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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輝煌和遺憾都已過去了。1996年能不能保住1995年的輝煌，蟬聯聯賽冠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問題。誰都知道，爭冠軍難，保冠軍更難。 為了保冠軍，我們1996年的工作比1995年做得更早。元旦那天，我們就与法國嘎納足球隊進行一場賀歲杯。這是喜慶的比賽，但我更把它看作是一場重要的比賽，因為我想象前兩年那樣在新年里討個吉利。由于國奧隊的球員都去集訓了，外援也沒有到，我們打得一般，90分鐘打平，罰點球決胜時輸了。4日我們到香港參加滬港杯，2比1胜。 1996年的隊伍是怎么樣？需要根据隊里人員的情況仔細研究，但是變化不會大。誰走誰留，雖然合同還沒有簽，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申思、李曉、陳偉、蔡建林等人曾經提出轉會，最后都留了下來。 9日上午，黃浦區副區長沈立恭和郁知非找我去談談1996年的工作。沈副區長說，兩年多來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這在全國也是沒有的。球隊的精神面貌在外界的反映也很好。當然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們現在關鍵是考慮下一階段怎么操作法。兩年來成功的原因，除市里領導的支持以外，你們(指我和郁知非)兩個的分工明确，互相補台，合作得很好。1996年能否更進一步，這是個關鍵。 郁知非說，今年孫春明副總經理主要去搞產品開發了，已經任命瞿郁明接替他的工作，球隊的對外事宜都由他管。另外，根寶你提出的設總教練一事，領導們都不同意，你不要談了。 1996年年初，我從香港回來后，向俱樂部提出設總教練一事。其實在1995年我就向懼樂部提出，1996年我想當總教練，下面挂一個執行教練具体負責。執行教練的人選有楊禮敏和桑廷良。為什么我要設總教練呢？ 主要是我經過兩年的工作后，确實很累，想輕松一下。我說我可以制訂訓練計划，遙控指揮。但是俱樂部這次正式答复我，不同意。我便作罷。 郁知非接著說，對隊員的調整問題也要考慮。現在已經有提出轉會的你看怎么辦？申思能不能不走？第二關于工資問題。工資是不是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對工資問題，我說我們不能按國家調工資的幅度去做，那是計划經濟的。我們應該按成績，按市場運作的方針。我們即使按百分之三十提升也不多，比如劉軍，由原來的三千元再加九百元也才三千九百元，而据我所知，1995年大連万達隊徐弘已經是六千元了，現在的高峰和曹限東的工資也達到了七八千元了。我們是冠軍隊成員，冠軍隊主力還拿不過別的隊的球員，隊員們心里會不服的。 在此之前我已与隊員們談心，征求過他們的意見。我問劉軍，他的月工資心理价位是多少？劉軍說大約七八千元左右。如果增加到這個數目，那就是工資翻倍了。蔡建林也說工資能否增到六千元？ 獎金也應該拿主力隊員的百分之五十。在我們隊里，替補的獎金都只是主力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考慮到守門員的特殊性，我認為蔡建林的意見還是比較合理的。一個隊里，守門員只有兩個人，責任同樣重大，与別的位置不一樣。在后來分獎金的時候，我還是按他的要求去做了。 工資調升的問題，我与郁知非后來還是達成了統一，隊員們也比較滿意。 工資問題通常是簽約的最大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簽約工作也水到渠成了。 1996年俱樂部搞了集体簽約，并請來媒体報道。這其實是為了追求轟動效應，讓外界知道球隊安定，充滿凝聚力。現在看來，這种做法其實毛病非常多。 按國際上通用的方式，職業俱樂部与每個隊員的合同是互相不串通的，因為每個人的身价不一樣，每個人的具体問題和具体要求都不一樣，這些都不是球員与俱樂部面談的，都應該通過中間的經紀人。我們國內目前所有的合同都是中國足協統一發下來的，全國統一，千篇一律。這其實是非常笑話的。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合同怎么可能一樣呢？ 合同是保護俱樂部和球員雙方利益的，并不是一方約束另一方的工具。在這一點上，我們确實有許多方面需要學習，許多方面需要改進。這不僅僅是形式問題，更重要的是觀念問題。 最近郝海東要聯絡去英國踢球，我与他談起此事時他說中間人告訴他，應該簽訂几個合同：一關于訂下多長的時間，二是本身的价值，三是出場費及生活費用等。甚至具体到什么地方什么消費由俱樂部付，什么事情自己負責，一條一條，都寫得清清楚楚。只有雙方都談得滿意，才能夠順心工作。用我們中國人的話說，叫先小人后君子。但是我們卻通常是先什么都好，到后來是什么都不好。 另外，合同簽好后，便是雙方都必須遵守的“法律”，不得違反。每個人都對俱樂部負責，因此雙方利益一致，只有集体好了，自己才能好。當某位球員違紀，傷害了集体利益，俱樂部對他進行制裁時，球員們不會有一個人去幫腔，都認為是應該的。而不像我們這里，互相之間講哥儿們意气。其實他們不懂得這种行為損害的是大家的利益。 李輝与古廣明是中國球員中比較早一批去德國踢球的。他們回來后說，訓練時老板們明确告訴他們，集訓中受傷后的藥費要自已承擔。但是如果因為怕受傷而在訓練中不去拚，你便選不上主力陣容了，沒有出場費，收人便更少。李輝有一次在訓練時受傷了，俱樂部老板平時對他非常客气，關系好像很融洽，但一談到這個問題時，他卻說，按合同去做。李輝說，我們在國內時不是這樣的。老板說，我們簽的合同便是這樣的。 講到申思要求轉會的問題時，郁知非對我說：“申思問題，根寶你考慮一下，是否用他當主力？”我說：“郁總，打不打主力我不能打包票，這是競爭机制的問題。這兩年來我也沒有少用他。他提出轉會，我的意見是希望俱樂部能留住他，留下來后我要訓練他，讓他符合我們隊的打法要求。”當時李曉和陳偉也提出轉會，他們想去浦東隊。我說，他們兩個目前在隊里打不上主力，根据他們的年齡，我想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 接下來話題又轉到目標的問題上。他們問我今年的目標是什么，有沒有考慮 ？我說，我們教練組已經考慮過了。第一，甲A聯賽保三爭一；第二，足協杯爭取好成績；第三，亞懼杯爭取好成績；第四，室內五人制比賽沖出亞洲。在這4 個目標里，甲A聯賽和五人制足球賽是重點。五人制比賽盡管与大球沒法比，但畢竟也有個沖出亞洲的問題。后來，我們在取得全國第一后，在亞洲賽上又先后戰胜了日本、韓國和香港隊，取得了進軍西班牙參加世界五人制足球賽決賽圈的資格。 一個月以后，我們在中花俱樂部舉行了一次集体簽約儀式。懼樂部請來了上海各大媒体的記者前來采訪。過去簽約都是俱樂部到隊里与球員單個簽，這次卻搞得轟轟烈烈。正在參加集訓的國奧隊球員不在上海，也讓他們的家長來代簽。 集体簽約那天，成耀東因病沒有到。實際上他還是對合同有看法。事先俱樂部還向隊員們講好，那一天誰不來簽就不簽了。這种方法現在看來有些不妥。 高佳在簽約的時候發現，他的工資是1500美元，比去年只長了500美元。 高佳這些來自俄羅斯的球員都是比較老實的。但當時他就對我說：“徐教練，瓦洛佳到廣州去定的工資是2000美元。他是上海不要的球員都有2000美元，我怎么還不如他？今天我是不是暫時不簽？” 在當時這种情況下，高佳要是不簽，場面就難看了。正說著，電視台的記者圍了上來。高佳的工資是我定的，當時我定好后沒有跟他談。我以為給他長500 美元已經是很可以了，但我沒有想到他會拿瓦洛佳相比。 我告訴郁知非，高佳不肯簽，認為1500美元太低。如果他真不簽的話，場面會是很難看的。郁知非听完很不高興，可能是責怪我的工作不細。我又說，是不是給他長到2000美元？ 郁知非同意了，說：“可以，可以，你讓他快簽吧。”我便過去對高佳說，老板答應你2000美元了。他說合同上要改一改。我說“現在打字已經來不及了，記者們都在看著，你還不相信我？”他听我這么一說，也就簽了。 這些做法都不是很嚴密、很完整的。后來法國外援來了之后，我們才知道，他們都有經紀人，俱樂部不跟他們談合同，而是對經紀人談的。我想，當時我們的這些做法還真是初級階段。 簽約結束了，全隊只缺成耀東一個人。我當時對成耀東的態度是冷處理。成耀東可能有其他要求，如要高工資，要車牌照，要特殊照顧。如果他實在不想簽的話，就讓他回去。 成耀東后來說，他沒有到場簽約是因為有病，其實他是有想法的。他對這种簽約的方式有看法。其次，他認為他的條件還沒有談好，可以不簽，所以那天沒有到。從這件事至少可以看出他當時的想法還是比較先進的。后來；個法國外援佩雷斯、布雷和加西亞來后，在條件還沒有談成之前，在簽約之前，根本不參加隊里的訓練，根本不參加隊里的活動。因為他們認為此時他們還不是隊里的人，直到簽約后才与隊里一起訓練。 瞿郁明后來与成耀東談了話，達成了協議，成耀東也簽約了。 第一年我們的工資是內定的，沒有商量余地。第二年，在原有的基礎上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我的工資從；000元加到4000元。范志毅因為在對廣州太陽神隊比賽時打進了關鍵的一個球，俱樂部加了獎金，并另加了1000元，加起來他的工資比我還要高。后來听說大連万達的球員工資拿到了6000元，而我們的隊員才拿3000元，大家感到非常不滿，但是合同已經都簽了，也沒有辦法了。因此他們在1996年簽約前提出了不少要求。 1996年我沒有像1994年和1995年那樣親自去俄羅斯尋找外援，是因為上海市足協聯系了俄羅斯圣彼得堡澤尼特二隊來上海打兩場比賽，如果我們看上了其中的球員，可以買下。當時要挑外援不僅是我們隊，還有豫園隊和浦東隊。澤尼特隊計划打兩場比賽，第一場對豫園隊，第二場對我們申花。 盡管他們是二隊，但有的球員能力夠得上我們甲A的水平。經過兩場比賽以后，我們在澤尼特二隊里選了兩名隊員，一個就是以后留下的拉德，另一個后來轉給了廈門的米莎。其中1995年的外援我們放走了莎莎和瓦洛佳，只留下高佳一人。我們有5個外援名額，定了3個，還有兩個名額，但當時挑不到好的也就不勉強補丁。 我們還有的2 個外援名額，俱樂部已經通過經紀人去法國找了。記得從法國寄來六七份材料。當時我對郁知非說，外援的選拔首先是水平要高，其次是還要根据位置的需要，還要看能不能融人我們的風格。我們在澤尼特二隊選的拉德和米莎，盡管在能力上比其他隊員看上去略差一些，但在位置和風格上与我們隊相吻合。他們在昆明体測都在3300米以上，尤其是拉德，在比賽中敢搶敢擠，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大家都管他叫“勞動模范”。后來法國外援來了之后，我們在米莎和拉德兩人中選一個，最后選了拉德。金志揚也來問過我，你們留不留拉德，你們不要的話我們想要。 1996年的選外援工作一直沒有停過。正在這時，烏克蘭有一支球隊在柳州參加邀請賽并得了冠軍。從柳州方面傳來的消息說，烏隊中有一兩名隊員非常突出。我立即打電話問在那里參加比賽的天津隊助理教練左樹聲。他講到其中有一個踢前衛的7 號，速度快，控球好，還能得分。他說：“徐指導，你能把這個球員挖過來，今年的全國第一，還是你們的。” 我一听覺得奇怪，既然那么好的隊員，你們為什么不挖？ 左樹聲說：“我們想挖，但挖不起。我們最多出3000美元一個月，太陽神隊也要挖，他們肯出6000美元，也沒用。”看來，真是“好貨不便宜”啊。 烏克蘭隊打完邀請賽后，馬上飛南宁与大連万達隊比賽。我馬上向郁知非匯報，讓小桑去南宁看一看，到底怎么樣？ 可能的話，讓他去与那位隊員接触一下。 桑廷良与翻譯小陸悄悄去了南宁。在那里桑廷良看了一場比賽。不巧的是，這場比賽這名球員只打了一會儿便被換下場了。烏克蘭隊顯然對比賽不太重視，上了很多替補隊員。 桑廷良經過与這支烏克蘭隊接触后才知道，這是支烏克蘭聯隊，成員都是在各俱樂部中效力，聯隊的教練正好便是那個7 號所在俱樂部隊的教練。桑廷良与7號聯系了，7 號說，你去与我們的教練說一下。桑廷良又找到了教練。那位教練說，這個隊員月工資，起碼要1万美元。 對于當時的中國足壇來說，1万美元實在是個天价了。1996年高佳的工資才2000美元，按當時國內的“行情”，外援的水平到3000美元便封頂了。桑廷良一听嚇了一跳。這1万美元還不包括轉會費和租借費，真是太高了。桑廷良在電話里向我匯報后，我覺得沒有戲，便要他赶緊回來。桑廷良卻說：“最好你出面再去与他談一次。”這個隊員挺中的，但他身体和气質都好。他們正好從上海飛往莫斯科，在上海過夜，住在普陀區的江蘇飯店。 烏克蘭聯隊是下午到上海的。他們晚上肯定要出去買東西。那時正好是冬天，天非常的寒冷。我通過聯系，約好夜里1點与他見面。 在江蘇飯店的大堂里等了不短的時間，7 號來了。果然，确如桑廷良所介紹的，他壯得像小中，身材不算高，1米76，但一看就像是天生的足球運動員。 在与我談話時，7 號倒并沒有什么牛气，也許他知道我這個主教練親自出馬了。我們先嘮家常。我問他踢過什么隊，對上海的感覺怎么樣？ 他們是從南京到柳州再到上海的。他感到上海非常好，我想，他轉的地方，也就是附近那一帶，淮海路、南京路、虹橋還沒有去，如果多做點工作沒准有戲。我說申花是去年中國的冠軍隊，上海是國際大都市，你喜歡上海嗎？ 他說喜歡。我說我們很希望你到上海來踢球，他聳聳肩，似乎表示無所謂。 我還不太相信這1万美元是從他的嘴里說出的。据我所知，在當時的俄羅斯，1 万美元也能找到很好的球員了。于是便說，我來這里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到我們隊踢球。我們能否談一談你來踢球的問題？ 他說他和俱樂部的合同要到4月底結束，當時我一听就像一盆冷水澆了頭。因為我希望他能在我們去昆明冬訓之前就到隊里來。現在想來，真到四五月份來也不晚的。法國的几位外援也正是要這個時候來。 他還告訴我說，他的月收入要1万美元。這時我才算是真正從他嘴里听到了。他接著說，是轉會還是租借，還要与俱樂部商量。你最好找我們的教練去談一下。 他又對我談到：“我的家屬也要來，我已經有兩個孩子，到時候你讓我們住什么地方？”當時我們的确還沒有考慮外援住地的問題。莎莎的家屬來，是住在鄰近的上海体院賓館里，吃飯時他們都跑到基地在江灣与我們一起吃。每天三次，莎莎騎著自行車帶著他的夫人來回跑。1995年高佳的夫人來探親，才住在白玉蘭賓館。1996年高佳的夫人來上海長住，是住在懼樂部在江灣体育場邊上租的一個兩房一廳的普通民房里。 當時听他提這么多條件，我心里已經涼了大半截。在我去之前，我還听說有個11號也不錯，便問他11號在不在？他便把11號也叫來了。11號開口也要1万美元。我再問一個中衛5號，他說也是1万。我便通過翻譯對他們說，你們教練是不是給你們串通好了？怎么全是1万美元？ 确實在那個時候，這個价格是我們不能接受的。現在想想，如果當初真的能談下來的話，情況也許不一樣了。好的外援在隊里的作用，實在是太大了。1996年大連万達隊找了佩萊和斯文森，万達隊實力明顯增強。 后來听說几個法國球員的工資，也都是在1 万美元以上，我有點后悔了。桑廷良一直說，那几個烏克蘭球員水平絕不比三個法國球員差。烏克蘭外援的事，到這里便結束了。 5 月，三名法國外援到上海了。一個叫佩雷斯的曾踢過法國國家隊，布雷和加西亞則在法國甲級隊踢過。 法國外援來了兩三天后，經過檢查，佩雷斯的腰不好，要回去開刀，7 月份以后才能來。當時，我對這個小個子球員也沒太在意，直到他來了后才知道，佩雷斯的作用很大。后來我一直在想，那一年我們的運气實在不好，如果當時烏克蘭7 號來了，再加上佩雷斯，我們肯定會強了很多。 那位法國前鋒加西亞是有能力的，布雷是后衛，也不差。法國外援來了后，提出的條件是不住隊里，吃住都要在南京東路上的海侖賓館。這也就意昧著他們把申花隊兩年多來對外援的規矩全給打破了。法國球員還要求三頓飯都在海侖賓館，但經過我們協商后決定，上午訓練完后他們中午在隊里吃飯，晚上訓練后才回飯店。 過去俄羅斯球員在隊里，与我們都是同吃同住，我們吃什么他們也吃什么，并沒有什么特殊。法國人在江灣吃午飯，提出必須要有生的西紅柿、黃瓜和青椒。 高佳与拉德過去吃飯時都是在一個桌上，這時增加了法國人布雷与加西亞。平時高佳每次都是最先到餐廳的。這天他一進來，見桌上有西紅柿、黃瓜等，便叫了起來：“噢，法蘭西！西紅柿，黃瓜，啊！”那种感覺，又有高興，又有譏笑，還有情緒。他認為因為來了法國人，他才有這許多新鮮蔬菜。 同樣是外援，有區別后肯定會有矛盾。拉德后來也找到了我，說他也要住賓館。 我說，你一個人住什么賓館？他雙手一攤說，他們都住在賓館里，我為什么要住在隊里？最終我們雙方達成了協議，允許他在每周比賽前，可以在白玉蘭賓館自己點一頓晚餐。比賽后可以在白玉蘭賓館住一個晚上。當時高佳住在隊里，放假時，只有我和他在隊里作伴，還有管理員小陳，整個基地就2個人。他有時晚回來還要敲小陳的門。太晚了叫不醒，他便自己爬上來，也挺可怜的。現在的外援都是住賓館，大連万達隊的外援更是一人一幢海邊別墅。 法國人与俄羅斯人經常會對比，好在這种的差异還沒有影響到工作。也許是外援的“法制觀念”比我們強，簽好了合同就要遵守。但我看得出，高佳心里不太舒服，有時在我面前流露：“啊，法蘭西，海侖！”好在我的威信在，他們也不敢有什么大的舉動。 經過外援的調整后，我們第一輪的成績是20分，比1995年拿冠軍時的第一輪成績只少2分。進球1995年第一輪是23，這一次是21個，也只少兩個。 應該說，我們上半年的成績還是不差的，三個外援的能力确實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對甲A球隊來說，好的外援，确實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講今年的山東隊的3 個外援就非常起作用，守門員加強了后防線，中場過去粗糙，現有了14號，靈活多了。而21號前鋒有速度有拼搶，非常硬朗。 1996年大連万達有佩萊和斯文森，1998年我在万達隊的時候，有漢斯、金斯和內梅切克，最為明顯的是國安隊。這几年國安隊全是靠3個外援打天下。今年一度不行，后來把卡西亞諾召回來，形勢馬上不一樣了。 我在中花的三年里，1994年、1995年与1996年相比，1996年在外援身上花的代价最大，外援測試的人數也最多。1995年莎莎、高佳和瓦洛佳，只有瓦洛佳作用不大，但是其他兩人作用太大了。好在1995年其他隊都沒有外援，大連万達隊几乎沒有，只有我們和廣東隊有。 1996年外援各隊就招得多了，但是我們申花隊1996年的外援只是在法國球員來了之后，才算到位了。應該說佩雷斯、布雷和加西亞，加上拉德和高佳，這5 人也是可以的。但是時間太短，法國人5 月才到，佩雷斯下半年才打比賽，在時間磨合上不夠。 法國的外援打得還是很不錯的。我們主場對廣東宏遠隊0比2落后，我調上佩雷斯，隊伍馬上打得很漂亮，后來扳成3比3。另外在對澳大利亞聯隊，對天馬一和隊時，也是佩雷斯和布雷打得好。加西亞雖然打得慢，但他能夠拿得住球，也有作用。 回顧這六年以來，申花隊的外援与全國相比，不算很好，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就像今年的大連万達隊。 尋找外援的工作并不是有錢就能行，与隊伍的風格融合才是最為關鍵。万達隊找北歐的，身体壯、粗礦，与大連万達隊的隊員情況相同，北京國安找南美的，個頭、球風与自己差不多，這些都是成功的經驗。 1996年甲A聯賽，我們沒能如愿蟬聯冠軍。在爭奪冠軍的道路上，我們与大連万達隊一直咬到最后第二輪。其中我們數次有超過的机會，但是一直沒有把握好，這就是后來被稱之為“七連平”的一段戰役。 如果說1995年奪冠我們一開始准備還不夠充分的話，那么1996年的聯賽，我們一開始就進行了精心的准備。第一場我們大放异彩，主場3比0大胜气勢洶洶的四川全興隊。這場球我們打得真是漂亮。原來我們擔心可能實力下降，擔心外援能力可能不行，但這場比賽后我們所有的擔心都一掃而空。大家認為我們的水平，絕不比1995年差，我們似乎在激情不減的情況下，比1995年踢得更理智。當時所有的上海球迷都認為，1996年申花還能拿冠軍！ 第二場在昆明客場對八一隊。為了把這場比賽拿下來，我們差不多提前了一周，并帶了自己的廚師奔赴昆明的，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 出發前一天晚上，我們在上海世博大酒店住了一夜，陳良宇副書記請全隊吃了一頓飯。吃飯期間他再三叮囑我，到高原后第一天不要動或者少動。這是根据他從多方面了解到的有關高原地區的經驗。他還告訴我，胡耀邦同志當時去西藏，到了拉薩以后當地人勸他先休息一天不要工作，但他不听，下了飛机馬上工作，結果來了高原反應，病倒了，第二天就送回去了。我對陳副書記說，昆明我們常去，体育運動的高原反應与普通人還不同，完全不動還不行，但你說的少動還是對的。他說，根寶，我和匡迪同志也談過此事，希望我們認真對待高原反應。臨別時又再三叮囑我：“要記住啊！” 第二天我們到了昆明后，基本上是听從了陳副書記的提醒，結合運動隊在昆明高原訓練的經驗，我第一天在慢跑、做操后，主力隊員基本上自由掌握活動，上一場沒有上場的替補隊員加強了一些對抗訓練，也只是小范圍的搶截訓練。 由于八一隊第一場贏了國安隊，我們又是去年的冠軍隊，因此大家對這場比賽挺關注的，再說我們提前近一周到高原，特別引人注目。中央電視台体育部專門委托云南電視台拍我們在昆明的訓練和生活情況。 第一天，他們把我們跑步、做操以及對抗訓練的場面都拍了下來，第二天，在當天晚上的体育新聞中播出來，并解釋說，為了打好對八一隊的比賽，申花隊到達昆明的當天，徐根寶就帶隊進行了長達2小時的大運動量訓練，這個報道与實際情況是有出入的。 周日，我們与八一隊的比賽，先贏兩球最后被八一隊以兩個角球扳平，到手的胜果丟了。 回到了上海后，第二天上午，俱樂部便通知我去郁知非的辦公室。到了那里后我看到沈立恭和郁知非兩人在等我，一臉的嚴肅。沈立恭說今天找你談這么几件事。第一，你為什么沒有按照臨走前陳副書記所說，到高原后要先休息和少練的提醒 ？我說我們的量已經是很小了。他說中央電視台已經報了，你們進行了大運動量訓練。我說這里面是有出入的。第二，定位球的訓練一直是個問題，你們昨天卻輸了兩個角球，你們總結了嗎？ 沈立恭還說，陳副書記一再讓我關照你，不要把他作為上海的領導來看，而應該把他作為一名普通党員，希望你好好考慮一下這些意見。 我們沒有拿下八一隊非常可惜，在最后關頭場上确實出現了隊員体力不支的情況，而且也更如陳副書記所說的，我們的任意球和角球的訓練并不多，陳副書記的几點意見提得非常正确。但是足球比賽有時也說不清楚。對八一隊比賽后，我們更是經常出現領先后鬼使神差地在最后几分鐘被迫平的情況，我真不知道應該說什么了。 平八一隊后，在以后的比賽中我們打得很不錯，客場2比0贏了天津隊，主場2比0贏了深圳隊，容場2比3負廣州太陽神隊后，緊接著在客場又3比0贏吉林隊，主場2比0贏山東泰山隊。7輪比賽下來，我們与大連万達隊的積分只有1分之差。 6月2日第8輪的比賽，我們對廣州松日隊，大連万達隊對八一隊。我們開場的時間比万達隊要晚些。當得知大連万達隊被逼平，只要我們贏了松日隊就超過他們后，大家情緒非常高漲。 但是，這次在客場的比賽，我們在1比0領先的情況下，卻被扳平了。在比賽時，申花隊還有一個很好的机會，朱炯單刀沖人禁區后被絆倒，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點球，但主裁判沒有判，使我們失去了一次超過大連万達隊很好的机會。 由于對裁判的吹罰尺度和標准有看法，我們的隊員不夠冷靜，几次圍攻裁判。賽后隊員很激動，俱樂部也向中國足協提出申訴。 我干了這么多年的足球，确實發現在國內足壇存在著裁判幫忙的問題。但作為主教練，我不能因為有裁判問題而讓隊員對比賽中出現的問題有借口，更不能讓隊員有情緒。當天晚上我召開了全隊會議。我說，第一，根据我搞隊這么多年的經驗，在裁判這個問題上，歐了以后就沒法改了，這一點大家都應該清醒認識到。裁判就是裁判，總有誤判甚至有不公正的地方，我們都要有這個思想准備。我對范志毅說，在吉隆坡我們与科威特隊比賽時，馬來西亞的裁判在亞足聯主席和秘書長坐在台上觀看比賽的情況下，仍然明顯判罰不公，連馬來西亞的球迷都在起哄，但這又有什么用？最后我們還不是靠自己的頑強拼搏贏了這場比賽？我們被判的那個點球，球其實是打在你胸上，他卻判碰到你的手了，最后這個球不是被江津扑了出去？裁判問題是個世界性的問題，你們如果有了這樣的心理認識和准備，就不會過多地受影響了。再一點，足球場上一定要憑本事吃飯。科威特獲點球是裁判幫忙，但江津扑了出去。如果有情緒，影響發揮，這球不就進了？我們有本事，應該把球踢進對方門里去，到這時裁判還能把球給你吹出來？！ 當時我講得很激動，但沒有想到的是，后來我們真的有一個球被裁判吹了出來。那是足協杯我們主場對大連万達隊。我們必須3比0拿下才能晉級。上半時2比0后，下半時一開場我們就在門前混戰中踢進了一個球，但是當時的主裁判真的把我們的這個入球莫名其妙地給吹出來了！事后有人拿這話問我，我只能是笑笑。 更讓我們想不到的是，對廣州松日隊的這場平局，不僅僅使我們失去了在積分上超過万達隊的机會，也給全年的比賽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災難，這就是那場惡夢般的七連平。七連平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6月9日，我們主場對廣東宏遠隊。這場比賽一開場我們非常不利，上半時就先落后了兩個球。但我們下半時居然連扳3 球，眼看胜利在望，沒想到在最后3分鐘對方利用一個角球，老將池明華頂進了，比分變成了3比3打平。 如果說上一場乎松日隊我們還能怪裁判的話，那么這場比賽從領導到球迷，沒有人責怪我們，而且都認為看了一場少見的好球。從場面上看，首先這場比賽确實能夠滿足觀眾的心理，0比2落后，大家都以為要栽了，誰知還能連續扳回3個球；二，我換一人上去便得一分。第一個加西亞上去，非常漂亮地門前得分。第二個張勇上去也得一分，第三個我換申思上去，申思也踢進了一個很漂亮的遠射。那時，虹口体育場真像是開了鍋，球迷們都興奮地簡直有點不知所措。當時的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劉金寶第二天請我們全隊吃飯時對我說：“足球的影響實在是太大太大了，場上出現這种情況根本是想不到，我們當時已經忘記了自己的身分，跳著叫著。确實，足球能夠讓人興奮地忘記一切。我們搞銀行的贏利几百万后很開心，但再怎么開心也比不上看足球的興奮。”是啊，1998年世界杯法國隊奪冠后，隊員都站到主席台的桌上，法國總統希拉克也站到了桌上。如果在平時，他能夠這樣做嗎？ 這場球我們又是輸在最后3 分鐘。由于盯人不緊，由于高佳防高球能力不夠，被池明華頂進一球。這場比賽還有一個問題顯得很突出：守門員高佳已經沒有像1995年那么風光了。此時從上到下，都呼喚蔡建林接替高佳。 蔡建林1995年后訓練一直比較好。1996年我們在守門員問題上雖然也采取競爭机制，但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是更信任高佳。但在高佳這几場連續出現問題后，我們准備用蔡建林了。 6月16日我們客場對大連万達隊。經過了前9輪比賽之后，我們与万達隊的分數差距仍然是1分。前兩輪的平局使我們錯過了兩次超越的机會，這場比賽也是我們一次可以超過對手的机會。但要想贏大連万達隊是比較困難的。他們引進了佩萊和斯文森后實力大增。 由于加西亞上一場比賽表現出色，因此我們用了加西亞當中鋒。還用蔡建林替下了高佳。 這場比賽最后0比0，雙方握手言和。從比賽場面上看，對方占6 成优勢。我們的成耀東下半時領了一張紅牌，有一段時間我們是以10人對他們11人，雙方的机會都有，但是絕對有威脅的机會是我們多。加西亞有一個單刀球，中思也有一個單刀球。他們都想過守門員，但都沒有把握好。應該說客場對万達隊平局還不錯，大家也挺滿意的。 我們是星期一回到上海的。星期二便開始備戰主場對北京國安隊的比賽。星期三那天晚上我正好有個活動，當我開車回江灣基地時已是深夜11點30分了。我停好車，突然發現門口洗臉池邊有三個小女孩站在那里，她們左顧右盼，好像在等著什么。 “這么晚了，你們怎么還不回家？”我好奇地問。她們的回答讓我大吃一惊：“我們不回去了，准備在這過夜。” “家里知道你們在這里嗎？赶緊回去吧！”我勸她們。她們說：“我們不想回去。” “隊員們都睡覺了，你們還在等誰？” “我們要等球星。有個球星剛才從樓上跳下來跑出去了，我們要等他回來，讓他給我們簽名。” “別瞎扯了，你們看錯人了吧？” 我不太相信。她們說：“徐教練，真的沒有錯，還有兩個人也跟他走了，一共3個人，我們肯定沒看錯！”說著，她們還把名字告訴了我。我听了嚇一跳：“這還了得，剛睡下怎么就跑了？！” 我上樓后先敲開顧兆年的房間，又把鄒忠偉叫來。他們看我這么嚴肅，便知道有事了。我說你們赶緊去查房，剛才我在下面听三個女球迷說，有3 個人跳窗出去小顧說：“我11點剛查過呀！”我把三個人的名字告訴了他們，一查，這三人果然不在，其中一個人還在床上做了假人。問同房的隊員他到哪里去了？回答說不知道。他确實也為難，說實話就像是揭發，就不夠意思了。因此隊里一些本分的隊員不太愿意与經常違紀的人同住。鄒忠偉說赶快打拷机或者手机吧，我說別打了，他們肯定關上了，我們就等著吧。于是，我們的兩個干部一直在門口坐等到凌晨3 點多，那三個違紀隊員才回來。 職業聯賽已經是第三年了，很多球員口口聲聲地說自己是職業球員，在談价錢時，談工資時處處以職業球員自居，但是這時呢，這算不算是職業球員所為呢？熄燈后溜走，夜不歸宿，如果這种事情發生在第一二年還情有可原，可現在是第三年了，這就不是一般的問題了。中國足協對這种行為有規定，處罰標准是甲 A球員停賽5場，罰款兩万元人民幣，一年不得轉會。這條規定正是中國足協1996年的新規定，這是為支持地方隊加強管理，給地方隊撐腰而制訂的。 我非常气憤。但在考慮處罰時，卻感到非常地為難。 我們連續平了3 場，周日又要与北京國安隊進行一場關鍵的比賽，隊里出現這种事，實在是夠頭痛的了。違紀的這3 名球員都是隊里的絕對主力，怎么辦？要不要通過俱樂部上報中國足協？如果報了，處罰下來肯定要停賽5 場，以后有比賽怎么辦？成績還要不要了？ 如果不報，由隊里內部處理，可以罰得更重些，以罰代停，這樣，也許對隊里比賽好一些，但這等于在瞞上？ 我們商量半天，最后的決定還是不報中國足協，對隊員罰款，再進行教育，并讓俱樂部知道這事，自然，對媒体也不通報了。商量時我們干部也有兩种意見，但是研究到最后還是我拍的板。我很違心地做了這件事，但是為了成績，我沒有選擇。當時我們成績不理想，与大連万達隊咬得很緊。 我們在隊里宣布了三條措施：一、對違紀球員經濟上重罰；二，讓他們寫檢查；三，重申紀律。這三人的書面檢查，還是比較深刻的，這事就這么過去了。盡管我內心對這樣處理并不滿意，但也只能這樣了。 周日就要對北京國安隊比賽了，這場比賽再也不能平了。在准備會上我說：“你們不能松，不要認為這場球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的時候往往會出現問題。”我預感這場比賽的艱巨性，因為國安隊前一階段成績不好，現在是哀兵，他們不能再輸了，再輸就到第七八名去了，他們會調動一切積极性來打這場比賽。我估計對方會打密集防守反擊，因此我告誡隊員們進攻時要耐心，不要急躁，防守時要謹慎，不要大意。我說：“這場比賽打完后我們可以有40天的調整。這場球一定要拿下。万達隊這場比賽能贏，他贏我們也要贏，保持一分的差距，緊緊咬住他們。如果我們贏不了，分數就拉開了。” 國安隊來了。此時他們已經不是1995年的國安隊了，我感覺金志揚在与我聊天時已沒有1995年時的銳气了。在北京，球迷已經喊讓他下課了。 6月21日，我們与國安隊的比賽開始了。我們打得不錯，一球領先一直到最后3分鐘，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后衛出現漏人，曹限東罰任意球，居然讓后面上來的魏克興頂進一球，1比1又平了。進球以后，看台上突然沖下一個球迷奔到場內推了國安隊一名球員，也許我們主場老是最后給對手扳平，球迷已經受不了，以至出現這樣的舉動。 這場球結束后，我對大家說，以后從江灣基地到虹口体育場，不要再走四乎路了。過去我們每次去比賽的路線，都是從五角場走四平路到中山路。我們現在已經四平了，看來，得改走邯鄲路，經中山路到虹口体育場。間隔40天后，我們8月11日到成都客場對四川全興隊，還是1比1打平。 8月18日，我們主場對八一，又是1比1平。 9月1日，我們主場對天津隊，在2比1領先情況下，竟然在最后30秒鐘被對方攻入一球，2比2又是平。此時，我們与大連万達隊的分數已經拉下7分了。這不斷的平局當時快把我折磨瘋了，讓我哭笑不得。 比賽后的新聞發布會上，我已經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了。面對記者們的提問，我只是說：“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什么原因了。”這時候，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地無力。是誰在控制我？是一种什么樣的力量在無形之中這樣勞苦糾纏我？為什么總是在迎接胜利的最后一刻，出現這种情況呢？為什么？究竟是為什么？ 球迷的不滿，媒体的抨擊，俱樂部的壓力，都是自從1994年1比6慘敗以來最大的。但我有一點感到非常寬慰的是，球迷們再怎么不滿，卻沒有一人喊過一聲“根寶草包”。 七連平，我感到非常疲憊，也很無奈。我們隊里肯定出現了問題。但問題是什么？在哪里？我一點也不知道。一個人到了找不出犯錯誤的原因時，是最可悲的。那時的我，就是這么一個悲劇人物。 這就是七連平。無可奈何的七連平。 說起激情与理智，還要追述到1981年。那時，中國足球剛剛重新恢复在國際足聯的合法席位。由于中國足球長期在國際足球大家庭之外，很少与國際足壇進行交流，國際足聯為提高亞洲和中國的足球水平，特地派國際足聯講師，德國人馬羅斯基來華講課。 當時有資格听馬羅斯基講課的，都是中國的一些甲級隊教練和足壇的重要人士，當時我在乙級的云南隊當教練，自然沒有資格參加。但是，中國足協組織足球教練員考試，其中的一些題目就是根据馬羅斯基的觀點出的，我便從當時的足協官員陳成達那里“批發”了一些，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激情与理智”。 馬羅斯基對中國教練的講課，影響非常大，效果也非常好。因為這是中國的教練第一次听到外國教練如此密集和系統地闡述足球的理論知識。比如說在進攻中充分利用寬度，利用拉開寬度后露出的空檔進行滲透，如何轉移，如何組織進攻隊型、如何進行進攻的組織。上海隊的王后軍當時听后對馬羅斯基理論非常欣賞，足球界人士都說，王后軍是馬羅斯基的忠實追隨者。王后軍也确實從馬羅斯基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益的東西。1985年年維泅任中國足球隊主教練時，率中國國家足球隊來上海訓練，就請過當時的上海隊主教練王后軍專門給國家隊講戰術課。 馬羅斯基除講解理論外，還結合了許多實際戰例。其中一次他在剖析北京隊与山東隊的一場比賽時說，他感到隊員們激情有余，理智不足。從那時起，激情、理智四個字便在我的腦子里印象頗深。在我以后的實踐過程中，我一直不斷地去理解和探索，何謂激情，何謂理智，我一直試圖追求把這兩點進行完美的結合。 我當了教練以后，追求“快搶前”的指導思想，其中就含有以激情為主的思想觀點。我認為，足球比賽本來就是体育運動中的激情演出。因為它充滿了激烈的對抗。沒有對抗的比賽是沒有激情的，也不會給觀眾以強烈刺激。足球的魅力就包含著激情。我在擔任國二隊、國奧隊主教練的5 年中，嘗試并得到了激情打法的甜頭，形成了球隊獨特的風格和我執教的鮮明個性。 回顧中國足球這50多年來所走過的路，我們是一直在激情和理智兩個方向搖擺不定，不是偏“左”就是偏“右”。50年代張宏根、年維泅、方紉秋等從匈牙利學習回來，繪中國足球帶來了講究技術、講究配合，三角短傳的打法。但是在速度上，在作風的硬朗上卻有所欠缺。以后，中國足球越踢越慢，越慢越軟。后來被賀老總批評為“舞台上跳交際舞”。 60年代，中國足球又學了蘇聯的快速拼搶。但在快速拼搶中，對技術的運用便顯得粗糙，這真是一對矛盾。記得我在當運動員的時候，中國的足球界里也進行過學術討論，在快与准之間，到底是准中求快，還是快中求准？這兩個方向如何定？有的認為快字當頭是發展的發向，但是快后必然要造成很多的失誤。于是有的人便提出要抓准，快而不准，等于不快。失誤多，再快有什么用？欲速則不達。這种學術討論當時非常地熱烈，然而卻是各有各的理，誰也沒有說服誰。 也許個性和体能條件決定了我傾向于快中求准，而不是准中求快。 我自己有切身的体會。在當運動員的時候，我是屬于速度快、拼搶凶的類型，但又是比較講究技術的。我在當時國家隊中的技術，應該說不差。我當教練后，也是執行這個原則，后來桑廷良給我總結出八個字：体能為本，逼搶為魂。 但是，我并不是只抓体能，許多不了解我的人說我只是身体訓練教練，這种說法是片面的。我本身是屬于技術型球員，在帶隊訓練時，技術的比例在訓練中都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對運動員的技術動作要求更是嚴之又嚴。一絲不苟，不准出現一點不合理的動作。有些隊員在訓練中非常不習慣我的這种嚴格要求。姚俊說：徐指導，我們每一次傳不好，停不好，你就要叫，我們十個里面總是有几次停不好，傳不准的。我說，我知道你們有不好的時候，你們五六個傳准、停好的，我就不講了，我講就講你們傳不好、停不好的那四五個球，這就是嚴格訓練。我要求你們停好每一個球，傳好每一人球，如果認為停不好、傳不准是應該的，那就不是嚴格訓練了。如果你們在處理每一腳球的時候都注意盡量做得好一些，比賽中的失誤不就少了嗎？ 在我手下受訓的隊員，處理每個球時腦子里的弦都繃得很緊，生怕哪一次做不好被我批評。經過這樣嚴格的訓練，等到熟悉掌握后，他們在技術上便有了很大的進步。 1965年我在國家隊時，我們這批球員個人技術和体能都是不錯的，但是我們一碰到當時的朝鮮隊，在他們的逼搶下，失誤就多，在他們快速往返的奔跑下，体力跟不上對方的快節奏，就像現在的中國隊与韓國隊比賽時一樣，也是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不怕西亞，但碰上韓國隊、伊朗隊、伊拉克隊，就打不順，就是因為他們搶得凶、逼得狠、奔跑積极。 根据足球的規律和我當運動員的教訓，依我的性格和執教多年的經驗，決定了我帶隊的指導思想是快搶前，我的追求是以激情為主。 1994年職業聯賽開始后，我倡導的快搶前的指導思想，搶逼圍的戰術打法，不但在戰績上有成效，而且也确實使各隊都認識到激情在比賽中的重要性，帶動了整個足壇的對抗，使得聯賽更激烈，過去聯賽不精彩、不激烈的場面，也不复存在了。 過去的上海隊講究技術，強調配合，但是打法慢。我擔任申花隊主教練后，就在這個基礎上注人激情，所以申花隊在這三年中，在原有的基礎上改變了風格。 大連万達隊是追求穩的，1比0主義。我上任后給他們加入了激情，因此1998年的大連万達隊也是成功的。 但是，要達到激情与理智的完美統一是非常難的。1996年我就想在搶逼圍基礎上加強些理智的成分，就提出了激情加理智的觀點。那時候來了一些法國技術型球員，也确實為我們在配合、控球等方面起到了一些積极的作用。但是，在強調和追求理智的時候，往往容易把激情的一面丟掉，1996年在用人上，我一會儿用“工兵”拉德，一會儿用技術型的加西亞，在打法上也不像過去那么地堅決。現在想來，當年我在國奧隊時一開始大刀闊斧強調搶逼圍，后來在吉隆坡決賽時換上了廣東的技術型隊員，加人了太多的理智，反而使打法不明确。激情加理智是需要全面型的球員。理智型的球員多，不可能打出激情的。激情型球員過多，也不可能打出理智的足球。所以，打什么類型的風格，最終還是由什么類型的球員決定。 1996年，我一直在苦苦追求一种完美的足球，希望在激情与理智之間找到一個平衡，但事實上，按我們的能力，是不可能達到這种完美境界的。這并不是我刻意地求變就能變得了的，實際上，這應該是一個漸變過程。像加西亞和申思，都是理智型的球員，不可能在前面拼命地搶。現在想來，抓一面是容易些，而要追求完美，确實是太難太難了。要達到完美，如全攻全守，也只有1974年的荷蘭隊能夠達到，至今還沒有第二個隊。 但是，這种追求應該是無止境的，再怎么變化，原先的風格是不能丟的。我始終欣賞英國足球的打法。他們的打法始終充滿激情，令人激奮。抓住了激情再加上理智，這樣的足球是最好看的。足球一定要有激情，這就是為什么現在英國足球的收視率在世界上最高的原因 講到激情与理智，不得不提一下申思。 申思是一位典型的理智型球員，在我執教三年過程中，他也一直是一位有爭議的球員。球迷們稱他為“超級替補”。我想，這里面有兩种含義：一是在申思的使用上有爭議；二是至少說申思是一個很有特點的球員。 申思的确是個很有特點的球員，他在當時的國奧隊是主力，并擔任隊長。然而在申花隊他卻打不了絕對主力。申思的特點明顯，他在傳、控球和射門上，确有過人之處。尤其在傳球上很有靈气，傳威脅球的能力明顯比其他人要強。1993年全運會時，申思已經在老上海隊里踢左前衛，基本上打上了主力。就因為有這些，申思在球迷心目中有一定位置。 我在1994接申花隊后，申思、朱琪等國奧隊員還在集中訓練，裁并沒有見到他們。在當時老隊員不在的時候，我對他們寄予很大的希望，當時心里非常想用他們，在私下里布陣時，我也把朱琪和申思放在假設的主力陣容中。 1994年我一直在試用申思，我執教的3 年中，這一年申思上場最多，22場比賽，他一共打了13場。在那一年中，申思在一些比賽中起到很大作用。比如說首場對沈陽隊，2比2打平時，他在最后的時刻打進了關鍵的一球，使申花隊最后以3比2險胜。 雖然申思的進球不算多，但是他的輸送作用，給同伴創造机會的能力，卻是別人所無法替代的。申花隊所進的很多球，都是他創造出來的机會。通過1994年的試用，我對申思有了越來越深刻的了解。 申思有很多优點，但他的弱點也明顯：拼搶不凶，打法上比較穩妥，沒有那种積极的奔跑勁頭。1995年聯賽，李曉生肝炎以后，在進行前鋒的重新搭配時，我想到了申思，想用申思和瓦洛佳搭配。第一場我們對吉林隊，申思打主力，第三場對四川全興隊，他也是上了90分鐘，打的是前腰。 1995年在使用申思的問題上，我一直努力把他用得恰到好處。經過多次的實踐和使用，我們當時确實感到，申思的技術風格和我當時的搶逼圍風格是不相适應的，盡管他也努力去做，但畢竟還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便決定把申思作為替補。 1995年，我們取得的十場連胜的比賽中，申思上場的時間總共加起來，正好是90分鐘，對廣東宏遠隊12分鐘，對山東泰山隊15分鐘，對大連万達隊14分鐘，對天津隊29分鐘，后面的比賽基本上就沒有用他。十連胜后正好是10月，中國足協規定的轉會期開始了。當時申思正好在國奧隊集訓，他便在國奧隊通過正常的渠道提出了轉會。 一個國奧隊的隊長，絕對主力，卻在申花隊打不上主力，這也引起了好多媒体的注意。他們也紛紛為申思打抱不平。因為謝暉和祁宏等小將都能在1995年冒出并成名，為什么申思得不到重用？ 1995年的轉會風波終于過去了，在俱樂部和各方面做工作下，申思留了下來，沒有轉會。但与此同時，俱樂部也明确給我指示，要我使用申思。為此，我還与申思的爸爸進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談。我把申思的优缺點都講了，并解釋了我的打法是以擠為主，等到下半時大家体力下降之后再用他上去，這樣才能起到很好的出奇制胜的作用。后來的實踐也确如我所說的那樣，比如說1996年主場對廣東宏遠隊，申思下半時上場后的一個漂亮射門，使我們的比分一度以3比2超出；如主場對八一隊，也是他在關鍵時刻發揮的作用，使我們在0比1落后的情況下，最后1比1与八一隊打平。 我們做教練的在用人時，基本上都是根据三個條件：一，根据運動員的能力和特點，二，根据運動員的位置；三，根据運動員的能力是否与教練的戰術打法相一致。 如果說申思在我執教的三年里只是一個超級替補而當不上主力的話，最關鍵的問題還是他的風格与我的要求不符。我离開申花隊后，申思一直在隊里當主力，也許是他的特點比較符合后任教練的要求。但我記得申思在國奧隊期間曾是隊長，但在馬來西亞奧運會預賽亞洲區決賽時的几場重要的比賽時他都沒有上場。霍頓剛任國家隊主教練，帶隊參加亞洲四強賽。第一場中國隊對香港隊時申思是主力，但后來對日本隊和韓國隊時他都是替補。這也說明了申思的風格特點，必須与主教練的要求相符合。 申思是個有特點的球員。對于教練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看到他的特點，而是如何使用他的特點。申思在我執教上海申花隊的三年中，對我來說不是用不用的問題，而是如何使用的問題，絕不是外界和媒体所言，徐根寶講究迷信，用申思會輸球，因為在上海地方話里，申思就是“申輸”(申即是上海)，也不是有的媒体所說，徐教練是逆反心理，外界叫用他偏不用；更不是想起到一种轟動作用，就像法國隊主教練雅凱拒用坎通納，德國隊主教練福格茨不用馬特烏斯，意大利隊主教練薩基放棄巴喬一樣。我對申思沒有什么成見和看法。何況申思在隊里的訓練和表現，在遵守紀律和自我約束方面總的來說也是不錯的。我在1996年用他比1995年多，實際上是我在那時想加強理性足球。 我和申思共事3 年多，盡管在使用他的問題上，申思對我有一些看法，但是他自己也承認，我在申花三年，對他的成長是有幫助的。 1996年我們在甲A聯賽中成績不夠理想，与風光十足的1995年相比，似乎黯淡了許多。 就在一片陰云中，我們在亞俱杯賽上主場7比1戰胜了香港快譯通隊，而后又在与澳大利亞一支俱樂部隊的比賽中也打得很漂亮，上海的球迷突然又看到了希望。 當然，亞俱杯与冠軍杯是沒法相提并論的，除了技戰術水平的差距外，亞洲地域廣大，東亞、西亞和南亞之間的距离，遠大于歐洲，交通也不太方便。此外還有資金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使亞俱杯的影響力并不大。 1994年大連万達隊奪得首屆職業聯賽冠軍后，放棄了參加1995年的亞俱杯的比賽。 1996年8月20日，俱樂部常務副總經理瞿郁明找到了我，向我傳達了中國足協關于要打好亞俱杯的指示，也傳達了上海市領導關于亞俱杯賽要重視，并爭取好成績的指示。這是領導對我們的新要求，而在1996年年初我提出的今年四大任務中，今年主要目標是甲A聯賽和五人制足球賽。現在中國足協和上海的領導又要我們把亞俱杯的比賽也打好，對我們來說，的确是個不輕的任務。尤其是亞俱杯的比賽時間，正好与甲A聯賽交叉在一起。比賽密度很大。隊員們的体能吃得消嗎？ 9月1日，我們主場再次与天津隊打平。這是個令人難以接受的結果。到這時為止，我們已經連續第7場平局了。這對我們這支意气風發一定要衛冕的球隊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七連平后，我隊在甲A聯賽中的名次已落到了第三，与大連隊整整少了9分。9分在實力接近隊的競爭中，是個非常大的差距，大家都感到了壓力。在這樣的壓力下，我們又要投入亞俱杯的比賽，而且要在三周里完成7場比賽，其中3場亞懼杯賽，3場甲A聯賽(包括9月1日剛賽完的對天津隊的比賽)。 平均三天一場比賽，還要來回奔波，既要完成甲A前三指標，又要打好亞俱杯，說心里話，我當時真擔心撿不了芝麻又丟了西瓜。 賽事排得這么密，場場都要盡全力擠，隊員們，也包括我們教練班子里的同志不免有一些說法，三周打這么多比賽，身体怎么吃得消？要這好，又要那好，什么都要好，這可能嗎？當然，出現這种情緒的最直接原因，還是我們這几輪的比賽打得不順，老是在最后時刻被扳平，搞得大家心里怪怪的。 這种情緒引起我的注意。我們先在教練班子上統一了思想，陋后召開全隊會議，我們召開這個會議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不怕疲勞，不怕困難，發揚連續作戰的精神。在會上，我用當年紅軍長征的例子告訴大家，當年紅軍完成二万五千里長征，平均每天要走70里路，最多的時候一天要走150里，那是什么滋味？我說你們沒有，但我和桑廷良多少有這樣的体會。 “文革”期間，國家隊從北京拉練到保定，背著背包，每天行走40里路，花一屆時間走完。一開始大家還有勁，但到了第四五天，便都腿軟了，走不動了，我們還是搞足球的，平時又不缺鍛煉，為什么會這樣呢？而條件比我們困難得多的紅軍，為什么能有毅力完成？我說，這里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壓迫感，一种不得不走的緊迫感。我們現在也應該有這种壓迫感，而事實上這种壓迫感已經存在了，這也是對我們作風的一种考驗。我們連續七場平局，我們都感到了這种壓力，能否打好后面的比賽，不讓上海的球迷、俱樂部和領導們失望，這便是目前給我們的壓迫感。這次會開完了，大家的情緒好了一些，但气氛還是沉悶的，還是那七連平讓大家心口堵得慌。 我們怀著一种复雜的心情，來到香港与快譯通隊進行亞俱杯第一輪第二場比賽。香港的天气又熱又潮。由于第一階段我們以7比1胜出，因此在9月4日的比賽中，只要不淨輸7球，便可出線。當然，我們隊与快譯通隊比賽，要輸7個球一般來說不太可能，但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我們与快譯通隊本來也不是7比1的實力。就是因為對手在場上情緒受影響，陣腳大亂，軍心渙散，結果大比分慘敗。如果我們松懈，對困難的准備不足，在足球場上任何情況都會發生的。謹慎起見，我還是先派上主力陣容上場，下半時換上替補，最后我們以2比1贏，順利進入下一輪。 下一輪的對手是上屆冠軍韓國天馬一和隊。 當時天馬一和隊的主教練就是現在重慶隆鑫隊的主教練李章誅。這個隊在1996年第二屆亞洲超級杯賽上，主場5比3，客場1比0挫敗了1995年亞洲优胜杯冠軍、日本的平冢水手隊，在亞非冠軍對抗賽上，主場5比0狂胜非洲冠軍南非的奧蘭多海盜隊，可謂真正的亞洲大哥大。這支隊中還擁有6名新、老國家隊球員，如前鋒高正云，得分王申泰龍，中場名將李永真等，還有兩名俄羅斯外援，分別擔任自由中衛和門將，其中門將謝里切夫在韓國被稱為最佳門神。据韓國足球界人士說，天馬一和隊能在韓國聯賽取得如此好的戰績，其中三分之一的功勞應該歸于謝里切夫。 韓國方面一開始對与中國的球隊的比賽不屑一顧。因為在此之前，先后有遼宁隊、大連万達隊、山東泰山隊和北京國安隊等多支甲A隊訪問過，但每場比賽都輸3個球以上。然而當天馬一和隊听說申花隊曾經以7比1大胜香港快譯通隊后，也有點緊張起來了。他們四處打听申花隊的情況，并讓當時在韓國留學的吉林隊教練、現在在巴西留學的申花少年隊教練秋鳴幫忙搞些錄像帶。据秋鳴后來告訴我說，那時韓國的球隊不太愿意与中國的球隊比賽，認為与中國球隊比賽得不到幫助。那次他們專門打電話給他，請他收集申花隊的資料，可見他們對申花隊的重視。 由于簽證問題，我們4 日在香港打完快譯通隊后，不能馬上從香港直飛韓國，只能第二天飛回上海，6 日一早飛韓國。由于比賽地不在漢城，到漢城后還轉飛机，到人口只有10万的海邊小城市束草。 束草机場靠海，乎日里雨多霧多，飛机經常不能准時起降。為此，韓國足協為我們做了兩手准備，万一飛机飛不了，便坐汽車從漢城走陸路去束草，那就要走將近5小時的路程了。好在老天保佑，我們中午飛抵漢城時那里天气不錯，飛机能夠順利降落。到旅館時，已是下午4點多了。我讓隊員睡了1小時，5點30分起床進行了一次訓練，主要是恢复一下体力，然后練了一些第二天針對韓國比賽的防反戰術。 我們佐在束草市一個風景區的旅館里，周圍環境安靜，空气涼爽。房里沒有電視，也不能打長途電話，這倒正好幫助我們恢复体力。晚餐時，一些隊員提出要吃韓國燒烤。按照賽前飲食要求，賽前一天是不能進太多肉食的。但是由于連續比賽，旅途疲勞，加上天气炎熱，消耗大，我就同意了。這种形式的燒烤，我們的隊員和我都是第一次嘗到。它是用一個大燒鍋，里面放一點帶水的調料，把已經拌好的牛肉放人，再加大白菜和粉絲一起煮，燒出來的牛肉非常香。味道特別好，与我們在上海的韓國料理店里吃的中肉燒烤，完全是另一种味道。劉軍、毛毅軍等人吃得很香，每人吃了近兩斤，連說好吃。后來我們到上海，卻找不到吃這种韓國燒烤的地方。 當時，我真擔心隊員們吃這么多，明天場上會跑不動。我說，你們少吃一點，不要撐得太飽，明天跑不動。隊員們邊吃邊說，怪不得韓國球員這么能跑，原來他們一直吃這些啊。我說，好，那就明天看你們的了，与韓國球員比体力去。隊員們開玩笑地說，我們才吃了一頓，怎么夠啊？ 對天馬一和隊的比賽，我針對當時國內足壇流行的恐韓症心理，根据對手的實力，我向隊員提出了几點要求。一，最好不要輸球，平就是胜利；二，即使輸球也要少輸。如果我們能夠客場逼平，到上海主場就好打了。 由于有1992年在吉隆坡失敗的前車之鑒，我向隊員們指出，首先要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不懼怕韓國隊，如果有怕的思想，今天就完了。好在我們隊中有拉德、佩雷斯和布雷等俄羅斯和法國球員，在他們眼里，從來沒有听說過什么“恐韓”。有這些球員摻在里面，真能幫我們的隊員壯膽。我問佩雷斯：你怕韓國隊嗎？他奇怪地反問：“怕誰？”我問拉德，他也是搖搖頭，說不知應該怕誰。 我要求隊員們敢于硬碰硬，把自己拼出來，那樣的話，就會發現韓國人也不過如此。另外，在戰術打法上我們要求統一，堅持打防反。我說，申花隊与韓國天馬一和隊對壘，是兩個國家最好的俱樂部之間的比賽。与平時的商業比賽不同，是檢驗我們平時訓練、管理和作戰水平的一次真正考驗。我們要爭取打好。即使輸的話，也要為以后國家隊打韓國隊，為中國足球沖出亞洲提供一次實戰的經驗。 自從我帶申花隊以來，我們先后三次与韓國隊交過手，其中1995年1比0胜過金星隊，也曾0比1和1比2小負大宇隊和三星隊。1996年我們在上海進行的亞洲室內足球錦標賽上，以5比3擊敗韓國隊獲得亞洲區出線權。与韓國隊比賽多了，我也總結出一點道道，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要敢搶、敢逼、敢控、多跑。只有在場上不示弱，才能抑制住對手的凶狠。在确定上場的陣容上，我的指導思想是，誰玩命誰上場。 9月7日當地時間下午3 點半，比賽在日本裁判的哨聲中開始。觀戰的球迷約有6000多人，韓國足協秘書長和職業部的負責人都親自抵達觀戰，可見對這場比賽的重視。最后比賽的結果是0比0，但從比賽的場面和兩隊的水平看，天馬一和隊明顯高于我們申花隊一籌。對方全場射門15次，角球18次，而我們射門12次，角球4次。這場比賽，我們的高佳大發神威，救了不少險球，最終頂住了對方的攻勢；當然我們在反擊的時候也創造不少机會，其中謝暉和祁宏各擊中一次門技。對方上下半時有不少必進球的机會，其中不少單刀球，都被高佳化解了。 值得可喜是，下半時對方在我們搶逼圍之下，反而顯得体力不行了。申花隊下半時射門7次，對方只有5次。下半時雙方的場面差不多，我們還略好一些。 客場0比0逼和天馬一和隊，我在自己的總結時寫道，最成功的在于中場的防守，中場的逼搶，尤其是佩雷斯和布雷的作用。他們倆一個打前腰，一個打左前衛，范志毅打后腰，劉軍打右前衛，這4個人都能搶能拼。中場的封搶防守十分有效。我們打的是積极防守的戰術，前鋒是謝暉和祁宏，但祁宏也退回中場協助防守。据賽后桑廷良統計，祁宏全場跑動的距离達近1 米，起到了第一防線封堵作用。我們在這場球里拼得這么凶，連韓國方面都感到非常奇怪：中國的球隊居然有這么好的体力？這就是我們對韓國隊比賽的最大心得：對韓國隊比賽，就是要以搶逼圍對搶逼圍，決不能有半點退縮。 9月8日我們返回上海，下午3點多到達虹橋机場。由于9月9日我們一早就要飛深圳，因此沒有回江灣，而是住在了机場賓館。下午在馬路上慢跑恢复，准備10日与深圳隊的比賽。 0比0平天馬一和隊后，國內反響很大。這是中國的俱樂部隊第一次在韓國比賽而沒有輸球，而且是一場正式的比賽。但我卻保持著清醒的頭腦，10日對深圳的甲A聯賽，是我們能不能打破平球怪圈的比賽，這也是我們9天之內的第4場比賽。打好聯賽，這才是最重要的啊！ 從韓國涼爽的气候中來到炎熱的深圳，大家感到悶熱難當，這也是對我們球員作風的考驗。這場比賽我們的球員确實很疲勞。中場休息時，大家的汗水如同雨水一樣往下淌。有隊員拿起一瓶水，一口气就全喝光了，脫水太厲害了。這時候說什么也沒用。只有讓大家堅持。最后。全隊咬牙還是2比0拿下了，可是我們在比賽中還是損失了兩員大將，祁宏和布雷受了傷。這兩員大將在第一回合對天馬一和隊的比賽中發揮相當出色，但9月14日与韓國天馬一和隊第二回合的比賽，他們肯定是上不了場了。但不管怎么說，經歷了可怕的七連平后，我們終于又開始贏球了。 9月14日對韓國隊的第二場比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由于我們0比0逼和韓國冠軍隊，韓國足壇一片恐慌，一些韓國媒体還報道中國球隊“并沒有恐韓一說”，他們承認，這場比賽將影響晚些時候進行的中韓對抗賽，說“到那時韓國國家隊將遇到中國隊更嚴厲的挑戰”。我也沒有想到。一場平局會引來這么多的議論和影響，大家都希望我們能改變歷史，打敗韓國隊。根据當時隊里的士气，以及打破平局怪圈后高漲的信心，這場比賽的准備會根本用不著我動員。我只是說，改寫歷史的机會在人生中是不多的，現在机會到了手中，就看能不能把握了。 最終，我們沒有把握住机會，盡管我們有一些不錯的机會。這場比賽我們打得非常好，沒有首輪比賽0比0時那么地被動。但是在最后3分鐘，我們還是沒有頂住，給對方頂進了一個球。 雖然我們被淘汰了，但是就像報上所說的：“申花隊盡管沒有改寫歷史，但是歷史在這里拐了個彎”；“我們這次是平視韓國隊，以我們自己的戰術對待韓國隊，而不是過去圍著對方轉，給自己增強了信心。” 比賽后，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對申花隊在這場比賽表現出來的勇气和斗志非常欣賞。据亞足聯發布的10月號文件稱，上海申花隊与天馬一和隊的較量，是第二輪最緊張，也最扣人心弦的比賽，他們代表了亞洲職業化最高水准。維拉潘還說，去年亞懼杯賽，中國首屆職業聯賽冠軍大連万達隊沒有參加，令人遺憾。因為東亞的其他兩個足球強國韓國和日本都參加了。這一次上海能夠參加，對亞洲足球有著促進的作用。同時，亞足聯人士對中花隊在賽程上沒有協調好表示不理解，因為上海申花隊在2周內要打5場，而韓國隊為踢好亞懼杯，特意將聯賽放到后面。 中國足協秘書長王俊生和職業部部長馬克堅也飛到上海觀看比賽。賽后王俊生對我們說，這場攻堅戰体現了中國足球正開始形成新的精神面貌，宣告了与恐韓症的決裂，看到了職業化以來我們的成績和進步。這場球打到這份上，其實誰贏都有可能，申花隊只是机會沒有把握好。 亞俱杯對韓國隊的比賽，极大地鼓舞了我們全隊的斗志。在接下來的比賽中，我們一鼓作气，9月18日主場2比0胜廣州太陽神，22日，主場又1比0胜吉林隊。在這次三周9場比賽中，我們連續作戰，取得了4胜2平1負的戰績。這的确是不錯的，值得驕傲的戰績。更重要的是，隊伍經受了連續作戰的考驗，在意志力上經受了鍛煉。 亞俱杯我們經歷了考驗，但在聯賽上，尤其是在七連平后，我們与万達隊的差距已經拉大到9分，名次退到第三。后面還有8輪比賽，理論上還有拿冠軍的可能，但根据万達隊當時的實力和我們的情況，我們要想再拿冠軍的希望已經十分渺茫了。俱樂部也放出風聲；今年完成前三名就可以了。 拿冠軍的可能性大概是沒有了，但我不能讓万達隊舒舒服服拿冠軍，我要求隊員能咬住多久就多久。 七連平后，我們終于打破了平局的怪圈，取得三連胜。接著我們又贏松日隊、贏廣東宏遠隊，到這時我們已經是穩坐第二了，与大連万達隊也只差5分。在最后兩輪比賽中，如果我們主場贏了大連万達隊，万達隊客場平或者輸四川全興隊，而我們最后贏北京國安隊，我們還有可能拿第一。當然，這個前提首先是拿下大連万達隊。 我們主場對大連万達隊，得勢不得分，佩雷斯和徐暉剛開場就發生爭執，被主裁判一齊罰下。佩雷斯被罰對我們的影響，遠遠大于徐暉之于万達隊。這場比賽最終打成0比0，1996年冠軍与我們無緣，而万達隊則在我們的主場，慶祝獲得甲 A聯賽冠軍。一年前就在此地，我們慶祝首次奪得冠軍。看著万達隊教練球員興高采烈的樣子，我的心里不太好受。 1996年我最出名的不是搶逼圍，而是七連平。七連平不但球迷不滿意，俱樂部領導也不會滿意的。就在這种情況下，上海有關部門請來了3 名外國教練，他們來自比利時、保加利亞和烏拉圭，到上海來共同會診上海申花隊。盡管李毓毅副主任對上海的媒体一再說，他們請專家來僅僅是會診，沒有換教練的意思，但我心里已經清楚，這是換教練的信號。我對自己說，這也許是我在申花最后一年的工作了。 我絕沒有因為外國教練的到來威脅我的飯碗而影響工作。我心里只有一條，一定要把今年的任務完成好，這是硬道理。 外國教練執教申花隊，已經成為申花隊明年工作的現實。這個問題當時全隊可能只有我一個人心里最清楚，其他教練還沒有認識到，隊員更不清楚。 當然，1996年對我來說，确實是問題最多的一年。七連平后，新聞媒体不斷批評我只知搶逼圍，沒有技術。甚至說，申花隊要再上一層樓，必須請高層次的教練。就像郁知非在我辭職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申花隊要堅持槍逼圍，又要補充新的內容。我心里清楚，追求激情与理智的完美是非常困難的，往往變成四不像，當年國奧隊即是如此。1994年中花隊一段成績不好，1996年七連平都是這么一個情況。我深深体現到，要想得到完美的東西，實在太難太難了。但是，再難也要去追求，我決不會后悔。申花俱樂部最終還是決定請外國教練了。 整個賽事結束后，我下一段的工作已經明朗化了。俱樂部想用外國教練替代我，讓比利時、保加利亞和烏拉圭的教練來會診，也是對他們能力的考察。后來我到松日隊還獲知，德國教練維也納在下課后也曾被請到上海，俱樂部對他進行了半天的面試。看得出，請外國教練的方針已定，只是操作上仍沒有找到合适的人選。 我們穩獲第二名以后，体委金永昌主任、李毓毅副主任約我到他們辦公室談話。李毓毅問我：“你現在有什么想法嗎？”我反問道：“下一階段領導有什么安排嗎？”李毓毅說：“用外國教練基本上定下來了，這你也知道了。我們想，在用外國教練的情況下你有什么想法？” 我說，這三年來我在上海的工作取得這樣的成績，离不開上海領導和你們体委的支持、幫助，對此，我表示感謝。盡管我不是上海市体委的人，我的關系還在國家体委，但是我是上海人。俱樂部考慮到要換外國教練，其實我也早已知道，前一階段就有預感。職業球隊換教練是正常現象，我不會因此而影響任何工作，外國職業俱樂部的教練也是這樣的。這也是對中國教練的真正考驗，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崗。 金主任說，你有這樣的認識真是很好的。他說，從上海市領導、俱樂部到我們体委，都希望你還能夠留在上海工作。第一，具体職務上要么給你在俱樂部挂個名，如俱樂部副總經理；第二，你可以在隊里挂個總教練，工資待遇不變；第三，如果你不愿意跟隊，你就帶上海市全運隊。 我說，如果真的請了外國教練，我再跟隊不是很合适，怕影響主教練的工作。我挂申花頭銜，光拿錢不干事，也不合适。我可以摘全運會隊伍，但我不親自帶，讓一個年輕教練帶。李毓毅說，你如果搞全運會，錢可能就沒有俱樂部那么多了，當然我們可以給你彌補一點，我說錢不是主要的。金永昌主任最后說：“根寶，我們相信你，你選擇一下。”我說：“讓我考慮考慮。” 這次談話的气氛相當融洽。當我离開時，我心里已經初步定下，我要离開申花隊去帶全運會隊伍，我可以當主管，但不親自帶隊。 聯賽最后一場我們是客場對北京國安隊。我到國家体委訓練局向當時的局長李富榮匯報了我的工作情況。同時也征求了一下對我今后去向問題的看法，他說，留上海帶全運隊也挺好，如果其他俱樂部要你去的話，也可以。 這時，我可能离開申花隊的消息外面已經有了風聲，國安隊、松日隊聞訊來与我接洽。我便給李毓毅打了電話，把李富榮的兩點意見說了，還說現在有兩個隊要我去，我們上次的方案是不是可重新考慮一下？ 李毓毅連夜給李富榮打電話，讓他做通我的工作，讓我留在上海。第二天李富榮找我，說李主任昨天晚上給他打來電話了，讓我不要為難他，他也是上海人。我說，你們的意思我都知道，大主意我會拿的。 打完國安隊比賽回到上海后，李毓毅与金主任第二次找我談話，還是希望我不要到外地去，留在上海工作。從他們的談話意思我感覺到，申花隊想找外教，但還沒有合适人選。讓我搞全運隊，其實也是讓我當預備隊，万一外國教練不行時讓我再頂上。這其實也就是后來安杰依的角色。 我依然沒有說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說再讓我考慮考慮。 回到江灣的當天，郁知非親自到基地找我談話。他很坦率地說，根寶，我們相信外國教練，但是現在沒有找到好的。你先別走，万一我們找不到，主教練還是你來當；我們另外還有兩個方案：一，外國教練來，但你當主教練，他負責訓練工作；二，你當總教練。郁知非還是想讓我留在懼樂部里。 我說，既然已經定了，我就不能再留在隊里，因為不合适。外面有好多挂名的總教練，但与隊里的主教練都有矛盾；第二，一個教練在一個隊确實不能呆得太長，時間長了彼此太了解，相互間缺乏新鮮感。換個教練，讓他們接受點新東西，對隊員或許有幫助。郁知非認為我講的話有一定道理。 其實我心里很矛盾，我是很想留在上海的，但又想俱樂部既然已經決定請外國教練了，我再采取各种形式留下來的話，效果不一定好。經過征求多方面的意見，加上此時松日俱樂部盯得很緊，國安懼樂部張路總經理也找我談過話，并几次打來電話，我想，我還是离開上海吧。 我的主意已定。但我的工作還未完，聯賽雖然結束了，申花隊還要訪問韓國對大宇隊比賽，還有年底在西班牙進行的世界五人制足球比賽。 我的离去沒有來時那么地轟轟烈烈。當一切都定下后，俱樂部為我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新聞發布會。我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在申花隊三年，無論是上海足球体制改革的環境，還是懼樂部讓我工作的小環境，都給我實施自己的足球的才能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我与俱樂部的合作是极其愉快的。我衷心感謝上海的各級領導、申花俱樂部和上海的廣大球迷關心。我也表示，合同到明年1月才結束，在合同未到期前，我依然將盡自己的職責管理和訓練好隊伍，完成五人制世界杯比賽。 世界五人制足球賽還是讓我帶隊。在西班牙最后一場比賽結束后，我召開最后一次全隊會議。我說：“盡管三年來我們的技術已經改進了很多，但通過這次比賽可以看出，我們的差距与別人相比仍然很大。我很遺憾沒有把你們錯誤的動作都改過來。我希望你們今后把好的東西留下，如果丟了士气，丟了作風，那就不是足球了。我感謝大家三年來對我工作的支持。” 我們全隊离開賽地莫西亞小城飛往巴塞羅那。由于我要去松日俱樂部報到，因此我們在机場就分手了。 在巴塞羅那机場，我与教練班子、隊員們一一握手道別，大家互道珍重。踢球的人就是這樣，不善言談。雖然大家只是握一下手，但我從一雙雙手里感覺到彼此對過去的怀念。 11月底，我回到上海收拾行李，這時隊員已經放假了，江灣基地空無一人。 我走進樓里，樓道上空蕩蕩的，惊起一陣陣腳步的回音。我站在走廊里，我的心難以平靜，隊員們一個個在我眼前晃動著，耳邊響起了“起床啦”、“集合啦”的喊聲。我簡單地整理了一下行李，當我關上門時，初冬的上海已經刮起了北風。訓練場上揚起了漫天塵土。這就是我工作了三年，嘗遍酸甜苦辣的地方。 天灰蒙蒙的，云也很低，好像壓在我心頭。再見了，江灣！再見了，上海！我深情地与這塊生我養我的土地道別。 ------------------ 文學殿堂 獨家連載，好友沐火提供 http://www.yesho.com/wenxue/ 轉貼請保留站台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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