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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我終于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簽發的离開伊拉克的特許證和路條。在此之前，辦理离境申請足足花費了我兩個多星期。由于伊拉克的藥品試劑嚴重短缺，單是血樣檢驗就得等10天。 可約旦駐巴格達使館的一位小姐拒絕給我辦理過境簽證。原因僅僅是幫我辦手續的老朱對她叫了聲“夫人”。幸虧老朱應變能力极強，馬上感慨道：“我真沒想到至今還沒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這樣的美人。”黑胖小姐立刻轉怒為喜：“現在就簽。” 由巴格達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与外界聯系的唯一通道，長約900多公里，由東向西穿過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記者稱之為“死亡之路”。 沿途被炸毀的公路已被清理，一些彈坑也被填上新鮮的黃沙土。被炸毀的汽車殘骸堆在路邊銹成一團烏鐵。我們嶄新的“巡洋艦”雖然輕快，可因為是新車，引擎耗油极厲害，才跑了一半路，車頂四大桶備用汽油就已見底，此時离約伊邊境還有上百公里。為了節油，我們不敢開空調，扑面而來的熱風至少有50℃，太陽照在沙漠上，朦朦霧气中，遠處忽然出現一片碧綠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陽在天上還是地下，其實這全是幻覺。 車到卡迪西亞邊防站，我和司机小朱四處找人買油，回答都是“麻庫”（沒有），正在走投無路之際，發現一輛挂著使團標志的“奔馳”。一打听，是斯里蘭卡駐伊拉克大使的車。大使爽快地命令司机立即給我們抽油，并堅決拒絕收款，只肯接受兩罐茶葉。他說：“互相幫助，友誼第一。” 駐安曼使館的小李曾在敘利亞留學，說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有他送我到安曼阿麗亞机場，辦理各种手續格外順利，直到衛星廳的第三道安檢，小李才被擋在了線外，高大魁梧的邊防警察對旅客逐一搜身。我規規矩矩地先把傳真机遞上去，然后是一大摞傳真照片。几名安檢官員一擁而上，爭相傳看照片，竟把我晒在一邊。這時走過來一位上校，一聲斷喝，大兵立即畢恭畢敬地將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張辦公桌后坐定，戴上眼鏡，一張張仔細翻看。待听得上校一聲低吟，我趁机走上前去給上校講解照片的內容。7·14大橋、饑餓的儿童、被美軍炸毀的儿童奶粉厂、被政府軍擊斃的庫爾德武裝分子……我抬頭朝玻璃門望去，見小李還在緊張地注視著我，我高舉右手做了個“OK”手勢，上校終于將照片全部還給我：“很好，應該讓全世界知道戰爭的罪惡。” 安曼時間5月12日22點30分，我搭乘的約航班机開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問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國人，人民中國。”小姐嫣然一笑：“中國飯好吃。” 當地時間5月14日11時30分，我飛抵曼谷。我的土黃色的沙漠迷彩褲和笨重的傘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人們惊异。我看著泰國人的面孔，与中國人的非常相近。面對無數張“中國臉”，我無法辨認誰是新華社曼谷分社來接我的同胞。我耽心自己身上的新華標志還不夠醒目，就拿出了張10寸傳真照片，在其背后用“詩德樓”記號筆寫了一尺見方的3個字“新華社”，把它豎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總想翻看方塊字背后的畫面，我可沒心思在這里辦影展。正當我急不可耐，准備叫出租車的時候，新華社曼谷分社來接我的小邰在人群發現了我。 中午，我們在乍都扎公園門口吃了頓火鍋，這是我參加海灣報道五個多月以來吃得最美的一頓飯。曼谷分社要留我住兩天，可我們攝影部老板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則就要扒我的“鴨皮”。攝影部不許記者利用采訪之便游山玩水。在我撤离巴格達時就已接到老板要我“保持晚節”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國了，回到親人身邊了，心情卻比戰火下的海灣時更不平靜。我想念曾与我一起日夜奮戰在海灣的各國同行：共同社的河野澈、大河源利男，CBS的約翰·海古德，美聯社的多米尼克，東京新聞的草間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就在我們采訪基爾庫克前几天的3月29日，美國《新聞周刊》攝影記者加德·格羅斯就永遠長眠在那里，他，只有27歲。我曾在約旦河谷貝卡難民營与他有過一面之交。 兩年前，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曾對我說：“攝影記者應該是最勇敢、最忠誠的人。新華社攝影記者更應該如此。”張郇和我不過是想當新華社“攝影翅膀”上的硬羽毛的兩個多夢青年，是歷史的幸運儿，赶上了一個好的時代，好的集体。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訓。我們干得并不很好，只是盡了力而已。 飛机將我和祖國的距离不斷拉近，我就要見到日夜指揮我采訪的徐老板、林老板，幫我保障傳真線暢通的袁滿和新聞中心的哥儿們了。 走出机場，我一眼就見到了我的老板徐佑珠，我邁開傘兵靴沖上去，把我髒兮兮的阿拉伯包頭蒙在她的頭上。我心里默念：緬怀戰爭中喪生的無名英雄，獻給他們的母親。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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