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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夜，蟄伏約旦的我，終于盼來攝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領導和總編室批准了我進入以色列的申請。攝影部副主任林川通過國際長途電話朝我大喊：“鴨子，力爭當第一個用特拉維夫、耶路撒冷電頭發稿的中國記者。你是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的，應該懂我們的立場。我只要你快！給我拍飛毛腿、愛國者，還有被占領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約旦分社用電話幫我預定了2月1日飛往塞浦路斯的机票。約旦与以色列是敵對國家，沒有任何交往，連電話都不通。約旦河谷阿拉伯人与以軍的流血事件，几乎每天都發生。由約旦首都安曼開車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只需兩個多小時，可兩軍對峙，我只好繞道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東部，扼亞、非、歐三洲海上交通要沖。為地中海第三大島，主要由信奉東正教的希腊族人和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族人組成。 中午，約旦分社陳汝為陪我去取机票。一看，戰爭保險金竟比机票本身還貴。机場的售票小姐說：“飛机隨時有被擊落的可能。”交款時，我突然發現當天下午竟有一班飛往塞浦路斯拉納卡的飛机，這意味著可以爭得3天時間。我請求換乘這班飛机。小陳用電話請示了新華社駐約旦首席記者符衛建后，幫我改了机票，小陳說，別人是看好了落腳點再起跳，你這只鴨子是跳起來再找立腳點。這趟航班要求3點到机場。 回到分社，首席記者老符開上奔馳就往机場赶，此時已差10分3點了。老符把車開到150公里／時，結果被警察截住，罰了20美元。赶到机場才知道，飛机推遲起飛了。 約旦安曼阿麗亞國際机場外，坐滿了難民。一群一周前在魯威謝德難民營認識的蘇丹難民一見我就齊聲大喊：“西尼，撒哈菲（中國，記者）！”我忍不住端起萊卡按了兩張。正想變換角度，走過來一個身著深灰制服的警察、一個戴紅色貝蕾帽的士兵和一個戴黑色貝蕾帽的士兵。警察朝我客气地說了句：“Good afternoon，Sir．（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話，他卻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机。任我百般解釋，毫無效果。面對強權和四周無所事事跟著瞎起哄的難民，我气得雙手發抖，我不再解釋，只想盡快結束。我在約旦碰到此類事已不止七八次，我只是暗恨自己不長記性，恨自己舍不得扳几張就把膠卷退出來。現在只能為這個膠卷流淚，恍惚記得這卷有和美國、日本記者的合影、偷拍的伊拉克駐約旦使館、約旦航空公司售票處和剛才的難民。 离起飛還有5個小時，我躺在椅子上百無聊賴，旁邊是几個菲律賓小保姆，一個自稱是敘利亞人現在在美國當雇佣兵的家伙用誰也听不懂的英語嘮叨個不停，非纏著我讓我解釋菲律賓人、日本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區別。我不耐煩地揮揮手：“中國人長得最高，象我這种一米八几的在中國算是矮的，其它几國一個比一個矮，羅圈腿。” 我情緒坏到极點，找了輛行李車推著自己的5件行李往里走。一個約旦人搶著幫我推車，任我怎么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來，傻呆呆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直到我朝他大吼一聲：“沒有美元！”才悻悻离去，果然他不想學雷鋒。 三道安檢過后，我的防毒面具、鋼盔、防彈背心等弄得滿地都是。英國WTN 電視編輯古斯塔斯（Castas Constoatinon ）走過來幫我收拾行李。作為回報，我給他講了一下巴格達的戰前形勢。 直到晚上9點，本應下午5點起飛的航班才開始滑跑。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我在塞浦路斯拉納卡机場著陸。可直到這時，我還沒有塞浦路斯入境簽證。塞浦路斯是個歐化國家，由于我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護照而無需隨大隊旅客排隊。我先到移民局申請入境簽證。我的鋼盔和防毒面具鎮住了海關，我對移民局講，我是從巴格達過來的，准備繞道這里去以色列，由于時間倉促，來不及辦簽證，請高抬貴手，幫我入境。移民官員連說問題不大，但先得講講伊拉克、約旦那邊的形勢。一刻鐘后，我得以踏上塞浦路斯國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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