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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過問政事，不能隨便外出走走，不能找個“大臣”談談，所以當關東軍那邊的電流通不過來的時候，我就無事可干。我發展了遲眠晏起的習慣，晚上總要在后半夜，甚至過三點才睡，早晨要十一點才起。每日兩餐，早餐在中午十二點至一兩點，晚飯在九至十一點，有時是十二點。四點到五六點睡中覺。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這八個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罵、算挂、吃藥、害怕。 這四樣東西是相互有著關聯的。隨著日本崩潰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我越是恐怖，就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會殺我滅口。在這种心理支配下，我對日本人是伺候顏色、諂媚逢迎，對家門以內則是脾气日趨暴躁，動輒打人罵人。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加發展，終日吃素念經，占卜打卦，求神佛保佑。在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習慣下，本來就糟踏坏了的身体，這時越發虛弱，因此又擠命打針吃藥。總而言之，這四樣東西构成了我昏天昏地、神神顛顛的生活。 我的殘暴多疑，早在紫禁城時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向前發展了一步。在天津，我給佣人們立下了這樣的“家規”： 一、不准彼此隨便說話，以防結党營私。 一、不准互相包庇袒護。 一、不准舞弊賺錢。 一、當同事犯有過錯時須立即報告。 一、上級對下級犯過的人，須在發現之后立即加以責打。 如果放松看管。罪加一等。 到東北后，又附加了一項誓詞： “如有違背，甘心承受天罰，遭受天打雷轟。” 在我的大門內，我的殘忍暴虐行為，后來發展到經常打人，甚至于使用刑具。打人的花樣很多，都是叫別人替我執行。受到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全体在場的人。他們在動手的時候，必須打得很重，否則便可能引起我的疑心，認為他們朋比為奸，因此臨時轉移目標，改打不肯使勁打人的人。 我的打罵對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時我有几個侄子，在宮里念書，同時又是陪我說話、伺候我的人，是我培養的親信，可是我一樣地打罵他們。他們那時最怕我說的一句話，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樓下去挨打。 我這些舉動，除了說明我的蠻橫、狂妄、暴虐和喜怒無常的可恥性格之外，實在不能說明別的問題。有一次，一個童仆在我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別人根据我訂立的家規，把他告發了。我認為這是冒犯了我，立即命人重重責打了他一頓。其實這個寶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嗎？ 在長春，我因患痔瘡，買了不少坐藥。有個小侄子見到這种藥很稀奇，無意中說了一句，“很像個槍彈”，立刻触了我的忌諱，“這不是咒我吃槍彈嗎！”在我的授意之下，其他的侄子們給了他一頓板子。 在我這种統治下，境遇最慘的是一批重仆。這是從長春的一個所謂慈善團体要來的孤儿，大約有十几個，他們大都是父母被日本人殺害之后遺下來的。日本人怕這些后代記仇，便叫漢奸政權用慈善團体名義收養起來，并給他們改了姓名，進行奴化教育，用奴役勞動摧殘他們。當他們听說被送到我這里來的時候，有的還抱過很大希望，認為生活一定比在慈善會里好些，事實上不但沒有什么改善，反而更糟。他們在這里，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穿的是破爛不堪的衣服，每天要干十五六小時的活，晚上還要坐更守夜。冬天，因為又冷又餓，又累又困，有的在打掃工作中，不知不覺地伏在暖气上睡去，以致烤得皮焦肉爛。他們挨打更是經常的。干活睡覺要挨打，掃地不干淨要挨打，說話大聲要挨打。心里不高興的隨侍，還常拿他們出气。為了處罰他們，負責管理他們的隨侍，特地設了禁閉室。這些孤儿在种种折磨下，長到十七八歲，還矮小得像十來歲的孩子。 有一個叫孫博元的童仆，就是被生生折磨死的。這孩子在偽宮里實在受不了，他幻想著外面世界也許好些，屢次想找机會逃走。第一次逃走被發覺抓回來，挨了一頓毒打。第二次又逃走，他以為通暖气管的地道通到外面，便鑽了進去，可是在里面轉來轉去，轉了兩天兩夜也沒找到出口。他又渴又餓，不得不出來找水喝，因此被人發現又抓住了。我听到了隨侍的報告，便命令：“讓他先吃點東西，然后再管教他！”可是這時他早被隨侍們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听說他快死了，嚇得要命，怕他死了變成冤鬼前來索命，便命令把醫生叫來搶救，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這孩子終于在我的“家規”下，喪失了幼小的生命！ 這件事發生后，我并沒有受到良心的責備，只是由于害怕因果報應，花了几天功夫在佛壇前磕頭念經，超度亡魂，同時責令打過他的隨侍們，在半年以內，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仟悔。好像這樣措置之后，我就可以擺脫一切干系似的。 我對仆人們的苛刻待遇，后來竟因神經過敏而發展到极無聊的地步。我經常像防賊似地防備廚子買菜時嫌我几角錢。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蹤，看他是怎么買的，或者向我的妹妹們調查，肉多少錢一斤，雞多少錢一只。有時候認為菜做的不好，或者發現有點什么髒東西，立刻下令罰錢。當然有時因為做的好，也賞錢。我在自己的屋子外面無權無力，只能在日本人決定的法令上划可，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卻作威作福，我行我法。 到了偽滿末期，日本的敗象越來越明顯。無論是無線電中的盟國電台消息，還是吉岡安直流露出的頹喪心情，都逐日加深著我的末日情緒。我的脾气變得更坏了，在家門里發的威風也更凶了。一九四四年初，一位按例來給我祝壽的長輩，竟平白無辜地成了我發威風的對象。 那天為了慶祝我的生日，宮內府弄了一個滑冰晚會，找了些會滑冰的人來表演。在大家看滑冰的時候，這位關內來的長輩看見了吉岡安直和日本官吏們，為了表示禮貌，在我的面前跟他們招呼為禮。這樣的事在一般人看來本是极為平常的，可是在當時我那一群人眼中卻成了“大不敬”的失儀行為。因為“天子”乃是“至尊”，在“天子”面前沒有誰更尊貴的，所以任何人不能有互相致敬、受禮的表示。家里的人都知道我是絕對不容許有這類事發生的，而且按照我的教誨，如有人發現任何不敬行為，不向我報告就要算做不忠。因此，這件當時并未被我發現的“不敬”行為，過了不大功夫，即在滑冰表演結束后舉行家宴的時候，就有個侄子在宴席上報告了我。我這時正在高興，加以想到他是個老人，不想深究，便示意叫這忠心的侄子退下。卻不料那位剛犯了“大不敬”的老人，現在又犯了好奇心，想知道那個侄子俯在我耳邊說什么，便探過頭去問那個侄子，又一次犯了“大不敬”。我不禁勃然大怒，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喝道：“給你臉，不作臉，你還有個夠嗎？”這位老人這才明白了他的“過失”，嚇得面如土色，身不由己地向我雙膝跪倒，誠惶誠恐地低下頭來。而我卻越想越气，索性离了席，對他嚷叫起來：“你的眼里還有我嗎？你眼里沒有我，就是沒有德宗景皇帝，就是沒有穆宗毅皇帝！……”弄得全場鴉雀無聲，可謂大煞風景。 我所以如此气惱，說穿了不過是因為被傷害了虛榮心。我甚至覺得這個老人竟不如日本人。連日本人對我使顏色都是背著人進行的，可他倒當著人的面冒犯我！ 到長春之后，我看了大量的迷信鬼神書，看得人了迷。我在書上看了什么六道輪回，說一切生物都有佛性，我就生怕吃的肉是死去的親人變的，所以除了每天早晚念兩次經外，每頓飯又加念一遍“往生咒”，給吃的肉主超生。開頭是在開飯的時候，當著人面，我自己默默地念，后來我索性讓人先出去，等我一個人嘟嘟囔囔地念完，再讓他們進來。所以后來每逢吃飯，他們便自動等在外面，听我嘟囔完了才進來。記得有一次，我正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飯，忽然響起了空襲警報，我念了咒還不算，還把要吃的一個雞蛋拿起來，對它磕三個頭，才敢把這個“佛性”吃下肚去。這時，我已經索性吃素，除雞蛋外，葷腥一概不動。我不許人們打蒼蠅，只許向外轟。我知道蒼蠅會帶病菌傳病給人，蒼蠅落過的飯菜，我一律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總帶著一個盛酒精藥棉的小鐵盒），如果發現菜里有蒼蠅腿要罰廚師的錢，盡管如此，我卻不准任何人打死一只蒼蠅。有一次我看見一只貓抓住了一只老鼠，為了救這只老鼠，我就下令全体家人一齊出動去追貓。 我越看佛書越迷，有時做夢，夢見游了地獄，就越發相信。有一次，我從書上看到，念經多日之后，佛就會來，還要吃東西。我便布置出一間屋子，預備了東西。在念過經之后，對眾人宣布道：佛來了！我便跪著爬進屋去。當然里面是空的，可是因為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說人道，所以戰戰兢兢地向空中碰起頭來。 我家里的人都叫我弄得神神顛顛的。在我的影響下，家中終日佛聲四起，木魚銅磬響聲不絕，像居身于廟里一樣。 我還常常給自己問卜算卦，而且算起來就沒完，不得上古之卦，決不罷休。后來我日益害怕關東軍害我，發展到每逢吉岡找我一次，我要打卦卜一次吉凶。避凶趨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舉一動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飯，腦子里也是想著哪樣吉，哪樣不吉。至于吉凶的標准，也無一定之規，往往是見景生情，臨時自定。比如走路時，前面有塊磚頭，心里便規定道：“從左面走過去，吉祥，從右邊，不吉祥。”然后便從左面走過去。什么邁門坎用左腿右腿，夾菜是先夾白先夾綠，真是無窮無盡。婉容也隨我人了迷，她給自己規定，對于認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吐唾沫。后來弄成了習慣，時常無緣無故地眨巴一陣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連著出聲，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 在我的教育管制之下，我的侄子們——二十左右歲的一群青年，個個像苦修的隱士，有的每天“人定”，有的新婚之后不回家，有的在床頭上懸挂“白骨圖”，有的終日掐訣念咒，活像見了鬼似的。 我還每天“打坐”。“打坐”時，不准有一點聲音。這時所有的人連大气都不敢出。我的院子里養了一只大鶴，它不管這套，高起興來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給仆人負責，如果鶴叫一聲，就罰他五角錢。仆人們被罰了不少錢之后，研究出一個辦法：鶴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這樣就不叫了。 因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藥成癮，給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給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藥不僅是吃，而且還包括收藏。中藥有藥庫，西藥有藥房。我有時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廚子几角錢來，但為買些用不著的藥品，可以拿出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國外訂購。我的一些侄子，上學之外要為我管藥房、藥庫。他們和我專雇的醫生每天為我打補針，總要忙上几小時。 從前我在紫禁城里時常“疑病”，現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渾身是病了。記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東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發電站。到了那里，由于穿著軍服，還要在鬼子面前撐著架子，走了不多遠，我就喘得透不過气來，回來的時候，眼看就要昏過去了，隨行的侄子們和醫生赶快搶著給我打強心劑和葡萄糖，這才把我搶救過來。 這种虛弱的身体，加上緊張的心情，讓我總覺得死亡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到院子里去打网球，走到院牆邊，忽然看到牆上有一行粉筆寫的字： “日本人的气，還沒受夠嗎？” 看到這行粉筆字，我連网球也忘記打了，赶緊叫人擦了去。我急忙口到我的臥室，心里砰砰跳個不停，覺得虛弱得支持不住了。 我怕日本人發現這行粉筆字之后，會不分青紅皂白地在我這“內廷”來個“大檢舉”，那不定會鬧成什么樣子。令我更惊慌的是，顯然在我這內延之中，有了“反滿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廣眾之下寫字，就不敢殺我嗎？ 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顛顛，對家庭生活更沒有一點興趣。我先后有過四個妻子，按當時的說法，就是一個皇后，一個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有的只是擺設。雖然她們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們都是同樣的犧牲品。 長時期受著冷淡的婉容，她的經歷也許是現代新中國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時就被決定了命運，也是從一結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場。我后來時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時能像文繡那樣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會有那樣的結局。當然，她究竟和文繡不同。在文繡的思想里，有一個比封建的身分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卻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個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丟掉這塊招牌。 自從她把文繡擠走之后，我對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說話，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沒有從她嘴里听說過她自己的心情、苦悶和愿望。只知道后來她染上了吸毒（鴉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為。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時，煙癮已經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我為了表示對婉容的懲罰，也為了有個必不可少的擺設，我另選了一名犧牲品——譚玉齡，她經北京一個親戚的介紹，成了我的新“貴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個初中的學生，和我結婚時是十七歲。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我像養一只鳥儿似地把她養在“宮”里，一直養到一九四二年死去為止。 她的死因，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她的病，据中醫診斷說是傷寒，但并不認為是個絕症。后來，我的醫生黃子正介紹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診治。吉岡這時說是要“照料”，破例地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來了。就這樣，在吉岡的監督下，日本醫生給譚玉齡進行了醫治，不料在進行治療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醫生開始治療時，表現非常熱心，在她身邊守候著，給她打針，讓護士給她輸血，一刻不停地忙碌著。但是在吉岡把他叫到另外一間屋子里，關上門談了很長時間的話之后，再不那么熱情了，他沒有再忙著注射、輸血，變成了沉默而悄悄的。住在勤民樓里的吉岡，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憲兵給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況。這樣過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譚玉齡便死了。不由我不奇怪，為什么吉岡在治療的時候，找醫生談那么長時間的話呢？為什么談過話之后，醫生的態度便變了呢？ 我剛听到了她的死訊，吉岡就來了，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來了關東軍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發奇怪，他們怎么預備的這樣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譚玉齡的生前。在生前她是時常和我談論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過書，知道不少關于日本人在關內橫行霸道的事。自從德王那件事發生后，我有時疑心德王亂說，有時疑心日本人偷听了我們的談話。譚玉齡的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這些。 吉岡在譚玉齡死后不久的一個舉動，更叫我聯想到，即使不是吉岡使了什么坏，她的死還是和關東軍有關的。譚玉齡剛死，吉岡就給我拿來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讓我挑選。 我拒絕了。我說譚玉齡遺体未寒，無心談這類事。他卻說，正是因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為我辦好這件大事。我只得又說，這确是一件大事，但總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從事，況且語言不通，也是個問題。 “語言通的，嗯，這是會滿洲語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說：“民族是不成問題的，但習慣上、興趣上總要合适才好。” 我拿定了主意，決不要日本妻子，因為這就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了個耳目。但這話不好明說，只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題來抵擋。 不想這個“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樣，死皮賴臉，天天糾纏。我怕惹惱他，又不好完全封口。后來，也許是他明白我一定不要日本人，也許關東軍有了別的想法，又拿來了一些旅順日本學校的中國女學生的相片。我二妹提醒我說，這是日本人訓練好的，跟日本人一樣。可是我覺得這樣總拖也不是個辦法，因為如果關東軍硬給我指定一個，我還是得認可。我最后決定挑一個年歲幼小的，文化程度低些的。在我看來，這樣的對象，即使日本人訓練過，也還好對付；而且只要我功夫作好，也會把她訓練回來。決定后，我向吉岡說了。 就這樣，一個后來被稱做“福貴人”的十五歲的孩子，便成了我的第四名犧牲品。她來了不到兩年，也就是她還不到成年的年歲，偽滿就垮了台。在大崩潰中，我成了俘虜，她被遣送回長春老家去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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