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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同欲者胜。 ——《孫武·謀攻》 從冰冷的世界屋脊撤到熱火朝天的亞運會，我冷一陣熱一陣地處在焦慮的等待中。“去海灣玩命非我莫屬。”我心里一遍遍地嘀咕，“至少我的光棍身份具有壓倒性优勢。” 鑒于多年打打殺殺，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交情深遠，新華社讓我負責“突發事件”，意思是一旦炸個什么東西，我應立即出現在現場。可見當時我無孔不入的天才已為官方所認可，可整個亞運會并沒有出現“敵對勢力”期望的響動。唯一凸現我天才的是偷拍毛主席的外孫王效芝。 我強耐野性坐在亞運會主新聞中心新華社攝影部大工作間，向美聯、路透、法新、共同社的同行兜售新華社照片。自從拍完亞運會開幕式，我就宣告失業，因為我分管“團結、友誼、進步”和突發事件。可挂在脖子上的四個胸卡卻無助于我在亞運村內的任何活動。兩天前在人民大會堂宴請薩馬蘭奇，趁張百發向陳希同、伍紹祖介紹我1989年6月3日在六部口的膽大包天之机，我就參了一本，昨天中午又給他發了四頁文傳申訴我在亞運村內寸步難行。今天上午亞運會新聞發言人吳重遠通知我張百發己給予我這樣的“駐村記者”特權，可剛才的經驗告訴我：就連丁維峻指著鼻子說列為第一照顧的“新華社唐老鴨”也休想跨越警戒線一步。我的“特權”与所采訪亞運會的中外記者別無二致。 “鴨子，買賣來了！”這天，万伯搖晃著一頁文傳，坏笑著朝我咧嘴，示意讓我過去。万伯是攝影部亞運報道組的“總協調人”，我以為他又在逗我，我將信將疑地接過文傳一看，竟是巴黎分社急需毛主席外孫在亞運村當服務員的照片。“沒戲”，我脫口而出，可万伯卻惡狠狠地命令道：“你給我想招儿。”黑亮的眼睛狡猾万分。 我翻遍所有能查到的線索，終于弄清毛主席女儿李訥有個18歲的儿子叫王效芝，是北京外事職業高中二年級學生，現在亞運村內當服務員。可面對處處禁地龐大复雜的亞運村，我簡直無從下手。我規規矩矩地先到村長辦公室提出申請，工作人員開門見山：“王效芝不許采訪。”任我拿出蘇秦張儀的本事解釋王效芝最能体現“團結、友誼、進步”，就是毫無效果。足足在村里游蕩了一整天，我才打听到“王效芝好像在10號樓”。可亞運村內全是按ABCD排列的，根本就沒有10號樓。 嗅著運動員餐廳的菜香，當了一天馬路天使的我拖著疲憊的雙腿往回走。猛听到有人在身后齊聲大喊“唐老鴨”，循聲望去，竟是乒乓球隊的馬文革和喬紅。西德40屆世乒賽時我和他們混了三個多月，情誼頗深。這幫家伙連拖帶拽地要我去中國隊駐地J樓，可我佩著的四枚胸卡無一能讓我進入村內任何建筑物。望著我面前的武警，我猛然悟到，作為英文第十個字母的J樓莫非就是10號樓。 次日，我和文字記者梁金雄趁采訪王震送給中國隊禮品之机再次來到J樓門口，陪同我們的亞運村禮賓官員王大波是我北大國政系的校友，盡管他已安排好中國隊的官員在樓口迎接，可硬是不許我們進樓。我一屁股坐在台階上，掏出無線電話找村長，警衛見狀說他再請示一下。又過了五分鐘，我們終于進了J樓，可樓內根本沒有王效芝。結果令人失望，我摸出我的“廣告”（印有我隨身電話號碼及中國青年報、香港明報、西德魯爾報等采訪我的复印件）分發給保安人員，這才悻悻离去。 剛回到辦公室，電話就響了，听筒中一個惡狠狠的聲音點名找我：“剛才你在亞運村散發非法印刷品，馬上給我到J樓指揮部來。”我覺得聲音挺熟就問：“你是誰呀？”“我是你大哥！”我一听就樂了，這位“大哥”是我北大四年同寢室的好友，畢業后當了警察，可做夢也想不到他居然在亞運村安保指揮部。從大哥那里得知，王效芝在K樓。 天剛亮，我就跑到K樓門口拍樓長為日本体操隊送行，之后又拍了在此服務的職業高中學生。次日，我拿著登了我照片的亞運快報找到K樓樓長，希望再拍些更生動的畫面，但樓長表示必須有警方發的進樓證。 當天中午，我設法弄到村辦同意我到I、J、K樓采訪“團結友誼進步”的介紹信，拿著它找到安保指揮部申請進樓。事也湊巧，我還未能坐穩，指揮部就進來了几位高級警官，為首的一見我就大喊：“唐老鴨怎么又鑽到這儿來了。你們可得注意，這家伙能干好事，也愛捅婁子。”來人正是警察學院院長劉尚煜。此時，我北大四年同屋的那位大哥也趁机歷數我的“劣跡”，眾人跟著起哄，弄得皆大歡喜。這么一折騰險些沖了我的大事，我連忙大喊：“劉主任（劉原是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主任），今天我可是奉了上邊命令來拍團結友誼的，手續齊備，不是炸長城（兩年前，一對婚外戀者在八達岭用炸藥自殺，我發的獨家照片令公安局耿耿于怀），您要不放心，讓我大哥看著我。”說著拉起大哥就走，大哥看我背包挺沉：“慢著，我找倆弟兄給你背机器。”就這樣，我得意洋洋地進了K樓。 我們乘電梯直上K樓頂層，這里設有安保人員的工作室。沒想到在這儿又碰上西城刑警隊的熟人，一再讓我“稍崩”（呆一會儿），足足聊半個多鐘頭才開始干活。我先從13層干起，煞有介事地見人就拍，其實這只相机根本沒膠卷。我發現，這里每層有四個服務生，等拍到第10層時，跟著我的兄弟早已失去興趣。此時，我才進入臨戰狀態，大哥剛剛暗示我，王效芝就在第九層，可到現在我還不知王效芝長得什么樣。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九樓，四個正在打掃衛生的服務生一見我就匆匆向樓的另一頭走去。我故意慢騰騰地往前走，可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樓那頭了。待等我追到另一端時，四個服務生只剩下了一個。這小伙子緊靠著一扇門，警惕地看著我。“這活儿真沒法干，”我先朝他開了口：“我是新華社的，上邊讓我反映‘團結友誼進步’，我哪找去。多虧這几位警察哥們儿幫我扛机器，要不早累坍了。”小伙子朝我禮貌地一笑：“是挺沉的。”我從攝影背心中掏出一張《亞運快報》，指著上面的一張照片說：“昨天多虧碰上你們孟璟，小哥們儿挺幫忙，好歹交了差。可今天還沒米下鍋呢。”小伙子接過我手中的報紙：“還真是孟璟。”我們就這樣聊在一起。看到他羡慕地盯著我脖子上的尼康F3，我索性摘下來讓他按几下。快門聲引逗得他身后的門開了一條縫，三個服務生魚貫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樣圍上我的相机。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伙子對相机所知頗多，自稱家里有架潘太克斯，其純真聰明的樣子令每個人回憶自己的中學時代。我已經注意到他的胸前沒有身份卡，而其他三位的胸卡都規規矩矩地別在上衣口袋上。我們從相机聊到海灣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我發現這位無胸卡者有著丰富的課外知識，指甲修剪得很整齊。最后我問他們，能否像孟璟那樣配合我一下，小伙子們异口同聲：“沒問題！” 我跟在他們身后，打掃房間、疊被子、送冰塊……我手中的尼康F3嘎嘎咆哮，激動得我雙手顫抖。可能是我在九層逗留時間太長，一位老師模樣的人叫走了沒戴胸卡的小伙子，其詭秘的神情嚇得我心惊肉跳。我故作鎮定地感謝服務生們的合作，表示要給他們送報紙和照片，為此我一一記下他們胸卡上的名字：“蘇燕君、買小雷、李梁。”接著漫不經心地問：“剛才走的那哥們儿叫什么來著？”此時，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屏气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王效芝。”他們中的一個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飄浮的云端里。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樓，一頭扎進電梯里，先向上到了12層，又匆匆地鑽進樓另一頭的電梯。在電梯中，我打開MD—4馬達的快速倒片開關，迅速拆出剛照的膠卷，塞進南极褲的夾層里。之后，又將一個新膠卷裝進相机“啪啪啪”過了三張。走出K樓讓冷風一吹，我才發現自己的襯衣早已濕透，可兩條腿卻格外地輕快。我平端著相机在K樓樓下又拍了一陣友好場面，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無線電話叫通了總部，接電話的又是万伯：“万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點慰勞品。”“行！小子。”万伯格登一下挂了電話，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樣。我敢打賭，我們又鎮了美聯、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這張“王效芝”是亞運期間賣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覺中北京市公安局撥給我的防彈背心已經到了。我一邊在閒暇之余心猿意馬地跟北大東語系的一幫丫頭學阿拉伯語，一邊加緊和北大國政系幫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學生發展友好關系，事實上，他們友好得簡直讓人受不了。 終于，社長穆青一聲令下，“逐項落實”，把我送進五彩云端里，攝影部同事柯林渭找來五星紅旗縫在我的攝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寫“人民中國·新華社”；國際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姐儿，從301醫院她老公那儿弄來了急救包，預備我“不測”時用。我堅持不懈一天兩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館。 在伊拉克駐北京大使館大門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著鐵門質問我為什么要申請三個月的簽證。我說估計我的采訪用不了三個月。沒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請兩年可以，至少一年！”嚇得我連稱“一年、一年”。這位外交官隨后貓瞧耗子般緊盯了我半天，才從牙縫里迸出：“搞情報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看也不像個“搞情報的”。 新華社一位曾在巴格達遇險的記者拍著我肩膀，神態黯然：“鴨子，已格達可不是按規矩打牌的地方。”仿佛為我下地獄送行。因采訪柬埔寨和販毒金三角而聞名的老記者楊木整整教誨了我三個半小時——如何對付現代戰爭。國際部主任楊起教了我五大絕招。我把他們的話全記在本上。外事局長闡述外事紀律的根本是“維護我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建設世界性的新華社”，我心里盤算著這句言簡意賅的最高紀律在實戰中的權威性和靈活程度。 我找到新華社人事局長，硬逼著這位束埔寨戰火中的老記者告訴我：“一旦采訪与紀律沖突，何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話。 我腦海中浮現的全是1982年馬島戰爭伍德沃德向戰時內閣要求“委托指揮法”的形象。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反复闡述，“戰爭是武裝集團間無限制地使用暴力”。麥克阿瑟在西點當校長時發揮成：“戰爭只有胜利。打得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即使在當時，我也深知，執中國新聞牛耳的新華社的龐大机构和光榮傳統不能适應新技術革命下的戰爭。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數同事并不認為一場大戰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初海灣局勢再度緊張時，許多人卻認為一場大戰已經降臨，以至于在新華社攝影部為曉果赴海灣的壯行宴上，對我“打不起來”的狂言嗤之以鼻。 當時對我一再堅持此次危机僅是危机（Crisis），不是戰爭（War），甚至不是戰斗（Battle）的推斷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和北京電視台來采訪我的小姑娘。戰爭是門科學，不是摸個腦袋就能算數的起哄架秧子。直到兩個月后，同在上海菜館為曉果干杯送行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政府津貼享有者官天一才不無欽佩地說：“鴨子說過打不起來！”但精力、經費已付之東流，逗得全國的納稅人也跟著花錢買心跳，勞民傷財。幸虧中央英明，沒被弄暈了跟著跑。說來令人心寒，1990年我聲稱海灣將有一場戰爭（war）時，除新華社社長穆青、郭超人等高層對我的痴人說夢表示支持外，各种官僚体制對我十分不利，我最后得到批准的參戰申請，是通過《中國青年報》一位記者轉呈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才獲批准的。由于我的理論在1990年8月的确可疑，以至最終只同意我單人匹馬飛往海灣，當時我只領到300美元的經費。以后若不是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給我一万美金，我屁也干不成。和平環境中的人總以愛好和平自詡，可托洛茨基嘗言：“也許，你對戰爭毫無興趣，但是，戰爭對你卻興趣甚濃。”列宁稱托洛茨基是惟一能在三個月內建立一支紅軍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華社的托洛茨基。 几年中，攝影部新聞中心在總編室指揮下，打了數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于該中心未列入新華社干部序列不得不雞鳴狗盜。副社長郭超人給我裝備了無線電話，我是全中國最早使用BP机、大哥大的新聞記者，北京地區的重大突發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安局前常務副局長劉鎮山在六國飯店火場說：“一見唐老鴨，非有大麻煩不可。”我估計和我共同奮斗的几位老總，會放開手讓我往前打，“打到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說到此，容我先介紹一下快速反應理論。那是1987年，攝影部主任號召“一人一文”，我寫《對現有器材的評論》得了獎，1988年我又寫了一篇《建立我們的閃擊部隊》，不料再次得獎，并得到社長、副社長們多次召見。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時候使用奔馳汽車，“司机可以到你家里去接你”。其實，“閃擊思想”全部來源于一幫職業軍人，我只不過將其移植到新聞采訪上。 本世紀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論”和馬漢的“海權”理論隨飛机等運載工具的發明而誕生。拿破侖的“巨炮理論”、馬木留克的“騎兵突進”已成歷史。英國劍橋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國圣西爾軍校的戴高樂、美國西點的巴頓和當時正在哈佛留學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种全新的軍事學說。這集中体現在戴高樂20年代寫的《職業軍人》一書中，即少數素質优秀的軍人，掌握廣博的文化技術知識，擁有丰富實戰經驗、健康心理和裝備，快速反應，可以起到千軍万馬起不到的作用。 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創始人古德里安將取胜法則歸納為“通訊+机動性+火力”。他組建的裝甲軍在吞并奧地利、捷克，占領波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進攻蘇聯諸戰役中將突破理論完善地運用于進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閃擊英雄》一書中，堅決反對把坦克与步兵混編。他認為只有單純的坦克沖鋒才能將“通訊、机動性、火力”充分發揮。坦克的任務是在敵人防線上撕開一道口子，迅速楔人敵人后方。至于處理潰亂之敵、對陣地實行占領則是后續步兵的事。他畢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險的飛毛腿海因茨”著名。 拋開山本五十六等海空軍不談，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應戰例不胜枚舉。諾曼底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師、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擊師和巴頓集團軍艾布拉姆斯裝甲搜索營都是快速反應、“閃擊”理論的產物。越南戰爭期間，美軍首創以UH—1“休伊”武裝直升机為机動手段的“騎兵師”；第二次中東戰爭，以色列的沙隆組建了“202”特种部隊，這些全是“閃擊”理論的絕好實踐。 攝影部新聞中心成立三年來已積累了國內的突發事件快速反應經驗，大火、撞車、地震、劫机等突發事件我都能第一個赶到現場，1988年9月8日，《中國青年報》以《紅色在行動》為題用一大版介紹了我和我的閃擊行動。海灣危机發生后，根据北大國際政治系四年、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政治教研室四年前后八年的國際問題訓練，我堅信戰爭非打不可。在我建議下，攝影部決定推遲已有四年中東采訪經驗的張郇回國，并向中東增派攝影記者，我有幸成為進入“風眼”巴格達的頭號人選。在我“海灣必定有一場大戰”的蠱惑下，攝影部認為“海灣戰爭非打不可，為此應在開羅、巴格達和利雅得三個方向各有一個棋子”。為了將這三個棋子聯成一張网，攝影部趁机從技術局接管了圖片傳真室，我的徒儿傳真員袁滿成了提綱挈領的人物。 三年來的攜手奮戰，同志情感是打贏這一仗的基礎。我想起《孫武·謀攻》中的一句話：“上下同欲者胜。” 當時還有一件頗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恩到巴格達調停，薩達姆·侯賽因竟很給他面子，答應釋放曼蘇爾飯店的人質。新華社攝影部又吹起了一陣和平之風，新聞中心圖片編輯劉東山与我打賭，說：“唐老鴨，除非你能与希恩合張影，否則我就不信海灣能打起來。”我當即以一頓大餐為賭注慨然允諾。半個月后，我怀揣1987年在人民大會堂為希恩拍的一張照片，通過《新觀察》攝影部主任李曉斌進了釣魚台，与希恩雙雙合影。當然，戰爭也終于打了起來，現在劉東山東山再起平步青云，不過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沒兌現。 大約我的“閃擊”由理論到實踐与傳統新聞采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戰后中東總分社竟拒絕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煙蒸霞蔚：小廟養不了大神。偏偏攝影部老板堅決不退讓，結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東報到。兩年后，組建有二十多人參加的“國際熱點快速反應報道組”，我被摒于20人之外。這次勇于替我請命的是攝影部林老板，不久他被調往亞太總分社任副總編。其繼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說話，王自我進攝影部傳真組伊始，就是我的頂頭上司。他為人木訥公正，北外畢業澳洲留學，不諳官場之道。一年后被調至《人民畫報》社任社長。我始終沒能參加1987年新華社老社長讓我嘗試“閃擊”的閃擊隊。而這支龐大的閃擊隊閃了几次也沒擊中要害,遠不如CCTV們在類似行動中的動靜大。這是因為世界變化太快，我將自食惡果歸于德國閃擊戰創始人、坦克總監卡·海·馮·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經驗：“過早地開花、到結實的時候就是苦果了。” “這是新華社年輕的攝影記者唐師曾，海灣戰爭爆發前，并非軍事記者的他主動申請去海灣地區采訪。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拍攝了數百張反映海灣局勢的照片。其中《德奎利亞爾訪問伊拉克》為國內外多家報刊采用。他還寫了《飛往巴格達》、《臨近攤牌的巴格達》等通訊，目前，他正活躍在海灣地區，采訪戰事。” 新華社記者 黃文援 ——1991年2月3日《人民日報》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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