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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寫自傳是審判的前奏。既然要審判，那就是說生死尚未定局，在這上面我要力爭一條活路。 對于應付審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剛到哈爾濱那天，我們走下汽車，還沒進入監房，這時侄子小固湊近我，在我耳邊悄悄地說：“問起來，還是在蘇聯那套說法！”我略略點了一下頭。 所謂在蘇聯的那套說法，就是隱瞞我投敵的行徑，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完全善良無辜的、愛國愛民的人。我明白現在的處境与在蘇聯時不同，我必須編造得更加嚴密，決不能有一點點漏洞。 小固那天的話，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們和隨侍大李的。那几句話說明了他們早已有了准備，同時也說明了他們對我的忠心，一如往昔。不過要想不出漏洞，光是忠心還不夠，我覺得還必須再囑咐一下。特別是要囑咐一下大李，因為他是我的自傳中最關鍵的部分——我從天津怎樣到的東北——的實際見證人。我從靜圓溜走前，事先他給我准備的行李衣物，我鑽進汽車的后箱后，是他給我蓋的箱蓋。這些事一旦被泄漏出去，那個土肥原強力綁架的故事就不會有人相信了。 這件事只能在休息時間，利用我和我的家族合法的見面机會去辦。這時情況与以前已經有些不同了，一些年紀較輕的犯人開始干起雜活，如挑水、送飯、幫廚之類。我的家族除了榮源這時已死，黃醫生因風濕性關節炎經常休息外，其余都參加了這种服務性的勞動。我在休息時間，不大容易全看到他們，不是這個在幫廚，就是那個在送開水。不過，也有個好處，這就是他們行動比較自由，可以為我傳話找人。我就是利用這种便利讓小瑞把大李給我悄悄找來的。 大李來了，恭順地走近了我，帶著听候吩咐的樣儿。我壓低嗓音問他： “你還記得從天津搬家的事嗎？” “是說到關外吧？是我收拾的東西，是吧？” “如果所方問起我是怎么從天津走的，你就說全不知道。你收拾東西，是在我走后，知道嗎？” “走后？” “對啦，走后，你是听了胡嗣瑗的吩咐，把我用的衣物行車送到旅順的。” 大李點點頭，表示心領神會，悄悄走了。 第二天，小瑞在院子里告訴我，大李請他轉報，昨天晚上他和所方賈科員談天，他告訴賈科員我在東北時待底下人很厚道，從不打人罵人。又說我在旅順時，成天鎖門，不見日本人。我听了這話，覺著這個大李做得太過分了，為什么提旅順的事呢！我叫小瑞告訴他：別多嘴，如果問起旅順的情形，就說什么也不知道。 我對大李的忠誠很滿意。我對重要的問題有了把握，又向侄子們分別囑咐過了，這才動手寫起我的自傳。在這份自傳里，我寫下了我的家世，寫下了西太后如何讓我做了皇帝，我在紫禁城如何度過了童年，我如何“完全不得已”地躲進了日本公使館，我如何在天津過著“与世無爭”的生活，然后是按外界傳說寫成的“綁架”和“不幸的”長春歲月。記得我在最后是這樣結束的： 我看到人民這樣受苦受難，自己沒一點辦法，心中十分悲忿。我希望 中國軍隊能打過來，也希望國際上發生變化，使東北得到解救。這個希望， 終于在一九四五年實現了。 這份自傳經過再三地推敲和修改，最后用恭楷繕清，送了上去。從這篇文字上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是個十分悔罪的人。 送出自傳之后，我又想，僅僅這篇文字還不夠，還必須想個辦法讓政府方面相信我的“誠實”和“進步”才行。怎么辦呢？依靠大李他們替我吹噓嗎？這顯然不夠，最重要的是我自己還必須有實際上的成績。 一想到成績，我不禁有些泄气。自從回國以來，即使火車上的那段不算，撫順的那段也不算，單說自從到了哈爾濱，我參加了監房內的值日以來，那成績就連我自己也不滿意，更不用說所方了。 原來犯人們自從听了公安机關的首長和所長的講話之后，每個人都在設法證明自己有了“覺悟”，都把所謂的“覺悟”看做活命的手段。現在回想起來，感到非常可笑，人們當時竟把事情看得那么簡單：好像只要作假做得好，就可以騙得過政府。在我存有這种妄想的時候，最使我引為悲哀的，就是我處處不如別人。 當時大家都從學習、值日和生活這三方面，努力表現自己，希圖取信所方。我們這個組，在學習方面“成績”最好的要算我們的組長老王。他原是偽滿軍法少將，在北平學過几年法政，文化程度比較高，對新理論名詞懂得比較快。其他三名“將官”起初跟我一樣，連“主觀”“客觀”都鬧不清，可是“進步”也比我快。在開討論會時，他們都能說一套。最要命的是學完“什么叫封建社會”的專題后，每人要寫一篇學習心得（或稱學習總結），把自己對這個問題的領會、感想，用自己的話說出來。在討論時，我還可以簡單地說一說，知道多少說多少，寫心得可就不這么容易了。老實說，這時我對于學習還沒感到有什么需要，學習對于我，非但沒解決什么認識上的問題，反而讓我對于書上關于封建社會的解釋感到害怕。例如，封建帝王是地主頭子，是最大的地主，這些話都像是對我下判決似的。如果我是最大的地主，那么不但從叛國投敵上說該法辦，而且從土地改革的角度上說也赦不了，那不是更沒活路了嗎？我在這种不安的情緒中，簡直連一個字也寫不下去。在我勉強安下心東抄西湊地寫完這篇心得后，又看了看別人寫的，覺得我的學習成績是決不會使所方滿意的。 到哈爾濱后，我自動地參加了值日，這是惟一可以證明“進步”的地方。在這里，所方再沒有人宣布我“有病”，而我也發現這里每間屋的屋角上都有抽水馬桶，沒有提馬桶這個難題了。值日工作只是接遞外面送來的三頓飯、開水和擦地舖，我不再感到怵頭，當輪到我的時候，就動手干起來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別人服務，就出了一個岔子，在端飯菜的時候，几乎把一碗菜湯全洒在人家頭上。因此，以后每逢輪到我，總有人自動幫忙。他們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湯澆頂的危險。 生活上的情形，就更不能跟別人比了。我的服裝依舊不整洁，我的衣服依舊靠小瑞給我洗縫。自從所長當眾指出我的邋里邋遏以后，我心里總有一种混雜著羞恥和怨恨的感情。我曾試著練習照顧自己，給自己洗衣服，可是當我弄得滿身是水，仍然制服不了肥皂和搓板的時候，心中便充滿了怨气；而當我站在院里等待小瑞，別人的目光投向我手中待洗的衣襪時，我又感到羞恥。 交上自傳不久，我忽然下定決心，再試一次。我覺得這件事再困難也要干，否則所方看我一點出息都沒有，還怎么相信我呢？我以滿頭大汗的代价，洗好了一件白襯衣。等晾干了一看，白襯衣變成了花襯衣，好像八大山人的水墨畫。我對著它發了一陣呆，小瑞過來，把“水墨畫”從晾衣繩上拉下來，夾在怀里悄悄地說：“這不是上頭干的事，還是給瑞干吧。” 他的話很順耳，——我邊散步邊思索著，不錯，這不是我干的，而且也干不好。可是，我不干這個，干什么才能向所方表現一下自己呢？我必須找一件可以干、而且干得出色的事情才行。 我正苦苦地思索著，忽然旁邊几個人的議論引起了我的注意。 這是我五妹夫老万那屋里的几個。他們正談論著關于各界人民捐獻飛机大炮支援志愿軍的事。那時按規定，不同監房的人不得交談，但听別人的談話并不禁止。那堆人里有個姓張的前偽滿大臣，在撫順時曾跟我同過屋，他有個儿子從小不肯隨他住在偽滿，反對他這個漢奸父親，連他的錢也不要。他現在估計這個儿子一定參加了抗美援朝。他每提起儿子，總是流露出不安的心情，現在又是如此。 “如果政府還沒有沒收我的財產，我要全部捐獻給抗美援朝。我儿子既然不要，我只好這樣。” 有人笑道：“這豈不是笑話！我們的財產本來就該沒收的。” “那怎么辦呢？”老張愁眉苦臉地說，“也許我那孩子就在朝鮮拚命呢！” “你想的太多，毫無根据。”另一個說，“你以為漢奸的儿女可以參軍嗎？” 這句話別人听了顯然不是味儿，一時都不再做聲，可是老張還想他的主意： “咱們隨身帶的財物，政府并沒充公，是代為保存的。我把它捐出去好不好！” “那有多一點？”又有人笑他，“除了皇上和總理大臣，誰的東西都值不了多少錢！……” 這句話把我提醒了。不錯，我還有許多珠寶首飾呢，這可是任何人都無法跟我較量的。不說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說露在外面的一點也是很值錢的。其中那套乾隆皇帝當太上皇時用的“寶”，就是無价之寶。這是用田黃石刻的三顆印，由三條田黃石鏈條連結在一起，雕工极為精美。我不想動用藏在箱底的財寶，決定把這三顆印拿出來以證明我的“覺悟”。 決定了就赶快做。我記得從前有一次，所方人員在崗台上宣布志愿軍取得第五次戰役胜利的消息時，不知是哪個犯人听完之后立刻向干部要求到朝鮮去參戰，接著有好些人都提出這個要求，還有人立時扯本子寫申請書。當然，所方沒有接受。我后來不免有些嫉妒地想：這些人既表現了“覺悟”，又實際擔不上什么風險，心眼真是不少。我想起那回事，決定這回不能落后于人，不要讓他們搶先辦了，顯得我是跟著學的。正好，這天政府負責人員來巡視，我透過欄杆，看出來人正是在沈陽叫我不要緊張的那位。根据所長陪伴的形勢，我斷定他必是所長的上級，雖然他并沒穿軍裝。我覺得向這樣人拿出我的貢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視到我們監房跟前的時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說道： “請示首長先生，我有件東西，想獻給人民政府……” 我拿出了乾隆的日黃石印給他，他卻不接過去，只點點頭： “你是溥儀吧？好，這件事你跟所方談吧。” 他又問了几句別的話，就走開了。我想，他如果看到我的東西，知道它的价值，就不會如此冷淡了。沒有辦法，我只好找所方辦這件事。我寫了一封信，連同那套石印，交給看守員請他轉送給所長。 這套田黃石印送出之后，猶如石沉大海，一連多日沒有消息。我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看守員偷著匿起來了呢？ 我犯了老毛病，疑心什么就相信是什么。這天晚上，別人下棋的下棋，打扑克的打扑克，我卻獨自尋思田黃石印的去向，已經完全肯定是被貪污了。我考慮著是否直接問一下所長。這時矮墩墩的劉看守員從外面經過，站住了。 “你怎么不玩？”他問。 “我不會。”我答。這是實話。 “你學嘛，打百分一學就會。” “我學也學不會。”這也是實話。 “哪里的話！我不信還有學不會打扑克的。等一等，”他熱情地說，“我交了班來教你。” 過了一會儿，他果真帶著一副扑克牌來了。他一屁股坐在欄杆外面，興致勃勃地洗起牌來。我那套田黃石印就是交給他的。我心里對他原有的好印象全沒有了。我當時的心情——現在想起來還是難受的——竟是充滿了厭惡。 “我就不相信這個學不會，”劉看守員發著牌說，“再說，不會玩怎么行？你將來重新做人，重新生活，不會玩那可怎么生活！” 我心想：“你可真會說，裝的真像呵！” “溥儀并不笨，”高個子老王也湊過來，嘴里叼著個小煙袋，笑著說。這就是在撫順給榮源找回沈陽煙的那個看守員，他的煙癮很大，終日不离煙袋，那煙袋只有一柞長。他到痰盂那里敲掉了煙灰，又開始裝新的一袋，一邊裝一邊說：“溥儀不笨，只要學，什么都學的會。” 他點上了煙。隔壁有個人對他說：“王先生，你的煙挺香呵！” “怎么，大概你的煙卷又沒啦？”他挪過一步對隔壁看看。不知是誰笑著又說：“我抽煙太沒計划。”王看守員笑笑，解下了小煙荷包，扔了過去：“好吧，拿紙卷一支過過癮。” 王看守員每逢犯人抽光了規定的紙煙，總要解下煙荷包讓人卷煙過癮。這种舉動原來使我很不理解，而現在則有了解釋：“你們全是騙人！我就不信你們這一套！” 事實上，一心想騙人的不是別人，正是我自己，而弄得別人不能相信的，也是我自己。過了不久，所長在院子里對我說： “你的信和田黃石的圖章，我全看到了。你從前在蘇聯送出去的那些東西，現在也在我們這里。不過，對于人民說來，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經過改造的人。”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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