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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短暫的蜜月


  在戰敗的柏林上空,戰爭的硝煙還遠未消散,蘇聯同它的戰時盟國之間的關系便日益緊張起來了。5月7日凌晨中歐時間1時41分,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將軍在法國蘭斯市代表德國統帥部簽署了德國全体海陸空軍部隊向西方盟國,同時也向蘇聯最高統帥部無條件投降的投降書。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代表盟國簽字,而伊万·蘇斯洛帕羅夫少將以證人身份代表蘇聯簽字——正如隨后的事態表明的,他顯然沒有得到明确的授權去這樣做。
  當天晚些時候,德怀特·D·艾森豪威爾將軍的總部收到安東諾夫將軍的一封電報,電報說蘇聯人認定蘇斯洛帕羅夫將軍不是蘇聯方面出席蘭斯儀式的合适代表。他們要求簽署一項更正式的投降書,儀式將在柏林舉行,由朱可夫元帥代表蘇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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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斯大林得知蘇斯洛帕羅夫簽署了投降書,气得臉色發青。5月7日,他打電話給炮兵參謀長H·H·沃羅諾夫,問道:“這位‘著名的’炮兵將軍伊万·蘇斯洛帕羅夫究竟是誰?”他斥責沃羅諾夫沒有教育好炮兵軍官,說已經叫蘇斯洛帕羅夫回莫斯科,要嚴厲地處分他。見H·H·沃羅諾夫著《蘇聯人民的功勳》,載《蘇聯歷史》雜志,1965年3月號,第24頁—第26頁。——原書注

  艾森豪威爾將軍覺得,這是蘇方對于盟國方面在德國投降問題上的誠意產生了怀疑,他對此深感不安。他立即复電向安東諾夫保證,他一直嚴格遵守關于不單獨停戰的規定。并說他樂意在第二天,即5月8日,在朱可夫元帥指定的時間到柏林去。艾森豪威爾說,如果天气不好,他不能按規定時間到達,那么英美兩國駐莫斯科的軍事使團團長可以代替他簽字。后來他決定不到柏林去,而是派他的副手英國空軍上將泰德去代替他簽字。美國將軍斯巴茲和法國將軍塔西尼也去柏林參加儀式。美國駐蘇聯軍事使團團長約翰·迪恩,從莫斯科飛抵柏林出席。
  由于蘇聯人預料艾森豪威爾將軍要來,以索科洛夫斯基為首的朱可夫的司令部的全体人員都到机場去迎接他。迪恩寫道,當首先到達的阿切爾將軍和迪恩將軍走下飛机,而艾森豪威爾沒有來的時候,俄國人“仿佛一聲令下,下巴馬上都牽拉下來”,但“他們很快便恢复常態,對我們非常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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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約翰·迪恩著《奇怪的聯盟:關于我們在戰時同俄國努力合作的情況》,第174頁。——原書注

  大約在11時,泰德及其一行到了。檢閱儀仗隊的儀式剛結束,便准許德國代表下了飛机。他們是威廉·凱特爾元帥、弗里德堡海軍上將和施通普夫空軍上將。
  在下午舉行的會議上,塔西尼拿出一封戴高樂授權他代表法國統帥部在投降書上簽字的信,結果把程序弄得复雜化了。
  泰德表示反對,因為艾森豪威爾已經授權他代表所有西方盟國簽署。如果法國簽署,那么所有其他西方盟國也都應該作為單獨的實体參加。這個問題一直爭論了好几個小時,才以下述方式獲得解決:投降書上由朱可夫和泰德作為主要簽署人,而塔西尼和斯巴茲中將則以證人身份簽署。
  迪恩寫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也許是在維辛斯基的慫恿下,朱可夫站在塔西尼一邊。這是蘇聯第一次作出很大努力來爭取在戰后同法國建立較密切的關系,而這一點,在這一天后來的活動中,變得更明顯了。”
  投降儀式預定在泰德住處的對面的一所規模不大的工程學院的會議廳舉行。晚上8時左右,各方代表已經聚齊,但投降文件的最后定稿直到5月9日凌晨0時30分才准備好。維辛斯基建議對文件措辭作一系列修改,但沒有哪一處修改跟5月17日在蘭斯簽署的那份文件根本不同的。但是每處微小的修改,都得把文件的俄文文本和英文文本重新打字,而且修改稿又得通過譯員來仔細核對,以保證兩种文字的意思一樣。
  投降文件終于准備就緒可供簽署了。會議廳的一頭:擺了一張長條桌子,盟國的主要代表在那里就座。朱可夫坐在中間。泰德對這种安排并不完全滿意,因為他認為他應該分享中間的位置。但他沒有提出這個問題,理由是:柏林在蘇聯手中,這一點也許是一條充足的理由,說明朱可夫應當作為東道國的代表,并且擔任主席。泰德坐在朱可夫右邊,維辛斯基坐在泰德的右邊。
  蘇聯記者康斯坦丁·西蒙諾夫回憶說,在舉行儀式期間,維辛斯基煩躁不安,斯巴茲舉止安樣,泰德似乎抱著某种嘲弄的態度看待這次儀式,而塔西尼“仿佛就象因為遲到而感到不安,并且急于要把眼前的事情弄明白。”朱可夫喜气洋洋,但他的表情既溫厚,又顯出不祥的跡象。“我望著朱可夫寬大的、非常精神的臉膛,想起了在哈勒欣河同日軍作戰期間我同他的全面,當時他的官銜是軍長。負責指揮駐蒙古的蘇軍。我六年沒有見到他了,從來役夢想過我下一次見到他是在柏林,在他接受納粹軍隊投降的時候。”
  當會議廳里的嘈雜聲沉寂下來時,朱可夫站起來宣布開會。宜讀与會者名單,用了大約十分鐘。
  然后朱可夫又站起來,對站在門口的軍官們吩咐道:“讓德國代表團進來。”
  凱特爾、弗里德堡和施通普夫走進來,后邊跟著他們的助手。凱特爾大約只跨了三步就走到桌子前,舉起他的元帥杖致敬,然后拉出中間的椅子坐下了。
  艾森豪威爾的海軍助理哈里·布徹海軍上校說,凱特爾環視了一下房間,仿佛他在查看戰場的地形。“他的神態同那一天我所看到的德國文職人員們的神態形成鮮明對照,所有文官看上去都是那种已被打敗和嚇倒的神態。”
  泰德站起來問德國人是否接受投降的各項條款(投降書的副本早些時候已交給他們了)。
  一名譯員翻譯了他的話,凱特爾回答說,他接受他手里拿著的那份文件中所寫的各項條款。
  西蒙諾夫對現場作了如下的描寫,
  儀式繼續著。我看了看凱特爾,他把帶著手套的兩只手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施通普夫似乎是平靜的。弗里德堡一動不動,但他僵硬的姿態中有點什么東西暴露出他的极端絕望。凱特爾開頭很平靜,接著他轉過頭來看看朱可夫。他的眼睛不住地一會儿望著桌子,一會儿望著這位蘇聯元帥。奇怪得很,每當他抬起眼睛的時候,我從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一种好奇的表情,仿佛他是在看一個長期以來使他感興趣的人,如今能夠在几步遠的地方仔細看看了。
  德國代表現在要簽署文件了。
  “凱特爾的臉色陰沉下來,”西蒙諾夫寫道,“在他等著輪到他簽字這段時間,他的表情嚴峻。但他立即把頭向后一仰,仿佛是要抑制就要從眼睛里流出來的淚水。”
  “建議德國代表團到桌子這儿來簽署無條件投降書。”朱可夫堅定地說。
  還沒等譯員譯完這句話,凱特爾似乎已經明白了,他的一只手在桌子上比划了几下,好象是要求把投降書送到他的面前。
  可是,朱可夫繼續站在那里,不客气地打手勢,要德國代表團走過來。“讓他們到這儿來簽!”他厲聲地說。
  凱特爾第一個走上前來。他把几個副本拿過來,帶著輕蔑的神情一一簽了字。當他回到他的座位上時,弗里德堡(他在兩周后自殺了)和施還普夫走到桌子前邊來簽了字。然后朱可夫和泰德以盟國代表的身份簽了字,而斯巴茲和塔西尼則以證人的身份簽了字。
  “德國代表團可以离開會議廳。”朱可夫宣布說。凱特爾立即站起來,啪地一個立正,用他的權杖致敬,然后轉過身,大步走出大廳,其他德國軍官也跟在他后面走了。
  當大門重新關好以后,緊張气氛一下子消散了。所有留在大廳里的人都一齊松了一口气。歐洲的這場戰爭終于正式結束了。
  朱可夫宣布,一小時以后,各國代表團再在這里聚會,歡慶胜利。
  “那是一次令人永志不忘的宴會,”迪恩將軍寫道,“英美蘇三國的友誼處于它的頂峰。朱可夫熱情贊揚艾森豪威爾,說他是‘我們當代最偉大的軍事戰略家’”。而且。朱可夫還說,“艾森豪威爾五星上將建樹了當代任何一位將軍所能建樹的最輝煌的功勳。他在西部的大踏步前進,幫助了我在東部的作戰。”
  筵席一直持續到早晨6時。迪恩將軍寫道,當天下午他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的心為“我窗外的廣場上,成千上万蘇聯人表現出來的自發的友好精神”所感動,心里熱乎乎的。a我對前途抱著很大的希望。”
  現在,等待盟國的司令官們去做的事,是一起開會,以使起草宣布成立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的宣言,承擔起共同管理德國的責任。
  在成立管制委員會前夕,艾森豪威爾同布徹上校談起他對未來的期望,布徹回憶說,艾森豪威爾談到了蘇聯。他認為美、英同蘇聯的關系,目前正處在就象戰爭初期美英之間的關系所處的那种“保持距离”的階段。后來美英兩國代表們一起工作,建立起共同的諒解,而且它們終于“不僅在紙面上,而且在精神上”成了同盟國。
  艾森豪威爾覺得,蘇聯人同美國人接触越多,他們對美國的了解也會越多,美蘇兩國間的合作也就會更多。蘇聯人在同別人打交道時是直率的,因此任何轉彎抹角的做法都會引起他們的疑心。艾森豪威爾認為,如果美國本著戰爭期間,導致西方盟國間精誠團結的那种友好合作精神,去同蘇聯人打交道,應該說是能夠同他們共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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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哈里·布徹著《我同艾森豪威爾在一起的三年》,第843頁。——原書注

  5月30日,羅斯福總統的特別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向艾森豪威爾通報說,斯大林已任命T·R·朱可夫為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蘇方成員。美國人認為這一任命意味著,可以不再拖延地立即在柏林建立一個聯合軍事管制机构。
  因此,6月5日,艾森豪威爾將軍、盧修斯·D·克萊將軍、美國駐德國政治顧問羅伯特·墨菲等人飛往柏林,參加盟國接管德國最高權力宣言的簽字儀式,和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成立會議。
  艾森豪威爾堅持事先制訂并為包括蘇方在內的各方所接受的准确的時間表。美國代表團按時到達柏林,由于會議預定在下午才開始,艾森豪威爾利用這個机會拜訪了朱可夫的總部,并把美國政府頒發給朱可夫的總司令級榮譽勳章授給他。
  “我認為朱可夫元帥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有著軍人風度的人。”艾森豪威爾寫道。于是他們兩人之間便開始了曾持續苦干年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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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艾森豪威爾著《遠證歐陸》,三聯書店版。第492頁。——原書注

  但是,就在這一天,由于俄國人召集的、預定由朱可夫主持的這次會議,發生了令人气惱的拖延,因而造成了令人遺憾的緊張气氛。對于推遲開會時間,蘇方沒有作出解釋。艾森豪威爾越來越煩躁,終于問羅伯特·墨菲道;“這是怎么回事?你是否認為這些人是故意怠慢我們?”
  墨菲要求他的對手維辛斯基解釋一下,得到的回答是,當天議程上的三個宣言中,有一個宣有里包含的一項條款要求三大國保證在各自的轄區內拘留日本人。由于蘇聯尚未同日本宣戰,他們不能公開同意進行這种合作。
  “這顯然是弄錯了,”墨菲對維辛斯基說,“我可以肯定,艾森豪威爾將軍將會同意刪去這一條而不必詢問華盛頓或倫敦的意見。”
  維辛斯基只是回答說,他必須等待蘇聯政府的指示。大概是因為蘇斯洛帕羅夫將軍簽署蘭斯投降書一事惹出了麻煩,所以維李斯基和朱可夫特別小心謹慎。
  下午過去一半的時候,莫斯科的指示來了,三位總司令便聚集在一起簽署宣言,接著朱可夫在柏林又非正式地召開了三大國軍事管制長官的首次會議。艾森豪威爾要求立即著手建立同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還說他想把墨菲和克萊將軍留在柏林從事這一工作。
  朱可夫在同維辛斯基商量之后,婉言拒絕了這一建議,說每個占領國必須將其部隊撤回到自己的區域,然后才可實施國際管制。這樣,美國人被要求無條件地撤出當時他們在圖林根、薩克森、波美拉尼亞蘇聯占領區所占据的全部地盤。墨菲再一次認識到,所有政治性決定都是由維李斯基而不是由朱可夫來作。既然朱可夫顯然沒有受權接受艾森豪威爾關于盟軍立即進入柏林的建議,艾森豪威爾決定在這個問題上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
  朱可夫元帥為他的客人們安排了一次豪華的宴會,并且以為艾森豪威爾一定會推遲啟程時間,參加這一慶祝活動。蘇聯人不惜一切破費,把他們的許多最优秀的舞蹈家、音樂家和表演者從國內調來了。可是,墨菲寫道:
  艾森豪威爾不喜歡這一天的整個日程安排,所以他堅持要按原定時間同他的司令部全体人員一起回法蘭克福去。
  大為惊愕并感到無法理解的朱可夫,不能相信艾森豪威爾堅決要走。“我要把你扣起來,讓你留在這儿!”朱可夫興高采烈地說。艾森豪威爾留下來了,但他只喝了几杯酒,便起身告辭。他解釋說。他事先不知道要舉行這次晚宴,所以作了其他安排。
  在回机場途中,艾森豪威爾很客气地邀請朱可夫到盟軍總部去作客。就這樣,我們怀著掃興的心情,在离開几個小時之后便又回到了法蘭克福。艾森豪威爾心里很不受用。盡管朱可夫殷勤好客,為人也和善,但他覺得他受了人家的擺布,而他對眼下前景的看法又感到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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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羅伯特·墨菲著《軍人中的外交家》,第259頁。——原書注

  墨菲聲稱,在艾森豪威爾与朱可夫第一次會晤的過程中,蘇聯人得到了他們希望得到的一切。三項宣言完完全全符合蘇聯的意圖。第一號宣言解散了德國全國政府的最后殘余,把德國的最高權力交給各戰胜國的總司令。
  第二號宣言規定,在處理涉及整個德國的問題時,各戰胜國必須協商一致,如不能達成一致意見,那么每一位總司令在他自己的區域內將擁有最高權力。實際上,這一宣言賦予每個占領國以絕對否決權,結果造成了德國在東方戰胜國的地區和西方戰胜國的地區之間的無限期的分裂。
  第三號宣言划定了各占領區之間的邊界,并确認了關于把柏林划分為几個區、每個戰胜國各占領一個區的倫敦協議。第三號宣言与1944年9月12日倫敦議定書和11月14日倫敦議定書,至今仍然是西方衛戍部隊留駐柏林的主要法律根据。
  在艾森豪威爾剛要离開會場時,朱可夫對他說,他剛剛接到斯大林的電報,指示他把蘇聯的胜利勳章授給艾森豪威爾和蒙哥馬利元帥。這個獎賞,以前從未授給過任何外國人。朱可夫問艾森豪威爾愿意在什么時候把勳章授給他,艾森豪威爾建議朱可夫到法蘭克福他的總部去主持儀式。朱可夫同意了,而蒙哥馬利說,既然他在歐洲戰役整個期間是在艾森豪威爾的指揮之下,他也愿意在艾森豪威爾的總部受勳。
  6月10日朱可夫到達法蘭克福之后,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儀式。朱可夫先給艾森豪威爾授勳,然后給蒙哥馬利授勳。在鉑基底上鑲著一些鑽石和紅寶石的胜利勳章,給出席這次儀式的為數不多的目擊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迪恩認為美國給外國人授勳這件事做得不大高明。不到一星期以前,美國政府授予了朱可夫一枚榮譽勳章,這种勳章几乎無法跟胜利勳章相比。在戰爭后期,美國當局才規定,可以授給外國人的最高級勳章是總司令級榮譽勳章。可是,在作出這個決定以前,巳經把更令人羡慕的特別功勳勳章授給了一些英國軍官。迪恩評論說;
  一般地說,俄國人對授勳非常重視,而且他們對每种勳章的相對重要性也是世界上最有研究的。他們把他們的最高勳章——胜利勳章授給了艾森豪威爾,而授給他們的一些領導人,如朱可夫、科涅夫、羅科索夫斯基和安東諾夫的勳章,并不是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勳章中最好的勳章,我想,他們對此也許會覺得自尊心多少受到傷害。
  授勳儀式后,舉行了午宴。在午宴上,為各國領導人、為盟國的胜利頻頻舉杯祝酒。朱可夫元帥首先為艾森豪威爾祝酒。
  他說:“我要向艾森豪威爾五星上將祝一杯酒,由于他的卓越才能,盟軍取得了輝煌偉大的胜利。”他說他“曾怀著惊訝不已的心情”注視過艾森豪威爾指揮的几次輝煌的戰役。他對于艾森豪威爾大規模使用飛机、大炮、坦克和海軍的情形印象特別深刻。他說:
  我們蘇聯軍官和將軍們注視并研究了艾森豪威爾將軍指揮的所有戰役。我個人和我所指揮的部隊,對艾森豪威爾將軍怀著深深的敬意。我表示希望我們盟國的四位司令官在管制委員會今后的工作中能夠協調一致。如果說我們在戰時進行了很好的合作,我相信,在和平時期將能合作得家過去一樣好。我為艾森豪威爾舉杯——為他的健康,為他的成功和今后工作順利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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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哈里·布徹著《我同文森豪威爾在一起的三年》,第880一第861頁。——原書注

  艾森豪威爾回敬的時候說,雖然他舉杯祝酒,主要是想代表盟軍說几句贊美朱可夫元帥的話,但在最后講祝酒辭以前,他要稍稍离開話題”講几句。他指出,朱可夫對他的贊揚使用了過獎的詞句。但是他說,他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有才能的軍人和外交官們由于認識到團結才有力量,因而全心全意地服從他的指揮,“而不管他們自己國內對他們有什么說法”。
  他宣稱,那些曾經征戰沙場的人們現在要和平,希望有机會讓他們的人民過上好一些的生活。
  艾森豪威爾接著說,他曾會見了一些蘇聯高級官員,在要求和平“這一根本愿望上”,他發現他們是同西方盟國一致的。
  他最后講了許多贊揚朱可夫的話。他說:
  沒有哪一個人對聯合國的貢獻能夠超過朱可夫元帥的了。他今天作為我們的貴賓光臨,并且熱情友好地向我們盟軍成員頒發了蘇聯勳章。可是,朱可夫元帥——一位謙虛的人,大概低估了他在我們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有一天,當所有在座的人都去見老祖宗的時侯,蘇聯肯定將設置另一种勳章。那將是朱可夫勳章,而這种勳章將為所有欽佩軍人的勇敢、遠見、堅韌和決心的人們所珍視。先生們,我非常榮幸地請你們為朱可夫元帥干杯。
  艾森豪威爾送走朱可夫及其一行之后,怀著滿意的心情回顧了這一天的活動。朱可夫的友好態度和明顯的誠摯感情,使法蘭克福的美國人深受感動,艾森豪威爾本人則怀著很大希望,要同俄國人建立比較密切的關系,而這种關系可能會造就一個較好的世界。
  他寫道:
  從朱可夫和他的助手那一方面,唯一可以看得出來的便是持友好和合作態度的強烈愿望。回顧起來,那一天确實展現了同俄國人建立和諧的密切的關系的光明希望。但這一希望從未變成現實,而且終于在猜疑和互相指責中消失了。可是,就朱可夫元帥同我個人之間的友好關系而言,這种友誼一直在繼續增長,直到我1945年11月离開歐洲。這种友誼是一件私人的和個人的事,令人遺憾的是,它并不代表總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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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艾森豪威爾著《遠征歐陸》,三聯書店版,第493頁。——原書注

  艾森豪威爾訪問柏林四天以后,哈里·霍普金斯從莫斯科返回華盛頓途中在法蘭克福停留。羅伯特·墨菲回憶說,“霍普金斯熱情地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同斯大林會見的情形,他對蘇美合作的信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法蘭克福,霍普金斯用明顯的誠摯態度對我們說:“我們可以跟斯大林打交道!他會合作的!”
  霍普金斯講述了据認為是斯大林作出的一些讓步,而他的樂觀態度,促使人們認為丘吉爾關于蘇聯的意圖的警告,似乎是夸大其詞,甚至可能是歇斯底里的。他談到他從莫斯科歸來途中在柏林的停留,蘇聯人殷勤好客到几乎使人發窘的地步,甚至允許他從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帶走一些書籍。
  霍普金斯的下述看法也是有深意的。据墨菲記載,霍普金斯說,向朱可夫提出的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都是由維辛斯基回答的,顯而易見,俄國軍人無論軍銜多高,都沒有被授權回答政治問題。
  艾森豪威爾對霍普金斯說,他決心盡快地從蘇聯占領區撤出、所有美國軍隊,霍普金斯誠懇地表示贊成。他還同意必須就保證進入柏林問題作出明确的安排,并答應一俟他回到華盛頓,就提請總統和馬歇爾將軍親自注意這個問題。
  6月14日,杜魯門總統給斯大林發去一封電報,要求在關于德國和奧地利境內的蘇軍和美軍互相調動的計划中規定“美軍從空中和沿公路、鐵路從法蘭克福和不來梅自由地進入柏林”。丘吉爾也提出了類似要求。但斯大林在答复他們二人時,沒有提及“進入”問題,因而華盛頓和倫敦必定都認為不受限制地進入柏林是理所當然的。看來,華盛頓仍然認為“進入”問題是一個應當由艾森豪威爾和朱可夫共同商定的軍事細節問題。
  与此同時,艾森豪威爾飛回美國參加舉國慶祝胜利的活動,并且受之無愧地好好休息一番。直到7月10日,即在波茨坦會議開幕前一周,他才回到他在法蘭克福的總部。農艾森豪威爾离開期間,克萊將軍為在德國建立美國的軍事管制机构奠定了基礎。
  克萊首先要完成的任務之一,就是決定向蘇聯人移交德國的一大片地區的具体辦法。這塊地區是美軍在戰爭最后几周期間占領的。6月29日,他飛往柏林同朱可夫會晤。遺憾的是,朱可夫只同意使用一條鐵路和一條公路向美國駐柏林衛戍部隊運送補給,而且在當時美軍仍然控制著蘇聯占領區很大的一塊地方的情況下,沒有得到進入柏林的書面保證。
  克萊告訴墨菲,既然朱可夫辦事很通情達理,看來我們最好作這樣的設想(象美英兩國政府已經設想的那樣):一俟各國占領區穩固地确立起來以后,所有占領國將能夠不受限制地進入柏林。
  1945年7月初,當西方盟國部隊開進柏林,占領各自的轄區時,曾經出現過一些緊張的時刻。俄國人似乎不愿把德國首都的一半移交給他們的戰時伙伴。
  7月3日夜間,英國駐柏林衛戍司令官L·Q·萊因少將被召到朱可夫的總部,被告知說,供英軍通行的那條公路上的一座橋梁有危險。朱可夫建議他們走指定給美軍使用的那條路線。進駐柏林英占區的部隊的主力,預定7月4日進入這個城市,而且已經制訂了舉行壯觀的人城式的詳細計划。萊因將軍怀疑蘇聯人故意想在深更半夜讓這支部隊改變路線,以便造成停頓和混亂。經他向朱可夫元帥提出強烈抗議后,這位蘇軍司令員才又同意走原來的路線了。
  盡管如此,在第二天的行動中造成了很多延誤,直到傍晚,情況仍然不能令人滿意,以致萊因將軍命令威廉·欣德准將拒絕在第二天接管柏林英占區的軍事管制職權。
  7月4日,即在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開會的前一天,美軍准備進駐自己的轄區。弗蘭克·豪利上校(不久升為准將)接到美軍駐柏林第一任司令官弗洛伊德·帕克斯少將的命令,命令他在午在以前占領美國的轄區和它的六個區政府和市政廳。當豪利正向他的軍事管制部隊下達必要的命令時,又接到帕克斯將軍的一個緊急通知,要他立即去巴貝爾斯貝格的帕克斯將軍的司令部去。
  當他到達的時候,帕克斯交給他一件由朱可夫簽字的照會。“鑒于柏林將由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來統治,而管制委員會目前尚未成立,所以在管制委員會成立之前,將不把你們的轄區移交給你們。”
  豪利認為這件照會是蘇聯人企圖爭取時間,赶在美軍進駐之前完成對美國轄區的掠奪。他要求允許他立即執行帕克斯早先下達的命令,按照原訂協議占領美國轄區。帕克斯批准了,但提醒他“不要惹起太多的麻煩”。
  豪利在黎明時分蘇聯人還在睡覺的時候開進城市。每支美軍分遣隊負責六個區之一。每個區的區長騰出他的房子作為美國軍事管制總部,并在門口挂上了美國國旗。
  當蘇聯人一覺醒來發現美國人已經進駐美國轄區時,很快便作出了反應。蘇聯人向每個總部派一名軍官去通知美軍說,他們必須撤走,因為朱可夫曾下令說,他們不得接管這個區域。美軍沒有撤走,直到7月12日蘇軍全部撤出的時候,美軍才全部占領了美國轄區。
  7月7日,克萊將軍和他的英國對手羅納德·威克斯將軍一起与朱可夫元帥會晤,為建立柏林管制委員會作出初步安排。同時,朱可夫開始准備下一次會議要討論的一個章程。三國代表一致同意,移交英美管轄區軍事管制職權的日期,應當在管制委員會開會時決定。
  接著朱可夫談起其他問題。他向美方代表宣布說:“先生們,現在我們討論一下,為了維持柏林的生存,你們將要供應糧食和煤的問題。這是第一次提到希望美國人向這個陷落的首都提供糧食和給養。同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早些時候曾說過,供養柏林人是蘇聯人的責任,因為他們控制著通常向柏林供應糧食的兩個省——勃蘭登堡和波美拉尼亞。此外,美軍剛剛撤出了兩個富庶的農業省份——圖林根和薩克森。
  克萊將軍回答朱可夫說:“我們沒有向柏林運送糧食的計划。另一方面,我們沒有糧食可運。柏林所是要的一切,應當是要么從我們剛剛移交給你們的地區運來,要么從周圍的勃蘭縣堡和東北的波美拉尼亞地區運來,從前一宜是由這些地方供應的。”
  朱可夫斷然地說:“讓我們現實一些,先生們。你們究竟是來做什么的呢?讓我坦率地告訴你們,我們不打算向柏林供應糧食。我們的倉庫几乎都光了。我們必須得到糧食,我們必須快一些得到糧食。”
  克萊將軍采取守勢。“運輸和組織工作有困難,”他說,“即使我們愿意,也難于把糧食和煤運來,因為易北河上沒有大橋。”
  坐在朱可夫右邊的索科洛夫斯基尖銳地問道:“雅爾塔會議以來,你們都于什么來著?你們為什么不把橋梁修好使用呢?我們倒是這樣做了。”
  克萊回答說:“我們直到几天以前還不了解情況。”
  索科洛夫斯基道:“事前沒有就這些問題作出決定,真是令人遺憾。”
  克萊又申辯說,美英控制的地區沒有多余的糧食和煤。
  朱可夫微笑著用一句話結束了這段對話。“先生們,我想知道的是,你們什么時候開始運來供應物資。我以為,對于這個安排不能含糊其辭。”威克斯和克萊回答說,關于這個問題,他們必須同政府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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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弗蘭克·豪利著《柏林司令部》,第57頁一第60頁。——原書注

  第二次會議是7月10日舉行的。法國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和以后的各次會議。朱可夫的章程得到通過,代表們決定,柏林管制委員會將在第二天舉行首次會議。威克斯和克萊得到各自政府的通知說,向柏林供應糧食和燃料的責任問題,將在即將召開的波茨坦會議上討論。同時,代表們一致同意(作為臨時措施,并且在不違背波茨坦會議可能作出的任何決定的條件下),從7月15日起各自對自己的糧區提供小麥、土豆、食糖和鹽,為期一個月。威克斯將軍還同意每天向這座城市供應二千四百吨煤。
  柏林管制委員會首次會議于7月11日舉行,會議決定,美軍司令官和英軍司令官翌日將承擔起管理他們各自轄區的責任。盡管在這些會議上偶而出現緊張場面,但朱可夫及其主要助手的熱情和真誠態度給許多美國人和英國人留下了強烈印象。
  艾森豪威爾和朱可夫之間建立起來的個人間的諒解,常常有助于緩和柏林各占領國之間的緊張關系。空中走廊問題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蘇聯當局常常寫信給美國軍事管制當局,抱怨他們所說的美國飛机擅自在蘇聯占領區域上空飛行,蘇聯人授權同盟國使用一條狹窄的飛行走廊進出柏林,飛机不得超出這條走廊。在天气惡劣。以及其他一些情況下,美國飛机常常違反關于走廊界限的規定。蘇聯人定期地提出所說的這些違章事件的詳細清單,其次數非常多,以致無法對具体事例進行調查。
  艾森豪威爾將軍終于前往會見朱可夫。他對朱可夫說,他認為這些事件并不造成任何后果,所以不必如此重視。朱可夫表示同意,說這是一些小問題,但他說,不歸他管轄的高射炮部隊把每次越界事件報告給莫斯科,而莫斯科則要他要求艾森豪威爾的總部給予答复。艾森豪威爾認為這是蘇聯權力過分集中的又一例子,但他對朱可夫說,朱可夫可以繼續提出抱怨,而他則將繼續作出千篇一律的答复。朱可夫說,只要這樣,就算達到了他的要求。
  文森豪威爾的參謀長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准确地概括了當時蘇聯人和美國人之間那种既有友好感情又互相敬而遠之的奇怪現象。他寫道:
  我們与之聯系的主要人物是朱可夫元帥和索科洛夫斯基將軍,我們對他們二人都很贊賞,我們覺得無論在任何國家、他們都堪稱偉大人物。他倆和他們的主要下屬給我們的印象很深,因為他們不但有才能,而且態度坦率、直截了當。盡管存在著語言障礙——對于一個只能通過翻譯与之交談的人,是很難感到親近的,但我們認為我們已經同他們建立了互相信任和諒解的可靠基礎。
  朱可夫元帥在講述下面一番話時,顯然是真心的。他說,世界和平完全有賴于俄國人和美國人能否把他們在戰爭時期所達到的那种合作和諒解繼續保持下去,堅持到底。但是,盡管我們對朱可夫元帥和索科洛夫斯基將軍抱有熱情,而且我們覺得他們對我們報之以同樣的熱情,但我們之間在打交道時仍然保持一定距离……我們沒有机會象朋友那樣隨便聚會,并逐漸加深彼此的了解。我們的接触都是在正式場合——要么是處理公務,要么是參加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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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著《我在莫行科的三年》,第22頁—第23頁。——原書注

  為了解決有關戰后歐洲問題和關于日本投降問題,各盟國于7月舉行了會議。据朱可夫回憶錄說,有人曾考慮把柏林作為舉行會議的地點,可是朱可夫對從蘇聯來的一些保安人員說:“柏林市內缺乏舉行各國政府首腦會議應有的條件。我建議他們去參觀一下波茨坦和巴貝爾斯貝格。”
  蘇聯官員們批准了朱可夫的建議,英國人和美國人也表示同意。于是朱可夫的工程兵部隊開始晝夜不停地工作,修整房屋和道路。到7月10日,一切都已准備就緒。
  7月13日和14日,蘇聯代表團的顧問和專家們到達波茨坦。其中包括總參謀長安東諾夫、海軍人民委員庫茲涅佐夫以及外交人民委員都的代表線辛斯基、葛羅米柯、馬伊斯基以及R·B·諾維科夫。
  7月16日,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他們的隨從人員乘專用列車到達。
  斯大林在前一天傍晚打電話給朱可夫說:“千万別搞什么儀仗隊和樂隊來歡迎我們。只要你自己和你認為必要的人到火車站來就行了。”
  第二天,朱可夫同維辛斯基、安東諾夫、庫茲涅佐夫、捷列金、索科洛夫斯基、M。C·馬利宁以及其他軍人一起來到火車站。
  “我到車廂跟前迎接斯大林,”朱可夫回憶說,“他的情緒很好,邁步走近歡迎的人群,向他們招手致意。”他觀察了一下車站廣場四周,不慌不忙地坐上了汽車,隨后他又把車門打開,邀請朱可夫同他坐在一起。路上,他詢問朱可夫有關會議開幕的准備工作是否已經就緒。
  當斯大林到達他將下榻的別墅時,他問這座別墅從前是誰的別墅。有人告訴他說,這從前是德國的埃里希·魯登道夫將軍的別墅。
  朱可夫寫道:“斯大林不喜歡有過多的擺設。他看了看房間以后,就要求把用不著的家具撤去。”
  當天,溫斯頓·丘吉爾和哈里·杜魯門總統也抵達波茨坦。這兩位領導人前去拜訪了斯大林。第二天早上,斯大林回訪了他們。
  會議于7月17日下午開幕。會議預定一直開到8月2日。杜魯門總統帶著他的國務卿詹姆斯·F·貝爾納斯、前駐蘇大使約瑟夫·E·戴維斯、五星海軍上將威廉·D·萊希以及杜魯門的譯員查爾斯·傅倫。丘吉爾則由安東尼·艾登、克萊門特·艾德禮等人陪同。
  快到7月底時,代表們休會數天。待到复會時,丘吉爾和艾登已不再是英國代表團的成員了。他們的党在大選中敗北了,于是克萊門特·艾德禮成了首相,歐內斯特·貝文擔任新的外交大臣。雖然杜魯門認為這一事態戲劇性地表明了民主制度下政權的和平更迭,但由于失去了溫斯頓·丘吉爾的智慧和經驗,會議開得限先前大不一樣了。
  在波茨坦會議上,一致同意德國應作為一個單位,由設在柏林的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來管理。將在德國實行地方分權、消除納粹影響并解除武裝,但除了這些目標以外,對管制委員會的任務的規定是含糊不清的。賠償問題沒有解決,但授權每個占領國從自已的占領區取得資財來滿足自己的要求。規定蘇聯和波蘭將得到法軍、英軍和美軍占領區的軍事工業設備的百分之十。蘇聯將控制柯尼斯堡和東普魯士之一部,而波蘭將接管東普魯士的其余部分,并“管理”奧得河—尼斯河一線以東的一大片地區。
  四大國一致同意進行一次大規模的“人道的”遣返,把德國人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遷回德國。可是,事實上,實施這一協議的過程卻遠不是人道的。
  在會議期間,日本人曾兩次要求斯大林居中調停以便在太平洋議和,可是這位蘇聯領導人不事先告知丘吉爾和杜魯門,便拒絕了日本的建議。他顯然打算讓蘇軍向日本開戰。
  朱可夫以一种輕松的語調談到在一次會議后的宴會上祝酒的事。他寫道:
  “我根本沒料到,丘吉爾忽然舉杯向我祝酒。我別無他法,只好也向他祝了酒。當我感謝丘吉爾對我表示的殷勤盛意時,竟無意中把他稱為‘同志’。馬上我就覺察到了B·M·莫洛托夫那困惑不解的目光,自己也有些發窘。于是我便隨机應變,舉杯祝賀我們在這次戰爭中的戰友和盟友——反法西斯同盟各國軍隊的士兵、軍官和將軍們,所取得的徹底擊敗法西斯德國的胜利。這樣,我便不再有什么錯誤了。當我第二天在斯大林那儿時,他和在場的人都為我這樣快就得到了丘吉爾這位‘同志’而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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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俄語中,戰友的第一個詞TobaPam与同志一詞相同。——譯者注

  6月份,艾森豪威爾曾接到訪問蘇聯的邀請,但是,因為他要回美國去一趟,所以不得不謝絕了。8月第一周,當他返回歐洲時,華盛頓通知他說,斯大林已再次向他發出邀請,而且美國政府希望他能接受這一邀請。
  斯大林建議艾森豪威爾及時到達莫斯科參加8月12日的蘇聯体育節。這位美國司令官很快接受了邀請,并獲悉朱可夫元帥將陪同他前往莫斯科,將在他訪問期間作為他的正式東道主。
  艾森豪威爾抵達莫斯科后,下榻于美國駐蘇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廈,同他的朋友w·艾夫里爾·哈里曼住在一起。他首先會見了紅軍總參謀長安東諾夫將軍,后者領他到作戰室參觀,并向他說明了蘇軍在遠東的配置情況和在那里作戰的計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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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哈里曼——當時是美國駐蘇聯大使。——譯者注

  舉行体育檢閱那天,艾森豪威爾及其一行前往紅場。蘇聯報刊——一顯然是遵照蘇聯共產党關于不要過份強調這位將軍的重要性的方針,僅僅刊登了一條簡短消息,宣布他正在莫斯科訪問。可是,當艾森豪威爾在那個星期日的早晨走向檢閱台時,人群中爆發出自發的歡呼聲,一直持續到他登上檢閱台。
  大約有兩万人到場觀看了這次檢閱。每個人都必須站著看表演,給美國大使及其一行安排的位置是在檢閱場的一處混凝土看台上。可是,美國人剛剛到達,安東諾夫將軍就來找艾森豪威爾說,斯大林邀請他到列宁墓的檢閱台上去,跟他在一起。
  安東諾夫說:“大元帥說,你要是愿意去的話,他還邀請你的兩位同事一道去,如果你愿意帶他們去的話。”哈里曼立刻對艾森豪威爾說,這是一個破例的盛意—一他從未听說有哪一位外國人被邀請登上列宁墓。艾森豪威爾接受了邀請,并請哈里曼大使和軍事代表團團長迪恩陪他一道去。
  他們三人在列宁墓上站了五小時,其間,斯大林不時地通過一名譯員同艾森豪威爾交談。斯大林几次談到,蘇聯和美國必須繼續保持友好關系。他還強調指出,美國人民能夠做許多事情來幫助蘇聯。
  “當時,”艾森豪威爾寫道,“朱可夫元帥明顯地深得大元帥的器重。我同斯大林的每次談話,都有朱可夫參加,他們兩人彼此交談親密而融洽。這使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我相信朱可夫元帥的友好態度和合作意圖。”
  當斯大林提到盟國管制委員會的工作時,艾森豪威爾決定促請他賦予俄國代表更多的權力。從管制委員會成立起,這個問題一宜使他心里不安,而且問題的根源在于蘇聯政府不愿讓朱可夫獨立作出任何決定。對某些局部性的建議,朱可夫看來往往是贊成的,但他從未能自己作主給予答复。
  艾森豪威爾對這位大元帥說:
  當然,朱可夫元帥和我相處得非常好。這是因為象我們這樣的兩個偉大強盛的國家,能夠賦予它們的地方軍事長官以足夠的權力,就當地的具体問題和行政事務達成協議。比較弱小的國家也許不能這樣做,因而就會出現种种困難。可是,朱可夫元帥和我在達成協議方面有很大的靈活性,所以我倆通常總是能夠克服我們所碰到的那些小障礙。
  斯大林強調地表示同意艾森豪威爾的看法。他說:“如果派到哪個地方去的代表,光是當個跑腿的,那么派代表就沒有意義了。他必須有采取行動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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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艾森豪威爾著《遠征歐陸》,三聯書店版,第520頁—第521頁。——原書注

  檢閱結束后,艾森豪威爾和朱可夫正准備离開,這時人群向他們熱烈歡呼。于是艾森豪威爾把手臂搭在朱可夫的肩膀上。作為回答,這位結實的元帥擁抱了艾森豪威爾。這時廣場上立即歡騰起來,人聲鼎沸,這兩位領導人站了好一會,向呼喊的人群招手。結束這一場面的唯一辦法,就是他們离開檢閱台,于是在大約十分鐘以后,他們便离開了。
  “這种場面決不是預先排練的,”迪恩將軍說,“這同意識形態或政治抱負毫無關系。這由衷地表現了俄國人民各階層的代表對艾森豪威爾所代表的美國人民的熱愛。這使我們在場的美國人心里感到熱乎乎的,也使我們感到放心。”
  第二天,艾森豪威爾和朱可夫參觀了莫斯科郊外的一個集体農庄。這位美國將軍對農業很熟悉又很感興趣,使他在蘇聯農庄庄員中更加受歡迎。參觀完畢,他們回到斯帕索大廈,艾森豪威爾邀請朱可夫一起吃午餐。未經上級批准,蘇聯官員是不能接受邀請到外國人家里去的,所以朱可夫這時覺得很為難。既然他不能對艾森豪威爾說他必須得到批准,他就只好進去同他的朋友一起進餐了。
  在此后的几天里,艾森豪威爾在朱可夫陪同下參觀了各种有趣的地方。當他們一起出席哈里曼大使舉行的一次招待會時,傳來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接著,朱可夫陪同艾森豪威爾和他的儿子(隨同父親一起來莫斯科的年輕的陸軍中尉約翰·艾森豪威爾)訪問了列宁格勒。
  艾森豪威爾的訪問結束了,朱可夫陪著他一起回到柏林。飛往德國的旅途對艾森豪威爾是极有啟發的,無疑對朱可夫也一樣。艾森豪威爾了解到的情況有助于說明俄國人是怎樣打仗的。艾森豪威爾寫道:
  由于他——朱可夫元帥,若千年來在紅軍中所處的特殊地位,他作為一位指揮若干重大戰役的負責首長的經歷,比我們時代的無論哪一個人都長。無論哪個在當時看來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俄國戰區,都要派他去指揮,這似乎已是一种習以為常的做法。從他對于俄國軍隊的編成、部隊作戰地區的地形,以及他据以作也戰略性的決定的种种理由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位造詣很深的軍人。
  兩位領導人討論了戰斗部隊的兵力。朱可夫得知,美軍的師的兵力保持在一万七千人左右。這位元帥說,蘇軍的師的兵力盡量保持在八千人左右,不過在一次長時間的戰役期間,有的師減員到三四千人。
  從交談中,艾森豪威爾立即清楚地看到美國和蘇聯對戰爭的看法的一些差別。美國人是以人的生命來估計戰爭的代价的,而蘇聯人則關心對國家資源的總的消耗。艾森豪威爾覺得朱可夫似乎不大重視那些在美國人看來對保持士气有重要作用的做法,即部隊輪換、免費乘車、短期休假、娛樂設施,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不必要的戰場冒險。不過,這位元帥倒認為,破坏敵軍的士气始終應當是高級指揮机關的一個目標。
  對保護步兵的一些措施,例如保證步兵在作戰前不要長途行軍,以免消耗体力,過度疲勞等,朱可夫也沒有表現出多少興趣。他認為這些措施代价太高。艾森豪威爾的結論是,蘇聯人似乎認為,巨大的胜利不可避免地要求付出高昂的傷亡。
  艾森豪威爾返回德國以后,他邀請朱可夫訪問美國一事,得到了杜魯門總統的批准。朱可夫很快接受了邀請,并要求克萊將軍或艾森豪威爾將軍陪同他前往美國。由于有一些緊迫的事務,艾森豪威爾不能成行,于是朱可夫要求將軍的儿予的楊,作為隨從參謀同他一起去。艾森豪威爾對朱可夫說,約勤以這個身份同往將會感到榮幸,而他自己的專机C一54“向日葵號”將交給朱可夫元帥支配。
  朱可夫對C-54飛机是信得過的,因為他曾經坐過這种飛机飛越蘇聯。他說:“乘將軍的飛机,還有將軍的儿子陪著我,我知道我的安全將是万無一失的。”
  不巧。這時朱可夫生了病。許多人表示怀疑他是否真的病了。他們猜測說這是一場“外交病”。但是,當艾森豪威爾晚些時候在柏林的盟國管制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見到朱可夫時,他注意到他看上去真的害過一場大病。這位元帥的訪美之行推遲了,而且,既然冬季將臨,他表示希望來春再去美國。然而,到了第二年春天,蘇聯人便不再有興趣派他去美國了。
  艾森豪威爾將軍那一年最后一次見到朱可夫元帥;是在11月7已在這位元帥為慶祝布爾什維克革命二十八周年在柏林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他到達的時候,發現朱可夫元帥和他的妻子以及許多助手站成一排迎接客人。把艾森豪威爾沙進來以后,朱可夫立即离開歡迎行列,他、他的妻子和一名譯員陪同艾森豪威爾進入另一房間,邊吃喝邊談,一直談了兩個小時。
  朱可夫元帥說,他認為他和艾森豪威爾正在幫助增進兩個在政体上和文化上有很大差异的國家之間的互相了解。但仍有許多事情可做。他說:“只要美國和俄國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一起,聯合國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如果我們互相合作,不准發動戰爭,那么世界上其他國家無論誰都是不敢發動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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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艾森豪威爾著《遠征歐陸》,三聯書店版,第530頁。——原書注

  朱可夫重申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他認為,蘇聯的政治制度的基礎是理想主義,而美國的制度的基礎則是實利主義。艾森豪威爾回憶說:
  他在闡述他對這种差別的看法時說(他首先為他提出批評表示歉意),他覺得我們的制度求助于人們身上一切自私的念頭。他說,我們要讓一個人去做事的時侯,就跟他說:他掙的錢歸他自己,他喜歡說什么話,就可以說什么話,在所有方面都允許他在一個偉大的民族綜合体中。作一個大体上是自由散漫的、沒有明确方向的實体來行事。
  他要求我理解這樣一种制度,在這种制度下,人們正在試圖用每個人對他作為其中一份子的偉大的民族綜合体的獻身精神,采取代上述自私的動机。盡管我完全拒絕接受這些論點,并譴責必然導致獨裁的种种制度,但我心里毫不怀疑,朱可夫元帥講的這些話是出自他的內心的。
  交談中談到的另一個問題,迫使艾森豪威爾處于守勢。戰時駐莫斯科的一位美國記者沃爾特·克爾曾經報道說,朱可夫的妻子比她的丈夫高,這對夫婦有兩個儿子和一個女儿。据艾森豪威爾記載,“這個報道使朱可夫很生气,因為他認為這是對人身的損毀和貶低。他和他的妻子并肩站了一會儿,然后說道:‘你現在可以看到你們有些記者的報道是多么荒唐。再說,我們沒有儿于。我們有兩個女儿。’”
  朱可夫還對艾森豪威爾談到一家美國雜志刊登的一張有損斯大林尊嚴的照片。“要是哪一家俄國雜志敢于刊登你的一張這樣的照片,”這位元帥怒沖沖地說,“我要讓這家雜志立即停止出版,它將被取締。那么你們打算怎么辦呢?”
  艾森豪威爾將軍解釋了美國的新聞自由,但看來這對朱可夫毫無效果。朱可夫說:“你如果是俄國的朋友,你就會對此采取點什么措施。”艾森豪威爾只能闡述一下自由經營的好處,說國有制將導致獨裁。艾森豪威爾最后說,美國的建國和發展靠的就是這种擺脫獨裁統治的愿望。朱可夫只是笑了笑,什么話也沒說。接著,他們兩人就道別了。過了近十年光景,他們才得重逢。
  這兩位戰時領導人之間的友誼,并沒有消組占領柏林以后隨之而發生的各种事件、問題、沖突以及激進情緒。但是,在歷史上的一段光輝的時刻,人們曾有過這樣的希望:兩個世界大國或許能夠消釋他們的分歧,從而使得“在地球上,和平和對人們的友善態度”能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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