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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白河偷渡

  動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計划,我必須在這天傍晚,瞞過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靜園的大門。我為這件事臨時很費了一番腦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門,索性把汽車從車房門開出去。我命令最親近的隨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開車房門,他說車房門久未使用,門外已經被廣告招貼糊住了。后來還是祁繼忠想出了個辦法,這就是把我藏進一輛跑車(即只有雙座的一种敞篷車)的后箱里,然后從隨侍里面挑了一個勉強會開車的,充當臨時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邊,押著這輛“空車”,把我載出了靜園。
  在离靜園大門不遠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輛汽車上等著,一看見我的汽車出了大門,他的車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時正是天津騷亂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鄰近的中國管區一帶整日戒嚴。這次騷亂和戒嚴,究竟是有意的布置還是偶合,我不能斷定,總之給我的出奔造成了极為順利的環境。在任何中國人的車輛不得通行的情況下,我這輛汽車走到每個路口的鐵絲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攔時,經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過。所以雖然祁繼忠找來的這個二把刀司机技術實在糟糕(一出靜園大門車就撞在電線杆子上,我的腦袋給箱蓋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還把我顛撞得十分難受),但是總算順利地開到了預定的地點——敷島料理店。
  汽車停下之后,祁繼忠把開車的人支到一邊,吉田過來打開了車箱,扶我出來,一同進了敷島料理店。早等候在這里的日本軍官,叫真方勳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軍大衣和軍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后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軍司令部的軍車。這部車在白河岸上暢行無阻,一直開到一個碼頭。車子停下來之后,吉田和真方勳扶我下了車。我很快就看出來,這不是日租界,不覺有點發慌。吉田低聲安慰我說:“不要緊,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勳二人的夾扶下,快步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沒有燈光的汽船出現在眼前。我走進船艙,看見了鄭孝胥父子倆如約候在里面,心里才穩定下來。坐在這里的還有三個日本人,一個是上角利一,一個是從前在升允手下做過事的日本浪人工藤鐵三郎,還有一個叫大谷的,現在忘了他的來歷。我見到了船長西長次郎,知道了船上還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個名叫諏訪績的軍曹帶領著,擔任護送之責。這條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軍司令部運輸部的。為了這次特殊的“運輸”任務,船上堆了沙袋和鋼板。過了二十年之后,我從日本的《文藝春秋》雜志上看到了工藤寫的一篇回憶錄。据他說當時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備万一被中國軍隊發現,無法脫逃的時候,日本軍人就放火燒,讓我們這几個人證与船同歸于盡。那時我的座位距离汽油桶大概不會超過三米遠,我還認為离著“幸福”是越來越近了呢!
  吉田和真方勳大尉离開了汽船,汽船离了碼頭。電燈亮了,我隔窗眺望著河中的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過几次,在東北海軍畢庶澄的炮艦上和日本的驅逐艦上,我曾產生過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來奔向海洋彼岸,尋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這條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興得想找些話來說說。
  可是我高興得未免太早,鄭垂告訴我:“外國租界過去了,前邊就是中國人的勢力。軍糧城那邊,可有中國軍隊守著哩!”
  听了這話,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看鄭氏父子和那几個日本人,全都板著臉,一語不發。大家在沉默中過了兩個小時,突然間從岸上傳來一聲吆喝:“停——船!”
  像神經一下子被切斷了似的,我几乎癱在地上。艙里的几個日本兵忽嚕忽嚕地上了甲板,甲板上傳來低聲的口令和零亂的腳步聲。我探頭到窗外,看見每個沙包后都有人伏著,端槍做出准備射擊的姿勢。這時我覺出船的行速在下降,航向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電燈全熄了,岸上響起了槍聲,几乎是同時,机器聲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覺一歪,像跳起來似地掠岸而過,岸上的喊聲,槍聲,漸漸遠了。原來日本人早准備好了這一手,先裝作听命的樣子,然后乘岸上不備,一溜煙逃過去了。
  過了一會,燈光亮起來,艙里又有了活气。半夜時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著商輪“淡路九”出口外接我們的時候,日本兵拿出了醬湯、咸白菜和日本酒。鄭孝胥活躍起來了,高談其同文同种的謬論,把這一場惊險經歷描繪成“英雄事業”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詩興大發,即興吟了一首詩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試共論;
    人定胜天非浪語,相看應在不多言。
  因為這天晚上吃了大米和大麥合制的日本飯,鄭孝胥后來刻了兩個圖章給我,一個是“不忘在莒”,一個是“滹沱麥飯”。前者是借魯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別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這一晚;后者是借劉秀敗走滹沱河,大樹將軍馮异為他烤衣服、做麥飯充饑的故事。鄭孝胥把我比做劉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樹將軍了。
  鄭孝胥這天晚上的高興,除了由于他成了一個胜利者外,大概還有另一層不便說出的原因,這就是他從日本軍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們的一致。在我會見土肥原后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記上寫道:
    大七(即鄭垂)至日本領事館,后藤言:土肥原謂此來即為迎上赴奉
  天,領事館可佯為不知。
  二次大戰后被發現的日本外務省的檔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幣原給天津桑島總領事的一封密電稿,說明了白河偷渡的戲劇性:
    關于擁戴宣統帝的運動。認為如果過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對內、外的
  關系反會不好。曾把這种意見在外務方面協議過,外務方面雖然也同意,
  但關于滿洲目前的局勢,各方面都有擁戴皇帝的運動,因此,對于帝國國
  策的執行上,難保不受到連累。同時,皇帝身邊的保護也屬必要,所以做
  了相當的警備。再外務方面也表示,現在滿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穩,東
  三省的民眾總的意志,也想擁戴皇帝。如果對于國策的執行沒有妨礙,听
  其自然也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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