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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坦白從寬

  “我溥儀沒有良心。政府給我如此人道待遇,我還隱瞞了這些東西,犯了監規,不,這是犯了國法,這東西本來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我到今天才懂得,才想起了坦白交代。”
  在所長的接待室里,我站在所長面前,低著頭。在靠窗的一張桌子上,那四百六十八件首飾,發射著令人惋惜的光彩。假如我的“主動坦白”可以挽救我,假如寬大政策對我有效驗的話,那么光彩就讓它光彩去吧。
  所長注視了我一陣,點點頭說:“坐下來吧!”從這一聲里,我听出了希望。
  “你為了這件事,經過了很多思想斗爭吧?”所長問。
  我避開了那個紙條,說我一直為這件事心中不安。在我說的那些話里,只有最后一句是真的:“我不敢坦白,我怕坦白了也得不到寬大處理。”
  “那為什么呢?”所長的嘴角上漾著笑意,“是不是因為你是個皇帝?”
  我怔了一下,承認了:“是的,所長。”
  “也難怪你會這樣想,”所長笑起來了,“你有你的獨特歷史,自然有許多獨特想法。我可以再告訴你一次:共產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說到做到的,不管從前是什么身分,坦白的都可以從寬,改造好的還可以減刑,立功的還可以受獎。事在人為。你這些東西當初沒交出來,犯了監規,并且藏在箱底里一年多,如今你既然自己來坦白,承認了錯誤,這說明你有了悔悟,我決定不給你處分。”
  說罷,他命令門外的看守員去找保管員來。保管員到了,他命令道:
  “你把那堆東西點收下來,給溥儀開一個存條。”
  我感到太出乎意料了。我連忙站起來:
  “不,我不要存條。政府不肯沒收,我也要獻出來。”
  “還是給你存起來吧。你在這里點交。”所長站起來要走,“我早已告訴過你,對我們說來,更有价值的是經過改造的人。”
  我帶著四百六十八件首飾的存條,回到了監房。同伴們正開討論會,討論著正在學習的《中國怎樣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這本書里的問題。他們看見我回來了,停下討論,給了我前所未有的待遇,慶賀我有了進步。
  “老溥,佩服你!”他們現在已經不叫我溥先生,而是一視同仁地以“老”字相呼了。剛一听到這稱呼,我比听叫“先生”更覺著不是滋味,不過今天被他們叫得很舒服。“老溥,從你這件舉動上,給了我啟發!”“老溥,沒看出你真有勇气。”“老溥,我有你這例子,更相信寬大政策了。我向你表示感謝。”等等。
  我這里該補充說明一件事。自從我的衣物自洗自縫以來,我的外形比以前更加狼狽不堪了,而同伴們對我的尊敬也隨著“先生”的稱呼去了一大半,有人甚至于背后叫起我“八雜市”(哈爾濱從前一個專賣破爛的地方)來。在學習上表現出的無知,也時常引起他們的毫無顧忌的笑聲。總之,我明白了自己在他們心目中的身分。現在他們再三對我表揚,我頓時有了揚眉吐气之感。
  這天休息時,我在院子里听見前偽滿駐日大使老元對別人談論這件事。老元這人心眼极多,可以說眼珠一轉就夠別人想一天的。這個多心眼的人說出一段話,大大触動了我的心事:
  “老溥是個聰明人,一點不笨。他爭取了主動,坦白那些首飾,做的极對。其實,這种事瞞也瞞不住,政府很容易知道的。政府掌握著我們的材料,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多。你們想想報上的那些三反、五反的案子就知道。千百万人都給政府提供材料,連你忘了的都變成了材料,飛到政府手里去了。”
  照他這話說來,我在自傳里扯的謊,看來也瞞不住了。
  如果我說了出來,會不會像交出珠寶一樣的平安無事呢?一個是政治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能一樣對待嗎?所長可沒說。可是似乎用不著說,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經濟上犯罪也是犯罪,三反、五反案件重的重辦、輕的輕辦,坦白的從寬,應該全是一樣的。
  話是這樣說,事情不到臨頭,我還是下不了決心。跟上回不同的是,報上一出現“寬大”二字,我比以前更加想看個究竟了。
  三反、五反運動接近了尾聲,結案的消息多了起來,而且盡是“寬大處理”的。老王是干過“法官”的,我曾跟他研究過報上的那些案件。每次研究,我總在心里跟我自己的事情聯系起來,反复考慮,能否援用這項政策。后來所方叫我們寫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材料時,我想的就更多了。
  政府為了准備對日本戰犯的處理,開始進行有關調查,號召偽滿戰犯提供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材料。那天所方干部宣布這件事的時候,有人提出一個問題:“除了日寇的,別的可不可以寫?”干部回答:“當然可以寫,不過主要的是日寇罪行。”我听了,不由得犯了嘀咕:他要寫什么別的?別的當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最大的罪犯當然是我!我家里的人會不會也要寫點“別的”?
  偽滿戰犯對于寫日寇在東北的罪行,都很積极。我們這個組,頭一天就寫出了十多份。組長老王收齊了寫好的材料,滿意地說:“我們的成績不錯!明天一定還可以寫出這么多。”有人接口說:“如果讓東北老百姓寫,那不知可以寫出多少來。”老王說:“那還用說,政府一定會向東北人民調查的!你看呢,老溥?”我說:“我看是一定的,可不知道這次除了日寇,還調查別人不?”“不調查別人,可是准有人要寫到我們。老百姓恨我們這些人不下于恨日本人呢!”
  吃晚飯的時候,是大李來送飯。我覺著他好像特別有气似的,他不等我把飯菜接過來,放在地上就走了。他走開以后,我立刻想起了我离開靜園的時候,是他幫助我鑽進車廂里去的。
  第二天,我們又寫了一天材料。我知道的不多,寫的也少了。老王收材料時,仍很滿意,因為別人寫的還是不少。他說:“你們瞧吧,以此推想,東北人民寫的會有多少!政府掌握了多少材料!干過司法工作的就知道,有了證据就不怕你不說。從前,舊社會司法机關認為頂難的就是證据,可是在人民政府這里,老百姓都來提供材料,情形就不同了。”我听了這話,心里又是一跳。
  “政府掌握了材料!”這話我不是第一次听說了。今天早晨,我們議論報上一條關于捕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消息時,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這句話。報上這條消息中說,一九三五年殺害了紅軍將領方志敏的劊子手,已經在湖南石門的深山中捕獲了。這個劊子手在湖南解放后,先藏在常德縣,后來躲到石門的深山里,繼續干反革命活動,但是終于給公安机關偵察出來。怎么查出來的,報上沒說。我心想,這大概又是掌握了材料,大概共產党從一九三五年就把這個劊子手的材料記下來了。我跟老王學得了一句司法術語,這叫“備案存查”。
  第三天,當我寫下了最后的一條材料,忽然听到樓梯口上有人聲。我扭過頭來,看見有個陌生的中年人出現在崗台的附近,后面隨著所長。根据經驗,我判斷出這是上級机關來人視察。這位視察人員挨次察看了每間監房,听著看守長報告每個監房犯人的名字,面上毫無表情。他沒穿軍衣,我卻覺得他像一位軍人,這与其說是由于他的精确适度的每個動作和他的端正的体型,無宁說是由于他的嚴肅的面容。他大約不到五十歲。
  “你在于什么?”他在我們的監房外停下了,這樣問著,眼睛看著我。我沒料到他的聲調很溫和,而且他臉上浮著一絲笑容。
  我站了起來,報告說我正寫日寇的罪行。他對我的回答感到興趣:“你知道些什么日寇罪行?”
  我把剛寫好的,從前听佟濟煦說的那段屠殺建筑秘密工程工人的故事說了。
  也許是我的神經過敏,也許事實就是如此,我覺得他臉上的那一絲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的目光變得非常嚴峻。我万沒料到這個故事引起了他這么強烈的反應。
  “我當時听了很刺激,我原沒想到日本人這樣殘忍。”我不安地說。
  “你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議呢?”他逼視著我的眼睛。
  我覺出他在生气,赶緊低下了頭,輕聲說:
  “我……不敢”
  “你不敢,害怕,是嗎?”他不要我回答,自顧說下去,“唉,害怕,害怕就能把一個人變成這樣!”末后這句,又恢复了平靜的聲調。
  我低聲說:“這都是由于我的罪過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認罪,我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也不要這樣,把一切攬到自己頭上。你只能負你自己那部分責任。應當實事求是。是你的,你推不掉,不是你的,也不算在你的賬上。”
  我仍繼續說,我的罪是深重的,我感激政府對我的待遇,我已認識自己的罪惡,決心改造好。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听我的話,只見他察看我們的監房各處,并且叫一個犯人拿過漱口杯看了一看。等我說完,他搖搖頭,說道:
  “應當實事求是。只要真正認罪,有了悔改表現,一定可以得到寬大。共產党說話算數,同時重視事實。人民政府對人民負責。你應當用事實和行動而不是用嘴巴來說明自己的進步。努力吧。”
  他對我寫的那堆東西看了一眼,然后向隔壁的監房走去了。
  我的心沉重得厲害。我拿起寫好的那堆材料重看了一遍,似乎今天我才感到這類事情的嚴重性。
  從這以后,那雙嚴峻的目光似乎總也离不開我,那几句話也總沖擊著我的心:“是你的,你推不掉!”“應當實事求是!”“用事實和行動而不是用嘴巴來說明自己的進步!”我覺得自己正處在一個無法抗拒的沖力面前。是的,這是一种不追究到底誓不罷休的沖力。就是由于這股沖力,一九三五年殺害方志敏的劊子手藏在深山中也沒能逃脫掉。我覺得在這股沖力面前,日寇在東北的罪行必將全部結算清楚,偽滿大小漢奸的!日賬都無法逃掉。
  這天是星期日,我在院子里晾晒洗好的衣服,忽然看見大率和小瑞。還有一位所方干部從遠處走過來。他們三個人在花台附近立了一會儿,分手走開了。小瑞向我晾衣服的地方走來,我想跟他招呼一下,他卻看也不看我一眼,一直走了過去。我不禁狐疑起來:“這是怎么回事?難道——他們真往絕處走嗎?”
  我回到屋里,找出了一些舊報紙,專挑上面關于寬大處理三反、五反案件的消息和文章來閱讀。看了一陣,老王過來說:
  “你干什么?研究五反?”
  “不研究了。”我放下報紙,下了決心,“我想起過去的一些事,以前認識不到它的性質,現在看起來正是罪惡,把這些寫到感想里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當然好啦!”他又放低聲音說:“再說政府掌握咱們很多材料,還是先說了好。”
  我拿起筆來了。在這份學習感想中,有一段的大意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离不開利用封建和買辦的勢力,我的經歷就是個典型例子。以我為招牌的封建勢力在复辟的主觀幻想下,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而日本帝國主義則用這招牌,把東北變成了它的殖民地。我把在天津張園、靜園的活動,我把我那一伙人与日本人的關系,以及我和土肥原見面的詳情,原原本本地寫了出來。
  兩天之后,組長老王告訴我,所方看到了我寫的東西,認為我有了重大的進步,值得在本組里表揚。
  “拿出一件真正的物證,比說一万句空話還有用。”干過“法官”的老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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