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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很少談及自己的家事，但對其少數心腹，他卻也承認，自己無法与父親相處，因為父親獨斷專行。他母親是個性格安靜而溫柔的女人。希特勒雖然极尊重母親，但家庭的主宰卻是父親。父母都是瓦爾德維爾特爾人。這是個奧地利的農村，位于維也納西北部，离現今的捷克斯洛伐克邊境不遠。据希特勒族中人說，他的家族有摩拉維亞人的血統。在奧地利，希特勒是個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從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變而來。１４３０年以來，瓦爾德維爾特爾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過許多拼法，從“Ｈｙｄ－ｌｅｒ”變為“Ｈｙｔｌｅｒ”再變為“Ｈｉｄｌｅｒ”（這三個字拼法不同，讀音卻极相似，不同者只是“德”与“特”而已——譯注）。１６５０年，阿道夫·希特勒之母親的直系祖先有位就叫格奧爾格·希德勒（Ｇｅｏｒｇ Ｈｉｅｄｌｅｒ）。他的后裔有時也將其姓拼成“Ｈuｔｔｌｅｒ”或“Ｈｉｔｌｅｒ”。在那個時代，像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格蘭一樣，拼寫既無關緊要，也不規律。 瓦爾德維爾特爾的風景平淡，地處丘陵地帶，多樹林。斜坡上長滿了整齊的林子，也有勤勞節儉的農民世世代代開發出來的耕地。希特勒的父親于１８３７年６月７日出生在斯特隆斯村，其母生他時是個４２歲的未婚女人，名叫瑪麗亞·安娜·施克爾格魯勃。因為村子小，斯特隆斯還不能獨立成為教區。所以，新生儿便在多拉薩姆登記，名叫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勃，“非婚生子”。父親姓名一直是個空白。于是，便產生了至今仍待揭開的謎：他可能就是鄰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錢的猶太人，名叫弗蘭肯伯格或弗蘭肯雷德。瑪麗亞·安娜曾在格拉茲這位猶太人家里當過佣人，使她怀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輕的儿子。 阿洛伊斯快５歲時，鄰村希皮塔耳，一個名叫約翰·格奧格·希德勒的游動磨坊工与瑪麗亞成了親。但她与小儿子過的生活依舊很艱苦；５年后她便去世，繼父又開始流浪。此后，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約翰·奈波穆克（住希皮塔耳村，門牌３６號）撫養成人。這間農舍以及鄰近的一間，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時代的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希特勒曾在這里度過五六個暑假。 后來，希皮塔耳的情形變得使阿洛伊斯無法忍受，于是在１３歲那年，他“打*？小小的背包，逃出家門。”這段插曲（如果屬實），后來在他儿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奮斗》一書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絕境中作出了決定，上了路，身上只帶著几枚左爾登（德奧兩國以前的銀幣——譯注）作路費，投身于吉凶未卜的未來。”一路上，他東打零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這個冒險青年心目中的麥加城——維也納。在維也納，他當上了鞋匠的學徒。５年后，他學會了做鞋的手藝，卻又決心“干點像樣的活”，于是，他便入伍，成了邊防軍。這樣，他便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職還高出一頭。 他勤奮用功，通過了特別考試，到２４歲時，已升為監管之類。 這种級別，對瓦爾德維爾特爾村人說來，是一种超凡的榮譽。 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后定期得到提升。１８７５年，他當上了設在多瑙河上的与德國隔江相望的布勞瑙海關的督察。 對阿洛伊斯的起步青云，最感驕傲的莫過于是將他撫養成人的人——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從未有居此高位者。由于沒有男嗣得以繼承希德勒之姓氏，奈波穆克遂于１８７６年春末決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動机。村里的閒話說，阿洛伊斯是由他所生。寫過青年時*？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茲·耶欽格說，希德勒或許是想通過將阿洛伊斯合法化的辦法，确保他的職業。“如他的父親是個猶太人，這是個很強有力的動机。”）６月６日，他的女婿和另外兩名親戚，稍事旅途后，便到了維特拉鎮，在公證人面前作了假證，偽稱“希德勒的哥哥”——他們將他稱為“希特勒”——曾數次當面對他們說過，并在他死前（１８５７）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遺囑中稱他曾生過一個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他要求將他合法化，并立他為嗣。 “希德勒”被改成“希特勒”，這可能是出于疏忽，但更可能是農民之狡計使然，目的是故意將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与三名親戚一同來到多拉薩姆——阿洛伊斯出生時就在該地登記。在查驗了由三位證人簽署的文件后，年老的教區牧師查閱了該區的婚姻登記冊，并證實，在１８４２年确有一名叫格奧爾格·希德勒的男人与一名叫施克爾格魯勃的姑娘結婚。他于是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記。但是，要么因為遲疑，要么因為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將“不合法”改成“合法”，并將嬰儿姓名“施克爾格魯勃”划掉時卻未將另一個名字補上。在最后一個欄目里，他密密麻麻地寫道：“簽字人證實，本欄所登記為‘父名’的格奧格·希德勒，与簽字人甚熟，据稱，他根据孩子母親的意見，同意接受阿洛伊斯，承認系孩子之父，并希望本區將孩子列入洗禮名冊。” 三名證人的簽字是由牧師代勞的，由三人依次畫押——各自畫了個十字架。 登記冊修改一事，既沒有日期押腳，又沒有簽名，那位牧師會生疑，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他不僅將父名寫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記冊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這套手續從頭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過法庭，否則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認為父親的；第二，做母親的需將事實予以證實。 這件事中，還有一處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對他，不合法之私生子并不十分難堪；在奧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為奇，在遙遠的山區，私生子的出生率高達４０％。在農村，孩子就是命脈；任何一個身強力壯的男人都是受歡迎的。而特別令他難堪的是更改姓名，因為“施克爾格魯勃”業已多少作出了一些成績。 不管出于何种動机，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确曾誘使阿洛伊斯改名〔村里人議論說，老人曾答應更改遺囑，借以規勸他改名。希德勒死后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羅令（當時奧地利之貨幣名，一弗羅令約值兩先令——譯者注）之巨款購買了一農庄，這多少證實了村里人的閒話〕。不管怎樣，他決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确系事關重大。很難想象七千万德國人同聲高呼“施克爾格魯勃万歲！”是個什么樣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們看來，身穿制服、梳著軍式短發，濃眉大眼，留著八字胡，刮得干干淨淨的雙頰旁邊各有一撮濃發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瀟洒無疑了。而他也向姑娘們送秋波。与他的合法父親一樣，他已是一個私生女的父親。他雖然已娶了帝國煙草壟斷公司里一個稽查員的女儿為妻，但對一位喜歡尋花問柳的人來說，這也沒有多大節制作用。畢竟，她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長４歲。 在希皮塔耳村，最誘人的姑娘是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孫女克拉拉·波爾茲爾。她才１６歲，性情溫存，長有一副甜蜜的臉孔。她身材苗條，身高差不多与身材結實的阿洛伊斯相等。她很勻稱，又長著一頭棕色頭發。是出于一見鐘情呢，還是單純出于為病妻找個女佣的愿望，這均無關重要。事實是，他說服了家人，將她帶至布勞瑙。她与阿洛伊斯的家人一同住在客棧內——在那里，阿洛伊斯已与廚房女幫工弗蘭西斯卡·馬佐爾斯伯格（客人稱她“法妮”）有所勾搭。 此种情形是希特勒夫人無法忍受的。她离開了阿洛伊斯，与她合法分居。現在，在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該輪到法妮出台了。她儼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婦的身份出現。她非常明白，一個漂亮的女佣對易動感情的阿洛伊斯說來，具有多大的引誘力。她的第一招就是將克拉拉弄走。兩年后，即１８８２年，法妮產下一男孩——与他的父親一樣，是個私生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于肺癆。他于是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禮是非常及時的——不到兩個月，第二個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這樣，阿洛伊斯終于有了個合法婚生子，盡管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怀的。他還承擔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個男孩的法律責任，而法妮呢，雖然身份已經合法，卻也不見得更加幸福，因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跡象。与她的前任一樣，她也染上了嚴重的肺病，不得不离開布勞瑙，到空气新鮮的鄰近的鄉間去。阿洛伊斯帶著兩個小孩，又住在波馬客棧的頂層，他會求助于漂亮的侄女，這也是合情合理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進波馬客棧。這一次，她是女佣，褓姆和情婦。阿道夫·希特勒未來的母親是個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經常探望法妮，盡力幫她恢复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欣然接受情敵的照料。 １８８４年夏，可怜的法妮生命結束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怀六甲。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為她可照顧他的兩個孩子，而孩子們也是真正喜歡她。但當地的教堂禁止他們結合，原因是，根据那個假證，他父親与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關系。阿洛伊斯向牧師投訴，要求羅馬按特殊情況處理。不到一個月，申請獲准。很明顯，這是因為克拉拉已怀孕的緣故。于是，１８８５年１月７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便在波馬客棧正式結婚。婚禮時在場的有兩個孩子，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還有三個證人：克拉拉的妹妹約翰娜和兩個海關官員。婚禮的一切准備工作都是新女佣做的。由于她把客廳燒得過熱，在整個婚禮過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尋開心。新婚夫婦并沒有過什么蜜月，在簡單地吃了一頓飯后，阿洛伊斯便回海關去了。据克拉拉后來回憶，還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難得的是，盡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檢點，他的業務工作卻未受影響。他依舊是個忠誠老實、辦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雖然在地方上他的名聲不好——在這樣一個小鎮里，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會成為人們飯后茶余的話柄——他還覺得自己實在不錯。在眾多謠傳中有一條是，他的第一個妻子還在世時，他就給她買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婦后，可說是万事如意。論管家，她是個典范；對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們當作親生子女看待。婚后４個月，她便產下一個儿子；不到兩年，她又生了一個女儿和另一個儿子。小儿子出世后几天便夭折。此后不久，另外兩個孩子相繼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這個悲劇是克拉拉難以忍受的。幸運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傾瀉她的母愛，但与丈夫的關系卻很不自然。從一開始她就將他看成是高人一等，而自己從女佣到情婦再到妻子的道路，對希皮塔耳的一個普通姑娘說來又是如此复雜，以致她仍稱丈夫為“叔叔”。 三個孩子的連續夭折，很明顯，影響了她的受孕率，直到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０日第四個孩子才出世（*皇太子魯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自殺身亡）。就血統而論，他是四分之一希特勒，四分之一施克爾格魯勃，四分之一波爾茲爾，四分之一不明。 在洗禮登記冊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后來，克拉拉說，阿道夫是個瘦弱多病的孩子，她老怕失去第四個小孩。但，据她家的女佣回憶說，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潑，發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寵愛自己的孩子，也許寵坏了他。 在波馬客棧，日子過得倒也平靜。做父親的常与朋友相聚，又嗜好養蜂，在這些方面花的時間，比在家的時間更長，但在性生活方面，很明顯，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謹慎多了。女佣對他的印象很好，說他“對人嚴厲，但很好相處”，對下人很体貼。例如，有一天，為了不弄髒剛擦拭干淨的地板，他竟高高興興地脫去靴子。但是，海關新任監察卻認為，阿洛伊斯·希特勒為人冷漠。“他嚴格，說一不二，性情古怪，難以接近……穿上制服得意洋洋，常穿著它照相。” 阿道夫三歲零四個月時，父親又受提拔，全家便遷至巴索。巴索這城不小，在波馬客棧下方，位于河對岸的德國境內，海關督察的辦公室就設在那里。生活在德國的城市里，又与德國孩子們玩耍，這在年輕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滅的痕跡。例如，巴伐利亞南部的方言成了他的母語。他回憶說，它常令他“憶起我的少年時代”。 很長時間希特勒太太未再怀孕。有人說，她為了好好補一補“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直在給他吃奶。直到他快到５歲時，下一個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終于掙脫了母親的管教，几乎完全自由了。因為孩子剛出生，阿洛伊斯的家眷仍舊留在巴索。這樣，５歲的阿道夫便与德國的孩子們東逛西逛，玩個沒完沒了。 這樣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過了一年。１８９５年春，全家遷至哈菲爾德。這是個小村子，座落在林嗣西南約３０英里的地方，他們住的是農舍，座落在占地面積約９英畝的斜坡上。 一個月后，阿道夫滿６周歲，進了一所小學。小學設在弗希拉姆，离家有數英里路程。這樣，阿道夫便又离開了管教*？嚴的母親。入學几星期后，父親退了休。上學本來就受管教，現在，父親的管教又非常嚴格，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父親服務４０年，退隱鄉間后，生活倒也舒适，儼然成了鄉間紳士。 他家的房子雖小，但很漂亮，座落在小斜坡上，几乎被苹果樹、核桃樹所淹沒。屋旁有條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內水清如鏡，終日水聲潺潺。在這樣美好的環境里生活，雖然受到新的管教，阿道夫肯定是快活無比的。鄰近也不乏孩子，并且常來与他作伴。 上學，阿道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得走上一個多小時。 對一個小孩子來說，這路程實在是太嚴峻了。學校的“既破舊又原始”的建筑，被分成兩間教室，一個供男生用，另一個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兩個孩子給校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他回憶，阿道夫“思維敏銳，服從師長，又很活潑。”還有，這兩個孩子的書包“里邊疊得整整齊齊、可說是楷模。” “我的第一個理想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奮斗》——（這是一本自傳，敘述一般都被夸大。）中寫道“野外的玩耍，上學時的長途跋涉，尤其是与那些‘野’孩子們的來往，使我根本在家里呆不住。”即使是在這個年齡，他已能高聲表達自己。不久后，他居然成了“一個小頭目”。 爾后几個月，他在家中的處境變得越來越困難。由于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后的生活變得很沉悶。１８９６年初，另一個孩子保拉出世，使景況更加惡化。一家五個孩子，包括一個只知道哭的在內，擠在一起，或許會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厲害。可以肯定的是，他變得喜歡吵架，容易發火。他的主要目標是小阿洛伊斯。父親与儿子不時拌嘴，因為父親要儿子絕對听話，而儿子又不听父親的。后來，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說，父親常常用“馬鞭無情地鞭打他”。不過，在那個年代的奧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見慣，被認為是于孩子有益的。有一次，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學三天。 曾對這种愛好給予鼓勵的阿洛伊斯，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頓，還“抓住他的頸背，將腦袋往樹上撞，直至他昏了過去”。還有一個說法：雖然他不再如此經常挨打，那個家庭霸主卻“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滾尿流。”据小阿洛伊斯說，甚至連溫順的克拉拉也對它施暴。如屬實，這肯定給阿道夫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 至于年輕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無法忍受哈菲爾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覺得父親虐待了他，后母也對他不聞不問，而且對阿道夫也產生了惡感。“他傲慢專橫，從小就愛發怒，誰的話也不听”，１９４８年他對一個會見的人說——事隔５２年后，他仍耿耿于怀。“我的后母總是袒護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卻又能逃脫懲罰。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會大發雷霆……他沒有朋友，他對誰都不喜歡，冷酷無情。為一點小事，他都會暴跳如雷。” 由于覺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拋棄，小阿洛伊斯步了老子的后塵，于１４歲那年离家出走，在老子的有生之年從未回來過。老子心存報复，將儿子要繼承的遺產減到法律所能允許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老子發泄怒气的主要對象。老子給儿子增加了不少額外負擔，要是阿道夫不能達到要求，就必然會挨揍。几個月后，這位愛嘮叨的鄉紳，不滿現狀，將成了負擔的農場變賣，帶著全家跑到６英里外的朗巴赫過城里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偉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對面的格斯托夫·蘭加納旅館三樓住了半年。由于擺脫了農場瑣事的糾纏，阿道夫的生活變得愉快些了，他在現代學校里的學習成績也很优秀。在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學年的大考中，得了１２個“优”——最高的學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時利用下午時間，跑到修道院的圣歌班學唱歌，指導教師是本哈德·格羅納神父。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橋，上邊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紋徽——最突出的是個卍字。 每到此時，“庄嚴而又燦爛輝煌的教堂里，濃郁的節日*？氛，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方丈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會。奇怪的是，這种愿望居然得到了父親的支持——父親是反教人物。后來，阿道夫對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夫人說過，“還是在孩童時，他最熱切的愿望就是當一名牧師。他常常把廚房女佣的圍裙借來，披在肩上當作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熱心地講起道來。”虔誠的母親當然贊同儿子的這一職業，但阿道夫對教堂事務的興趣產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不久，他在抽煙時給人抓住了。 此時，全家已住在二樓。房子寬敞、舒适，与一家工厂相連。對一個事事愛冒險的男孩子來說，這是個再理想不過的司令部了，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歡的游戲“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各种各樣的場所。在工厂的主人（一對夫婦）看來，阿道夫是個“小流氓”，難得在家，“哪里有事，哪里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帶頭進攻梨樹和搞其它惡作劇。若是回家，“這野孩子”的褲子也總是被撕破，手上、腳上也總是傷痕累累。 對不得安宁的阿洛伊斯來說，朗巴赫的生活就跟鄉間的一樣乏味。于是，１８９９年，他便在林嗣郊區的里昂丁村購買了一座舒适的房屋。這座房子座落在當地墳地的圍牆一邊，雖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寬敞，但其地點卻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里昂丁有居民３０００人，由于緊靠有劇場、戲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樓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气派。另外，當地居民大家都和睦相處。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親管教的主要對象了。 据保拉·希特勒的回憶，是阿道夫“惹我父親發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個不受管教的小流氓，不管父親如何打他，怎樣教訓他，要他熱愛國家的官職，統統都無濟于事。另一方面，我母親又是那樣的愛撫他，想盡量用慈母之心去彌補因父親的粗暴而使他沒有得到的東西。” 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決定离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這個計划，便把阿道夫鎖在樓上。晚間，阿道夫企圖從窗戶的鐵欄間擠身出去。因為夠不著窗戶，便將衣裳脫下。正當他爬向自由時，忽听得父親上樓聲，便連忙退下，用台布遮住赤裸裸的身体。這次，阿洛伊斯并未用鞭打來懲罰他。相反，他放聲大笑，高聲呼叫克拉拉快上樓來看看“這位穿寬袍的孩子”。比起鞭打，這种譏諷傷害阿道夫更深。后來，他私下對漢夫施坦格爾夫人說，他花了”好長時間才總算將這件事忘掉。” 多年后，他對一個秘書說，曾在一本冒險小說中讀到，不怕痛是有勇气的表現。“我于是便下定決心，父親打我時我永不再哭。几天后，我便有了一個考驗我的意志的机會。我母親嚇得跑到門外躲了起來。我呢，則默默地數著屁股上挨了多少棍。”希特勒宣稱，打那天以后，他的父親便從未再碰過他。 雖然年僅１１歲，在阿道夫消瘦的面容上就有些与眾不同的東西。在那年里昂丁小學的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頂排的中央，比同學們高出數英寸。他臉孔朝上，雙手交叉在胸前。他富有造反精神，又驕傲自負；毫無疑問，他是個最聰明的孩子。論功課，他費不了多少力气，同時還發現了另一种才能——他會繪畫。從１９００年３月２６日畫的一幅關于瓦倫斯坦的畫中可看出，他作為畫家的天才又初露鋒芒。在課堂上，他會利用學習時間偷偷作畫。有一次，一個名叫溫伯格的男孩子，見他憑記憶便將“邵姆堡城堡”畫了出來，不禁目瞪口呆。 課間休息或放學后，他仍是同學們的領袖。他住過的地方比大多數同學一生中能去到的地方還多，因此，同學們都將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庫伯及其仿效者德國作家卡爾·梅依的歷險小說（他在拚命閱讀）的啟發和鼓勵。卡爾·梅依從未去過美國，但他寫的關于高貴的印第安人和身強力壯的牛仔的故事，卻在德國和奧地利被一代一代的男孩子們看成是福音。阿道夫對老薩特漢和他的同伙的冒險簡直著了魔。他不厭其煩地帶領同學們演出這些故事，年紀大些的孩子失去熱情后，他便找年紀小些的來演，有時甚至也把女孩子們找來。 大概就在此時，他在兩本描寫１８７０年普法戰爭的雜志里找到了更有意義的刺激。他孜孜不倦地閱讀里邊的文章和插圖。“不久，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計策，便在我內心成為最偉大的經歷”，“打那以后，對凡是与戰爭或因此而從軍有關的東西，我都越來越熱心。”（見《我的奮斗》——這部書，出于政治目的，有時會扭曲事實。） 一年前爆發的波爾戰爭，不但激發了他的日耳曼人的愛國主義，而且也給他提供了玩耍的材料。一小時又一小時，他率領著他的“波爾軍”，与那些不幸要扮演英軍的孩子們進行“激戰”。他經常玩得流連忘返，害得父親要等上一個鐘頭——他原以為阿道夫已去煙舖為自己取煙葉。据溫伯格的回憶，其結果是，在家里受到“熱忱”的歡迎。這些冒險的歲月，也許与希特勒的生涯的形成有關。“樹林和草地”，他寫道，“是在生活里隨時隨地均存在的‘沖突’中決定胜負的戰場。” 那年，６歲的埃德蒙死于麻疹。４個孩子的死亡，几乎使克拉拉難于忍受，而小阿洛伊斯一走，能繼承姓氏的孩子就只有阿道夫一人了。雖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學學業，家庭的悲劇卻又加劇了父子之間的沖突。阿洛伊斯要求的是讓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當公仆的切身体會來啟發儿子。儿子呢，則一心想當畫家，暫時將其革命計划深埋心中。在未与父親爭論的情況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學計划。阿道夫既可進預科學校（是大學預科，重點在對學生進行古典教育），也可進技工學校（著重進行科技教育）。講究實際的阿洛伊斯選了后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為這种學校里也有繪畫課。 离家最近的技工學校是在林嗣。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７日，阿道夫背上綠色的軟背包，首次出發了。由于路途長，有３英里多，他邊走邊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橫臥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對一個生長在農村和小鎮上的孩子來說，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遠處，在高地上，聳立著舉世聞名的昆伯堡，据說尼伯龍根之歌（德國中世紀之敘事詩——譯注）就是在那里創作出來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樓。他沿著陡峭的山坡，彎曲的道路，走進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學校。學校是座四層樓的建筑物，很黑，座落在一條狹窄的街道上。實用而可怕，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辦公樓，而不是一所學校。 從一開始，阿道夫的成績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領袖，不再是最聰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圍的環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學都瞧不起郊區農村來的學生；而他在較小的學校里所得到的關注和重視，在這樣一個大型的學校里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學的合照中，他還是站在頂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見了；代替他的是一個愁眉苦臉的失神的年輕人。 慢慢地，他變得羞怯和沉默，對功課越來越失去興趣。 “我想，我父親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學校無甚么進步，就會讓我去實現我的夢想，不管他喜歡還是不喜歡。”希特勒在《我的奮斗》里作的這一解釋，對其因算術和自然、歷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級，既可說是個借口，也可說是個理由。誹謗他的人就那是因為他天生懶惰，但同樣也可能是對父親進行報复的一种形式，是感情用事問題，或者僅是因為對不合口味的課程不肯下功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變了戰術，成績大有上進。因年紀比同學們大，他又成了領袖。“我們都喜歡他，上課時玩耍時都喜歡他。”約瑟夫·凱普林格說，“他有‘神’。他頭腦并不發熱，比許多人都通情達理。他表現出一种性格的兩個极端，很難統一。他是個安靜的‘狂熱者’。” 散學后，因為阿道夫已學會了套圈，同學們便在他領導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与印第安人”。休息時，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給同學們講波爾戰爭，還把他畫的波爾勇士給他們傳閱，甚至還說他想加入波爾人的隊伍。這次戰爭，在年輕的希特勒心里，喚起了對德國愛國主義的向往。這种感情是大多數男孩子們所共有的。“對我們說來，俾斯麥是我們的民族英雄”，凱普林格回憶說，“贊揚俾斯麥的歌曲，以及許多同類性質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頓所作之奧地利國歌，与德國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題相同。在奧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國的抒情歌曲，私下里彼此問候均是德國的‘万歲！’）。保存一張俾斯麥的畫都是犯罪。雖然私下里老師們覺得我們這些孩子們都是對的，但是，誰要是唱這些歌曲或動搖我們對奧國的忠貞，我們就會受到老師的嚴厲懲罰。”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認真地接受日耳曼主義。這或許是為了背叛他的父親，因為父親是哈斯堡政權的忠實支持者。一次，凱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著陡峭的卡普津納大街走去。到了山頂，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腳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國人）”，他直言不諱地說，“你的頭發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驕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頭發（据凱普林格說）是淡棕色的。 此時，德國神話中的英雄人物業已令他著迷。年方１２歲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劇院觀看瓦格納的歌劇《羅安格林》（德國傳說中之一圣杯武士——譯注）。該劇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劇本身的音樂，“立刻使他入迷。”劇中激動人心的台詞——例如亨利王對武士說的那段話——首次喚醒了他內心种族和民族主義感情的沖動： 讓帝國之敵立刻出現， 我們准備好短兵相見。 從東部沙漠到平原， 敵不敢蠢動分毫。 德國地靠德國刀， 帝國威力不動搖！ 這一次，他成功地結束了學業，課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績和勤奮程度還得了“良”和”优”。然而到二年級，他几乎從學期一開始便赶不上，數學再次不及格，勤奮程度也降為”中”。到圣誕假期結束時，家禍掩蓋了在學校里的危机。 １９０３年１月３日与往常一樣，阿洛伊斯一早便离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樓。他剛在桌旁坐定，便說身体不舒服。片刻后，他便与世長辭——死于胸膜出血。 兩天后，他便在离希特勒家不遠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鑲的是這位前海關官員的橢圓形的遺像——目光堅定地向前。林嗣《每日郵報》稱頌死者的訃聞中說：“他偶爾發出的鋒利的言辭，并不能抹煞其隱藏在粗魯外表后的熱心。他歷來是法律与秩序的得力維護者，他見識廣博，對事物之見解，歷屬權威。” 与人們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遺給家人的并不是貧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時，他領取的養老金是２４２０克朗。這個數字比一個小學校長所領到的要高。他的遺孀所得的，除半數養老金外，外加約等于年養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貼，一次付清。此外，每個孩子每年可領到２４０克朗，直至“滿２４歲，或得以自立，視何种情況為先”時止。 小屋里最大的變化是緊張气氛消失了。當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獨裁的陰影已一去不复回。快滿１４歲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關于儿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執行丈夫的遺訓，但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說，這對阿道夫的夢想，并沒有什么威懾力量。不管誰何時問他將來干什么，他的回答總是一樣：“偉大的畫家。” 為了避免每天長途跋涉，在春季學期開始時，阿道夫獲准在林嗣寄宿。這樣，母親僅有一點的微弱影響也縮小了。在林嗣，他与其他５個孩子一起寄宿在一個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家里。在這里，他變得彬彬有禮，不只是對房東老太太，就是對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環境的變化雖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績，卻也給了他較多的繪畫和讀書的時間。据塞琪拉太太反映，他常在晚間用功，耗去的蜡燭無數。一次，她發現他彎著腰看地圖，還用有色鉛筆在畫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么名堂呀？”她問。他簡短地答道：“研究地圖。” 散漫的學年結束了，阿道夫的數學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補考及格，否則阿道夫要留級一年。這給家庭帶來了暫時的陰影，不過，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請，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車前往鄉下時，帶有兩只老式大木箱，里面盛滿了衣服和盤子。到威特拉火車站迎接他們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東·施密特——他用牛車將希特勒一家拉至希皮塔耳這個小村。這是個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作伴，又獲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脫了田間的操作，偶爾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們一同玩耍。一次，他給他們糊了個風箏，“尾巴長長的，五顏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紙糊的”，放起來，“飄在空中，漂亮极了。”然而，他花在讀書和畫畫上的時間更多。 這兩項追求業已表明，他是個与眾不同的少年；他宁愿在自己的夢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呆在孩子們的屋里。每在此時，表妹瑪麗亞·施密特回憶說，“他便在室內來回踱步，或在那里畫個不停。若是受到打扰，他便生气。他把我推出門外。我要是在外邊哭，他就叫他母親給我一點糖或什么的。我們常拿阿道夫·希特勒開心。他在里邊，我們就往窗戶上扔東西，這時他就會跑出來追赶我們。” 回到里昂丁后不久，家里又發生了變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樂趣，愛笑”的安吉拉与林嗣城里的稅務員里奧·拉波爾結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歡里奧，說他又喝酒又賭博，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之所以反對新婚的姐夫，是因為姐夫完全不同意把畫畫當作職業。 阿道夫補考是及格了，但還在為升三年級做准備工作。對他，最困難的課程是法語。事隔多年后，他還對學法語進行譴責，說“完全是浪費時間”。法語老師休謨教授對于年輕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憶說，“他缺乏自我修養，是個有名的好斗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顯然，他功課赶不上。另外，他也很懶，否則，其他那份天才，成績會好得多。在繪畫方面，他的風格是流暢的；科學課程他也學得不錯。但是，他對艱苦工作的熱情頃刻便煙消云散了。”休謨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師和班級顧問，所以，他對阿道夫的興趣決非一時。“若受到規勸或斥責，阿道夫便暗怀敵意。与此同時，他又要同學們對他盲從，自作領導，還肆無忌憚地搞惡作劇，當然，這些戲謔行為無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見慣。”然而，這位“面黃肌瘦”的青年卻也有使休謨教授高興的東西，而他也盡力去引導阿道夫。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無濟于事。雖則年輕，阿道夫已經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進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縮了回去。 歷史老師里奧波德·波希也在內向的阿道夫腦中留下了印象。在講解古代條頓人的歷史時（老師使用了彩色幻燈片），阿道夫簡直給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寫道，“即使在今天，一想到這灰白發老人，我還怀有友善的感情。他講課時所帶的熾烈感情，有時竟使我們忘卻了現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將我們帶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數千年迷茫的歷史面紗，結成牢固的歷史事實，灌進活生生的現實。每當出現這些時刻，我們端坐在那里，常常熱血沸騰，有時甚至感動得流淚。” 然而，一到課余，經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卻是沉悶。到１９０４年春，學校生活已變得枯燥無味。同年５月，在圣神降臨節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堅信禮。這同樣令他厭煩。在埃瑪努爾·盧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沒有一個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臉色陰沉、坐立不安。他的話几乎要我去拽才能說出來……他對堅信禮的整個過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极勉強的情況下才行完堅信禮的。”行堅信禮的人群一回到里昂丁，阿道夫馬上便找他的游伴去了。接著，盧加特太太回憶說，“他們便在屋前屋后跑來跑去，玩什么‘紅印第安人’——鬧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補考剛及格——有個條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學校念最后一年級。最近的一所中學在斯狄爾，离家約２５英里。阿道夫再次被迫离家。希特勒太太陪著１５歲的儿子，一同到斯狄爾，在西希尼家給他找了一間小屋。從一開始阿道夫就不高興。他討厭這個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樣的令人惡心。“我經常在窗口練習射老鼠”。 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繪畫上的時間要比花在功課上的時間多得多。結果，第一學期的成績就很差。他的体操課得了個“优”，繪畫得了個“良”。他最喜歡的兩門課程歷史和地理，只得了個“中”，數學和德文不及格。逃學，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學，他脖子上圍了一條大圍脖，偽稱嗓子坏了。結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參觀臨近的一個小鎮時，他在留言簿上寫下了一首詩，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個字無法辨認： （一）人們端坐在空气充足的室內， 啤酒、葡萄酒，盡情歡飲， 吃呀、喝呀，放縱無度， （Ｘ）后全都醉臥地板。 （二）他們登上高山， （Ｘ）驕傲的面孔， 一個筋斗翻下山來， 連站都站不穩。 （三）回家了，他們板著面孔， 時間呀，全部忘記， 老婆（Ｘ）了，（可怜的？）人呀， 竟用鞭打醫治傷口。 他還畫了一張漫畫，畫的是一個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個胸脯飽滿的女人。這幅畫，連同那首詩，是相當出色的，因為它們系出自一個１５歲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寫進留言簿〕。 盡管如此，他的分數后來還是有所上升。學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來補考，就准予畢業。１９０５年７月的一天，天气悶熱，阿道夫把這個好消息（相對而言）告訴了母親。在此之前，她已將里昂丁的農庄賣掉——這是個多么混亂、多么不幸的地方呀——搬進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漢波爾德大街３１號。這是一座陰暗的樓房，他在里邊租了一套房子。离開時刻關心和保護他的母親，一年后，阿道夫在外表上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已不再是一個孩子，而是個頭發蓬亂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見。他已是個面帶夢想般的表情、舉止頗浪漫的波希米亞人了。在斯狄爾的一個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學，把他的這一切用鋼筆畫了下來。這幅畫滿可稱之為“畫家青年時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簡直把儿子當成英雄，母子二人的關系又變得那樣親密。不久，他們又帶著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這里，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這一病，母子的關系更加親近了。阿道夫雖然被“放逐”至斯狄爾，這個夏天出了一點問題，但是對母子二人來說，這個假期肯定還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离開鄉下時，阿道夫的身体已經康复，可以回斯狄爾參加９月１６日舉行的補考了。他補考及格了。當晚，他与几個志同道合的同學，秘密地開了個小酒會，以示慶祝。結果，阿道夫喝得爛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淨。”他只記得，凌晨有個送牛奶的人把他從公路上叫醒。 他將永遠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盡管拿到了證明，但希特勒卻無法應付畢業考試。事實上，一想到去技術學校繼續學習，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為借口——“猛然間，疾病前來幫忙”——說服了克拉拉，不讓他繼續求學。后來，誹謗者攻擊說，關于身体不好的問題，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撒了謊，但保拉卻證實，他确實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時代的一個朋友記得，“他咳得很厲害，又患鼻膜炎，特別是在潮濕和下霧的日子，咳得更凶。”有個鄰居也證實，“他身体很坏，因為肺有問題，不得不輟學。肺不好，后來還咳血。” 由于不再有父親或學校來管教，這位１６歲的年輕人便成了一個自由自在、到處游逛、藐視權威的人物。他過的是一個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饑似渴地看書、速寫，本里畫滿了各种畫。他上博物館，進劇場，還去蜡人館。有一次，他在火車站附近看了一場電影，使他的道德觀念大受震惊（“多可怕的電影！”）。他再也不尋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儿戲的領袖。 他獨自在林嗣街道閒逛，但并不感到孤單，未來的夢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攪動。他已討厭与人交往。１９０５年深秋，他終于遇上了一個可以容忍的人——奧古斯特·庫比席克。庫比席克是個裝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為世界著名的音樂家。他已會拉小提琴和大提琴，還會吹小號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樂學校學習樂理。一天晚上，兩人在劇院里見了面。庫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語，穿著考究。“他臉色蒼白，骨瘦如柴，与我的年齡相差無几，隨著演出的進展，他眉飛色舞。”庫比席克本人則外表銳敏，寬額，頭發卷曲，好像注定要當藝術家。 阿道夫和庫斯特爾（希特勒不稱他新結交的朋友“奧古斯特”）几乎每晚都雙雙上劇場。若不看戲，兩人便沿蘭德大街閒走。每逢此時，阿道夫手中總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庫比席克鼓足勇气，問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當然沒有”，阿道夫粗魯地回答說。“糊口的工作”是不适合他干的。 因為希特勒不喜歡談論自己，他們談的多是音樂和藝術。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筆記本，向庫比席克朗誦了他剛寫好的一首詩，隨后又將几幅畫和設計稿交給他看，承認自己想當畫家。在這個年齡便有這种決心，這使庫比席克印象不淺（“看到如此閃光的東西，我大為興奮”）。打那以后，他几乎把希特勒當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后來對希特勒的回憶雖常常夸大其詞，有時甚至臆造，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深刻了解年輕時的希特勒。 雖然兩人具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性格卻截然相反。庫比席克自認為是“善于适應環境，時刻愿意作出讓步”；希特勒呢，則是“非常暴躁，高談闊論”。然而，性格上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友誼。庫比席克善于傾听，甘心扮演被動的角色，“因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么需要我。”庫比席克的熱心傾听，令阿道夫感到溫暖。于是，他便常常高談闊論，“且打著生動的手勢，完全是講給我听。”這些高談闊論，通常是在田間散步，或穿過渺無人蹤的山路時發表的。它使庫比席克覺得，這簡直像是火山爆發，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我只能張口結舌，一動不動，連鼓掌都忘記了。”過了好久，庫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并非在演戲，而是“万分認真”。他還發現，希特勒只允許你同意，不允許你反對。庫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談的內容。因此，庫比席克時時都表示贊同。 在這個時期，他倆常到圖姆萊頓維克去。在那里，阿道夫或讀書，或畫速寫，或畫水彩畫。有時，倆人也會到多瑙河岸邊的石階上去閒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會傾吐他的希望和計划，甚至想入非非。當然，這也不是單方面的。 阿道夫非常清楚庫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他既過他的生活也過我的生活。” 阿道夫過的雖然是一個波希米亞花花公子的無憂無慮的生活，但他的住所卻相當簡陋。漢波爾德大街三樓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點，本來是滿舒服的。廚房只有一扇窗戶，朝院子開。廚房雖小，但頗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廳里，那里挂有一幅阿洛伊斯這位傲慢公仆的畫像。第三個房間并不比洗手間大，由阿道夫住著。与先前的家不同，現在的這個家很安靜，一家人和睦相處。實際上，這個家是為阿道夫這位少爺安設的。每逢圣誕節，阿道夫送給母親的禮物總是一張戲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輕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蘇醒，將來注定要成名。親朋曾建議讓阿道夫學點實用的手藝，以便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克拉拉的拒絕。 １９０６年春，阿道夫的夢想之一實現了：母親允許他去維也納這個藝術、音樂和建筑學的圣地。在這個古老而羅曼蒂克的城市里，他游玩了整整一個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約翰和約翰娜·普林斯家里）。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与庫比席克有書信往來。“明天我要去看歌劇《崔斯坦》（瓦格納于１８５９年創作的一部歌劇，于１８６５年首次演出——譯注），后天看《飛翔的荷蘭人》等”，５月７日他在一張明信片上這樣寫道：“盡管這里的一切都很美好，我還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國立劇場。”同一天，他發出的第二張明信片里，描述了皇家歌劇院的情況，認為里面的設施平平。“只有當巨大的聲浪滾過大廳，當風的呼嘯聲被可怕的聲浪吞沒時，人們才感到崇高，才忘卻廳內之金碧輝煌和綾羅綢緞之滿溢。”這些話典型地代表了這個正在萌芽的畫家——語法不通，卻混雜著富有詩意的想像：浮華，但敏感。 回到林嗣后，阿道夫更是專心致志于繪畫与建筑。他堅持要庫斯特爾同操此業，庫比席克不從，但阿道夫終于說服了他，与之合伙購買１０克朗國家發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絕地講述應如何使用賺來的錢。他說，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樓，將二樓全部租下，兩人各占一間，距离要遠，這樣，庫比席克的音樂聲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間由阿道夫本人裝飾，牆畫由他來畫，家具亦由他設計。他還夢想將他們的房子變成業余藝術愛好者的大本營。“在那里，我們可以學音樂，搞研究和讀書，但最重要的還是學習；德國藝術領域寬廣，我的朋友說，怎么也研究不完。”還有一條規定，此規定雖令人高興，卻也泄露了天机：“這個家應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姑娘來掌管，由她當‘城主之妻’。這位姑娘必須性格文靜，以防惹來某些不受我們歡迎的奢望或意圖。”這個幻想，与大多數幻想一樣，在現實中成了泡影：他們的彩票并未中獎。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過了一個夏天，未發生什么大事，高潮也不過是他給施密特家的孩子們買了個幻燈而已。從鄉下回來后，他依舊過著一個萌芽畫家和幻想家的生活。１０月初，他開始學鋼琴由庫比席克的老師執教。保拉回憶說，“母親給他買了一架海茲曼牌的大鋼琴，他在鋼琴前一坐就是几個小時。”有這樣一個孩子，花錢再多也不為多。大概就在此時，希特勒在庫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惊的新鮮事。此事發生在他們首次觀看《黎恩濟》時。主角是羅馬的保護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產生了奇怪的后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划腳地批評演員或音樂。這晚呢，他不但啥也沒說，反而“用一种奇怪的，甚至是敵對的目光”，把庫比席克盯得啞口無言。希特勒臉色比平常更慘白，他豎起衣領，一聲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時值１１月，天气寒冷。他“臉色陰惡”，領著他那摸不著頭腦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頂。突然，他緊緊抓住庫比席克的雙手，雙眼“激動得狂熱”。他說話時聲音沙啞。庫比席克覺得，他的朋友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完全是欣喜若狂。盡管沒有听他說劇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樣，他利用幻想力將主角黎恩濟變成了自己的雄心壯志的楷模。”那時庫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標是要當個畫家或建筑師。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個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負重任，終有一天，人民將會將此重任賦予他”——人民向他呼喚，要他領導他們去取得自由。這幕情景可能是庫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确實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當他們下山返回庫比席克的住地時，已是凌晨三時了。兩人庄嚴地握別后，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獨自呆一會儿”。他們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經歷的受益者——但持有怀疑。保拉回憶，“他常用抑揚頓挫的語調給我們講歷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發生后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這時起，他覺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１８２１—１８８１，俄國小說家——譯注）的主人公一樣，心靈受到創傷和遭人唾棄。他甚至能從“青春”中步入人世。鋼琴課只上了４個月便停了。庫比席克認為，這是因為“乏味、單調的手指動作一點儿也不适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健康惡劣使然。 １９０７年１月１４日，即阿道夫停止學鋼琴之前兩星期，他母親去看了愛德華·布洛克醫生——是位猶太醫生，在當地有“窮人的醫生”之稱。她鎮靜地告訴醫生，她胸痛，一晚一晚地不能成眠。診斷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長有一大腫瘤”。 布洛克醫生并未告訴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醫生將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們的母親“重病纏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術。阿道夫的反應使醫生甚為感動。“他那長長的蜡黃臉歪了。雙眼滾出了淚珠。他問，他母親沒有辦法了嗎？只有在那時，我才意識到他們母子間的愛是何等的深。” 全家決定冒險讓克拉拉開刀。１月１７日，克拉拉·希特勒進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醫院”。次日，卡爾·烏爾班醫生為她切除了一個乳房。此時，約翰娜嬸嬸——駝背，易怒，但隨叫隨到——從希皮塔耳赶來為孩子們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里，３克朗一天，休養了１９天。論較舒适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評价錢，而是為了省錢——這是她的特點。由于漢波爾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樓梯，而克拉拉爬樓梯又有困難，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遷至多瑙河彼岸的烏爾法爾郊區布魯登加斯９號。新住居是石塊砌的屋子，外觀引人。他們住在二樓，共三間。這里很安靜、舒适。只要坐上電車，跨過大橋，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歡出沒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樁心事：他墜入了情网。一直到此時，他与姑娘們的關系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說，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里与一個擠奶的姑娘邂逅。當這位姑娘表示愿意再深一步時，他卻調頭跑了，還打翻了一桶鮮牛奶。當他与庫比席克在蘭德大街散步時，他們碰上一個“外表庄重，身材苗條的高個子”姑娘，她有一頭漂亮的濃發，梳成發髻；她是個年輕的“瓦爾基里”（北歐神話中奧丁神之婢女——譯注）。阿道夫激動地抓著同伴的胳膊，堅定地說：“我告訴你，我愛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烏法爾。 他為她寫了許多情詩，其中有一首叫《獻給愛人的歌》，阿道夫還將這首詩給忠誠的庫斯特爾朗誦過。他承認，他從未与她說過話，但，“用不著說一句話，一切都會清楚的。”希特勒說，他們是美妙的一對，彼此靠眉目就可傳情。“這些事是無法解釋的”，他說。”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庫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無時不在的母親作自我介紹，但希特勒拒絕這樣做。他說，若自我介紹，必然要介紹自己的職業，而他還不是個職業畫家。另外，他還在埋頭研究挪威和德國神話；他發現，神話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對性的概念或許是浪漫化的、騎士般的。沒有必要向這位年輕的品格飛（德國傳說中的英雄——譯注）作平淡無奇的介紹！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敗，他將趁庫比席克与她母親談話之机，將她綁架！ 斯特芬妮繼續對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气（此時，她即將与一個中尉訂婚。多年后，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愛過她，肯定會覺得万分惊奇的）。在失望之余，他立誓不再受這番罪。“我要將此事結束！”他決定跳河，從橋上跳進多瑙河——不過，斯特芬妮要与他一起殉情。他訂出了一個詳盡的計划，包括大家應說些什么話在內。庫比席克應作為這個悲劇的見證人。 這個愛情事件是与一個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沖動的年輕人相稱的。成功將導致他們結合，而以繪畫為職業的幻想也將告終；失敗，則會增加又喜又痛苦的幻想。由于有更要緊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背景。阿道夫的創作欲已從繪畫轉入建筑。他雖然仍孜孜不倦地畫水彩畫，但他的作品——雖顯示出某些天才——卻不能滿足沸騰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阿道夫從未認真作畫”，庫比席克說。“他具有更嚴肅的愿望，作畫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愛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筑設計卻表現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創作欲和明确的條理性。受理想之驅使，他居然要改變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邊稱贊其某些特點，一邊又在評頭論足。為了改良該教堂，他竟將它重新設計，一鼓作品地畫了又畫。“他把一切都獻給了他想象中的建筑物，完全被它迷住了。”當他与他的唯一听眾一起逛街時，希特勒常常指出街頭建筑必須改變之處，并詳細闡述應如何修改。市政大樓不夠威武雄壯，他便想用一座現代化的雄偉建筑予以代替。城堡太難看了，他要重新設計，以恢复它原來的壯觀。新建的博物館确令他興奮，回來后還一再夸獎用大理石砌成的橫飾帶——它們描畫了某些歷史場面。即使是這些，他都認為應該改掉——他要將它的長度增加一倍，使它成為全歐最長者。 他建造新火車站的計划，反映了他對市政規划的熱情。由于林嗣在不斷擴大，他要拆除既難看又妨礙交通的鐵軌，把車站建于城沿，將鐵軌深埋地下。公園必須擴建至舊火車站。 他的想象力是無邊無際的。他計划將鐵路通至里茲頓維克的頂端，在那里，他要建造一個寬敞的旅館和一座高達３００英尺的鐵塔，鐵塔又需俯瞰架設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橋梁。 他的生活几乎与眾隔离。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呆在屋子里，或看書，或畫畫，或搞設計。樓下的鄰居是郵政局長的老婆，她常見希特勒于傍晚６時后外出，在与庫比席克閒逛回來后，他又在起居室內不停地踱步至凌晨。 一天，她丈夫建議他步入郵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說，終有一天他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畫家。“當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徑和人事關系時，他只簡短地回答：“馬卡特和盧本斯發跡前也很貧寒。’” 阿道夫生性好動。林嗣再也沒什么可以給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別是維也納。他設法想使母親相信，他能進入美術學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們的監護人約瑟夫·梅洛福的勸說和逼迫。兩人均堅持說，現在該是孩子選擇一個像樣的職業的時候了。梅洛福甚至還找到一個愿意收阿道夫為徒的面包師。 然而，克拉拉又無法拒絕儿子的熱切請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許從“奧地利抵押銀行”中取出約７００克朗的繼承財產。 這筆款項夠他在維也納花費一年，包括支付美術學院的費用。 阿道夫的胜利卻又受到母親身体狀況惡化的影響，所以，他恐怕是帶著悔恨、內疚而又興奮的心情离家出走的。美術學院的入學考試將在１０月上旬舉行，如他現在不去維也納，他的職業又得后推一年。１９０７年深秋的一個早晨，庫比席克出現在布魯登加斯９號。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連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濕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樓梯并抬上電車的。 在他第一次去維也納時，他曾不斷給庫比席克寄明信片。這次呢，人走了１０天卻連一個字也沒有。庫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車禍，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決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見庫比席克，她劈頭就問：“阿道夫有消息嗎？”她的臉更顯得飽經風霜，眼睛缺乏生气，說話更是有气無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隨他而去。變成了一個“蒼老而病魔纏身”的老婆。她又開始嘮叨他曾多次听過的惋惜之詞：阿道夫為何不選擇一個适當的職業？靠畫畫或寫故事，他是掙不來什么錢的。他為何要把繼承得來的財產浪費在“無謂的維也納之行”上？為什么對撫養小保拉他一星半點責任都不負？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２９號二層樓，靠近維斯巴諾夫，房東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蘭婦人。入學考試前阿道夫滿怀信心，結果卻令他大為震惊：“應試畫作不能令人滿意。”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當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釋時，校長對他說，他的畫“表明，或不适宜于繪畫、或能力很明顯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頭喪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庫比席克早就猜中過的——他的畫不外乎是業余愛好之作，他的真正命運是當一名建筑師。前途之困難又似乎無法克服；進建筑學院需要建筑學校的畢業文憑，而進入建筑學校又要普通中學的畢業證書。他有決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難又令他沮喪。于是，在爾后的几星期內，他的生活毫無目的，只關在小屋內看書；晚間則去看戲，或在街頭轉來轉去，欣賞街頭建筑。 在烏法爾，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郵電局長太太連忙飛書阿道夫。他急忙赶回。１０月２２日，他再訪布洛克醫生。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醫生說，必須采取激烈的治療手段。克拉拉的手術似乎已為時過晚。“病毒已轉移至肋膜。”布洛克醫生繼續說，治療的方法不僅危險——傷口需上大劑量的碘酒——而且花錢也极多。阿道夫對花錢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醫生支付碘酒錢，治療費則隨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現在家里，使庫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臉色慘白，雙目無光。在向庫比席克說明何以從維也納回來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罵做醫生的。他們怎敢說他母親已不可救藥？只不過是他們無能罷了！他說，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親，因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馬上就要生第二個孩子了。庫比席克對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覺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時間內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貫注”在母親的病体上了。 到１１月６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過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將紗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惡心的、久久不散的“醫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將它疊好，敷在傷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時疼痛難忍；一旦它進入內髒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嚨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為任何液体嘗來都像毒藥。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親，還要与郵電局長的老婆、保拉和約翰娜嬸嬸分擔家務。克拉拉被安置在廚房里。因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櫥已被抬走，換上了一張臥榻。阿道夫就睡在這里，以便隨時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還要幫忙做飯；希特勒太太驕傲地對庫比席克說，她的胃口從未這么好過。一說到這些，她的蒼白的臉便泛起血色。“儿子回來后的快樂，以及儿子對她的無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飽經風霜的、毫無笑容的臉大大改觀。” 在此后寒冷而潮濕的日子里，庫比席克簡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變化。“沒有一句粗話，沒有一點怨言，不再粗暴地堅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為母親活著”，甚至接管了家庭，當了家長。保拉在校成績不好，他就會斥責她；一天，他讓她發誓，日后要做個勤奮好學的學生。希特勒的這些非其本人的表現使庫比席克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許想在母親面前有所表現，以表明他對自己的缺點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來，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醫生回憶說，“不屈不撓，毫無怨言。但，這卻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親臉上痛苦的表情，他臉上也很痛苦。”１２月２０日晚間，庫比席克發現希特勒太太靠著阿道夫坐在床上以減輕痛苦，她嘴唇緊閉，雙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個手勢，讓他离開。他剛要走，克拉拉便小聲對庫比席克說：“庫斯特爾。”通常她是叫他庫斯特爾先生的。“我不在時，繼續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沒別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顯，她的末日已經來臨，但全家決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醫生。因他已無法幫助克拉拉了。１２月２１日凌晨——据希特勒說，是在點燃的圣誕樹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靜地离開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醫生叫到家里，以簽署死亡證書。他發現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臉色慘白。在一本速寫本上畫有一張克拉拉的像，這算是最后的記憶。為了減輕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醫生說，在這种情況下“才是救星”。但此話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個生涯中”，曾經目擊過許許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醫生回憶說，“我從未見過有誰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悲痛的。”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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