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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終沒有放下架子。我們后來移到伯力收容所，這里雖然沒有服務員，我照樣有人服侍。家里人給我疊被、收拾屋子、端飯和洗衣服。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地叫我“皇上”，便改稱我為“上邊”。每天早晨，他們進我的屋子，照例先向我請安。 剛到伯力郊外的時候，有一天，我想散散步，從樓上下來。樓梯底下椅子上坐著一個從前的“大臣”，他見了我，眼皮也沒抬一下。我心里很生气，從此就不想下樓了。每天呆在樓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念經上。不過一般說起來，那些偽大臣大多數對我還是保持尊敬的。舉例說，在蘇聯的五年，每逢過舊歷年，大家包餃子吃，第一碗總要先盛給我。 我自己不干活，還不愿意我家里這些人給別人干活。有一次吃飯，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擺台子，就叫我給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別人！ 一九四七——四八年間，我家里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個收容所里，這是我第一次跟家里人分開，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蘇聯當局很照顧我，容許我單獨吃飯。可是誰給我端飯呢？幸而我的岳父自告奮勇，他不僅給我端飯，連洗衣服都愿替我代勞。 為了使我們這批寄生虫，做些輕微的勞動，收容所給我們在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塊，讓我們种菜。我和家里人們分得一小塊，种了青椒、西紅柿、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長，我很覺得新奇，于是每天提個水壺接自來水去澆，而且澆得很有趣味。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但主要的興趣，還是在于我很愛吃西紅柿和青椒。當然，我常常想到，這到底不如從菜舖里買起來方便。 為了我們學習，收容所當局發給了我們一些中文書籍，并且有一個時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照著本子講《列宁主義問題》和《聯共党史》。講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也胡里胡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納悶，這和我有什么關系？假如不讓我留在蘇聯，還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這兩本書，又有什么用？ “學習”這兩個字，那時對我說起來，還不如青椒、西紅柿現實一些。每次學習，我坐在講桌旁邊一個特殊的座位上，總是一邊听“教員”結結巴巴地講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維克”。“國家杜馬”，一邊胡思亂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倫敦，這些珠寶首飾夠我用几年？”“蘇聯人不吃茄子，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個吃法？”…… 不過，我還能裝出很像用心听的樣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們索性打起鼾來。晚飯后，是自由活動時間，卻另是一個樣：走廊的一頭是几桌麻將；另一頭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聲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樓上日本戰犯那里傳來“烏烏烏”的日本戲調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擺起測字攤，四面圍著一群人，訊問什么時候可以回家，家里發生什么事沒有。還有些人在臥室里偷著扶乩，問的全是有關回家的問題。最初几天，門外的蘇聯哨兵被吵聲惊動，曾經十分惊奇地瞅著這群人，直搖腦袋，后來連他們也習慣了。 在這种時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搖我的金錢課，念我的金剛經。……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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