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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節 四進巴格達


  我剛會走路那年,便從我奶奶嘴里听說“天方”有個巴格達,巴格達有個孩子阿里巴巴,用開水燙死了藏在他家大木桶中的40個強盜。從那時起,我對我們家院子里的几口大荷花缸就充滿恐懼,總擔心從里面爬出一隊明火執仗的江洋大盜,乃至天一黑就不敢到院子里撒尿,奶奶嘴里的巴格達除了遍地竊賊這惟一的缺點外,其他一切都像伊拉克蜜棗一樣甜美,美得我忍不住產生愿為巴格達獻身的念頭。
  巴格達位于兩河流域富饒的新月形土地上,早在6000年前,這里就出現了城市,發明了車輪,修建了灌溉系統,創造了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巴格達作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中東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与貿易中心。千百年來,不同种族的阿拉伯人、庫爾德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不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教徒以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聚居共處,使巴格達充滿了神奇的魁力。世界古典名著《一千零一夜》中許多動人的故事都是在巴格達發生的。
  海灣戰爭爆發前夕,我被新華社派往巴格達。在此后的三年里,我四進巴格達,直到把新華社圖片傳真机裝到巴格達移動衛星發射天線上,使巴格達分社成了新華社第一個用衛星天線向外界傳發照片的分社。中國人首次用衛星天線在世界上長距离傳輸圖像。
  一進巴格達(1990年12月~1991年1月)1990年8月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聯合國安理會立即予以制裁,國際封鎖使出入巴格達的唯一通道只有約旦。
  為此,我得先從北京飛到伊斯但布爾,至于以后的路全憑安拉安排。
  臨近煙波浩淼、黑云壓城的波斯灣,一股慷慨別燕薊的孤獨感油然而生。海水中總浮現出我老媽隨風飛舞的灰白頭發,出發前一天的晚上,她一直背對著我拼命地洗我換下的一大堆髒衣服。對有可能發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備。我深知,除非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則就別去冒險。
  如果人生的樂趣在于這一秒鐘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發生什么,我的巴格達之行則飽嘗了這种提心吊膽的樂趣。從伊斯但布爾換乘約旦的波音--727飛至安曼,安檢更加嚴格。伊拉克航空公司別出心裁地要求所有旅客親手將自己的行李搬上飛机貨艙,以免混入“皮包炸彈”。每位旅客都領到一張白色傳單:“根据伊拉克革命指揮委員會229號命令,在你抵達巴格達5天之內,必須到指定的地點做血液檢查。”我這才發現,此時逆著外逃的人流進入巴格達,決不是件輕松的事。
  在巴格達拍照難于上青天,剛擺脫8年兩伊戰爭又面臨多國部隊轟炸的伊國人草木皆兵。數不清的政府各部、商店、醫院、銀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級市場、重要路口、立交橋、廣場、博物館、集市、机場、車站一律嚴禁拍照,荷槍實彈端AK步槍的士兵遍地都是,不時有槍聲划破長空,我成了兩耳直豎、四處亂蹦的兔子。
  一位常駐巴格達的記者警告我:美聯的薩拉哈和路透社的馬蒙被取消了簽證;拍攝巴格達“軍事設施”的巴佐夫特被絞死;不守規矩的塔斯社記者死于車禍……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汗。在巴格達,如果沒有伊拉克情報官員陪同,你根本就別想背相机上街。且不說軍警憲特,光是革命覺悟高漲的老百姓就招架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張典型的東方人的臉,攝影背心上的五星紅旗和中、英、阿文書寫的“人民中國新華社”又使我區別于日本人。由于日本海部內閣出兵參加海灣封鎖,在伊拉克犯了眾怒,在巴格達被誤作日本人可不是什么光榮愉快的事。
  伊拉克政府組織記者拍“万名婦女儿童抗議美帝”。几個剛會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薩達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戰爭”的大紙牌蹣珊而行。我和緊靠我左臂的白人記者跟著人群大喊:“打倒布什!”此舉深得伊拉克人民的敬意。
  事后才知道,這位白人老兄竟是美聯社的多米尼克。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預備役報到。看著才滿17歲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揚奔向征兵處,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來。政府已向民兵發槍,机場售貨員得意地向我炫耀他屁股上的柯爾特手槍。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臨時出租車業務,奉命開往科威特前線,他惊奇地問我為什么還不离開,“巴格達和它的350万人口將不复存在”。醫院正把藥品清點集中,裝箱隱蔽。市中心拉希德大街軍車成隊,開往前線的軍人在此盡情享用政府新增加的每月50第納爾軍餉。
  与年輕人的激動相反,老年人出奇的平靜甚至悲觀,我們的房東太太哭訴自己命苦,她想逃回老家曼蘇爾,可听說多國部隊已把那里的核基地列為打擊目標。
  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武官曹彭齡全是北大學長,對我這個膽大包天又四處搗蛋的小師弟自然格外照顧。曹武官之父乃著名翻譯家曹靖華,曾任北大俄語系主任,曹武官本人一身儒風,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個文化參贊。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帶擺了態勢圖,向我介紹一触即發的戰爭。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級公路,在北緯31度線集中了它的全部裝甲單位,依賴真主師則進駐庫特,擺出決戰的架勢。北部三省庫爾德人居住區僅部署了一個輕裝甲師。我不禁對這种面對進攻卻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這种依靠三條縱向公路的戰術原則。曹武官點頭同意,因為僅從圖上作業看,伊拉克將一戰即敗。
  使館計划留下鄭達庸大使為首的五個人,其余人員分批撤出。留守的我們在中國使館樓頂用紅漆畫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冀以免遭轟炸之虞。
  二進巴格達(1991年3月~5月)我是在以色列挨“飛毛腿”襲擊時接到再進巴格達命令的。由于以色列与伊拉克早在古巴比倫漢漠拉比時代就結了仇,海灣戰爭使伊拉克把一切与以色列發生過關系的人都視為“匪諜”,我的伊拉克簽證上早就注明:“一旦該護照有以色列痕跡即告作廢。”因而這次奉旨二進巴格達大有直接晉見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听說我要返回放“飛毛腿”的巴格達都大為惊駭,小姑娘奧麗特眼淚汪汪送我一件大白T恤衫,上書“我是海灣戰爭的幸存者”,拉著我的手求我三思而行,“千万別听坐辦公室的混蛋上司瞎指揮。”
  我那當了40年美國佬的二伯從美國加州打電話到新華社約旦分社,讓首席記者轉告我:“研究一下該任務的可行性。”盡管我向往陸上交火的科威特,對重返巴格達頗不以為然,可還是以极不贊成的心情執行這項命令。因為在我接受的所有教育中,上司總是高瞻遠矚,神圣不可抗拒地發布听來正确的命令。為了自我保護,洗去我從頭到腳的猶太味,我自作主張地先從以色列飛往塞浦路斯,再轉道埃及,最后飛到約旦、再伺机進伊拉克。沿途,我扔掉一切有以色列之嫌的物品,把奧麗特小姐送的T恤衫存在了開羅。我一直以為生死乃命中注定,非人力可改變。以前我讀過一篇毛姆的小說,名字就叫《撒馬拉相會》。撒馬拉是伊拉克著名的通天之塔——撒馬利亞螺旋塔的所在地,講的就是命中注定的故事。說在巴格達有一位商人派仆人去集市買糧食,不大工夫,仆人狼狽地跑回來,面色蒼白渾身發抖他說:“主人,我剛在市場被人擠了一下,轉身一看,擠我的人竟是死神。她見是我,做了一個嚇人的手勢,現在,請您把馬借我,我要逃离巴格達,躲到撒馬拉去。”商人立即把馬借給仆人,讓他逃往撒馬拉。商人自己去市場,也碰到死神,他問死神今天早晨碰到仆人為什么做一個嚇人的手勢。死神說:“那不是嚇人的手勢,我只是嚇了一跳。我為与他在巴格達相遇惊詫不已,因為今天晚上我和他在撒馬拉有個約會。”
  1991年3月1日在開羅机場,邂逅的共同社攝影記者小原洋一郎手捧我遞上的名片竟怀疑我是個冒牌貨,“索嘎!索嘎!”地圍著我直轉圈。因為共同社眼中的唐老鴨大智大勇,絕不會傻到從以色列回伊拉克送死。直到看到中東分社給我的電令,他翻來覆去地檢查再三,才相信的确是我本人。
  飛到約旦,中國駐約大使章德良一見我就大喊:“講故事的唐小鴨回來了!”當晚備了酒菜,擠到我小屋里侃了一夜。章大使特別關照我,千万別向外人透露去過以色列,否則小命難保。我則懇求章大使,盡快把我弄進巴格達。据章大使介紹,伊拉克最近驅逐了所有外國記者,想進巴格達得等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到來后再想辦法。憋得我整天拿章大使的德國狼狗黑貝開心。當初戰爭正酣之際,我每天都盜用使館的大蝦給她補奶,不想這美人聰敏過人知恩必報,以后我先后十次從約旦過境,她總是顛前跑后恩愛万分。
  3月5日,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自埃及駕臨約旦,這位北大老學長不僅給我補充了1万美金,還答應把我帶進巴格達。3月15日凌晨4點,鄭大使在我們的小汽車上升起五星紅旗,踏上長達1000公里的沙漠路,駛向巴格達。
  進入伊拉克境內后,高速公路上被炸毀的40吨油罐車和巨型集裝箱載重車不時可見。公路上有美國空軍標准裝備20毫米火神机炮掃射的痕跡,一枚火箭命中中央隔离帶,鋼板斷裂,扭曲一團。公路兩側的高壓輸電線像被刀砍過一樣散亂如麻,龐大的架線塔被炸翻在地。我們的汽車竭力躲閃著彈坑,可還是軋在一塊炸彈皮上,輪胎爆炸,險些栽進彈坑里。我既擔心會撞上美國炸彈,又害怕被共和國衛隊識別出來送上絞架。因為我是第一個在以色列公開曝光的中國記者,而今又膽大包天地返回伊拉克。
  昔日天方夜譚中美麗的巴格達此時已變成一堆沾滿污泥的肮髒的水泥建筑。薩達姆總統府門前的“7·16”鋼索橋被整個摧毀,与自由者橋相距800米的共和國橋被炸成四段,墜落底格里斯河中。都拉煉油厂被炸毀,汽車無油,人們紛紛以自行車代步,連曼蘇爾富人區的富豪子弟也開始騎自行車。糧食短缺不得不實行配給,拉希德大街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第,比入侵科威特前上漲了129倍。巴格達街頭烈日當空,人們手端塑料盆、水桶圍著街心自來水管排隊取水。五星級的拉希德飯店已經斷水,我在一樓廁所撒了尿,可是沒水沖。新華社只剩花園中的水龍頭細水長流,用它沖完的膠卷挂著層莫名其妙的自霜。
  我在伊拉克情報官員的陪同下拍攝戰爭廢墟。此次戰爭,多國部隊激光制導的“靈巧炸彈”能精确地鑽入建筑物腹內爆炸,從外部看主体結构安然無恙,而腹內被炸得面目全非。阿米利亞地下掩蔽所就鑽進了兩顆“靈巧炸彈”,傷亡人數達1500人。廢墟上高擎黑色挽幛的受難者家屬看到有我這個外國人拍照,慷慨激昂地擁上來把我圍在核心高呼打倒美帝,好像我就是喬治·布什。
  伊拉克貿易部長薩利赫接受采訪時稱戰爭封鎖使伊拉克每人每月僅能得到1公斤大米,醫院中的急診手術往往得依靠燭光。哈佛大學研究所認為到1991年底至少有几万名儿童饑病而死。國際紅十字會迪利克醫生告訴記者,由于缺少醫療設備,醫生不得不重复使用注射器,這將使很多人有可能感染肝炎和艾滋病。這番話听得我不寒而栗,因為我已奉命挨了許多說不上名目的防疫針。而這些針的注射器全是反复使用的,因為伊拉克自國際封鎖以來就很難找到一次性針頭。
  我還奉命与共和國衛隊同行,到南方鎮壓穆斯林什葉派暴徒,到北方平定庫爾德人叛亂,回到巴格達,伊拉克情報部薩東先生把我傳到他的辦公室,嘴角叼著一枚快要燒著小胡子的雪茄煙蒂,開門見山地問我是否拍了一家被燒毀的表店。我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一口咬定沒拍:“薩東先生,您知道,我向來是除非接到命令,否則根本不按快門。”老薩東一對虎目盯了我好久:“据我的情報,你并不總那么听話。不過別害怕,現在是我求你,我們的部長出于某种興趣,急需一張埃爾比勒那家被燒毀的鐘表店的照片,可我手頭現在沒有。我听人說你路過那家倒霉表店時,手中的相机響了一下。”
  三進巴鉻達(1993年1月~2月)1993年1月17日海灣戰爭爆發兩周年紀念日,美國空軍再次襲擊巴格達以南16英里的伊拉克核工厂。巴格達市中心拉希德飯店也被一枚“戰斧”導彈擊中,炸死一名婦女,傷數十人,其中一名德國記者炸了個滿臉花。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正在南黎巴嫩雪山上采訪被以色列驅逐的416名巴勒斯坦難民,直到10天之后我才抽身飛到約旦,取道進入伊拉克。
  自海灣戰爭以來,由于國際社會制裁,多國部隊的F--15鷹、F一18A大黃蜂、F一14雄貓控制了制空權,伊拉克固定翼飛机就沒敢升空,持續的空中封鎖使伊拉克民航集体轉業改開大巴士,專營從巴格達到安曼的長途客運,戰爭使飛禽成了走獸。早上9點,我身背采訪器材,手提安曼分社幫我准備的一大摞阿拉伯大餅,爬上由約旦首都安曼開往巴格達的“沃爾沃”長途車,踏上長達1000公里的沙漠路。
  直到中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才駛出約旦魯維謝德,海灣戰爭期間國際紅十字和國際紅新月會協會在此修建的難民營已蕩然無存,只剩下坑坑洼洼的帳篷坑。根据我戰時模糊的記憶,約伊兩國間有70公里寬的中立地帶,可現在約旦的邊界似乎向東推進了相當一段距离。伊拉克塔布里勒海關出現在眼前,紅、白、黑、綠的四色伊拉克國旗懶洋洋地在烈日下飄舞依舊,只是國旗上增添了一行醒目的綠色阿文:“安拉最偉大。”這是伊拉克海灣戰爭之后修改國旗的碩果。
  伊拉克海關認真地在我護照的第一頁上填上我攜帶的相机、鏡頭、錄音机……這是以往兩次沒有的。我規矩地排在一名意大利商人身后等待過關,一位顯然不諳英語的伊拉克邊防警察用极奇怪的發音逐一點名,結果使所有听眾對自己的姓名都頓感陌生。輪到我前面的意大利商人時,這位隨時准備應答自己名字的主人竟對警官高喊自己大名毫無反應,當即因裝聾作啞把警察气得喉嚨冒火,被惡狠狠地拋出隊外。眼看著剛剛還紳士派頭十足的商人老兄頃刻斯文掃地,我不禁感慨人的命運真比蛛絲還細。好在我順利過關,犯人蒙赦般爬上冷寂的大巴士,繼續茫茫未知的旅途。
  傍晚,我們的大巴士終于緩緩駛人神秘的巴格達。伊拉克情報部為加強攝影采訪管理,把我和美國《時代》周刊攝影師羅伯特·斯特朗編在一組,采訪當年被多國部隊炸成一堆爛鐵的儿童奶粉厂。据介紹,伊拉克人民自力更生,已使該厂部分恢复生產,奶粉厂還送給我們每人兩袋奶粉作為佐證。采訪完畢,我掏錢請情報部陪同瓦利德在巴格達豪華的薩哈飯店吃午飯,連點了三道主菜都說沒有。好不容易上了一道著名的巴格達“祖拜迪”烤魚,可我敢打賭,這條魚至少登陸了一個月,沒鱷魚牙、火雞胃就別想消化它。
  情報官瓦利德問我這次來巴格達与前兩次有什么不同,我說:“伊拉克人民更團結了。”他說:“當然,現在是戰爭。我警告你,一個人上街千万別背相机。”飯后,我發現瓦利德貪婪地注視著櫥窗中的進口香煙,便主動給他買了一包,不料他一面如獲至寶地揣進襯衣口袋,一面請求我為他的同事再買一包。戰前,這類進口煙成箱地擺在貨架上,兜里揣滿了用滾滾石油換來的美元的伊拉克人對此根本不屑一顧。
  采訪完畢,瓦利德邀請我們參觀了他市郊的家,領出一對天真美麗的雙胞胎女儿,說要聘給我帶回中國做老婆。
  2月7日,我和《時代》周刊的羅伯特·斯特朗同乘一車前往巴士拉,同行的還有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各國記者。我們被編成一隊,連中途休息、撒尿也由情報官員統一控制,意大利NOI記者皮魯謔稱之為“Internationa IP.P.”
  (該字既有國際采訪團之意,又可理解為國際撒尿)。
  巴士拉是僅次于巴格達的伊拉克第二大城,位于伊拉克南部,東臨夏特·阿拉伯河,市內河渠縱橫,已有1300多年歷史。海灣戰爭期間,巴士拉城北的公路橋被多國部隊炸毀,至今未能修复,城內排水系統年久失修,污水四溢,惡臭沖天。夏特·阿拉伯河畔塑有99座死于兩伊戰爭的烈士雕像,每座雕像下鐫刻了死者的名字、軍銜、生卒年月,其中有戰死的國防部長阿德南、第三裝甲師師長拉希德、第五机械化師師長哈雅尼。
  我們采訪了巴士拉港區,港內上百條銹跡斑斑的巨輪歪在水中,有的已被炸沉,碼頭上雜草叢生。我們獲准攀舷梯登上巨輪拍照,本應繁華喧鬧的中東名港此時竟比圓明園還寂靜、荒涼,殘磚敗瓦和炸變了形的鋼鐵遍布甲板,船体上層建筑上簡易的水泥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這里集中了世界各國的巨型貨輪,海灣戰爭使其斷絕了与外部世界的聯絡,靜悄悄泊在錨地。
  巴士拉省總醫院院長阿拉艾拉丁稱他的醫院只剩三盒Humu1iur。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岡本行正指著手術台上的藥說是日本捐贈的,說著一把搶過來仔細讀上面的字,可看了半天沒了下文。意大利記者嘲笑道:“日本人,那上面是中國字吧!”說話間隔壁傳來一陣令人心惊膽戰、毛發倒豎的嚎叫,跑過去一看,原來是醫生正給一個腿部受傷的士兵動手術。醫生說:“麻藥不夠,這個士兵槍傷不重,身体又壯,用不著麻藥。”
  我們下榻的五星級巴士拉希爾頓飯店根本沒有電,只在寫字台上插了支火苗隨風搖曳的蜡燭。洗手間水龍頭用了吃奶的勁才擰開,先是血紅的銹水,繼而是渾濁的暖流。
  早飯只有干大餅和煎雞蛋。《朝日新聞)岡本行正點了果汁,可送上來的卻是杯自來水。
  沿途,所有記者還得分擔七八個情報部陪同的飯費。
  由于缺乏配件和保養,汽車總出毛病,返回巴格達的時候竟有兩輛汽車坏在野地里。所有情報部陪同和汽車司机都亮出家伙,圍在四周擔任警戒,由机械師搶修,盡管我們己付了租車費,可修車的費用仍由記者平攤。
  沙漠黃昏的晴空藍得讓人發愁,寒風刺骨。我們几個攝影記者圍著火堆一人一口傳遞著《時代)周刊記者羅伯特的一瓶約翰尼黑牌威士忌。皮魯就著火光掏出一大把蘇聯勳章逐一別到我們所有人胸前作為紀念,他還有克格勃證件和蘇共党證,据說全是在莫斯科現交錢現貼照片壓鋼印辦來的。這老家伙年紀雖已62,可上躥下跳倒像剛滿26,他拎著酒瓶子把麥克阿瑟的絕句“老兵不死,僅僅隱退”(Old soldiers nen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篡改為“老攝影師不老,就是找不著焦點”(Old Photographers never old,They just out of focus.)。
  返回巴格達,剛把同車的羅伯特送回旅館,伊拉克司机就提出要我再付400美金。我說羅伯特已付了包車錢,你老兄怎么也不能收雙份呀。可看到車子駛向茫茫黑夜,我忙改口說:“我的确沒錢了,你不妨把我送回中國大使館或新華社巴格達分社,我保證付給你的合法所得,安拉作證!”
  車到分社,我先把行李搬進分社,分社首席記者李義昌擔心我處理不了。我說,您還得常駐,最好不露面,我一人能對付。我轉身出門告訴司机,我剛和羅伯特通了電話,他說他已付了全部車費,因此只能給他50美元小費。司机說他可以給我多開發票。我說:“中國前進了。你給我如數開确實付的錢,否則一個子儿也沒有。”
  返回巴格達,剛把同車的羅伯特送回旅館,伊拉克司机就提出要我再付400美金。我說羅伯特已付了包車錢,你老兄怎么也不能收雙份呀。可看到車子駛向茫茫黑夜,我忙改口說:“我的确沒錢了,你不妨把我送回中國大使館或新華社巴格達分社,我保證付給你的合法所得,安拉作證!”
  車到分社,我先把行李搬進分社,分社首席記者李義昌擔心我處理不了。我說,您還得常駐,最好不露面,我一人能對付。我轉身出門告訴司机,我剛和羅伯特通了電話,他說他已付了全部車費,因此只能給他50美元小費。司机說他可以給我多開發票。我說:“中國前進了。你給我如數開确實付的錢,否則一個子儿也沒有。”
  四進巴格達(1993年7月~8月)1993年6月29日,我和一幫西方記者拍美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通過運河,在蘇伊士河口,《時代》周刊駐開羅記者斷腿巴利趴在我耳朵上讓我和他一起去伊拉克“買手表”,“否則准會后悔一輩子”。我猜這小子話中有話,尤其是次日一早美聯社的納伯特也開車奔了机場,我就斷定巴格達又要出事。我向上司表示也要到巴格達去“買手表”可直到半個月后,我才接到進入已格達的命令。
  7月17日,開羅分社廚師楊子、賈三儿特意為我弄了頓“斷頭飯”,然后送我去机場。路上,我們撞了一輛菲亞特,一名埃及騎警一直尾隨追到机場才把我們抓住,我將此視為不祥之兆。
  約旦分社的几位老兄幫我弄了特許證,伊拉克政府破例同意我把“美聯”圖片傳真机背進巴格達,通過海事衛星的無線天線向外界發傳真照片。
  還是那條沙漠路,還是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只是路況、車況更差。7月的中東沙漠酷熱無比,而伊航長途大巴年久失修的空調根本排不出一絲冷气。我已是第四次前往巴格達,全無以往的激情,像個失去奮斗目標的英雄,愁眉苦臉,苦不堪言。直到紅海烈日西墜,阿拉伯繁星滿天,我們這輛机件失靈的破車才穿過千里伊拉克大沙漠,搖搖晃晃進入巴格達。
  一到巴格達,我就跟著聯合國核查組拍“安裝監視用攝像机”,待我沖洗完照片,把美聯圖傳机裝上移動衛星發射天線時,才發現就是叫不通北京岸站。原來這种海事衛星移動發射天線的工作气溫不能高于60℃,而我們那尊固定在水泥地上又加了把大鎖的移動天線的表面气溫超過80攝氏度。1993年7月26日,我們終于讓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移動天線向外界傳發了照片“國際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艾克尤斯飛抵巴格達”。連美聯社攝影記者賈西姆也跑過來伸出大毛手祝賀新華社也擁有衛星傳真裝備。現在,這座我親手安裝在巴格達的發片裝置還被鎖在伊拉克政府新聞部院內的草坪上。
  三年多的戰爭封鎖,使大多數伊拉克人的購買力下降到只能購買政府憑卡供應的10公斤配給糧。巴格達“祖拜迪”烤魚已上漲到每公斤90第納爾,而伊拉克副部長級官員月工資僅為750第納爾。勤勞的伊拉克人使市中心銹跡斑斑的馬爾基娜雕像重新噴水,她神色凝重地向油瓮中澆水。可离這儿不遠是一群髒兮兮的小孩,正伸出貓爪般的小黑手乞討。
  在國際新聞為美國一家壟斷的形勢下,經常有人問我,為什么1995年全民公決薩達姆以得票99。96%的高分蟬聯總統。原因很簡單,因為今天絕大多數伊拉克人比在原來西方統治者執政年代的生活好得多。在持續多年的封鎖下,薩達姆政府保障農產品自給自足,首先是蔬菜水果。肉制品雖不丰富,但仍保持最低水平。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和波斯灣有的是魚,地下有的是油。伊拉克人不缺吃,也不少電。某些自己不生產的商品匿乏使居民生活受到影響,藥品奇缺使傷病員首先是儿童死亡率上升。但客觀上的自力更生与主觀上捍衛獨立的決心使伊拉克永遠不敗。面對國際封鎖,政府發給居民每人一卡,憑卡每月供應6公斤面粉4公斤大米、0.5公斤黃油,1。5公斤糖、300克茶、1只雞、1條香煙以及肥皂、洗衣粉和汽車輪胎。這些供應品在遍布各地的特供商店兔費供應,或僅象征性地繳极少的錢。
  伊拉克90%的居民有自己的住房,煤气、電、水、電話費等基本公付,占每人工資比例不至1%。伊拉克保障私有財產,允許多种經濟形式,自認為正在建設阿拉伯社會主義,因而优先發展國有經濟。伊拉克獨立前只能保住石油收入的6%,其余的全被西方國家拿走。現在,石油收入全部歸伊拉克政府,這正是西方國家借口人權攻擊薩達姆的根本原因。
  巴格達解放廣場的舊貨市場,可以買到“任何令人瞠目結舌的東西,戰爭使伊國人對本國貨幣毫無信心,對美元卻近乎瘋狂的崇拜。一架德國產8*10蔡斯望遠鏡才20美元,而這在香港至少900美元。一位戴花格頭巾的家伙20美元賣給我一只“歐來茄”海王手表,可當我戴到手腕上才發現,除了秒針哪都不走。待我返身追上這位潛入人流的老兄時,他已摘掉頭上的圍巾,露出滿臉大胡子。他寬宏地同意。“買回”那只表,不過只能“付”我10美元。當然,我也有賺的時候,一支派克45型鋼筆4美元,一把瑞士十字軍刀3美元。在一個相机攤上,竟發現一台帶MD一4馬達、135mmF2鏡頭的尼康F3,我屏气凝神強壓住激動問攤主100美元能否成交,這老兄竟以120美元慨然相允。美得我扔下120美元,抄起相机就跑。跑出百米之后,我才仔細打量這台磨得露了黃銅、鏡頭上還打著“美聯社”標志的黑市貨。可等我返回使館,使館的小于卻迎面潑來一瓢涼水:“這台相机昨天開价才80美元!”
  美國駐巴格達使館也在秘密地拍賣財產,但避開新聞界,只對各國使館開放。我和小于開著中國使館的卡車到美國使館一舉買下了美國人10台嶄新的“將軍”牌空調。
  波蘭外交官托馬斯作為美國利益代表現場拍賣,偌大的庫房中堆滿了冰箱、洗衣机、家具、吸塵器、鋁梯、炊事用品……一位女士引導我和使館的小于到使館后院交款,我跟在她身后借机獻媚:“小姐,你真美!美國人?”
  “不,伊拉克人,可我媽生在貝魯特。你是記者?”
  “不!我是使館的司机兼廚師,歡迎你來中國使館吃我做的菜。”
  “你真可愛!”
  “你真迷人!順便問一下,那些電腦賣嗎?”
  “所有電腦都已賣給了印尼使館。”
  “真可惜我來晚了。親愛的,能否這么理解:美國使館把能賣的全賣了?”
  “可以這么說!”
  拍賣大廳的警衛不許我進,理由是我身上有相机,此間的拍賣是嚴禁記者采訪的。我把大花褲權卷至大腿根,紅背心撩至胸口,腆起髒汗橫流的大白肚皮,右手搭到卡車車門上:“有我這樣的記者嗎?我是使館的司机兼廚師,我只想給自己留個影!”警衛對視了一下:“看來你也干不了用腦子的活儿。”當天,我在發出的照片底下加了一句綴語:“看來,一個把房產之外的財產全賣了的使館短期內不會改善兩國關系。”這張質量极差的傳真照片竟饞得美聯社賈西姆嘖嘖稱羡,這是1993年7月的事。
  《紐約時報》駐白宮主筆邁克爾·凱利在他的《殉難日》一書中稱巴格達是世界上最廉价的賣淫場所。一名腰纏万貫的約旦投机商稱:“這里到處都是漂亮小妞儿,你可以廉价地‘威凱威凱’。”我和新華社巴格達首席記者老朱在底格里斯河畔就碰上一個在旅游學院學英語的姑娘,她的前胸赫然印了一行大字:“Suckit(吮這儿)!”還以職業的溫柔死纏著和我們合影,我們不得不正言以對:“我們不是日本人!”我不由想起一句悲傷的中國古語:“卿奪佳人,奈何作賊。”
  入夜,古老的巴格達笛聲悠揚、鑼鼓喧天。伊拉克政府正在市中心獵人俱樂部為來自全國各地的29對青年舉辦集体婚禮,薩達姆總統的長子烏代也在其中。由于經濟困難,伊政府號召人民擯棄傳統奢華的阿拉伯婚禮,代之以愛國主義的集体婚禮,薩達姆總統讓其長子烏代以身作則。
  伊拉克政府為參加集体婚禮的新娘提供(借用)婚紗,向新郎贈送西裝,并允許每對新人的50位親戚免費出席集体婚禮,享受國際封鎖下罕見的“庫茲”(烤羊腿)。斷腿的民歌手伊斯麥坐在椅子上唱著悠揚的歌,他的雙腿是海灣戰爭中被美國飛机炸飛的。一位來看熱鬧的小姐國難不忘美容,卷了烏發、潤了粉顏,還從容不迫地坐在民歌手身旁染指甲。
  舉辦集体婚禮的獵人俱樂部百米之外就是伊拉克軍事情報總局,一群士兵仍在清理前不久慘遭轟炸的主建筑。
  防空武器昂首向天,一面伊拉克四色國旗在夜空招展,旗上的手寫体阿文赫然分明:“安拉最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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