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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我好像一個精确靈敏的電動机，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 這個高顴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島人，從一九三五年起來到我身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蘇軍俘虜時止，始終沒有离開過我。十年間，他由一名陸軍中住，步步高升到陸軍中將。他有兩個身分，一個是關東軍高級參謀，另一個是“滿洲國帝室御用挂”。后者是日本的名稱，据說意思好像是“內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書”，究竟應當譯成什么合适，我看這并沒有什么關系，因為它的字面含意無論是什么，都不能說明吉岡的實際職能。他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線。關東軍的每一個意思，都是通過這根電線傳達給我的。我出巡、接見賓客、行禮、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的指揮下行事。我能見什么人，不能見什么人，見了說什么話，以及我出席什么會，會上講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說的話，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國話寫在紙條上的。 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要偽滿出糧、出人、出物資，我便命令張景惠在一次“省長會議”上，按吉岡的紙條“訓勉”省長們“勤勞奉仕，支持圣戰”。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兵力不足，要偽滿軍隊接替一部分中國戰場上的任務，我便在軍管區司令官宴會上，按紙條表示了“与日本共生共死，一心一德，斷乎粉碎英美勢力”的決心。 此外，日本在關內每攻占一個較大的城市，吉岡必在報告了戰果之后，讓我隨他一同起立，朝戰場方向鞠躬，為戰死的日軍官兵致默哀。經他几次訓練，到武漢陷落時我就再用不著他提醒，等他一報告完戰果我就自動起立，鞠躬靜默。 隨著“成績”不斷進步，他也不斷給我加添功課。例如這次武漢陷落，他又指示我給攻占武漢的大劊子手岡村宁次寫親筆祝詞，贊頌他的武功，并指示我給日本天皇去賀電。 后來修建了“建國神廟”，我每月去那里為日本軍隊禱告胜利，也是在這“電線”的授意下進行的。 在“七七”事變前，我的私事家事，關東軍還不多過問，可是事變后，情形不同了。 “七七”事變前，我在關內的家族照例每年要來一些人，為我祝壽，平時也不兔來來往往。“七七”事變后，關東軍做出規定，只准列在名單上的几個人在一定時間到長春來。而且規定除了我的近支親族之外，其余的人只能向我行禮，不准与我談話。 同時，外面給我寄來的信件，也一律先送吉岡的嘍羅——宮內府的日系官吏看，最后由吉岡決定是否給我。 當然，關東軍也了解我不致于反滿抗日，但是，他們仍舊擔心我會跟關內勾結起來恢复清朝，而這是不符合他們的要求的。 在那時，要想瞞過吉岡私自會見外人或收一封信，簡直是辦不到的。那時在宮內府設有“憲兵室”，住有一班穿著墨綠色制服的日本憲兵，不僅一切出入的人都逃不出他們的視線，就連院子里發生什么事也逃不過他們的耳朵。加之宮內府自次長以下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吉岡的爪牙，這就造成了對我的嚴格控制。 吉岡之所以能作為關東軍的化身，干了十年之久，是有他一套本領的。 有的書上說，吉岡原是我在天津時的好友，后來當了關東軍參謀，正好這時關東軍要選一名帝室与關東軍之間的“聯絡人”，以代替解職的侍從武官石丸志都磨，于是便選上了他。其實在天津時，他不過有一段時間常給我講時事，談不上是我的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這里當“聯絡人”，也不是當了關東軍參謀才恰逢其時的。如果說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偽滿成立之后，溥杰進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吉岡正在這個學校擔任戰史教官。他几乎每個星期日都請溥杰去他家做客，殷勤招待。他們兩人成了好友之后，他即向溥杰透露，關東軍有意請他到滿洲，擔任軍方与我個人之間的聯絡人。溥杰來信告訴了我，后來又把我回信表示歡迎的意思告訴了他。他這時表示，這是他的榮幸，不過假如他不能得到關東軍高級參謀的身分，就不想干，因為從前干這差事的中島比多吉和石丸志都磨沒在滿洲站住腳，就是由于沒有在關東軍里扎下根。 后來，不知他怎么活動的，他的愿望實現了，關東軍決定任他為高級參謀，派他專任對我的聯絡職務。他在動身來滿洲之前，請溥杰寫信把這消息告訴我，同時說：“如果令兄能預先給我准備好一間辦公的屋子，我就更感到榮幸了。”我知道了這件事，滿足了他的“榮幸”感。過了許久我才明白，原來他這是有意給關東軍看的。他在關東軍的眼里既有与我的不平凡關系，在我的眼中又有關東軍高參這張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岡很喜歡畫水墨畫。有一次他畫了一幅墨竹，請鄭孝胥題詩，請我題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帶到日本，送給裕仁的母親日本皇太后。不久，日本報紙上刊登了這幅畫，并稱譽吉岡為“采筆軍人”。吉岡的藝術聲名是否由此出現的，我不知道，但我敢斷定他指望這幅畫帶給他的，并不是什么藝術上的稱號，卻是比這稱號更值錢的身价。我從日本訪問回來，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經常的往來，不斷互相饋贈些小禮物，中間人就是這位吉岡。從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東京与長春的往來就更頻繁了。 他大約每年都要往返東京几次，每次臨走之前，總要叫我做點點心之類的食品，由他帶去送給日本皇太后，回來時，再帶回日本皇太后的禮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點心。好在那位老太太和我都有現成的做點心師傅，彼此送來送去，都不費什么事。不過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岡每次帶回來的點心，我總是叫別人先吃了才敢動。 當然，吉岡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滿皇室之間，這決不是他的擅自專斷，但每次往返的內容，我相信主要是他的獨創設計。比如有一次，他看見了我的四用聯合收音机，忽然像發現了奇跡似地問我： “這個机器能Record（錄音）？” 他的中國話不大好，但我們交談起來還不困難，因為他還會點英文。我們兩人的英文程度差不多，平時說話中國話夾著英文，加上筆談幫忙，倒也能把意思說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說，并且拿出一片錄音片試給他看。 “好，好！”他高興地笑著，看我安好片子，便說：“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話吧！嗯！”接著就用日本話說出：“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說的日本話說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這句話錄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兩遍，滿意地拿了起來。 “好，這次我到東京，嗯！把它貢給天皇陛下！” 吉岡說話，總帶几個“嗯！哈！”眼眉同時挑起。這個毛病，越到后來越多，我也覺著越不受用。和這种變化同時發生的，還有他對于我們之間的關系的解釋。 一九三四年我訪問日本，日本皇太后給我寫了几首和歌，那時吉岡的話是我最順耳的時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親，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屬，也感到榮耀！” 他那時對溥杰說：“我和你有如手足的關系。我和皇帝陛下，雖說不能以手足相論，也算是手指与足指關系。咱們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話卻有了變化： “日本猶如陛下的父親，嗯，關東軍是日本的代表，嗯，關東軍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親，哈！” 日本軍隊前線景況越坏，我在關東軍和吉岡面前的輩份也越低，后來他竟是這樣說的： “關東軍是你的父親，我是關東軍的代表，嗯！” 吉岡后來每天進“宮”极為頻繁，有時來了不過十分鐘，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鐘，又來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剛才忘了說一句什么話，或者忘了問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辦，等等。因此我不能不擔心，他是否在用突然襲擊的辦法考查我。 為了使他不疑心，我只好一听說他到，立即接見，盡力減少他等候的時間。甚至正在吃飯，也立刻放下飯碗去見他。對于他，我真算做到了“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發”的程度。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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