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無論是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女人，失足都是不能原諒的。因為，首先前來的冒險者可將他們打翻在地，并占有他們。” ——卡爾·馬克思 翌晨，戈培爾太太給希特勒送來了鮮花。那時，他在旅館的房間內，憑窗眺望。他慢慢轉過身來，“以庄重的姿態”接過花束。“這是第一束鮮花，你是第一個向我道賀的女人。”他喃喃地說——据她的說法。沉默片刻后，他好像繼續在自言自語，“現在，人們應該明白我為何不當副總理了。很長時間，連我的党員都不了解我呀！”好一陣沉默后，她朝門邊走去。“是的”，她听見他在輕輕地說，“我得獨自呆些時候。” 他把發生的事情看成是命運使然，是沿著早已划好的道路邁出的又一步。然而，那些賦予他權力的人們卻認為，他不外乎是受他們作弄的對象。例如，巴本就曾對他圈子里的人吹噓：“他是我們雇來的。”然后他又對愛吹毛求疵的朋友說：“你要什么？興登堡信任我。用不了兩個月，我們就能把希特勒遠遠擠進角落，讓他去吱吱呀呀叫喚！” 由巴本所代表的容克，認為他們已收買了一個獨裁政權，但希特勒卻無意當他們的傀儡。他立即著手為獨裁奠定基礎。首先，他將中央党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和要求一筆勾消。他說，因為与該党的談判已經失敗，新的選舉便很必要了。接著，通過巴本，他說服了興登堡將國會解散。 最初的步驟有何意義，這很少有人明白。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的社論并未預見到革命性的變更。畢竟，在希特勒內閣中不過是多了兩名納粹分子罷了——戈林与弗蘭克。“從內閣的組成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較大的限制”，當日的《法蘭克福報》傲慢地說——４８小時后它又評論道，“很明顯，政府是圍著休根堡轉，不是圍著總理轉。”甚至連社會民主党人也不吃惊——人們廣泛地相信，希特勒不可能在國會內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數并從而改變魏瑪憲法。 《紐約時報》也抱類似觀點：“內閣的組成并不為希特勒先生留有余地，他不能為其獨裁野心歡欣鼓舞。”英國大使報告說：“總的看來，報界對希特勒出任總理一事，保持合情合理的冷靜”，而“公眾對這一消息反應冷漠”。 正當這些觀察家向世界保證希特勒無能時，他卻在２月１日向選民發表的廣播講話中，在一連串鼓舞人心卻又保守的詞句后面，隱藏其革命意圖。他明确宣布，他只想恢复過去的舊美德。對他之處置猶太人的計划，他閉口不談。實際上，凡會傷害或嚇住一般公民的東西，他都只字不提。 在希特勒發表廣播演說過程中，美國駐柏林的臨時代辦正与一個人共進晚餐，此人是曾協助希特勒上台的帝國銀行的總裁赫加爾瑪·沙希特，是有能力讓人當國王的人物之一。 他透露，他是希特勒朝里的金融和經濟顧問；他向這位美國人保證，納粹“并無實行他們著名的煽動性改革的企圖”，所以，“所有大商家都對新政權表示同情。” 最后一語雖屬言過其實，但是，沒有工業家和軍方的支持，希特勒是當不上總理的。軍官團的人多數同意卡爾·多尼茨（海軍中正在起步青云者）的看法，即這不過是在希特勒和赤色分子之間所作的一种選擇罷了。 軍方之所以支持希特勒，与工業家們一樣，是有其自己的打算的。這希特勒也清楚。他對將軍們的評价并不高。“我當總理前”，多年后他承認，“我認為總參謀部像一條猛犬，必須緊緊抓住它，因為它威脅著所有的人。”時至今日，他与將軍們打交道的經歷都是不愉快的。在慕尼黑時，洛索夫“出賣了”他；施萊徹爾則极力阻撓他當總理。現在，既然掌了權，他就得下決心与軍方講和，并利用他們為德國的振興效力。 在出任總理后的第４天晚上，他采取了第一個步驟：他應邀到馮·哈麥·施坦因將軍家里進晚餐（將軍曾公開蔑視納粹）。這次晚宴是新任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安排的，目的在于將元首推荐給軍方領導人。晚宴后，他起身發表講話。在這些人物面前，開始時他有點拘謹。他談到了國家正面臨著的災難性的經濟問題。他的答案并不是擴大出口，因為全球均生產過剩，而德國先前的客戶均已發展起了自己的市場。他的結論是，失業和經濟衰退將繼續下去，直到德國恢复了*？先前的世界地位時為止。 室內，人們听得津津有味。這种解決辦法是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希望的。希特勒繼而說，和平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像癌一樣在生長的民主”，必須鏟除。德國要振興，重新武裝實為首；祖國一旦重新复興，就“必須征服東部的土地，并無情地將它日耳曼化。”為了不因其為未來制訂的藍圖而產生恐慌，希特勒向其听眾保證，他們無需為其國內外政策操心。他不會動用軍隊去對付國內的騷亂；在今后几年內，軍隊應致力于“實現其主要目標，好好訓練，在遭受侵略時保衛祖國”。關于沖鋒隊，他再次保證，只有軍隊“才允許攜帶武器，其建制不予改變”。 海軍元帥埃里希·雷德爾對希特勒的印良象好，認為其他在座者的感覺也相同。然而，瓦爾納·馮·弗立契將軍和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將軍，卻懼怕侵略一說，而里特·馮·李勃將軍則認為，希特勒試圖賄賂他們。“商人的貨物要是好”，后來他諷刺說，“就無需像市儈那樣大聲兜售。” 反應雖不一，希特勒卻爭取到了一批新的追隨者。那些希望將新政府變為軍事專政以作為恢复君主政体之第一步的人們，已准備批准國社党的改革；許多帶恐懼心理的人們，出于對馮·興登堡元帥的尊敬，也傾向于听之任之。 希特勒動用了他曾鄙視過的、憲法所賦予的緊急權力，強行通過了一項法令（“目的在于保護德國人民”），對政治集會和報紙加以控制。無論是巴本還是其他閣僚，均未對希特勒的條文提出抗議。在此一致意見面前，興登堡只好屈服，簽署了這項法令。不久，另一道緊急法令也被通過了——用起自己的人選代替了普魯士政權。人們雖有抗議，但希特勒的回答卻又是合乎情理的——新任普魯士總理巴本，定能拿住新任內政部長戈林——但，事實是，希特勒已完成了走向獨裁的第二個步驟。 德國出現了新貴。漢堡區總裁是新概念的產物，是中下層階級中一夜之間便飛黃騰達的數以千計的人物之一。教師、律師和商人也成了領導人。如此眾多家境清寒的人們在政治上飛黃騰達，先前是從未有過的，他們都是老納粹戰士，由于對希特勒和党忠心耿耿，現在可分到了紅息。 像希特勒那樣，把自己看成是元首，為取得領導權充分作好准備的總理，在德國，也許未曾有過。對納粹党，話卻不能這樣說了。是靠了他之磁性般的吸引力以及實現其權力和地位的夢想，党才得以維持的。不錯，新貴們确曾按當地水准進行了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這是由于保守派的自命不凡，自由派和左派的混亂使然。 正當普通党員在笨拙地組織村鎮城市和省的机构時，他們的元首卻在建立對于被擊敗的對手的權威。在陌生人面前，他很謙虛，甚至有點儿狼狽。起初，許多人對此誤認為是軟弱。然而，過了不久，他便占了那些低估他的人們的上風。“在內閣會議上”，曾當過羅德茲研究學者的財政部長盧茨·施威靈·馮·克洛西格特公爵回憶說，“人們不能不承認并欽佩其品格。他能爐火純青地左右所有的討論：他的記憶絕對准确，能最确切地回答討論中提出來的最遙遠的問題；在討論時專心致志；頭腦清晰，能將最复雜的問題變為一個簡單的——有時是太簡單的公式；有能將冗長的辯論結果扼要地予以綜合的技巧；以及從新的角度去考察某個眾所周知的、經長期討論而無結果的問題的聰明才智。” 施威靈·馮·克洛西格特和其他政府官員從未碰到過如此強悍的人，他們會對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這是不足為怪的。當月的《觀察畫報》刊登了一幅漫畫，對他之在權貴中出人頭地作了描述。他已不再是衣著不整，身披滿是皺褶的軍大衣、手持鞭子的人物了。他微笑著，顯得信心百倍，身上穿著質地优良、剪裁合身的軟大衣——他成了洋溢著信心的偶像。 盡管個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權６個星期后，褐色革命的命運依然是個問號。普魯士政府被緊急解散，在其他州內引起了嚴重的關切。２月中旬，戈林對普魯士警察進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隊，“不惜一切代价，取締与沖鋒隊、党衛國和國防軍有敵對情緒的任何事物。因為這些組織里有著對國家最具有建設性的人們……警察的職責是要協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宣傳。”接著，他又發表文告，大意說，“對敵視國家的各种組織”，警察應果敢地采取行動，并可隨時動用武器。如果“失職”，他們便會受到懲罰。這是在向共產党人、馬克思主義者和他們的同情者公開宣戰。 与普魯士一樣，７個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范，但較大的州——包括國家社會主義的發源地巴伐利亞在內——卻拒絕向希特勒政府屈服。与此同時，共產党人又號召群眾起來抗拒納粹。２月２１日，《紅色戰士聯盟》又煽動“青年無產者”去解除党衛軍和沖鋒隊的武裝。“在未來的紅軍中，每個同志都是指揮官！這是我們向蘇聯紅軍戰士所作的誓言。無論是机槍、手槍還是監獄，都破坏不了我們的斗爭。我們是明天的主人！”几天后，共產党的官方喉舌《紅色水手》公開號召采取暴力行動：“工人們，進入工事吧！朝著胜利前進！子彈上膛！拉開手榴彈的導火索！” 這些革命的號召可能純屬口號，但戈林卻認真加以對待——或行動。他于２月２４日襲擊了柏林的“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官方公告說，警察抄到了共產党的起義計划。２月２６日晚，哈努森預言，這次革命，將爆發為戰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響的人士參加的一次降神會上，他宣稱他已看到了煙……有只老魔從火焰中飛*？……接著，柏林一座大樓便陷入火海。听眾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确有３宗企圖向政府大樓縱火的案件的人們，對這一說法必然印象特別深刻。 縱火者是個２４歲的荷蘭人，名叫馬里努斯·范·德·盧勃。他下定決心向國會大廈縱火。此人身強体壯，行動有點遲緩，對資本主義的抗議就是放火燒樓。早在４年前，由于厭惡共產党，他退了党，加入了“國際共產党”——這是個支离破碎的小組，反對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來到柏林的。他當時的想法是，那里將會有重大事件發生。但是，在參加了社會民主党和共產党的示威游行后，他認為，德國革命只有在惊人事件的推動下才能發生。他希望，政府大樓的熊熊烈火將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國群眾起來造反。 ３次縱火失敗后，他未泄气，遂于星期一中午——２月２７日——帶上４包縱火物來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然后步行去國會大廈。他穿著破舊，褲子奇短，頭帶高帽，形象可怜。他在裝飾華美、以玻璃做屋頂的大廈周圍徘徊，發現從西面進入大廈最為安全——那里的門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气奇冷，寒風刺骨。為暖身，他在郵局呆了半小時，然后又步行了若干時候，于晚９時許回到國會大廈。西面的通道已無一行人。片刻后，他便攀牆而上，爬到了２樓陽台。 晚９時３０分，有個神學院學生回家經過當地，忽听見國會大廈內有打碎玻璃的響聲，接著便見一黑影，手中打著火把。他于是便跑去報警，在大廈的西北角碰見一個下士警察。這個下士發現了被打碎的窗戶，還看見窗后有火光，但他只是惊愕地注視著，几分鐘后，才找消防隊。１０時許，第一隊消防車才赶到。此時，會議室已烈火熊熊。 漢夫施坦格爾在柏林的寓所，剛好在國會大廈對面。其時，他正生病臥床。是守樓人的尖聲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見了火光，便連忙往戈培爾家挂電話——在那里，晚宴正酣。戈培爾听到這一消息后還以為是開玩笑。“你要是那樣想，那就請親自前來看看”，漢夫施坦格爾反駁完便把電話挂了。片刻后，電話響了——是戈培爾打來的。“我剛跟元首說了，他問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別再開玩笑了。”從聲音听來，戈培爾似乎不信，且很煩惱。這便把漢夫施坦格爾惹火了。他說，大廈已烈火熊熊，消防車也來了。說完，他便上了床，“養”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見提埃加登上空一起通紅，便喊道：“是共產党干的！”喊完，他便与戈培爾一起奔赴失火現場去了。到現場后，他們在仍冒火的大廈內找到了戈林。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翹起，身穿駝毛大衣，看上去像個龐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赶到失火現場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具特色的：“搶救壁毯！”他對希特勒說，這是共產党干的，“著火前２０分鐘光景，一批共產党的代表還在國會內。我們扣押了一個縱火者。”戈培爾連忙問：“是誰？”戈林得意地說：“我們還不知道，但能從他口中掏出來，別操心，博士。 “其它公共大樓沒事吧？”希特勒問。 “我全都作了防范。全部警察我都動員了。每座樓房都安排了特別哨。我們准備對付任何不測。” 眾人踏著水潭和焦墟，沿著燒坏的地段巡視了一周，然后走進一個濃煙刺鼻的大廳。有個警察舉槍警告希特勒說，大燭台隨時可能塌下。希特勒總理連忙去找前來采訪這次火災的塞爾頓·德爾默。“讓上帝保佑這是共產党干的勾當”，他說——對這位記者而言，這是個信號，說明他還不敢肯定這是共產党干的，他只希望如此。“德爾默先生，你現在看到的，是德國一個偉大歷史時期的開端。這場大火是個開端。”他踩上了一條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斷談話，“如果共產党控制了歐洲，６個月后——我在說什么呀！兩個月！——全大陸都會像這座大樓一樣陷入火海。” 他們走上樓梯，上了另一層樓，巴本迎面前來。他原在赫侖俱樂部設宴招待興登堡的，听到出事后匆忙赶來。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頭戴黑色漢堡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是上帝賜予的信號呀，副總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這場火是共產党放的，我相信是的！那末，我們便必須用鐵拳將這條害人虫砸爛！”看到戈林已搶救了壁毯，巴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請他前往戈林辦公室議事，以決定采取何种措施，巴本客气地、堅決地予以拒絕。他說，他得首先向興登堡匯報。 這場火災似乎把希特勒給迷住了。抵達國會總裁的辦公室后，他倚著石欄，俯瞰著這場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時，內閣各部長、官員及其他要員（包括柏林市長，奧威王子，警察局長和英國大使）都陸續前來。負責進行初步調查的人走了進來。普魯士內政部政警主任魯道夫·狄爾斯向元首和戈林報告說，縱火者是個荷蘭人，名叫范·德·盧勃，已在國會大廈內找到——他光著半身。一個審問者憤然地喊道：“你為什么這樣做？”這個激進青年回答道：“為了抗議。” 戈林一邊喊口號、一邊發號施令。“這是共產党起義的開端。一分鐘也不能浪費……”希特勒打斷了他的話：“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誰敢阻擋我們就把他打倒！”由于激動，他漲紅了臉，“德國人民長起來太軟弱了。當官的共產党個個都得槍斃。當代表的共產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產党的朋友要全部關起來。這也适用于社會民主党和Ｒｅｉｃｈｓｂａ－ｎｅｒ（國家害虫）！” 狄爾斯告訴元首，縱火者矢口否認自己与共產党有任何聯系，說國會內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爾斯補充說，他的供詞听來可信，縱火者僅是一個瘋子無疑。 “這個陰謀很狡猾，是經過精心策划的。”希特勒冷冷地說。接著他又蠻不講理地進行謾罵：“唯一可能的是，他們沒把我們放在眼里，也沒把德國人民放在眼里。他們躲在他們的老鼠洞里，听不見群眾的歡呼聲。現在他們倒想爬出來了！”狄爾斯說，認為共產党就要起義的想法是荒謬可笑的。數不清的共產党叛逆者曾對他說過，起義不過是紙上談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謾罵“這些豬玀”，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證据就可相信，共產党“用在德國的守護神身上縱火的拙劣技倆，作為他們聲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眾行動的信號。” 暴風雨般的會議于晚上１１時結束。接著又在普魯士內務部長家開了另一個會議，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發前往《人民觀察家報》設在當地的辦公室，看看他們是如何報道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個鐘頭才讓我進去。有几個編輯坐在里邊。某個助理編輯終于出來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爾找來。為了准備下一起的稿子，兩人干到拂曉。他們准備指責赤色分子陰謀趁“眾人惊慌失措”之机，奪取政權。 与此同時，戈林也在對為普魯士之官方報紙寫報道的人大發雷霆。草稿只有２０行，只提到一個縱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說八道！作為警事報告，這也許是不錯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報，一點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藍鉛筆，把１００磅引火材料改成１０００磅。作者反駁說，一個人是扛不動這么重的。戈林反唇相譏道：“沒有不可能的。為什么要說只有一個人？有１０個甚至２０個人呢！你難道不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嗎？這是共產党起義的信號！”戈林重寫了公報，指出范·德·盧勃的同謀是國會議員里的兩個共產党。原作者要求他簽字，因為這不是一份正式報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簽字”，他說，“由我交給新聞社，他們才肯接受。”戈林勉強在上面畫了個大寫Ｇ．（”戈林”之第一個字母——譯注）。此時，所有警方電台都在呼叫，要抓國會里的共產党議員，以及省議會和市議會里的共產党議員。對共產党官員也要捉拿，所有赤色報紙一律封閉。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膽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發的禁令全部拋到九霄云外。次日快到中午時，他公開投身軍權的斗爭。在內閣會議開始前，希特勒總理依各內閣部長的級別高低次序，一一向他們致意（這是開會前的傳統規矩）。之后，他便以獨斷專橫的方式主持會議。他說，目前的危机迫使我們“要毫不留情地”与共產党“算帳”，“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議，通過一項保護國家使之不遭“紅”害的緊急法令，但必須使它听來純屬防御性質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輕描淡寫地提一提，“這是個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護德國人民的文獻資料。”然而，弗蘭克將草稿宣讀后，人們明顯地發現這道法令已將一個民主社會所能給予人們的權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瑪憲法所賦予的公民自由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電話談話秘密，集會結社自由，以及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等等。接著，它又授權帝國內政部長可暫時控制那些無力維持秩序的州政府。沒有一個部長反對剝奪公民權；唯有巴本提出，干預各州的事務，將會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亞州。巴本的异議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樣只作了一點小小修改——有名無實的修改。當晚，希特勒与他一同晉見興登堡。元首辯解說，為了鎮壓紅色革命，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納未發表意見，總統于是便簽字畫押，沒說什么。 于是，《國家緊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夢寐以求的軍事措施，由內閣掌握在軍事專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給總司令的權力。表面上，這些權力并不可怕，因為內閣里占壓倒优勢的并不是國社党。法令是通過了，但時間之倉促以及感情之強烈，竟使人們誰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權，而不是像先前的總理一樣減少公民權的主意究竟是誰出的。這也許不是立志要取得獨裁政權的希特勒之卑鄙陰謀，而是歷史的偶然性吧。很明顯，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邊沿，而他也确實害怕共產革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為，并不是明智的陰謀家的有計划的行動。希特勒的反應，更多的是對其任務之信仰，而不是惊慌。就其而言，這次大火證明了他多年來對赤色分子和猶太人的說法之正确。 爾后所采取的旨在鎮壓一次不存在的叛亂的緊急措施，結果卻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權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躍進。一車又一車的沖鋒隊和党衛軍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輔助力量，協助他們維護緊急法令的實施。他們突如起來，沖進早已掌握的共產党的房間和酒館，一車車地將他們投進監獄或地下審問室。被正規警察拘留的共產党人和社會民主党就有３０００多。飛机場，碼頭等地受到嚴格監視；火車則在邊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說是出盡了風頭。次日，他以普魯士內政部長的名義發表廣播講話，指責共產党的“罪惡陰謀”。他指責說，許多人計划穿上沖鋒隊和党衛軍的服裝，去進行破坏國家統一的罪惡勾當和恐怖行動。他預言，國會大廈之被焚，不外乎是未來許多大火之先聲，目的在于轉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憑革命者擺布。不過，他得出結論說，全國用不著惊慌。”我可以對共產党說，我的精神并未垮台。我覺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們的罪惡計划！” 他的解釋在德國雖被廣泛地接受，但國外人士卻不那樣容易受騙。“共產党与大火有牽連的說法是愚蠢的”，倫敦的《新聞記事報》寫道。“在外交界和新聞界，一般人也是持這种觀點的。人們越來越感到，國會大廈是納粹自己焚毀的，作為鎮壓共產党的借口。” 次日，３月２日，塞夫頓·德爾默拜訪希特勒，以求得答案。希特勒大罵外國人，說他們理應為他反對共同敵人共產党之壯舉表示感激，而不應指東道西。德爾默后來插話，說大規模的逮捕使人們產生恐懼，說希特勒計划對*？敵人進行血腥的報复。“我不需要圣·巴托羅謬之夜。”（*巴托羅繆為耶穌之十二門徒之一。１５７２年８月２４日晚，法國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殺害。此次屠殺一般被稱為“巴托羅繆大屠殺”——譯注。）希特勒反駁說，“現已建起了法庭，國敵可由法庭進行審判，法庭可將一切陰謀解決。”德爾默說，据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殺他的宿敵；他問，公民權是否永遠取消？ “不”，希特勒說，“共產党威脅被鏟除后，一切都將恢复正常。我們的法律太溫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對付布爾什維克的地獄。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盡快恢复。然而，我們得首先鏟除共產主義。” 在全歐，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人們越來越相信，國會縱火案系納粹所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樓与國會大廈有地道相通。這使人們大吃一惊，并加強了人們的上述看法。于是，國外呼聲四起。然而，這一軒然大波卻加速了希特勒對范·德·盧勃及其共產党嫌疑犯的審判——雖然警方曾提出客觀報告說，“此案無疑系盧勃一人所為。”這一決定是愚蠢的，因為，希特勒原以為審判可速戰速決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實際上審判卻拖延了數月。這便為他的國內外敵人提供了把柄。 國會大火一案，卻也在短期內有利于元首。由于選舉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數德國人對革命的恐懼。當一隊隊褐衫党徒將共產党人之競選宣傳路牌拆除并換上他們自己的時，反對者寥寥無几。希特勒并未犯宣布共產党為非法党的政治錯誤，只決定待選舉后再議，以免工人階級之選票落入社會民主党人之手。納粹在全國大量散布恐怖消息，說赤色分子在采取嚴厲措施后必然將國人投入血泊，并號召選民授予國社党統治權。戈林更直言不諱：“同胞們，任何法律上的考慮均無法挫敗本人之措施”，３月３日，即大選前兩天，他在法蘭克福對一群听眾說：“任何官僚机构均無法挫敗本人之措施。我不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務是破坏和消滅。這是一場反對混亂的斗爭，我將不動用警察去進行這場斗爭。資產階級的國家可能會這樣做。當然，我會最大限度地動用國家權力和警察的，親愛的共產党人士，所以，千万別得出錯誤的結論。在這場斗爭中，我將領導褐衫党人殊死戰斗，我的手，將緊緊卡住你們的喉嚨！” 這是直言不諱的供詞：在法律外動用殘酷的暴力，而這個供詞也只有在國會大火后充電的空气中才能作出。納粹有幸的是，巴本·興登堡之流，以及工業家們，對這些惊人之詞漠然處之，并大力支持希特勒競選——盡管有時是無聲的支持。普魯士財政大臣對一位奧地利來訪者說，只要“講求實際的、可敬的”諸如施維林·馮·克羅西格特等人仍留在內閣，納粹便無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爾一類的丑角的激烈言論不得認真相信，原因是，“實際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邊”。 工業家們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舉行的一次會議上，２５名工業家竟承包了大選的費用。在克虜伯·馮·波侖代表工業家表示一致支持希特勒后，戈林便提議募捐：“如果諸位相信，在此次選舉后１０年內，或許在百年內不會再有選舉，那末，我們所要求的犧牲便較容易承擔。”這個對結束民主程序所作的威脅，銀行家沙希特卻當作是個保證。他說：“先生們，現在請解囊吧！”工業家們接著便交頭接耳，竊竊私語。老克虜伯代表全魯爾捐助１００万馬克（約值２５万美元），Ｉ·Ｇ·法本的代表認捐了４０万馬克。其他人也作了認捐，總數達３００万馬克。 由于有這些錢可供支配，國社党与另外兩個聯合伙伴，便在全國掀起了大宣傳。國社党人的主要演講都通過電台向全國廣播。對沒有收音机的人們，他們便在街頭和廣場上架起喇叭。新政府的承諾和威脅都通過這些喇叭嚎了出去。為證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興登堡的名字。數月前，就是這些人，曾把這位老頭子稱作傻瓜；現在，他卻成了威力無窮的英勇人物。 由于預見到在取得壓倒胜利后政權便能鞏固，党員們便熱情地投身于這一有政府支持的運動中。沖鋒隊与党衛軍再不致遭警察鎮壓了。相反，他們把沖鋒隊和党衛軍視為助手，對他們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所作之過激行為，也視而不見。 在演講中，希特勒批評反對派沒有綱領，自己卻又拿不出來。他所要的是４年任期時間，去證明其才干。大選前夕，戈培爾將這天變成了半個假日，稱大選日為“民族覺醒日”。看來，人人似乎都支持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希望，像愛國者一樣高舉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持革命的人們，只有兩個選擇：德國非紅則褐，而后者似乎更為悅人。許多先前批其他的人，例如后來成了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統的西奧多爾·豪斯，聲稱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緩和。“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猶太人噴火，講演４小時竟能不提‘猶太人’一詞。”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猶太人的支持；《猶太全國聯盟》不但主張元首禁止東部的“猶太小商販”進入德國，而且還支持他的新政府。 盡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選中花費了大量金錢和精力，國社党得票只有４３．９％，其盟軍也只在國會中給了他微弱的多數。胜利雖然微弱，這卻也足以令希特勒伸手向人民要權，重新對未在他統治下的各州實行控制。由于有柏林的支持，巴伐利亞的納粹便強行攤牌。他們動員了慕尼黑的沖鋒隊。３月９日中午，在身穿沖鋒隊制服的羅姆上尉的陪同下，地方長官阿道夫·瓦格納來到州總理赫爾德的辦公室。他們要求赫爾德立刻委任里特·馮·埃普將軍為州總督——此人曾在１９１９年協助粉碎了蘇維埃共和國。 赫爾德致電柏林，提出了抗議，但所獲答复是，埃普已被任命為總督。他向興登堡提出抗議。興登堡的答复表明，老頭子是何等無能為力：他要求赫爾德將此后所提的意見直接呈送給希特勒。這樣，巴伐利亞便最終合法地落入納粹之手。 其余各自由州也在同樣的程序下——下邊進行威脅，由柏林發電干預——也一一先后就范。 在巴伐利亞奪權當天，希特勒飛赴慕尼黑，受到了盛大的歡迎。他趾高气昂地說：“在德國，最貼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為一個青年，一個軍人，一個政治家，我是在這里發跡的。這個城市是用１９２３年在這里犧牲的同志的血洗禮的。”他向當地党的領導人發出指示，即使要以吸收非党人士參政為代价，也要建立一個穩固的政權。“先生們，你們的任務”，他說，“是艱巨的。但，帝國政權不得再受巴伐利亞的特別運動或分裂分子的騷亂的干扰。這對國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我必須完成俾斯麥之未竟事業：只有對帝國之利益有用，州才成其為州。” 后來，有人問希特勒，對在１９２４年審判他時唯一得力的檢察官應作何處置。“那時，他雖嚴厲，但很客觀，也很客气”，希特勒說，“讓他留在司法部吧。” 許多外國人都錯誤地相信，希特勒已在全德鞏固了*？政權。他雖是個完美無缺的政治家，但也是逐步才取得政權，且得到了人民的同意。“權威”，他對弗蘭克說過，“不外乎是個跳板，從這一步跳到下一步”。由之，向德國社會之各階層人士作出讓步便成了他的警言。出于對霍亨佐侖家族和對興登堡的尊敬，他選擇了波茨坦衛戍區敬堂作為３月２１日新國會開典的地點。這個因出了腓特烈·威廉一世而深感榮耀，且有腓特烈大帝的陵墓的古城，也是具有普魯士的軍人傳統的。 ３月２１日，全城被卍字旗和舊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幟裝飾得喜气洋洋。在隆隆炮聲中，陸軍、党衛軍和沖鋒隊排起了庄嚴的隊列，在春日的明媚陽光下，官方的摩托車隊，鈴聲陣陣，朝那間小教堂駛去。 身穿普魯士褐色元帥服的興登堡之高大身驅一出現，全場頓時起立。興登堡一手撐著拐杖，另手執著元帥棒，威嚴地緩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寶座前時，他轉過身去，舉起元帥指揮棒，向凱撒的空座致敬——皇親國戚則站立其后。這位元帥完全支配了站在他身旁的身材較小的希特勒。他身穿禮服，周身不安。在法國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來；他“像一個膽怯的生人，由一個顯赫的保護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紹一樣”。 兩人對面坐下。興登堡取出眼鏡，開始宣讀講稿。他說，新政府所面臨的任務既繁雜又困難重重。他號召重新發揚普魯士舊日紀律嚴明之愛國精神。 希特勒之演講，与其說是針對在家中听廣播的平民百姓，不如說是針對擁擠在台下的人群。他說，戰爭是強加在凱撒和德國頭上的；他所繼承的不外乎是經濟衰退和失業。在扼要地闡述了未來的計划后，他轉向興登墾，似乎他還是他的指揮官似的。他大大頌揚興登堡，稱他是軍隊的首腦和人民的領袖。“您同意我們為德國的振興而盡力，這是我們的幸福。” 希特勒步至興登堡的座椅前，彎下腰去緊握他的手。老頭子深受感動，緩緩地行至腓特烈大帝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墓前。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儿子和副官。副官向兩墓獻了花圈。此時，禮炮齊鳴。 由戈培爾一手導演的慶典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在場的所有人——軍人、容克、君主主義者——均相信，希特勒對興登堡必恭必敬，會遵循普魯士的理想的。然而，兩天后，他便向客觀的觀察家表明，對誰他都不奴顏卑膝。場地不同了——這次是在柏林克羅爾歌劇院——气氛也大大不同：沖鋒隊和党衛軍在各走廊上游弋，舞台后邊懸挂著一面大卍字旗，用以提醒人們誰才是德國的主人。下午２時５分，國會總裁戈林宣布會議開始。在簡短地致詞后，他朗誦了《蘇醒吧，德國！》一曲的歌詞。接著，他便請希特勒談話。希特勒穿的是褐衫党的朴素的制服。 會場沉靜了片刻；接著便是眾口一詞的喊聲“胜利万歲！”喊聲連著瘋狂的掌聲。希特勒通過臂林，大步上台。這是他首次在國會里露面。他是照本宣科。但是，這份講稿，若按其措詞之謹慎和調子之溫和，是很出色的。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財產和個人的積极性；保證援助農民和中產階級。他將結束失業，与法國、英國，甚至蘇聯講和。但是為了做到這些，他需要國會通過《減輕帝國和人民苦難法》。這個所謂授權法給了他至高無上的權力——即使是暫時的。但他把它弄得听起來溫和，且保證“只在執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動用不可時”才動用品緊急權力。 在向國會、總統、各州和教會保證不侵犯他們的任何權利后，希特勒卻又以強硬措詞結束其講話，將這些保證一筆勾消。如國會拒絕給予他“友好合作的机會”，新政權則准備為其自身的原則而斗爭。“議員先生們，是戰是和，這就有勞諸君作決了。” 中間休息時，反對這一措施的敵人動員起來了。會議一恢复，社會民主党領袖便在發自走廊上的褐衫党徒的有節奏的喊聲中（“我們要授權法——或放火和屠殺！”）發言，勇敢地提出抗議。雖有巴本的力諫，希特勒作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憶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館起義時之情景。他用諷刺加謾罵攻擊了社會民主党人。“我并不需要你們的選票。德國會自由的，但不是通過你們。別把我們誤作是資產階級。德國之星正在上升，你們的确在沒落。你們的喪鐘已經敲響了。 希特勒的突然襲擊，不但擊毀了社會民主党人的徒勞的反叛，而且嚇坏了中央党。投票開始了。當戈林宣布選舉結果時（４４１票贊成，９４票反對，遠遠超過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國社党人同時一躍而起，大聲歡呼，好像一場足球賽終場前几秒鐘他們的隊踢進決胜的一球似的。他們伸開雙臂，高唱《維塞爾森林之歌》： “高舉旗幟！ 緊密地站在一起， 沖鋒隊員向前挺進， 步伐穩健，平靜……” 在几乎未遭反對的情況下，民主便被從德國國會中一筆勾消了。只有社會民主党人投了反對票。其它党派將希特勒誓不放棄的權力拱手交給了他。而交給了對他有用的權力，也很少被放棄不用。 中央党領袖收到了興登堡的來函，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擬告訴您，總理已明确表示，即使在沒有正式憲法義務的情況下，也愿意在与本人磋商后，才在授權法的基礎上采取措施。”這些話系出自真心誠意，使暫時受到出賣的中央党人恢复了信心。大部分德國人都急于恢复信心，許多人爭先恐后加入納粹党。還有不少人用較隱敝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務員与官員們（与其它國家的公務員和官員毫無兩樣）堅守崗位，使政權机器得以順利轉動，好像最保守的党已獲胜似的。 國會內所獲胜利，使許多原來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業家們公開了身份。鋼鐵大王克虜伯公開在街頭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寫給希特勒的賀信中說，他与他的同事們堅信，德國終于取得了“建立穩定的政府的基礎”。作為報答，克虜伯被選為德國工業界的沙皇，從而批准了大企業与國家社會主義聯姻。 希特勒選擇赫加爾瑪·沙希特出任帝國銀行總裁也非偶然。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協助希特勒与工業界取得聯系，与他一樣，也憎恨民主和議會主義（希特勒的財政大臣批准了這一人選，因為他認為沙希特是金融界的天才）。“同時，他又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适當的謊言家”，施維林·馮·克羅西格特回憶說，“他將真理延伸，直到他認為正确為止”。 在這一選擇之前，希特勒曾問沙希特，銀行能拿出多少錢來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計划和重新武裝德國的計划。沙希特拒絕說出具体數字。但宣布，“將最后一個失業者從街頭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錢，帝國銀行就能提供多少錢。他取得了這個職位，一上任便發行了“梅福”券——這是由四家軍械商聯合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屬研究有限公司”的簡稱——由國家負責其債責。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實際上与本票無不同之處，系一种短期借貸，期限可延至５年。沙希特計划之本意是無限地為政府提供貸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規模地武裝德國。 愿意為元首效勞的不僅有官員和工業家。許多知識分子和文人也在為德國的复興效勞。這些人中有哲學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詩人勃隆克和賓丁，以及德國最杰出的戲劇家格爾哈特·豪普曼——不管哪個政府在位，他都拒絕拋棄其榮譽。那年春初，魯道夫·賓丁寫道：“我們應為祖國服務，沒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离開學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興。學院應保護創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于這种合作精神，豪普曼于數星期后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又几個月后，他向哈羅德·尼科爾遜保證說，德國將一如意大利之所為，“解放自己”。 革命在進行。但由于表面看來沒有流血，許多德國人并不理解——或不想理解，這場”褐色革命”的初期有個很不惹人注目的名字叫“協調”。看來，統一祖國的過程進展順利，未引起多大恐慌。它之所為，不外乎是將德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置于納粹統治之下，并為獨裁統治播下种子。反抗之所以不烈，主要是因為希特勒堅持法律。由此，反對派相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個類似魏瑪共和的政府。在授權法開始實施當天，社會民主党向各地分部發出了一套指示，該指示表明，社會民主党是何等遲鈍。關于應如何回答各种問題及其它世俗問題，該指示作了詳細的說明，唯獨對正在進行的納粹革命應如何看待，里邊只有一段文字。正當納粹夜間在他們的領導人家里搜查武器時，正當數以千計的共產党人和共產党嫌疑分子被拋進監獄時，原應作為保衛民主的堡壘的社會民主党。卻在告誡党員，不要再記錯帳了！ “全市都處在恐怖的傳染病中，人人言行小心謹慎”，那年春天，伊舍伍德在寫到柏林時說：“我骨子里感覺到了，像流行性感冒一樣。”整個城市“都在竊竊私語，說那里在晚間非法抓人，還說沖鋒隊又在兵營內吊打犯人，強其他們往列宁像上吐口水、吞蓖麻油、吃舊襪等等。它們被政府的憤怒喊聲淹沒。政府通過其万口千人進行反駁。” 在首都城外，尤其是在小城鎮上，人們被一系列的群眾集會，游行和壯觀的場景搞得眼花繚亂。群眾組織，被自愿“協作”進了國社党的組織。慢慢地，每個公民都發現自己与當局有了牽連。人們熟悉的老街被換上了新名。例如，在赫爾納，拉道斯廣場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廣場，貝貝爾大街成了赫爾曼·戈林大街。每星期天几乎都有新組織出現：什么母親鄉間學校、母子福利組織、儿童野營團、食品供應福利組織，等等，真是層出不窮。 在希特勒勸說選民投票選他的努力失敗后一月，他采用漸進協作的方法，暫時贏得了大多數德國人的信任。伊舍伍德看到，這些友善的公民們，以贊許的目光注視著年輕的沖鋒隊員們。這些年輕人“腳穿大皮靴，大搖大擺地穿街走巷，決心推翻凡爾賽條約，他們滿心歡喜，因為夏季又快到了，因為希特勒曾保證保護小商小販，因為他們的報紙告訴過他們好日子正在來臨……他們像小學生一樣，偷偷地快樂和激動，因為他們的買賣對手猶太人，以及被稱為少數、与他們毫不相干的馬克思主義者，犯有使國家失敗和通貨膨脹的罪行，且要受到懲罰。” 自政權更迭后，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都受到系統的迫害。由于在室內發現有一把面包刀——被武斷地說成一把凶器——埃爾伯特·愛因斯坦的銀行存款便被沒收。在德國，這些都被誣為外國的宣傳，而在美國，美國國務卿赫爾則對美國猶太人的領袖保證說，對德國猶太人的人身迫害“實際上已結束”。即使如此，國外自由派人士的呼聲仍使希特勒更加煩惱。他宣布，除非英國和美國的猶太人停止他們的惡意宣傳，否則，德國的猶太商界就要大吃苦頭。 然而，呼聲并未終止。４月１日，希特勒用這句話予以抵制：“我認為，本人今天的行動是与上帝的旨意相符的：反對猶太人是為上帝而戰。”這僅是一個試探性步驟。希特勒好像在試探，看他的同胞會讓他走得多遠。在抵制的前夕，意大利大使塞魯提曾以墨索里尼的名義勸他軟化對待猶太人的態度。希特勒回答說，在意大利的猶太人屈指可數，總統并不了解猶太人的問題，而他本人對這個問題“已從各個角度作過多年的研究，誰也沒有這樣研究過”。他“絕對肯定地”預言，在五百至六百年后，希特勒這個名字將在每個國家受到崇敬，“因為此人一舉將猶太人從全球永遠消滅”。 在大部分猶太商店和辦公室門口都布有褐衫党徒。暴力事件不多；年青的沖鋒隊員們在提醒顧客他們光顧的是一家猶太商店時，也大都彬彬有禮。“圍觀的一群群行人——覺得有趣，好玩或無動于衷。”伊舍伍德對一家百貨商店進行了觀察。許多人進了那家百貨店。他自己也走了進去，隨手買了一個豆蔻粉碎片，揮舞著包裹，走出門來。有個年青的沖鋒隊員，向他眨了眨眼，作為對他這种挑釁行為的回答。雖然抵制者得到了某些組織的支持（這些組織號召農民支持他們），卻抵制不了大百貨商店和銀行。不到三天，抵制便結束了。 興登堡本人對繼續采取反猶措施也表示反對。他給總理寫了一封措詞強烈的信，譴責對參加過戰爭的猶太老兵進行歧視。“如果他們值得為德國而戰和流血，他們也值得在各自的崗位上為祖國而獻身。”然而，老頭子卻不是那人的對手。希特勒回答說，壟斷了法律界和醫務界百分之八十的猶太人，現正朝政府部門鑽。“古老的普魯士州之所以如此干淨，其原因之一是，在公務部門只允許有限的猶太人栖身。軍官團几乎是絕對純洁的。”這個論點是無法不使這位老元帥信服的。這點，以及他對戰爭老兵會作某些考慮的含混的許諾，使他得于在４月７日實施法令，解除猶太人在各公務部門的職務，并限制他們在法律部門任職的自由。同一天，希特勒告訴醫生聯盟，他本人了解他們目前的困難處境，尤其是青年醫生。這樣一來，他便巧妙地暴露了他的雙重的世界觀。“恰恰是為了這些年輕人，我們才有必要用強硬的鎮壓异族的辦法，為他們行醫就業創造生存空間和可能性……這項正在進行的民族淨化工作，也許要几個世紀才能完成。重要的是，我們要為未來的政治發展奠定基礎。” 几個星期后，根据《反對德國學校過分擁擠法》，高等學校里的猶太人的數目減少了。在与貝宁主教和天主教要員施泰因曼閣下的一次談話中，希特勒為此舉辯護。他提醒這兩位牧師說，教會曾禁止猶太人散居，只允許他們聚居，且不允許基督教徒与他們一起工作。接著，他解釋說，在他眼中，猶太人“是國家和教會的惡敵，他要驅逐越來越多的猶太人，特別是將他們從學術部門和公共職業部門逐出”。他不外乎是在有效地做几個世紀以來羅馬教會試圖要做的事情而已。 許多猶太人离開了德國；其他人則覺得，反猶計划并不是針對他們本人的。多少世紀以來，他們用隨大流的方法生存了下來。曾產生過歌德和貝多芬的民族會拿他們怎樣呢？另外，希特勒的真正目標是東方的猶太人。 國社党雖然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本身卻不團結和組織渙散。它取得政權時，其干部結构是脆弱的，關鍵職位上的“老戰士”也太多。党在迅速發展，党員人數已達１５０万，還有１００万人申請入党待批。但是，看到党變得如此臃腫，希特勒并不高興，于是，他便于５月１日令施霍茨停止接受入党申請。 這也標志著他攻擊工會的開始。他宣布那天為“國家勞動節”，并把它作為工人与政府之間的團結節日加以慶祝。當晚，在坦貝爾霍夫机場召開了大型群眾集會，參加者有數万名工人和勞工領袖。他們傾听元首闡述勞工之尊嚴和國家團結之必要。除照射元首的燈光外，其余全部熄滅；听眾誠惶誠恐，鴉雀無聲。他雖泛泛而談，但其熱情卻是如此感人，以致在他結束講演時，工人們熱烈歡呼，似乎他已將世界許給了他們似的。工人們還未從他的語言魔力中蘇醒過來便在高唱《維塞爾森林之歌》。眾人的熱情剛剛消失，天空又出現了禮花。“這真是個勇敢的、壯麗的節目”，法國大使回憶道，“离開會場時，無論是德國人還是外國客人都堅信，一陣和解協調的浪潮已席卷了整個第三帝國。” 次日，在警察的協助下，沖鋒隊和党衛軍在全國占領了工會的辦公室。昨天還保證支持新政府的勞工領袖。今天卻在家里被捕；工會的檔案和銀行存款全部被沒收，勞工的報紙也被封閉。至傍晚，有組織的勞工工會便在全德國被抹掉了。但是，希特勒向勞工們保證，在新的德國勞動陣線的領導下，他們的權利會得到保護，日子也會更富裕。沒有起義，也未出現有組織的抗議；至月底，龐大的勞動大軍便在卍字旗后邊乖乖地前進。他們陣腳未亂便從紅變褐。 成功并未使希特勒過激。希特勒變得小心謹慎，使党內的激進分子摸不著頭腦。這點，可在５月中旬對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呼吁世界和平的答复中看出。希特勒回答說，總統建議讓美國介入歐洲關系以作為和平的保證，德國對此可能表示歡迎。上台后的最初日子里所提的好戰的要求消失了。“德國政府希望与其它國家的所有困難問題達成和平協議。德國深知，歐洲的任何軍事行動，即使完全成功，与可能得到的東西相比，犧牲都是不能成比例的。”（*希特勒對總統果斷地推行新政的作法是真心欽佩的。）“我同情羅斯福先生”，兩月后他對《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說，“因為他敢于超越國會走廊和國家机构，直接朝自己的目標挺進。”希特勒接著說，他本人是歐洲唯一敢于表示“諒解羅斯福總統的動机和方法”的領袖。 只有完全控制了自己政党的人才敢于如此徹底地改變方向。“在我听過的希特勒的演講中，這篇是最好的”，羅茨納給他的孩子們寫道。“我常常不解，為何納粹能一舉將其反對派鏟除——例如施特萊斯曼和勃魯宁——而他又敢發表那樣一篇撫慰的講話！反正，這是有關專政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涉及外交政策，他們便如羔羊一樣馴服，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畢蘇斯基（*約瑟夫·畢蘇斯基，１８６７—１９３５，波蘭將軍及政治家；１９１８—１９２２任波蘭總統，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及１９３０任波蘭總理——譯注）。因為他們清楚，要在國內鞏固*？政權，麻煩是很多的，由此，在与外國來往時，凡像是麻煩的事情，他們都設法避免之。很明顯，希特勒并不想要戰爭。” 這篇演講不但撫慰了西方，而且也進一步向興登堡證明，新總理是可以信任的。至此時，希特勒已能成功地討好老頭子了。對老頭子，他既彬彬有禮又謙順可恭；他的論點之力量和邏輯，已把老頭子對他不相任的最后一點痕跡也抹掉了。“不到三個星期”，希特勒回憶說，“由于我們進展极快，他對我已像慈父一般親切。” 由于興登堡已在他之影響之下，在逐步掌握全權的道路上，他已沒有什么阻礙了。到初夏，一系列新的法令已确定了納粹党在德國的統治地位。根据旨在“維護無法解決的血汗關系”的農場限制繼承法，首先屈服的是農業組織。結合“以种族為基礎的”定居政策，這就為希特勒在征服東部地區后，用只准日耳曼人定居的辦法解決這一地區的問題打下了基礎。當政府通過在國社党的地區和州政權（不适宜地稱作《帝國營養地產》）領導下的農民政治組織，牢牢地控制這塊土地時，希特勒本人則致力于征服德國的經濟。５月３日，《帝國地產貿易与手工業法》得以通過后，不到一個月，它便起到了“德國工商會”的作用。更有意義的是，６月１日成立了“德國商界阿道夫·希特勒基金會”，使工業界和納粹党雙雙受益。這樣，由于控制了市場和价格政策又有組織管理，德國的工業便走上了對政府完全奴顏卑膝的道路。 此時，希特勒正准備采取下一個也許是最重要的步驟：消滅政敵。共產党早已被消滅；６月２２日，社會民主党被宣布為非法，理由是它“敵視民族和國家”。議會內的社會民主党党員被開除，許多社會民主党領袖則与其他异端分子一起被拋進新近建立的集中營。几天后，民族党自動解散；兩星期后——正當希特勒在對其各帝國總督說“現在，我們必須將民主的最后殘余消滅干淨”時——德國人民党也解散了。 至此時，希特勒已在內閣內增加了５個納粹成員，所以，當希特勒提出將德國變成一党專政的國家時，反對者便寥寥無几了。這個新建議不但無視憲法，而且也無視授權法本身，因它剝奪了國會的所有權力，歪曲了國會制度。“我們在內閣討論這一措施時，几乎未遭反對”，巴本回憶說。希特勒宣布投票——一致通過。在７月１４日法國革命紀念日那天，它變成了法律。 与蘇聯一樣，德國成了一党專政的國家，党受一人控制，而控制党的人又夢幻迷心。 在德國的每個村鎮，紅黑兩色的卍字旗与舊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幟一起飄揚。希特勒之用兼收并蓄的辦法搞革命的概念正在一個需要革命有秩序地、合法地進行的國家內產生作用。現在，人們已把元首的沖鋒隊看成几乎是政府的左右手；每個關鍵部門差不多均由納粹或受它控制的人把持。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教堂里，褐色革命均受到贊揚和祝福。 希特勒繼續在說，動蕩是暫時的。“革命并不是永遠如此的”，在宣布國家由一党專政的前夕，他對各州總督說，“必須將革命所產生的激流引進安全的進化渠道內。”掌權的唯一標准是才干，不是党員与否。 希特勒并不要流血的起義，也不想搞將普通公民或工業家驅除的全面改革。他給自己的地方長官訂下了指導原則。“為了取得權力，我們就得迅速地一舉而征服之。在經濟領域內，我們的行動必須由其它發展原則來決定。在這里，進步只能逐步取得，切不可采取過激行動將現存的條件打碎，這會危及我們的生存基礎的。”這些話，在他的最強大的支持者即沖鋒隊員們听來甚為反感，几乎惹其他們動武。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多年來他們都在等待，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個享受戰利品的制度。然而，希特勒卻作出了惊人之舉。他從下而上挫敗了這一革命，且完全是靠自己的人格之力量。 他宣告經濟革命已經結束，并將党員經濟專家撤換，換上來的是大商家代表。希特勒之社會主義是獨一無二的，且服從于他的秘密目標。他之有組織的經濟概念与真正的社會主義頗為接近，但是，只有當它能為更偉大的目標服務時，他才愿作一個社會主義者。 他對私有財產的蔑視是波希米亞式的，而不是革命式的。他需要的只是足夠的資本以重建武裝和恢复經濟，使德國享受到适當的命運。他是凱撒，不是列宁。他只將社會主義用來調動群眾。假如他認為；資本主義能推動群眾，他很可能會舉起那面大旗。對希特勒說來，只要能拯救德國，可以不擇手段。 從表面看來，他好像在創造一個工人的社會。在工人們看來，他既是兵又是勞工；他們還在宣傳這一形象。這樣，戰時回戰敗而受辱、平時又因經濟處于崩潰邊沿而受苦的、數以百万計的德國人，便极易与這种既是戰士又是工人的英雄一拍即合。越來越多的共產党人——他們的領袖被關在集中營里——在國家社會主義里找到了一個家。接受希特勒關于社會主義与馬克思主義之不同的定義是一點儿也不困難的：“德國之社會主義是由德國人領導的；國際社會主義則是猶太人的工具。” 到１９３３年年中，希特勒已得到了大部分德國人的支持。資產階級和工人，軍界和政界，种族主義者以及國內某些最有頭腦的人物，紛紛加入納粹党，使它龐大起來。權力腐蝕人——這歷來都是一條政治原則；但它也能使人變得神圣。一年前還是街頭暴徒的希特勒，卻也被他的職務帶來的權力變得受人尊敬。某些德國人是被貪圖方便引誘，但更多的人卻是被理想主義的浪潮引誘。改革似乎在席卷全國。再者，經濟業已好轉；大城市的街頭巷角已不再充斥乞丐。 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追隨希特勒，連劇作家格爾哈特·豪普曼也拜倒在元首腳下，雖然程度有所不同。那年７月，斯賓格勒与希特勒交談了一個半小時；他們對法國的政策展開了爭論。兩人對新教會領導之平庸均表示鄙視。分別時，希特勒對這位作家說，他認為，“將党外人士爭取到某項政策上來是非常重要的”。斯賓格勒同意這一見解。元首雖然平淡無奇，卻也“是個很正派的人物”——他是帶著這种感覺告別希特勒的·理查·施特勞斯——他并不是元首最寵愛的作曲家。他宣布，對德國之變更，他是滿意的。當《羅生卡瓦利亞》在柏林首演時，元首前往參加，中間休息時在包廂內接見了施特勞斯。這使他喜出望外。 教會的“王子”們更是急于向希特勒獻媚取寵。“希特勒知道如何駕駛航船”，新近被宣布為非法的天主党領袖路德維希·卡斯牧師在晉見教皇后宣稱，“在他當總理前我就常与他見面。他思維清晰，既堅持崇高的理想，又面對現實。他給了我深刻印象……只要秩序得以維持，誰來統治都可以。”*？ 烏斯十一世也恪守同樣的原則。這點可在７月２０日希特勒与梵蒂岡簽訂的宗教協定中得到證明。教會同意不讓牧師和宗教界人士參政；希特勒則同意給予全國的忏悔學校完全自由——這是天主教的一大胜利。教皇陛下對希特勒的代表弗蘭茨·馮·巴本表示“最誠摯的歡迎，并說對德國政府有一位毫不妥協地反對共產主義和俄國形形色色的虛無主義的首腦，他是多么的高興”。 梵蒂岡對被承認為一個十足的伙伴感恩不盡，祈求上帝保佑第三帝國。更實際的是，他令德國的所有主教向國社党政府表忠。新的誓詞是以含義深刻的話結尾的：“在盡本人之神職時，在為德意志帝國的福利而靜默時，本人將盡力避免危及帝國的行為。” 在德國社會的每一階層，人們均在尋找支持新政府的理由。元首在群眾中大受歡迎；人們川流不息地涌向希皮塔耳瞻仰元首的故居便是證明。他們也前往希特勒孩提時代度暑假的農舍。他們爬上房頂拍照，在院子里的木槽內洗手，好像里面盛有圣水似的；他們敲下小塊堆谷倉的石頭，把一切能帶走的東西都帶走，以留作紀念。現在的主人從地里回來時，他們常常受到游客們的包圍。“簡直像赶集一樣”，約翰·施圖茨回憶說，“他們在牛身上畫卍字，一邊高唱希特勒的贊歌，一邊游村。不久，那個地方便被糟蹋得像廢墟。” １９３３年７月下旬，希特勒偷空再次拜訪白萊特，在理查和科西瑪·瓦格納以及他們的儿子品格菲的墓前安放了花圈。他還參加了一年一度的節日。自他擔任總理以來，這是首次拜謁瓦格納的故鄉。他在設在万弗里的圖書室內漫步，滿足之情溢于言表。“十年前您就是在這儿接見我的”，他對威尼弗里德·瓦格納說。說完，他便陰郁起來，“那次起義如果不遭失敗，一切都會大不相同。那時我的年紀正合适。我現在太老了。我失去的光陰太多了，必須加倍努力。”沮喪情緒來得快也消失得快，一會儿他便預言他將在位２２年，“到時我就退休，但首先我得掌握更多的權力，省得再找內閣的麻煩。目前，他們認為完全有權過問根本与他們無關的事務。”在進素食午餐時，他透露，一旦得到全權，他就將寺院解散，將他們的財產全部沒收。 那年夏季，希特勒大部分時間在上薩爾茨堡的鄉間別墅消夏。他邀請漢夫施坦格爾一家前往瓦申弗爾德度假。漢夫施坦格爾脫不開身，便派赫侖納和埃貢前往（埃貢已１２歲）。他們從慕尼黑乘車出發，希特勒坐在司机身旁。車抵羅森海姆附近一崎嶇路段時，突然發生急劇的爆裂聲，停了下來。７名衛兵，端著自動步槍，立時將拋錨的車子團團圍住。司机凱姆卡連忙檢查發動机——由希特勒打手電。“元首，又是老毛病”，司机解釋說，“不知是哪個共產党分子往油箱里放了糖塊。”希特勒令衛兵加強警戒，興致勃勃地觀看司机拆下一個零件。司机又吸又吹，還往地上吐——汽油和糖。 与其他自豪的家長一樣，希特勒領著赫侖納和埃貢參觀瓦申弗爾德。他的住房坐落在二樓，正對著上薩爾茨堡，与其它房間一樣，陳設簡朴。“室內只有一張小小的寫字台和好些簡易的書架”，埃貢回憶道，“我特別注意尋找，看元首消遣時看些什么書。”令人惊奇的是，大部分是卡爾·梅依所著的描寫荒涼的西部的書籍——這些書更适合于埃貢閱讀，而不是總理。 漢夫施坦格爾母子是請來的客人，但住在附近旅店里或寄宿公寓里的党員也會來看元首。“戈林与元首形影不离。他們常在花園的小磚路上走來走去，邊走邊密談。走來走去都是那塊地。若是坐在屋前的走廊上，他們走過時，也可听到一些談話內容。說話的總是戈林：‘我剛簽完２０份死刑書……’据我記憶所及他說的大概只是這些。我母親也听到過。我們倆都覺得奇怪，堂堂皇皇的國家政策后邊，竟有如此可怕的事情。” 他們全在一聘用餐。餐室設在樓下，簡朴大方。埃貢吃不慣安吉拉做的奧地利飯菜，尤其是豆莢，因為這菜要与牛奶、面粉和些小糖一塊吃。不過，餐桌旁無拘無束的談話卻令他神往。“他們談音樂，談政治，還談中國藝術——實際上，什么都談。按其標准，希特勒是夠開恩的。我是說，他并不讓你老覺得他是個元首。照例，希特勒是不与人交談的，他不是听就是長篇大論，而他之所云又好像具有天主教的權威。但在這里，在他的‘鄉村別墅’里，他經常完全与普通的主人一樣，舉止得宜，是個普通人。他談得很多的是汽車，發動机，不同型號的船只的性能，以及諸如此類有關技術的事情。” 到此時，元首在瓦申弗爾德別墅的消息已傳了出去，全國的旅游者便涌向上薩爾茨堡。他閉門不出，以免被人看見。 一天，一群人將埃貢叫來，問他希特勒是否有可能出來。１２歲的埃貢跑到元首跟前，很不自然的說：“希特勒先生，一群虔誠的人在門廊里等您，等得很急。” 希特勒放聲大笑，跟著埃貢走出去与眾人打招呼。“他們差點儿暈了過去。他進去后，他們大大謝了我一番。有個歇斯底里的女人還把希特勒踩過的卵石拾了一些，放在玻璃藥瓶里，歡喜若狂地塞進胸前。”后來，門廊里又來了一群人。埃貢向他們收集了一疊明信片、照片和紙片，一聲不響地將它連同一支筆放在元首面前。“我的上帝！孩子”，他笑著喊了一聲，“你也不放過我呀，是不是！” 希特勒下山返回柏林后，准備以同樣和善的臉孔去面對世人。那年８月，希特勒批准埃貢的父親出版一本反對希特勒的漫畫集，這些漫畫系集自德國國內外的報刊雜志。畫集書名叫《白紙黑字》，封皮上畫著希特勒，他善意地對他的批評家放聲大笑。這些漫畫是經漢夫施坦格爾精心挑選出來的，有些是諷刺畫，有些是惡意中傷的畫，是近１０年來最好的。漢夫施坦格爾在序言的開頭，引了希特勒心目中的英雄腓特烈大帝的一句話：“小冊子應挂在低一些的地方”他在序言中解釋說，本書是區分真假希特勒的一個嘗試。 這种宣傳嚇破了戈培爾的膽。漢夫施坦格爾的理由是，這樣才能使英美人獲得良好印象。這便改變了希特勒的形象，使許多外國觀察家都覺得，希特勒是尋開心的對象，而不是懼怕的對象。“當領袖的神話在德國迅速傳開時”，《文學摘抄》評論道，“歐洲某些獨立的日報和周刊卻著重強調德國獨裁者可笑的方面。他們將希特勒描述成滑稽人物，他的嚴肅令他更加可笑。”對斗爭中處于劣勢者歷來深表同情的英國人，在元首就賠款与邊境問題与法國人打的交道中，幫了希特勒的忙。羅提安勳爵辯解說，國社党人在國內的殘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世界大戰以來德國人受外國迫害的反映。”英國對凡爾賽條約的攻擊僅次于德國。 希特勒帶著這种善意開始修訂其對外政策。統治他的對外政策的，是他的雙重理論，即种族論和生存空間論。偶爾他也會拐彎抹角，但最終總离不了歸結到東方生存空間問題上。希特勒總想誘使英國作為一個沉默的伙伴加入其反對共產主義的十字軍。為此，他必須使英國人相信，帝國已放棄了世界貿易和建立全球海上霸權的野心。簡而言之，德國將控制歐洲大陸，成為反共的堡壘，海洋則由英國去統治。在東征前，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希特勒向意大利求援，因為意大利同情納粹之原則，又由于墨索里尼對地中海存有野心，与德國同樣敵視法國。 希特勒從魏瑪共和國繼承得來的外交人員出身于不同的階級，對他的外交方法心存恐懼，但是，大多數外交人員卻也同意其大多數的基本目標——原因完全不同——并自我解釋說，他們可利用他和他的社會主義的招牌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一般人都相信并希望”，職業外交家赫伯特·馮·迪爾克森回憶道，“不可救藥的革命党人會被及時消滅，而他們的繼承者，在嘗到了權力這杯美酒的甜頭和享受了權力帶來的舒适生活后，會做更有成效的工作，思想也會變得保守些。”于是，想法与迪爾克森類似的同事們都“覺得，在正常化的過程中，我們有責任進行幫助”。 希特勒在操縱外交事務方面，与操縱工業家和軍方人士一樣狡猾。他允許所有官員留任原職，包括一個猶太人和一個与猶太人結婚的官員在內。他并宣布，帝國希望与蘇聯建立友好關系，只要他們不干涉德國的內部事務。他之反對土生土長的共產運動并不表明他們也敵視俄國，同時，為了表示誠實可靠，他秘密地允許蘇聯根据在他上台前達成的長期貸款協議，延期付款。 到１９３３年秋，希特勒覺得，小心翼翼的國際游戲已玩到頭了。他決心退出國聯——別的不提，國聯對重新武裝所采取的政策是混亂的。“我們必須退出”，他差不多興高采烈地對巴本說，“其它考慮均完全無關緊要。”當興登堡詢問退出國聯是否明智時，希特勒辯解說，為求得德國之完全平等，這勢在必行。老頭子違心，勉強同意。兩塊大地產的禮物——以及希特勒和戈林的口頭允諾，即從帝國和平魯士的資金中給每塊地產撥款４０万馬克以資修繕——可能影響了他。 １０月１４日，希特勒通過電台正式向世界宣布，德國不參加會議并退出國聯。“在一個沒有這樣的平等權利的組織內寫下自己的名字作為這樣一個組織的成員。對一個有６５００万人民、熱愛榮譽的國家和熱愛榮譽的政府來說，是個不能容忍的恥辱。” 這個攻擊不是沒有理由的。在某种意義上說，他之退出一個歧視戰敗國的組織，是拒絕凡爾賽條約的象征，而不是對西方的挑戰。他破例向法國人重申其和平愿望，并希望德國与法國和解。 希特勒的閃電戰術是賭博——然而，由于聲言和平，這又是包贏不輸的。不出所料，英國人同情多于譴責。赫特伍德的艾侖勳爵在上議院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過去１５年來，我們和其它國家均未將明智的公平正當手段交給德國，而這种手段，當德國從自己的土地上拱手將發動戰爭的政權交出去時，德國是理應得到的。” 希特勒宣布，他將把自己的決定交給訂于在月底舉行的公民投票。這是希特勒處理問題，在國內爭取廣泛支持的典型方法。宣布后几小時，祝賀信便如洪水般朝他的辦公室涌來。“天主教行動”組織還拍來電報，“一致”支持他們的元首。“使元首退出國聯的并非野心”，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馬丁·海德格對他的學生們說，“也不是心血來潮，不是盲目的固執，更不是要使用暴力的欲望；它不外乎是要無條件地為掌握我國人民的命運而明确地負責的愿望而已。”（海德格那時是個納粹党員，數月后退党。） 希特勒絕未放棄其兩面的外交政策。１０月１８日，在會見《每日郵報》記者華德·普頓斯時，他的講話既溫和又入情入理。雖然德國人“決不再容忍繼續歧視德國之舉，但他們絕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 對新聞記者發表的保證言辭，在外交界卻意義甚微。德國駐意大利大使致電外交部說，墨索里尼“對我采取之步驟甚為不安，并感深悔。”墨索里尼不但認為德國之退出國聯是對他之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而且“覺得無法擺脫目前局勢，也不知道德國將如何動作。” 墨索里尼的憤怒雖然使元首感到關切，但他仍集中全力，為在行將到來的公民投其中獲得令人信服的授權而奔波。他處之如同競選，利用党的財力人力，力圖說服人民支持他退出國聯。教會再次給予熱情支持。巴伐利亞的每個主教均批准紅衣主教法拉伯要求投贊成票的聲明：“這樣，民主教徒們便重新表明他們對人民、對祖國的忠誠，表明他們贊成元首為使德國人民從戰爭恐怖和布爾什維主義的恐怖下解救出來，使公共秩序得以鞏固，為失業者創造就業机會所采取的卓有遠見而強有力的行動。”它反映了公眾對失敗的戰爭和壓抑人心的凡爾賽條約的憤慨。希特勒之所以要把公民投票之日選擇在１２月１２日，即停戰協定簽字后一天，其原因就在于此。 他向各階級發出呼吁，似乎他們親如一家似的。“為在世界之林中重新獲得你們的地位而斗爭之際，內部再鬧矛盾，你們是付不起這個代价的”。他在西門子公司的工厂里對工人們說，“要使德國不再甘心做個流浪漢，它就必須堅持權利平等。要做到這點，全体德國人民就必須團結一致。接收我為你們的元首吧。我已表明我能領導，我不屬于任何一個階級或集團，只屬于你們。” 在選舉前夕，興登堡与希特勒結成一体——他曾從希特勒處得到巨額報酬。“明天，請拿出你們的民族榮譽感來，与帝國政府結為一体”，在廣播講話中，他告誡全國人民說，”為了平等原則，為了榮譽的和平，請与我和總理一起，發表意見。要向全世界表明，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已恢复了德國的統一，而且將維護它。” 這個祈求是愛國者很少能抗拒的。次日，清點后的票數表明，９５．１％的人投票贊成元首的外交政策；在議會的選舉中，９２．２％的選票支持國社党——選票上唯一的党。雖然有些外國觀察家嘲笑這一結果（達豪集中營內２２４２人中，２１５４人投了元首的票），它卻是德國人心的寒暑表。在外交政策問題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賭贏了，而且還加強了他在國內的地位。他得到的授權壓倒了一切。在爾后數星期內，他便通過了一項法律，把党和國家合二而一。該項法律說，國社党“是德國國家意志的代表，与國家不可分解地聯系在一起”。 在把德國全人口置于新政權的統治下之后，希特勒的一体化的政策便正式完成了。靠取得同意（和威脅）的辦法，元首取得了相當大的權力，但仍不是個真正的獨裁者。這是因為，軍方甚至正在抱病的興登堡仍有可能反抗。希特勒已將德國引上了獨裁的道路。德國人并不需要用鞭子驅使自己去跟隨正在使他們擺脫經濟危机和鏟除凡爾賽條約的恥辱的普格菲（*德國傳說中的英雄——譯注）。 當然，沒有鎮壓，這是不可能完成的。集中營（這是英國波爾戰爭時期的外來詞）已遍及全國，且人們已習以為常。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它都是一种受懲罰的威脅。在沒收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党的報紙和出版社后，報上也會出現嚴肅認真的抗議。編輯和出版商已雙雙受到控制。隨著帝國新聞局的建立。獨立辦報的最后痕跡也被一掃而光。与新聞自由一起被掃除的還有文藝、廣播、戲劇、音樂、電影和美術。 時至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德國已站在极權主義的門檻前了。這樣做不是恐怖而是時代的需要和團結的愿望。因循守舊的精神也不是個階級問題。它在科學家中存在，在工人中也存在。“我們希望，這樣便能与國家之精神相吻合，忠實地与政府合作”，德國數學家協會主席對他的同事們說，“無條件地，高高興興地——每個德國人均必然會如此——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及其領袖阿道夫·希特勒總理服務。” 于是，在德國社會的每個階層，在各行各業，都少不了极權和一体。雖然其它國家和民族都在暗自慶幸，這种俯首貼耳是日耳曼人特有的，新政權的鎮壓性也是條頓式的典型，但這兩都卻是經濟、地理環境和時代要求的同一結果。這些踏著國家社會主義的拍子前進的德國人，在熱愛秩序和尚武精神方面各不相同，在殘酷性和傲慢方面也各自有异。 在歡呼希特勒的陣陣胜利聲中，卻也有刺耳的聲音——國會縱火案審判之拖延。此案拖至秋季的第一天才開審，但至此時，德國共產党人已令世界大多數人相信，國會的大火是原告縱的。首先，他們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旨在揭露希特勒恐怖的書，但書的內容卻是以想像為基礎的。“我們沒有直接證据，找不到證人，只能暗中与德國通訊”，阿瑟·科斯勒后來供稱，“事實上，具体情況如何，我們一無所知。” 由于有了這一成功，這些流亡國外的共產党人自己搞了個審判，于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４日在倫敦開庭，由包括英國的Ｄ·Ｎ·普里特和美國的阿瑟·加菲爾德在內的國際陪審委員會主審。听眾席上的名人有喬治·肖伯納——希特勒很崇拜他的作品，特別是《圣女貞德》。肖伯納拒絕入陪審席，只以持异議者的身份出現：“要是犯人被用作棍子去打政府時”，他說，“他的命運早就定了。”經過私設法庭６天的審判后，早可料到的法庭結論公布了：“對國會大廈系國社党領導人或他們的代表縱火焚燒一說，存在著嚴重怀疑的根据。” 翌日，德國的審判在萊比錫開庭了。戈林親自插手起訴，被４個被告共產党人駁得狼狽不堪。戈林大發雷霆，大聲呵斥季米特洛夫（后成了保加利亞總理）：“你這個流氓！等我們出了法庭后再收拾你！”戈林有最后的發言權，但胜利卻在共產党一邊——全部被法庭無罪開釋。一而再、再而三地說只他自己有罪的范·德·盧勃被判死刑，并被處決。 局外人卻認為，那荷蘭人不外乎是納粹的工具，其縱火的目的是要制造消滅共產党的口實。許多歷史學者，包括布洛克和希拉，也有同感；但他們的推測都是在弗里茲·托比阿斯的書出版前作的。托比阿斯的書寫得很詳盡，結論是，共產党和納粹都与此次大火無關，縱火者只盧勃一人。不少歷史學者，包括布拉切爾，對托比阿斯的書提出疑問。盡管如此，他所列舉的事實，与漢斯·莫姆森所列舉者相同。莫姆森的權威文章，是由當代史研究所發表的，而這個研究所是不大可能同意納粹的解釋的。再者，對盧勃的歷史及審判記錄所作的審查和研究表明，他的智力在一般人之上，他之縱火是一個喜歡單獨行動的流浪漢的行為。 萊比錫審判的判決雖受外國輿論的影響，但它也表明，法庭仍保留了一些獨立性。戈林牢騷滿腹，說法官的行為丟臉（“你簡直可說，受審的是我們，而不是共產党”）。希特勒的回答卻泄漏了天机：“我親愛的戈林，這只是個時間問題。我們很快就會讓那幫老傢伙講我們的話的。反正，他們都該退休了，到那時，再把我們的人安插進去。不過，只要老頭子還活著，我們就沒有多少辦法。” 漢夫施坦格爾說，他是在總理府進午餐時偶然听到這番話的。那年秋天，他再次努力，試圖讓希特勒走上一條西方更能接受的道路。他給美國大使的女儿、嬌媚動人的瑪爾塔·多德打了個電話，說：“希特勒應有個美國女人——一位可愛的女郎能改變歐洲的整個命運。瑪爾塔，你就是這個女人！”（与眾多元首的心腹一樣，漢夫施坦格爾并不知道，希特勒已有一個情婦即愛娃·勃勞恩，但被棄置）。 “這個送上門來的机會”使瑪爾塔·多德很是“興奮”。她同意与元首會面，并“改變歐洲的歷史”。在凱撒飯店的茶室里，希特勒吻了她的手，還狼狽地喃喃了几個字。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正与歐洲最強有力的人物之一面面相覷。“他好像很謙虛，中產階級，相當不活潑，且很靦腆——但又有一种奇怪的溫柔感和令人感興趣的無可奈何感。”在晚餐時她描述了她對他的印象。父親“對我之易受感動覺得非常好笑”，叫她勿沖洗被這位偉大人物吻過的手。 多德大使對希特勒沒有多少印象，但他的英國同行們卻認真對付起希特勒來了。關于元首之重新武裝的要求，他們愿意作出相當的讓步，并急于達成某种協議。這由１９３４年初，英國掌璽大臣安東尼·艾登勳爵訪問柏林時透露了出來。艾登對希特勒的印象是，他絕不僅是政治煽動家。“他知道自己在說些什么。會晤的時間很長，隨著會晤的進展，他表明，他完全掌握了會談的主題。”關于國際保證，德國所要求的只是自我防衛的可能性。如果這种條約得以簽訂，希特勒答應保證解除沖鋒隊和党衛軍的武裝。次日，２月２１日希特勒作出了一個不平常的姿態，即前往英國大使館進午餐。這似乎要著重表明他和解的意圖。這是元首首次步入一外國使館。他對飯菜和飲料興趣不濃，但是，一當談到個人在大戰中的經歷時，他便“大大的不拘泥了”。艾登說，退伍軍人是最不希望再發生一場戰爭的。希特勒”欣然同意”這一說法。 午餐后，希特勒提出了詳細的建議。他要求得到他的鄰居的机群總數的３０％，并同意，德國的飛机數量永不超過法國飛机數量的６０％。他欣然自動提出縮減沖鋒隊和党衛軍的數量，使艾登好生惊奇。他還說，“他的常識和政治本能永不會讓他批准在國內建立第二支軍隊。永遠不會！永遠不會！” 這是個作讓步的季節——希特勒作出了另一個友好的姿態。這次是在３月１４日向美國人作的。外交部氏馮·牛賴特電告駐紐約的總領事，讓他向多德大使——多德大使乘“曼哈頓號”即將抵達紐約——轉達下列口信： 帝國總理請多德先生向羅斯福總統轉達他的問候。他對總統為美國人民的利益所作的英勇努力表示祝賀。總統為消除經濟危机進行了成功的斗爭，全体德國人民正滿怀興趣和欽佩予以效尤。總理同意總統的見解，即責任感和紀律等諸美德，應是全民族的最高准繩。總統給每個公民提出的這個道德要求，正是德國哲學的精髓。我國的座右銘“公眾利益在先，個人利益在后”正表明了這點。 這個口信遠未達到其目的。它不僅措詞刺耳，且時机不對。一周前，“美國猶太人協會”在馬迪遜廣場公園舉行模擬審判，題為“文明對希特勒主義、希特勒政權之法律和行徑之事跡展出”。由著名律師薩姆埃爾·西布里扮演“文明”的律師，證人包括菲奧雷洛·拉瓜迪亞市長、阿爾·史密斯和雷蒙德·莫雷。人們眾口一詞地宣布，“文明”為胜方。 希特勒關于削減沖鋒隊和党衛軍的承諾，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國安下心來，但他們的領導人卻不相信希特勒之重新武裝的計划只是為了防衛。“英國人急于求成”，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回憶道，“他們一份接一份給我們發來照會，敦促我們說明，需要什么保證才足以使我們同意讓帝國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裝。”然而，英國人在私下里卻感到關切，特別是對德國迅速發展的空軍，但對新帝國之處境仍公開表示同情，許多人嘲笑希特勒正在走向戰爭的說法。 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同意向德國作出讓步的意見。“有限的、受控制的重新武裝，比無限的、不受控制和壓制的重新武裝要好！”他覺得，有協議，哪怕是平平常常的協議，總比沒有好。他于是便极力爭取他的上司。４月初，他親赴巴黎面呈他的看法。但在与總理杜美爾會晤時，“卻不准說一個字”，几次三番想轉入話題，都被總理打斷。法國的決定是，在東部建立反納粹集團，以遏制德國的野心。波蘭、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將成為這一長鏈中的一環，統統由“法國母親”卵翼。 那年春，蘇法達成協議。希特勒害怕這是包圍帝國的開端。為了与建議中的集團相抗衡，希特勒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盟友。最有可能成為這一盟友的是意大利，但它的領導人自１９２４年拒絕借給希特勒几百万里拉以來就一直對這一聯盟沒有多少興趣。求人一事使希特勒很不痛快，但驕傲不得不向需要讓步。他再次作出努力。希特勒壓住怒火，致函墨索里尼道：“……本人既對閣下之具有歷史意義的努力表示欽佩，又期望以真誠友好之精神与閣下合作。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緊緊相連，若适當地注意一致的利益，兩國則為歐洲的穩定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他辯解說，由于德國已被解除武裝，他有權要求其它國家裁減軍備。接著，他便詳盡地列舉了他通常的論點。為了提高這封信的重要性，他便差戈林前往意大利送信。 數星期后，希特勒的國外新聞秘書和非正式的朝廷弄臣漢夫施坦格爾也往訪墨索里尼，并建議他与元首會晤。“你們兩人都是瓦格納的崇拜者，這就給了你們共同的出發點”，漢夫施坦格爾記得曾說過，“想想看，如果您把他請到威尼斯瓦格納逝世的地方文德拉明廣場，那該有多大意義！從您的長期經歷中，他能得到好處，得到迫切需要的從德國國外去觀察歐洲問題的洞察力。”墨索里尼并不反對這個想法，發出了邀請。希特勒表面上推辭了一番后，接受了邀請。 這次歷史性的會晤從一開始便注定要失敗。据意大利新聞社駐柏林代表菲力波·波加諾說，墨索里尼的動机主要是想見見這位全歐都在議論的政治家。“希特勒是個頭腦糊涂的笨蛋”，他私下對波加諾說，“他腦子里塞滿了政治和哲學的標簽，且全是毫無條理的貨色。我真不明白他為何要等這么久才把政權拿過來，為何要扮演丑角，搞什么競選，搞什么合法掌權。真是荒唐！要不是向羅馬進軍，法西斯意大利就永遠不會出現。我們是充滿活力的，希特勒先生不外乎是個空談家。” 由于這一輕蔑態度被傳了出去，意大利報界傾巢而出，“看看這位畸形怪人希特勒。”６月１４日，當他在里多机場步出“容克”座机時，身穿毛嗶嘰服，外披舊軍大衣的希特勒，看上去像個在作絕望掙扎的推銷員。到机場迎接他的墨索里尼則穿一件黑襯衣，一雙高筒馬靴，還系了閃閃發光的金穗帶，身后還有身穿整齊制服的意大利士兵。墨索里尼把胳膊往外一甩，行了個羅馬式的歡迎禮。這一甩，剛勁有力，記者Ｈ·Ｒ·尼克博卡想，“他把手都甩掉了。” 希特勒膽怯地側身出來，將手輕輕一抬，像表示歉意，又像行納粹抬手禮致謝。很明顯，墨索里尼的這一表演著實令他狼狽不堪。在陽光照射下，他眨了眨眼睛，然后便笨拙地走下舷梯，与他的理想中人物握手。“他們离我不過３碼遠”，尼克博卡寫道，“他們的臉部表情讓我著了迷。在不得不客套一番的下邊。我在墨索里尼的眼中看到的是取笑的神情，希特勒眼中的是憤怒。”當主人領他打那排軍隊前走過時，他的窘迫感并未減輕，他的舉止就像小學生首次參加正式晚會一般。對那頂新軟帽他簡直不知如何處置。他先是脫帽向意大利國旗致敬，然后想戴上，卻抓在右手中。与墨索里尼——此時他已開始交談，講的是怪腔怪調的德語——一起行進時，他把帽子來回倒手，好像它是個滾燙的馬鈴薯似的。 去威尼斯時還有一樁笑話。上游艇時，希特勒慌里慌張，謙讓墨索里尼先上。但是，善于當主人的墨索里尼卻拐到他身后去了，不斷揮手讓他過跳板，好像赶雞入籠似的。在旅館內，他從電梯里跳出來，低著頭前行。“墨索里尼風度翩翩出來，他明白他是眾目之的。他抬頭挺胸，目光四射。他是意大利總理呀。” 一進房，希特勒便破口大罵他的几個顧問，為何竟讓他穿便服來，說墨索里尼穿得如此出眾。他心緒煩亂，首次与主人交談時，又碰到一場災難。墨索里尼主宰了會談，內容是奧地利問題。他講的是似通非通的德語，希特勒有時竟听不懂，而墨索里尼也誤解了許多希特勒的奧地利德語。 次日，兩人在圣馬爾科廣場檢閱法西斯部隊。兩隊士兵爭論誰該從檢閱台正前方走過。兩隊各不相讓，同時前行。這時，樂隊開始像貓叫春似的吹打起來。后來，他問他的新任副官弗里茨·魏德曼，這樣的軍隊軍事价值有多大。戰時曾在希特勒所在兵團當過副官的魏德曼回答說，戰斗力与游行毫無關系。“然而，這句話并未使希特勒產生什么印象。特別是就在那時，他往窗外瞧了瞧，發現有艘軍艦，桅杆上挂的不是艦隊的旗幟，而是水兵們的五花八門的襯衣和內褲之類，令他目瞪口呆。” 只有傻瓜或喜劇大師才會把獨裁者之間的最后一次會談，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安排在里多高爾夫球場。“我注意到”，被加諾回憶說，“希特勒不停地說話，且很激動。墨索里尼則在听著，一聲不吭，臉有不悅之色。”在長達兩小時的會談中，波加諾很少看見墨索里尼開口。“希特勒之唾沫橫飛令他生厭。當晚，在正式招待會中間，他匆匆起身而去，离開了小湖，宣稱他任何人都不見。” 希特勒被刺痛了。他明白，他不但遭到了墨索里尼的冷落，而且在外交上也遭他暗算。元首同意承認奧地利（他將它看作是帝國的一部分）完全獨立，但他得到的卻是墨索里尼對裁軍問題并未作肯定支持的保證。這樣，當外交部長牛賴特向各外國使團散發一份通知時，各外交官員都怀著好笑的心情讀這份通知： “……帝國總理訪問威尼斯時，受到了破格的熱情接待，气氛和諧，公眾對此印象尤深……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處甚洽，私人間的同伴之情遠甚于相互尊敬。 “會談是詳盡的，也是在融洽的气氛中進行的。雙方談到了由兩种觀念之親密關系所產生的所有問題，達成了遠期的協議。正式協議尚未草擬，因而尚未簽訂……” 外交部國務秘書恩斯特·馮·威茨薩克私下對一個瑞士外交官說，他“預見不到兩人會更密切地合作”。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