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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重慶是個山城,一年有大半年的日子,被濃霧所籠罩著。有時,三五步之外,就難以看清人物。戰時的陪都放在這,因這濃霧的隱蔽,使日軍飛机常常”發愁”。
  杜月笙到重慶后,上有落委員長的器重,旁有鐵哥們戴笠的支撐,加上行政院院長孔祥照處處表示友好,官場之上,十分從容。原先在上海的同伙搭檔,部分早已先他而到重慶;原先在香港的門徒,也大多轉移到了這里;再加上早已混入政界的高徒陸京士等人在各方面下得功夫,上下左右,比在香港,更加是如魚得水,游泳自如了。
  來到重慶后,杜月笙清楚地意識到,四川原系獨立三國,所謂“東不出資門,北不出劍閣”。辛亥革命以來,軍閥們關起這兩扇大門打內戰,各賠防區,絕不容外面勢力染指。直到衛935年,蔣介石的中央軍才以防堵紅軍北上之名得以開進。這里的袍哥勢力如同上海的幫會,是當地的巨龍,他雖說是強龍,若壓他們,發展自己的勢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杜月笙就努力結交當地的立軍問和川幫財閥.
  范紹增是杜月笙的老朋友。早年范紹增是劉湘部下實力最雄厚的軍人,作戰負傷后曾去上海治傷,与杜過往甚密。此次杜入蜀,范當然待若上賓了。
  一次,范紹增約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館里去搓麻將,一夜“長城”砌下來,范紹增輸了近千万元。當時的“法幣”還相當值錢,這一來,范紹增在銀行的存款,將空了一大半。他尷尬地開了一張支票,遞給正在煙榻上過瘤的杜月笙。
  杜月笙接過,笑著說:“玩玩嗎?老兄怎么認真起來,太見外了。”說完,就把支票放在煙燈上燒了。
  還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幫的一個大財閥一起打牌,一夜酣戰,那位財閥輸了二三百万。
  支票遞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連聲說:“笑話,笑話!”隨手就撕成碎片。
  其他類似的情況還有過。
  從此以后,重慶的官場,泛起了一片贊揚聲:杜月笙真是大丈夫,夠朋友,是經歷過大場面的。
  杜月笙原來擔任中國、交通等銀行的董事。交通銀行見他來重慶后,就特地撥出一大筆錢,在重慶南岸的汪山,專門為杜月笙修了一幢寬大、舒适的別墅。
  杜月笙有气喘病,怕重慶的霧,夏天又怕重慶的熱,所以,寄居汪山的時間較多。汪山和蔣介石的“行宮”所在地黃山也相近,雙峰相對,召見或進謁也較方便。
  有時,杜月笙入城接洽應酬,則總被招待住在重慶最大的建筑“范庄”——范紹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
  有時,杜月笙要為他所經營的企業,調划“頭寸”(現款),向四川財閥開的美丰銀行打一個電話,美丰就如數送到,而且再三聲明,不收利息。那時,通貨已開始惡性膨脹,銀行利息,高達二、三角(百元的月息要二、三十元)。一般工商戶,就是出足了這筆利息,非有特殊關系,不暗地里送足了重禮,也是難以借到手的。
  類似的情況,据說軍統机關如一時周轉不靈,戴笠總是親筆寫個條子,囑咐經管人去找“杜先生”。對此,杜月笙總是有求必應,當然也是“無息貸款”。
  杜月笙在重慶自己掌握的企業,就是中華貿易信托公司。這個公司,早在太平洋戰爭前, 就分別在港、 滬、渝三地集資籌備了。杜月笙到重慶后,既不能再挂“賑濟委員會”和紅十字會的招牌,交通、中國兩銀行的董事又畢竟是空名義,不能予取予求。“這個公司由杜月笙親任董事長,總經理是楊管北。
  楊管北在“一·二八”時曾擔任過抵制口貨的檢查工作,杜月簽有一批約值五万元的日貨被扣押,楊管北听說是“杜老板”的,馬上親自押送社公館,還表示了歉意。
  杜月笙看到他人很伶俐,能說會道,就有意提攜他。琲嬰言腄A他也是骨干之一,被杜視為經濟方面的心腹。
  上海有一家大達輪船公司,原是南通士紳張著創辦的。張著死后,他的儿子張孝若任總經理,為了照顧上海這個“碼頭”,就請社月經擔任了董事長。
  后來,張孝若被刺身死,杜月笙就力荐楊繼任總經理。從此,在洋場的商界中,楊管北也成了頭面人物。
  上海淪陷后,大達公司遷到重慶,聘請一些軍閥、名流作為董事,擴充資本,經營川江航運,在陪都,也在官商場中兜得轉了。
  因為那些亦官亦商的人物,利用金融机构,囤積物資,哄抬物价,大發“國難財”,搞得民怨更加沸騰。國民政府為了平息輿論,不得不下令嚴禁金融机關兼營商業及運輸等業務,那時正是雷厲風行、三令五申的時候,而杜月笙這個公司,名義上就是既是“信托”,又兼“貿易”,正和這禁令背道而馳。
  中華貿易信托公司,不僅大批搶購和囤積物資,投机貿利,而且利用軍統控制運輸的關系,把触須一直伸展到衡陽等地,和淪陷區進行走私買賣。
  過去,杜月笙在上海灘走紅時,包攬了上海灘的鴉片生意,獲得了大量的紅利。到了香港后,沒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揮霍,只好又在鴉片方面打主意。他在香港和几個大鴉片煙販子進行了談判。這些人知道,只要杜月笙還繼續愿意做這方面的生意,是保險不會出問題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額定金,向他購買。
  當時,他曾去西南找戴笠商量,并摸了一下西南煙土產運等情況。
  這次收獲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還保證把大量煙土護送出口,并決定成立一個專門搞這門生意的港濟公司,分別在重慶和香港設立机构,表面上是由顧嘉棠來負責。
  當時,杜月笙是打著投資開發西南的幌子去西南的,許多地方的負責人信以為真,對他大事歡迎,誰也不會想到他的真正目的。
  港濟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煙販子便爭著向他訂貨。在1939年期間,法幣還沒有大貶值時,他就接洽了三千多万元的定金。這些人都很相信杜月笙,認為他做這生意是“通了天”的。
  杜月笙承攬了這筆生意,拖了一年多還沒有法子交貨。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后,很多人后悔莫及。但杜月笙并沒有因為香港淪陷就不講信用了,到重慶后,還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貨運出去,后來聯絡好改在中越交界處交貨。
  戴笠早把這大宗煙上准備好了,但最后還有一關沒有打通。在蔣管區內走私販毒,戴笠可以為所欲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須有財政部發的證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笠的關系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沒弄到這張護照。
  杜月笙得知這一情形后,有一天把范紹增找去,把這一切經過都告訴了范紹增。
  “這個,你去送給孔祥熙。”
  范紹增找過一看,是一張支票,“乖乖,五百万,這么多呀!”
  “你就對他說,我要你給他買點東西,但你實在想不出買什么好,所以把錢送來,請他自己去買。”
  當時,孔祥熙正住在范紹增范庄的房子里,兩人每天都能夠相見。
  范紹增回家后,去見了孔祥熙。他照著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談過后,把支票交給了孔。
  孔祥熙接過支票一看,一邊笑著說:“太多了,太多了!”一邊赶忙塞入口袋。
  杜月笙關照過范紹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么也不必再說,回去告訴他一聲就行。
  當晚,范給增驅車來到杜月笙的別墅。
  “他收下了。”
  杜月笙一听,立刻抓起電話,說:“貨物馬上准備起運。”
  第二天,杜月笙一大早就給孔祥熙打了個電話。找著,就會財政部拿回了護照。
  是夜,戴笠派了一個排的武裝特務,押著几十卡車的煙土,急速地駛出重慶。兩天后的一個夜晚,這批煙上安全抵達廣西鎮南關交了貨。
  范紹增經了一下手,分到紅利100万元。當時,黃金才几百元一兩,這錢數目相當可觀。錢新之、顧嘉棠、葉焯山等人都分到了十來万元,其余大家的,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由于有了這個公司,孔祥熙也同時開辟出了一條財源。孔杜之間,關系更加密切。
  這孔祥熙和宋子文雖說都是蔣介石的骨肉姻親,但個性卻不同。
  從1927年南京政府開張以來,財政大權几乎全由這兩位“財神”輪流掌握的。但宋子文有點洋紳士的脾气,看不起蔣介石這個人的流氓作風;而且,有點野心,曾以查務走私為名,組織了一支武裝部隊,武器全從美國運來,高級軍官全是西點軍校的畢業生。這支隊伍名為“財政部緝私總隊”,不受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的統轄。這就大大触犯了這位委員長統一軍權、軍令的大忌。而孔祥熙則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因此,在蔣介石的眼里,同是皇親國戚,就分了軒輕。
  在重慶那几年,大部分時間是由孔祥照任行政院長或副院長,還一直兼任財長。
  在抗日戰爭胜利的前夕,重慶曾發生一件轟動一時的“黃金案”。原來,重慶政府為延緩通貨惡性膨脹的進度,搞了黃金儲券,以六個月為一期公開發行。特意說明購買這种券的,不論將來幣值有何變動,到期可兌到黃金。
  1945年3月底,孔祥熙召集了几個机要的部下商議,決定翌日起,黃金排价由每兩二万元,提高到三万五千元,几乎漲了一倍。
  哪知這一決定尚未下達到中央銀行,消息已經泄露。杜月笙的中華貿易信托公司和他所控制的其他企業,前往搶購。連杜的司机、保鏢,也購買了几十兩。另外,楊管北和与杜有關的印刷公司(專印鈔票的)經理李祖永,則狠狠地買進了一大批。
  數目實在太大,引起了蔣介石和孔祥熙的震惊,下令徹查。各報紛紛揭露和追問,結果把財政部總務司長王紹齋扣押。”
  王紹齋是杜月笙的得力弟子, 一直追隨左右, 在香港時,就被派在吳鐵城的“榮記行”當總務處長,作為吳、杜之間的橋梁。這次,他是參加密商的少數人之一。据說,是他泄了密。
  李祖永也被捕了,他是楊管北的好友。另外,法院也把代楊、李出面搶購的舒榮扣押,准備公開起訴。
  所有的网絲,都牽到杜月笙這個大蜘蛛身上。當時,市面流言,說法院公審時,將傳社到庭質詢,但終久未成事實。不久,王、李、’舒都恢复了自由。一天烏云,只打了几聲雷,就云開霧散了!
  杜月笙還和孔祥熙合作,組織了一個“中國紡織公司”,由杜月簽任董事長。杜月笙還在昆明開辦了造紙厂,在西安和寶雞等地也開設了一些工厂。
  另外,1943年前后,杜月笙又与戴笠私下合作,成立了一個通濟公司,由他任董事長,并把錢新之拉去擔任副董事長。實際上,戴笠是大老板。
  通濟公司倚仗戴笠的特權,做盡了任何好商所不能做的生意。當時,交通檢查、戰時貨物運輸等大權,都操在戴笠手上。如當時不准出口軍火工業原料,這個公司卻大量運到淪陷區去賣給日本人,讓敵人制成軍火來屠殺中國人,又能夠從淪陷區換回在后方能賺大錢的棉紗布匹等日用必需品。
  1942年,杜月笙曾應胡宗南的邀請去過西北,要他去是希望他號召一些人投資開發西北。他本來早就答應過胡宗南,戴笠也催過他,遲遲沒去的原因是他對開發西北毫無興趣,投資多而獲利少且慢,不如在重慶搞投机倒把可以賺大錢。這次,恰好他的三太太孫佩豪從上海來,他順便去西安迎接。
  在西安,胡宗南待他如上賓,陝西的豪紳為了討好胡宗南,也為杜月笙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迎會。杜月笙好久沒有遇到過這种場面了,非常高興。
  那次,杜月笙除了主持籌辦西北毛紡織厂外,還為通商銀行在西安設立分行進行過一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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