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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种相互矛盾的性格在彼得身上兼而有之：急躁和冷靜；揮金如土和錙銖必較；殘忍成性与慈悲為怀；既好吹毛求疵，又能事事遷就；既粗暴生硬，同時又溫存体貼；既小心謹慎，又莽撞輕率。彼得就是憑借這种獨特的性格來處理國務、外交和軍事活動的。 盡管彼得的秉性奇奇怪怪，异于常人，但他仍不失為一個本質十分純正的人。沙皇深信，為國操勞是他生活的主要目的。這個主導思想貫串于他全部活動之中。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中，表面上看來是不協調的，有些甚至是矛盾的現象，卻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完整性。 彼得認為，他勤政的開端，不是在1682年他即位那年，也不是在1689年，罷黜索菲婭公主的攝政那年，更不是1696年他曾經在形式上与之共同執政的皇兄伊凡去世那年，而是在他個人全面參与國務的時候。 在日常活動中，彼得常常一身兼二任焉。在沙皇以炮手、船長、團長、造船工匠身份“服務”時，他以名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普通人自居。當他晉升為海軍少將以及后來又晉升到海軍中將這一級時，他要求別人不要拿他當皇帝，而要把他當成正式領有海軍軍銜的人，稱他為“海軍少將先生”“海軍中將先生”。 沙皇不論是造船只，攻堡壘，還是長途跋涉去參加某項工作的時候，都是全力以赴、盡心盡力，与其說這是為了作貢獻，倒毋宁說是以身作則。沙皇這類活動具有教誨示范的性質。 据波得的一位同代人回憶道：一次他同另外一些人在國外學習海軍歸國后在沙皇面前應試。“早晨八時，皇帝坐著一輛單軸雙輪馬車來了，從我們身旁走過時說道：‘小伙子們，你們好。’過不多久，放我們去參加一次盛大舞會，海軍上將（即陛下本人）命令茲馬耶維奇考問我們的航海學知識，而且問得十分詳細。后來，輪到我時，皇上走到我的身旁，不讓茲馬耶維奇出題，親自問道：‘你都學會了嗎，為什么要派你出國去？’我稟告道：‘回報圣上，小的盡一切可能勤奮學習，但小的不敢夸口說全部都學會了，在您面前，小的是一個不夠格的奴才，所以，象在上帝面前一樣，奴才懇請您開圣恩。’我說著就跪了下去，可是皇上伸出右手手掌讓我親吻，說道 “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這些都是為了給你們示范，好使我哪怕在垂暮之年，也能看到你們成為我的合格的助手和祖國的公仆。” 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最了解彼得的為人，他收集了一些与彼得的軍事和國務活動有關的事實材料，總括為以下兩句話所包含的意思：“做戰士要做偉大的沙皇的戰士，當沙皇也要當偉大戰士的沙皇。” 彼得表面上的民主作風，并不能使人們對他的政權的實質產生誤解。就是彼得本人也從未想過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沙皇。他深知，在他的國家里有“人上人”和“人下人”兩個階層。二者中間有一條鴻溝不得逾越：前者治人，后者治于人。彼得的方針是加強統治階層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切場合里彼得都是一位專制君主，不管是擔任造船工匠也罷，化名充當使團成員也罷，在波爾塔瓦戰役率領諾夫哥羅德團的一個營沖鋒陷陣也罷，下令焚燒“強盜”布拉文一伙占据的城池也罷，呼朋引類、酒酣耳熱之際也罷，或是參加伊万·維克申炮兵連普通一兵接受洗禮的儀式上也罷，（當時他自己慷慨解囊，以普通人的身份贈送三十盧布的禮品）莫不如此。 但彼得有時還是有意強調他的兩种完全不同的身份，例如，每逢軍艦下水時，他對上級長官都有意表示尊敬。 一次，他以作為一名外科醫生的個人身份，去參加他的一位女病人的葬禮。患者得的是水腫，醫生們想盡了一切辦法用外科手術為她治療，都無濟干事。彼得接手治療這名病人，順利地給病人放了水，他當時很得意，因為專職外科醫生放出的只是血，但畢竟回生乏術，患者還是很快就死了。 他還曾以個人身份參加過一個四歲嬰儿的葬禮。孩子的父親是一位英國商人，將幼儿葬禮辦得十分排場，似乎死者是什么名人或有功之臣。吊客隊伍很長，大家徒步走到墓地。送殯的人當中也有彼得，只因為他當過死者的教父。 彼得自奉甚儉，但是給后妃購置衣服和修建官殿，他卻揮金如土。就這個問題沙皇与費多爾·馬特維耶維奇·阿普拉克辛之間曾有過一次有趣的談話。阿普拉克辛說，沙皇送給教親、產婦和其他人的禮物過于寒傖，“連我們這些人臉上都沒有光彩”。彼得反駁阿普拉克辛的話說： “我這樣做決不是舍不得几個錢，而是因為第一，我認為，減少陋習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減少需要，我應該在這個方面為我的臣民帶個好樣；第二，理智要求我量入為出，我的收入比你們少啊。” “圣上的收入有几百万。”阿普拉克辛反駁說。 “我個人的收入，只有我在陸、海軍中按職銜支取的薪水，這些錢，我要買衣服，還有其他開銷，還要送禮。” 這樣，彼得·米哈伊洛夫承擔起了個人應盡的義務，以身作則以供臣民效法。有關彼得的另外一种品質，我們可以從一些標准法令中窺見一斑。《軍事條令》曉諭臣民：“皇帝陛下為一國之尊，圣上所作所為無須對世上任何人負責，圣上掌有權勢，一如基督上帝，按己意与良知治理國家与社稷。”在另一項法令里，這种思想表達得更是言簡意賅：“君權乃神授之專制政權。”沙皇彼得是一位專制君主，是權力無邊的統治者，他按照自己的“良知”統治著一個大國的臣民。專制君主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任務，正如他本人所說，是為達到臣民共享國泰民安這一最終目的而發號施令。 “國泰民安”的思想，是1702年彼得在號召外國人來俄國工作的一份上諭中最初提出來的。雖然這份上諭是就個別問題寫成而且是供外國人閱讀的，但仍不失為一份具有綱領意義的文件。彼得設想的治國方式是“俾使吾國每一忠實臣民均能知曉其在個人福利与國家昌盛方面所應有之一致愿望為何”。事隔二十年，彼得使這种思想更明朗了：“應為上帝所賜恩典与眾人幸福而努力工作，以減輕人民之負擔。” “國泰民安”這一概念的真正含義是發展貿易，手工業和工厂工業，遵守法紀，根除稅收和征兵工作中的“流弊和重負”，保衛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在沙皇彼得在位年代，俄國的居民分成兩個等級，即納稅階層和特權階層，二者涇渭分明。納稅階層包括農民和市民，特權階層包括貴族和僧侶。各階層的“安居樂業”生活迥异，由于各自社會地位的不平等而具有不同的內涵，其間有著霄壤之別。 那時，封建社會的階層結构仍沿襲祖制，但各個階層所負義務卻有所改變。一言以蔽之，就是向國家提供的徭役名目繁多，有增無已。它涉及到所有的階層，享有特權的貴旅階層也不能幸免。當然，其對農民、商人、貴族和僧侶的命運的影響是各不相同的。 在各階層中，農民階級忝居人下人。舉凡軍費開支，工業投資，要塞營造和城市建設，國家机關的供養，所有這些沉重的負擔首先落到農民肩上。現在除去原有的捐稅和徭役之外，給他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負擔：義務兵役，修路造橋，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船只稅、龍騎兵稅、軍需品稅、馬鞍稅与馬軛稅等等）。最讓他們受不了的是運輸徭役——用大車把輜重和新兵運到戰場；還有駐軍徭役——不僅要管新兵住，還要供他們吃。 “國家”的利益要求兼顧農業，不使它因耕者的徭役過重而瀕于崩潰。彼得之所以起草《愛護耕者令》正是基于這樣一种思想；這道上諭說，耕者“為一國之命脈，國家靠耕者維持生机一如動脈（即大血管）之滋養人体。故對耕者需加愛護，不令其負擔過重，使其免于受責或破產，凡我官員，尤應善待之”。在這道上諭里，農民首先被目為老實的納稅人和新兵的供養者。如果農民因不堪苛捐雜稅的重荷而傾家蕩產，他們就無力履行這几項主要義務，因而也不再成其為維持國家生机的命脈。 在另一道牽涉到農民的詔令里，也体現了彼得的上述思想。例如，彼得曾責成地方官查清，究竟有哪些地主由于向農民攤派過重致使土地荒蕪。如遇此种情況發生，應向樞密院報告，由樞密院把這些領地撥給其他人——破產地主的親戚經營。 沙皇之所以一再頒布詔令追尋逃亡農民，并把他們歸還原領主，歸根結底并不是為了維護個別地主的利益，而是為了維護國家即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農民的出逃是他們的一种反抗形式。政府要求留在原地的農民納稅和服兵役，還要代替逃亡農民負擔一份。結果，欠稅增加，欠征的兵員額也增加了。因此，政府對逃亡農民絕不手軟。 由此可見，所謂“天下大同”對農民來說，只不過是維持他們有為貴族官僚國家提供全部繁重徭役的能力。國家法律所要達到的也無非如此：對農民予以一定的“保護”，使其免遭破產地主的迫害和地方當局的魚肉。迄今所知只有一份詔令是為了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但即使這個詔令也只具有建議的性質。沙皇呼吁那些由于把農民的孩子“象牲口似地”賣掉，而造成“哀鴻遍野”的小地主貴族應捫心自問。彼得指示“禁止買賣人口”，但卻附有一個保留條件：“……設若無法完全禁止，則在确有此需要之情況下，只可將全家或同姓人一起出賣，不得將人口單獨售出。” “天下大同”的內容，對城市居民來說，其含義又稍有差別。同農民一樣，市民也是納稅人和兵源的補充著，但除此之外，市民還以商業稅和手工業稅款形式保證國庫的補充收入。所以，彼得對商業發展和商人利益的關心是由來已久的。 由此可見、市民的“天下大同”同貴族國家的利益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商品周轉越快，工厂企業的規模越大，工商業家的生活就過得越好。而商人越富，他們投資的領域越多，給國家帶來的收入也就愈丰。 歸根結底，市民的“幸福”，取決于他們的收入有多大一部分為國家所提取。 事實證明，市民要“安居樂業”而國家要花錢（打仗、建設海軍修建城市和要塞無一不要錢），這二者之間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在這种情況下，工商業者的“利益”就成了國家的犧牲品。在十八世紀初的近二十年中，國家征收的种种苛捐雜稅和加在人民頭上的徭役，使許多商人破了產。只是在彼得死前六、七年里，他才恩賜工業家以多种重要的优惠和特權，其中包括給予大企業主免稅經營其產品和工厂購買農奴作為勞動力的權利，從而促進了工業的發展。此外，還免除了工厂主對軍隊承擔的徭役和運輸徭役。當然，這种优惠只限于居民中一小部分人享用。對其他市民來說，“安居樂業”就是履行義務，維護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至上的思想也滲透到修道院，從而使靜修人士的整個生活方式發生了急劇變化。修士們飽食終日的生活和宏偉華麗的教堂，無不是由修道院農奴的勞動提供的。修道院的領地從來就是國家和地主垂涎的一塊肥肉，五根不清淨的修士，常受到嚴厲的訓誡。但是對待他們的制裁并不嚴厲，充其量不讓修道院擴大地產和免于披露修道士不守清規的惡行而已，彼得也強迫下層僧侶為國家利益服務。只要對比一下兩份相隔達二十五年之久的署名沼令，就可以看出彼得對修道院憎團的生活條件的堅定態度。在1701年的一份詔令里，他提出修士應遵從古制；自食其力，營集体生活，并以雙手勞動所獲供養為數眾多之乞丐。他批評時下的修道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生活奢侈”。在1724年的詔令里，彼得指出多數修道士營寄生生活，游手好閒，俗念未斷，而在出家之前，他們是“三重身份的納貢者：向家庭、國家和地主納貢”。 起初，不許修道院購買和交換土地，后來又褫奪了它們有支配自己領地收入的權利。分配給修道士的口糧极其微薄，不論大主教還是普通修士都同等對待，此外他們不得在淨室內設文房四寶。規定男女修士均應當有一技之長，如做木工、畫圣像、紡紗、刺繡、編織花邊以及從事其他“不妨礙出家生活”的技藝。在修道院實現的主要的革新項目是：各修道院有義務用本身收入贍養老弱病殘的士兵和軍官并向學校提供經費。在推行這些革新時，彼得評論說：“我們的修道士養得太肥了。通向天堂大門的途徑是：虔誠、茹素和祈禱。我要用面包和水而不是用鱘魚和美酒為他們掃清去天堂的路。” 在彼得時代，貴族不能再在庄園中過養尊處优的生活了，他們要在陸軍和艦隊里服役，在戰場上出生人死，同瑞典國王訓練有素的軍隊打仗。貴族不得不穿上軍官制服，在營房和辦公室里忙于公務，他們把這种當差視為能使他們傾家蕩產的沉重負擔，因為當了這种差，他們的庄園產業就無人照顧了。 許多貴族千方百計逃避這种勤務，就象逃避彼得所規定的另一种義務——學習一樣。 彼得興辦的一些學校很象兵營，學生們則象新兵。普通學校和培養高級專家的學院，都強迫貴族子弟去入學就讀。當時有人說，“在偌大一個俄羅斯，哪個名門望族都必須承擔將八至十八歲的子弟或其他親屬送到海軍學院去就讀的義務。” 大批貴族子弟曾被送到國外去留學。起初這些青年人主要是學習航海、造船和軍事，后來他們開始學習建筑、繪畫、園林建筑和東方語言等。沙皇對勤奮好學、成績优良的留學生大力褒獎、1716年 4月，彼得接見了准備去意大利深造的一批畫家。為此事他還寫信給在但澤的葉卡捷琳娜打招呼說：“吾已晤見貝克列米舍夫与畫家伊万。俟其抵達你處時，可請求國王命該畫家為其下屬畫像”，沙皇在信的末尾還提上一筆：“務令人人知曉，我國民間亦有优秀之藝術大師。”沙皇信上提到的“畫家伊万”即指神甫之子伊万·尼基丁，一位天才的肖像畫家，在前往意大利留學之前，在繪事上就已脫穎而出了。 在國內興學辦教育，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這樣一來，俄國人就逐年充實軍事和非軍事專家的隊伍，一反過去完全依靠從由外聘請專門人才的老例。此外各類學校的學生入學總數，就當時的規模而言，還是很可觀的。航海學校的編制規定，該校要培養五百名學生。這一定額在1705年已經達到。海軍學院有三百人入學，在工程學校就讀的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此外還有數十人在專門醫科學校學醫。在烏拉爾，工人子弟在礦業學校里學習礦業知識。 學校网的建立首先使軍官團擺脫了對外國人的依賴。早在遠征普魯特之后，彼得就命令二百多名外籍將軍和軍官退役。各軍團中外籍軍官的數目，已經不超過全部軍官人數的三分之一。三年以后，對外籍軍官舉行了一次甄別考試，凡考試不及格的，通通都被解雇了。結果，在二十年代，軍官團的十分之九都是俄國本國人。 貴族們為了要逃避學習尤其是逃避服役，挖空心思想了各种辦法，但彼得也專能治他們，發明了各种懲罰這類貴族的手段。 1714年頒布的一批詔令，取代了對個別貴族和貴族集團的一次性懲罰措施。照彼得的想法，這些詔令應該能使統治階層的社會面貌發生根本變化。 為什么要挨個抓回那些逃之夭夭的貴族呢？彼得曾經琢磨過這個問題。他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為這批人創造一些條件，使他們能安心安意地在營房和机關里供職。這樣，要刺激貴族對服役發生興趣就只能依靠頒布《長子繼承令》一途了。這可能是彼得在這個問題上的第一道詔令，詔令頒發之前沙皇曾對其他國家貴族的財產繼承制度作了研究。 詔令規定，貴族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為此日的，制定了將全部不動產單傳給一個儿子的繼承制度。其余的儿子，由于不能繼承產業，因而也沒有生活資料，自應“通過服公務、學習、經商等去謀生”。 此外還補充制訂了一些其他條款以充實《長子繼承令》的內容。條款之一是禁止沒有學會算術和几何學的貴族子弟娶妻。另一條是不得將未在近衛軍中當過列兵的貴族晉升為軍官。再一個條款是，在軍隊中服役滿七年或做文職工作滿十年，或者經營商業滿十五年者方可以置辦地產。否則即便“到死”也不得購置田產。 彼得認為只有每一個臣民都無條件地完成他所承擔的義務之后，才可望實現國泰民安這個理想。只有到那時，工商業才能繁榮，人民才能奉公守法，賦稅和徭役才能減輕。 包括彼得在內，當時力主“天下大同”的理論家們，是把當時社會中不平等現象作為出發點的。這种不平等和對天下大同田園詩般的理解，是格格不入的。 農民為國家服務，就理應耕种土地，繳納捐稅，提供新兵，并為地主負擔徭役。貴族為國家服務雖然也受累，但畢竟還能額外得到一些好處：除了從農民那里得到的勞役租和代役租之外，還能享用由國家付給的現金俸祿。國家預算的收入部分，大都來自農民和城市手工業者繳納的稅款。 在這种情況下，所謂“天下大同”左不過是一种海市蜃樓。真正能叨光的只有貴族和巨商之類的人。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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