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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 “非法入境”的前前后后


(一)

  1992年6月22日,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重要新聞机构同時播發了一條足以斷送我前程的電訊:“新華社記者唐師曾駕吉普車自西奈非法闖入加沙地帶,以色列南方軍區追捕數小時后將其拘押。”以色列電台的新聞廣播使我臭名遠揚,繼而是多米諾骨牌式的訛傳——《以色列消息報》、《約旦時報》、《埃及華夫脫報》……遠東的港澳報刊也一哄而起,可抓住一個敢在加沙折騰的中國倒霉蛋了,就連中國大陸的某大報也卷了進去。眨眼間,我成了駕MIG一25飛往函館的別連科,或是從天降落在紅場的魯斯特。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就在我的新聞同行繪聲繪色描繪我在以軍槍口下的种种狼狽之時,我卻在特拉維夫陽光明楣的哈美利茲大道為沙米爾拍照。當這張新華社特拉維夫傳真照片被《大公報》采用時,《星島日報》還在做“大陸記者非法入境,以色列軍隊窮追數小時”的文章。到這個時候,我才恍然大悟,為何那天在我吉普車頂上盤旋的“眼鏡蛇”武裝直升机帶著“陶”式反坦克導彈;而迎面擋住我去路的那輛M113裝甲車上的7。62毫米机槍在瞄著我的腦殼。

(二)

  我本應早些時候由開羅動身前往大選在即的以色列、可种种繁文縟節直耗到6月2一日中午才開亮最后一盞綠燈。當我駕車渡過蘇伊士運河,橫穿整個西奈半島駛抵埃以邊境對,已是晚上9點。埃及邊防軍不許我靠近,命令我折回55公里以外的阿里什去住旅館。可我一想到孤身摸黑橫穿沙漠,總有點不寒而栗,多虧一位名叫埃爾桑的埃軍准慰,破例讓我將車停在哨所的燈影里,我感激涕零地掏出紅茶,香煙、清涼油分給弟兄們,說盡我所會的所有表示感謝的阿文單詞后才鑽進吉普車后座的睡袋里。
  我開的是輛1991年款的丰田陸地巡洋艦,廣東人稱之為“沙漠王”。線型排列6缸4500毫升“3F”汽油發動机和沙漠色的防熱漆,是專門為海灣產油國設計的,其公路水平速度可達180公里/小時,負重爬30度陡坡,超“奔馳260”如探囊取物,更不用說沙漠越野了,我曾讓它的前輪爬到胡夫金字塔的基座上。從紅海到地中海,我駕著“無言的戰友”跑遍整個埃及,我管它叫“長腿沙漠跳鼠”。我說過我嗜吉普如命,駕校學的是吉普、追大熊貓坐的是吉普、青藏高原探險開的是吉普、海灣戰爭在返安曼一巴格達的還是吉普。我喜歡開吉普一人遠行,任意在沙漠上馳騁,尋找漢尼拔、巴頓、隆美爾、巴列夫們鏖兵的遺跡,縮在吉普車里露宿。
  入夜,沉重的喀新風卷來上万只伊蚊,吹著“軍號”向我輪番進攻,害得我將清涼油通体涂遍,權當驅蚊劑。剛剛入夢,又被值勤的埃及哨兵弄醒,讓我分享滾燙的煮紅茶,從此再也沒睡踏實。接連不斷的噩夢、驅赶不走的蚊群的尖嘯猶如當年的“飛毛腿”警報一般徹夜不停。
  在邊境熬過一個難眠的仲夏夜,已是22日凌晨,离以色列大選還有24小時,可我還未踏上以色列國土。和埃及邊防軍擠在一起啃阿拉伯大餅,遠眺沙漠旭日冉冉升起,景致雖好可味同嚼蜡,心急如焚。
  在埃爾桑准尉幫助下,我好歹辦完了离境手續。埃方收走了我的所有物品的證明文件:包括汽車、相机、放大設備、傳真机過關證明、吉普車行車執照及汽車號牌,只將護照還給了我。我大惑不解地追問沒有行車執照和號牌的汽車能否上路時,一位便裝男子朝以色列方向一指:“那個操蛋國家(Fucked country)會給你安個新的。”
  我開著這輛沒有牌照的大吉普咆哮著沖出埃及,就像當年喬治·巴頓強渡萊茵河。現在惟一能證明汽車身份的是前風擋上手提相机狂奔的卡通人唐老鴨和我手書的拳頭大小的英文:xinhua NewsPhoto(新華新聞攝影)。
  穿過100米長的全封閉地帶,眼前是高懸藍白大衛星旗的以色列邊境。蛇腹鐵絲网后面蹲坐著頭頂鋼盔、戴墨鏡、穿防彈背心、揮著大毛胳膊、平端M--16步槍的以軍。
  搖下國窗,右手戳向太陽穴,來了個聯合國軍式的敬禮,摘下墨鏡,有海灣戰爭中學來的兩句半希伯來語大喊:“沙巴沙龍!(安息日好)那條路通耶路撒冷?”一位小個子士兵倒背起M--16,朝我回了個巴頓式的軍禮,咧開大嘴:“照直走,日本人!”邊喊邊跑到角鐵焊成的拒馬旁,移開擋在路中央的橫稈。
  在我前面是輛MFo(多國部隊觀察員)的大號雪佛萊,還有一輛UNTsO(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的大吉普。
  在中東,軍車在值勤或集体調動中,不論晝夜都是開亮大燈的,美軍、伊軍、以軍……全是如此。我前面的兩輛軍車分別屬于挂玫瑰紅旗的多國部隊和挂藍色聯合國旗的聯合國軍,盡管風馬牛不相及,但同樣亮著大燈,我亦步亦趨緊隨其后。伴隨汽車收錄机中瓦格納輝煌的旋律,我的沙模鼠以120公里的時速狂奔著。沙漠太陽升起來,我放下遮陽板,戴好波拉墨鏡,可映在引擎蓋上的另一個太陽照樣刺得我雙目微合。躊躇之際,雪佛萊和大吉普一左一右拐下公路絕塵而去,公路上只留下我單人獨車疾馳突進。
  繼續前行,道路更差,以軍哨卡卻漸多,往來全是包了鐵絲防護网的軍車。途經一片桔林,劈頭蓋腦飛來一陣石雨,緊接著砰然一聲巨響,一塊比拳頭還大的水泥塊正命中我前風擋上端。顯然,被占領土的巴勒斯但人錯把我當以軍了。在以色列,汽車牌照共有五种:7位數黃牌為正宗以色列人;6位數黃牌為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但人;白牌為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藍牌為約旦河西岸巴勒斯但人;綠牌為巴勒斯坦人的出租。而我駕的車沒有任何牌照。我加大油門選擇東北方向最寬的道路落荒而逃,根据閃擊戰理論,速度可以改變一切劣勢。我慌不擇路,直到落滿塵埃、死气沉沉的“歡迎來加沙”橫幅從頭頂上一掠而過,我方意識到我已單槍匹馬穿過了加沙城。
  看一眼手腕上的指北針和右座上的公路圖,阿什克隆已經不遠,离特拉維夫不足200公里。就在我暗自得意之際,一輛蘭德·羅孚警車將我別出公路,一輛M113裝甲車威風凜凜地橫在我面前。


  我就這樣被押進了加沙檢查站与阿什克隆之間的一家警察局,我的大吉普像外星飛碟一樣被看管起來。一位長得頗像林肯的警察中校收走了我的護照:“你有權保持沉默…”就像警匪片中的紐約警察。
  顯然,警方對我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破“世界第一陸軍”防線,縱深以色列几十公里大惑不解。盡管我的護照和以色列簽證合法齊備,可就是連人帶車奇跡般地越過了邊防和海關。
  “你不是第一次開車出國旅行吧?環球旅行家?”警官掂著我厚厚的護照譏諷道,“那是,”我堆起一臉的燦爛,‘不過,那是從巴格達開到安曼,您知道,約旦和伊拉克就像親兄弟,何況天上還有多國部隊的轟炸机,戰爭狀態。我還從開羅到過的黎波里,那是做卡扎菲上校的客人,而利比亞与埃及間根本不設邊界。貴國雖說來過,可乘的是特拉維夫私人運動飛机,海灣戰爭使貴國的所有航班全停了。在希爾頓頂層我拍到了“愛國者”迎擊“飛毛腿”,還在拉馬特甘炸飛的民居前撞上了阿里爾·沙隆……”“難怪有這么大膽子。”警官撇嘴椰榆道。我借机獻媚:“是以色列造就勇敢的人”一句話逗樂了警察中校。警官繼續翻著我的新華社記者證問:“你在哪儿學的車?”“北京警察學院。”“那咱們還成同行了,難怪追了你半天。”他指著記者證扉頁上与我并肩合影的蘇大爺(蘇仲祥,原北京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問:“他是你師傅?”“哪儿敢呀!他是北京市公安局長。”中校端詳了一陣,喃喃自語:“像個好警察,怎么,他管區人口是以色列全國人口的兩倍半?”我將警官的筆錄看了兩遍,确信沒有對我不利之處后才在右下角簽了名。警官將筆錄夾入卷宗:“對不起,國防軍的先生們已經在外面等得不耐煩了。我想你得跟他們走。”我知道事己至此,只有听天由命。不過我有權用電話通知一下新華社耶路撒冷分社。警官阻止我說:“不必了,你已經上了電台,全以色列都知道‘飛人使南方軍區跳了起來’”可我仍堅持給耶路撒冷首席記者打了電話,告訴他我現在的坐標。


  出警察局,兩輛包著防護网的國防軍吉普車緊逼著我的大吉普,整整兩車頭頂包了迷彩布的盂型鋼盔、穿開福拉防彈背心的國防軍,虎視眈眈地坐在車上。一位坐在駕駛座上的少尉朝我一揮手:“F1yingman,Followme!”
  (飛人,跟著我!)兩車國防軍一前一后押著我沿加沙公路駛向西南。看著右側的沙漠太陽由白變紅,我几次輕踏油門企圖超過前面慢吞吞的軍用吉普,可都被擺動著加里爾步槍的國防軍逼了回來,黑洞洞的槍口晃得我膽顫心惊。駛入一個小村,國防軍作出密集編隊的手勢,看著他們腳登車幫,向四面八方端起一支支加里爾步槍,吉普車成了向四周乍刺的大刺蝟,顯然將通過一段由巴解控制的地段。果然,石塊從天而降,打在吉普車的防護网上又高高彈起,以軍開始還擊,跳躍的彈殼落在我大吉普的引擎蓋上。急轉彎時,前面軍車尾部丈把高突突亂顫的鞭狀天線竟橫抽到我的前風擋上。
  我被帶進一個四周筑有沙牆的陣地中,只能看到了望塔上操縱比利時Mag机槍的兩個哨兵和懶洋洋下垂的大衛星旗。我被命令將所有物品搬到沙地上,由一幫我認為是軍警憲特外加摩薩德的人員仔細檢查。我真羡慕他們有如此的耐心,連我車內的裝飾板都拆下來,推敲夾層里是否藏了武器,我器材箱中的几瓶顯影液被怀疑是“莫洛托夫雞尾酒”(MolotovCocktai1,一种著名的汽油燃燒瓶)。
  一位戴眼鏡者發現我的兩台尼康F3相机備忘插上分別是我与卡扎菲、阿拉法特的合影后而格外警惕。我坦然地解釋說:“我是個在動蕩地區拍新聞照片謀生的人;當然,我是個很守法的人。不過,在那些不按規矩打牌的地方得學會自我保護。在北非,沒有哪個恐怖分子敢綁架卡扎菲上校的朋友;在加沙地帶,有一張与阿拉法特的合影,至少可以不挨石頭。”顯然,國防軍已經相信我是個貨真价實的攝影記者,而造成我“非法入境”的主要原因是邊境上的哨兵。盡管我是個無辜受害的可怜虫,可國防軍仍堅持要把我押回邊境,重新演練一番過關程序。“因為這對你我雙方都至關重要,以色國防軍決不允許任何人突破自己的防線。”


  我至今仍覺得這不是一般的意外事故,因為當我被以色列國防軍押回埃以邊境時,埃及仍拒絕將我的各种過關文件移交以色列。埃以雙方無休止地討价還价,埃方堅持最多只能提供各种證明的复印件,而以色列則非要原件不可。
  我和我的大吉普被擱在邊界上,一名端M一21的狙擊手遠遠地喝令我呆在車上別動。我深知這种加瞄准具。因越戰而聞名的步槍的威力,其7。62毫米的鉛彈隨時可以把我轟在界碑上。我乖乖地坐在駕駛座上,可一張生就的硬嘴兀自不服:“戰俘還享受日內瓦公約,可我現在像是在奧斯維辛。”我正全神貫注地与狙擊手用手比划,一位戴“邊境聯絡”臂章的軍官從天而降在我車前:“國防軍中校摩西。達揚為您服務。”他見我惊訝地閉起一只右眼看著他,便儒雅地露出一口白牙:“的确,我与那位獨眼偉人同名同姓。我想通知您,盡管埃及仍拒絕移交原件,可我們歡迎您來以色列采訪大選。”一位便衣青年變戲法般地鋸了兩塊三合板,用珠筆在上面寫了“14614”;找了段鐵絲拴在我大吉普的保險杠上。此時,由耶路撒冷赶來營救我的新華社駐以色列記者李紅旗,已站在海關的另一端向我招手。


  路透社6月23日特拉維夫電:“以色列軍方今天糾正了中國記者自埃及邊境闖入加沙地帶的說法。軍方在一項聲明中稱,中國新華社記者唐師曾并未如早些時候報道的闖入以色列境內,他只是未受到哨兵的常規檢查而已。國防軍發現哨兵的錯誤后,四處搜尋師曾先生,將其帶回拉法邊境站接受例行檢查后已准許其入境。早些時候軍方曾聲稱已將師曾先生驅逐出境。”
  以上這條電訊被6月24日《以色列消息報》《約旦時報》同時采用。
  在特拉維夫一個宴會上,我被引荐給以色列總參謀長、陸軍上將巴拉克。這位娃娃臉、有35年軍齡的巴拉克將軍是被授勳章最多的軍人。巴拉克幼年在東歐因納粹屠殺失去雙親,移民以色列后投身軍旅;偷襲、救人質、反劫机屢戰奇功。1973年他還親自頭戴女性假發、化裝成阿拉伯婦女,率一支突擊隊襲擊了阿拉法特駐黎巴嫩總部。對全世界恐怖分子來說,他是惟一的克星。當我的好友、記者李紅旗把我推上前,告訴上將這就是那個惹過阿齊茲、摟過卡扎菲、開車闖過國防軍陣地的小伙子時,這位以軍的最高長官哈哈大笑:“我喜歡!我喜歡!我就喜歡這樣的人。”
  (作者又及:1995年拉賓被刺后,巴拉克出任以色列外交部長,1997年5月出任以色列工党領袖。如不出意外,也肯定是未來的以色列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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