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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暴風雨前夜


  朱可夫大敗日軍凱旋莫斯科之時,歐洲時局已經發展到爆發危机的嚴重地步。1938年2月,希特勒警告奧地利總理庫特·馮·舒施尼格說:“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決定!……英國不會為奧地利動一個手指頭。……那么法國呢?……對法國來說,這樣做已經太遲了。”一個月以后,希特勒的戰爭机器“搖搖晃晃、聲音隆隆地越過了邊界”,但在途中,不少裝甲車輛發生故障,很狼狽了一陣子以后,才占領了維也納。希特勒宣布解散奧地利共和國,全部領土并入德國。1939年3月15日,德國人确信英法不會介入,便入侵了“慕尼黑以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完成了對這個年輕國家的肢解。接著,希特勒虎視眈眈地注視著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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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丘吉爾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商務印書館版,第1卷《風云緊急》,上部,第2分冊,第388頁和400頁。——譯者注

  事態在急速發展著。希特勒在4月27日的一次講話中,宣布廢除英德海軍協定,廢除德國同波蘭的互不侵犯條約。
  在斯大林發表了蘇聯不想為西方國家“火中取栗”的著名講話以后不久,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于8月23日下午到達莫斯科。德蘇之間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在一份“秘密附加議定書”中,德國人和蘇聯人在東歐划分了勢力范圍。在波蘭,勢力范圍是以納雷夫河、維斯瓦河和桑河為界的。但是,在條約簽字八天之后,德軍就向波蘭發動了進攻。到9月中旬,德軍已占領了屬于蘇聯勢力范圍的大片地區。蘇聯領導人為保護本國利益,不得不比原來預料的更加侖卒地采取行動。所以,蘇聯軍隊于9月17日越過了波蘭一蘇聯邊界。
  歐洲這些事件的發生,几乎正值朱可夫在蒙古邊境大獲全胜之時。哈勒欣河戰役結束,朱可夫回來擔任了烏克蘭軍區副司令員。蘇聯軍隊攻入波蘭的十二天戰役,“解放了”一千二百多万人民,占領了十九万平方英里土地。它是由集團軍司令員(二級)M·Ⅱ·科瓦廖夫指揮的白俄羅斯方面軍和由集團軍司令員(一級)C·R·鐵木辛哥指揮的烏克蘭方面軍進行的。看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朱可夫未能按時去就任新職務,因而也就未能有效地參加這次短暫的戰役。
  朱可夫在遠東取得的經驗,無疑在紅軍領導人1939年底制訂的新的野戰條例中得到了反映。新條例是以下述前提為基礎的,即各兵种協同作戰,是取得作戰胜利的首要條件。只有使用這种辦法,才能在敵人的防御縱深內打敗敵人。條例強調了部隊再補給和后方勤務的重要性,就象強調繽密的作戰計划、不間斷地控制部隊以及出其不意的必要性一樣。既然許多指揮員對于恰當地使用預備隊、對于梯次配置原則、對于作戰編成問題似乎都很不熟悉,新的條例中自然就闡述了這些課題。師的進攻正面稍微作了變動。在進攻作戰中,一個加強師的平均正面寬度減少到三千三百碼。第一梯隊步兵營進攻正面規定為四百五十到六百五十碼,比“1936年條例”規定的大約六百五十碼到一千一百碼有所減少。研究小組研究了遠東的作戰之后,強調指出,每英里正面必須配備有效數量的火炮。不包括遠程武器在內,火炮數量從三十門至三十五門增加到三十五至六十門。雖然人們為了制訂“1939年條例”費了很多心血,但這個條例始終未能公諸于世。因為歐洲發生的軍事事態已使它大大落后于形勢,不得不徹底地重新加以研究。蘇芬戰爭結束后,在布瓊尼元帥的監督下,重又著手制訂條例,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再次推遲了。
  1938年4月,蘇聯開始向芬蘭施加壓力,要它允許蘇聯在芬蘭的蘇爾薩爾島构筑工事。1939年10月,雙方重新恢复談判時,蘇聯代表說,鑒于歐洲的戰爭,不能允許敵人有机會進入芬蘭灣。為了保護列宁格勒,邊界的位置必須予以改變。芬蘭拒絕了蘇聯的要求,于是談判破裂。
  莫洛托夫警告說:“我們文職官員無法再去解決這個問題了,現在該讓宰方行使他們的發言權了。”
  在蘇聯向芬蘭發動了一場猛烈的宣傳攻勢,并指責芬蘭人向蘇軍發射若干發炮彈以后,紅軍于1939年11月30日開進了芬蘭。
  戰爭最初几周,芬蘭人使蘇軍遭受了重大傷亡,R·A·麥列茨科夫將軍的攻勢進展緩慢。紅軍在芬蘭未能迅速贏得胜利,暴露了蘇聯軍事机构中存在的嚴重問題。顯而易見,坦克兵、炮兵、步兵之間缺乏在哈勒欣河戰役中曾起過決定性作用的那种配合。但是,12月28日蘇軍重新編組了各集團軍,下達了新指示。1940年2月初,俄國的攻勢終于開始形成。2月11日,蘇軍粉碎了曼納海姆防線的一些地段。芬蘭的防御逐步瓦解。3月12日,精疲力盡的芬蘭人認輸了。在這場戰爭的最后階段,朱可夫擔任了很短一段時間的總參謀長,暫時代替生病的沙波什尼科夫。
  在“冬季戰爭”(參加這次戰爭的紅軍部隊達一百二十万人)結束以后,蘇聯采取了一些措施來糾正這次戰爭中暴露出來的許多缺點。伏羅希洛夫向党中央委員會提出報告以后,中央決定在克里姆林宮召開總軍事委員會會議。軍隊高級領導干部、以及參加過這次戰爭的師長和高級軍官、各軍區、各軍事學院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于1940年4月14日到17日舉行,作出了一系列結論。從步兵部隊的表現可以看出,他們對于武器裝備以及在嚴寒條件下如何恰當地使用它們了解甚少。需要更多的自動武器和迫擊炮。需要更好的通訊設備,特別是無線電通信設備,是必不可少的。部隊的編制也不能令人滿意。步兵師机動性差,后方勤務的指揮很困難。開始時,步兵不會穿滑雪板打仗,只是在仗打起來以后,才組建了滑雪特別營、滑雪工兵部隊和馬拉雪橇醫療隊、運輸隊。在芬蘭作戰的經驗還表明,必須有更好的冬裝、更好的車輛預熱器和掩体用火爐。机動運輸部隊也被證明是組織得不好的,備件供應不上。筑路部隊不能滿足需要,交通指揮勤務也不足。
  不可寬恕的錯誤之一是,司令部未能查明卡累利阿—芬蘭地區的地形和气候特點,未能查明芬蘭軍隊的編制、武器、訓練和裝備情況。紅軍軍官對于曼納海姆防線的位置及其筑壘情況,只有很一般的了解。對于如何攻克鋼筋混凝土工事缺乏經驗。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以及在波蘭所取得的經驗,沒有傳達給這些部隊。步兵部隊的教練搞得很差。沒有教練步兵班和步兵排掌握在塹壕和在森林中作戰的基本要領,沒有教練它們掌握包圍戰術以及偵察和偽裝的要點。
  會議的結論說,在芬蘭取得的胜利,使蘇軍付出了本來可以避免的過高的犧牲。蘇軍的武器、部隊的編制、訓練和教練工作,必須從根本上予以改進。斯大林在最后一天的會議上講了話,激勵与會者研究現代戰爭,要具有靈活性和适應性。
  總軍事委員會責成國防人民委員部各總部研制新武器和作戰裝備,以取代陳舊過時的武器裝備。總軍事委員會特別要求制造出更好的飛机、更好的坦克和更好的通信設備。會議還通過了一項決議,規定要對部隊的訓練、管理和編制作重大的改革。制定了步兵、裝甲兵、炮兵和特种部隊的編制与裝備表。
  委員會的另一項決議恢复了原來實行過的將軍軍銜和元帥軍銜。朱可夫、麥列茨科夫和N·B·丘列涅夫被任命為大將。鐵木辛哥被任命為元帥,并接替伏羅希洛夫的國防人民委員職務,而伏羅希洛夫則被提升為人民委員會國防委員會主席。
  朱可夫晉級以后,受命指揮兵多將廣的基輔特別軍區。當時擔任烏克蘭共產党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后來評价說:“朱可夫接替鐵木辛哥的職務是非常令人滿意的。他是一個天才的組織者,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
  勞特巴奇寫道:
  朱可夫在基輔任職期問,表現出引人注目的行政管理才能。他花費了很多精力,根据同日軍作戰和蘇芬戰爭的經驗,草擬了改革紅軍的各种計划。從這時起,他不僅作為一個軍事負責人,同時也作為一個政治領導人而嶄露頭角。他的指示,是出自一個充滿自信并深知自己已被上司授予全權的人的指示。烏克蘭党的領導人希望他參与領導,而他也是這樣做的。
  朱可夫講話變得放線了。他竟指揚起各軍种中的政治委員制來了。他青告說,要打胜仗,不僅要靠紅軍政治工作人員的辛勤工作,也要靠紅軍指揮員的辛勤工作。朱可夫的地位提高了,他的能力也已表現出來,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理解朱可夫講話為什么越來越大膽。如果他認為他的地位不那么穩固,他肯定是不敢指摘軍隊中的政治委員制的。無論如何,人們又重新談論起“單一首長制”這個題目了,而朱可夫則是最主要的和最直言不諱的支持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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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蘇軍在1918年至1942年曾三次實行“政治委員制”,三次實行“單一首長制”。三次實行“政治委員制”的時間分別是1918年、1937年和1941年;三次實行“單一首長制”的時間是1925年、1940年和1942年。——原書注

  朱可夫指責說,許多高級指揮人員未能很好地訓練較年輕的軍官。他要求人們更深入地研究軍事史和俄國軍隊与人民的軍事傳統。他最后警告說,已經复雜化的國際局勢隨時可能發生變化,提醒人們要警惕复雜的國際環境中可能出現的“詭計”。他的听眾知道他指的是德國人。朱可夫懂得蘇聯必須通過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來爭取時間,但他私下總是預言蘇德之間必定會發生戰爭。他主張使俄國西部的紅軍部隊保持全面動員狀態,以便使部隊在敵人發動進攻時不致措手不及。
  1940年6月28日,蘇聯軍隊在朱可夫指揮下分兩個梯隊開進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第一梯隊是机動部隊,由坦克部隊和騎兵部隊組成。第二梯隊則是由一些步兵師組成的。雖然羅馬尼亞軍隊接到命令,要他們有條不紊地后撤,但仍有許多士兵放下武器。6月30日,紅軍部隊到達普魯特河岸,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很快就被蘇聯控制了,朱可夫在切爾諾夫策建立了司令部。在夏季晚些時候,仍然指揮著基輔特別軍區的朱可夫得到了他的獎賞;他作為軍區的代表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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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薩拉比亞當時同于羅馬尼亞。北布科維納,當時除最北都一小部分屬于波蘭外,亦屬羅馬尼亞。——譯者注

  1940年12月到1941年1月初,最高指揮部在莫斯科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接著進行了圖上軍事演習。据葉廖緬科元帥說,這次會議“對于提高紅軍高級指揮人員在戰術、戰役學、戰略、各兵种的進攻戰和防御戰方面的訓練水平起了极重要的作用。”這次會議得到了斯大林和整個國防机构的關心。
  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審查1940年的全部軍事和政治准備情況和本年度任務的組織安排。總參謀長R·A·麥列茨科夫大將在一次會議上作了關于影響戰斗訓練的一系列問題的報告,特別指出了步兵的机動能力問題。他在談到防御能力時,對于蘇軍指揮人員仍然未能表現出估量戰局和組織戰場情報工作的能力表示遺憾。他特別贊揚了朱可夫的基輔特別軍區的炮兵部隊。在隨后進行的討論中,人們就提高紅軍訓練水平問題,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其中一共有二十八名將軍提出了建議。
  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探討軍事藝術的理論問題。會上作了五個非常适時的報告,其中包括朱可夫所作的《現代進攻戰役的特點》的報告。
  朱可夫的報告,特別是他對于大規模使用机動部隊的論述,引起了与會者很多有益的討論。最高指揮部的人員,對朱可夫所做的結論沒有什么重大的不同意見,他們關注的是這种作戰的細節,例如用于擴大突破的集群的編成、戰斗序列的結构、地域寬度、摩托化部隊投入突破口的時間、摩托化部隊同空軍的協調,以及机械化部隊在敵軍防御的戰役縱深獨立作戰時對部隊的控制和后勤支援問題等等。這樣,會議接受了朱可夫關于机動部隊作戰問題的廣泛的理論,并且用了很多精力來制定此种作戰的細節。
  這次會議于1941年1月11日結束。會議結束后,在國防人民委員C·R·鐵木辛哥領導下,又進行了一次戰略性的對抗軍事演習。朱可夫應邀參加了這次演習。演習的基本目的,是要幫助參加者掌握戰略性作戰行動的原則;确定可能發生軍事行動的戰場;教練高級指揮人員在复雜的條件下,對各种情況進行估量并作出決定;就大規模使用炮兵部隊、坦克大部隊和空中力量的現代進攻戰役如何實施,統一人們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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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N·葉廖緬科著《戰爭初期》,第34頁—第35頁。——原書注

  演習的參加者之一M·N·卡扎科夫在他回憶錄中寫道,實際上進行了兩次演習,一次是在西方方向,另一次是在西南方向。一方(東方)是由西部特別軍區司令員Ⅱ·r·帕夫洛夫和B·E·克利莫夫斯基指揮的。對立一方的軍隊由朱可夫和波羅的海特別軍區司令員。·H·庫茲涅佐夫上將指揮。雙方都煞費苦心企圖用突擊部隊實施深遠突破,以便擊敗敵方重兵集團。在演習過程中,暴露了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雙方都未能為自己的第二梯隊和預備隊提供足夠的兵力。依靠削弱戰線上戰斗不激烈的地段的部隊,才使主攻方向上的兵力占有优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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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N·卡扎科夫回憶錄《昔日會戰圖》。第60頁—第61頁。以下引語亦引自該書。——原書注

  演習結束后,出現了“某种不正常的”情況:“由于某种原因,演習結果不是由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或者總參謀部來講評,而是由參加者本人,即T·R·朱可夫和Ⅱ·T·帕夫洛夫來講評。講評結束,軍區司令員們准備立即离開莫斯科,可是所有的人突然于五月13日被召到克里姆林宮,”在那里進行了第二次講評。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和蘇聯政府委員都出席了。其中,軍方的代表有國防人民委員、總參謀長,副國防人民委員、各軍种司令員和一些軍區的司令員。麥列茨科夫作了報告。
  這次會議特別受到重視,開會地點就是一個證明,而且所有与會者對作為這次軍事演習的結果而將采取的防御措施极為關心。卡扎科夫說,可惜的是,麥列茨科夫的報告缺乏條理,前后不連貫。造成這种情況的原因之一是斯大林突然改變了開會的時間和地點,各种材料未能完全准備妥當。麥列茨科夫試圖憑記憶來作報告,所以有好几次他的結論和建議脫离了實際情況。他對野戰條例草案的解釋也招致批評。譬如,他說:
  在起草野戰條例時,我們是從這樣的事實出發的,即我們一個師同德國法西斯軍隊的一個師相比,要強大得多,因此在發生遭遇戰時,它毫無疑問能夠打敗德軍一個師。在防御時也一樣,我們一個師將能夠打退敵軍兩三個師的沖擊。在進攻時,我們一個半師將攻克敵軍一個師的防御陣地。
  當表列茨科夫開始敘述剛剛結束的兩次演習中的第一次演習時,特別是當他說到擁有六十到六十五個師的東方(紅方)成功地突破了西方(藍方)及其五十五個師的防御時,在座的人都不安起來。斯大林問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兵力优勢這么小,怎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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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此處似有誤。据朱可夫回憶錄說,他當時被指定為演習中的“藍方”(西方),假定是發動進攻的德軍一方。帕夫洛夫被指定為演習中的“紅方”(東方),假定是進行防御的紅軍一方。雙方兵力是:西方六十多個師,東方五寸多個師。演習結果是紅方失利。朱可夫還指出,這次演習的情節,与1941年6月22日蘇聯遭到法西斯德國進攻后所發生的一些情況,在很多方面非常相象。——譯者注

  麥列茨科夫的回答不是斯大林想要听到的回答。他說:東方部隊從戰線上“戰事較少的”地段抽調部隊,使它獲得了“局部”兵力优勢。
  斯大林立即反駁道:“在我們這個使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隊的時代,‘局部’兵力优勢不能保證進攻一方獲胜;實施防御的敵軍,擁有同樣的机動手段可供使用,能夠在短時間內變更部署,加強遭到威脅的地段的兵力,這樣也就抵消了進攻者建立的‘局部’优勢。”
  當麥列茨科夫開始敘述第二次演習時,斯大林用挖苦的語調問他道:“唔,這一次誰胜了呢?可能‘紅方’又胜了吧?”
  表列茨科夫企圖避免直接回答問題,毫無說服力地說什么在軍事演習中不會出現明确的胜負,講評人只是估量一下雙方的行動是否正确。卡扎科夫回憶說:“這一招未能奏效。”麥列茨科夫被告知說:“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們還是想知道參加演習的哪一方是胜利者。”表列茨科夫未能作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
  報告完畢以后,斯大林講了話。他的話直截了當,切中要害:
  可能,在條例的宣傳材料中應該寫上我們一個師在遭遇戰中能打敗德國法西斯軍隊一個師。而在進攻時,一個半師能突破他們一個整師的防御。可是在在座的這些人的圈子里,在未來的方面軍司令員們和集團軍司令員們面前,就必須講講實際的能力是怎樣的。
  接著又發生了一個令人十分難堪的插曲。副國防人民委員T·N·庫利克在會上發言,要求把一個師的編制人數增加到一万八千人,要求用馬匹牽引(炮車)。在一問一答中,暴露出他對現代戰爭的武器裝備的無知。斯大林尖銳地批評了他,并對鐵木辛哥說。“只要對于摩托化和机械化存在著如此混亂的看法,你們就不會有摩托化和机械化。現代戰爭是一場摩托化的還爭——在陸地、在空中、在水上和水下都是如此。”
  卡扎科夫寫道,斯大林對國防人民委員部的批評是令人信服的,但是“這批評就象一只飛去來器,擊中別人,又飛回來擊中了他自己”,因為1939年11月21日作出解散坦克軍的決定時,斯大林也參与了決策。
  在朱可夫、帕夫洛夫等人發言以后,會議宣告結束。會議參加者的心情可說是苦樂參半——他們對于紅軍進一步机械化的前景感到滿意,為總參謀部的報告感到難堪。
  就在會議結束的那天傍晚,蘇聯領導人作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命,朱可夫擔任了總參謀長,而M·Ⅱ·基爾波諾斯上將接替他擔任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麥列茨科夫被調到作戰訓練部,顯然是對他在斯大林和政治局面前表現糟糕的懲罰。朱可夫被任命為總參謀長以后,再一次得到了榮譽——1941年2月,他當選為共產党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与此同時,國際局勢更加惡化了。朱可夫立即著手加速實施由斯大林和鐵木辛哥發起的對軍事机构的改組,清除不稱職的軍官,譴責他所看到的官僚主義作風,因而普遍地提高了全軍的狀況。
  1941年3月8日,中央委員會作出一項決定,更明确地規定了國防人民委員都的內部分工。對蘇聯紅軍的領導,由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通過總參謀部(朱可夫)和若干個總部來實施。朱可夫被任命為副國防人民委員,因而他不僅領導總參謀部,而且負責監督通訊部、燃料供應部、空防部以及總參謀學院。此外,准許兩名副人民委員——一朱可夫和布瓊尼直接去見政府領導人,洽談有關國防机构的种种問題。
  這年2月23日,恰逢紅軍建軍二十三周年,朱可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在這篇文章里,他論述了紅軍取得的進步。他寫道:“人員、武器、軍事思想——這是一支軍隊的三個基本要素。”他還指出紅軍現在正迅速充實這些要素。關于哈勒欣河戰役,朱可夫說,蘇聯軍隊在那里經受了“嚴峻的長時間的考驗”。他說,芬蘭戰役,是一次嚴重考驗,而粉碎曼納海姆防線,“是迄今為止通過大規模強攻,”突破現代化永久筑壘地域的唯一戰例。”然而,朱可夫并未一味贊揚,他也提到一些缺點,他說:
  可是,我們如果讓胜利迷住了眼睛,對于我們在士兵訓練方面已經暴露出來的缺點視而不見,那我們就不是布爾什維克了。這些缺點是由于訓練方法中普遍存在的因循守舊和墨守陳規造成的。在戰爭的初始階段,這些缺點顯露出來,自然就對作戰產生了有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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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勞特巴奇箸《這些人是俄國人》,第127頁—第129頁。——原書注

  朱可夫在指出1940年8月恢复了軍官“單一首長制”之后,進一步強調了單一指揮的必要性。他想方設法擴大指揮員的權限,提高他們的權威,進一步加強軍紀。他极其重視官兵之間的良好關系,強調指出互相信任和尊重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他警告說:“一場帝國主義戰爭正在我們周圍激烈地進行著。由于我們重建了軍事訓練制度,我們取得一些不容置疑的成績。訓練是在接近實戰的條件下進行的,因而我們提高了我軍的戰術水平。可是,我們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自滿自足起來,那就大錯特錯了,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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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上。——原書注

  在此期間,希特勒對斯大林越來越絕望了。雖然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會見里賓特洛甫時,提到了蘇聯打算占領比薩拉比亞,但他沒有提到蘇聯也打算占領布科維納。希特勒對事態演變很不滿,因而德蘇之間的關系緊張起來了。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率代表團到達柏林,這是一位蘇聯政治家首次訪問納粹德國。莫洛托夫說,俄國希望德國停止在芬蘭的一切軍事行動,承認蘇聯在巴爾干的利益以及在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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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喬治·凱南著《列宁和斯大林領導下的俄國与西方》,第339頁—第343頁。——原書注

  陪同蘇聯代表團前往柏林的兩名翻譯之一瓦連金·別列日科夫在《新世界》雜志上著文描述了這次訪問。他寫道:莫洛托夫問希特勒為什么向羅馬尼亞派遣一個德國軍事代表團,為什么不同蘇聯政府商量(1939年條約規定,在涉及雙方利益的重要問題上要進行磋商)。而且,為什么德軍開進了芬蘭?別列日科夫說,這些話就象給這位“元首”“當頭澆了一盆冷水。他甚至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好一陣子,可以看見他臉上露出一副窘態”。希特勒鎮靜下來以后才說,派代表團去羅馬尼亞是應安東奈斯庫政府的邀請去訓練羅馬尼亞軍隊的。至于芬蘭,德軍不打算留在那里,而是假道芬蘭去挪威。莫洛托夫反駁說,作為那种代表團來說,在羅馬尼亞的德國部隊太多了,而在芬蘭,德軍并未繼續前進,顯然是准備長期留駐的。
  第二天,莫洛托夫繼續追問芬蘭問題,因而會談越來越激烈了。莫洛托夫堅持要討論希特勒認為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使這位“元首”惱怒了。所以當他提出要德意兩國作出保證的時候,希特勒終于忍不住大喊大叫起來。后來會談重新開始時(會談是在里賓特洛甫的安全可靠的掩蔽部里舉行的,因為當時正發生一次空襲),這位蘇聯代表又追問,關于德國在羅馬尼亞和芬蘭駐軍背后的目的,什么時候能夠作出解釋。這時里賓特洛南毫不掩飾他的憤怒,回答說,如果蘇聯繼續關心這些“無關緊要的問題”,那么應當通過通常的外交途徑來討論它們。第二天俄國人离開了柏林。里賓特洛甫是到車站為他們送行的唯一高級官員。
  兩周以后,即1940年11月26日,蘇聯政府在給柏林的一項外交照會中重申了它的要求。對于這項照會,德國未予答复,相反,在几周以后,即在1940年12月18日,怒不可遏的希特勒下達了一項代號為“巴巴羅薩行動”的命令。命令開頭是這樣的:“德國武裝部隊必須作好准備……在一次迅猛的戰役中摧毀蘇維埃俄國。”
  實際上,希特勒在几個月以前就已作出了關于進攻蘇聯的決定,而蘇聯在1940年秋天的頑固態度,只是使他确信他必須著手實行他的計划而已。据里賓特洛甫說。自從1938年以來,希特勒就擔心英美對德國開戰,而一旦俄國同它們聯合起來結成一個聯盟,德國將面臨不得不在兩條戰線上作戰的困境。因此,這位“元首”決意向蘇聯發動進攻,堅信他能夠在几個月之內處理掉俄國這個威脅。可是,希特勒仍然憂心忡忡,他的外長里賓特洛南記載了他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們不曉得,一旦我們真的不得不推開通向東方的大門時,我們會遇到什么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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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里賓特洛甫著《倫敦和莫斯科之間》,第240頁。——原書注

  從1939年8月14日到1942年9月24日,擔任德國陸軍參謀長的弗朗茨·哈爾德,曾一直記私人戰時日記,在他的日記中,可以找到關于希特勒作出跟俄國交戰決定的情形的明确記載:1939年10月18日,“元首”向他的陸軍下達指示說,已被征服的波蘭領土應該看作是“德軍未來的軍事行動的集結地域”。過了若干星期以后,希特勒又鼓動他的一些遲疑不決的將軍們向西進攻,說只有德軍在那里(即在西歐)獲得了自由,他才能夠去攻打俄國。1940年7月、哈爾德寫道:希特勒認為,如果德軍不進攻英國的話,這年秋天就可以進攻蘇俄。這位“元首”指示陸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布勞希奇為入侵蘇聯作好准備。
  7月31日,在貝格霍夫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希特勒向他的陸軍首腦們首次宣布了他的關于進攻俄國的決定。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記錄了這位“元首”講話的哈爾德的日記表明,隨著入侵英國的前景正在消失,希特勒不僅作出了在1941年春進攻蘇聯的明确決定,而且還制定出他的主要戰略目標:“英國的希望寄托在俄國和美國身上。如果使寄托在俄國身上的這种希望破滅,那么寄托在美國身上的希望也就破滅了,因為俄國被消滅就會大大增強日本在遠東的實力。”希特勒确信,英國繼續作戰的頑強決定是以蘇聯最終將參戰為依据的。希特勒接著說道:
  英國出現了某种怪事!英國人眼看就要完全倒下去了。可現在他們又重新站立起來。我們截听到他們的談話。俄國對西歐迅速發生的事態感到煩惱和不安。
  俄國只需向英國暗示一下,它不希望看到德國過份強大,那么英國就象一個溺水的人。將重新燃起這樣的希望,即整個戰局在六個月至八個月內一定會完全改觀。
  可是,倘若俄國被摧毀,英國最后的希望也就破滅了。那時德國將成為歐洲和巴爾干各國的主人。
  決定:鑒于上述种种考慮,必須在1941年春消滅俄國。
  越早摧毀俄國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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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弗朗茨·哈爾德著《德國陸軍最高司令部總參謀長弗朗茨·哈爾德上將私人戰時日記》。——原書注

  雙方開始為在軍事上攤牌而進行秘密准備。德國借報部門在邊境一帶積极活動。蘇聯人士說,從1939年10月到1941年6月,德國偵察机在整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地區上空飛行達五百多次。蘇聯最高指揮部嚴禁邊防部隊向入侵的飛机開火,顯然是由于擔心釀成爆炸性的邊界事件而被德國指責為挑釁。
  蘇聯的計划執行得太小心、太緩慢了,因而蘇聯的軍事机构未能作好應付戰爭的准備。這是誰的疏忽呢?蘇聯的說法是,斯大林認為希特勒“在近期內”不會撕毀同蘇聯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他把德國為發動進攻而進行的种种准備僅僅看作是一种挑釁。他覺得,蘇聯人如果對德國人在邊界上的活動作出反應,那么希特勒就有了借口來撕毀條約并向俄國發動進攻。据《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史》一書說,斯大林心里非常擔心刺激希特勒,以致“當邊境地區的一些軍區的司令員們要求授權他們把部隊部署到邊界一帶的防御陣地,提高部隊的戰斗准備時,他們的要求都被他拒絕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還斥責鐵木辛哥和朱可夫,說他們“不大明了正在發展變化的軍事—戰略形勢,未能得出應當得出的必須采取緊急措施使武裝部隊進入戰備狀態的結論。”
  然而,在确定責任的時候,人們必須記住斯大林是不肯相信希特勒會很快撕毀互不侵犯條約的。1941年4月,丘吉爾省警告莫斯科說,德國將發動進攻,但這個警告未能奏效。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在戰爭爆發前的最后几個月的表現是前后一貫的。他顯然希望,只要他堅持要求德國人講信用,他就能夠使蘇聯在1941年免遭戰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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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還有一些人曾對負責的蘇聯官員發出過警告。在那些緊張的月份里,在蘇聯駐柏林大使館擔任一等秘書的瓦連金·別列日科夫回憶說,4月底他應邀出席美國駐柏林大使館一等秘書杰斐遜·帕特森的一次雞尾酒會。帕特森在打過招呼之后,表示希望別列日科夫會見出席酒會的一位客人。接著把一位德國空軍少校介紹給別列日科夫。
  接近傍晚時分,當少校同別列日科夫兩人單獨呆在一起,离其他賓客有一段距离的時候,這位德國軍官對他說:“有件事帕特森希望我告訴你。實標上,我不是到這里來休假的。我的中隊被從北非召回來,昨天我們接到命令要調到東線,到羅茲地區去。也許這件事沒有什么特別的,不過我知道還有許多別的部隊最近也被調到貴國邊界地區。我不知道這可能意味著什么,但我個人不希望我們兩國之間出什么事。當然,我對你說的這些話都是机密。”別列日科夫大吃一惊,但他首先表示感謝他提供這個情報,然后說他認為德國將會遵守在不侵犯條約。別列日科先寫道:“當時我們最擔心的是挑撥”不過,他到底還是在蘇聯大使用的例行通報中向國內報告了這次談話。見瓦連金·別列日科夫著《希特勒入侵前夕》。——原書注


  在這种情況下,朱可夫和他在軍事机构中的同事們不愿就希特勒的意圖問題,去同斯大林爭辯是并不奇怪的。
  二十五年以后,朱可夫在回顧當時的情形時承認他本來應該盡一切力量來說服斯大林,使他相信眼看就要發生的事態。他對為他寫傳記的作家H·斯維特利申上校說:“也許我沒有用足以使人信服的方式向斯大林證明使我軍進入戰斗准備的必要性,對于這一點,我并不推卸我的責任。”但他知道。即使他那樣做,也是徒勞的,所以赶忙補充一句:“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我對他沒有足夠的影響力。”朱可夫只能設法說服,但最后決定當然還是由斯大林來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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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對于這段時期的歷史進行了縝密研究的亞歷山大·沃思說,斯大林确信同納粹德國的戰爭不可避免地要在1942年爆發,蘇聯政府必須采取一切手段,使德國不在1941年秋季以前發動進攻,到了秋季,德國就是想要在這一年入侵也來不及了。見亞歷山大·沃思著《俄國在戰爭中,1941—1945》,第122頁—第123頁。——原書注

  事實上,紅軍在1941年春夏所進行的那些具有決定意義的准備工作,正是在朱可夫當了總參謀長以后一在他的指導下進行的。如果說,對總參謀部的批評有哪一條是有根有据的,那就是總參謀部的成員們只是埋頭研究不久前才結束的芬蘭戰役的經驗,而對于1939年和1940年歐洲戰事的進程沒有給予足夠密切的注意。實際上,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前的六個月期間,在軍隊領導人的看法中普遍存在著兩种傾向。蘇聯元帥N·X·巴格拉米揚寫道:
  一派人,一味地試圖用國內戰爭和西班牙事件的有色眼鏡來觀察未來的戰爭……另一派人,雖然從西歐發生的戰爭中得出了正确結論,顯然希望預先采取措施阻止事變的發生……這些人試圖接照紅軍最早能在1942年才會擁有的兵力和裝備來制訂作戰計划。試問倘若戰爭馬上就打響,那該怎么辦呢?
  与此同時,巴格拉米揚寫道。T·R·朱可夫一直專心致志地對德國的威脅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抱著一种緊迫感來采取行動。有一次,朱可夫對巴格拉米揚說:“我們現在非常需要一些不僅在指揮諸兵种合成部隊方面。而且在戰役問題上訓練有素的指揮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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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那是1940年9月,巴格拉米揚被朱可夫召到基輔驗別軍區。從一他倆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級騎兵學校受訓算起,已經過去十五個年頭了。巴格拉米揚描寫了他与朱可夫的重逢,准确地勾划了這位已經肩負起如此重任的人的一些特點。他寫道:
  “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的樣子沒怎么變。他确實仍舊非常壯實,他的頭發略微稀疏了些,臉上的皺紋更深了,于是乎他面部的表情也顯得更嚴肅了。然而,在這十五年中。他的成就比他的同班同學都大得多。但他的成就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在戰前歲月里扶搖直上的所有杰出軍事指揮員當中,他無疑是最有才干和最有天賦的。我們一起在列宁格勒受訓期間,在所有同學當中,他是出類拔萃的,這不僅是因為他具有達到确定目標的鋼鐵般的不屈不撓的精神,而且具有獨到的見解。在我們進行演練的時候,他常常是出一些我們料想不到的問題而使大家感到惊异。他的決定總是引起很大爭議,而他通常總是能夠用新奇的邏輯來論證他的決定是正确的。因為我很了解他的才能,所以我對他在軍事上的業績并不感到目外,而他的業績即使在當年來說也是引人注目的。与戰前時期的一些軍事領導人不同,T·R·朱可夫不僅具有在經受軍事上嚴峻考驗的歲月里一個軍事指揮員不可缺少的軍事才能,而且具有堅定的性格,他對那些敷衍塞責的人是決不留情的。可是,由于他的杰出的思想和高度的智慧,他對部下的要求雖嚴,但极少象當時很多軍事首長和樣動輒采取怒气沖沖的粗暴態度。只是對于那些無所事事之輩來說。他才是個可怕的人。”見N·x·巴格拉米揚著《作戰部長的筆記》,蘇聯《軍事史雜志》,1967年1月號,第55頁—第56頁。——原書注


  另一個問題,是保衛1939年和1940年取得的領土問題。這也是一項极其艱巨的任務。有關軍事當局沒有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在新的邊界沿線修建筑壘地域和野戰陣地的工程。直到1941年夏,還遠遠沒有竣工。埃里克森寫道:
  關于蘇聯防御不充分的狀況,有人把一部分責任歸咎于朱可夫。人們怀疑這樣做是否公正,認為這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權宜之計。為一些軍事問題确定正确的解決辦法,總要遇到一些嚴重的、令人生畏的障礙,況且朱可夫到底有多少自由行動的余地,也難以估計。清楚的是,蘇軍指揮部已著手重新組織西部邊境的防御——這個邊境如今是從巴倫支海到黑海,共有五個軍區,即列宁格勒軍區、波羅的海特別軍區、西部特別軍區、基輔特別軍區和敖德薩軍區。三個特別軍區的司令部所在地分別是里加、明斯克和基輔。
  其他一些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本應修建更多的前沿机場,在整個地區本應建立更多的通訊樞紐都。自從邊界有了調整以來;寬軌鐵路雖已延長到新邊界,但運輸能力仍然很低。另外,有些地段,只是到1941年春,才開始修建鋼筋混凝土永備發射點。
  到1941年4月底,蘇聯人意識到,德軍已開始在俄國邊界集結軍隊。5月,朱可夫的報告向蘇軍各部門和各集團軍發出警告:“整個3月和4月,德軍統帥部一直緊張地把部隊從西線和德國中部地區調到鄰接蘇聯邊界的地區。”他的這番話的含義是很明顯的。
  朱可夫和總參謀部制訂出一項蘇聯酉部邊界詳盡的防御計划。這項計划划分了每個集團軍的防區,而且划出了第一梯隊每個師的防線。除了蘇芬邊界的最北段,部隊僅僅掩護一些孤立的地段以外,沿整個邊境組成了一個統一的防御体系。每個集團軍的所有步兵師都部署在邊界附近,通常是部署成一條線,擔負打退敵人進攻的任務。每個集團軍的第二梯隊的編戌內,有一個机械化軍,其任務是消滅突破邊界陣地的任何敵軍。
  5月,朱可夫命令一部分紅軍集中到比較靠近邊境的地區。但是由于運輸工具不足,部隊調動緩慢。各條鐵路按照和平時期的時刻表運行,有些指揮員似乎缺乏必要的緊迫感。
  朱可夫和總參謀部5月制訂的計划,要求在發布動員令后几天之內迅速增援邊境各軍區。計划曾設想,在開始動員到戰爭爆發之前將會有一段時間。
  5月計划規定,邊境軍區部隊中的—部分,將作為邊境地區的掩護部隊。這些部隊,由每個軍區的第一梯隊的諸兵种合成部隊編成,規定它們要進行頑強抵抗,以掩護全國動員的實施和國家主力部隊的戰略集中。部署主力部隊的防線,离開邊界一定距离。敵人如果突破了防御,一防守部隊將轉而采取阻滯行動或實行机動防御。這种作戰行動的目的在于在每道防線上盡可能長久地阻滯敵人。在兩條防線之間,將采取設置障礙、破坏橋梁,以及小股部隊的伏擊等辦法來減慢敵人的推進。到戰爭爆發前夕,各軍區已有多達三分之二的兵力被編人擔任掩護的集團軍中,而這些集團軍,將沿整個邊界大体均勻地部署在六十到九十五英里的縱深。其余部隊則部署在离邊界大約三百一十英里的地方。
  按照朱可夫的計划,從帕蘭加到多瑙河口一千二百四十英里的邊界,將用九個掩護集團軍來防守,由四十個步兵師和兩個騎兵師构成第一線。每個師負責大約三十英里的正面。在有天然屏障(森林茂密的喀爾巴阡山脈、普魯特河和多瑙河)的那些地段,步兵師的防御正面寬度達六十到七十五英里(應當強調指出,當時蘇聯軍事研究部門已經确定,一個師的防御寬度應為五到七點五英里,而上述加寬了的正面寬度,卻是在這之后決定的)。總參計划中的一個重要都分是,事先构筑邊界防御陣地,在敵人一旦造成威脅時就可以進入陣地。在這之前,用作掩護的部隊將駐扎在离邊界距离不等的兵營里。
  時間一天天過去,斯大林繼續無視關于德軍將發動進攻的警告。
  從1939年起擔任海軍人民委員的H·T·庫茲涅佐夫海軍元帥,生動地描述了戰爭就要爆發之前的那些關鍵性的日子。他寫道:“關于希特勒發動戰爭的意圖,到1941年初就開始不斷有情報泄漏給我們了。這個情報,起初是十分含糊的,可是后來就肯定得多了,而且有各种各樣的說法。盡管德軍統帥部煞費苦心,但它要掩藏它從巴倫支海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漫長正面上發動大規模進攻所作的种种准備,是掩藏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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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H·T·庫茲涅佐夫著《戰爭爆發之前》,載蘇聯《國際事務》雜志,1967年1月號,第99頁—第100頁。以了引語亦引自該文。——原書注

  庫茲涅佐夫說,1941年2月他向政府報告說,對于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以后。德國賣給俄國的、已部分裝配完畢的“呂佐夫號”巡洋艦。德國人推遲了供應部件的日期。斯大林細心地听完庫茲涅佐夫的匯報后,要他隨時把情況報告克里姆林宮,還說蘇聯駐德國代表的行動已經受到限制。
  6月月中,即在戰爭爆發前夕,庫茲涅佐夫在斯大林的辦公室向他報告說,在俄國各港口的德國商船數目正在迅速減少,這是德國准備進攻蘇聯的進一步證据。
  庫茲涅佐夫寫道:“可是仍然沒有下達指示。”他描述了斯大林在和平時期最后几小時所采取的行動,同時說明朱可夫和總參謀部也不是無所事事。他寫道:
  備戰不是單純地儲存裝備。要想打退可能遭到的進攻,必須事先制訂出作戰計划,并把這些計划告訴那些將要執行計划的人……斯大林考慮過這個問題嗎?……我相信他考慮過。我認為他堅信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肯定戰爭要么在西面,要么在東面爆發。也可能在東西兩面同時爆發。我們把軍隊同時集中在西面和東面,不是無緣無故的。在東西兩面的邊界都构筑了工事。1940年底和1941年初,高級指揮官的調動也表明正在進行戰爭准備。從整体來說,為應付可能發生的軍事沖突,早就開始進行准備了,而且一貫地、有針對性地進行著。
  當時斯大林已經有了疑心別人的毛病,對于即將發生的戰爭應該怎樣打,他沒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給那些將要參加作戰的人。他對于可能發生沖突的日期,也估計錯了。他以為還有時間。所以當事態急轉直下的時候,他已經來不及把他的主張變成明确的戰略計划和具体行動計划了。而且,從1939年到1941年這段期間,這种計划恰恰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倘若能夠准确而詳盡地制訂出計划,本來是可以利用這些計划對部隊和艦隊進行訓練和准備的。
  庫茲涅佐夫說,斯大林在軍事事務方面的權成有著雙重的影響:
  一方面,人人都堅信斯大林最明了情況,需要的時候,他將作出必要的決定。另一方面,這种狀況又妨礙了他周圍的人自己去思索;并坦率而果斷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在海軍中。大家都确信,既然沒有下達指示,那就是說眼下戰爭不大可能爆發。
  庫茲涅佐夫批評了國防人民委員部的領導人員,抱怨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總是忙得不亦樂乎,連出席艦隊關于作戰問題的會議都沒有時間。他對朱可夫特別有意見,他說:
  從朱可夫當了總參謀長以后,我們同總參的關系不能說是融洽的。我認為同總參謀部保持聯系特別重要,這也是由于斯大林依靠總參机构來處理軍事問題的緣故,而這就意味著斯大林有關海軍的指示和指令也下達給總參……我去了好几次要見朱可夫,可是都沒見著。他的舉止相當傲慢,而且根本不肯下功夫去研究海軍的問題。
  雖說這位海軍元帥很尊敬擔任野戰司令員時的朱可夫,但對他擔任總參謀長時的表現卻印象不佳。他說。“本來應該早得多地發現朱可夫從性格上說不适合作參謀工作。”庫茲涅佐夫的批評也許太過分了。朱可夫情緒急躁、容易發火,很可能是由于他常常不如意和他在工作上的几乎無法忍受的緊張造成的。還必須記住,斯大林對國防人民委員部和總參謀部控制极嚴,象朱可夫那樣精力充沛、性格倔強的指揮員,對此一定會感到惱火的。庫茲涅佐夫也說:“對予各軍事机關和國家高級領導人的職權沒有作出明确規定”,而且“斯大林擁有無限權力,整個軍事事務完全控制在他手里。”這种說法無意中為朱可夫的舉止找到了解釋。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工作,無論哪一位紅軍領導人,看來都不大可能充分發揮他的才干。
  正在迅速發展的事態的其他几個方面的情況。也值得提一提。駐在塔什干的M·N·卡扎科夫將軍6月11日被召到克里姆林宮。他在飛往莫斯科途中,看見下面滿載著軍隊的火車一列接著一列,全都向西北方向開行。他知道他指揮的軍區沒有向蘇聯其他地區調動部隊,所以他猜測這些部隊是從東西伯利亞軍區和外貝加爾軍區調來的。
  到達總參謀部大樓以后,卡扎科夫從外貝加爾軍區的一位集團軍司令員M·R·盧金那里得知,盧金的集團軍正沿鐵路調到西部去。此后几天,卡扎科夫看見身穿野戰制服的其他几位集團軍司令員。他可以肯定這些部隊不是去參加演習的,因為如果舉行演習的話,他一定會知情。卡扎科夫被要求再呆几天時間。以便解決同他的軍區的作戰計划有關的一些問題。
  “當時,”他回憶說:“我不能不注意到總參謀部越來越繁忙。那時擔任伏爾加軍區司令員的格拉西緬科中將同他的參謀長一起來到總參。接著烏拉爾軍區司令員R·A·葉爾沙科夫中將也來了。卡扎科夫找到A·M·華西列夫斯基上將,后者告訴他,芬蘭軍隊已經在實行動員,德軍已經沿著蘇聯邊境集結。卡扎科夫直截了當地問他道:“同德國法西斯打仗,什么時候會打起來呢?”華西列夫斯基回答說:“今后十五天到二十天當中,要是不打起來就算不錯啦。”
  從這些情況可以得出結論,斯大林和蘇軍最高指揮部知道同德國打仗只是時間問題,但是沒有把情況充分通報給西部邊界一線的各部隊,甚至放任它們產生一种心安理得的情緒。對蘇聯人來說,這場戰爭可能不具有戰略突然性,但是在戰術上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一些俄國人敘述了他們在戰爭前夕在西部邊界上的經歷,其中就有當時在邊境部隊中任上校的N·N·費久宁斯基將軍。他回憶說,6月18日,邊防分隊的一名指揮官打電話向他報告說:“上校同志。一名德國士兵剛剛投奔到我們這邊來了。他報告了非常重要的情報。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相信他。可是他談的情況非常非常重要。”“你們等著,我馬上就去。”費久宁斯基下了這道命令以后立即動身前往邊境。
  到達分隊司令部后。費久宁斯基看見一個高個子的年輕德國士兵。這個德國兵對翻譯說,他因為喝醉了酒,揍了一名軍官,他害怕被槍斃,所以逃到蘇聯人這邊來。他說:“戰爭不久就要開始了。”他告訴他們說,6月22日凌晨之時,”德軍將在德蘇邊界全線發動進攻。
  這位年輕的德國兵發現人們露出怀疑的神情,便千方百計要使蘇聯軍官們相信他說的是實話。“上校,”他說,“到了6月22日早晨5點鐘,你們如果覺得到欺騙了你們,你們槍斃到好了。”當費久宁斯基把這個情報報告給第5集團軍司令員時,這位將軍懶洋洋地答道,“不必相信挑撥。”而且沒有必要向部隊發警報,因為“這种警報將是一場虛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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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N·費久宁斯基箸《聞警而奮起》,第10頁—第14頁。——原書法

  卡扎科夫將軍于6月21日夜間到達設在塔什干的司令部。接著他用了几小時時間報告他此行的情況。當他准備休息的時候,值日軍官派人來找他。莫斯科的總參謀部打來了一個重要電話。信息是簡短的:“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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