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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們再次出去參觀，這次參觀，我們到過沈陽、鞍山、長春和哈爾濱四個城市，看了一個水庫工地（沈陽大伙房），十八個工厂，六個學術單位和學校，三個醫院，兩個展覽館，一個体育宮。在哈爾濱訪問了受過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災害的平房區，晉謁了東北烈士館。這次參觀我們獲得了比上次更加深刻的印象。我這里只想說說其中的几點觀感。 我們看到的企業，除了少數是日本人遺留下來的以外，大多數是新建的。日本人遺留下來的企業在接收時几乎全是一堆破爛，像鞍鋼和沈陽机床厂，就都經日本人和國民党破坏過，到了人民政府手里重新恢复、擴建，才成為今天這樣巨大的規模。許多見過那些舊日企業規模的偽大臣，都感到非常惊奇。使我最感惊奇的，是從許多新設備上看到了用中國文字寫的牌號、規格。我雖然沒有別人那樣多的閱歷，但是從前一提到机器，在心里永遠是跟洋文聯系著：MADE IN USA，MADE IN GERMANY，……現在，我看到了中國自己制造的成套裝備，而且這些企業的產品，就有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在那些產品上，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制造”。 在鞍山鋼鐵公司里，我站在龐大的鋼鐵建筑面前，簡直無法想象它是怎樣從一堆破爛中恢复和擴建起來的。然而這是事實。日本人在离開的時候說：“把鞍山給中國人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靜气地說，要二十年！”中國人在這里沒有种高粱，三年時間，把它恢复起來了，而且達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的年產量，遠遠超過了偽滿時期的最高紀錄，又過了一個五年，年產量達到了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從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創辦昭和制鋼所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國民党最后撤走止，這三十一年的累計產量。 在參觀中，我看到了無數這類的例子。每個例子都向我說明：中國人站起來了。中國人不但在戰場上可以打胜仗，而且在經濟建設上一樣能打胜仗。如果不是我親眼看到這個事實，如果十年前向我做出這樣預言，不僅勸中國人种高粱的日本人不信，連我也不信。 在過去的四十年間，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國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國人。我曾隨著日本人一起稱頌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我曾跟鄭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來開發中國的資源，我曾与溥杰多次慨歎中國人之愚蠢与白种人之聰明。我進了管理所，還不相信新中國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在朝鮮戰場上中朝人民軍隊打了胜仗，我不是覺得揚眉吐气而是提心吊膽，擔心美國人會扔原子彈。我不明白，在聯合國講壇上，中國共產党人何以敢于控訴美帝國主義，而不怕把事情鬧大。我不明白在板門店的談判桌上，朝中方面的代表何以敢于對美國人說：“從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休想從會議桌上得到。”總之，我患了嚴重的軟骨病。 美國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了字，日內瓦會議上顯示出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作用，這時我不由地想起了從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華之物力，結与國之歡心”的政策，想起了蔣介石勒令人民對帝國主義凶犯忍辱吞聲以表示“泱泱大國民風”的“訓示”。中國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對外史，就是從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國民党蔣介石的軟骨症的病歷。從一八七一年清朝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節崇厚到法國去賠禮道歉起，到李鴻章去日本馬關，我父親去德國，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參加巴黎和會，孔祥熙參加英王加冕典禮，哪一個不是去伺候洋人顏色的呢？ 在那一百零九年間，那些帶著從大炮、鴉片一直到十字架和口香糖的自以為文明、高尚的人，他們到中國來，任意地燒、殺。搶、騙，把軍隊駐扎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要道、要塞上，無一不把中國人看做奴隸、野人和靶子。他們在中國的日歷上，留下了數不清的“國恥紀念日”。他們和道光帝、西太后、奕劻、李鴻章、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訂了成堆的變中國人為奴隸的條約。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關系史上，出現了各种恥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會均等、門戶開放、最惠國待遇、租借地、關稅抵押、領事裁判權、駐軍權、筑路權、采礦權、內河航行權、空運權……除此而外，他們得到的還有傷驢一條賠美金百元，殺人一命償美金八十元，強奸中國婦女而不受中國法庭審判等等特權。 現在，那种屈辱的歷史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國人揚眉吐气地站起來了，正滿怀信心地建設自己的祖國，讓一個個發出過恥笑聲的“洋人”閉上了嘴。 在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厂，我們听到了一個小故事。汽車厂剛開始生產時，有個小學校的孩子們要來參觀。汽車厂打算派車去接，孩子們打電話來問是不是新造的車，厂方回答說，新造的是運貨卡車，坐著不舒服，准備派去的是進口的大轎車。孩子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說：“進口轎車不如運貨卡車舒服，我們要坐祖國造的卡車！” 祖國，她在孩子們的心里是如何崇高呵！而在我過去的心中，卻四十多年一直沒個影子。 作為一個中國人，今天無論是站在世界上，還是生活在自己的社會里，都是最尊嚴的。 關于別人日常怎么樣地生活，我在過去（除了偽滿后期一段時間以外）對這問題總怀有好奇心。我有生第一次出去滿足這种好奇心，是到我父親的北府，第二次是借探病為名去看陳寶琛。我對他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羡慕。后來我在天津，從西餐館和外國娛樂場所觀察過那些“高等華人”，覺得他們可能比我“自由”，但是不如我“尊貴”，我不太羡慕他們，但好奇心仍在。在偽滿，只顧擔憂，不大好奇了。回國之后，起初根本沒想過這類問題，別人如何生活，与我無關，后來我感到前途明亮起來，這個問題又對我有了現實性，所以在這次參觀中，我特別留心了這個問題。結果是，勾起了我無數回憶，心中起了無限感慨。 獲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哈爾濱。哈爾濱儿童公園里的儿童鐵道，使我想起了跟螞蟻打交道的童年。我從儿童醫院的嬰儿出生統計和保健情況上，看出了這在當年清朝皇族家庭中，也是不可企望的。我坐在哈爾濱太陽島的條椅上，遙望江中的游艇，听著草地上男女青年們的手風琴聲和唱歌聲，想起了我前半生的歲月。我不但沒高興地唱過，就連坐在草上晒晒太陽的興致都沒有，更不用說是隨意地走走了。那時我擔心廚子賺我的菜錢，擔心日本人要我的命……而這里，一切都是無憂無慮的。在我前面几丈遠的水濱上，有個青年畫家在專心致志地寫生。我們坐在他身后，一直就沒看見他回過一次頭。他的提包和備用的畫布都堆在條椅腳下，根本沒有人替他看管，他似乎很有把握地知道，決沒有人會拿走他的東西。這樣的事，在舊社會里簡直不可想象，而在這里卻是個事實。 這也是一個事實：公園里的電話亭里，有一個小木箱，上面貼著一張寫著“每次四分，自投入箱”的紙條。 据一個同伴說，太陽島上從前有個俱樂部，上一次廁所都要給小費的。但是現在，家里人來信說，你無論在哪個飯館、旅店。澡堂等等地方，如果給服務人員小費，那就會被服務員看做是對他們的侮辱。這也是事實。 在哈爾濱最后几天的參觀，我從兩個地方看出了世界上兩類人的不同。一個地方是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造過孽的平房區，另一個地方是東北烈士館。 二次大戰后，日本出版了一本《七三一細菌部隊》，作者署名秋山浩，是七三一部隊的成員，寫的是他在部隊時，從一個角落上所看到的事情。据書上說，這是一座周圍四公里的建筑群，主樓比日本丸之內大廈大四倍，里面有三千名工作人員，養著數以万計的老鼠，擁有所謂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著天文數字的跳蚤，每月生產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場”里設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試驗用的活人監獄，囚禁的人都是戰俘和抗日愛國的志士們，有中國人，蘇聯人，也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這些人不被稱為人，只是被他們叫做“木頭”。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試驗令人慘不忍聞：有的被剝得淨光，在輸進冷气的柜子里受凍傷試驗，舉著凍掉了肌肉只剩下骨頭的手臂哆嗦著；有的像青蛙似地放在手術台上，被那些穿著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著；有的被綁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褲衩，忍受著細菌彈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壯，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試驗，這樣一直到死掉為止…… 那個作者在七三一部隊時听說，培養這些病菌，威力可超過任何武器，可以殺掉一億人口，這是日本軍人弓！以自豪的。 在蘇聯紅軍進逼哈爾濱的時候，這個部隊為了消滅罪證，將遺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燒成灰埋進一個大坑里。由于這些劊子手過于心慌，大部分人沒有燒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從坑里扒出來，分出骨肉，把肉燒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藥把主建筑炸毀。 不久以后，附近的村庄里有人走過廢墟，看到一個破陶磁罐子里盡是跳蚤。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沒想到，劊子手遺下的鼠疫菌已進到他的体內。于是這個村庄便發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馬上派出了醫療大軍進行防治搶救，可是這個一百來戶的村子還是被奪去了一百四十二條性命。 這是我訪問的一個社員，勞動模范姜淑清親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實。她給我們講了這個村子在偽滿時期受過的罪之后，說：“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繳了槍，人民政府帶著咱過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給自個儿收下了庄稼，大伙高高興興地都說從這可好了，人民政府領導咱們就要過好日子了，誰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還沒有使完，走了還留下這一手！狠毒哪！” “人活在世上，總應該做些對人類有益的事，才活得有意義，有把握。” 這是有一次所長說的話。這句話現在從我心底發出了響聲。制造鼠疫菌的“瘟神”們和供奉“瘟神”的奴仆們，原是同一類的人，同是為了私欲，使出了一切毒辣和卑鄙的手段，不惜讓成億人走進毀滅。然而，這是枉然的，沒有“把握”的。“瘟神”的最科學的武器并不万能，最費心机的欺詐并不能蒙住別人的眼睛。被毀滅的不是人民，而是“瘟神”自己。“瘟神”的武器和它的供奉者沒留下來，留下來的是今天正在建設幸福生活的人民，包括曾住在离“瘟神”不過几百米地方的金星農業社這個村庄。這真是活得最有“把握”的人。由于他們是同樣地有“把握”，所以姜大娘說的是台山堡劉大娘同樣的話： “听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好好改造吧！” 無論是在姜大娘的干淨明亮的小屋里，還是農業社的寬闊的辦公室里，我都有這樣一個感覺：金星社的社員們談到過去，是簡短的、緩慢的，但是一提到現在和未來，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談到今天的收成，特別是他們的蔬菜生產，那真是又仔細，又生動。為了證明他們的話，社員們還領我們去看了他們的暖窖設備，看了新買來的生產資料——排灌机、載重汽車、各种各樣的化肥，看了新建的學校、衛生所和新架設的電線。當他們談到明年的計划指標時，更是神采飛揚。社長說得很謹慎，他向我指著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說：“明年大秋之后，我想可能多蓋几間。”他說到几間時，我們誰也不相信那僅僅是三五間或十來間。 在我們离開這個村庄的時候，社員們搬來了整筐的黃瓜、小紅蘿卜送給我們。“留下吧，這是咱社里剛收的，東西不值錢，可是很新鮮。”社長不顧我們的辭謝，硬把筐子送進我們的車里。 我在車窗口凝視著逐漸遠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頂，回想著金星社長說到的那几句：“我想著……。”不知為什么，這句非常平凡的話，听在耳朵里，曾給我一种不同凡響的感覺。現在我明白了。這些曾被我輕視過的認為最沒文化的人，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勤勤懇懇地勞動著，他們做的事情是平凡而又偉大的，因為他們讓大地給人類生長出糧食和蔬菜瓜果；他們的理想也是平凡而又偉大的，因為他們要讓茅屋變成瓦房，以便讓人們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過、看做优秀民族代表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掌握著近代的科學技術，干的卻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的勾當，他們也有理想，這理想便是奴役和消滅掉被壓迫的民族。這兩种人，究竟是誰文明誰野蠻呢？ 平房區“細菌工場”遺留下的瓦礫，告訴了人們什么叫做丑惡，東北烈士館里每一件烈士的遺物又告訴了人們什么叫做善良。這里的每件陳列品都在告訴人們：它的主人當初為了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盡了最后一滴鮮血，讓生命發出了最燦爛的光輝。無論是細菌工場的殘磚爛鐵還是東北烈士館里的血衣、遺墨，都是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里照出了我們這群參觀者過去的丑陋形象。 東北烈士館是一座庄嚴的羅馬式建筑，當初被偽滿哈爾濱警察署占用過十四年。在那血腥的年代里，這里不知有多少骨頭最硬的中國人被審問、拷打、送上刑場。陳列在這里的烈士照片和遺物，僅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館中每件實物和每件事跡，所指出的具体時間和地點，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憶。事變發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國共產党滿洲省委召開緊急會議，號召東北的党員和一切愛國士兵立即武裝起來，和敵人作斗爭。那個決議書和哈爾濱小戎街三號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靜園的日子。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東北人民在党的領導下，不顧蔣介石的阻攔，自己起來戰斗了，而我在靜園里卻加緊了賣國的罪惡活動。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鄭孝胥父子和羅振玉，湯崗子和旅順…… 在講解人員介紹楊靖宇將軍的事跡的時候，我又回憶起那几次“巡幸”到東邊道——楊靖宇、李紅光等將軍的抗聯第一軍活動地區——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見過長白山的頂峰，看見過朝霧和初升的太陽。祖國的山野美景沒動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鐵路兩側的日本憲兵、偽滿國兵和警察。日本人辦的報紙上總在報道東邊道的“土匪”已剿淨，但是那次“巡幸”到這一帶，還是如臨大敵，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溝，我還听說這里“不太平”。抗日聯軍在這一帶一直戰斗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滅的不是抗聯，而是自稱胜利者的日本皇軍。抗聯當時面對著強大的關東軍和裝備优越的偽滿國兵，處境的艱苦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從陳列的當時使用過的飯鍋、水壺、自制斧頭、磨得漆皮都沒有了的縫紉机等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這些用具的主人的聲容笑貌——這是我從龍鳳礦那位青年主任的臉上看見過的，是只有充滿著堅強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聲容笑貌。在一雙用樺樹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聲調，唱出了那首流傳過的歌謠： 樺皮鞋，是國貨，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繩，皮子就在樹上 剝。樺皮鞋，不簡單，戰士穿上能爬山；時髦小姐買不到，有錢太太沒福 穿。樺皮鞋，真正好，戰士穿上滿山跑，追得鬼子喪了膽，追得汽車嘟嘟 叫！ 日本人當初叫我“裁可”一批批的法令，然后据此施行了集家并屯、統制糧谷等等政策，封鎖了山區，用盡一切辦法去斷絕抗聯軍隊与外界的經濟聯系。它也确實做到了這一點，甚至楊靖宇將軍和一部分部隊被包圍起來了，絕糧的情況是千真万确的事實了，但是戰斗還是在繼續著，繼續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所有的情報和所有的常識。為什么這些人沒有糧還在打？他們吃什么？楊靖宇將軍不幸犧牲了，日本人為了解開這個謎，破開了將軍的肚子，他們從這個堅強不屈的人的胃里，找到的是草根。樹葉…… 我記起了吉岡安直發出過的歎息：“共產軍，真是可怕！”在擁有飛机、坦克的日本皇軍眼里，草根竟然是可怕的東西。 在楊靖宇將軍和他的戰友們歌唱著燁皮鞋，嚼著草根，對著那張舊地圖上展望著祖國大地未來的時候，我正在害著怕，怕日本人的拋棄，怕夜間的噩夢，我正吃煩了葷腥，終日打卦念經 楊靖宇將軍遺下的地圖、圖章、血衣和他小時候寫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來。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戰犯們中間傳過來哭泣聲，聲音越來越響。參觀到趙一曼烈士遺像面前的時候，有人從行列中擠了出來，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頭在地。 “我就是那個偽警署長……” 這是偽勤勞部大臣于鏡濤，他原先是這個哈爾濱的警察署長，趙一曼烈士當初就押在這個警察署，就是在這間陳列室里受的審訊，而審訊者之中正有這個于鏡濤。 當年的審訊者，今天成了囚犯，受到了歷史的審判。不用說，應該哭的決不僅是于鏡濤一個人。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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