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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劉易斯（W．Arthur Lewis）

　　獲獎年度：1979年
　　演講日期：1984年9月27日
　　出生日期：1915年1月23日

　　學歷：

　　1937年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學士
　　1940年倫敦大學博士

　　經歷：

　　1938年∼1948年　　　　倫敦大學講師
　　1948年∼1958年曼徹斯特大學（Unversity of Manchester）杰文斯政治經濟學教授（Stanley Jevon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9年∼1963年　　西印度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副校長
　　1963年∼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經濟學麥迪遜客座教授（James Madison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重要著作

　　《經濟計划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
　　《營運成本》（Overhead Cost）
　　《經濟成長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經濟成長面面觀》（Some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國際經濟秩序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Order）

　　我從來不曾想過當經濟學家。家父原本希望我當律師，但他在我7歲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決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時刻，他已無從表達意見。那是1932年，我獲得路易斯（St．Lucia）政府的獎學金，可以選擇進入任何一所英國大學就讀。我不想行醫，也不想當老師，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因為在那個年代里，只有律師、醫生、傳教士与教師，是黑人青年能從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為工程師，但是當時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糖業卻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師。至于家母，對我所作的任何選擇都無條件地支持。事實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倫敦

　　在翻閱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簡介時，我深深地被所謂“商學士學位”所吸引，課程內容包括會計學、統計學、商事法、企業管理、經濟學、一門外國語言以及經濟史。經濟學到底是什么名堂？我從未听過這個名詞，大概整個圣路易斯也沒有人知道。不過沒關系，這項學位的其他課程都非常實用，有助于我日后在民間企業或政府行政部門就職。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歲那年，動身前往倫敦，修習商學土的課程。
　　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業期間，經濟學成為我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畢業時，獲得了該校的獎學金，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翌年，我被聘為助教，為期一年，期滿后升為助理講師。過去數年來，我曾為自己的前途舉棋不定，但面對親朋好友的質疑時，我總充滿信心地微笑。如今這些都已過去，我立志要成為經濟學者。
　　當初我對經濟學一無所知，但對行政管理卻不陌生。從1929年离開學校到1933年赴倫敦的四年期間，我就在政府部門擔任基層辦事員。在那里，我學到了所有文書處理的技巧——如打字、記錄、寫信及檔案管理等，對我大學時期的學業可以說是助益匪淺。我對于行政与法律架构的逐漸熟悉，也給我极大的幫助。
　　當然，我也賺到微薄的薪資（每個月3英鎊），可以貼補家用。家母總是竭盡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著她的努力以及慈愛，才能將五個儿子扶養成人。家父去世之際，我們五兄弟都還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說是艱苦奮斗有成的典范：一位寡婦帶著一群年幼的孩子，手頭拮据，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系安提瓜（Antigua）移民]，所憑借的就是絕對的正直，永不動搖的勇气，以及對上帝虔誠的信仰。在校期間，我常听到較年長的男孩大放厥詞，說男性在各方面均強過女性，但我總認為他們的說法太過荒唐。

　　跳級就讀

　　我之所以离開學校，是因為已修完了取得劍橋學院文憑（Cambridge SchoolCertificate）的所有課程（相當于美國的SAT，即美國大學入學資格測驗）。至于我有能力在14歲就修完所有課程，是因為在6歲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輟學三個月時，曾經擔任教職而那時是政府公務員的家父對我說：“別擔心，我每天都會教你一些東西，你不會跟不上的。”其實，這是家父含蓄的說詞。任何一位聰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著家庭教師學習，他在三個月所吸收的知識，應該可以抵得上學校老師在課堂上教兩年的分量。三個月后复學，我跳了兩個年級，但是學習進度仍然領先學校的課程。不過，那也是一段充滿創傷的經驗。因為在往后的學校生活中，和我一起上課的同學都比我大兩三歲，他們彎起胳膊，展現隆起的肌肉，而我卻乏善可陳。玩板球時，總是到末尾才輪到我上場。由于体格瘦小，我有嚴重的自卑感。我也理解到，在團体里要被同事所接受，并不是只靠學業表現而已，還必須迎合他們的价值標准。由于很早就离開學校，我變得早熟。后來我來到英格蘭，原來為同樣10歲的英國青年會比我老成，結果卻發現并非如此。
　　似乎在冥算之中我已要成為經濟學者，連那一种經濟學者也好像早有定數——應用經濟學者。這并不是把經濟學應用到產業界或是結构性的問題上，而是在從事經濟分析時，由制度面的背景來處理問題，因為我認為解決之道應同時兼顧制度架构与經濟分析。
　　至于我要專攻應用經濟學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畢業后我擔任的是商學系教授普蘭特（Arnold Plant）爵土的助理講師，他也是我的指導教授。由于他的推荐，我才能獲得獎學金以及助理講師的職位（這是該學院有史以來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師的人事案，當然也引起一些反應。）基本上，他是位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但我卻不是。然而我們在經濟學認知上的歧義，卻無損于彼此的情誼。
　　普蘭特是專攻英國產業組織的專家，他引領我走向這個領域，也建議我的博士論文選擇這方面主題，所以我成為研究英國產業組織的“專家”。我深愛這個研究題目，因此也就樂在其中。
　　20世紀30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和其他年代一樣），是一個生气蓬勃的地方。校園里可以說是百家爭鳴，那些所謂“熱門”的學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競相開課，互相競爭，懂得門道的人總是能享受到知識的盛宴。倫敦經濟學院典型的高材生，由于汲汲于探索多种相互沖突的理論而腦筋靈活，還經常要分辨知識的真偽，所以富于怀疑精神。該校向以培養优秀的經理人与差勁的國會議員而著稱。
　　倫敦經濟學院并重視凱恩斯學派（Keynesianism），當時負責講授此种理論的是年輕的講師，知名的教授卻對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該校卻是發展与推廣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mics）的先鋒，特別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 Hicks）、亞倫（RoyAllen）、卡爾多（Nicholas Kaldor）、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羅賓斯（Lionel Robbins）。

　　以事實驗證理論

　　這就是我所處的研究環境。這個圈子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關理論的建构：把文字轉化為圖表，再將圖表轉化為方程式。我是其中少數以事實來驗證理論的人。
　　我在1937年獲得研究產業組織的獎學金，從此開始投入這個主題。1948年，我抵達曼徹斯特（Manchester），并出版了《營運成本》（Overhead Costs）一書，這是由我的博士論文修訂而成。
　　我對營運成本感興趣的部分，是當單位平均成本高于邊際成本時的价格結构問題。柏萊圖法則（Parto rule）認為价格應該等于邊際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況中引用此一法則，恐怕厂商就要關門大吉了。實際上，這种狀況一如今天的航空業，在破產与獨占之間擺蕩。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于強制施行邊際定价，并補貼厂商邊際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間的差額。從整体產業政策的觀點來看，這似乎不切實際，而且我們也無法認同其正當性，因為許多納稅人將會被迫為自己從未享用的服務付費。假如我們從使用者付費的觀點來看，那么問題將縮小到如何將固定成本分攤到使用者這個課題上。就這項問題，我是從鐵路“對交通載運者收費”的原則出發，并結合羅賓遜夫人（JoanRobinson）提出的新差別取价理論（new price discriminationtheory）。
　　營運成本另外一個層面是時間的面向。需求經常是不穩定而有波動，假如產出的成品無法儲存，勢必會定期或不定期地發生生產能力閒置。如何分攤這方面的成本呢？我認為處理這個問題的正确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資視為生產者所分擔不同時間內不同產出的聯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負擔，而且這些支出的總和不能超過總成本。
　　因此，我論文的重點，是要探討在營運成本的不同計算方式下，產業的价格系統如何，而不是著眼于單純的單位產出成本。這些价格系統包括：复式定价、不同時段的差別定价、數量折扣、權利金折讓以及相關的制度問題，如交易印花、指定采購等，而有關定价的法律史也是我的興趣所在。由于往后的二十年，英國廣泛地實行价格管制措施，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現成的讀者。

　　混合型經濟的管理

　　這項有關產業結构的分析，成為我閒暇時著作的背景資料，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名為《經濟計划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到今年正好成立滿一百周年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可以說是英國工党（LabourParty）的智囊團。事實上，費邊社成立在工党之前，并獨立于工党之外。1947年，我曾參加費邊社舉辦的一場研討會，并宣讀了一篇論文，主題是避免通貨膨脹的重要性以及必須采取的措施，結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擊。我對于他們情緒化的表現感到惊訝，于是向大會秘書長說：“你們真的需要委托專人對管理混合型經濟（mixed economy）的問題和潛在風險進行研究。”他說：“為什么你不來做呢？”我想了一下，隨即答應了他的提議。
　　費邊社出版的研究小冊，一般大約在二三十頁之間，但是我的這份報告卻超過了一百頁。并不是我喜歡長篇大論，實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經濟這個課題，的确需要這樣的篇幅。這本書并不是開山之作，但剛好赶上議題廣受討論的時机，因此雖然探討只能限于1948年英國存在的問題，后來卻被翻譯成多种語言，在世界各地廣泛發行。書中對避免通貨膨脹所開的處方，是屬于凱恩斯學派的觀點，也就是維持貨幣所得的年增率不超過3％。最近為了這次演講，我又重新創覽了這本著作，有一點引起我注意的是：混合型經濟的施行，經常是為了順應民眾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后總會迎面撞上國際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轍（如1936与1981年的法國、1945年的英國以及1976年的牙買加）。針對一個新掌權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府，其所實行的混合型經濟將會遭遇哪些問題，實在有人該寫本手冊——一陳述，書名或許可以用類似“最初的兩年”這樣的標題。當然，這有待其他的作者來執筆了。
　　再回到我的學術發展歷程。根据我的猜想，此一系列講座的主辦單位．是希望了解一個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處的環境發生關聯。然而，我個人的情況并不是這方面的典范。一開始我就說過，其實我最初想當工程師，但卻陰差陽錯地成為經濟學家；我去大學任教，是因為并沒有其他工作可供選擇；而成為應用經濟學者，則是因為那是我指導教授研究的主題。之后我的人生旅途，也仍然是循著這樣的軌跡。我并不是在抱怨，因為比起別人，命運之神已經給我太多的眷顧。在此，我只是很忠實地陳述實際發生的事情。
　　1945年，我停掉產業經濟的課程，教起一門并非我主動選擇的課程：兩次大戰之間的世界經濟。當時經濟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哈耶克，他有一天對我說：“我們一直向學生灌輸產業循環理論以及經濟大恐慌的原因，但是目前進來的學生都是1927年出生的，他們對大恐慌并沒有任何記憶，也就搞不懂我們在說什么。你為什么不開一門課，來探討一下兩次大戰之間的世界經濟情勢呢？”我回答說：“對你的問題，我的答案很簡單，那就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兩次大戰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哈耶克接著說：“那剛好！學習某种學科的最好方法，就是教這門學科。”這一段因緣，促成了四年后我所出版的一本小書，名為《1919年∼1939年之經濟回顧》（Economic Survey 1919年∼1939年），匯整了我們當時對1919年∼1939年間世界經濟的認知。
　　在今天來看，這些工作應該是屬于計量經濟學者的工作，只是當時計量經濟學還未在經濟學領域里建立起獨領風騷的地位。丁伯根（Tinbergen）在戰時為英國經濟所發展的模型，已經指出一條道路，但也不過是很一般化的方向。同時，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各項數据資料，可以說是相當匾乏。我曾希望透過閱讀這段期間出版的各項經濟文獻，特別是財務金融周報之類，獲得一些線索，但結果可說是一無所獲。今天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已和當年大异其趣，經濟學家行文之中，大量使用各种百分比和數字，即使我們每天閱讀的報紙亦然，連一般的讀者好像也得在腦袋里放一部個人電腦，以便隨時能由一項指標跳到另一項指標。戰前的經濟學家，則常用“許多”、“一些”、“某些”等字眼，避免使用具体的數字。

　　探索經濟大恐慌

　　回顧這段經驗，我感覺，与20年代的所謂大繁榮相比，我個人在處理30年代的大恐慌上更為游刃有余。美國人自認為20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國經濟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但這樣的認知并沒有統計學上的根据，因為各項經濟指標的表現只是平平而已。在這樣錯誤認知的影響下，一般人往往認為20年代的世界經濟景气也是普遍繁榮，從而低估了當時全球貿易相對停滯的現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后果。當時主要的工業產品普遍出現超額供給，特別是紡織、鋼鐵、造船，以及煤等產業更為嚴重，使得英國、德國、日本与印度的重要工業生產中心失業問題嚴重。當時的經濟學者，大都是從匯率失衡的觀點來看這些問題；但今天我們會稱之為結构性的失業（strctural unemployment），并尋求較積极的解決之道。我書中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十年發生大蕭條，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十年卻出現空前的繁榮，即未提出任何質疑，也未加以解答。我想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應該是全球經濟在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穩定吧！
　　奇怪的是，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触的問題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經濟大衰退？汗牛充棟的景气循環理論（trade cycle theory），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成因，每种都是充分但卻非必要的條件。要弄清問題，可能就像和八爪魚打一場混戰。
　　我對這個問題所采取的態度是，承認在前一個世紀中，每間隔四到十年就會發生衰退的現象。因此問題并不在于1929年為何會發生衰退，而是在于為何衰退一旦開始，會如此急劇地惡化？其間有何特殊之處？我們不可能只用兩段文字，就對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卻可以將七項決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1．當時美國經濟的繁榮，和鐵道——營建——移民——建筑產業的循環周期相重合。然而，隨著美國國會通過從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營建業的景气自20年代中期開始減退，再加上30年代后前半段經濟的不正常，遂導致整体經濟全面惡化。
　　2.在20年代中期，由于農產品產量的成長速度超過需求成長，使得農產品价格在美國國內及國際市場上不斷滑落。農村地區的消費能力与水准也跟著降低，而農村銀行宣告倒閉的情況偏高。
　　3．當時的貨幣与財政主管當局相信，重振生產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的流通，而他們也的确如此執行。此舉可能也使不景气雪上加霜。
　　4．德國產業的蕭條和美國一樣嚴重，二者間關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气的惡化。
　　5．各地的資本家普遍缺乏信心，從而減少投資。投資減少意味著生產降低、所得減少、產能過剩，從而使投資更為減少，形成了惡性循環。
　　6．紐約證券市場的气氛在20年代末期過度樂觀，但之后卻兵敗如山倒，連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導致股价下跌。7.各國相繼放棄金本位制，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并提高關稅。國際貿易量下跌了30％。
　　上文僅是對大蕭條原因的敘述，并沒有列示這些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發生的順序或彼此之間的關系，這些是計量經濟學者的事。我只是要借此說明，由于有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難怪會造成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

　　貿易條件的決定因素

　　在我看來，《1919年∼1939年之經濟回顧》的出版，還有兩個未解決的問題，而我在之后的學術生涯中，也花了相當多的精力加以研究。第一個問題是，決定工業制品与初級產品之間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的因素為何，這個問題可以說是該書的中心課題。1925年之后，農產品价格下跌對整体經濟的影響加速蔓延，造成農村破產，銀行倒閉，更促使若干國家放棄了金本位制度。其實，這也是我一生鑽研的中心課題，因為我的祖國一直深受農產品价格巨幅波動之苦，使穩定經濟情勢的措施備加困難。
　　我對貿易條件的后續研究，是源自一項觀察，那就是世界工業生產指數与世界初級產品貿易指數之間，存在一個穩定的關系。工業生產每成長1％，會伴隨著初級產品的貿易成長0．87％。此一關系可以追溯到1873年，并后推到1973年，但1873年以前則不适用。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編印了回溯至1870年、甚至1850年的統計資料，包括全球工業生產指數、工業制品与初級產品的全球貿易、熱帶農產品及工業制品的价格等。
　　從理論的觀點來看，貿易條件的短期決定因素，必須是供給与需求。每個人都可以為不同類的商品設計供需模型，并計算其短期彈性。但根据我在下面將提及的模式，熱帶農作物的貿易條件，從長期的觀點來看，是取決于無限大的供給彈性，因此根本不受需求變化的影響。供給彈性無限大，是由于在整個熱帶農作物產出之中，出口只占很低的比重——不到20％，因此長時間內（例如二十年以上）外銷農產品能在固定的成本下擴增或縮減數量。由于糧食生產的收益甚低，上述的成本非常低。根据此一分析，得到一項非常重要的結論，即農民最好生產更多的糧食，而不要將資源用于生產更多的外銷農產品。此一論爭仍然是目前相當熱門的議題。
　　現在，再回到前書所留下的第二個問題。只要研究經濟大恐慌，就一定會面對這樣的問題：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單一事件，還是連續系列中的一個環節。對這個問題，我從50年代開始繼續研究，直到1978年出版《1890年∼1913年的成長与波動》（Growthand Fluctuations 1890-1913）這本書。為什么會耗費這樣長時間，部分原因是其中有9年暫時脫离大學的研究環境，還有是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收集与准備資料，其中包括我之前提及的各項指數。

　　景气循環的歷史軌跡

　　針對大恐慌究竟是否為單一事件的問題，答案是正反各半。持否定說法者認為，美國大概每二十年就會發生一次經濟大衰退。持肯定說法者則認為，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其嚴重程度是先前歷次衰退所不能比擬的。
　　几次重大經濟衰退的年度分別是1872年、1892年、1906年及1929年（巧合的是，這一系列的衰退繼續于1956年与1973年發生）。這一連串的衰退是由顧志耐（SimonKuznets）首先研究并加以界定，所以又稱為“顧志耐衰退”。其后由于阿布拉摩維茲（Abramovitz）的研究，使我對此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整個循環系源自營建業的長期循環周期，從景气的谷底開始，鐵路建設積极展開，接下來是移民涌入，然后是興建住宅。經濟在經歷了十年的繁榮后，接下來會有十年的衰退，涵蓋所謂的顧志耐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一系列的景气循環會相繼1956年与1973年出現，實在出人意料，因為鐵路的建造已告終止，同時移民也大受限制，不具周期性。因此我可以假定，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住宅建筑部門的規模都已大到一個程度，足以在整体經濟中形成一個以二十年為周期的景气循環。
　　二十年的循環就談到這里。又有一派主張五十年為一周期的循環，即在二十五年的相對創見，因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我著手撰寫《成長与波動》一書的過程中，對此下過相當的功夫，但卻沒能在世界工業生產史中發現任何以五十年為一周期的循環。農業生產在1899年倒是面臨了一個轉折點。1873年∼1899年間的農業產出的成長，遠高于1899年1920年。1899年以后，一路滑落的農產品价格開始上揚。由于物价上升，使得1899年之后的實際工資（Real wage）開始下跌。1899年之后，制造業產品的出口快速增長，部分是因為農工產品之間相對貿易條件的改變。1899年之后的農業產出与价格呈現了此一改變的趨勢，這一點并無太大的爭議；但另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1899年之后，全球的工業生產是否有較快的成長，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從1973年來，我們又經歷了長期的衰退，使康卓鐵夫的學說再現生机，他的論述在歐洲正快速成長。這方面的論爭，仍在持續地加溫中。
　　再回到我個人的生平。我的研究生涯，可以划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我研究產業結构；其次，我探討19世紀中葉以后的世界經濟史；第三個部分則是對經濟發展問題的鑽研。我已經談過前兩個部分，現在則要談談經濟發展的部分。

　　反對帝國主義

　　我對這個主題感興趣，乃是衍生自個人反帝國主義的信念。我還記得七歲那年，家父曾帶我參加當地的馬卡斯·加維協會（Marcus Garvey association）的聚會。因此，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費邊社發行的名為《西印度群島的勞工》（Labourin the west Indies）的小冊子，也就不足為奇了。該書敘述了二三十年代工會運動的崛起，特別是30年代工會与政府之間的激烈沖突。該書并不是宣傳手冊，而是根据報紙的報導以及和工會領袖的訪問對話所匯編而成的。
　　我在倫敦遇見在全球各地反帝國主義的同志，并著手對英國殖民帝國及其統治措施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如對有色人种的歧視，又如在肯尼亞嚴禁非洲人种植咖啡，迫使他們投身勞力市場，賺取繳稅所需的現金。
　　到了大戰期間，我們可以感覺到整個气氛在轉變。在和許多反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國工党的國會議員交換意見之后，我感覺到權力核心已經對維系帝國失去興趣，也准備逐漸放棄。1943年，我甚至還受殖民辦公室（Colonial Office）邀請，擔任新成立的經濟咨詢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我的建議之下，該委員會對各個經濟部門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系統化的調查。從這個過程中，我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員對于哪些是該做的事，彼此之間的歧見有多大。
　　1946年，倫敦經濟學院為來自各殖民地的社會工作者，開了為期一年的特別課程，我應邀講授基本經濟學。但我實際講授的是經濟政策。我記得，有一位學生在課堂上痛斥英國派駐該國總督的某些政策，我打斷了他，并且說：“假如你是貴國的部長，你會怎么做？你的國家將會在十年內獨立，那時你可能擔任部長或部門主管。數落英國政府的各項罪狀，并沒有任何裨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積极的方案。你在倫敦經濟學院的這一年，就是讓你有机會學習如何面對各种棘手的問題。”我對時間的預估稍嫌太早，這位學生的國家，系經過十七年而非十年才宣告獨立——但除此之外我都相當正确，該名學生后來真的成為部長。

　　經濟發展理論

　　我之所以要述說這段故事，是要用來闡釋我著作中的一個重點。個人一直深信不疑，對經濟成長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將自己擁有的資源發揮到极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經濟發展的專家應該要能提供官員務實的建議。然而，我本身卻沒有嚴格遵守這樣的信條。我對歷史的過程有興趣，偶然也涉獵國際經濟秩序的哲學思維，但其實我思考与著述最勤的，仍是國內政策的課題。
　　1948年，我前往曼徹斯特擔任正教授，開始有系統地講授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課程。該課程特別強調政策面，因此必須對社會學与政治實務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實務上，有些經濟學家太強調价格机能，而忘卻了有時從制度面著手改變，可能比价格的改變更易解決問題。同樣地，也有若干結构派經濟學家，极力避免使用价格作為政策工具，因為它可能對所得的分配与波動產生不利的影響。在這兩派經濟學家之間，我算是立場中庸。1955年，我出版了《經濟成長理論》（The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一書，目的之一即是要具体說明這些論點，同時對經濟面有興趣的人，也會發現到該書對社會面作了完整的舖陳。
　　我個人對發展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所謂的兩部門模型（two－sector model），也是經過對長期所得分配的觀察与深入研究所獲致的成果。根据我曾讀過的約翰及色芭拉·漢蒙德（Johnand Barbara Hammond）的研究報告，產業革命并未提高城市的工資水准。假如這項結論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解釋何以國民所得的組成中，利潤所占的比例會提高，這与新古典學派經濟學者所預期的利潤比例為固定的觀點，可以說完全相反。實際工資的恒常不變，我認為与另一項難解之謎有關。為數不少的發展中國家，已經發展了相當長的時間，例如錫蘭（Ceylon，稱斯里蘭卡）已經開發了一百年。為什么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准還是那么低落？這是對已受相當程度文明洗禮的錫蘭，又是怎么回事？

　　彈性無限大的勞動供給

　　要解答這兩個問題，必須打破既有知識上的局限。所有我曾學習過的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am models）中，勞動的供給彈性均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資，將會提升對勞動的需求，使得工資上揚。然而，如果設定勞動的供給彈性為無限大，我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在這個模型下，技術提升所帶來的利益，完全歸屬于雇主以及极少數高薪階層的員工，廣大工資微薄的都市勞工是沒有份的，因此成長只會帶來利潤的增長。在大宗物資市場方面，由于熱帶農作物的供給無限，因此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利益，也曾全部由工業界的買方所享有，其道理与前面是一樣的。
　　兩部門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經濟學者的注意，因為它可以應用在許多不同的場合。但我們必須特別小心，先确認此一模型的确适用于某种特殊的情況，再實際加以應用。在研究像是移民問題時，這些模型特別有用。移民問題在戰后成為備受矚目的課題，是因為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不管是已開發或是開發中，都面臨了人口大量移動的問題，包括城鄉之間的移動以及從貧窮國家移向富有的國家。例如，由墨西哥遷往美國，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國移民，都可用此模型來研究其所造成的影響。人口爆炸、技術性失業（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婦女走出家庭投入就業市場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發展中國家面臨城市勞動供給過剩，不可能達成充分就業。這些缺乏技術的勞工，其工資水准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無限大的供給彈性。當然，我們無意也不需要設定絕對的彈性無限大。
　　現在，這個模型的影響与沖擊已經大幅減低。由于大學生已經不再被灌輸勞動供給彈性必然為零的模型，所以彈性有可能几近無限大的說法也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事實上，在往后的几年，曾有一些書籍与專文探討此問題，但最初的熱潮已消退了。

　　全球出訪

　　1950年后，我曾訪問第三世界許多地方，這和我在1947年与葛萊蒡斯（GladysJacobs）結婚有關。她來自鄰近的格林納達（Grenada），也是在新教徒的家庭中長大。由于她全心全意照顧兩個小孩和我，因此我到各地訪問就無后顧之憂。至今我們仍相守在一起。
　　我出國訪問，有時是擔任咨詢顧問，有時是參加會議，有時則是前往任教。咨詢顧問的角色，已逐漸在消失之中。以60年代為例，如果一位學者在某一學問上專攻十數年之久，同時對不同國家在這方面的作法也都有相當的了解，那么在造訪一個國家并應邀提供各种意見時，他大概一定會說：“甲國正在實施這項計划，而乙國則正在嘗試另一种作法。”不過到了80年代，這些國家都已經雇用了為數不少的專業經濟學者，而他們在經濟分析技術及政策方面都受過良好的訓練。他們可能仍樂于与你一見，但是關于他們的經濟問題，他們本身的了解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你了。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四處拜訪中的所見所聞，讓我獲益良多。例如，我一直未加入爭取高等教育經費不設限的行列，可能有部分是因為埃及与印度的經驗，讓我對所謂的吸納容量（absorptive capacity）感到怀疑，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責任感。在我擔任西印度群島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副校長期間，我就從不向財政部長多要一分我認為不該要的經費。正因為如此，我在教育方面的專題報告或論文，都是從人力資源預算（manpower budgeting）的方法來切入，而不用當時曾經盛极一時而現在已沒落的邊際生產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分析法。
　　在加納（Ghana），我首次目睹過多移民涌入城市產生的后果，于是開始動筆撰寫這方面的問題。
　　在牙買加，我初次觀察到目前通稱為“荷蘭病”（Dutchdisease）的現象，也撰寫了相關的報告。該國的某一項產業只雇用极少數的人員，卻為該國賺進大量的外匯，也支付員工极高的工資。由此造成其他產業的工資隨著上揚，超過業者所能支付的程度，終于導致失業的問題。
　　在印度，我碰到了貧瘠地帶的問題，數以億計的人民所賴以為生的土地，根本無法生產足以維持高生活水准的產出。至于我有關發展規划的著作，系以我為加勒比海以及西非諸國研擬經濟發展計划的實際經驗為基礎。
　　我在許多國家中學到了政治問題在許多層面的困難之處。其中最簡單的層面要算管理的問題，就是以或多或少符合規定的方式，把事情都如期完成。另外一個層面則是如何將貪污舞弊情事減到最少，如果這個問題和任人為親相結合，情況就更嚴重，可能會導致指派不稱職的管理人員。最后，我注意到的是，這些國家大都不是由同質的人民所組成，在宗教、語言、部族或种族上有歧异。我所寫的《西非的政治》（Politics inWestAfrica）一書，既點出了這些問題，也提出了若干對策。本書出版之際，曾經遭受嚴厲的抨擊，不過，現在該書的分析已被視為理所當然。

　　為發展中國家貢獻心力

　　發展經濟學的學者可以分為悲觀及樂觀兩派。悲觀派也不是見解完全一致，有些人認為，對外貿易會削弱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因為貿易將摧毀原有的手工業，同時又引發對進口財貨的需求。另有些人則擔心多國籍企業的問題。還有人相信，如果沒有獲得足夠的財務援助，一些最貧困的經濟体將無法起飛，然而這些援助的額度卻經常不足。我個人一直是屬于樂觀派，因為一開始我就認為歐洲人能做的，我們也做得到，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其后看到開發中國家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發展速度，更讓我們相信絕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已經獲得相當的成就。
　　在此，我要提醒一點，有關經濟成長的研究充其量只處在嬰儿期。各個國家起落浮沉不定，我們實在很難預測在未來的二十年內，哪些國家在經濟上會有最好的或是最坏的表現。不只對發展中國家如此，發達國家亦然。經濟學在解釋過去二十年所發生的种种現象，可以說是駕輕就熟，但是談到預測未來，則常是淪為意識形態上的論述。
　　在1957年∼1973年之間，我曾有九年的時間离開研究工作，任職于行政体系，包括：紐約聯合國總部、加納總理恩克魯馬（Nkrumah）博士的經濟顧問、西印度群島大學副校長、加勒比海開發銀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ck）總裁。這些工作的磨練（相較于早先赴印度与加納的現察訪問），讓我學得諸多行政管理的經驗，但在經濟發展理論相關事情上則收獲有限。目前我已經出版了十本書以及將近八十篇的研究論文。如果那九年我仍在大學擔任教學与研究的工作，應該還可以再多寫一本書以及十多篇的論文。不過當時我致力于建立一些高素質的組織，希望它的高標准不但能產生丰碩的成果，也可以鼓舞其他的机构起而效法。其間偶爾也產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況。有次我在巴巴多斯（Barbados）的一個酒會上，碰到一位年輕的會計師，我問他為何沒有看到我們的征才廣告而來應征。他說：“我本來想申請，可是一位朋友對我說，千万別到那家銀行，因為你會忙坏了。”我說：“我從來沒有要他們忙得不可開交。”他回答說；“你是沒有，可是你自己那么認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為榜樣了。”
　　回顧我這一生，可以說像一种奇妙的混合物。我曾經歷過所謂轉型期，因此了解轉型前后兩端的狀況（盡管整個轉型可能還沒有完成）。我曾經遭遇各种常見的歧視——投宿遭拒、受到推荐卻工作不成、种种失禮的對待等等。然而，有時預期會吃閉門羹，卻發現大門敞開。我早就習于作打破慣例的第一位黑人，而隨著過渡期种种新机會的出現，這种情形是愈來愈少了。身為种族的一個表率，多少會有壓力，但是我總是提醒自己，其他人正在后面一路追隨我的腳步，他們是否會吃閉門羹，有一小部分應該和我個人的表現有關。誠如我在一開始所說的，我從沒有想到我要成為經濟學家。家母曾教導我要全力以赴，而這正是我一生努力去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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