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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年度 1982年 演講日期 1985年4月17日 出生日期1911年1目17日 學歷 1931年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學士 1932年 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碩士 1938年 芝加哥大學博士 學術經歷1936年∼1938年 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 1938年∼1946年 明尼蘇達大學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1946年∼1947年 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教授 1947年∼1958年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1958年∼1981年 芝加哥大學華爾格林美國机构杰出服務經濟學教授（CharlesR．Walgree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1977年 芝加哥大學經濟与國家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Economy and the State）主任 重要著作 《公民与國家：管制論文集》（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Essays onRegulation） 《經濟史論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產業的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生產与分配理論》（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价格理論》（The Theory of Price） 科學界有項定律，那就是一位科學家如果要在專業領域發揮影響力，那么他唯一的机會，就是要能影響与他同時代的人。假如不能為當代人注意，他就喪失了這個机會。某些曾遭忽視的科學家，縱然可能因后世發掘了其杰出的研究成果而得享盛名，但他的重要性卻無從提升。高林（Gossen）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但是他對效用理論（utilitytheory）的發展可說毫無貢獻。庫爾諾（Cournot）也算是位奇才，他的某些著作或許對埃奇沃思（Edgeworth）及后進學者的寡占理論有所影響，但是經濟學界談到寡占理論的發展時，都是從19世紀80年代算起，而不會追溯到庫爾諾著作出版的1838年。 易逝的名聲 在當代得享盛名，也并不能保證未來名聲能永保不衰——若干只是領導一時科學風潮的人士，在科學史的紀錄中會逐漸褪色。今天年輕一代的經濟學者大概不會知道，在30年代末期，一篇探討有關美國經濟停滯性膨脹（stagflation）的論文，成為廣泛討論的議題，但漢森現在卻無法享有他當年紅极一時的盛興。即使是錢伯霖的獨占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理論，于今看來顯然也無法為經濟理論指出基本的新方向。 因此，科學的創造力——成功且持久的創造力——必須為當代人士所認可，否則那將只是個人的成就，而不能成為社會整体的成就。參与這一系列講座的經濟學者，至少都滿足了研究成果為當代所認可的這項條件。至于他們的貢獻，是影響深遠，抑或只是一時的風潮，則有待后世的認定了。 怎樣才能在經濟學領域發揮創造力？在過去一百年左右，相關的條件已經起了一項基本的變化。直到19世紀70年代或19世紀80年代，非本科出身的人還有可能成為深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但時至今日，經濟學界的重要成就或貢獻，絕少出自非經濟學家之手。像亞當·斯密与李嘉圖或甚至瓦爾拉斯与埃奇沃思，他們的經濟學知識是自修而來，并未受過專業的正式訓練。即使是近代，在經濟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非經濟學者，我能夠舉出的也只有阮賽（Ramsey）、霍特林以及馮紐曼等寥寥几位；當然，他們個個都是非常高段的數學家，而且也都是四十年前或更早期的人物了。 所以，如果要想了解當代經濟學的成果是在什么條件下獲得的，就必須深入探究當代學者求學与工作的情況。這些條件并不等同于創造力，但卻是創造力得以發揮的不可或缺條件。因此，接下來我將用半自傳式的角度剖析我的經濟學之路，尤其著重說明我所經歷的訓練与工作條件，是如何影響我研究的問題与使用的方法。 我生長于西雅圖，也一直在那里接受教育到大學畢業，取得了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企管學士學位，之后獲得芝加哥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企管碩士學位。為了避免失業，我在華盛頓大學待了一年多，然后再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以上這几個句子涵蓋了我求學過程的22個寒暑，細節容后詳述。家父与家母分別來自巴伐利亞（Bavaria）及匈牙利。家父原是釀酒師，但在美國頒布禁酒令后，無法再以釀酒為生，因此蕭條的二三十年代，他在西雅圖地區以買賣及整修不動產為業。在大學之前，我對功課并不認真，各類書籍則是囫圇吞棗，談不上有系統地研讀。 我在華盛頓大學的成績优异，但卻經常選錯課程。我自己缺乏判斷能力，而父母所受正式教育有限，也無法給我指引，因此我選了一堆“實用”的商業課程和許多政治學科目，就是沒有選修數學或其他自然科學。我后來相信一种說法，那就是如果把在一個領域鑽研的程度以數字來表示，那么大學部和研究所的訓練，可能是一与八之比，我自己的經驗就是證明。華盛頓大學雖有几位值得尊敬的經濟學者，但稱不上是第一流的大師。 西北大學打開了我的眼界。不過同樣地，我還是選修了太多實用的課程，這次比較偏向于都市土地經濟學。當時，我的老師是干練也善于啟發學生的經濟學者伍德伯格（Coleman Woodbury），我決定以學術作為終生職業，受他的鼓勵极大。不過，1933年我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時，對經濟學的了解可以說近乎一張白紙。當時我自己并不了解這點，畢竟22歲的年輕人還不太懂得謙虛。 名師風范 在芝加哥大學，我遇到了三位至今我還是認為最杰出的經濟學家：奈特、西蒙斯以及一年后從美國財政部返回校園的威納。 奈特是一位杰出但有點不循常規的老師，他的教學天馬行空，不斷變換討論的主題，但卻一再反复強調自己的論點。在經濟學史的課程里頭，他最感興趣的是宗教史的黑暗面，但對自李嘉圖以下經濟學界大人物所犯的偏見与錯誤，他也是津津樂道。他的卓越由所有學生無不受其影響即可看出。他毫不含糊地表明，知識的追求是一項神圣的使命，但即便是全心全意追求真理与證据的优秀學者，也難免遭遇重重困難。 西蒙斯是親持的弟子，但是他的例子足以昭告我們，身為弟子者仍可獨立思考，對老師的某些理論存疑，或抱持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標。西蒙斯認為，30年代的世界正處在一個歷史性的危机中，西方世界的自由与經濟活力危在旦夕。奈特則是從比較開闊的眼光來看問題，他認為人類的歷史乃是一部社會愚行史；當時存在的危机固然很嚴重，但也不乏先例，而且也會一如既往被拙劣地解決掉。反之，西蒙斯卻由衷地相信，30年代的危机一定要妥善處理，否則文明的基本价值將遭摧毀，因此他也一生致力于這項工作。 奈特和西蒙斯兩位都成功地灌輸了我一個觀念，事實上他們可能強調過度了，那就是在科學的研究工作上，名聲大或官位高都無足輕重。他們諄諄告誡，要細听論點，詳查證据，而不要在乎對方身份、學歷及年齡。在這种藐視權威的教育下，養成了我們一种特別的傾向：比之于早期的觀念，對當代的觀念与想法更應該以存疑的態度來看待。然而，當時老師并未明确指出這种區分的必要，只是在教學中間接表達出來，因此當時我還無法理解其中的差別。他們會舉例說明，李嘉圖以及馬歇爾這些前輩大師，就算是他們的錯誤与缺失，也比當代一些無意義或不成熟的論點，更值得我們留心注意。雖然他們沒有明說，學生自可据以推論，早期經濟學家的成果已受過時間的考驗，因此較值得尊重。 隔年，威納重返芝加哥，他是一位作風完全不同的學者——博學多聞，教學風格嚴謹而系統化。威納建立了芝加哥新古典個体經濟學理論扎實訓練的傳統，也包括對實際問題的應用。經濟學三0一課程的學生，對他的崇敬几近于畏懼。我仍然記得，有一次他要某位學生列出決定商品需求彈性的因素，這位同學一開始答得還不錯，但不久后就誤把供給面的因素列了出來，只見威納冷冷地說：“某某先生，你不是這一班的學生。”威納的說詞也引發了班上同學的緊張情緒。不過在課堂外，他倒是親切而樂于幫助學生，而我對他的敬意也与日俱增。 与益友切磋 我在芝加哥也碰到了一些才華橫溢的同學，當然，与他們交往方式与教授不同。我最好的朋友有弗里德曼以及沃利斯。我很快就發現了弗里德曼的才華：邏輯清楚，視野寬廣，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了解別人的論點——也能很快地發現別人的缺失。他對我的學術生涯有深刻的影響。 沃利斯處事干練而有條理，所以我們早就預測他有朝一日會當大學校長。一年后，薩繆爾森這位大四的學生出現在我們研究所的課堂上，很快地我們就領教到他的資質不凡。和這些同學的接触[鮑爾定与卡爾生（Sune Carlson）也在其中]，讓我首次有机會和一群心智一流的人物經常交流，也使我終生都珍視這种經驗。 我的博士論文由奈特指導，寫的是有關經濟思想史的題目。他一直以關怀与寬容對待我這位學生，不過回想起來，其中還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由于他作風強勢，要求很高，因此長久以來我所閱讀的經濟學經典之作，基本上都是透過他的觀點，而沒有自己的觀點。所以，我日后不敢再看自己的博士論文《生產与分配理論的成形階段》（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Theories：The Formative Period），因為其中奈特的觀點過多，而且論文本身也不夠成熟。 教學相長 1936年，我离開芝加哥，開始在愛荷華州立學院（IowaState College）任教。此時我對數學是一知半解，价格理論也僅略知一二，對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史最為偏愛，但當代的思潮与觀念則少有涉獵，甚至近乎完全存疑。回想起來，當時自己的知識還真是乏善可陳。 我處于充滿活力的年輕經濟學者當中，都是休茲（Theodore W．Schultz）號召而來。我還記得當年教第一堂課——經濟學原理——的情景。我把前几周要上的課程內容都作了提綱，因此信心十足地走入教室。然而四十分鐘之后，我就已經把把提綱的內容全部講完了，剩下十分鐘還是得撐下去，而以后還有兩個多月的課呢！我很羡慕同事抱怨上課的時間太短，以至于無法將所有的教材講完；相形之下，我從來不曾達到這种學富五車或口若懸河的境界。 大部分的空閒時間，我都在亞默斯（Ames）撰寫博士論文，也在第二年的春天獲得博士學位。我在那里碰到了許多非常优秀的同事和學生，但就在即將于亞默斯安頓下來之際，我應迦佛（Frederic Garver）之邀前往了明尼蘇達。 在明尼蘇達，和我關系最密切的同事有迦佛、博第（Francis Boddy）以及馬蓋特（Arthur Marget）。漢森當年正好离開明尼蘇達前往哈佛，事實上我負責的大部分課程原來是他的課程，當然職位及薪水都遠不如他。那時候謠傳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摩根斯坦；假如傳聞屬實，當時雀屏中選的是他，搞不好在共同發表賽局理論的作者中，我也可能忝居其一呢！ 大約在1942年前后，因為世界大戰爆發，學術界人士普遍中斷研究，我也從明尼蘇達請了長假，到國家經濟研究局任職。我負責服務業的研究，系屬于對美國經濟的產出、就業及生產力趨勢研究計划下的一環。我和其他同事搜集了大量的數据資料，也出版了若干專題報告，包括國內科學、教育、貿易及人力等不同領域。這些研究絕大多數是計量性質，只有粗淺的分析架构。當時我研究產出對一項涵蓋所有投入項目的指數的關系，找出第一個以這种方式測量生產力的方法。 在經濟研究局，我認識了伯恩斯、費伯利肯（Soloman Fabricant）以及摩爾（Geoffey Moore）。經由這些專家，特別是弗里德曼，我更深切地了解到保證工作在評估經濟理論上极為重要；關于這項主題，等一下我還會作深入的敘述。后來，我從經濟研究局轉往哥倫比亞大學的統計研究小組，此處的統計分析主要是處理軍事方面的問題。研究小組的執行長是沃利斯，而資深學者有霍特林、弗里德曼、伍佛維茲（JacobWolfowitz），還有統計專家薩維奇（L.J.Savage）及瓦德等人。我在那里學到了一些統計學的知識，還好也沒有嚴重耽誤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胜。 在大戰行將結束之際，我重返明尼蘇達，一年后，弗里德曼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然而，這次的再聚相當匆促，一年之后他就去了芝加哥，而我也轉往布朗大學。[這里我也許可以提一下，事實上在1946年時，芝加哥本來要給我教授的職位，但因我与校長面談不歡而遭否決。為此，我可能使弗里德曼得以早一年進了芝加哥，因此對新芝加哥學派（new Chicago school）的建立，我也說得上有些許功勞吧！]在布朗一年后，我前去哥倫比亞大學与哈特（Albert Hart）及維克瑞（William Vickrey）共同教授研究所的理論課程，同時也負責產業組織及經濟學史這兩門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在當時一如今日，擁有堅強的師資陣容，像伯恩斯、蕭普（Carl Shoup）、勒克塞（RagnarNurkse）等，都是一時之選。在各個學府蜻蜒點水過后，我終于在1958年回到芝加哥。 芝加哥學派 當我重返芝加哥時，該校經濟系可以說正處在巔峰之際。弗里德曼在全球經濟學界已享有盛譽；他的《消費函數》一書，對經濟資料的統計分析，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而他在貨幣理論方面的研究，也嚴重沖擊了當時主流的凱恩斯學派。其他的同事有創立現代勞動經濟學規模的劉易斯（Gregg Lewis），以及目前在哥倫比亞的貝克（GaryBecker）与他的同僚敏瑟（Jacob Mincer）等人。休茲在教育經濟學的研究上有了相當的成績，也繼續在經濟成長領域的研究。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則在財政學上從事重要的基本研究，同時透過与弟子的共同投入，在經濟發展理論方面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我主要的研究領域是產業組織。凱賽爾（Reuben Kessel）及戴爾瑟（LesterTelser）都是這門課的同事，而最可喜的是科斯也在三年后加入了我們的行列。然而，影響我最深的，要屬戴瑞克特（Aaron Director）了，我們是在1946年培洛林山學會（Mt．Pelerin Society）召開第一次會議時結識，并建立密切的友誼。他一直具有崇高的學術風范，堅強与獨立的思考，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极為深入，常能直指一些廣泛流行觀念的虛浮与矛盾之處。他在法學院任教，和利維（Edward H．Levi）合開反托拉斯的課程，因此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反托拉斯經濟學。 由于戴瑞克特彬彬有禮的詢問，而使我修正觀點或補強論證的情況，實在不胜計數。假如我們生在當年的希腊，我一定稱他為蘇格拉底。他對麥克基（John McGee）提出的質疑，促成他寫出有關掠奪性訂价（Predatory Pricing）的著名論文：他對戴爾瑟提出的問題，也對他發表有關維持再銷售价格（resaleprice）的論文有所貢獻；他質疑鮑曼（Ward Bowman）、柏斯亭（Meyer Burstein）及希爾頓（George Hilton）的問題，也對他們有關价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及需求衡量等論文的完成有相當的啟發。因為看到戴瑞克特不打算發表自己的某項觀念，我曾寫了一篇《戴瑞克特的所得重分配法則》，以闡述地的這項理念。 說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除了因為它關切的是人類社會關系中的問題之外，另一方面，若非身處适合于探討知識的環境，我們在經濟學的領域難有所成就。因此說經濟學是“社會”科學，就字面意義上也是很适合的。 孕育經濟理論的條件 法國与德國這兩個西歐重要國家，整体說來在現代經濟分析的發展上貢獻殊少。然而，這兩國長期在數學上表現卓越，在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等方面，亦曾盛极一時。因此，它們在世界經濟學的舞台上只能扮演次要角色，不應歸咎于欠缺高超的科學能力。同樣地，我們也不能輕率地認定，這兩個國家和英國相較，在社會、經濟或政治体制上有重大差异，因此對經濟比較缺乏研究的興趣。 事實上，回顧經濟學的發展，可以看到有好几個時期的進步特別快速，在理論上也是百家爭鳴，而且延續的時間可能長達好几個世代。劍橋大學就曾有過這种盛況，從1890年——1940年，50年間几乎毫無間斷；維也納也在更早二十年前有類似的歷史，而大概在30年代結束。芝加哥則從1930年迄今，也一直都呈現類似的蓬勃發展。能持續創出佳績的時代，必定有一些能產生連鎖反應的因素。所謂劍橋“學派”、奧地利“學派”或芝加哥“學派”，在名稱上就顯示并非只靠一位才俊之士曇花一現地帶領一小群門生就能形成。 我剛提到德國与法國對經濟學的發展貢獻不大，或許有人會指出：像屠能（VonThunen）与高森或庫爾諾，絕不僅只是次要的經濟理論家，他們都具有高超的創造力。但就如我在先前所說的，他們對自己同代的人并沒有發揮任何影響力。其主要原因——至少對上述這兩位德國人來說頗為貼切——應該就是他們在知識上的孤立。這种孤立讓屠能耗去甚多寶貴精力去發現所謂由上帝賜予之公平工資的計算公式√ap，他甚至要求把此公式鐫刻在他的墓碑上。高森的著作艱深無比，不是因為他的分析性質复雜，而是因為他的表達方式失之艱澀隱晦，令人難以卒讀。庫爾諾的書亦有類似的缺憾：盡管文筆流暢，可惜他用的數學語言，當時沒有一位重要的經濟學家能夠理解。 假如說科學工作是社會活動，那么發現卻絕對不是。發現新理論或是從現有理論中發展出新方向，是一項難以理解的創造性活動，至少對我而言是難以理解的。我們對于發現邊際效用理論的為何是杰文斯（Jevons）与高森，而非小彌爾与其父——后兩位的才華与能力皆毫不遜色——所知极為有限。對效用理論為經濟學專業工作者所采用，我曾經解釋，這是等到19世紀后半葉經濟學成為學術領域正式的學科之后，邊際效用的理論才能發揮作用。就算這种說法正确，還是無法解釋，何以澳大利亞悉尼制幣厂的年輕金屬成份分析師（譯者按：指杰文斯），或是并不起眼的德國小公務員（譯者按：指高森），能夠具有這樣的觀念。 追索新觀念的起源 也許我們可以來談一下有關經濟學界新觀念的起源。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將新的經濟觀念分為兩大類：一是以批判性的態度檢驗其他經濟學者的觀念而得到的；另一种是直接設法解釋某些實際現象。其實這樣的分類并不是完全互斥，因為其他經濟學者的觀念或想法，其實歸根結底也可能是指向實際現象，所以也會引導我們到那些實際現象。但盡管如此，我相信這樣的分類仍具有某些价值。 讓我們看看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晚期的兩位大經濟學家瓦爾拉斯与馬歇爾。瓦爾拉斯企圖要建立一套一貫性的理論架构，以解釋企業經濟的本質。然而他那优雅的架构志不在解釋任何可實地觀察到的企業行為，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需求曲線呈現負斜率的現象——但即使這個觀點也沒有很清楚地表現出來。 另一方面，馬歇爾則想要解釋時間在价格形成及資源分配中扮演的角色，這是他《經濟學原理》一書的主要貢獻。他也對前輩經濟學者的理論，提出許多改進或修正，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界定了土地的要素（即土地的空間性關系以及气候的年度變化），這正是李嘉圖所謂土地的原始与不可損毀的特性。不過，馬歇爾的著眼點主要是解釋經濟現象，而不是修正前輩的理論。 我可以再進一步探究馬歇爾這兩方面的研究。他在提及時間因素在經濟上的影響時，舉出許多每天可接触到的實例，因而市場价格、短期及長期正常价格，都成為標准經濟學理論的一部分。至于他對土地賦予新的定義相當精妙，把李嘉圖土地所具實證內涵加以隔絕，但此一見解并沒有對后來的經濟學產生多大的影響。我個人歸結可能的原因是，馬歇爾并未能說明，這樣的土地概念在實證或政策涵義上有何价值。 根据我個人的看法，將經濟學不斷往前推進的直接動力，絕大部分是為了改進其他經濟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一系列的代表性學者有李嘉圖、小彌爾、埃奇沃思、庇古以及大部分的當代經濟學者。至于直接針對實際現象給予解釋說明者似乎較少，這可能是因為實際的現象常常呈現無序混亂而難以清楚計數的特性。除了馬歇爾之外，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亞當·斯密、凱恩斯及弗里德曼。 几千年來，大部分新的或鮮為人知的觀念，應該都是錯的：若非如此，想成為一位滿腹經綸的學者，豈非要千辛万苦讀盡世間的道理？許多所謂“新”的觀念，其實一點都不新，只是知道的人比較少，而且大部分所謂新的或是鮮為人知的觀念，經常是錯誤或是沒有价值的。 持續的動力 因此我們要問，一門科學是如何采納新的觀念？要答复這個問題，就得再回到科學工作中的社會性因素這個課題。一項新觀念縱然其价值終能廣受肯定，通常也未必能很輕易地被一個學科所采納。新觀念可能是探討新事物，也可能是對熟悉的事物從新的角度來觀察，但新觀念的价值与用途，并非不辨自明，它們也沒有任何標箋或光環可以彰顯其价值。不論所發明的新觀念有無价值，那些發明者常有的說法似乎沒什么不同。 因此，一位成功的創新者在提出一項新觀念后，會發現到他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事實上，可能還不到一半，因為別人對他的觀念一定會有批評与誤解，使他必須對新觀念作更深入的努力。為此，他將有必要說明他的觀念可以如何深入地發展，如何運用到一些有趣的領域，其中种种缺失又該如何加以彌補。假如他能招收一些熱心的弟子共同努力，會在工作上得到相當大的協助。弟子們不僅能協助理論的發展，而且還能拓展不同的論點，這些為公開宣揚理念所作的努力，正是散布觀念的最佳方法。 假如發現者缺乏繼續追求新觀念的動力或條件，那么新觀念就好像處于休耕狀態。有太多极富創意的觀念，可能要等上數十年，才會受到重視而廣受討論，不只庫爾諾与高森如此，就連許多相當成功的經濟學家，如埃奇沃思与柏萊圖等人也不例外。在此順便提一下個人的經驗，我經常在作完一項研究主題之后的很短時間內，又接手進行另一個主題，當我讀到科學發展史時，常不禁惊覺，這實在是一大缺點。 拓荒資訊理論 我對經濟學作出的最重要貢獻，無疑是在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這方面。我整個觀念构思的起源，倒并非不滿意經濟理論通常總是假設，經濟体系里的各個角色對市場与技術等等都具備完整的知識。我所在意的是，經濟理論中未曾解釋，為何几乎每一項產品或勞務，在一特定的時點上，都出現多元而非單一价格。 根据我個人的觀察，包括部分來自實施反托拉斯法產品的价格資料，即使是可以認定為同質性的產品，仍存在著相當大的价格差异。錢伯霖產品差异性的說法，似乎是最順理成章的解釋，但此說并無法适用于汽車零售市場中同款車型以及煙煤等產品上。除了產品外觀近似的考察外，有關价格的變動，乃至造成价格分歧之因，似乎均無法從獨占性競爭理論中導出有意義的實證預測。 因此我想到，是知識的昂貴代价造成了价格的差异。收集資訊不可以分文不花，甚至還得加上交通成本。為了買一款車而走訪8家甚至10家的汽車經銷商，可能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還得加上交通成本。為了跑第二家超市比較价格，可能需要多花20分鐘，而對一個美國成年人來說，20分鐘的平均价值可能是3美元左右。 從買方尋求最低价格或賣方尋求最高价格的理論中，我們可以演繹出許多的推論。很明顯地，价格歧异的程度与平均价格之比，會隨著產品价格增高而降低，因為搜尋資訊的成本不會因商品价格較高而等比例地提高。汽車价格的离散程度相對于其平均价格，應該會比微波爐來得小。同樣地，知識的价值也會隨著時間而消退，因此我們可以預期，經常重复購買的財貨，比起同樣价值但不常購買的財貨，其价格分歧的現象會來得較小。為搜尋資訊所投注的心力，也与居住在某一地區時間的長短有關，因此，觀光客常要比當地人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買到同樣的產品。 我把這項理論應用到勞動市場，發現此一理論也有助于解釋許多我們觀察到的工資形態。除了价格之外，資訊還有一個重要面向，在此我將資訊應用于完全不同的問題，主要是針對寡頭壟斷者之間的勾結，而其重點是要偵測出他們背离勾結協定的現象。我引用的是可觀察到的數量，而非觀察不到的交易价格，用以偵測他們之間暗中較勁的行為。我也嘗試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廣告的功能，這和傳統經濟學者對廣告持敵視的態度，可以說是大异其趣。 我必須承認，當年我絕沒有想到在往后的二十年間，經濟學的領域里竟然會冒出這些形形色色的資訊問題。有一段時間，似乎所有經濟學期刊的論文，都非得冠上“不對稱資訊”（asymmetrical information）。然而這方面的研究課題，仍然取之不竭，而我最近也回到政治資訊的問題研究上。 早期經濟學界几乎沒有任何有關資訊經濟學的文獻，所以資訊經濟學可以說是我的創見。到后來我才知道巴貝基（Charles Babbage）在所謂的价格驗證（verificationof Prices）中，曾提到對此一問題的處理建議。 涉足經濟管制領域 我個人在經濟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理論方面的工作，則有一段不同但卻有關聯的研究歷程。從60年代初期開始，我就對一些公共管制政策進行研究，諸如：各州的公用事業委員會對電价的管制，證券管理委員會對發行新股的管制，以及反托拉斯法等。我之所以會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是因為我對經濟學界普遍的作法——把法律條文視同實務運作——深表怀疑。我的研究發現常常頗令人詫异：電力事業的管制并沒有幫助到家庭用戶；而對發行新股的管理，也并沒有幫助到購買這些股票的孤儿寡婦。 我直到很晚——該說是晚得不可原諒——才提出了一個最明顯的問題：為什么會有公共管制？我嘗試從不同團体的成本效益來看問題。這樣的分析法，顯然和主流的政治學研究方法不符。后者認為，引進管制政策，只是單純地表示立法當局回應高漲的公眾需求，以保障公共利益。而追溯公共需求的起源、則是因為某种社會之惡的存在与滋長，導致力主改革的人士希望喚起社會大眾的注意。然而這种所謂的“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理論，難以說明保護性關稅（protective tariff）或是農村方案等措施，更無法解釋政策制定的時机，例如，為何社會安全制度會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實施，而不是19世紀90年代或20世紀50年代？ 我在經濟管制的研究工作，和其他學者有較密切的關系，這是和我在資訊研究上的不同之處。唐斯（Anthony Downs）、布坎南以及塔洛克（Gordon Tullock）等人早就開始致力于將經濟學的邏輯大量應用到政治學的研究上，但我的研究方法和他們不同，主要的差异是我非常強調實證導向。 上面各例中的理論，都是屬于我針對實施觀察到的現象提出解釋，和其他經濟學者的研究工作只有极少甚至沒有任何關聯。為了對照說明，以下也舉出一些我從經濟文獻中發現問題并加以研究解釋的例子。 決定企業的效率規模（efficient sizes）的因素，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經濟學者一直嘗試為每一產業的厂商找出所謂的最有效率的規模，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有三种：（1）直接比較不同規模企業的各項可見成本；（2）直接比較不同規模企業的投資報酬率；（3）依据技術資訊，預估成本函數。這三种方法都有嚴重的缺失，除了資料取得的問題外，也常存在一些邏輯上的問題。 我的解決之道，是訴諸于達爾文式的方法，其實艾爾契安（Armen Alchian）也曾經用過類似的方法。我的基本論點是：假如想知道老虎和豹何者為強，只要把它們關在同一個籠子里，几個小時后再回來看看就好了。同樣地，只要看每個產業中能夠競爭的厂商究竟規模如何，也就可以推論出效率規模——這就是所謂的生存者方法（Survivortechnique）。 這种方法似乎很直截了當，后來我發現小彌爾這位优秀的經濟學前輩也曾提出相似的看法。但是這种方法有很長一段時間遭到強力的反對。我的研究報告是在國家經濟研究局任職期間撰寫，但當時他們不愿意出版，可能就是因為爭議性太大了。 要發現新事物，并沒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方法，但假如真有，那么我們絕對可以發現。在我看來，弗里德曼卓越的消費函數理論，乃是產生自一堆可觀察資料所呈現的謎題，而阿羅著名的不可能理論，則是源自對社會決策過程的深入思考。 生活經歷与研究工作的關聯 在此，我要提醒各位——雖然我承認這應該在演講一開始時而非結束前提起，我個人十分同意，對一位學者個人生活的認識，經常會妨礙而非增進我們對他研究工作的理解。不過，顯然我的觀點并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否則伯烈特教授就不會舉辦這一系列的演講了。 這种傳記式的研究法之所以會造成誤導，是它的信徒經常只擷取某位學者一生中的某些片段或事件，而該一片段或事件剛好能解釋這位學者的某一特定的理論。在此舉一些十分荒唐但真實的例子：有一位歷史學家說，因為有過生活在小島上的經驗，使馬爾薩斯（MSlthllS）感受到人口過多的可怕；另一位則說，小彌爾不可能是《原理》（Principles）一書的原創人，因為他只花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寫成該書。 我無意主張一個人的研究工作和他的生活是不相干的。如果我是到哈佛，而非到芝加哥攻讀博士，那么可能我將會是獨占性競爭的信徒，也可能是研究投入產出表的學者，或甚至是成為梅森產業組織學派（Mason school of Industrial organlzation）的成員，但是，我卻不認為這些可能性有多高。我已經不再是奈特及西蒙斯的忠實門徒，雖然我仍然非常景仰他們。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思想風格，而且最終總會顯露出來。這并不是說，我們對所處的環境能完全置身事外，但至少可以說明環境的影響并不是非常明确的。 假如我們只能訓練學生成為自己的忠實信徒，那么科學進步的遠景將是一片蕭瑟。我個人對此深情不疑。假如各位因為听了我的講演，而對我在科學上的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深感喜悅与羡慕。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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