一天，盧西恩·科奈恩中校來到我們的駐地。由于白宮將蘭斯代爾上校召回，西貢軍事代表團的具体事務暫時由科奈恩中校負責。 “報紙上的這個家伙是你吧？”科奈恩中校把一份當時在西貢發行量很大的《民主報》扔到貝恩上尉手里。 貝恩上尉莫明其妙地拿起了報紙。 報紙上刊登著一張貝恩上尉在我們駐地的房間里半裸的照片，那副樣子看上去很滑稽。因為《民主報》是越文報紙，貝恩上尉把它遞給我這個在當時軍事代表團成員唯一懂得越語的美國人。 那篇消息以一個很大的“？”號代替了標題，內容這樣寫的： “据悉，美國軍事代表團的軍官愛德華·貝恩上尉于本月25日將四名賣檳榔的越南女孩子帶到他的住處，使用暴力將其中十二歲的黃氏月蛾和另一個名叫況的十五歲的女孩子強奸數次，并在強迫她們照相之后對她們進行野蠻的蹂躪。兩個女孩子在第二天早晨被放回，至今尚在病中。 另悉，外交部長武文杜已就此事向美國駐越南大使提出抗議，然而特別警察總署卻以扰亂治安的罪名拘留了被害者和目擊者。是否這次強暴行徑會如同上個月美軍劫持、輪奸左萊醫院女護士陳氏欣一樣不了了之，值得人們關注。但是据提供消息的人士聲稱，貝恩上尉有一本記錄著他奸污越南婦女的照片冊為證，恐怕政府在‘普選’即將到來之際無法再對此充耳不聞。” “你的照片冊呢？”科奈恩中校問。“我不愿意在明天報紙上再見到你令人作嘔的丑事。現在就把它交給我帶走！” 貝恩上尉沒有回答。過了一會儿，他從蚊帳里拉出他滿是油漬的行軍袋。 忽然，他抬起頭盯住科奈恩中校。“你這個臭不可聞的家伙！”他呲牙咧嘴地罵了起來。“有個狗娘養的把照片冊偷走了。” 我意識到事情變得嚴重了。“你會不會放到別處去了？”我問。“比如說保險柜或其他什么地方？” “那東西只呆在一個地方，就是這儿！”他指著行軍袋喊道：“他自己能跑到保險柜里藏起來嗎？” 科奈恩中校顯然緊張起來，他幫助貝恩上尉把行軍袋里的東西都弄了出來，然而除了貝恩上尉几件泛著酸臭味的衣服、几個膠卷和一把貝恩上尉從非洲帶回來的木刀外什么也沒有。 照片冊失蹤了。 那絕非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照片冊里上百個赤身裸体的越南女人會因此都被說成強奸的受害者，何況里面确實有几個被捆起雙手的姑娘，即使是娼妓也會使人誤解的。如果科奈恩中校知道那些照片下寫著的記錄和其中有一名八歲的小女孩和三個怀孕的婦女，一定會把貝恩上尉狠狠地揍上一頓。 “你這個又髒又臭的古巴豬玀！”科奈恩中校揪住了貝恩上尉的衣服罵道：“我馬上就把你他媽的閹了，混蛋！” 貝恩上尉想掙脫，但是科奈恩中校有力的手抵住他的喉嚨。“放開我！”貝恩上尉嘶啞地嚷道：“反正在她們身上下的不是美國种，你說什么都晚了。” 我突然想起一個越南女人。“都閉上嘴巴。”我費了很大力气才把他們拉開。 “看來的确有人偷走了那本照片冊。”我說。“現在我們要做的首先是把這件事分析一下，然后再決定怎么辦。” “無論如何也要把照片冊找回來！”科奈恩中校喘息著說。 貝恩上尉偷偷眯起眼瞟了科奈恩中校一眼，然后又故作鎮靜地合目養神。 “是不是被你那些臊娘們偷走了？”科奈恩中校問。 貝恩上尉仍然合著眼睛，沒有回答。 我告訴科奈恩中校，貝恩上尉病了，患上了，已經許多天沒有离開過駐地。 直到這個時候，科奈恩中校才注意到桌子放著青霉素藥膏。 是的，從發現自己身上長出了梅毒以后，貝恩上尉沮喪得要命，一直呆在房間里長吁短歎，再也沒有搞過任何越南女人，那么照片冊怎么會不翼而飛呢？我們的注意力漸漸集中到艾倫少校漂亮的情婦，《新生報》和《民主報》發行人龍夫人的身上。 32歲的龍夫人是一位闊綽的越南貴族的遺孀，當時在西貢的美國軍官几乎都認識這位能講流利的英語和法語的美人。她總是穿著帶越南南方民族特色的叫作aao daai緊身旗袍，烏黑長發在頭上挽成一個很大的發髻，身材丰腴動人，那雙略帶憂怨似的厚嘴唇經常吐出一些充滿机智的話來，使得艾倫少校為之傾倒。由于与艾倫少校的特殊關系，她常在我們駐地出入。事情發生之前的几天，我曾經見到她坐在貝恩上尉的床上談笑，怀里抱著那個永不离手的、蛇皮制成的皮包。 “她偷照片的可能性非常大。”科奈恩中校說。“近來《民主報》和《新生報》刊登過許多反美言論，內容涉及到越南政府的高級官員和美國軍事代表團的事情，顯然不是一般報紙那种過激的排外情緒的發泄。但是由于她与一些政府官員之間的曖昧關系，我們在沒有得到證据之前一定要慎重對待。” “如果證實她与此事有關，我們會采取什么措施呢？”我問道。 “即使是那樣，我們也一定要想辦法与越南政府協調一致。”科奈恩中校回答。“目前西貢局勢還沒有穩定，有關選舉的謠言越來越多，越共分子還在策動游行請愿。另外，政府內部的分裂也沒有彌合。因此無論如何，我們絕不可以直接出面交涉，只能通過越南政府或警察部門在有利的前提下進行調查。” 事實上，當時的越南政府內部存在著不少親法分子和狂妄民族主義者，与親美的以吳庭艷總理為首的官員時常發生磨擦，政變的企圖也非常頻繁，所以美國人所處的地位是十分艱難的。 “為什么不馬上逮捕她？”貝恩上尉怒气沖沖地說，用他的木刀做了一個挑的姿勢。“她還會繼續散布謠言。我要把她捉起來，剝了她的皮！” 艾倫少校試圖在最后的關頭搭求他的越南情婦，他幫助龍夫人搭上了西貢到順化的列車。然而，當龍夫人走出車站時就被早已在那里等候的特別警察押送到順化市警察局了。 主持這次秘密逮捕的是吳庭儒的部下，秘密情報机构主任陳金宣。事實上，几天前科奈恩中校找到吳庭儒的時候，并沒有任何确定龍夫人近日來策動發表反美言論的表示，只請求吳庭儒能夠協助查找貝恩上尉跌的照片冊，因為那本照片冊一旦落入越共之手，就可能將其中大部分內容加以歪曲宣傳，將對即將到來的選舉產生不利影響。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吳庭儒下令逮捕龍夫人，我們一直沒有能夠搞清楚，但是后來的結果證明，那次逮捕是早于照片冊失竊前就已經開始策划了。 1956年4月12日，艾倫少校終于通過國防部長黎玉振和新聞部長陳正誠的幫助獲得吳庭艷總理的批准，保釋龍夫人出獄。第二天，我陪同艾倫少校來到了順化市。 在順化市，我們見到了吳庭艷總理的胞弟，中部行政長官吳庭謹，他告訴我們，龍夫人已承認她在為越共工作，為了配合“普選”，她從事了一系列抵毀吳庭艷總理形象的宣傳活動，其中包括搜集美國軍事人員的情報。因此，吳庭謹說，她不能夠被保釋，除非等事態平息下去，由她自己發表悔過書。但是經過艾倫少校的請求，吳庭謹批准我們到順化警察局探望龍夫人。 下午4時，龍夫人由兩名警察押著來到會見室，一見到艾倫少校就扑到他怀里哭了起來。她顯然消瘦了許多，仍然穿著淺黃色的旗袍，發髻已經散開，烏黑的長發披散下來，遮住了她臉頰上的一條黑紫色的鞭痕。 她嗚咽地用英語告訴艾倫少校那里可怕极了，還受到警告不允許把遭受拷打的情況告訴我們，就連她的衣服也是這次會見時才給她換上的，為的是掩蓋她身上的傷痕。“馬上把我帶走吧！”她懇求道，“我實在不能忍受下去了。” “貝恩上尉的照片冊在哪里？”我急切地問。這是至關重要的，不管龍夫人為越共做了什么，倘若貝恩上尉的照片冊還沒有轉移到他們那里，還是有辦法的。” “我把它存放在《民主報》主編武玉閣先生那里。” “這么說武玉閣先生也看過了？”艾倫少校焦慮地問。他知道那件事已經發展到十分嚴重的地步。“武玉閣先生也在為越共工作嗎？” “武玉閣先生与越共根本沒有關系，”龍夫人推開艾倫少校抓住她左臂的手，因為那只手碰到了她的傷痛。“其實，我与越共也不能說有什么關系，只是几個月以前我收到了越共南方干部黎筍送來的一些宣傳品。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要給我送來那些東西。后來，給我送東西的人被政府情報部門抓住，說出了那件事，警察就認定我負責越共在西貢的宣傳工作。” “你對警察說出了照片冊在武玉閣先生那里嗎？” “是的，我已那樣說了。” “你為什么要把照片冊的事告訴他們呢！” “為什么？”龍夫人眼里噙著淚水重复著。“他們總是打我。如果不是沒有辦法，我是不會牽連武玉閣先生的。你想不出那些警察是多野蠻，他們什么事都干得出來。我希望馬上离開那里，你們一定要把我帶走，否則今天晚上我還要去罰跪的。” 談話時，一個警察就坐在我們的身后，他根本不懂英語，很不耐煩地用鑰匙在椅子上敲擊著。艾倫少校告訴龍夫人，假如她沒有那么早承認那些事情，本來已經可以獲得保釋。但是由于她把事情搞糟了，吳庭艷總理的批准也失去了作用。最后，艾倫上校安慰她一番，說馬上去与警察局交涉，便她得到盡可能好一點的選題，等他再去想辦法仲秋她出獄。 龍夫人顯然對再返回牢房极為恐懼，她不顧一切地抱住艾倫少校，無論如何懇求把她帶走，甚至跪到地下哀求。艾倫少校沒有辦法，只好打電話給吳庭謹聯系，這件事在吳庭謹与陳金宣之間推來推去，直到傍晚的時候，吳庭謹才不耐煩地通知艾倫少校，那個案件是越南情報部門的事務，請美國人不要從中作梗，至于保釋龍夫人是絕對不可能的。于是，我們找到了順化市警察局局長，請求他對龍夫人給予“特別照顧”。 順化市警察局局長根本不承認對龍夫人進行刑訊。“她是自己坦白的。”他肯定地說。“雖然她是越共要犯，但是政府還是准備寬恕她。你們不必听信一些人散布的謠言，我們對待象龍夫人這樣有名望的婦女決不會動用刑具來審訊的。” 看來，再在順化市呆下去已經失去意義了，我們便乘當晚火車赶回西貢。 “我從來沒有為什么人保管過照片冊。”武玉閣強硬地對陳金宣說。“至于你們所說那位龍夫人，与我并不熟悉。倘若她堅持照片冊在我這里，那么請她出示證据好了。” “其實證据已經有了。”陳金宣拿起一份4月2日的《民主報》。“你能解釋一下這篇消息和照片是從什么地方搞來的嗎？” 武玉閣傲慢地把報紙推到一邊。“作為報館，我有義務對消息的來源予以保密，而問題在于消息是否真實。假如問題出在捍造事實上，我要對此負責。請問，那篇消息是否真實？” “當然有問……”陳金宣忽然停住了，他發現武玉閣盯住他的目光后面隱藏著什么東西。 “那本照片冊肯定在他那里。”武玉閣走后，陳金宣對我說。“他的語气非常堅決，說明他已經掌握了全部情況。因此我沒有過分談論下去。” 我同意他的看法，并且十分擔心武玉閣會把照片搞成复制件，那將使我們無法控制。為了避免那种情況發生，陳金宣立即請示吳庭懦布置對武玉閣及《民主報》進行監視，嚴防照片复制品流出。 此后的几天，陳金宣使用了各种方法勸說武玉閣交出照片冊，并保證今后為《民主報》提供可觀的經費支持，但是都被武玉閣拒絕了。 武玉閣是西貢十分有名望的人士，与民主領袖潘光誕、議員范文桶、阮文壽等人形成一股社會勢力，因為在政府中派系斗爭（尤其是軍隊內部親法派系与美將領之間的斗爭）非常激烈的時候，不能采取象對待龍夫人那樣的辦法對待他。 然而，陳金宣還是決定對武玉閣施加壓力。他雇用了二十名北方難民在一天上午沖進《民主報》報館，搗毀了電器、桌椅、門窗和電話。這件事引起了武玉閣的反應，他立刻伙同其他几家報館的主任、主編一起找到了新聞部長陳正誠進行交涉，因為有一名難民為他們提供了搗毀報館者得到特別警察部門指使并領到津貼的證据。在吳庭儒的授意下，陳金宣秘密派出人員，准備伺机暗殺武玉閣。 就在事態愈演愈烈的時候，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們重新獲得了希望。武玉閣17歲的女儿在堤岸遭到黑社會組織的綁架，作為con tin（肉票），贖金高達85万元南幣。 17歲的武氏娟是西貢改良戲劇團的演員，在乘坐汽車時被四個武裝匪徒強行架走。匪徒的目標顯然十分明确，在武氏娟被綁架的當天下午他們就把贖票送到《民主報》報館，限令武玉閣在5天內交納贖款。据當場的目擊者證明，綁架是由堤岸一個叫作天地會的黑社會組織所為。 武玉閣非常清楚，如果他在期限內不交納贖金，他的女儿將遭到什么樣的命運。他沒有報告警察局，盡管那筆高額贖金使他手足無措。 一個越南特工人員向中央情報局西貢站提供了這個消息之后，科奈恩中校立即布置西貢站所有美國与越南特工人員進行營救活動。為了使這次行動不致失敗。科奈恩中校一方面對警察局嚴格保密，另一方面准備了85万元南越幣，以防万一在5日內沒有結果便代武玉閣交納這筆贖金。 “無論如何要保證那個姑娘的安全！”科奈恩中校強調道。“假如行動沒有把握，就暫時不要暴露我們的目的，另外，一旦因此被警察方面發現，馬上改變成為一般收集情報的行動以避免他們的介入。” 即使是這樣，我們的工作進展還是异常緩慢。當時西貢正處于一個极度混亂的時期。原法軍改編部隊、親美的政府部隊、警察部隊、民間武裝游擊隊、各教派武裝及從北方撤下來的東京民兵等都各自為政地聚集在西貢——堤岸四周，甚至兩條街道之間也分成了不同的防區。這些給黑社會組織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條件。而事實上，在政府和軍隊中也有許多黑社會組織的成員。 4天過去了，我們還是沒有得到有關被綁架的那個姑娘的消息。看來，我們只有把贖金交給綁架者這一條路了。 然而，當我在一名越南特工人員的陪同下把85万元南越幣的贖金放到武玉閣的面前時，他竟然以一种鄙夷的態度把錢推到一邊。“我們素不相識。”他說：“我不能接受這筆錢。” “武玉閣先生，”我鄭重地對他說，“我們有确切的情報證明你無法付出這筆高額贖金。明天就是期限中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你能夠接受這個來自真誠朋友的幫助，使你的女儿早日脫离危險。” 听了我的話，武玉閣感到很惱火，他拍著桌子對我喊道：“你們是怎樣知道我女儿被綁架的事情？誰給了你們權力調查我的財產？如果你們真象你剛才說的那樣是‘真誠的朋友’，那么就讓告訴你們消息的那伙人把我的女儿放回來就行了！” 武玉閣是我進入越南以來遇到的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中的一個。他們對所有的外國人都具有一种戒備感，總認為來自外國的幫助存心不良。這种情緒表現得极為強烈的就是吳庭艷和胡電明兩個人，他們甚至無論何時都對他們的盟友加以防范，以致后來的領導人一直保持著排外的態度，直到最后他們的盟友与他們決裂。 我知道与武玉閣繼續談下去也不會取得什么結果，便同那名越南特工人員向他告辭，走出《民主報》報館。那個時候我們是非常狼狽的。在武玉閣強硬態度的感染下，所有在場的編輯和記者都嘲弄地望著我們，似乎我們就是綁架者派去的。 “你們不必這樣討好他們。”在返回駐地的路上，那個越南特工人員憤懣地說。“如果用這些錢的一半就去雇佣幫會組織，照片早就找回來了。” 我告訴他，我們正在幫助吳庭艷總理維護社會秩序，肅清那些武裝幫派組織，在這個時候雇佣黑社會成員去為我們做事顯然不是太适宜的；另外，黑社會成員的背景很复雜，其中一大部分已經被越共利用搞恐怖活動，雇佣他們弄不好反而可能把事情泄露出去。 那個越南特款式人員對我的話似乎很不滿意，他哼一一聲便不再說話了。后來我才得知，他自己就參加了一個名叫“青林幫”的黑社會組織，而那個幫派的頭目竟然是當時吳庭艷總理政府中的高級官員。 1956年5月9日下午，西貢警察在諾羅敦大街与黑社會武裝匪徒展開了槍戰，兩名警察和一名匪徒被打死，雙方還有許多人受傷。 那伙武裝匪徒是在索取贖金的時候，中了警察的埋伏。由于無法支會那樣一筆巨額的贖金，武玉閣終于把他女儿遭到綁架之事報告了警察局。他拿了一個裝著稿件的公文夾在諾羅敦大街會見了黑社會成員，要求在把錢交給他們之前先見到他的女儿。 一輛停在街口的白色冷藏車開了過來，透過半開的車門，看見了与匪徒坐在一起的女儿。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冒失的警察的槍走火了，匪徒們鑽進汽車逃跑。武玉閣拖住一個匪徒，搶過他的槍扔到遠處，但是他自己卻被匪徒打昏過去。最后那個匪徒被警察擊斃，可是冷藏車帶著武玉閣的女儿逃了。 這個事件使我們的營救計划全落空了。兩天以后的一個清晨，人們在武玉閣家門前發現了武氏娟的尸体。她的身上被匪徒用匕首戳了一百個以上的洞，顯然是處于瘋狂的報复欲而干的。從現場看，武氏娟是被殺害在她家的附近，因為盡管天亮前開始下起了雨，地上仍有很多血跡。 就在我們一籌莫展的時候，陳金宣主任打來了電話，通知我們那本照片冊已經找到了。 “龍夫人根本就沒有把照片冊交給武玉閣。”陳金宣告訴我們。“她在我們逮捕她之前就把照片藏到堤岸羅芝維爾工厂一個法籍工長的家里。在艾倫少校保釋她的希望破滅之后，她終于說出她情夫的名字。” 几天之后，《西貢晨報》刊登了武裝匪徒襲擊羅芝維爾工厂，將值班的法籍工長用自動步槍打死的報道。 一切都很快過去了，就象當時發生在西貢的許多正中下怀一樣，甚至沒有人還記得那件事。時隔不久，貝恩上尉也离開了越南，他被派到剛果去了。直到戰后我一直沒有再見過他，也沒有听到任何有關他的消息。 龍夫人沒有獲得釋放。1956年7月份，她被由順化市警察局轉送到嘉定監獄關押，后來又被轉送到距西貢以北三十三公里處土龍木省的富利集中營。她曾經給艾倫少校帶過兩次口信，要他設法為她求請赦免，但是艾倫少校的努力一直沒有獲得成功。當時掌握實權的政府顧問吳庭儒一向不愿美國人插手他的事務。“我不愿意听別人告訴我現在應該干什么了！”他毫不客气地對艾倫少校說，輕易地拒絕了他的請求。 1958年12月，從富利集中營傳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殺事件。据說在那里關押的六千多名政治犯遭到了毒殺，其中一千多人已經死亡。 大批的人們涌向土龍木省，要求到富利集中營探望和救治那些幸免的政治犯。在西貢，一邊几個星期，許多身穿喪服的婦女和儿童的游行隊伍走過街道，要求政府釋放她們的親屬，那情景十分凄慘。 艾倫少校去富利集中營探望龍夫人的請求被拒絕了。直到一個月以后，他才接到越南警察總署的通知說龍夫人因患瘧疾死亡，尸首已經被她的家屬領走。 盡管艾倫少校對這個謊言非常憤慨，但是最終也無可奈何。因為吳庭艷政府的所有官員都開始不理睬美國人的建議，認為他們要用自己的方法管理那個國家，而美國人根本不了解那個國家的情況。 毫無疑問，他們那种古老的獨裁統治已經不再适合于新從法蘭西政府殖民地擺脫出來的越南了，然而當那些頑固的官僚們懂得這個道理的時候為時已晚，最后終于失敗在北越共產党強大的攻勢之下。 ------------------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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