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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夏德回到蘇聯以后，一定是向中央做了詳細匯報，不管怎么說，保爾和格里沙和我談起過我的前途問題。他們問我是否愿意去莫斯科接受訓練，半年或者更長的時間，當然不能保證我再返回上海。 條件是，在這段時間里我必須把剛兩歲的儿子寄養在什么地方，不能讓他去蘇聯，不能讓他學會俄語。 這個建議來得令人十分惊訝，它意味著我的生活將發生重要轉變。 我答應了。 我從來沒想到過放棄工作，重過所謂“正常”生活，這樣一次訓練將會幫助我把目前從事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每天所經歷的日本的戰爭行動，來自遙遠的家鄉的同志們的話“希特勒意味著戰爭”提醒我，這兩個侵略者有朝一日將會反對什么人，對這個問題的憂慮促使我做出迅速決定。 說我從世界形勢出發為自己的生活做出這樣的決定，在目前的時代听起來似乎是不現實的或者是具有宣傳上的修飾色彩。 我可以用這樣一個問題回答：為什么三年之后有上千位同志去西班牙為反對法西斯和戰爭而斗爭？有多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年輕人在我們這個時代以同樣的熱情去越南１？我的工作不論在哪個國家，對于我來說就是西班牙、越南、智利。 １60年代時許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年輕人曾志愿參加抗美援越斗爭。——譯注 我知道，离開米沙對于我來說是痛苦的，在這段時間里他應該到哪里去呢？我的父母不能收留他，我們那個施拉赫滕湖的家已經遭到了多次搜查。我母親正准備和孩子們出國流亡，父親在羅爾夫父母幫助下，已經逃出了德國，他們在捷克那邊的深山里，在緊挨著德國邊境的地方有一棟度周末的房子。他們准備接納米沙，當然，他們并不知道我請求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我只是告訴他們，气候的變換對于這孩子有好處，羅爾夫提出了這樣的希望。對于外國人來說，把他們的女人和孩子送到歐洲去長期度假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告別上海的同志們，對于我來說，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們必須留下來經受各种風險。我不必告別那只大旅行箱子，它曾經長時間地存放在我們臥室的樟木箱子后邊。它要裝滿信件跟隨我一同走。在保爾或者格里沙的組織下，一艘通常并不載客的貨船將把我駛向海參崴。這條海路是与一半屬于俄國一半屬于中國的東方鐵路有聯系的。格里沙送我到港口，那里有一個我們認識的名叫貝恩哈德的游動哨在走來走去。我們決定由格里沙隨后駕一條小船把郵件箱子送過去，因為船并不直接靠近碼頭。 我抱著米沙提著包裹先上貨船，在黑夜里的甲板上等了很久才听見格里沙輕微的呼喚聲。我們沿著船梯把箱子拖上來，才互相道別。我再看了一眼格里沙的面孔，然后只听見小船的櫓聲。 在輪船上我并未受到特別友好的歡迎。一位軍官為我騰出一問船艙。當米沙睡下以后，我打開燈看見他的臉上落著十几只蚊子。不知是什么人把艙蓋打開了。船員們誰都不愿意与我接触，我孤零零的一個人，我的飯也是特殊准備的。我不在乎這些，令人高興的是，這几天我可以全力以赴地照料米沙，這孩子見我有這樣多空閒時間，反倒感到很幸福。每天我給他講3—4個編造的故事，我得到的回報是，在我講故事的時候，他眼巴巴盯著我。米沙已經兩歲零四個月了。他喜歡他那本有許多詩行的畫書，他能背誦30多首詩。有時我們一塊儿觀察那只挂在艙蓋上的一只籠子里的金絲鳥。天气十分晴朗，貨船上裝載的木材散發著迷人的香味。 新的形勢有時會令人產生一种充滿冒險樂趣的興高采烈心情。我的面前是一個陌生的完全不同的前程，它會是什么樣呢？只是面臨与孩子的离別會使我心情沉重。至少在他成長的半年內我會見不到他，而在這個年齡里每天都會發生新的事情。每當我想到這种离別，我的胃里便如同翻江倒海一般。不管怎么說，米沙在祖母身邊會得到精心呵護，深山里的气候對于他是很理想的。 格里沙告訴我，在海參崴會有人接我。船靠岸了，那港口及其規則的海灣，看上去仿佛畫冊一般。 沒有任何人來接我，我的行李被卸下來，嚴格的蘇聯海關要打開我的所有箱子。即使在蘇聯境內我也不讓他們這樣做，因為我攜帶的是信件，我告訴他們我只是過境。于是所有的箱子都被封了起來。 于是我帶著自己的行李坐在碼頭上，我一句俄語都不會說，并且拒絕人們把我的東西運到一家飯店或者火車上去。我不能輕易地坐上火車就走，在莫斯科我沒有地址，海參崴也沒有。官員們搖著頭任憑我坐在那里，我們是碼頭上惟一的旅客。天气炎熱，腳下的石板仿佛著火一般。一個小時過去，不見有人來，孩子口渴的不行，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有耐心的人。 一個領港員，這是一個高大的蓄著紅色胡須的男人，在觀察著我們。他懂得一點英語，走過來跟我說話，我反复說，有人來接我。他感覺到我的不耐煩，用手拍著我的肩膀說：“您看看天空，太陽是很遠的，夜里有星辰，在那里等待几個小時，不過是几秒鐘而已。” 一切都令人感到是這么奇怪。若是在別的時候，我會感到領港員的話沒什么意思，可是現在這是一個智者在說話，于是我的心情平靜下來。 智者的話應驗了，一個臂上鑲著金色條紋的海軍軍官走來，他把我們領到另一位軍官那里住了几天，這位軍官有一個女儿，比米沙年少些。 這些同志對我照顧得無微不至，他們帶我去逛大街，我覺得這個城市是美麗的，他們還帶我去城市附近郊游。我与蘇聯公民在他們的家鄉初次友好相遇，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 同志們把我送到火車站并告訴我，在莫斯科火車站會有人來接我的箱子，然后我可以繼續駛往布拉格，駛向邊境上的小木屋。我們乘坐火車大約行駛了9天，第一天米沙惊訝地望著車窗外面，晚上他不想睡覺，他對耳旁車輪的巨大轟鳴感到害怕。于是我挨著他躺在木椅上，他終于在我的怀里睡著了，于是我想到，与儿子分別是多么困難啊。 在旅途中我看到了俄羅斯男人對孩子的愛，大家都接納他，寵愛他。令人惊訝的是，他們在吃飯時喂他酸黃瓜和各种甜食，他的胃居然容得下這些雜七雜八的食物。上舖睡著一個魚類加工厂的領導人，他感冒以后便在隔壁車箱里進行了一番商議，他們決定不能讓孩子染上感冒。一個未患感冒的紅軍士兵跟病人調換了他的座位。 在旅途中有時我會想到，三年前我在同一條鐵路上向著相反的方向駛去，這中間又發生了許多的事情。 我到達莫斯科時沒有遇見任何人，幸好我在火車上遇到一位德國女同志，她男人在西伯利亞工作，她給了我一位來自漢堡的女同志的地址，她在莫斯科与其男人住在索科爾尼克城區。在長時間徒然等待之后，我租了一輛馬車，徑直向那里駛去，我向她講了我的來歷，她沒有多問，便接過我的箱子。同志之間互相幫助是理所當然的。 我繼續向捷克斯洛伐克駛去。我告訴羅爾夫的父母，我們想遷往蘇聯，因為去德國是不可能的，而蘇聯卻需要建筑師。我想學習俄語并教授英語，我說我跟一個學校簽訂了合同。 實際上，羅爾夫在政治上的确達到了這种程度，我們認真考慮過這种可能性。他的父母很贊成我們的計划，他們一直還是那么友好和樂于助人。我的母親也來到邊境的小木屋与我相會，我對這次重逢感到非常高興，特別是我要讓她看看外孫。但是，母親這時尚生活在德國，她對什么事情都不再有興趣。 告別米沙比我想象的要困難得多，尤其是我不知道這种分別要持續多久。最糟糕的是，米沙似乎感覺到了什么，雖然我竭力克制自己。他開始傷心地哭起來，一再重复說：“媽媽，留下吧，求求你，求求你，媽媽，留下吧。” 當我返回莫斯科的時候，一位同志在車站上等待我，他把我送人位于莫斯科河畔的“新莫斯科”飯店，我的箱子已經從索科爾尼克取走了。 從漢堡來的德國工人成了我的朋友，那位女同志名叫莉薩。當蘇聯需要技術工人和專家的時候，這一對夫婦追隨自己的信仰來到莫斯科。我記得，那位男同志是在一家皮革加工厂里工作，他們住在索科爾尼克公園對面一個舊住宅區里。那些木房子質量并不好，街道也未舖石塊，下雨天或者化雪的時候，房子周圍到處都是水，但室內還是舒适的。莉薩有兩個孩子，男孩跟米沙一般大，女孩年長些。這兩位同志給了我一种家庭生活，這是我在這段時間里所沒有的，我很愿意拜訪他們，每次來時，事先都無法打招呼，因為只能如此。她的男人當了厂長以后，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未發生任何變化。 我到莫斯科不久便被接到一家飯店并去了阿爾巴特街，當時我們工作單位就在這條街上。兩位軍官跟我談話，他們詢問了我的健康狀況和我個人的愿望。他們稱呼我索尼婭。我從他們的話里得知，是里夏德為我取了這么一個別名，也許正因為如此我才喜歡它。不論如何，我立即習慣了叫這個名字。 兩位同志建議我開始學習之前休息一下。他們問我是否有興趣花四周時間去奧得薩附近的黑海休養院。 四周的休假意味著四周以后重新見到米沙，同志們想為我做些好事。 乘火車去奧得薩花費了三天或者四天。我欣賞了黑海，那里有与中國完全不同的干熱气候，尤其是接触了俄羅斯人。休養院里沒有其他德國人，令我惊訝的是，有一天忽然遇見了馬克斯和弗蘭茨。他們帶著自己的妻子到莫斯科來了。弗蘭茨的妻子听說去蘇聯，曾經十分害怕，但她很快便适應了。兩個女人并未跟來奧得薩。 我經常伙同一位保加利亞同志出去散步，他從前是季米特洛夫的同事，現在也屬于紅軍。我們一同去參觀城里的名胜古跡，尤其是參觀了《波將金》影片當中那個著名的台階，我還隨他去參觀了奧得薩的保加利亞人聚居區。 最令我敬佩的是一位蘇聯同志，他的胸前佩戴著當時最高的軍事勳章——“紅旗勳章”。我非常想知道他是怎么得到這枚勳章的，但是我未敢問他。 返回莫斯科飯店之后，在電梯里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這是艾格尼斯·史沫特萊。 她不知道我在蘇聯，我也不知道她的情況。我們擁抱在一起，一切不快的陰影都一掃而光。在我逗留在莫斯科的那几個月里，我們經常在一起，像從前一樣，由于有她，我的生活過得十分丰富多彩。 艾格尼斯來莫斯科，是為了出版一本書。蘇聯當時正致力于一切反日力量的統一戰線，認為在這樣的時刻，像艾格尼斯所希望的那樣，出版一本毫不留情地批評蔣介石及其政党的書，是不合時宜的。 學校設在一棟巨大的紅色磚房里，門口站著哨兵，蘇聯軍人在這里工作，我猜想他們也住在那里。這棟建筑物位于一個俄羅斯鄉村附近，這鄉村的名字我忘記了。有一輛公共汽車通往莫斯科市內，途經列宁山和高爾基公園。今天這座村庄已經消逝了，變成了城市的一部分。房子的一側住的是外國人小分隊。我們七八個學員接受無線電報務員訓練。我還記得格爾達，她是我的同屋同伴，還有凱泰，她是一個既聰明又嫵媚可愛的法國女人，我和她成了好朋友。我猜想她當時不超過18歲。我還記得一個叫路茨的德國海員，一個叫馬萊克的捷克人和一個叫尼可的希腊人。后來又增加了一個叫海爾塔的法國女人。我們大家都是20歲左右的人，只有馬萊克年長些。一位与我們沒有個人來往的德國同志教我們。我在上海時已經認識的弗蘭茨給他當助手。卡洛什是個比較年長的同志，他從青年時代便加入了組織，出生在拉脫維亞，已經在蘇聯生活了多年，我們大家跟他相處得很好。卡洛什負責處理學員們的生活事宜，但是他卻不懂得處理自己的事情，他有十次得到一套住宅，卻總是讓給別人，自己住在他那兼廚房的臥室里。 我很快便适應了這里的生活。我對組裝收音机很感興趣，發報技術我學得很好，只是怎么也不明白它的理論。我猜想，我是個用功的學員，但在這個領域里卻不是個有天賦的人。我組裝發報机、接收机、整流器和電波測量儀，還學習俄語。我對政治課也很感興趣。 自從离開上海以來，我經常享受著与同志們在一起的樂趣，不必承擔任何責任。時光按照既定的計划在流逝著，我不需要為任何事情擔心，我應該做的一切就是學習。 我容光煥發，臉蛋儿越來越圓，越來越紅潤，我的体重達到了從未有過的130磅。蘇聯同志建議我照一張相，印在以宣傳蘇聯為目的的招貼畫上。若不是想念米沙，我是很幸福的。每月我可以給羅爾夫父母寫一封信，我也在同樣間隔的時間里收到他們的來信，我用的是假地址，他父母卻以為這就是我的真實地址。 格爾達与我共住一間臥室，她吃不慣這里的飯菜，除此之外，還要忍受嚴寒之苦。她長得很漂亮，喜歡打扮自己，可她那蒼白的面孔仿佛從來都不是很健康。 也許是我在共產主義青年團時期便染上了宗派主義情緒，我無法理解，一個人若是那么注重時髦衣著、口紅和香水，怎么可能是一個好的共產党人呢。在我看來，格爾達是輕浮的，但并非不友好。我們能夠相處，但相互之間卻沒有特殊的交情。一位蘇聯下士愛上了她，還送她一只鑲著珍珠的微型手槍。卡洛什這個老布爾什維克，也如醉如痴地議論她，我卻以我這种直率的，往往是不怎么講究策略的方式告訴他，即使面對一個漂亮女人，也該做出客觀的判斷。后來他惊訝地來我這里說，我的看法是對的。 凱泰，那個法國女人，比格爾達优秀得多，她聰明，感情深沉，階級覺悟高，她也許是我們當中品質最高貴的人。她那一頭黑色頭發，仿佛油漆的一般，她有一雙黑色晶瑩的眼睛，美麗的眉毛，一張圓圓的面龐和嬌小丰滿的身材。凱泰能講∼口流利的德語，她學習俄語很用功，比我們學得都快。 路茨是一個漂亮的德國海員，他從來不缺少崇拜他的女人。希腊人尼可有點被我們大家寵坏了，因為他跟任何人都無法交談，他只能講希腊語。馬萊克是個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他比我們年長，學習對于他來說并不輕松，也正是因為這樣，他學習得更為認真。馬萊克是個可靠的好人，大家都信賴他。他喜歡我，我也常常逗弄他。當他做功課的時候，我卻做完了，便圍著他跳來跳去，嘴里唱著“好學生，好學生”。這是他學會的第一句德國話。我几乎不會說俄語，更不會說捷克語，我不知道我們是怎樣交談的，但是我們交談過。每當我從莫斯科返回來的時候，他還未睡。 不久之后、，艾格尼斯把一個外出的新聞記者的住宅接收過來，我几乎每個星期六放學之后都到她那里去。她為我們准備好了晚餐，若是她感到疲乏，我們一道出門或者在家里聊天。星期天我們常常是徒步去米哈依爾·鮑羅亭那里去吃早餐。 鮑羅亭同志在20年代曾任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總統孫逸仙的顧問，孫逸仙是致力于与蘇聯合作的。鮑羅亭當時領導著政治使團，布呂歇爾將軍是軍事顧問。 曾經在“科學”出版社出版了《20年代的中國》一書的馬爾克·卡薩宁，關于他們二人曾經這樣寫道：“這兩個杰出的人物是布呂歇爾和鮑羅亭。他（鮑羅亭）的出現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難以忘怀。他身材高大，寬闊的肩膀和低沉的聲音……他作為演說家具有非同尋常的天才，他的演說具有引人入胜的特點，能抓住和影響他的听眾，這些都保證了他的成功和不可侵犯的權威……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有分量的，有思想深度的，他的每一個表情都充滿了力量和意義……” 我認識鮑羅亭時，他正擔任英文版周刊《莫斯科新聞》的主編，很喜歡与了解許多中國事情的美國女記者見面。在常常持續几個小時的早餐上的談話，對于我來說是非常有趣的。鮑羅亭每當談起自己在中國逗留的情況時，總是很謹慎的，但是由于他也像我們一樣熱愛這個國家，艾格尼斯又提出許多問題，談話常常要回到我們的話題上來：中國与統一戰線的可能性，与農民相比對工人階級作用的評价，缺乏馬克思主義知識的危險，以及孤立的處境。鮑羅亭那些聰明的談話對艾格尼斯產生了平息情緒的作用。 有時他的儿子和儿媳們或者其他的客人也來吃早餐；包羅亭夫人的烹調技術十分出色，桌上擺滿美味糕點，這一天我們就不需要吃午飯了。包羅亭和他的夫人英語講得很好，這減輕了艾格尼斯和我談話的困難。米哈依爾·包羅亭待我特別友好，也許是我初次來俄羅斯的熱情打動了他。他組織我們乘輪船參觀，凡是他不能跟隨一道去的時候，總是讓我講講又發現了什么新鮮事物。艾格尼斯得到一張11月7日去紅場觀禮台的票，她也設法為我弄了一張。 艾格尼斯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匈牙利同志，我們把關于中國的稿件交給他，里夏德答應我為艾格尼斯复寫了一份。我只知道這位匈牙利同志是《國際新聞通訊》的成員，他的名字我忘記了１，他當時已經是個比較年長的人，有一個小儿子。我的禮物令他十分高興，因為他自己沒有這份材料。艾格尼斯遇見許多新聞記者，我在那里結識了才气過人，熱情洋溢的《真理報》通訊員米哈依爾·科爾左夫。他那本數年后出版的作品《紅色戰役》，被許多同志認為是描寫西班牙內戰的最好的書。恰圖，艾格尼斯的前夫，即我在柏林的展覽會上向他推銷艾格尼斯的《大地之子》的那個人，也從列宁格勒來到莫斯科，他在那里的科學院里工作。 １即拉約什·馬加爾。 艾格尼斯和我拜訪了中國的廖同志，他娶了一個來自德國南方一座工業城市的女工。廖姓夫婦有一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大約六歲的男孩，他的名字翻譯成德文叫“少鷹”。他們住在一座有庭院的平房住宅里，宅內有臥室和起居室。令人惊訝的是，當許多客人來他們家里聚會時，這位年輕的德國女同志懂得如何招待他們，為他們營造一种來到家里的感覺。 對于我來說，最有趣的是在廖家里遇見王明，他是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一位領導同志，是共產國際領導當中的一位代表。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談話的細節我已經想不起來，好感或者惡感總是比語言在記憶中停留得長久。 王明逝世于1974年。 大約15年前，我听說廖和他的一家人生活在北京，他已經癱瘓，而且病得很重，他的夫人在一座大學１里教書，那男孩已經成了職業工程師。 １即“外貿大學”，今日的“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譯注 紅色救援出版社邀請艾格尼斯寫點關于中國紅色省份儿童的東西，她很忙，便請求我接受這個委托，她還介紹我認識一位中國紅軍的軍官，他剛從中國來。出版社對我的稿子很滿意，不久便出版了，里面附有艾格尼斯和我在中國拍的照片。我把一份复印件寄給米夏埃爾·高爾德，他在美國是《新大眾》的編輯，他把它譯成英文發表。我猜想，那稿子是以連載的形式在一家進步少年報上發表的。不論美國版還是俄國版均未保存下來；我手里尚保存著《中華蘇維埃少年》的德文手稿和照片。 除了我們自己這個集体里的人之外，与這樣多的人接触，在我們學校里是不多見的。我的班長們都知道我和誰在一起，我從未背著他們做任何事情。我可以見艾格尼斯，他們也知道我拜訪過鮑羅亭并為紅色救援出版社寫了一本小冊子。我很感激他們的慷慨。在蘇聯的這段時間里，我在那里所遇到的人們對我的成長產生了重要作用。 在學校里，我們除完成自己的許多課程之外，還做許多社會工作。我曾負責壁報工作。有一期關于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壁報，”曾經在阿爾巴特街紅軍總參謀部我們那個局所在的大樓里展覽過，還受到了特別的贊賞。我提起這件事情，只是為了說明我過著一种良好的內容充沛的生活。誠然，有時我也會因為沒有單獨生活的机會，日日夜夜都必須与別人生活在一起而感到心情沉重。然后我便長時間地出去散步，再心情平靜地返回來。我很喜歡莫斯科的冬天和它的嚴寒。 1934年2月，我被召到阿爾巴特街來。一位少校和我談話，他不會講外語，我必須用俄語向他講述我的生活經歷；由于我學習過六個月的語言，所以我做到了這一點。他說，在今后的几周里我必須特別集中精力工作，我要很快被派出去，而且是去滿洲的奉天。１ １即現在的沈陽。——譯注 后來我听說，去奉天在同仁當中被視為是一种懲罰性的調職，意味著被“派到荒漠里去”，他們認為我不會提出任何借口或者顧慮而表示同意。我猜想，做出這樣判斷的，只有那些不了解中國的同志。盡管奉天是一張网，但滿洲的政治形勢是有趣的，奉天是許多重大事件的一個焦點。 返回學校以后，我像面臨一場考試一樣不停頓地學習。 在第二次談話時，少校告訴我，我要和一位德國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的太太，我將得到一份相應的護照。這位同志同時也是我的上級領導。我感到很惊訝，我設法說服這位少校，這樣做是不行的。羅爾夫和我在上海到處都有熟人，上海人也到奉天去，我自己就遇見過几個住在奉天的家庭。我不可能在公開地回歐洲度假之后，突然又帶著假護照以另外一個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現，何況我在上海德國領事館里以羅爾夫妻子的身份登記過的。不跟羅爾夫离婚，這個計划是無法實現的，而辦理离婚也需要時間。這位少校同志請求我說出奉天的熟人的名字。我一時記不起來，我感覺到他對我所提出的理由是不相信的。于是我記起了瓦爾特·弗克斯，一位住在奉天的漢學家，我們是在黃海之濱的北戴河度假時相識的。 在与這位少校談話后不久，我又第三次被召到局里。這次与我談話的是另外一位同志，我立即与他建立起聯系，他多年都是我的上級領導。這位同志叫安德列，他是一個亞美尼亞人，有著一張瘦長的面孔，黑色卷曲的頭發和黑色的眼睛。我很快便發現，我在同一個聰明人打交道，他熟悉自己的專業，他是信賴我的。他表示理解我的處境。他說話的聲調是友好的，盡管他保持軍隊上級的威嚴。他很喜歡從外國回來的人那里得到好處。后來我結識了他的家庭，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間，曾經一次或者兩次在他家住了好几天。 安德列告訴我，人們對事情進行了審查，我可以像我所建議的那樣，利用我的舊護照在奉天生活，人們已經放棄了關于婚事的想法，盡管這事令与我同行的同志感到不愉快。安德列邊說邊開心地笑了起來，我也跟著大笑起來。 通過安德列我在阿爾巴特街的大樓里結識了一個我特別喜歡的女同事，她叫娜達莎，是個聰明而又熱心腸的女人，她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她那直率的眼神簡直令人無法回避。她的面孔是冷冰冰的，但卻透著一种獨特的美。我很遺憾，我相信她也是這樣，我們不能經常在一起。后來我們才有机會補償了這种遺憾。 安德列和我討論了在奉天公開活動的可能性。我毫不擔心找到合适的活動方式，我只是請求允許我去上海見羅爾夫。 令我擔心和不安的，是我在奉天的未來的上司。我們要長時間孤零零地在地下活動中共同生活。盡管有良好愿望卻不能互相适應，將會發生什么事情呢？我們的工作和共同生活可能成為一种痛苦。安德列告訴我，那位同志的別名叫恩斯特，出身于工人階級家庭，職業是海員。他這一說，我的心情略微平靜下來，我在多數情況下与海員能夠相處得很好，他們堅強，有韌性，見過一些世面，在非常情況下能迅速适應環境。除此之外，他們喜歡大海。 恩斯特像我一樣受的是同樣的訓練，但愿他在發報机組裝方面比我懂得多一些，因為我的知識尚無把握。自然我不會把為我規定好的前程泄露給我同學中的任何一個人。 我對安德列提出的最后一個問題是，恩斯特是否知道我有一個儿子。這個問題誰都沒有想到！安德列建議我自己把這事告訴恩斯特。 這件事情偏偏在這個時候又來給我添麻煩。跟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去冒風險，而且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喜歡我的孩子。 一輛小轎車把弗蘭茨和我送到恩斯特學習的學校。我被領進一間屋子，把我的大衣挂在走廊里，在冰冷的房間里等待著。這間屋子也許并不怎么冷，可由于激動，我的牙齒直格格打顫。門開了，弗蘭茨首先走進來，一個明顯比他高的同志跟著走進來。 “這是恩斯特，這是索尼婭，你們認識一下吧。”弗蘭茨走掉了。 我下定決心保持沉默，等待恩斯特先說話，到底他是我的上司嘛。恩斯特生著一頭淺色的頭發，有一雙細細的藍眼睛，一個粗大的鼻子和一張薄嘴唇的嘴。他肩膀寬闊，身材修長而結實。“你在發抖，”他說，“你想披上我的大衣嗎？”沒待我回答，他便脫掉大衣，披在我身上。這大衣又長又重，可我的心情一下子輕松了許多。 然后我提醒自己必須把最重要的事情解釋清楚。“我有一個小孩，我不能丟下他。” “你有什么？” “一個男孩，一個三歲的男孩，他必須跟著。” 關于孩子我早已下定決心。若要我自愿离開他，除非是參加一場革命或者參加游擊隊的武裝斗爭。恩斯特若是拒絕我的男孩，我就不會跟他一道去。 恩斯特沉默著，而我卻在想：立即把大衣還給他，我去找安德列。 “我沒有理由反對一個孩子，我們需要新的一代。” 弗蘭茨和我又乘車返回去。几天以后我得到任務，打點我的行李，与恩斯特一道學習14天。學校是由一棟一棟的木屋构成的，挨近森林里的一座村庄。 在訓練結束之前，我們只有不多的時間，可這點時間卻足讓我認識到恩斯特在技術上比我熟練得多，他是一個非常具有韌性和細致認真的人。弗蘭茨是個优秀的實干家，但不是個理論家，恩斯特常常用一些問題為難他，直到他把一件事情完全弄明白之前，決不讓他安靜下來。他從來不看鐘表，也不休息，晚飯之后接著工作。与他相比，我是個意志薄弱的人，愿意服從他的工作方式。在發報方面我比他快，這一點令我感到欣慰，至少在這一點上我是超過他的。 在我們共同度過的這14天里，像我歷來習慣于与同志們友好相處一樣，我竭力創造了一种友好的气氛，免得恩斯特為此花費腦筋，免得他做更多的設想或者提出更多的希望。 恩斯特對我做了這樣多工作表示滿意。他不知道，沒有他做出的榜樣我也不會做得這樣好。由于我既不嬌慣亦不任性，他顯然感到放心了，我也竭力做出一副經得住摔打和粗曠的樣子。我要讓他知道，跟他一塊儿走向未來風險的是一個合格的同事。 出發之前，情報局達維多夫將軍与我告別。我作為一名德國同志還繳納了我的党費。關于這种繳納党費的可能性，我請教了已經在上海的同志，這件事情是由里夏德處理的。 我沒有再見到艾格尼斯，1948年或者是1949年我曾經有一次机會，她當時生活在牛津，我則生活在牛津附近的一座村庄里，但在我當時的困難處境中，去見她會是一种不負責任的行為，會在政治上給她帶來危險。另一方面，關于她的發展狀況我一無所知，我應該怎樣對待她呢？我只是听說艾格尼斯精神上頗為苦惱，過著与世隔絕的生活。她那些書當時還是很受人重視的。她是在1950年3月做了一次手術之后去世的，她的死令我十分傷心。 恩斯特和我分頭去布拉格，我們在那里住在不同的飯店里。我的護照是從布拉格開始利用的，表面看來，這整個一段時間我是在歐洲度過的。我們買了一張意大利輪船的二等艙船票，輪船的名字叫“Conte Rosso”或者“Conte Verde”，從特里斯特出發。按照情報局的慣例，應該乘坐一等艙，被我拒絕了。 現在我終于可以去接米沙了，他在捷克深山里的邊境木屋里，跟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我們應該從布拉格起程去特里斯特。 我与米沙分別了七個多月，除了想著再見之外，心里什么都想。長時間的怀念使我產生盼望孩子的欲望，在大街上我常常迫在他們后面觀察他們，每見到一輛嬰儿車，我都要往車里看上一眼。 起程去邊境木屋之前的晚上，恩斯特提議我們共同去看一場電影，在布拉格只有十分必要的時候我才見他。事前并沒有這种打算，既然他作為領導這樣定了，我也甘愿出去散散心。我們看的是《托儿所》，一部非常美的法國電影，里面的主角都是儿童。這部電影對于我來說簡直是一場災難，十分鐘以后，我已經被感動得淚流滿面。 恩斯特肯定不需要一個看了一部電影便嚎啕大哭的女同仁。最初我還以為他什么也未發現呢，我任憑眼淚流淌，不去擦它們，我用了最大的努力，阻止新的眼淚流出來，毫無效果，它們依舊像天然噴泉一般涌流。我很不好意思，最后只得說：“平時我并不是這樣的。” 恩斯特把他的胳膊放在我的肩上。“你這樣，我很高興。” 這天晚上，我由于哭成這么一副樣子而不想去咖啡館，但是恩斯特堅持要去，這天晚上他第一次談起自己的身世。他父親是一個漢堡漁民，他的錢全都喝了酒；他母親忍饑挨餓為四個孩子而工作，把他們培養成体面的人。他談到當他父親虐待母親時，他是怎樣痛打了父親，离開父母親的家庭開始走向大海的。也就是在這段時間里，他成了一位同志，但這并非一條輕而易舉的道路，他面前根本不存在這樣一條道路。當新的世界觀吸引他的時候，他開始研究這种新世界觀的理論。每當別的同事玩牌，去農村度假或者休息的時候，他卻在讀書，在反反复复地折磨自己，因為不明白那些生詞和長而复雜的句子。他毫不放松，直到他能夠說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為止。 恩斯特談了很長時間。 第二天我去邊境木屋。許多事情我都忘了，惟獨這次乘車旅行我還記憶猶新，因為我當時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每一分鐘我都距儿子更近了一些。我設法抑制自己的激動和高興。這孩子也許不會歡呼著投入我的怀抱，也許他根本認不出我來。 羅爾夫的母親來車站接我，她未把米沙帶來，這令我非常失望。距离森林邊緣小房子的最后一小時顯得特別的漫長。我無法集中精神談論任何話題，并且從早起我就沒吃飯。當我們走進小屋子時，一個陌生的小男孩向奶奶扑來，藏在她的裙子后面。我儿子甚至都不想跟我握握手。有三天時間他不理睬我，沒有禮貌、倔強，沉默寡言，到第三天時，我實際上不得不違背他的意愿把他拖過來。直到我們兩個人重新恢复平靜，著實花費了一些時間。 從布拉格到特里斯特的路上，恩斯特和帶著孩子的我乘坐的是同一輛火車，但卻在不同的車箱里。我們想后來公開地作為旅客在船上相會。 輪船停泊在碼頭上。我們的旅行路線是穿過蘇伊士運河，途經印度，在開羅、孟買、新加坡和香港停留。 米沙在船上得了百日咳，他不能跟別的孩子一塊儿玩耍。我必須在他身上花費許多精力，照料我那瘦小的孩子。恩斯特心上總是挂牽著米沙，他待米沙既耐心又友好，他覺得我是一個好母親。 當時在蘇聯已經下雪了，在船上我卻身穿無袖白色連衣裙跳來跳去，還与恩斯特在甲板上的帆布浴池里游泳。漫長的乘船旅行，暖洋洋的白天，晴朗的夜晚，太陽和星空都創造了一种令人不忍离去的气氛。恩斯特和我有許多時間互相熟悉，互相講述自己的經歷。我26歲，恩斯特27歲。當我們傍晚在黑暗中伏在船舷的欄杆上觀看水面，或悄悄低語，或長時間沉默的時候，我心里拿不定主意，我是否還想保持純粹“同志式的關系”，恩斯特也感覺到了這一點。我知道他對這种事情反正并不在意。但是我不想順水推舟，把自己捆綁在一次夢幻般的旅程中，未來的日常生活也許完全是另外一副樣子。假如我們互相之間并不喜歡，就很難有分手的机會，最好是我們目前誰都不特別喜歡誰。 在旅途中有些事情也會成為我們之間的障礙。當我拒絕乘坐一等艙旅行時，我認為我做的是對的。后來我也總是這樣做的，一個德國工人，以自己共產党員的勇气和忠誠選擇了情報員的生活，怎么可以突然闖進這樣的環境里去呢？每一個一等艙的旅客，當他走進來時就應該明白，這里有什么東西是不對頭的。同樣道理，最好是在外國就過儉朴生活，然后再學著出入資產階級圈子。我也反對結合作的同伴許多錢。有時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盡管少見，到目前為止一個同志過著儉朴的生活，或者可能生活在貧困的邊緣上，卻經不住過富裕生活的誘惑，甚至開始喝酒，搞些風流艷遇，變得嬌慣起來，或者墮落下去。 恩斯特仿佛并不喝酒，如果他是這樣的人，我會拒絕他做我的上司。 后來他在奉天的公開身份是金屬与打字机公司的代理人。他是怎樣取得這种聯系的，我已經不記得了。他在旅途中扮做一個“帶著少量財產的商人”。恩斯特說一口帶有語法錯誤的德語，他的趣味是低俗的，他的舉止也不符合一個商人的風度。有時他把一只未拍完的煙卷夾在耳朵后面，准備以后再接著抽。我試探著跟他談談這种習慣，但是每當字斟句酌地說起這件事時，他總是對我表示反感，變得好斗，說我驕傲自大或者小市民气，要么稱我是個知識分子。 有一次他拿一張准備寄給他母親的明信片給我看，這是城堡的彩色照片，屋頂上有尖尖的小塔、城垛和落日。 我沒說話，他感覺到我的猶豫不決，便問道：“你是不是覺得不漂亮？” 我不想撒謊。“我覺得不自然，有點俗气。” “是這樣，我不過是個工人，這种事情我一點都不懂。” 恩斯特一定知道，我把他看作一個比我自己堅強得多的人物。我很尊重他的熱情和作為共產党人的感情世界。我贊賞他的勤奮，他那巨大的意志力和他那丰富的經驗；他長期擔任過秘密信使，如今又在蘇聯接受了第二次訓練。其他的事情，比如說一种良好的舉止，在我看來并不是价值判斷，這對于公開活動簡直可以說是必要的。服從他作為上司的權威，對于我來說是毫無异議的，因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有這种權威的。盡管我不想惹是生非，但是涉及到書籍、繪畫和人，我還是要講出自己的看法。可他似乎對我所掌握的一切都不以為然，比如我所受過的教育、我的流暢的英語、我与人打交道時的穩重自信。 我們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達上海，旅途花費了三周的時間。 羅爾夫非常高興地迎接我們。事先我沒有机會告訴他，我們只是路過這里，到達之后立即把這种情況告訴他，對于我來說并不容易。當我最終把實情告訴他時，他顯得十分沮喪，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樣平靜，只是無論如何他也無法接受這是最后的分手。羅爾夫具有一种特殊的韌性，人們很難設想在一個表面看來軟弱的人身上會有這樣的品質。當我告訴他，我在奉天可能不是一個人生活時，他絲毫未責備或者難為我，他接受了這個現實。他只是堅持不肯永遠放棄米沙和我。 我發現羅爾夫心情十分沉重，因為他同樣有要儿子的權利，若是他提出這樣的要求，應該得到滿足。他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個遇到危險可以退縮的同情分子，而是一個共產党人，已經參加了工作，是日本在上海發動戰爭和德國法酉斯主義促使他走到了這一步。正是因為這樣，与他分手使我的心情更為复雜。 我們并未公開辦理离婚，因為我出現在奉天需要一個可靠的公開身份。我訪問了上海的各家書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當美國伊文斯駐上海書店的代理人。我以書商价格購買了少量圖書，拿到了圖書目錄并得到了我需要的最重要的東西：我的駐滿洲公司代理人的證明。潛在顧主應該是日本管理机构、醫院、大學生和日本企業界。我印了名片和信紙：滿洲國１圖書代理商，經營教育、醫學、科學圖書。滿洲國奉天P·O·30號信箱。至今我還保留著一張信紙。 １日本占領滿洲以后的國名。 有了這個“代理人頭銜”，在我們必要的時候，我可以在滿洲境內公開旅行。 格里沙大概是通過瓦爾特知道我到了上海，我們又見面了。我們認為我們這次會晤是并不違背地下工作紀律的，因為我們的社交往來是眾所周知的。這是一次熱烈的重逢，我向他談了他哥哥的情況，我在莫斯科拜訪過他。 离開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我購買了組裝發報机的零件，估計在奉天是買不到這些零件的，我們把它們裝進箱子里。 在《左爾格博士東京來電》一書中，奧托·布勞恩說他從滿洲到上海的旅途中攜帶了2000美元現金，以便援救諾倫斯一呂格夫婦。他描繪了白俄和日本密探不斷地對旅客進行監視的情形。 恩斯特和我向著不同的方向駛去，我的米沙當然也跟著我一同走。在1800公里長的旅途中我們時刻注視著自己的箱子。在滿洲邊境箱子被打開了，在我們的發報机零件當中，除了較小的物件之外，有兩只電子管，這种電子管當時有煤餅那么大。邊境上的這种檢查已經成了我們生活當中經常遇到的事情，若不是奧托·布勞恩在他的旅行記中提醒我，我根本不會提到攜帶零件的事，下面這段回憶也是在他的啟發下想起來的： 我們希望在奉天能夠買到為組裝整流器所必須的變壓器，這种變壓器是由堅硬的鐵构成的，是一個大約20厘米見方的又笨又重的大家伙。在奉天根本買不到我們所需要的零件，恩斯特又踏上漫長的路程返回上海，到那里去采購變壓器。天津近得多，也許他到那里去過。但是隱藏變壓器需要做充分准備工作，這只有在上海才可靠。恩斯特需要羅爾夫的幫助，羅爾夫很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他們買了一把沉重的安樂椅，運回我們上海的住宅里。恩斯特和羅爾夫小心翼翼地撬開底座的嵌板，把變壓器放在里面，用鐵絲固定在彈簧上。羅爾夫和恩斯特二人都是細致認真，盡職盡責的人。在最后的一瞬間，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又決定用結實的細繩把變壓器再固定一遍，然后把嵌板重新釘好，安樂椅寄到我的或者是恩斯特的地址。我記得是寄到我這里，因為我讓人從上海寄家具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安樂椅收到了，但捆綁變壓器的鐵絲卻斷了，變壓器雖然依舊固定在繩子上，但卻沉下來把嵌板磨得薄薄的，万一在運輸途中再震動几次，它那銳利的棱角會穿透嵌板，變壓器就要從里面掉出來。對于那些駐扎在滿洲的歇斯底里的日本密探來說，這足以招來對我們的怀疑。一個有益的教訓是，工作不僅是雙倍的，而是要三倍的謹慎。 我們于1934年5月到達奉天，住進大和飯店。恩斯特弄來的萊因金屬与打字机公司介紹信，我從伊文斯書店弄來的信件，我們全都公開放在臥室里，以便減輕密探們的工作。在飯店里我們從來不談及我們的活動。 我們在奉天的任務，就是要配合滿洲的特殊形勢。中國最進步的勢力，自從日本入侵那天起，就下決心進行積极抵抗。在滿洲的山區里，當然也在小城市和農村里，出現了許多游擊隊小組，其中有工人、農民、大學生和士兵。許多游擊隊小組都是由共產党領導的。滿洲通過它的工業產生了一只強大的工人階級。 游擊隊運動在中國并不是新鮮事物，早在6年以前，中國共產党第6次代表大會就做出決定，建立游擊隊分隊，他們后來成了中國紅軍的核心。參加党代表大會的共產國際代表，對這個決議表示歡迎。在這之前，共產國際執行局，即共產國際的最高領導机關，號召它領導下的各國共產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中國党。理所當然的是，蘇聯最有力地參与了這种國際主義的援助，毫不奇怪的是，在日本人占領的滿洲從事活動的同志們可望得到蘇聯的援助，他們也的确得到了這种援助。中國同志在蘇聯學習了開展游擊隊活動的方法，那些被選出來參加學習的人，感到特別驕傲。 我們手頭掌握著几個游擊隊員的別名和接頭地點，他們要組建游擊隊小組，進行訓練開展活動。組建起來的游擊隊小組，在我那個時期尚未開展打擊日本軍隊的戰斗，他們的活動僅限于運輸領域、工業區和日本司令部所在地。 我們電台的任務是在游擊隊和蘇聯之間建立聯系，轉達游擊隊的問題和報告，向他們傳達蘇聯的建議；恩斯特像我一樣，受的是同樣的訓練，凡是他不能親自處理的事情，都由我來做。 恩斯特和我与三個游擊隊領導人有聯系。像許多具有重大影響的任務一樣，我們的任務也分解成細部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可能取得微小的成功，也可能遭到失敗。遺憾的是，我們的工作一開始便遭到一次失敗。 到達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那些已經約定的接頭和尋找一處可用來安裝電台并使之運行起來的住宅。 自從离開莫斯科以來，每天晚上我都把接頭地點和時間以及我的電台信號的格式，在頭腦里重复一遍。為了保護領導同志，因為他負有更多的責任，根据原則規定由我去与游擊隊接頭和操縱電台。盡管如此，恩斯特也很難逃脫被怀疑的陰影，說不上會遇到什么風險。他是個勇敢的人，總是把更多的危險攬到自己身上。 我与一個住在哈爾濱的姓李的中國人的接頭時間，是我們到達奉天之后的數日。在經歷了上海到奉天的漫長行程之后，我不想讓米沙再一次經歷兩次六百公里的旅途勞累。他得了一次百日咳之后特別虛弱，我想盡一切辦法讓他健康起來。恩斯特答應照看米沙，我給他寫了一張紙條，上面有許多指令，包括如何喂魚肝油的小竅門，但愿這些指令都能有用。 在我生平所看到的城市中，當時的哈爾濱是最為陰森可怖的城市。除了中國人和日本人之外，在那里生活的主要是俄國流亡者，他們身上都帶有与十月革命不相容的舊時代的印記并且徹底墮落了。許多人衣衫襤褸地沿街乞討，這樣一番景象在一個中國城市里顯得比在歐洲更加可怕。乞丐、小偷、妓女決定了城市的形象，晚上人們不敢單獨到街上去走動。 不知是誰出的主意，讓我夜晚去一個偏僻的墓地入口處与李接頭。我走在一個人煙稀少的地方，偶爾有一個喝醉酒的人在那里踉踉蹌蹌地走過去，我感到害怕，倒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我等了十分鐘，越等越害怕，我被人辱罵了兩次。我等待了25分鐘，李也沒來。 我不能就這樣离開這座城市，次日夜晚我再一次去那個墓地，這一次我等待了20分鐘，李仍未出現。我心情壓抑地返回奉天。 恩斯特和米沙正坐在飯店里用晚餐。恩斯特小心翼翼地往米沙嘴里喂了一匙稀粥，我被感動了，恩斯特見我回來很高興。我的遲歸令他頗為擔心。听了我的詳細匯報之后，他的臉陰沉下來，甚至問我是否真的去過接頭地點，等待的時間是否夠長。他不能忍受工作中的失敗。 我們必須等待下一次的接頭，据我記憶，是在14天以后。 尋找住宅的事情一時沒有著落。龐大的日本官員机构把所有空住宅都貼了封條，剩余的是些逃跑的中國將軍們的孤零零的豪華別墅。蔣介石在滿洲從未有過置啄的地盤。這一方土地在日本人入侵之前是由張學良控制的，在他之前由他父親張作霖控制。 恩斯特終于在一對經常吵架的德國夫婦那里找到一間屋子，他們在經濟上并不寬裕；許多歐洲商人都在日本人的競爭中吃盡了苦頭。 我需要一個獨立的住宅來設立電台。我再次去看了一處豪華別墅，它屬于張學良將軍的一個親屬，對于我們來說顯得太大。他從前的仆人帶領我們看了一遍。在我們离開這塊地產的時候，我發現院子里有一棟石砌的小房。仆人微笑著說，房主，即一位將軍的情婦在那里住過，有一條地道直通正房。我問他，我可不可以看看，仆人花了好長一陣時間去尋找這棟房子的鑰匙，我走上石階，發現入口門后有三間帶有護牆板的屋子。房子下面是廚房、仆人住室和地下通道的出口。這里沒有暖气、浴室和廁所，但是這房子很适合我的工作，盡管它的房頂對于天線來說顯得太低。仆人搖著頭說，他必須給那位將軍往北京寫封信。很快得到回答。經過換算，只要每月支付30馬克，便可以住進這棟小房。我可以從別墅里挑選家具。小房子有一張睡椅，大概是這位將軍從前來看望情婦時用的，現在可以做我的床。我給米沙買了一張儿童用的藤床，還添置了一個圓鐵爐子。袖木寫字台上，像從前一樣，擺放著一幅具有家鄉風格的德國湖的照片。 幸好仆人們的居家都在小房子底下，只要我把門關上，任何人都進不來，同樣合适的是，盡管我的居室坐落在一層，但由于它們高出地下室，所以任何人都無法看進來。除此之外，到了夜里，窗戶都有向內關閉的堅固護板。我們利用大房子里從前仆人們用的廁所，它位于院子里50米遠的地方，那是一個鄉下性質的板棚子，沒有沖水設備，門上只是缺少一個插銷。米沙和我都在大木桶里“洗澡”，冬天我們把它放在我臥室的爐子旁邊。兩個石雕的虛构動物裝飾在大門兩側保護著我，但愿它們在寂寞的夜間工作中也保護著我。一堵牆把我們的地產与德國俱樂部隔開，高大的楊樹從牆那邊伸向我們這邊來。 在找房子之前，我和恩斯特發生了意見分歧，在他看來，我与他遷在一起是理所當然的，他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而我卻拒絕這樣做，不知為什么，盡管如此，我卻喜歡他，像他喜歡我一樣。我們都理解對方的心情，但是他是一個人，我必須在一切方面都順從他。為了工作我什么都能接受，盡管他毫不顧忌自己，也對別人提出過分的要求，對我要求的更多，當然不會對我造成純体力上的傷害。在許多個人的事情方面，我盡量順著他，但是，我是一個獨立的人，我無法在一种完全由伴侶決定的气氛中生活。恩斯特需要一個普普通通的好女人，無論在哪方面都服從他，跟著他過他的生活。改變他需要花費許多气力，在當時的情況下，我不想進行這樣的斗爭。 把電台架設起來之前，我遇見一位在蘇聯情報机构工作的同事。這位同志個頭儿又小又畸形，留著一頭刷子發型。我交給他一些用密碼書寫的消息，也得到一份用密碼書寫的回答。在我從莫斯科出發之前，中央就是向他詢問過我在奉天是否有一位叫弗克斯的漢學家。 我們當時所采用的密碼，尚不符合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勞森在《左爾格博士東京來電》第268頁中所描述的系統。我們所采用的第二套密碼，是由相加的數字組成句子，這套密碼來自另外一本書，我們還要把這本書的字母轉換成預定的數字。 于是我必須向這位蘇聯同志通報与李接頭所遭到的失敗，這是“第一號消息”。中央的回答听起來頗為气憤，在他們眼里這是我們第一次獨立執行任務，可我們卻未能完成。 我遷入新居，安樂椅和變壓器也來了，我們又架起了電台，其實，主要是由恩斯特組裝的，他做得更好。我們所采用的發報机型號与馬克斯采用的一樣（見《左爾格博士東京來電》一書）。人們可以采用不太通用的接收器零件組裝這种發報机。根据我的記憶，它叫赫特萊發報机三點振蕩電路。但是，我們并未像馬克斯三年以后做的那樣，省略整流器，它和它的配件變壓器給我們帶來許多困難。 我們的設備在奉天尚有巨大潛力，也許馬克斯當時組裝得更好。每一次都把電台拆開是不可想象的。除了沉重的整流器和那些巨大的電子管之外，我們還采用過粗銅線制成的線圈，它是把粗銅線纏繞在啤酒瓶子上制成的。光是這些線圈就比十年以后的整部發報机占的空間都多。我利用兩根尺子，下邊一根是黃銅的，表面上刻有中文字，上邊是一根纏有棉線圈的木尺，充當電鍵，在它們的縫隙間插人一顆螺釘。在撳動棉線圈時，螺釘擊打黃銅尺。一條金屬線通向螺釘，第二條被我纏在黃銅尺子１上。触鍵每二三分鐘須重組一遍。那句鐫刻在我那根黃銅尺上的中文格言是：“深刻理解‘感覺’与‘生活’的真理的人，能活五百年”２ １對于我來說這是一根尺子，中國人用它做鎮紙。 ２原文為“此中有真意，得壽五百年。”——譯注 我從別墅里搬來一張巨大的寫字台，這是我的最重的家具。我還從上海帶來那只樟木箱子，把它放在寫字台下正合适。我們把發報机和整流器都裝進這只防蛀箱子里，再在上面蓋上一塊木板，夏天在木板上存放冬天用的防蛀衣物，冬天保存夏天用的衣物。箱子本身相當沉重，所以很難發現它的附加重量，再加它還有金屬護皮和一把保險鎖。我這小小臥室是存放樟木箱子最合适的地方，通常居家過日子都离不開它。若是進行徹底搜查，這發報机是會被發現的，我們希望在奉天頗為流行的密探們不再窺視歐洲人的家庭。這些又大又重的設備我們無法隱蔽得更好。我們慢慢地學會了運用較小的零件，大約一年以后，恩斯特把發報机，當然是沒有整流器，裝進一台可以搬動的留聲机里，以代替發動机。整個在奉天的那段時間，我們的發報机始終放在樟木箱子里。恩斯特是個不知疲倦的人。我們在上海買了一本美國的教科書，有250頁，印得密密麻麻，是為廣播電台的技師和維修師而寫的。恩斯特沒白天沒黑夜地研究這本書，由于他根本不懂英語，我必須為他翻譯。那些專業術語我常常既無法翻譯，亦無法解釋。這時他會說些難听的話。最終他還是掌握了這本書，我記得他能背誦其中的絕大部分。 在奉天我每周從我的臥室拍發兩次電報，并非每次都能播發一條消息，但是我必須報到，惟恐中央有發給我們的消息。一巳遇到干扰，我們或者對方听不見，我便在次日夜里再嘗試一次。 盡管我后來沒有別人幫助也能成功地組裝發報机，但始終未能像恩斯特那樣成為一個內行，但是我會發電報。后來我才知道，我發報的能力相當迅速、准确，超過通常的水平，我能毫無錯誤地接受最快的密碼。在一切都進展得十分順利的夜間，工作是一种樂趣，但是我們這台功率頗弱的發報机，卻很少能給人帶來樂趣。 我常常中斷發消息，問對方：“你听得清楚嗎？”得到的回答常常是相反，于是我必須把一切再重复一遍。利用我這台普通受話器，連海參崴的對方都听不清楚，常常被別的電台所淹沒。遇到這种情況，夜間工作即使拍發不很長的電報，也要花費几個小時，收听比發報更令人煩惱，因為它要求特別集中精神。一旦遇到可疑情況，毫無危險的接收事實上比危險的發報更讓人神經緊張。我很佩服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勞森，他似乎能在一個小時里拍發500組，而且他所掌握的距离比我們遠得多。500組在我來說，因為要經常進行必要的重复，須持續半夜。有時連續工作兩夜，終于把消息弄到手里時，大約在清晨3點或者4點鐘左右，便又開始破譯工作，因為紙條不能保留的時間太長。最遲在7點鐘左右便天亮了，于是我的米沙又要喚醒我。 我們發出去或者接收到的消息，通常在60到500組之間，每組五個數字，很少有更多的時候。我們在不同的鐘點發拍，但總是在夜里。我們只有兩個波長可供選擇，因為我們的接收天線的長度只能在一個固定米數之內工作。它叫弗克斯天線。每周工作兩次、三次直至四次，再加重复，很容易被敵人測定出來。令人惊訝的是，我們的電台居然未被敵人發現。 關于我的處境的危險性，它無法每一次都引起我的警覺，上面所提到的缺陷更令我傷腦筋。工作順手時，我感到很高興。我的房子帶有關閉的護板，仿佛是一座城堡，室內燈光被這起來，足夠我閱讀和寫字的微弱光亮照在桌面上，其余的一切都在黑暗之中。米沙在隔壁房間里熟睡。整個城市都人睡了，只有我一個人醒著，向太空里發送著游擊隊的消息，在海參崴坐著一個紅軍，他在接收這些消息。 不過也有這樣的夜晚，在那里我對著鬧鐘和室內寒冷罵街。夜里爐火熄滅了，我穿著運動服，裹著毯子，坐在寫字台前，戴著無指手套在發報。飛机在房頂上盤旋。說不上哪一天他們會捉獲我。瞬息之間我也會產生這樣的愿望；若是對方不通話，我很愿意回到我那溫暖的床上去，可是第二天夜里，我又得鑽出來。 与李的第二次約會，我的等待也毫無結果。据我的記憶，第三次是恩斯特代替我去的，依舊徒勞。后來中央或者是我們通過另外一個游擊隊員了解到，李對自己的任務感到害怕了。由于他接管了一個現存的小組，我們丟失了整個小組。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他雖然背棄了工作，卻并未出賣任何人。若是被捕他會怎樣？ 中央告訴我們說李是十分遵守諾言的人。中央給予他這樣高的評价，肯定是有道理的。 在我們的工作中對一個人做出絕對正确評价是困難的，尤其是當他重新開始工作的時候。可靠性只有在危險中才能證明，一個可靠的同志即使在做了多年的有益工作之后也會變化的。誠然，人們不可以不信任自己的同事，這樣什么工作都無法做，但是人們不應該只是盡可能詳細地認識他們，而是應該一再地重新認識他們。人与人之間必須保持一种經常的聯系，必要時甚至保持個人的聯系。從中央這方面來說，道義上的支持對于在危險而孤立的工作中的同志是重要的，不論他多么堅強。尊重他的工作，肯定他的成績，理解他個人的問題，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是不能忽略的。 一個另外的考慮。李從那些一起學習過的同伴那里知道多少其余的事情？真實姓名，他們出生的省份，他們有沒有家庭，他們將要在哪里工作？對付叛變最可靠的方法，是讓每一個人知道最必須的東西。的确，這是老生常談，但具体的例子最有說服力，這是最基本的理論。 我們的游擊隊員應該把他們的活動集中在日本人控制的穿過滿洲的鐵路線上。他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多次成功地破坏鐵路网，使交通陷于癱瘓，尤其是他們曾多次使軍車脫軌。游擊隊小組在增加，他們吸收了新隊員，借以加強他們的戰斗力。他們的活動今日本人惊慌失措，這從新聞報道和日益強化的針對性措施中已經表現出來。 我們向中央匯報游擊隊小組的計划和執行任務的情況，拍發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情緒和事實的報道，通報新的，有趣的隊員的情況。 另外，我們的游擊隊員小組并不是固定的單位，隊員們作為工人、農民或者職員過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們集中几個小時或者几天，要么進行訓練，要么有組織地從事打擊日本人的活動，即使這時也不總是全組出動，小組的實力只有領導人才知道。這种游擊活動形式在當時是經常采用的。 除了指導各游擊隊小組之外，我們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他們籌措所需要的炸藥。恩斯特和我去奉天或者別的城市的藥舖和雜貨舖，購買化學藥品，它們本身并無危險，但配到一起便成為爆炸物。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購買硝酸銨（鉀硝）。我們在一家店舖里打听過多次。恩斯特不會講中國話，我只得跟他一同去，我們帶著我的米沙，以便盡量給人一种和善的印象。硝酸銨是有的，可我拿不定主意是買一公斤或者更多些，其實這是農業上大量需要的物品。我請求買10磅，售貨員把我的意思理解錯了，他拿來50公斤。太棒了，我們心滿意足地把買來的東西裝在一輛馬車上，運到我的住處。 假如我的記憶是對的，一公斤硝酸銨，加入百分之二十的糖或者鉛粉或者高錳酸鹽，放在一條火車鐵軌上，可以充當炸藥。這种藥品，還有附加藥品，也許是為了代替另外一种也并不難買到的原料，代替氯化鉀，引爆硝酸銨用另外一种配方。同樣我們買過硫磺、鹽酸和其他的化學藥品，它們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我們把配方和制造炸藥包的任務交給游擊隊小組來做。 為了把這些材料交給我們的游擊隊員，謹慎行事是十分必要的，而運輸這些材料就更為困難。 我們最喜歡和最重要的一個同事，我們稱他馮。他有一副北方中國人的魁梧身材。他給人以鎮定与威嚴的印象。盡管他還年輕，在我們那些短促的接触中，我看出來他是一個沉著、和善、嚴肅的人，他的這种嚴肅中帶有熱心和尊敬。 我与馮的接頭是在奉天和安東進行的，安東是一個比較大的城市，在朝鮮邊境附近，他在那里与妻子和兩個孩子生活在一起。他始終身著中式服裝。我不相信，除了一頂禮帽之外，他還有別的歐式服裝。 對于我來說，最大的困難是，馮像其他与我們來往的中國人一樣，只講中國話。我在上海的最后几年荒廢了我的課程，忘掉了許多。讀与寫的水平都不好，我還不會利用中文辭典。可現在我們要指導游擊隊員，要傳遞他們的報告！我必須盡快地學些新的單詞。為了能与中國同志互相交流，我遞給他們一個筆記本，上面寫著我掌握的單詞，他們只能從這些詞匯里選擇單詞寫進他們的報告里。同樣我也必須把中央或者恩斯特的指示，用這些有限的詞匯表達出來。當然，這對于我加速學習是個很大的推動。每次我与這些同志接頭時，在他所收到的紙條上，都會發現我已經記熟了的新單詞。 致父母的信： 1934年9月28日 我每天都學習中文，和我的男仆比賽著學習寫字，他每天下午去上課，這是一個可愛的、聰明的小伙子，我很愿意在他身上花時間和几角錢。為此，他給我燒非常可口的飯菜。學得越多，興趣越大。我現在能寫和讀600個漢字。說的更多。超過2000漢字的人，已經是漢學家了，多數人都會變得有些瘋瘋癲癲。現在我的同鄉們都有點替我擔心了。 我的奉天的語言教師，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是痛恨日本侵略者的。他跟我熟悉一些以后才承認，由于他家里困難才給我來教課，因為我公司的信箋上印著“滿洲國”的字樣。這是日本人給這個國家取的名字，所有中國人都痛恨它。他感覺到我對中國有感情，有興趣，但是這樣的公司標志使我在中國人當中永遠也不會贏得朋友。 我回答說，我也是因為需要才出來掙錢，不得不用滿洲國這個名字，因為買我的書籍的顧客是日本人。 當我于1935年秋天离開中國時，我已經能讀和寫大約1000個中國字，說得還要多。米沙有許多中國朋友，他掌握了屬于一個四歲孩子范圍內的所有詞匯。 中國語言不是由字母构成的，而是由詞畫构成的。由于复雜，對于外國人來說，几乎是不可學習的，人們既要說出這些詞畫，又要發出不同的音域。 為了避免發生誤會，我們必須違背地下工作的規矩，把消息寫到紙上，偷偷地塞給同志們。中國人常常要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領軍的搜查，但是對于我們來說，當時沒有別的辦法。 每次我与馮接頭的時候，一看見他出現，我就很高興。我們隨便在哪條街上見面時，時間總是短促的，我和他以及別的同志，只能說上很少几句話。我几乎不了解他的情況，他也不了解我。一個局外人怎么會知道是什么把我們聯系到一起的呢？我們在同樣的危險中，為同樣的事業而工作。可危險對于中國人來說，比對于我們要大得多。有一次，与馮接頭以后，突然擁來許多警察和占領軍，街道被封鎖起來，每個中國人都必須舉起胳膊站在那里。當我們的目光互相注視著對方時，我感覺到，除了危險之外，這种搜查方式是特別有害的，可馮盡管舉起雙手，卻不失自己的尊嚴。 警察沒有發現紙條，他們搜查的是武器。否則他們馬上會辨認出來，這筆跡不是中國人寫的。 也是馮從我的住處取走了50公斤硝酸銨，于是他知道了我的地址。 与另外一個游擊隊小組領導人的接頭發生在吉林，那里距奉天五百公里遠。這肯定是中國游擊隊員提出的建議，我只能說，哈爾濱那個可恨的墓地与這個接頭地點相比更為理想。吉林也有火車站，但并不很熱鬧。除了我之外，沒有一個外國人在這里下車。我跟隨那個等待我的中國同志，像約定的那樣，并未向他表示問候。他上了一輛人力車，我也上了一輛。兩輛人力車在坑坑洼洼的沙土路上行走了大約40分鐘。塵土像煙霧一般籠罩著我們，不過尚未把我們弄到辨認不出來的地步。多年來似乎不曾有過歐洲人，特別是歐洲女人在這里行走過。大家都轉過頭來看我們。若想把我們的游擊隊員和我從人群中區分開來。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辦法。最后我們停在一棟簡陋的茅草房前，在我們走進去之前，已經圍著我們站了許多人，惊奇地注視著我。游擊隊員的妻子招待我們，給我們端來茶。在眾目睽睽之下把制造炸藥的材料交給他，是一种特殊的技能。這位游擊隊員既勇敢又能干，但他卻不懂得如何進行地下接頭。 像在上海一樣，我在奉天過的是一种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1934年春天，法西斯主義尚未如此強烈地影響德國社團，盡管第一批受迫害的人已經從德國來到這里。 什么人与領事館有聯系，与德國社團有來往，在日本人看來并不值得怀疑，因此我盡量利用這种關系。我接受德國領事館的邀請參加招待會，也去德國俱樂部。与我比較親近的熟人，都不想拼命去當納粹，都是對中國感興趣的人。 自然，我的社會地位，作為打字机公司的一名小小的代理人的女友，比起在上海時作為英國城市管理机關一位有聲望的建筑師的妻子的地位要低得多。 致父母的信： 1934年春季 在這里我到處都受到友好接待，在德國俱樂部……我經常和弗克斯博士在一起，我們是三年前在北戴河相識的，當時我們很喜歡他。他在這里一家日本人學校里教書，假日時他常常做些有趣的旅行。他會講12种語言，剛剛30歲出頭，是個冷靜而穩重的人，常常講些討人喜歡的和令人高興的故事…… ……我常常也能看見一個剛剛出現在奉天的比利時建筑師。他出身于貴族，曾長期生活在巴黎，在倫敦生活過八年，他的生活作風和思維方式跟我們一樣，与表現出來的其他特點相比，他是個令人高興的人。此外，還有一個討人喜歡的漂亮日本人（松本），他是伯恩施坦的朋友，在上海時我就認識他，他現在在這里工作。除此之外，這里還有一個新來的醫生。我在信里寫過關于他的事情嗎？他是年紀較大的德國猶太流亡者。我跟那位建筑師打网球，跳舞；跟弗克斯一塊吃中餐，出去郊游；跟松本去看電影。醫生夫婦來我這里做過客，最好是大家都來，因為我有一棟如此滑稽可愛的小房子，有這么多漂亮唱片，還有一個這么优秀的小廚師。僥幸的是，我只是順便欣賞一下這些女人，這就是說，有時在喝茶時，有時在俱樂部里，在那些地方，我只能謙虛地賠著笑臉，在必要的時候，頗有耐性地坐上兩個鐘頭。 由于伊薩和艾格尼斯不在這里，我倒宁可不見我那些熟人的太太們。 那位比利時建筑師的姓名，我已經不記得了，我稱呼他“領帶”，我之所以關注他，是因為在我的印象里，他在政治上是靠近我們的。我曾經很想爭取他至少做我們的外圍人士。但是他的過去，他在奉天何以只停留個把月，且又沒有任何職業，都令人捉摸不透。 松本，伯恩施坦的朋友，我們在上海時就不信任他。在奉天我可以肯定，他不只是推銷烏發電影，他在這里對于我來說，要危險得多。當他出乎意料地來拜訪時，我正穿著孫逸仙夫人贈給我的那件衣裳。他說，我穿這件衣裳很合身，可不可以為我照張相。反正伯恩施坦那里有我們的集体照片，背著我照我的相，對于松本來說不是什么困難的事情。 我友好地接待了松本，任何回避或推辭都會引起他的怀疑。我把這當做一次有用的訓練，當著他的面多留點儿神，又不讓他感覺出來。對于這樣的態度，我已經練就了一种可靠的本能。 我給家里寄出的信，比從上海寄出的那些信件理所當然地要慎重得多。有一次我在信里提到：“現在正忙于結算進項。”這是撒謊，我賣出去的書籍并不多，為了平息父母因為我与羅爾夫分手所造成的不安，必須拿職務來搪塞。 關于滿洲的情況，我在給父親的信里是這樣寫的： 1934年7月20日 這個國家非常有趣。日本人慷慨地實施了一些建設項目。奉天出現了一些全新的城區，首都新京正在建設巨大的政府大廈。航空線和鐵路線遍布整個滿洲國。日本貨物充斥城市和鄉村，它們摧毀了所有的歐洲公司，百分之六十的住在奉天的歐洲商人，在最近兩年都破產了。与此同時滿洲國的一半遭了水災，另一半遭了旱災。其結果是饑荒。上個月只是在滿洲國的奉天省就發生了650次土匪和抗日小組的襲擊事件。 在滿洲的深山里歷來就有小股土匪，他們常常襲擊富裕村庄。隨著游擊隊小組的增長，分別的和准确的數字究竟有多少，是很難統計的，日本人把游擊隊也稱為土匪。 我也偵察更遙遠的地方，這是不言而喻的。 周末我和領事的侄女，還有弗克斯博士進行了一次非常快樂的郊游。這里有非常漂亮的地方，乘火車兩個半小時到達，在奉天誰都想象不到有這么好的地方。山區里有深藍色的河，有布滿岩石的山和綠蔥蔥的山、有陡峭的山谷，古老的樹木，清洁的小村庄，非常迷人。按照日本方式吃飯、睡覺、洗浴…… 在另外一封信里，我抱怨“討厭的人，做不完的工作和奉天的小城市气氛。” 我從未提到過恩斯特的存在，其實我每天都和他在一起。 我帶著自己的書箱子也去過兩三次撫順，這是滿洲的工業中心，那里出產煤和石油。我到那里各處看看，拜訪工業界的領導人，他們買了我几本書，我在那里拍了一些風景和人物照片。 實際上，我并未努力去利用奉天和滿洲為我提供的重要讀者群。我也偶爾去拜訪一些官員、軍方和工業界人士。當然，我們沒有与日本人取得聯系的任務，不論是恩斯特還是我，均未向中央做過這樣的建議。盡管如此，在這個或者那個問題上也能產生一些粗淺的認識，然后把這些成果用電報的方式轉發給中央。 在一次与恩斯特所做的郊游中，我們遇見一些為日本人服務的中國士兵并和他們談了話。在這次會面的啟發下，我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寄給當時尚存在的家里。 我們在滿洲，在奉天附近。天在下雨，我們走進村頭一家小舖里。 這村庄大約有20戶人家。在小舖里可以買到香煙、豆油和空鐵桶。后面的大炕上坐著三個士兵，其中一個在拉二胡。年紀大的掌柜靠在賬桌上，兩個机靈的小青年蹲在地上。 在這里見到外國人是稀罕事情。我們被邀請坐在炕上。士兵是中國人，在為滿洲國服兵役。他們問：“你是俄國人還是英國人？” “我是德國人。” 三個人都發表了一通自己的看法。“德國人腦瓜儿聰明。德國的槍最好。”“中國人只會吃飯和睡覺，卻不會讀書和寫字。” 我問道：“這附近有土匪嗎？” “沒有，現在高粱都割光了，那里藏不住紅胡子。１你知道張作霖２從前也是土匪嗎？” １“紅胡子”在滿洲是對土匪的稱呼。 ２張作霖是從前控制奉天的將軍。 那個拉二胡的年長的士兵笑著說：“張作霖小的時候，還沒長胡子便當上了紅胡子，待他長了胡子，便成了一個大將軍。” 我接著問道：“可你們為日本人工作，這是為什么？你們喜歡他們嗎？” 大家都笑起來，說起話來既興奮又雜亂無章。“日本人非常坏。我們袖子上戴一道杠，每月掙11個滿洲銀元，日本人戴一道杠，卻掙60個銀元。只要戴兩道杠的日本人說一句：拿這個去，干那個去，戴兩道杠的中國人立即便跳起來。日本人又肥又胖，走起路來這樣。” 年長的士兵把雙腿作成羅圈樣，下頜前伸，兩個拳頭撐在腰間，“中國人卻是這樣。”他彎下腰，用雙手捂著面孔。 那個20歲左右的年輕士兵說：“希望早日發生戰爭，到那時我們不會跟著日本人打仗，而是反對日本人。” “德國有許多土匪嗎？”年長的士兵問道。 “能讀書寫字的地方，沒有這么多土匪，”年輕的士兵答道，他接著說：“滿洲國現在就像英國占領的印度。” 第三個士兵說：“你這位太太中國話說得真好，我祝賀你。” 其他人點頭稱是。 外面在下大雨，又打閃又打雷。 年長的士兵問：“德國也有這個嗎？” 我回答說：“有這個，有雨也有太陽。” “跟我們這里是同一個太陽嗎？也這么回？” “是的，太陽是同一個太陽，月亮也是同一個。” 年輕士兵點頭說：“我們大家同在一個圓圓的地球上。” 有一天令我大吃一惊，一個新來的納粹，他是一家鋼鐵公司的代理人，其實是萊因洲一家兵器公司的代理商，他有意租下這個巨大別墅，我的小房子就是它的一部分。我的水和電都是從別墅里來的，他可以把兩者都給我斷掉，或者他只消說一聲，他不喜歡我住在這里，房主馬上就會解除我的租約。即使他不這樣做，這個鄰居也會讓我不高興。他搬進來以后，并不覺得有什么理由來拜訪我，可我必須知道我該怎么做，我必須過去。 這位新房客坐在一間又大又冷的屋子里，別墅里有大約12個房間，他以一個舊派騎士的禮節迎接我。他是個貴族，50多歲，他的女人和四個孩子都留在德國。他的姓名我忘記了，我們稱呼他“封·××先生”１。第一次談話時我就肯定他從前是個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現在是個納粹，与希特勒相比，他更喜歡威廉二世皇帝時代。封先生為他那古老的家族及其戰爭傳統而感到驕傲。從他那彬彬有禮和嫵媚可愛的舉止中可以看出，他是反對排猶主義的，希望我無論如何也要在小房子里住下去。 １德國貴族姓前都加一個“封”。——譯注 “您不要因為我在這里而感到壓抑，您要是搬走，我會感到傷心的。”封先生也不想規定一個計算電費的方法。“那几分錢的電費是不值得說的。”可我認為，讓一個德國民族主義的貴族，為与蘇聯紅軍建立聯系而在夜間消耗的電流付款，這簡直是開玩笑。 封先生和我在我們比鄰相住的那段時間里，保持了一种良好的關系。 他常說：“我佩服聰明，我喜歡活潑，比起這里那些德國小市民來，我更喜歡与您閒聊天。” 封先生是個貪杯的人，有一次他請求我說：“鄰居太太，如果您在什么地方遇見我，認為我喝夠了，您就把我拖到家里來，好嗎？” 有一次他邀請我去德國俱樂部，但是我不愿意再到那里去。他堅持讓我去。事后他把自己那一點都沒貴族气的胖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說：“假如有哪個德國人敢于動您一根頭發，您告訴我。” 封先生在德國社團里是有影響的，這是因為他有地位，因為酒喝得多，不妨礙別人，還因為他以自己的方式做人。我毫不費力地從他那里知道了一些德國商人的情況和与他有交往的日本人的情況。 我之所以能夠把他描述得這么詳細，而游擊隊員們許多重要行動細節我卻想不起來，是因為我還保持著一些信件。關于封先生我在給家里的信中是這樣寫的： ……由此可見，此人与內蒙古的頭人有關系，他叫德旺，是個很有影響的人物。我的鄰居現在正在內蒙古拜訪他，他想任命我的鄰居做他的總顧問。他可能會放棄自己的鋼鐵公司，只跟這位頭人工作。這位頭人有這樣一個計划：他希望由國家來收購和銷售羊毛，現在是中國商人在蒙古私人收購，每200公斤羊毛，付給蒙古人一盞馬燈；我的鄰居要做他的中介入，把這些羊毛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賣給德國。百分之五十的羊毛以貨物形式償付。這是一樁有趣的，非常了不起的事業。最為精彩的部分是，我的鄰居需要一個女秘書，她必須“能說會道”，當然要跟他一同去頭人那里，跟著他去旅行整個蒙古，處理全部有趣文件。這是一個誘人的机會……但是你們不必擔心，總有一天要結束這种流浪漢生活，我不會答應干這种事情。 我敢肯定，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羊毛問題，我很想跟隨他去兩三個月，一定會很有趣。我記得我請示過中央，內蒙古和這樣一個頭人，對于他們來說或許并非沒有興趣。但是這件事情落空了。 在這段時間里，最令我高興的事情，是米沙和他的成長。他那些聰明的，發人深思的問題，他的邏輯和觀察能力，都是令人高興的真正原因。 當他1935年1月份在上海跟隨羅爾夫住了一段時間以后，我給父母的信中這樣寫道： 盡管我從早忙到晚，還是非常惦念著我的大大小小的生活內容。不是享受，而是6點半鐘就被鬧鐘喚醒，晚飯和中午飯都不需要在家里，打字時怀里不必坐著一個討厭的孩子，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傷感問題，但愿只有這四种情況。 羅爾夫把米沙送回奉天，他還第二次來探望過我們，兩次都給我們帶來急需的發報机零件，我記得，有一次還帶來了化學藥品。 羅爾夫的父母和我母親，都不同意我這樣生活，我給母親的信中寫道： 你根本用不著替我擔憂，這是絕對沒有必要的。我過的完全是我所希望的生活，并且活得非常滿意。我承認，如果我只是在羅爾夫身旁做他的妻子，我會過一种受到精心呵護的、無憂無慮的生活，但只能在理論上，而實際上我不會感到幸福的…… 你們的失敗的，但卻心滿意足的女儿。 我敢肯定，我的父母至少自從我在蘇聯長時間逗留以后，便猜測到我与羅爾夫分手可能是由我生活中的政治背景造成的。 在我長時間使用發報机之后，電子管坏了。恩斯特很生气。也許是我的過錯。我必須去大約七百公里以外的天津，設法在那里買到新的管子。我帶上米沙和他的玩具熊。為了應付邊境檢查，我事先把管子縫進玩具熊里，熊里面原來充填的是木棉。在奉天我沒找到与熊的顏色一致的棉花，現在想辦法在天津買到。我拿著一塊舊皮子當顏色樣品，走進一家小商品商店。 我前邊有一個又胖又圓的女人在挑選花邊桌布，她從容不迫地挑選著。那時我就忍受不了在商店里參觀。當米沙開始不耐煩時，這位女士轉過身來，這是路易絲，保爾的妻子！我們二人由于激動和高興而一言未發。 保爾現在生活和工作在天津。路易絲請我到她家去。我高興地跟她去，這天晚上過得十分開心。他們還有另外一個客人，保爾的報務員，即當過海員的路茨，他是我在莫斯科的同學。我們共同度過的那几個鐘頭（到我們回飯店之前，米沙一直睡在路易絲的床上）讓我回味了一個多月，回到奉天以后，我覺得在天津的那几天，簡直像在天堂里一樣。 奉天的气氛几乎是無法描述的。最令人討厭的是占領軍那种小題大做的、愚蠢的，但是由于他們的規范而變得危險的秘密偵察。那些為日本人服務的中國人，會因此而受到他們的同胞的蔑視。他們要么搜查外國人的住宅，要么把人傳喚到警察大樓里去。我還記得在警察局的一次“談話”，一個日本軍官跟我講英語，順便用俄語說：“您請坐！”由于我在這种談話里頭腦特別清醒，我反問了一句：“您說什么？” 我相信，任何占領軍最初都特別神經過敏，日本人神經緊張的程度也不會減輕。當然，有許多事情會令他們心神不宁。這個我們知道得最清楚！ 經常利用發報机，購買化學藥品，把它們存放在家里，把它運送出去，和游擊隊員的接頭，對外國人的監視，尤其是對共產党人的歇斯底里的恐怖，這些都是經常的危險源。在奉天行賄，像在諾倫斯——呂格事件中所做過的那樣，也有不頂用的時候。日本人不入這個圈套。不過我已經習慣了這种危險，像習慣了這個國家的气候一樣。客觀地估計我們的處境，恩斯特像我一樣同樣會遇到這個問題，它并未使我們成為特殊的人。我可以因為買了一件新衣服而感到高興，為丟失一雙手套而沮喪。我喜歡跟“領帶”去跳舞，他領舞的本事非常出色，可恩斯特會為此而嫉妒。而當他与那個住在他那棟房子里的非常漂亮的白俄女人調情時，我也感到痛苦。我們就是這樣過著“平常”的生活。當然，在這段時間里我也為我的一生學會了不過高估价日常生活中的不快，并迅速克服它們的本領。 我們多次遇到過危險。我們為那個惟一的工人階級取得了胜利的國家而工作，我們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我們痛恨資本主義、壓迫和戰爭，不只是理論上。我們每天都親眼看見它們的惡果，我們熱愛中國人民，熱愛他們的苦力、農民、儿童、母親，他們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受苦受難的人們。 我們在奉天几乎工作了一年，1935年4月我去与馮接頭。這是我第一次必須等待他。5分鐘，10分鐘，20分鐘。我告訴自己，他坐的車可能晚點了，他可能生病了，或者關于我們約會的時間出了誤會。我繞道去找恩斯特，我從未在接頭之后直接去他的住處。 兩天后馮也未來。 第三天我未帶紙條去，我們把我的電台在房子外面藏起來。我相信還能見到馮，他向我走來，我心情放松得直想哭出聲來。可這不是馮。 我發現這是一個日本人，上一次他就在接頭地點來回游蕩。他也像我一樣等待了15分鐘。我心里想，現在可是死到臨頭了。 那日本人并未跟蹤我。 我一直在設法壓抑對馮的擔心，6天的期限過去了，假如他真的生病，有可能持續6天的時間。 我把電台取回來，向中央匯報他的失蹤。不久我們便听說他被逮捕了，人們從他家里發現了炸藥。我們知道被捕意味著他的死亡，事先要上刑，只有他供出自己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罰。馮并未出賣任何人，假如他這樣做了，某些同志，其中包括我，也就不會活著了。 中央指示我們，中斷与游擊隊員的一切聯系，离開奉天、遷往北京，在那里重建我們的電台。我想起了馮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們卻眼睜睜地無法向她們提供一點援助。我對這种嚴酷性感到害怕，對那些寄希望于我們的同志棄之不顧，我覺得這是無法讓人忍受的。他們的領導人若是來接頭，而我卻不在了。我們向中央發報請求留下來，中央堅持自己的意見。后來我們才知道，他們又向奉天派來新的同志，以代替我們。晚上我吃了安眠藥，仍然几個小時不能人睡。我并未急急忙忙地离開，而是公開地，像普通老百姓那樣离開奉天的。封先生執意要舉辦一個大型告別宴會，我無法表示拒絕。 恩斯特把單個的零件，兩只電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裝進一個普通的收音机里，把發報机裝進一台沒有發動机的留聲机里。我帶著我的全部財產，以便讓收音机和留聲机顯得更自然一些。 在滿洲邊境一切進行得都頗為順利，于是來到中國邊境車站。在這里箱子也毫無挑剔地被檢查了一遍。突然海關官員說：“收音机您不能帶走，需要政府的一個許可證。” 我的异議毫無用處。我要求找海關領導人談話。一個海關官員和一個警察把我帶到站台上。我那听話的米沙留在車上看護箱子和收音机，等待我回來。另外一個官員走過來，我竭力說服他。像在中國任何地方一樣，凡是發生什么事情的地方，都會聚集許多人。 在站台的另一側駛進來一列火車，下車的人們擴大了圍觀的人群。這位官員建議我留下我的地址，一旦許可證到達，會無償地把收音机運往北京。我不想留下我的姓名和地址，因為收音机里裝著与接收器無關的零件。爭執越來越激烈。我借德國領事館，借我的美國公司來威脅他，還說要到中國政府去抗議他虐待外國人。人群聚集得越來越多。 我們的火車在鳴笛，司机走來生气地說，他要開車，火車已經晚點了。米沙站在車窗前嚎哭。這時站台對面的火車鳴笛了，我向對面望去，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尼可，那是我在莫斯科的希腊同學，他靠在一節車廂上，充滿憂慮地看著這里發生的一切。我登上我的火車，沒有攜帶收音机，向北京駛去。 我們選擇了所有外國人下榻的飯店。我尚未來得及欣賞這座城市的美，第一件事便是去找海關。原來只有中國人帶收音机才需要許可證。我得到一張相應的證件，蓋著圖章，別人建議我通過郵局把它寄到邊境去，一周之內我便會收到我的收音机。 把收音机和一些附件留在邊境上，即使存放一個小時，我能負得起這份責任嗎？況且恩斯特立即會在我和他之間确定一個發報的時間。我接過這張紙條，沿著這几百公里路程又返回到邊境。這次還得帶著我的米沙，否則我把他放在哪里呢？這次返回去我特別不甘心，在邊境上可能發生复雜的事情。我把紙條遞給一個海關官員，他的上司為這件錯誤出面向我道歉。任何人都未發現收音机里有發報机零件。 中央發往北京的第一封電報是5月份到達的，里面包含一個焦慮的疑問，我在邊境遇到了什么麻煩。于是我斷定，看見尼可不是幻覺，他也安然到達了那個陌生的預定地點。 這次去邊境之前，我的牙痛起來，現在痛得難以忍受。在飯店有人推荐給我一個好的日本牙醫。我帶米沙找到他。一顆牙齒必須拔除。牙根長歪了，必須把頜骨切開。米沙興致勃勃地看著，我一聲沒吭，卻出了一身大汗，牙醫也是一樣。 麻醉過去以后，被損坏的頜骨疼痛起來。由于旅行和拔牙，前一夜我未能入睡，次日夜里我把与恩斯特進行無線聯系的日期定下來。 今天我要問：為什么我們必須知道從來都不會利用的奉天与北京的聯系是否接通？在一家住滿客人的飯店里，22點30分左右在一間屋子里發電報，這是輕率的。由于害怕，我不敢躺下睡覺。為了照顧米沙，我不想上鬧鐘。面孔的整個右側在扑扑地跳動，我的頭痛得不行。若是由于一夜未眠和疼痛而不發電報，這個想法對于恩斯特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時間終于到了，我把發報机組裝起來，最后一道手續是把插頭插到牆上的電線插座里，啪的一聲響，整個飯店陷于一片黑暗。我以最快的速度摸索著在黑暗中把一切零件隱藏起來。幸好未被發現短路是在我的房間里造成的。人們換上了保險絲，我再也沒有勇气冒第二次短路的風險。 飯店里要么有直流電，要么有一條高壓線路，不管怎么說，我必須立即尋找一個新的住處，盡管我預約了一周的時間，可恩斯特將在今后的兩天夜里等待我的電台呼號，我必須与他接上聯系。我們重又收拾起我們的物品。多么不必要的風險！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讓恩斯特去做別的選擇，而是由我自己來做出選擇。 我們搬進一家一個德國寡婦領導的公寓。我在我那牆很溥的房間里，發了兩個晚上的電報，均未能与恩斯特取得聯系。后來他來到北京，還怀疑我是否真的發過電報。他當然知道，我會遵照他的安排行事，我并不膽小，尤其是從來未欺騙過他。他的指責令我頗為傷心，盡管我知道他對我的指責并不是認真的而是因為沒成功而感到沮喪。 我找到一個合适的住處。威廉兄弟中的一人是漢學家，他是他父親職業的繼承人，在北京居住著一處中國式住宅，他答應在他去歐洲度假的几個月里，把他的住宅租給我。在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后，我便去上海做客。我在那里又見到了瓦爾特，是否見過格里沙和伊薩，我不記得了；反正是有人告訴我，說有一位我認識的女同志要見我。那是凱泰，我在莫斯科的同窗密友，她在上海是一位男同志的同事和妻子。她怀孕了，身体不太好。從地下工作的角度，我們的會面是不對的，但是我們很高興，我給她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建議，如何工作和如何帶孩子 五月份我遷入威廉在北京的住宅。這里有四個房間，按照中國建筑方式，每個房間都有側房，它們組成一個方形內院。窗戶分成若干木格，上面糊著羊皮紙似的紙張，既看不進來，也看不出去。 致父母親的信： 1935年6月 北京漂亮极了。我可以在這里活一輩子。這座城市一种聞所未聞的美，我還從未見過這么美麗的城市。一大路穿過許多門或者進入紫禁城，即使第十次進去，也一次偉大的經歷。我在意大利見過的東西，在德國或者美國，或者在別的國家見過的東西，都無法与這里媲美。美得無与倫比…… 中午飯為了討米沙喜歡，我們吃中餐。 昨天，我們花兩個美元買了140枝盛開的花束，有紫菀、金魚草、桂竹香。它們立即被栽到土里，現在我們名副其實地生活在一個小小的鮮花盛開的庭院里。米沙有自己單獨的小花圃，他會精心地照管它。最近我帶他去了一趟頤和園，這是一處臨水傍山的絕妙風光。我們划了一個小時的船。我把米沙從船上投入水里（當然是帶著救生圈）。讓他在一片空曠的地方游泳，周圍是盛開的荷花。 恩斯特來到了北京。關于我們在北京工作的細節，我几乎想不起來了。我只記得，在相當長的時間距离內我才与中央聯系一次，我收到過電報，也發過電報。也許我們當時根本就沒有工作可干。只有在游擊隊小組暫時停止活動時，我們才有這樣的安靜日子。我知道，我們与游擊隊員中斷聯系是不可避免的，恩斯特的情況大体上也是如此。任何邏輯都是不管用的。我感覺到我們脫离了游擊隊員們，盡管我常說，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央的決定是必要的。后來我學會了，一旦遇到這种情況，便嚴格地中斷聯系，在几周或者几個月的平靜之后，再接上聯系。馮的被殺害長時間里在我的生活中投下一道陰影。 北京相對平靜的气氛對于我們是有益的。恩斯特感到松快多了，不再那么容易激動。我很高興讓他看看這座城市的名胜古跡。8月份我們甚至花了10天時間去渤海之濱的北戴河度假。我們想享受一下對于我來說沒有危險的這些少有的日子的每一小時的時光。遺憾的是我卻做不到這一點。我感到不舒服，既不想游泳，也不想出去漫游。不久，我發現自己已經怀孕了。在我告訴恩斯特或者別人之前，我想自己做出決定。在中國中止妊娠是個很簡單的事情，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都應該中止。尤其是我們的活動。但是米沙現在四歲了，我很想要第二個孩子。對于我的工作來說，任何時候怀孕都是不合适的。一旦与恩斯特分手，也許我再也不會与什么人生活在一起并按照我的愿望生個孩子。現在既然怀孕了，我就要留下這個孩子。 時机特別合适。几周之后，羅爾夫在上海工作了五年之后，要開始去歐洲度假。他的英國工作單位將為全家支付旅費。中央希望我利用這個机會，去莫斯科向他們匯報我的工作，我也為有這么個机會而感到非常高興，也許會重新見到我那些已經流亡到倫敦去的家人們。問題是羅爾夫能否把他那与上海市政局簽訂的合同再延長五年。羅爾夫現在是堅定的共產党人，不愿意長時間地脫离政治活動。我向中央通報了他的情況。 生第二個孩子，一個必須照料和扶養的嬰儿，肯定會使我的生活更加复雜，但是只要我不放棄工作，無人能夠指責我。一個小孩甚至是一個很好的掩護。 開始去歐洲度假之前發生了一件事情，它加速了我离開中國的行程并使返回成了問題。在上海有一個外國人被逮捕，他就是接替里夏德從前的工作的那個人。在審訊中他一言未發，人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的絕對沉默成了轟動一時的事件。世界新聞界在報道他時，稱他為×先生。１ １我國新聞界當時稱此案為“神秘西人案”。——譯注 這位同志是凱泰的上司和生活伴侶。我井不認識他本人，從未与他有過任何交往，但是中央警告恩斯特和我，与被捕者有關系的那台萊因金屬——打字机的號碼可能會引起對恩斯特的怀疑。無論如何，我應該立即离開，一旦恩斯特被牽涉進去，只要我越過邊境，到了蘇聯，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推說他把打字机賣給了我，別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們斟酌好了一筆相應的賬目。恩斯特應該設法在北京留下來。 這樣一來，我的前程變得完全無法确定，可以肯定的只是，未來意味著与恩斯特分手。离開他對于我來說是痛苦的。我們并未在一起，因為我倆人只是偶然地做同樣的工作，我們真正互相喜歡對方。 离開中國，我也是打心眼儿里感到沉痛。 我在這里生活了五年。 當1949年這個國家解放的時候，我把這一天視為自1917年10月革命以來國際工人運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對于我個人來說，它是生平最大的喜悅之一。 在1935年的倉促行程之中，羅爾夫也像恩斯特∼樣，一再勸說我中斷妊娠，毫無結果。于是羅爾夫說，在這种情況下，他絕對不能丟下我一個人不管，讓我回歐洲以后去找他，對他不是孩子的父親這一點要保持沉默。恩斯特為此很佩服他，并對我說：“如果我未能和你走到一起，世界上沒有比羅爾夫更好的人；對于我來說，這是個巨大安慰。”當他們倆人商議我的前程時，我一言未發。我不想為孩子而撒謊，關于工作，去哪個國家，与誰一道去，反正都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決定的。 到哈爾濱我才能得到去蘇聯的旅行簽證。我与恩斯特約好，在我出境的那一天，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委到我的身上。待到哈爾濱，領事館已經關門了。我問自己，是否到最后一刻我要倒霉呢。 一切順利。恩斯特并未受到指問。×先生后來也獲得了自由。凱泰的表現一定很出色。回到蘇聯以后，她獲得一枚高級勳章。遺憾的是她當時失掉了已經怀孕8個月的孩子。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又見到她，還在那里結識了她的丈夫，那個×先生。 在火車上的漫長旅行中，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我對這個尚未出生的小生命感到害怕。相反，米沙倒是喜歡他的日常生活的這种突然中斷，不論走到哪里，他都能迅速适應。在旅途中惟一令他傷心的是，与任何人都無法交談。他設法与人用德語、英語、漢語交談，全都徒然。有一次火車停下時，一只貓喵喵地叫著穿過站台，這個四歲的小家伙悄悄地說：“貓比人聰明，它們都說一种語言。”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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