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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閃電光中上帝的臉


  這時,隨著我開始為多年吸毒的惡果付出代价,在我身上產生了第一個重大的變化。以后的一個月左右,蘭娜基本上不在家,我整天睡在床上,嚇得連門也不敢給人開。我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消失了,房子、公寓、商店。不知怎他就那么沒有了。就連我新買的衣服也不見了。剩下的只有一瓶瓶的安非他明,而這些藥丸也不像以前那樣起作用了。我再也得不到快樂亢奮或飄飄然的感覺了。我無法該對別人。有一次馬丁來看蘭娜時我嚇得躲在了床底下。
  一天早上電話鈴響了,我以為是蘭娜來的電話,就去接了,結果發現自己在和從前認識的一個竊賊說話。他們計划第二天要去搶劫,而几個月前我在吸毒后興奮迷糊的狀態下同意去參加。“今天晚上十一點鐘去接你,斯蒂芬老伙計。”他說。還沒有等我回答他就把電話挂上了。啊,老天爺!我該怎么辦?我必須振作起來,在這天剩下的時間里設法從內心崩潰的狀態下擺脫出來。
  我照著鏡子,無法相信這個鼻涕呼啦不成樣子的人真的就是我。毒品毀掉了我的心智,只剩下了個不中用的大腦。我已經變成了一個二十八歲的老頭子。這就見我需要付出的代价。所有的痛君子都要付出這個代价。這一錘終究要落下。那天我吞下了越來越多的安非他明,仍然期待著給我以信心的興奮快感再回來。我想,點上了火以后,水壺必定會開的;但是几個小時過去了,什么也沒有發生。我甚至都不能從床上起來。這些興奮劑可不是黑市上搞來的便宜貨,而是私人醫生開的右旋安非他明片。什么地方出了根本性的問題了——不是毒品,而是我那被摧毀了的頭腦。
  那晚快到十一點鐘的時候我爬到了大樓的頂上,默默地看著那兩個竊賊的到來。在我嚴格的指示下,蘭娜開了門,告訴他們我不在家。“我們等他,”他們說,“他知道我們要來。”我高高地躲在上面,看著那兩個人在院子里踱來踱去。我不僅怕得不敢去盜竊,而且甚至連下去告訴他們也不敢。他們最后很生气地走了。
  時間過去了,我并沒有太大的好轉,但是開始和蘭娜一起看電視了。她高興地看到美國從越南撤軍,她的堂兄將要回家了。然而并不全是好消息。美國前總統林登·約翰遜去世了。
  又過了一周左右,蘭娜動員我下了床。在更大劑量的興奮劑的幫助之下我開始出門了。起初主要是在晚上街上沒有車的時候,但是有一天我到高熱公司的辦公室去看特里·馬文。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要到那里去,也許是希望這能幫助我找回自我吧。
  特里張開雙臂歡迎我,他向來就是這樣的,不管我們有過多大的爭吵。那天上午他介紹我認識了杰克·康特爾,未來世界拳擊冠軍,那時仍在特里的掌握之下。我在等待特里的時候和杰克聊起了最近在牙買加舉行的弗雷澤和福爾曼2之戰,他和許多別的人一樣,對于弗雷澤的失敗頗感惊奇。我在各個辦公室轉了一圈,遇見了許多黑社會的有名人物。接待室成了暴徒們的社交俱樂部。特里的阿爾·卡彭狂想招來了惡果,只是他自己還沒有意識到現在是他在為暴徒們工作了。各种暴徒取代了掙正常工資的正常工作人員,特里付給他們大量的錢,而他們什么也不干地到處晃悠。有著暴徒情結的特里不計支出,必須每天注入感到“和他們是一伙”的這种刺激。他在個人的辦公室里自豪地給我看了“龍尼·克雷”從監牢里給他送來的一張畫。這是否真是克雷畫的水彩畫無關緊要,只要我們全都相信是克雷畫的就行了。
  特里坐下后笑著說:“我有個棒极了的工作給你做。”他接著提出一星期付我兩百英鎊做我覺得几乎是什么事也不用干的工作。我沒有意識到的是,特里心中自有打算。
  那個時候,他正在受到一家有名的英國小報《世界新聞》的調查。報上要載的故事非常具有刺激性,揭開了一個把公司用作掩護進行冒險活動的克雷兄弟和另一個顯赫的罪犯家族中許多人物的面紗。這一丑聞是特里自己的“水門事件”。尼克松也許覺得自己有了麻煩,但是在倫敦北部的戈爾德斯綠地才是真正醞釀著麻煩呢。故事就像是罪犯人名錄,謀殺、詐騙、毒打。不正當的抵押、被收買了的警察以及訛詐,等等,等等,像個描寫犯罪的肥皂劇。我同意開始工作,指望和熟悉的人在一起能使我感覺好一點。
  一兩天以后有人看見馬路對面停了一輛汽車,《世界新聞》的攝影記者正在忙著把每一個進出公司的人照下來。那篇揭發的報道估計星期日就要發表,特里召集了几個可疑人物來開緊急會議。沒有一個匪徒能承受得起這個故事出現在報紙的頭版上。許多當地的警官都受到了特里的賄賂,但是這類丑聞會引起上面的行動。特里和他頭發灰白的同伙們沒有用多少時間就想出了一個狡詐的辦法,以阻止這個故事的發表。有一個人將和那家報紙接触,提出把從特里的個人檔案中偷出來的文件賣給他們,而使《世界新聞》接受這些盜竊來的材料,雙方就都犯了重罪。這時偷文件的賊就會把一切向警察交代出來,警察將以盜竊罪起訴他,這樣就自動把報紙因接受盜竊的贓物而牽連進來,報紙就只有在法院審判此案后才能發表這個故事。如果在審判前刊登,就是違反審理的行為。
  現在特里和他的一伙需要的就是一個愚蠢到真會承認自己犯了盜竊和密謀策划罪的人,一個十足的笨蛋。他們不用往遠處去找這樣一個傻瓜,只要到辦公樓的衛生間去就行了。我已經是一天里不知道第多少次在那里吞服安非他明了。我暈暈乎乎地甚至都沒有考慮一下后果就快活地答應去欺騙那家報紙。口袋里的安非他明藥丸沙沙地響著,我橫穿過芬奇利路向攝影記者招招手,他們跟著我來到了拐角處。我給他們看了各种各樣的文件來吊他們的胃口。他們中了計,把我帶到編輯室去見編輯。在《世界新聞》的辦公樓里我拿出來了几份顯示有罪的文件,談好了价。編輯愚蠢地同意付給我一筆錢作為部分付款,我被帶到了出納辦公室,拿到了錢。有了我的那份簽了字的收据,特里和他的暴徒朋友就有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可以制止登載那篇報道。在報社的辦公樓外,一輛有個大個子司机的汽車在等著我,他一言不發地把我送回到特里那儿。當有個人到對面戈爾德斯綠地警察署去安排逮捕我的事情的時候,我和几個粗壯的人物在辦公室里等著。五分鐘后我被帶到了警察署,在那里我在一份供狀上簽了名,牽涉到了《世界新聞》。警察關了我一個晚上,然后將我交保釋放。一個有名的犯罪家族中的小兄弟到拘留所來接我,把我送回到蘭哪家里。我下車時他說:“別見人,別惹事。”我哪里用得著多囑咐!我渾身難受,直接上了床,在上面一呆就是好几個星期。
  我的母親和弟弟保羅收到了克拉拉從澳大利亞寫來的信,告訴他們我病得很厲害,他們非常擔心我的身体。在他們的邀請之下,蘭娜和我退掉了馬丁樓上的公寓,去和我母親住在一起。母親已經把原來家里的房子賣了,這時住在芬奇利區亨登巷的一套小公寓里。
  這時我急需住院。對我來說惟一安全的地方就是療養院。我腦子的狀況越來越惡化,現在已經不僅是吸毒的事了,我得了精神病。我怀疑所有的人,覺得說不定把我搬到母親的公寓是個陰謀。也許媽媽和蘭娜是那些每天早上從信箱里鑽進來的六英寸小人的同謀。他們都想偷我的小紅本。就是在這個特殊的日記本里我仔細地記載了我仍然能夠記得的藏錢的地方。其中有的房產已經換了主人,新主人一點都不知道自己頭頂上的財寶。隨著不信任感的加劇,我甚至在睡覺時把紅本子塞在襯褲里。但是有一晚,我實在受不了本子壓在陰莖上,就想出了一個輕松得多的主意。我編了一首詩,在詩里用暗語列出了所有藏錢的地方。這首詩是這樣的:
  清晨与百靈鳥同起
  一切都隱藏在公園里
  讓我們一起快活精戲
  一切都隱藏在一號教堂里
  大家一起把枯枝拾起
  一切都隱藏在七十六號里
  那首詩就這樣一直繼續了兩頁……
  公園指的是海德公園大道上我們家原來的房子,教堂是指教堂街馬丁的店舖,七十六號是諾福克大街上祖父的房子,如此等等。我整天背這首詩、天天背這首詩,我那可怜的被摧毀了的頭腦是在努力從那些瘋狂吸毒的年代中搶救出些什么來。許多個星期以后,當我已能將那首詩倒背如流時,就鄭重其事地把那個小本子燒掉了,把灰放進了一個小果醬罐里,罐上貼著“紅本醬”。“流浪行動”按新的總計划執行,我笑著想道。現在誰也不可能得到我的錢箱了,只有我知道那首詩。我一天三次把這詩寫出來,每次都把寫下的東西燒掉,把灰放進罐子里。最后,在每次活動結束時,我就在隨時帶在身上的“詩歌記憶表”上打一個勾。
  我的神經已經近于失常,現在是一天比一天更糟。我最后在繁忙的事登巷里亂跑,嘴里高喊著:“雜种們,現在得用十吨卡車才能害死我了!”許多車子都急拐彎以避免壓著我,其中一輛是警車。結果導致倫敦最出名的精神病醫生約翰·蘭德爾給我檢查。以前我看過不少精神病醫生,只是為得到毒品而裝瘋,可這回是真的了,我确實瘋了。
  從蘭德爾大夫那里我第一次得到了很好的治療。他是精神病醫生的光榮,一個真正的人,對于他來說,病人的利益比錢包更為重要。“你今天就得住院,”他對我說,“我現在馬上把你送到廟堂山病院,這是在漢普斯特德的一家精神病院。”接著他說:“我不能讓你离開這個診所,你會危及你自己,也會危及別人。”一小時后我來到了廟堂山,這原是坐落在漢普斯特德曠原上的一座獨立宅院,被改成一個有三十間病房的醫院。當救護車開進大門時,我看見杰克·康特爾跑了過去,他正在對面的曠原上進行訓練。他在為不久即將在文布利舉行的世界冠軍挑戰賽做准備。我向他招手,可是他沒有看見我。
  醫院的接待處里盡是些怪模怪樣的人,打扮成女人的男子。除了他自己的一般住院病人外,蘭德爾大夫每星期到這里來兩次,給患有易裝瘤的精神病人看病。在等著住院的時候,我寫下了我那首詩,燒掉那張紙以后我大聲背誦“清晨与百靈鳥同起……”,這時一個漂亮的碧眼金發的人走過來對我說:“而你會被鯊魚吃掉!”他一她微笑著說:“這首詩更好些,寶貝。”我開始哭了起來。另一個有易裝痛的人用他的一她的胳膊摟著我說:“別理睬瓊,她是個淫婦。”這時一個護土走了進來,把我帶到樓上一間病房里,并給我服用了強效鎮靜劑。
  一個女大夫第二天和我談了整個一上午,但是我沒有承認自己可怕的吸毒惡習,因此她不可能作出診斷。談了几個小時以后她在我的住院卡上寫道:“嚴重精神分裂症,偏執性妄想恐懼。”對于真正的問題所在,即安非他明依賴症,這是能做到的最接近的判斷了。
  開始時對我采取了深睡療法,一連几個星期他們使我一天二十個小時人事不省。我醒來只是為了進食和上廁所。每一次蘇醒的時間是三十分鐘,然后打一針再睡。我每次醒過來時都背那首詩,睡著前還在嘟娥。我不再把它寫下來,我的拍紙簿和裝灰的果醬罐在什么地方的小柜子里。許多星期后當治療結束時,他們允許我和別的病人在一起,把我的東西也還給了我。我又可以燒我的詩了。
  在進行作業療法時我們常常畫畫,我總是畫詩里的景象,百靈鳥啦,教堂啦等等。我看見牆上的這些畫時常常會笑起來,心里想,在整個世界上沒有人知道畫里包含的秘密。有一個護士總是開玩笑說:“你要成為新畢加索了。”這位老畫家一個多月前剛剛去世。
  只眼用醫院的藥,我似乎平靜了下來,但隨著日子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我感到厭倦起來,覺得該是進行補充治療的時候了。我給蘭娜打電話,讓她給我帶已經裝好了衣服的箱子來。箱子有層假底,我在里面秘密藏好了應急用的毒品。在蘭娜拿來箱子的那天上午,我迫不及待地結束了她的探視,她揮手和我告別時我就沖進廁所,一下子吞了大約三十粒右旋安非他明。我以前從來沒有一次吞服過這么多,在醫院這平靜的一段生活后,我的腦袋准備好了要接受一次無比劇烈的興奮和暢快的滿足。我坐在其他半死不活的病人中間,開始有一种妙不可言的、百病皆無的感覺,我的腦袋膨脹爆炸。我大笑著在醫院到處亂跑,對護士說我要走了。我找自己的大衣,眼看著就要离開時一個大個于男護士突然一把抓住了我。“可抓住你了!”他喊道。似乎是剎那之間他就把我拽進了一間側面的病房,在另一個護土的幫助之下把我捆在了床上。我拼命掙扎,可是根本動不了。他給我打了一針。這一針本該使我失去知覺,但由于安非他明這時正發揮著最大的效力,我仍處于完全清醒的狀態。我本能地閉上了眼睛,以避免再給我打針。我感到他們在我頭上放了墊子,猜想大概要給我做頭部掃描,但是我覺得他們不可能通過机器讀到我的詩,就感到放心了。突然陣陣閃電照亮了我的腦袋,我的身子蹦到了空中。
  上帝的臉在望著我。几秒鐘的沉寂。然后地震又一次發生,如爆炸的焰火照亮了我大腦的細胞。這一次上帝在嘲笑我。在這一切數次重复之時我在痛苦中呻吟。然后是空無。寂靜。
  我的頭陣陣抽痛。我睜開了眼睛。電線已經沒有了。我獨自躺著。我能听見附近有人在呻吟。我們都死了嗎?我是不是在真實的“驅魔”電影里?教士在哪里?他已經把我身上的惡魔赶走了嗎?突然一個護士出現了,沒有拿釘著耶穌像的十字架,而是拿著一塊書寫板。他把我領進了一間陌生的房間,我和一群神情恍饒的人坐在一起,他們喝著茶,兩眼茫然地瞪著天空。几分鐘后我意識到我記不起我們是怎么進到那個房間去的,也記不起那該死的茶是從哪里來的。
  他們給我進行了電擊治療,這會使你暫時失去記憶,在有的情況下會永遠失去記憶。記憶喪失的程度因人而异,但是在我身上是記憶的完全喪失。過去十年的生活在我的腦子里被全部掃淨,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在醫院里。一小時后護士把我送回到娛樂室,我只是心滿意足地莫名其妙地坐在那里,奇怪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當有旋安非他明在我空白的大腦中打轉的時候,護士過來給了我一塊花生著三明治。
  我覺得口袋里有什么東西,伸手拿出來了一張圖表.上面寫著,詩已寫,灰入罐。在每一行下面都有打的勾,最后一次是星期四上午記的。一個護士走過,我問她今天星期几。“星期四下午。”她回答說。“我在什么地方?”“你在醫院里。你剛做完電擊治療,你會暫時忘記一些事情。”她解釋道。她看著我的圖表笑了,問我那首詩指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愚蠢的詩!”我叫喊著把圖表扔進了廢紙簍里。“跟我來。”她說,把我帶進了作業療法室。她指著架子上二個裝滿了灰的果醬罐:“這是你的嗎?”“別他媽傻了。你下面還要說些什么?”我尖叫道。“這是什么地方,瘋人院嗎?”我生气地走開了,回到娛樂室里坐下,腦子里一片糊涂。我整個的一段生活不存在了。我見過的人和地方在腦子里都沒有了,仿佛他們從來沒有存在過。我的情況是,我的記憶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才漸漸恢复,即使在今天,誰也不知道是不是還有根本沒有恢复的東西。
  我后來還經受了多次電擊治療,但因為用了鎮靜劑,所以沒有再看見上帝的臉。最后我從廟堂山病院被放了出來,不再抑郁,什么也不再了。頭腦里一片空白,我甚至想不起來是在什么地方遇見的蘭娜。
  我們搬進了蘭娜在戈爾德斯綠地的阿爾巴花園區新租的一套公寓里。在那儿我很快就重新過著依賴安非他明的生活。我推一沒有忘記的事就是吸毒。當蘭娜開始詢問我關于藏匿的錢的事情時,我覺得非常有趣,根本不知道她在說些什么。我認為這是某种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笑話。然而,几個星期之后,我們在我母親的公寓里發現了一個大約存有一千英鎊的銀行存折,蘭娜高興极了。我覺得很奇怪,根本不記得在銀行開過這樣一個戶頭。但是這錢來得正是時候。可以料想得到,很快毒品就不起作用了,我又整天躺在床上,一直躺了一個月。蘭娜越來越感到惱火,最后又把我送進了廟堂山病院去進一步抹除記憶,我的腦袋變得像個發電站一樣。
  我在廟堂山的那所病院里呆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甚至忘記了蘭娜的存在。除了病人和護士,醫院以外的人一概不再存在。有一天蘭娜帶.著一個非常可愛的年輕人來看我,她微笑著解釋說她現在和這個人住在一起,他已經搬到了我們的公寓里。空白的頭腦不會難過,我祝他們好運气,心里想,挺好的一對,他們干嗎要來看我呢?我莫名其妙地站在礫石車道上揮手和他們告別,然后走進去再把腦袋給他們去通電。
  几個星期后母親來接她儿子的空殼子。我的腦袋像個燒坏了的燈泡,跟著媽媽到了她的車子那儿。坐在這里,跟我走,吃這個。我像一個所有的保險絲都燒斷了的机器人一樣,完全听任別人擺布。
  在母親家里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地住了几個星期以后,我接到了卡米拉的一個電話。我知道她是誰,但想不起來我們上次是什么時候見的面,也想不起來我們之間關系怎樣。“好极了,我盼著呢。”當地邀請我到她那儿去度周末時我說道。星期五下午我在帕丁頓車站上火車時心里想,她為什么搬出了倫敦?
  卡米拉比從前更漂亮了,她開著新車到車站來接我O真是怪极了,我根本不記得買過那所房子,更別說在那里住過了。星期六全家圍坐在一起共進午餐,無憂無慮地開始了周末。看著卡米拉的妹妹們時,我能想出自己把她們從馬耳他帶回來的事。但是那以后呢?當我努力想回憶往事的時候,頭就劇烈地疼痛起來。我的女儿們特莎和安東尼僅微笑地看著我。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覺。從我上次坐在這儿后,我到哪里去了?熱情款待在飯后卡米拉開車帶我去看她想要我給她買的房子時結束了。
  電擊想必把我腦子里的愚蠢閥門上的保險絲給燒斷了。我平靜地回答道:“木行,我給你錢的日子已經結束了。我恐怕你那‘對斯蒂芬和气點’的使命結束了。我不再想購買你的愛了。我宁愿沒有它。”
  在沉默中她直接開車把我送到了火車站,都沒有讓我回去和孩子們說聲再見。沒有爭吵,我只是下車走掉了。在火車上我讀到安妮公主要和馬克·菲利普斯結婚了。我希望他們干得比我好些。我暗自笑了,服用了更多的不那么快活的藥丸。
  大約一月以后,我收到通知,在伯克郡二個縣法院審理我的离婚案。但是到了具体的那一天,我心里非常難過,吸毒吸得迷迷糊糊地到了法院。當傳喚我們對我跳了起來,向法官路去,高聲叫喊:“‘停止,停止這個案子!”我吵得非常厲害,被官員帶出了法庭,之后他們繼續審理,我們正式离了婚。
  我非常難受,但是离不离有什么區別呢?從在汽車里的第一個吻開始,這么多年以來一切只不過是我的幻想而已。一個不存在的夢。
  當我离開法院的時候,卡米拉的大妹妹約瑟菲娜告訴我卡米拉怀孕了,很快就要重新結婚。那天我看著卡米拉和她未來的丈夫開車离開時感到了鑽心的痛苦。
  這個傷口是最深的。回到母親的公寓后,我情況更糟了,又產生了六英寸的小人從信箱里爬進來的恐怖幻覺。對我來說,那些小雜种在門廳里到處亂跑,嘲笑我,都是完全逼真的。在這一段僵尸般生活的最后,一件可以預見到的事發生了。蘭哪打來了電話。她對新的男朋友感到膩味了,她仍希望能夠找到藏起來的錢箱,所以要我回到她的身邊。
  本性難移,按照一貫自我毀滅的生活方式,我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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