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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离開了家族

  為什么把我和家族分開?我到很晚才明白過來,這在我的改造中,實在是個极其重要的步驟,可是在當時,我卻把這看做是共產党跟我勢不兩立的舉動。我認為這是要向我的家族調查我過去的行為,以便對我進行審判。
  我被捕之后,在蘇聯一貫把自己的叛國行為說成是迫不得已的,是在暴力強壓之下進行的。我把跟土肥原的會談改編成武力綁架,我把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的行為和后來种种諂媚民族敵人的舉動全部掩蓋起來。知道底細的家族成員們一律幫我隱瞞真相,哄弄蘇聯人。現在回到了中國,我更需要他們為我保密,我必須把他們看管好,免得他們失言,說出不該說的話來。特別是小秀,更需加意防范。
  到撫順的第一天,我就發現小秀因為火車上的那點“眶毗之仇”,態度有些异樣。那天我進了監房不久,忽然覺著有什么東西在脖子上爬,忙叫小秀給我看看。要是在以往,他早就過來了,可是那天他卻裝作沒听見,一動不動。不但如此,后來小瑞過來,從我脖子后頭找到一個小毛虫,扔在地上,小秀在旁邊還哼了一聲:“現在還放生,放了生叫它害別人!”我听了,渾身都覺著不是勁。
  過了几天,小瑞給我整理被褥,我叫他把被子抖一抖。這個舉動很不得人心,把屋里抖得霧气騰騰。溥杰鼓著嘴,躲到一邊去了,小固捂著鼻子對小瑞說:“行行好吧。嗆死人啦!”小秀則一把抓過被子,扔到舖上說:“這屋子里不只你們住著,別人也住著!為了你們就不顧別人,那可不行。”我沉下了臉,問道:“什么你們我們?你還懂規矩嗎?”他不回答我,一扭頭坐在桌子旁,悶著頭不說話。過了一會儿,我看見他噘著嘴使勁在紙上畫,想看看他畫什么,不料剛走過去,他拿起紙來就扯了。恍惚之間,我看到了一行字:“咱們走著瞧!”
  我想起了火車上的那回事,嘗到了自作自受的后悔滋味。從這天起,我盡力向他表示好感,拿出和顏悅色對他。我找了個机會,單獨向他解釋了火車上那回事,并非出于什么惡意,我對他一向是疼愛的。此后,一有机會我就對三個侄子大談倫常之不可廢,大難當前,和衷共濟之必要。當小秀不在跟前的時候,我更囑咐別人:“對小秀多加小心!注意別讓他有軌外行動!多哄哄他!”
  經過一番努力,小秀沒發生什么問題,后來報上那篇文章在我們腦子里5!起了幻想,小秀的態度也完全正常了。可是我對他剛放下心,就調整監房了,看守員叫我一個人搬到另一間屋子里去。
  小瑞和小固兩人替我收拾起舖蓋、皮箱,一人替我拿一樣,把我送到新屋子。他們放下東西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感到非常別扭,簡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這屋子里原來住著八個人,見我進來,都沉默不語,態度頗為拘謹。后來,大概是經過一致默契,有人把我的舖蓋接過去,安放在靠近牆頭的地方。以后我才明白,這個地方是冬暖夏涼的地方,冬天得暖气,夏天有窗戶。我當時對這些好意連同他們的恭敬臉色全沒注意,心里只想著這次分离對我的危險。我默默地坐了一會儿,覺得這里連板炕都似乎特別硬。我站起來,抱著胳臂踱開了。
  我踱了一陣,想出一個主意,就走到房門前,敲了几下門板。
  “什么事?”一位矮墩墩的看守員打開門問。
  “請問先生,我能不能跟所長先生談一件事?”
  “哪類的事?”
  “我想說說,我從來沒跟家里人分開過,我离開他們,非常不習慣。”
  他點點頭,叫我等一等。他去了一會儿,回來說所長准許我搬回去。
  我高興极了,抱起舖蓋,看守員幫我提上箱子,便往回里走。在甬道里,我碰見了所長。
  “為照顧你和年歲大些的人,所里給你們定的伙食標准比較高些,”所長說,“考慮到你們住一起用不同的伙食,恐怕對他們有影響,所以才……”
  我明白了所長原來是這樣考慮的,不等他說完,就連忙說:“不要緊,我保險他們不受影響。”我差點說出來:“他們本來就該如此!”
  所長微微一笑:“你想的很簡單。你是不是也想過,你自己也要學一學照顧自己?”
  “是的,是的,”我連忙說,“不過,我得慢慢練,一點一點地練……”
  “好吧,”所長點頭說,“你就練練吧。”
  我回到家里人住的那間屋子,覺得分別了半天,就像分別了一年似的。見了面,大家都很高興。我告訴了他們所長說要我“練一練”的話,大家從這句話里覺出政府似乎不急于處理我的意思,就更高興了。
  然而家里人并沒有讓我去練,我自己也不想去練。我只考慮所長那番話的意思,遲早還會叫我們分開,因此必須好好地想出個辦法來應付這個問題。我竟沒想到,所長給的時間是這樣短,才過了十天,我的辦法還沒想好,看守員就又來叫我收拾舖蓋了。
  我決定趁小瑞給我收拾東西的時間,對家族囑咐几句。因為怕門外的看守員听見,不好用嘴說,就寫了一個紙條;又因屋子里這時多了兩個汪偽政權的人,所以紙條寫得特別含蓄。大意是;我們相處得很好,我走后仍要和衷共濟,我對你們每人都很關怀。寫罷,我交給溥杰,叫他給全体傳閱。我相信他們看了,必能明白“和衷共濟”的意思是不要互相亂說。我相信兩個汪偽政權的人對我的舉動并沒有發生怀疑。
  我的侄子又給我抱著舖蓋提著箱子,把我送進上次那間屋子,人們又把我的舖蓋接過去,安放在那個好地方。跟上次一樣,我在炕上坐不住,又抱著胳臂踱了一陣,然后去敲門板。
  還是那個矮墩墩的看守員打開了門。我現在已知道他姓劉,而且對他有了一些好感。這是由吃包子引起的。不久前,我們第一次吃包子,大家吃得特別有味,片刻間全吃光了。劉看守員覺著這件事很新鮮,笑著走過來,問我們夠不夠。有人不說話,有人吞吞吐吐地說“夠了”。他說:“怎么忸忸怩怩的,要吃飽嘛!”說著,一陣風似地走了,過了一會儿,一桶熱騰騰包子出現在我們的房門口。我覺得這個人挺熱心,跟他說出我的新主意,諒不至于出岔子。
  “劉先生,我有件事……”
  “找所長?”他先說了。
  “我想先跟劉先生商量一下,我,我……”
  “還是不習慣?”他笑了。這時我覺出背后也似乎有人在發笑,不禁漲紅了臉,連忙辯解說:
  “不,我想說的不是再搬回去。我想,能不能讓我跟家里人每天見一面。只要能見見,我就覺著好得多了。”
  “每天在院里散步,不是可以見嗎?這有什么問題?”
  “我想跟他們在一起說說話儿,所長准許嗎?”按照規定,不同監房是不得交談的。
  “我給你問問去。”
  我得到了准許。從這天起,我每天在院子里散步時都能和家里人見一次面,說一會儿話儿。几個侄子每天都告訴我一點關于他們屋里的事情,所里的人跟他們說了什么,他們也照樣告訴我。從接触中,小固還是那樣滿不在乎,小秀也沒什么异樣,小瑞仍然恭順地為我洗衣服、補襪子。
  我所擔心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不想新的問題出現了。這就是,過去四十多年的“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習慣,現在給我帶來极大的苦惱。
  四十多年來,我從來沒疊過一次被,舖過一次床,倒過一次洗臉水。我甚至沒有給自己洗過腳,沒有給自己系過鞋帶。像飯勺、刀把、剪子、針線這類東西,從來沒有摸過。現在一切事都要我親自動手,使我陷入了十分狼狽的境地。早晨起來,人家早已把臉洗完了,我才穿上衣服,等到我准備去洗臉了,有人提醒我應該先把被疊好;等我胡亂地卷起被子,再去洗臉,人家早洗完了;我漱口的時候,已經把牙刷放進嘴里,才發現沒有蘸牙粉,等我把這些事情都忙完了,人家早飯都快吃完了。我每天總是跟在別人后面,忙得昏頭脹腦。
  僅僅是忙亂,倒還罷了,更惱人的是同屋人的暗笑。同屋的八個人,都是偽滿的將官,有“軍管區司令”、“旅長”,也有“禁衛軍團長”,他們從前在我面前都是不能抬頭的人物。我初到這間屋子的時候,他們雖然不像我的家族那樣偷著叫我“上邊”,但“你”字還不敢用,不是稱我為“先生”,就是索性把稱呼略掉,以表示對我的恭敬。這時他們的恥笑雖不是公然的,但是他們那种故做不看、暗地偷看的表情,常常讓我感到格外不好受。
  讓我感到很不好受的還不僅限于此。我們從到撫順的第一天起,各個監房都建立了值日制度,大家每天輪流打掃地板、擦洗桌子和倒尿桶。沒跟家族分開時,這些事當然用不著我來干。我搬進了新屋之后,難題就來了,輪到我值日那天該怎么辦呢?我也去給人倒尿桶?我跟日本關東軍訂立密約的時候,倒沒覺得怎樣,而現在把倒尿桶卻當成了上辱祖宗、下羞子侄的要命事。幸好所方給我解了圍,第二天,所方一位姓賈的干部走來對大家說:“溥儀有病,不用叫他參加值日了!”我听到這句話,猶如絕路逢生,心中第一次生出了感激之情。
  值日的事解決了,不想又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們正在院子里三三兩兩地散步,所長出現了。我們每次散步他必定出現,而且總要找個犯人談几句。這次我發現他注意到了我。他把我從上到下打量了一陣,打量得我心里直發毛。
  “溥儀!”他叫了一聲。我從回國之后,開始听別人叫我的名字,很覺不習慣,這時仍感到刺耳,覺得還不如听叫號碼好受。來這里的初期,看守員一般總是叫號碼的(我的號碼是“981”)。
  “是,所長。”我走了過去。
  “你的衣服是跟別人一塊發的,怎么你這一身跟別人的不一樣?”他的聲調很和气。
  我低頭看看自己的衣服,再看看別人,原來別人身上整整齊齊,干干淨淨,而我的卻是褶褶囊囊,邋里邋遢:口袋扯了半邊,上衣少了一只扣子,膝蓋上沾了一塊藍墨水,不知怎么搞的,兩只褲腿也好像長短不一,鞋子還好,不過兩只鞋只有一根半鞋帶。
  “我這就整理一下,”我低聲說,“我回去就縫口袋、釘扣子。”
  “你衣服上的褶子是怎么來的呢?”所長微笑著說,“你可以多留心一下,別人怎么生活。能學習別人的長處,才能進步。”
  盡管所長說得很和婉,我卻覺得很難堪,很气惱。我這是第一次被人公開指出我的無能,這是我第一次不是被當做尊嚴的形象而是作為“廢物”陳列在眾目注視之下。“我成了大伙研究的標本啦!”我難受地轉過身,避開“大臣”和“將官”們的目光,希望天色快些暗下來。
  我溜到牆根底下,望著灰色的大牆,心中感慨万千:我這一生一世總离不開大牆的包圍。從前在牆里邊,我還有某种尊嚴,有我的特殊地位,就是在長春的小圈子里,我也保持著生活上的特權,可是如今,在這個牆里,那一切全沒有了,讓我跟別人一樣,給我造成了生存上的困難。總之一句話,我這時不是因感到自己無能而悲哀,而是由于被人看做無能而气惱。或者說,我不是怪自己無能,而是怨恨我一向認為天生應該由人來服侍的特權的喪失。我因免于值日而對所方發生的感激之情,這時一下子全消失了。
  這天晚上,我發現了別人臨睡時脫下衣服,都整整齊齊地疊好、放在枕頭底下,而我卻一向是脫下來順手一團,扔到腳底下的。我想起所長說的話,确有几分道理,應該注意一下別人的長處,——我如果早知道這點的話,今天不是就不會碰到這种難堪了嗎?我對伙伴們產生了不滿,他們為什么對我這樣“藏奸”,不肯告訴我呢?
  其實,那些偽將官們連向我說話還感到拘謹,我既然不肯放下架子去請教,誰還敢先向我指指點點呢?
  我就是這樣的在撫順度過了兩個多月。十月末,管理所遷往哈爾濱,我們便离開了撫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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