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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西岸——沒有攝影的攝影采訪


  巴勒斯坦……這是一個沒有希望、沒有歡樂、令人心碎的地方。
                        _——馬克·吐溫

  應以色列政府安排与眾多的外國記者參觀罷約旦河西岸的小鎮杰里科(Jericho)后,我深信西岸的宵禁已經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卻怎么也不同意。這家伙已經在中東跑了許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記者淺井久仁臣一起在西岸遇險。那次淺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軍事區名義被捕。可淺井面不改色,掏出記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指著上面的日文說:“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協會的,我來這里是考察地形,准備建一所醫院。”以軍被呆頭呆腦的淺井弄得暈頭轉向,結果淺井獲釋。
  村田說我身上的新華社記者證和以色列政府頒發的記者證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記者證。從耶路撒冷老城大馬士革門以東到整個約旦河西岸,大胡子的村田無人不知,甚至沒人知道他是日本人“Shinichi”(村田)而稱他為“Mohanmed”(穆罕默德)。村田自稱如此玩命地拍照不是勇敢而是為錢,因為他愛上了巴勒斯坦女人,“巴勒斯但女人一是眼睛大,二是腿長”。可聘禮需要挺大一筆黃金首飾,再有兩個月他就能賺夠買黃金的美元。可直到1993年我第四次去以色列,看見村田還賴在大馬士革門前,擁抱、喝酒之后,我問他“美目長腿”怎么樣了,他苦歎道“一言難盡”就沒了下文。
  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馬士革門東北角一座僻靜的小樓,我領到了一張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記者證。我的標准像被壓上紫色的飛鷹圖案,上寫:“外國記者,請予幫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帶到耶路撒冷“美國殖民飯店”附近的一座小樓。一位三十几歲的巴勒斯坦婦女接待了我們。她命令我將相机裝進包里,然后帶我們鑽進一輛燒柴油的加長奔馳—240D轎車,駛出耶路撤冷,向東北方向開去。
  1967年“六日戰爭”中,以總參謀長拉賓指揮的以色列空軍一天摧毀了埃及、敘利亞、約旦、伊拉克等所有敵對阿拉伯國家的空軍。號稱以色列長臂的以空軍控制了中東的制空權。其后,以陸軍向西打過蘇伊士運河占領整個西奈半島,向北占領戈蘭高地及黎巴嫩南部部分領土,向東占領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約旦河西岸整個巴勒斯坦地區,以色列人稱西岸為Judea。由于位于約旦河西岸而被稱為“約旦河西岸被占領土”,簡稱西岸,這里也包括泛指的約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領土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拉姆拉、納布盧斯、伯利琠M希伯倫。這位巴勒斯坦婦女告訴我:“今天我們去拉姆拉。”
  中午時分,我們到達拉姆拉,這位巴勒斯坦婦女將我和村田交給一個身穿橄欖綠防寒服的男青年。据說男青年叫阿里,長著一對斗雞眼。阿里說這里戒嚴仍在進行,照相是絕對不許的,被以軍抓住就麻煩了!他眯起有些斜視的雙眼,凝視著我身后無窮遠的天際:“你會看到真正的戰斗。”讓我猛然想起儿時看到過的阿爾巴尼亞電影,恐怖血腥而心惊肉跳,令人興奮。
  在阿里陪伴下,我們蒙上阿拉伯花格頭巾混入巴勒斯但人中匆匆而行。這里的牆壁像加沙、杰里科和耶路撒冷東城一樣用油漆噴霧器涂滿了反以口號,還有伊拉克、巴解、蘇聯的鐮刀斧頭旗及飛毛腿導彈。我們頭頂上是荷槍實彈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16步槍和加里爾式步槍,有的槍口上加了催淚瓦斯發射器。村田說他挨過很多瓦斯彈,有一次還碰上了“聲彈”,這种炸彈靠發出巨響震暈敵人。街頭三輛加了鐵絲防護网的軍用吉普緩緩駛過,車門大開,露出七八支黑色的步槍,像豪豬身上的長刺。村田說這里隨時都可能開槍,比我經歷的“任何危險都危險”。阿里似乎認識這里的每一個人,神秘地貼著牆根一躥一躥地急行,接連不斷地朝四處點頭,他把我們帶到一家雜貨舖內,命令我們呆著別動。
  突然,拐角處冒出三個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將兩個汽車輪胎滾到路中央,變戲法似的澆上汽油和一些黃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濃煙直沖云霄。凄厲的警苗呼嘯而起,以軍的吉普飛馳而來,空中石塊如雨,打在吉普車的防護网上乒乓作響。士兵們發射了催淚彈。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沖出雜貨舖,可還沒等我按下快門,一輛以軍吉普徑直朝我沖過來,車上的士兵用槍指著我喝令別動,食指緊壓在扳机上,黑洞洞的槍口猶如地獄的大門。我高舉雙手走向士兵,回頭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見蹤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記者證,我背靠吉普躲閃著從四面八方不斷飛來的石塊。突然一聲口哨響,石雨戛然而止,把我從前有步槍后有石雨腹背受敵的窘境下解放出來。以軍士兵奪走我的記者證,記下我的姓名、證號后問我是否照了相,我指著尼康相机的膠卷計數窗“1”給他看,以示我的無辜,可我了解我的相机,這小子在“0”的時候已經行動了。然后,我畢恭畢敬地告訴以軍士兵,我是個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車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虧你們來救我,請您幫我找輛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車行嗎?以軍士兵將信將疑地說這里是關閉的,不許人進來,你給我馬上离開!別再讓我碰上你!
  我轉身返回,耳邊響著不斷的哨聲。我低著頭向右側的店舖瞥了一眼,一位黑紗蒙面的婦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遠處的哨聲連成一片。轉過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緊跟著他們鑽進一輛白色轎車。
  汽車東拐西拐,來到一條僻靜的街道,兩個儿童正坐在一扇鐵門前咬手指。阿里說這兩個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歲半;小的叫塞爾,女孩,1歲半。他們17歲的大哥納賽爾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燒瓶而被捕,為此以軍用焊槍封死了他們的家門。
  在Al Amar難民營,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婦女正在一座廢墟旁的帳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圍是一群髒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黃狗。Nafy說,她21歲的儿子1990年12月組織了一個刺殺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漢奸”的行動小組,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軍炸毀。据她說,3年來以軍在這一帶已拆毀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難民營53歲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為他10個孩子中有四個從事反以活動而被捕并被沒收了身份證。由于宵禁和沒有身份證,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給我們看他一家的午飯只有兩盤炒菜花。
  在難民營,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們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帶領下通過無人知曉的“秘密小路”才得以進入這座村庄。遠處制高點上修有以軍的工事,由于擔心被以軍的望遠鏡發現,我們不能拍照。
  下午3點鐘,當我們准備返回耶路撒冷時,在整個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輛出租車。因為4點鐘宵禁又將開始,而接藍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車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黃色牌照的車才能外出。
  我們只好出示隨身攜帶的阿拉伯記者證,求助于當地的阿拉伯記者。一位女記者終于找到一輛肯冒險的藍牌巴勒斯但出租車,但說好只把我們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黃牌出租。這位女記者記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她說12小時后若我們還沒有返回飯店。她就向外“報告”,她嚴肅地說,記者“失蹤”在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我打開車內的車燈,摘去頭上的阿拉伯大頭巾,露出身上大紅的運動衣。我問他何故,他說這樣可以讓車外人一眼看出車內坐的是非戰斗人員,而且是外國人。巴勒斯坦人不會朝外國人扔石頭,以軍也不會向外國人隨便開槍,在戰爭中,并非任何一個出色記者都能當好戰地記者,胜任世界各熱點地區的采訪工作。戰地記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夠的知識為后盾。初學乍練者在戰場上不僅因為無知使采訪舉步維艱,而且因為沒有适當的戰地保護經驗,淪為戰爭的犧牲品。据1991年五角大樓公布,當時僅在沙特東部就有1600名各國記者,他們不懂軍事、采訪技術拙劣。一位來自衣阿華的電視記者竟然問嚴肅的美軍上校:“穿越伊拉克防線的口令是什么?”通常在戰爭中采訪交戰雙方置身雙方火力之下的記者,應該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戰斗身份,可許多記者偏穿上述彩戰斗服,而且迷彩的花紋也風馬牛不相及。熱帶叢林迷彩只适用于柬埔寨,在中東沙漠上顯然是狙擊兵的活靶。
  傍晚,我們終于回到耶路撒冷。在東城的AseeI Press Service,我們獲知以政府今天又關閉了兩家設在西岸的阿拉伯記者辦事處。我真擔心今天下午幫我們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記者,也許她的辦公室將列在明天的名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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