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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于1947年過世之后，她那6個早已長大成人的孩子，發現了許多保存得十分完好的信件，這都是他們當年寫給父母的，每個人都拿走了自己寫的那一部分。 我雙手捧著自己寫的最早的一封信，上面是一個10歲女孩的手跡，這封信寫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8年那個饑餓的年代，即德國革命8個月以前。我由于過分消瘦，被送到鄉下朋友家，他們家有一個年齡和我一樣大小的女儿。 大馬爾岑斯，1918年3月30日 親愛的媽媽！接到你的明信片我非常高興。白天我一點都不想你們，只有晚上躺在床上才想。今天我跟埃爾娜的爺爺馮格胡特先生聊天來著，他問了許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你爸爸有一大筆財產吧？對于這個問題，我回答說：是！然后就吃晚飯。首先上來滿滿一大盆煎土豆，馮格胡特先生說：埃爾娜一個人便能吃光它！接著又端上一盆來，土豆上漂著一層豬油。土豆里有四個雞蛋和一些小塊肥肉。飯后還能吃到香草汁泡果凍。然后我撐得要死一般上床睡覺。 你的幸福的女儿向你問好。 你能想到嗎，我住在這里，一頓飯能吃四個三明治？這里還有別的好東西。一點不假。 這一年的夏天，我和我那剛剛6歲的小妹妹被送進一家北海邊的柏林市幼儿園。這小妹還從未离過家，常常哭鬧。我管她叫“哭百精”。 1918年7月 親愛的媽媽……哭百精接到信很高興，不過，若是每一次哭鼻子都得給她一塊糖吃，整個柏林很快就會被吃窮的。吃飯時她不再挨近我，但是你以為這會對她不方便嗎？她反倒高興我不再嘮叨她吃飯要守規矩。她總是先從面包的周圍吃起，最后再吃那一塊涂得厚厚的黃油。總的來說，我們吃得又快又多，當然也講節約。這里的阿姨說，柏林沒有土豆。平時哭百精還是听話的。每天晚上她都把我糾纏個半死。 1918年8月 親愛的媽媽，你想想看，哭百精体重增加了三磅，我增加了四磅！我告訴你點儿事情。有一批貨物應該拉走，准備好了600份三明治，捆好的箱子都送到樓下，清晨就應該把它們拉走，可突然來了一封電報，說是漢堡罷工了，無法開車，直到現在它們還在那里。 我多次跟市參議員拉布諾先生談話，他正住在這里。他淨提那些很難回答的問題，對于我來說，像參加國家考試一樣。拉布諾先生說，他總覺得爸爸是個“Pazimist”１。我猜想這個詞是這樣寫的，它的意思是“擁護和平”。 １應為Pazifist（和平主義者），作者當時尚小，誤听成Pazimist。——譯注 親愛的媽媽，請你留神下面的忏悔：我的圍裙撕了一個無法補的洞，哭百精的裙子徹底爛了，只剩下兩個蝴蝶結。 我的青年時代的一大特點是，我們居住的施拉赫滕湖畔那個大別墅与我們相當儉朴的生活水平是矛盾的。父親的學術活動是服務于工人階級利益的。他的名字叫雷內·羅伯特·庫欽斯基，他的職業是經濟學家。父親的收入對于這樣一個大家庭來說并不很高。通貨膨脹那几年情況變得更為嚴峻。我們生活得當然很快活，但是比人們想象的儉朴得多。這棟寬敞的大房子是我一位有錢的爺爺購置的。我們這些無憂無慮的孩子，還常常拿母親的節儉開玩笑。 這里有一封信，是1923年夏天寫的，那時我結束了十年制學校生活，已經16歲了，已經懂得什么叫“Pazifist”。通貨膨脹開始了，在一次學生暑假旅行時，我給家里寄了一張明信片。 1923年7月11日 ……這里的物价令人毛骨悚然，我只好向別人借了5万馬克。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用糧票可以買到面包。千万別寄帽子來。如果你想寄什么，那就寄香腸吧！在這里賣四分之一磅香腸，得花費15000馬克。如果你想寄點什么，或許可以寄點砂糖，不是十分必要，不過，有總歸還是好的…… 1923年8月份，父親和母親外出旅行去了。我從家里給他們寫去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寄給你的上一封信，最令我高興，因為在這封信之后，你們自己該回來了。今天發生了大騷動，由于美元躍升到三百万１，我們上午和下午都在采購。 １一美元等于三百万馬克。 對于你來說大有希望，《采倫多夫報》社論的頭一句話就是：統計學家是德國的未來。 媽媽，家里連一克砂糖都沒有。這太可怕了。爸爸過生日那天肯定不會有人的。說起面粉來，是的，我找到6張糧票，可我早就用光了，孩子們特別能吃。 這里所說的“孩子們”，指的是我那些小妹妹和年長我兩歲的哥哥于爾根。 1924年，我在柏林西北區密特爾大街R·L·卜拉格爾法學与國家學書店開始學徒生涯。 近兩年來，我几乎只閱讀進步書籍，有意識地觀察少數人的富裕，多數人的貧窮，觀察街頭巷尾那些乞討的失業者，思考著這個世界的不公正以及如何鏟除這种不公正。除此之外，還有在家庭和學徒生活之間的鮮明對比。成年人充滿了恐怖，他們每個月底都因面臨解雇危險而膽戰心惊。我的女友瑪爾泰是第一個犧牲品。 海因茨·阿爾特曼，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也在這家書店學徒，是他第一個推動我加入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 在學徒期間，我從度假的地方寫過一封信。 1925年8月 ……在這座深山里，我感到無比幸福。其實，我根本不在乎這里的風景有多么美，因為我無法与卜拉格爾那里的9小時工作日相比較，在那里只有工作，而在這里人們會干脆忘掉柏林。昨天收到你寄來的明信片，媽媽，我只想請求你，不論多么省錢，盡可能不用那些冰河時代的郵票，因為現在的郵差不同于當年的郵差，我必須接受欠郵資處罰。 于爾根１也該在他的“馬克思”空閒當中寫封信來。我收到好多好多信件，連采倫多夫西站的剪票員都給我寄來一張明信片。 １我哥哥于爾根當時正在寫他的第一本書《返回馬克思》。 親愛的于爾根，光閱讀馬克思的書是枯燥的，困難的，令人費解的。我現在正讀魏特福格爾的《市民社會史》，這本書對于我來說，更容易懂。 還有一封信是從施拉赫滕湖寄給外出旅行的父母的。 1925年9月9日 親愛的爸媽，你們的消息真是既無內容又少得可怜，況且在媽媽的明信片上只能讀到一半。 星期天是國際青年節，有一万多青年人參加，非常令人高興。你們什么時候回家？你們盡管在外面多玩几天，家里沒有你們一切都十分正常，即使再有一周時間也沒有問題。 最近將有一個青年工人代表團去俄國。如果我的下一張明信片來自蘇俄，你們用不著惊訝。遺憾的是這美差輪不到我。 在共青團里有許多事情要做。寫完這封信，我要立即為明天寫一個關于“工會与青年工人”的報告。現在我們全部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五必須是工會工作。 學徒第二年的暑假，我是在阿倫舒普度過的。 1926年8月3日 向全家問好！這里可是好极了。我住在一位老太太家，一間屋有被褥，沒有膳食，每周15馬克……我的對面還住著另外一位男客。為了避免這惟一的一把鑰匙帶來麻煩，我跳窗戶進我的臥室。 阿麗絲姑姑１待我非常好，她的衣服可太難看了，她的星期天禮服背后有24顆扣子，我總是幫助她系扣子。 １阿麗絲姑姑是父親的妹妹，她和丈夫在二戰結束前不久，被害于特萊辛施塔德。 瞧瞧這里的讀者吧：有大約50份《新聞報》１和6份《弗斯報》２供村里的客人閱讀。 １地方反動報紙，胡根伯格出版社出版。 ２資產階級民主報紙，烏爾施坦出版社出版。 在以后的几年里，父親為了研究美國金融資本，去美利堅合眾國做了6個月的研究工作。由于母親也跟他去美國，這段時間里由一位熟悉的女人主持家務，我成了“一家之主”。當我哥哥于爾根于1926年去美國讀博士時，我往美國寫過許多信。 1926年9月，施拉赫滕湖 親愛的媽媽，這是寄往美國的第一封信。我只能相信你那母性的感覺對12天以前發生的小事情仍然感興趣。事實上什么也沒發生。可以向你證明的是，你雖然不在，可家里的一切依然按部就班。萊尼１越來越滑稽。凡是看見她的人，都喜歡她。轉告爸爸和于爾根，昨天在体育館舉行了反對与霍亨佐隆和解的抗議集會，有2万人參加。上千人未能入場。雷德波２發表了演說，坐在最后一個位置上都能听清楚。然后是台爾曼。社會主義醫生聯盟的弗里德蘭德、威廉·皮克、安娜·舒爾采、德國社會民主党赴俄代表。爸爸若是在家，一定也會發言的。這個會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 １萊尼當時只有3歲，她出生時我已經16歲了，我特別喜歡她。 ２即Georg Theodor（1850—1947），德國獨立社會党奠基人之一，1924年以后在“國際工援”工作。 父親是沒收諸侯財產委員會主席，他發起并組織了1926年6月反對補償諸侯的公民表決。 從5月份以來，我就是共產党員了。這一年的春天我在德國共產党內不知疲倦地為這場人民公決而工作。有一次在一個月當中我有24個晚上未回家，于是母親便請求父親跟我進行一次嚴肅的談話。當他指責我為什么總是不回家時，我回答說：“爸爸，這一切都是為了你的人民公決呀。”于是我們相視大笑起來。 1926年9月 親愛的媽媽，萊尼成了家里的中心。一個母親像你這樣，總是吃虧的，她無法看到自己不在家時孩子們是多么可愛，完全是另外一副樣子。自從你离家以后，不管是賓欣１還是萊尼，無論出什么事，既不哭也不鬧。 １賓欣此時已經7歲。 跟小家伙們在一起真好玩儿，只要不參加党的活動，我還是宁愿留在家里。小家伙們离不開我，如果哪一次我不在家，他們會生气的。 我們大家一致希望媽媽立即不要再干涉家里的事物，如推荐菜譜，用什么工具打掃室內衛生，告誡大伙儿如何与親友交往以及生活中的一切別的竅門儿。 1926年9月20日，施拉赫滕湖 親愛的于爾根！工作特多。正准備慶祝11月7日。跟采倫多夫的同志們在排練一個朗誦節目。星期天舉行了一次人數可觀的游行和集會，紀念阿姆斯特丹１國際工會成立25周年。一個社會民主党的同志令我大為惱火，他是一個工會干部，要我們把手里舉的標語從隊伍中去掉。盡管大家都表示反對，他還是走過來把它撕了個粉碎。標語寫的是“加入工會，投入階級斗爭”。那些先生們覺得這太激進，他們總是持有一种令人難以置信的看法。其實，在我們党內一個青年人的話，只要是正确的，都會像老同志的話一樣受到尊重。可在工會里，這話都要被打斷，他們會說“我們在工會的時間像你們的年齡一樣，你們想干什么？” １國際工會聯盟于1901年成立于丹麥哥本哈根。——譯注 把這些話寫到美國去，告訴你，簡直是愚蠢，可我處在這种情況下，應該告訴你什么呢？只能講些我經歷的事情。 致于爾根： 1926年9月 昨天晚上你銀行里那個朋友１來過。他是晚上8點半鐘出去的，12點鐘左右他決定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9月21日他第一次跟我和……當我們讀到工人運動時，我大大地稱贊了一番那些自然之友，最后我說：“我相信，如果人們認清了階級斗爭和革命的必要性，就應該加入直接從事階級斗爭的組織，這是走向革命的最直接的道路。”我并未刻意美化共產主義青年團，盡量降低他的理想主義，送給他一大堆材料。我不知道他能否找到門路。 １格爾德·戴根哈德成了一個好同志，納粹時代被捕，釋放后從事地下工作，二戰期間死于999勞改營。 致于爾根： 1926年10月 ……你的信來得正是時候，這就是說，信是在我不愉快的時刻到達的，它給我帶來了好心情。羅爾夫１陪我在回家的路上走到施大格利茨。我們談到俄國，談到無產階級專政等等。他總覺得工人階級毫無能力從事最微小的建設，尤其是當他怀疑社會主義時，我就會有些激動地反駁他。討論進行得這么困難，因為他只有一些感性的看法，絲毫沒有關于共產主義的基礎知識。在他看來，這就像我們對一本書或者一幅畫有不同的看法一樣，可對于我來說，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是人生觀問題。每當這种時候，我總覺得他很陌生。告別時，我們沒有握手。我是這樣的麻木，甚至忘記在采倫多夫下車，只好在午夜時分從施拉赫滕湖沿著湖畔長長的美麗大道步行回家，這美麗夜晚的天气反倒令我平靜了許多。回到家便見到你的來信。自那以后，我身旁堆滿了手頭存的斯大林著作，摘抄了關于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最明白易懂的語錄。抄了許多張紙，今天我把它們交給了羅爾夫。 １我的男朋友羅爾夫比我年長4歲，出身于一個資產階級自由派家庭，在柏林學習過建筑學。 1926年10月29日 親愛的于爾根！不久前我們去了一次國家劇院，看的是《強盜》，導演是皮斯卡托。絕對新穎。席勒作品能保留下來的不多。天才的導演。或發生在上下兩層的房間里。羅爾夫也頗受感動。俄國党內反對派托洛茨基等人現在似乎真的被鎮壓下去了。我們的代表關于与霍亨佐隆和解的提案被國會接受了。 庫欽斯基委員會直至一封愚蠢的信件，都沒有動一根手指頭。社會民主党人簡直是……對不起，但是這只能令人無比憤怒。 今年在采倫多夫舉行11月7日慶祝活動，將會搞得很好，遺憾的是你不能參加。下周我寄給你一本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所有柏林管理區將舉辦關于這本書的講座，甚至在采倫多夫。 1926年11月5日 親愛的媽媽，昨天收到你們的來信。最好經常寫信，短點，有趣點。從中知道你們活得很開心，我感謝你們。這里一切都很好。假如你能看見小家伙們多么活潑、結實和健康，你會毫不擔心的。這封信很少談到他們，你不用惊訝。我現在正忙于即將到來的11月7日在菩提樹公園舉行的俄國革命紀念活動，將有很多人參加。采倫多夫的房屋上挂滿紅色標語。除了排練一出戲之外，我還扮演：１一個俄國農婦，２一次俄羅斯世界大會的女領導人，３擔任合唱隊的朗誦，４參加集体朗誦，５參加群眾場面。大約有40人參加演出。作為柔弱的女孩子會給演出增添安靜和秩序。由于我們熱情高漲，一切都顯得并不十分困難，大家都逐步進入了角色。 施拉赫滕湖，11月9日，“光榮的”德國革命日 11月7日搞得十分成功。菩提樹公園，采倫多夫最大的大廳里坐滿觀眾。我們的人表演得十分出色，許多不相識的人，在采倫多夫中心，在大街上都走來与我握手，對演出表示滿意。畫家F也出席了集會，他送我一幅色彩非常好的畫，上寫“贈給勇敢的姑娘”。 另外：布莉吉特１、賓欣和我都需要一件冬天穿的新大衣。雖然我們用你說的那塊料子為賓欣縫了一件，為布莉吉特縫就不夠了，因為那料子縮水很厲害，那是一塊老掉牙的料子，摸著跟火絨一樣。請告訴我，在那里買冬天衣服需要多少錢？我寫給于爾根的信，還是直接寄給他好、免得傷害了他和我的個人感情，若是你怕發生經濟崩潰，那么我只好設法用零花錢買郵票了。 １布莉吉特已經16歲。 我無法想象爸爸在“參議會”里的工作。它是由一些嚴格的人构成的嗎？是否要跟托拉斯老板們一塊工作？如果那樣，我更喜歡干德國人民公決的爸爸。 1926年11月15日 親愛的于爾根……明天是党內講座最后一個晚上。我參加了學習。內容我從閱讀中已經知道了，但是對于我來說，重要的是組織這樣的講座的方式。現在我有規律地去施太格利茨參加共青團活動。党內极少有活動。 困境之中方見出手足之情。同樣的意思，用另一种表達方式：你的美元來得正是時候，它使我有可能跟一個失業的同志看兩場電影。俄國電影《山之子》，俄國電影《1905年的黑色星期天》，兩部電影都好看，但都不及《波將金》。另外就是去參加“紅色戰線戰士聯盟”的活動，在這里從晚上8點到清晨3點有舞會。沒有坐過一場冷板凳。玩得十分開心。另外，馬塞萊爾１的《祈禱書》（165幅木刻）終于出版了一個便宜的大眾版本，可以買到。 １馬塞萊爾（Frans Masereel，1889—1972）比利時版畫家，曾在德國薩爾布呂肯高等工藝美院任教，《祈禱書》被稱為木刻畫小說。 你們為什么煽動媽媽攻擊我們？其實我跟你的看法是一致的，她是一個非常好的女人，即使她不是我們的母親，我們也同樣愛她。但是自由的美好時光已經過去了，那時我可以夜里11點离開羅爾夫，幸福地鑽進20路公共汽車。不管怎么樣，媽媽离開爸爸只是半個人。不久前戴根哈德的一個朋友寫來一封信，問什么是共產主義？戴根哈德向他提到過我。一天晚上來到大街上，他要買几本我提到的書。休息時，吃了三塊牛奶巧克力，羅爾夫給了我一整板儿。不是買的！我們可不干這种蠢事。但是每當有人贈給他這類東西，他總記挂著我。 羅爾夫參加了“紅色救援”。當然，他會對德國共產党取得的每次胜利而高興，他將用勞動和金錢，用買印花的方式支持我們，他正在這樣做。他比党內的同志更重視我參加各項活動。為了他而放棄某些東百，在他和我看來都是不可能的；知道我是一個共產党員，對于他來說也意味著某些東西，總之，這里沒有障礙。在我看來，他加入党，如果我們相愛，只是遲早的問題。再待兩年是有把握的。 斯大林的《列宁主義問題》現在出版了。這是一部很重要的書，遺憾的是值4.50馬克。要不要圣誕節時送你一本？……讀《列宁主義問題》，20頁書，我這笨蛋卻花費了3個小時，在書里夾了6張帶問題的紙條儿。 致于爾根： 1926年12月9日 地板上放著一堆未補的襪子，寫字台上是《工人畫報》，還有一本剛剛開始讀的書：波爾加１的《上邊的樂隊》，除此之外，作為任務，還有一大堆在1月中旬紀念盧森堡、李卜克內西和列宁的材料。我現在是10區党的宣傳鼓動隊領導人，我又要做些引起公眾注目的事情，但不是11月7日那樣的事情，而是一場面向公眾的集体晚會。到那時我可以与到會的同情者更好地加強聯系。 １波爾加（Alfred Polgar 1873—1955），奧地利文學与戲劇評論家，政論作家，曾在柏林《世界舞台》雜志工作，1933年流亡美國。 1927年1月17日 親愛的于爾根，最近几天發生了許多事惰。化裝舞會：“遠离黃色讀物”。我玩得非常開心。我的服裝鮮紅得耀眼，非常短的貼身褲，緊身罩裙，硬領。有人說我親吻過20個小伙子，不過，若是不算羅爾夫，頂多只有19人。 星期天一大早，6點鐘我回到家。兩小時以后，我又向柏林駛去，參加在普魯士議會舉行的党的講座。這是中央舉辦的，每兩周的星期天舉行一次，從9點到4點，非常有趣。你瞧，在采倫多夫這樣的小區里，這對于我來說是件好事。不管哪里有事情，都會派我去。每個區只有一人參加。施大格利茨有200多同志，是第二大區，在那里永遠不會選中我。在這种講座里我自然會學到許多東西。隨”信給你寄去你的《紅色救援書》。你肯定會在華盛頓繼續生活下去。大約每個月我都見到一次格爾德·戴根哈德。 1927年4月2日 親愛的于爾根哥哥，我在烏爾施坦１工作，你已經知道了。今天是第二天，在雜志和宣傳部檔案室，考赫大街23號5層。 １“烏爾施坦”是柏林一家大出版社，創立于1877年。——譯注 我非常喜歡烏爾施坦企業支部等待我的新型党的工作。 你來信說，你要出版一本給許多工人閱讀的書。對于我來說，讀一篇論文已經是很難了，對于缺乏經濟學知識的人來說，就更難了。一切都要說得簡單些，句子要短，你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得太粗糙，但是借助簡練的說明可以避免半懂不懂。 為了深入說明一件事情，只需兩三句話，若是用別的形象，用別的句子形式來表達，反而會把它弄得更复雜。 你用不著對我的吹毛求疵感到惊訝，首先，在你面前我只不過是個可怜的外行；其次，我是第一個佩服你的人，我總是把你看成一個特殊的人，這是不消說的。 1927年5月13日 親愛的哥哥，謝謝你寄來的生日禮物，我希望按照你的想法來用它：按照你的想法，買一件游泳衣，因為你是個市儈，不贊成裸体游泳。星期六在体育館參加“紅色救援”集會。補充我的信紙，免得錯用了烏爾施坦的，尤其是在上班時間！書籍、書籍、還是書籍……除了有事情的晚上之外，在政治方面我不感到負擔沉重，但是總有事情可做。14天之前，《紅旗》１上發表了我一篇關于烏爾施坦的評論，這張報紙在各入口處免費分發了1200份，產生了相當大影響。想不到后天就20歲了。 １德國共產党机關報。——譯注 致于爾根： 1927年8月26日 現在告訴你一件最近發生的最令人高興的事情。爸爸提到過從阿圖爾·霍利徹爾１那里買的那批圖書。我跟你說，棒极了，几乎所有的書都是施密德出版社的，比如說《社會局外人》叢書。許多是費舍爾出版社的，大概有5卷本的瓦塞爾曼，大概有5卷本的托馬斯·曼，馮塔訥全集，10卷本。拉莉薩·萊斯納的東西。蕭伯納、尼普頓·辛克萊、高爾斯華綏。全套共產國際記錄。許多《新觀察》我還未來得及整理。 １左翼激進作家，蘇聯之友，經常來施拉赫滕湖探望父親，死于1941年。 樓下圖書館堆得滿滿的。媽媽對買書當然很高興，在她看來，花費這么一大筆錢，我們要忍饑挨餓了。 致于爾根： 1927年9月 昨天是第一次排練，准備于11月7日在采倫多夫慶祝蘇俄10周年。這兩個月与采倫多夫人一塊工作，將給我帶來快樂。除此之外，我在柏林這里的企業支部工作。 晚上無事時，我總是去湖邊。我相信我是不留戀家庭生活的，但卻留戀自然風光。宁可天天在城里，在房屋的海洋里赶路，擠公共汽車，回家時行走在有電燈的或者寂寞而昏暗的路上，但是，不管什么時候，哪怕只是半個小時在外邊也好…… 父親率領一個代表團去參加1927年1月7日的俄國革命10周年慶祝活動，約翰尼斯·R·貝希爾和凱泰·珂羅惠支都是這個代表團的成員。 致于爾根： 1927年11月20日 ……爸爸從俄國回來了。他抵達那天天气非常好。早晨一大早，我和媽媽去車站接他。瞧這兩個人的問候吧，在這一秒鐘里，周圍十里之內都能感覺到，媽媽和爸爸是分不開的，這其實也沒有什么特殊的，用不著為此而大加渲染。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一句話：在這之前我還不懂，“為什么英國要對俄國宣戰，現在我懂了，我發現從英國那方面來說，這是有道理的。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會眼看著一個非資本主義的，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繁榮起來，一年一年地取得巨大成功。”我几乎高興得哭了起來，爸爸若是不肯定俄國，那才可怕呢。 1928年，烏爾施坦兄弟知道了我的政治活動。我記得那是赫爾曼·烏爾施坦，他在一次談話中建議我辭職，“因為在一個民主企業里，對于共產党人來說，絕對沒有晉升机會”。我認識某個信仰民族主義的同仁，他是“有晉升机會”的。 于是，我失業了。父親建議我去美國居住。我在紐約一家書店里工作了几個月。這期間羅爾夫結束了他的建筑師學業。我回來后，我們于1929年結婚。 我沒找到工作。 此前不久，于爾根和瑪格麗特結婚了，她是一個年輕的阿爾薩斯女人，我們大家都很喜歡她。她是一個真正的女學者，謙虛、聰明、有修養。 1930年5月從柏林寫給于爾根和瑪格麗特的一封信表明，我還不知道，不消几周之后，對于我來說將發生多么深刻的變化。我祝賀他們共同寫的一本書《美國經濟中的產業工人》譯成了俄文，請他們找一找，在蘇聯出版過什么樣的馬克思傳記，還提到我要閱讀貝爾的《社會主義史》。 為此我再也沒有找到机會……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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