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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30日清晨，河內從悶熱的空气中醒來，成千輛自行車、公用轎車和低座腳踏机動車沿著街道行駛，還有更古老的法式有軌電車發出疲憊的聲音駛過各個路口，商店、机關和商場也陸續開門。 “我們現在已經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前越共上尉阮蓮這樣對西方記者說，臉上露出了微笑。 盡管一切仍然是几十年前的老樣子，但此時這個城市已經是整個越南，而不是半個越南的中心。自從南方的楊文明政府宣告無條件投降以后，完成那個經過二十年艱苦戰爭而獲得“統一”的越共政府又把鞏固它的政權的戰斗進行了十年，首先它公然与曾經盡全力支持它取得胜利的盟友中國關系惡化，赶走了三十万在那塊土地上居住了几代的中國僑民和華裔越南人，接著又開始清洗政府中的親華他分子和南方干部，開辟強迫性的“新經濟區”，在南方沒收私營企業，繼而出動越南軍隊与老撾軍隊一起進入柬埔寨，幫助韓桑林親越分子赶走了親華的“紅色高棉”，驅赶大批印度支那難民涌向東南亞各國，与中國軍隊在靠近邊境的地帶交戰，在泰柬邊境進行騷扰和入侵。 越共政府在短短的十年中所做的事情似乎太多了，使世界各國一次一次把目光集中在那個曾經同樣動蕩不定的地方。越共政府，作為繼中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之后的第五代統治者，象它的前任一樣不時地制造出一連串發出震動、令人不安的事情。 “1975年標志著這個國家真正的統一。”胡志明市（西貢）市長梅之壽在慶祝越共軍隊攻占西貢10周年的游行紀念活動中對外國記者說。 与河內同一時刻的胡志明市（西貢）榴彈炮聲轟鳴，軍樂隊奏起“在金星旗幟下”的進行曲，士兵和民兵，其中一些人扛著繳獲的美制M-16和M-1型步槍，走在蘇制T-54坦克車的后面，蘇制米-21型噴气式飛机呼嘯著掠過碧藍的天空；佩戴著与他們同樣瘦小的身材极不相稱的數十枚勳章的越戰老兵、摩托車兵和工人混在一起，簇擁著一幅前越共領導人胡志明手握啞鈴的巨幅畫像車，在畫像的下方寫著一句胡的激動人心的話：“大家都來早鍛煉！”在圍著藍色圍幕和紅娟的檢閱台前面，身穿各色彩色服裝的男女青年表演著优美的舞蹈。 龐大的游行隊伍從著名的動物園出發，途中經過市中心的“四月三十日大街”（前美國大使館曾設在此街），一直向“統一大廈”行進。 檢閱台上，有九年以上資齡的政治局委員們傲慢地揮著手，意得志滿地觀賞那拙劣的表演，并且不無欣喜地回憶起他們是如何從美國人手中奪走1500億美元和58022條生命的過程。 那天坐在檢閱台正中的是：越共政府主席長征，越共總書記黎筍和越共政府總理范文同。他們要极力表現越共大獲全胜之后的民族驕傲感，同時也要掩飾那個國家陷入的自相矛盾的荒謬狂妄的窘境——盡管它每年可以得到20億美元的蘇聯援助，但是越南始終處在极端的貧困之中。越共政府“新經濟政策”造成的一百万失業人員及由此而產生的吸毒、賣淫、乞討和流氓行為在這個被占領了十年之久的城市里日益蔓延到每一個角落，這似乎是對越共政府接管后的一种絕妙的嘲諷。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卻是，越共政府竟然毫無愧意地把它的官僚幫獨裁統治了十年造成的所有惡果都說成是那個早已經結束了的“戰爭創傷”，一塊似乎永遠也不能治愈的，永遠會幫助越共解脫困境的“創傷”。 實際上，越共政府在1975年至1985年的整整十年之中，并沒有制定過任何真正建設或恢复經濟的具体計划，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派系斗爭，鎮壓民主人士和极端獨裁，以及搜刮民財上。它的一個口號叫作“共渡艱難！”十年過去了，越來越多的越南人陷入了“艱難”的境地，而那個“艱難”似乎仍永無窮期。 轉嫁它對人民犯下罪行的方法使越共政府不斷地制造一個又一個事端，先是把南方人民送到變相的集中營和勞改場所的“新經濟區”去，要那些人在同區沒有任何工具的荒蕪的原始森林里“發展經濟”顯然是荒唐的，因為越共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溫和態度的市民和貧民，掩蓋其暴政所造成的极度貧困的事實。 但是，越共政府的那种殘酷手段不僅絲毫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不滿和反抗。許多人象從吳庭艷總統的“墾荒區”逃出來那樣，冒著生命危險從越共政府的各個“新經濟區”逃了出來。 對待一個它根本不關心，但是又時刻困扰著它的社會現象，越共政府一方面派兵入侵鄰國柬埔寨，一方面挑起它的前盟國中國的爭端，以此來轉移人民對它的強烈怨恨之情和世界輿論的視線。 作為對自詡“代表人民”卻又极度空虛的一种填補講，越共政府极力要保持它業已形成的超級軍事大國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万軍隊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規軍，另外還有沒有确切數字，但是規模相當大的民兵和其它變相的軍事組織，而且一直處于象瞄准麻雀那樣的高度戒備狀態。這項龐大的經費開支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越南人民在越南政府所謂“來自各國，尤其是來自北方和西南方面的威脅”的歪曲宣傳下并沒有意識到這一既卑鄙又拙劣的會倆。越共政府的几十万正規軍和十万以各种名義進入柬埔寨的越南人正在企圖征服頑強戰斗著的“紅色高棉”和其他反越的武裝力量；在北部長百公里左右的中越邊境，原集著六十五万精銳的正規部隊，不時從那里傳來局部的從槍戰到小規模交火的報道。 挑起民族之間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曾經成功地用來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今天它又非常成功地把廣大越南人民引向了兩個鄰國：柬埔寨和中國。 雖然中國的毛澤東曾經毫無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犧牲來援助北越進行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戰爭，越共政府還是很容易地利用歷史上中國皇帝對越南一千多年的控制煽動起与中國人的對立和恐懼；他們在短短的几年之內便把十二年來的“中國同志”變成了“戰爭賭徒”、“企圖控制越南的霸權主義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國是真正的、自古以來的敵人，一直想統治印度支那，尤其百越南，就象一千年前那樣，只有蘇聯人是朋友，真誠的社會主義朋友。” 1982年4月21日早晨，我和彼德·哈斯汀斯在一名越南譯員的陪同下通過三號公路前往距越中邊境僅三十公里的高平省會。經過跨越紅河的、法國人于1896年修建的隆平橋里，我們几乎等了將近一個小時。就是在這個地方，另共產党人曾經把源源不斷的食品、机器、武器、民用品等物資運進了越南，支持北越在美國的空襲轟炸中繼續作戰；而后，中國人又在1979年憤怒的報复之中把炮彈傾泄到了那里。 越南北方的景色是十分迷人的，梯田里种著水稻或早稻，田地里有土豆和其它的各种蔬菜，河流和溪水穿過越中邊境的石灰岩山巒流到了越南，當地的鄉民仍然穿著我在1954年見到過后那樣襤褸的衣服在進行耕作，似乎時鐘從那個時候就停止了一樣。 一位四十二歲的越南中校陪同我們，他十分嚴肅地告訴我們，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打仗以外什么事情也沒有做過，先是同法國人，然后同美國人和中國人。當我們笑著問他中國軍隊情況的時候，他仍然以不屑置疑地口吻說道：“打不過我們，從來也打不過我們。” “那么日本人呢？”彼德·哈斯汀斯問道。 “日本人也不行，他們根本打不過我們。”他說，摘下他的越共軍隊的軍帽，一頂鑲著紅星的軟木遮陽帽讓彼德戴上。我們評論起越南警察剛換上的、難看的蘇式軍帽和制服時，他說：“我們已經習慣了。” 五千人口的東恙是中國軍隊占領的最后一個小鎮，然后突然撤走了。我們沿著大路走去，見到竹林中那棟建筑依然完好無損地佇立在那里，其它的屋舍的牆壁上涂寫著一些反對中國的口號。高達1000英尺（304.9米——譯者注）的山頭上，有几座已經崩塌了的塔，遠處一座山峰上中國軍隊的雷達屏在不斷旋轉著。我用照相机對准那個山頭，然而越共中校以极快的速度擋住了鏡頭。“不准拍照！”他指著一塊牌子對我。 1979年2月17日，中國政府宣布要對槍殺中國軍人和邊民及侵略柬埔寨的越共政府進行“懲罰”，并派遣了二十万中國軍隊攻占了越南北方的許多城填。那次報复行動持續了一個月，沿著越中邊境向前推進了40公里，直到3月15日撤出。中國方面宣稱，在那次戰斗中越南傷亡人數為百万人，而中國軍人傷亡二万名。4月18日，越南和中國在河內進行了停戰會談，但是很快就是互不讓步的爭吵中擱淺了。此后，越南政府和中國政府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監督之下，在越中零號邊界進行了交換戰俘的工作，然而在場的新聞記者說：“那簡直是一次相互攻擊的示威。” 由于我和彼德·哈斯汀斯竭力奉承那名越共中校，聆听他的自述，并為他提供了一直被他斥責為“帝國主義”國家生活的紙煙和啤酒，他終于同意給我們半天自由采訪的時間，當然，他仍要象指示儿童一樣，對我們提出了几項具体的“要求”，并在我們一再許諾的情況下同那名越南譯員走進了附近的一家飯店。 如果說在那名越共中校和譯員的陪同下，每一個越南人給我們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答复，那么小鎮上的市民們對于兩個單獨行走的外國人則一直在用似乎發現了外星人那樣的惊奇的目光盯著我們。 “Lien so！”（蘇聯人）身穿襤褸服裝的越南孩子們用手指著我們喊道，他們的目光貪婪地望著我們手里拿的“太陽”（Asashi，日本生產——譯者注）啤酒。 我從包里拿出一桶可口可樂遞給一個小男孩。他接過去嘗了一下，馬上就不喝了，他不喜歡那种飲料的味道。那些孩子想走的，只是什么發光的小玩具罷了，一塊鐵皮，或者一條尼龍繩都會使他們欣喜若狂。 我們很快發現，盡管那些孩子一直在尾隨著我們，但如果我們向他們提出問題時，他們便顯得异常惶悚不安，瞪著眼睛一個字也不肯說。后來，有個膽子大一些的小男孩開始放松了警惕，告訴了我們許多關于他家里發生的事情，并糾正我的越語發音。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他的母親，一名二十多歲的少婦，突然出現了，想把他拉走，可他不愿意离開，他在母親的拉扯和哄騙中走出了人群，然后我們听到了耳光聲和那個小男孩的器聲，這使我們難堪地离去了，不再敢与那些儿童交談。 鎮里的人都對外國人有一种恐懼感，他們不愿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顯然，越共警察的影子無時不在威脅著他們，尤其是同外國人交談往往被怀疑是在泄露越共根本不存在的、而那些平民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決定再走遠一些，我和彼德·哈斯汀斯來到了小鎮外的一塊水稻田邊。在水稻田里，有一群戴著藍色頭巾的儂族婦女正在炎熱的烈日下忙著插秧苗。 “我們經常听到槍聲。”一位儂族老人對我們說。“所有的麻雀都嚇跑了。這也可以說是一件好事。” 他告訴我們，自從1977年以后，許多部隊來到了邊境附近。他村里的年輕人都參加了民兵，經常舉行各种軍事學習。村民們被告知說，中國將要發動侵略越南的戰爭，因此在山中和道路上布置了許多崗哨。我們問他個人對中國人有什么看法，他重复了越共政府宣傳机构那樣荒謬的話，說中國給予我們援助是一個陰謀，目的在于企圖控制越南，然而，他又補充說，戰爭年代他一家和村里的人都靠中國運來的糧食和布匹為生，因為村民們在美國飛机的轟炸之下根本不能种稻子。 那位老人說，越南警察從村里抓走了十四名同情中國僑民的人，“他們是作為‘越奸’而被其他村民告發的。”另外，他還講起中國對越南的“懲罰”戰爭。 “當時我們帶上口糧和財產躲到山里去了。”他回憶道，“四面都是激烈的槍炮的聲音，有的地方還起了火。后來，撤退的士兵換上衣服也同我們一起躲進森林，听說中國軍隊要消滅越南，已經把經過的村里的人們都殺光了。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懼，几個居住在村里的中國人也被殺死了。”他指著村庄的一面牆告訴我們：“逃跑的時候我看到牆上釘了兩張人皮，奶頭很大，是從被殺死的中國婦女身上剝下來的。在中國軍隊占領鎮子以后便開始進行搜查，抓走几名沒有逃走的居民，再也沒有放回來。他們沒有殺人，那是我們村里民兵干的，”他十分肯定地說。“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件事。” 我們問他是否見過中國軍人，他回答被俘的中國軍人很多，大約有50人左右，都關在山中一個軍事工事里，后來被押送到鎮里去了。他十分肯定地聲稱，他見過一個中國營長，頭發知蓬蓬的，而且會講越語。他悄悄告訴我們，村民還打死過一個中國俘虜。 “中國軍隊撤走以后，我們都回到了村里。”他說。“拖拉机和農具都被砸坏了，倉庫的糧食也沒有了，但是他們沒有燒掉我們的房子，民兵把被打死的兩具尸体擺在廣場上，召開大會，說所有沒有逃走的人都被中國軍隊抓去槍斃了。那天中午，民兵從村外拉著一頭水牛從山那邊走來，一名中國俘虜是個中國女人，很年輕，頭越鋼盔，衣服也被剝光了，乳房上用油漆寫著標語，臉上也涂了紅漆。民兵把那個女俘虜捆到村中的一棵大樹上，准備吃過午飯把她送到鎮上去，可是村民圍住那個女俘虜，用棍了打她；一個村民把螞蝗放在那個女俘虜的奶頭上，讓螞蝗鑽進去，然后再用竹板把螞蝗抽打出來。民兵吃過飯前來阻止，但是被他們的親屬拉走了，第二天早晨，我听說那名女俘虜已經被燒死了。 那個儂族老人的故事使我想起越戰年代許多熟悉的情景，然而在今天听來卻是那么陌生。占領日本的麥克阿瑟曾經說過：“亞洲人是不可能一下子把敵人變成戰俘看待的。敵人就永遠是敵人。”我深知這一點，尤其是越南人狂熱的勢利欲望導致過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1978年12月25日，越共政府在經過一年的充分准備之后，派出裝備著蘇制米格-19型戰斗机和L1-28型轟炸机与同柬埔寨交戰一年之久的老撾部隊對柬埔寨發起全面進攻，所有被俘的“紅色高棉”人員和平民全部遭到血腥的屠殺。1979年1月7日，越南軍隊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邊，槍殺每一個見到的行人。 《曼谷郵報》刊登一名泰僑目睹金邊時的情況說：“到處是槍聲和炮聲，蘇制T-54型坦克在街上碾死了許多奔逃的市民。下午，行上已經空無一個，越軍開始進入居民區進行屠殺，人們的慘叫聲響成一片。傍晚時分，越軍闖入我居住的住宅對面的樓房，促出一個名叫塞萊的十六歲姑娘，二十多名越軍在樓外的街上輪奸她，最后把那個已經昏迷不醒的姑娘拖到一輛開過來的坦克車里拉走了。” 金邊陷落的前几天，西哈努克親王逃走了，而后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會議上揭露了越共政府的侵略行為，同時，他也辭去了波爾布特政權代表的職務，因為他認為波爾布特城執政的三年中推行的掠奪私有財產、取消貨幣而只給口糧、關閉所有的學校和屠殺柬埔寨人的行徑沾污了那個國家。 越南外交部長阮基石在越共軍隊侵占柬埔寨六外之后對《時代周刊》記者說：“我們要求清算波爾布特的罪行。中國必須停止對它的援助，泰國也要不再提供避難所，這樣我們才能逐漸從柬埔寨撤走軍隊。我們不是非要處死波爾布特，他可以跑到中國或者曼谷，或者呆在思板多監獄里去，這很公平。或許他能象阮高其（前南越副總統）那樣開設一個酒吧間。” 實際上，阮高其在一九八五年破產之前，在加利弗尼亞州開設的是几個酒店。 波爾布特政權之所以處在這樣一個為難的境地，是由于在它執政的三年里采取的极端措施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并給越南支持韓桑林政權提供了借口。然而無論怎樣，民主柬埔寨在歷次聯合國大會一直具有合法的席位，國際社會不斷地通過要求越南立即無條件地從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軍隊；与此同時，“紅色高棉”也采取了一些与之相适應的步驟，各方面都厭惡的波爾布特不再公開地露面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波爾布特時期受到排擠的半貴族革命者喬森潘。 喬森潘出生于靠近越南邊境的大米聚集地柴楨省的一個高級職員家庭，早年留學法國，并獲得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后擔任金邊《觀察家報》主編。因此無論在西方或共產党中國看來，他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人物，至少比波爾布特顯得開明和中立。 在各方面的調解之下，喬森潘与西哈努克親王、宋雙于1983年6月22日建立了聯合政府，這樣反對越南的軍事力量得到了國際社會各方面的支持。 盡管越共政府舉行了慶祝攻陷西貢、占領柬埔寨等“成功”的節日慶祝活動，但同時也使人聯想到那是一個付出了极大代价而獲得的胜利。為了再一次向全世界顯示其大捷，對外國人又恨又怕的越共政府在1983年卻允許全部二百五十三名旅游者入境，并且還接待了四百名外國記者和技術專家，其中大部分是美國人。許多觀察家認為，河內之所以如此樂于接納新聞記者，突出地反映了它要与華盛頓恢复關系的強烈愿望。然而，就越共政府所作出的全部努力而言，它的和平攻勢卻顯得那么沒有基礎，甚至非常荒唐幼稚。 毋庸諱言，這种矛盾的的心理似乎成為越共政府在慶祝攻陷西貢舉行的活動的主調。游行隊伍開始行進之前胡志明市的党委書記阮文岭站起身慶賀越南“為人類的崇高理想而戰斗在斗爭的最前線”的地位，并把其“打倒全球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的戰略”上的胜利大肆吹捧一番。然而即便是阮文岭也不能不查覺到，整個越南正被衰敗的征兆所包圍：胡志明市這個擁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到處都是殘垣斷壁，水電的供應极為不足，近一百万失業人口和掃蕩不清的賣淫、吸毒、乞討及流氓行為枚不胜數，官員的腐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普遍并引起多數人的不滿。 “十年過去了，”阮文岭抱怨說，“反動、腐朽的新殖民主義已經不知道蹋了多少青年人，留給我們的是尖銳而又持久的危机。” 今天的胡志明市仍然保留著舊西貢的丰富財產，如同一位褪了姿色的太太但還有珠寶可賣。三輪車夫們為西方游客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年輕漂亮的姑娘”，街道兩旁的中間商相競以高于官价几倍（100:1）的比率購買美元；沿著阮惠大街的黑市交易場所，身穿緊身襯衫和有圖案的工裝衣褲，帶著時髦太陽鏡的年輕人把最新的彩色電視机和立体聲音響設備塞滿了一個個的貨攤。 戰爭歲月里的情景始終縈繞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在离昔日的自由大街（如今改名為榮瑰大街）不遠，有一位五十二歲的老婦人開著一家冷飲店。戰爭時期，人們曾經把這里當作娛樂場所。回憶起往事，老婦人不覺笑了，那時她有自己的酒吧，常和美國朋友在柜台上玩紙牌。現在她只能靠以前美國朋友送給她的東西沿街叫賣勉強維持生計，她僅有的一點積蓄都在三次赴美的嘗試和失敗中丟掉了。盡管如此，她仍然不無渴望地說：“如果我能積攢到一點錢，也許我還要再試一次。” 有關這种生活水平今不如昔的話題，在越南到處都能听得到，凡是有記憶的人都有著切身的体會。從美秋到檳知的渡口上，一位四十多歲身材瘦小的男人對《時代周刊》攝影部主任哈爾斯泰講述了他作為前政府軍人在美國新墨西哥受訓的情況。現在，他在一個農場工作，挖溝渠，种水稻，他的生活是否有所好轉呢？ “我認為現在比以前好了。”他說，眼光有些神經質地向西面看了看，然后又低聲說：“每個人都是這樣貧困。我知道前一個政權并不好，但現在也沒有指望。” 前南越陸軍少將阮有幸是一名富有才干的副總參謀長，當時傳聞他配合越共策動了軍隊的暴亂。然而他對西方記者重复談論著物品匱乏的現狀和北方人對他們的排斥。“即使原解放陣線的領導人也不再受到重用，許多南方干部遭到清洗。胡志明的朋友黃文歡逃往中國，以至原解放陣線主席阮有壽和總書記黃晉發也被指責。”他指著天花板上破舊的電扇。“每天都要停電，即使有電的時候也達不到規定的電壓，所以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室內悶熱得透不過气來。” 前政府的軍政官員被送到志和監獄的位于西貢附近的”再教育營“去接受改造，較低級的人員則被送到更遠的地方去。越共地方官員安排西方記者參觀了胡志明市以北約五十公里處的K-4號“再教育營”。那里藕塘荷花，園圃宜人，似乎是一個療養地。然而不久，西方記者便在入口處發現了一塊牌子：“門票每人五盾，十歲以下儿童免費。”當記者問K-4號是否越共政府的模范“再教育營”時，而是一個由犯人修建的，為游客療養的地方。 （此段末原文如此，可能缺漏——South Guo注） 1988的越歷春節，越共政府釋放了一千零十四名前高級政府官員，所以到目前為止，据河內報道，僅僅只有一百五十九人仍在押，而不久也將獲得釋放。 對社會制度的篤信信仰是越共政府要求每一個人無條件服從于它的統治，任何不滿的情緒都可以引出被送進監獄以至殺身之禍。雖然這种嚴厲的措施使大多數人采取了沉默的態度，南方人過去經常參与的游行活動也消聲匿跡了。但是人們對越共政府的滿情緒隨處可見，即使那些從新制度中獲得好處的得益者也并不一致。在越南軍隊中，大多數年輕軍官也對越共的虛偽而刻板的政策感到強烈不滿。“我不得不在任何時候都保持一种難以忍受的嚴肅態度。”一名年輕的軍官說。“我必須尊敬老人，不能去談情說愛。得不到值錢的東西，還要做出我根本不在乎的樣子來。” 檳知省的村民經常談到美國飛机噴洒的落葉劑。那种藥劑使他們提供主要經濟來源的椰樹全部枯萎了。前越共干部四十九歲的武文景的儿子已經十七歲了，但看上去只有兩歲的樣子，据說他是由于dioxin中毒而使發育受到了抑制。在胡志明市的自由婦女醫院，阮氏玉醫生說，雖然尚沒有最后的定論，但赤身暴露在落葉劑中的婦女所導致的嬰儿的死亡數字与那些著衣者是一樣多的，并伴有明顯的后遺症。 戰爭的惡魔仍然在每一個角落里游蕩，十年的時光并沒有使它在越南人，尤其是在越南南方人們心中淡漠下去。檳知的一條河上，儿童們在沉了一半的美國巡邏艇的船頭釣魚，甲板上的炮筒象是躲進了洗衣店；昔日繁華的頭頓海灘也變得宁靜下來，空曠的沙灘上躺著寥寥几個晒日光浴的蘇聯和波蘭的旅游者，而在不遠處已經倒塌的前美軍兵營里玩耍的孩子們和賣小吃的越戰混血儿提醒著每一個人那里發生過的事情。 也許有一天人們終會忘掉那場戰爭的，但是現在還沒有，因為那里的人民還比較現在和從前的越南；或許他們真的會認為這個制度确實比以前好，或者根本与以前沒有什么兩樣。那么，今后的越南將是什么樣子呢？這是很難預料的。 然而，我只希望它的再一次變革不會象以前那樣殘酷得令人沮喪。 ------------------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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