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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背景： 李鵬翔：現為新華社技術研究所所長，高級工程師 1947年9月生于貴州，原籍山西 1980年畢業于貴州師范大學，同年赴新華社工作 1985年一1986年先后任“新華社中文發稿系統”工程組副組長、組長 1987年任新華社新聞信息處理系統工程總体組主要成員 1994年在計算机廣域网新華网工程中任主任設計 新華社 國內最大的新聞信息中心，也是現代化的世界性通訊社之一，每天向國內各地接發數十万字新聞稿件，同時每天用中、英、法、西、俄、阿、葡7种文字向130多個國家提供稿件，其基于LOTUSDOMINO／NOTES的新聞采編系統正在建設中。 人物自白： 一夜間，所有的夢都辟了 我是“屆最后一屆高中生，從小我讀書一直都是使使者，立志要好好念書，將來把自己的青春和才智奉獻給國家，考試成績在貴州省經常第一。1966年我的高中畢業考試已經結束，我又拿了個第一，當時覺得未來的前景非常美好，可以上一個非常好的學校，選個好的專業，為國家貢獻力量，但文化大革命一夜間就把你所有的夢給打碎了。 當時記得很清楚，6月4日，宣布高考作廢，同時我的家庭也受到了沖擊，一夜間，我也成了黑五類，我所有的夢都沒有了。人失望极了，在生存的邊緣徘徊，連生存都沒有保證。我父母親都被關起來了，一個哥哥去世，一個弟弟也去世了，所有的災難都來了，母親被打瘋，父親被關在牛棚里三年沒放出來。家庭重擔壓在我一個人身上，一夜之間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大人。那時的痛苦真是不堪言，我從來不去回憶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大學夢 恢复高考之后，我只有一個心愿，就是要上大學。當時我年齡已經很大，在母校已經當了7年高中老師，也有了1歲的孩子，可是埋在心底的那個愿望是磨滅不了的。在這之前，高中畢業后，我的一位老師看到我成績好，也同情我的家庭處境（父親還沒有被解放，一個弟弟癱瘓在家，一個弟弟去了農村，我同時得照顧兩個人），他就給我找了一個臨時工，在學校代課，后來轉為了正式教師。 我有了孩子，也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家里所有的人几乎都反對我參加高考，可自己一輩子的一個心愿還沒有滿足，心想不管年華怎樣荒廢，將來國家還是需要有知識的人，所以我無論如何要上大學，在沒有一個人同意的情況下，我偷偷地去報了名。 1977年我考上了北大數學系。當時省里有個政策，重點中學30以上的老師都不得去外地讀書，說是要保護貴州省的師資資源，北大的通知書被扣在招生辦，在招生辦工作的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你就認命吧，我們也無可奈何。我說，有書讀就行，管它是什么學校，當時已不是想非得圓自己原先的夢，一定要上重點大學，后來我就決定留在貴州讀師范大學讀數學。畢業時我又以總分第一的成績分配到了新華社工作。 遭遇“8086PC机” 1980年到新華社后，我就從事計算机工作。從數學轉到計算机必須付出很多心血，我就自己花錢在北大計算机研究生班進修了一年多。那時計算机在中國的應用剛剛起步，整個國家也還處在計算机的掃盲階段，我們先從單板机搞起，新華社也是處在模擬信號時代，用低速電路去模擬信號，用聲音信號強弱強弱、電頻的高低高低來表示一個漢字，每秒鐘只能傳兩個漢字。 當時，“748”工程已經在新華社開始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我們主要是做新華社內部的技術改造。1984年，我們得了第一個獎。當時IBM剛推出最早的8086pc机，我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計算机，覺得它很有用，就做了一塊多路板，用一個小PC机帶十個端口，向全國許多家報社發計算机信號，從每秒發兩個漢字提高到刀多個漢字，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第一次使全國300多家報社開始用計算机接收稿件，并在其中開始推廣國家的國標碼。以前的計算机沒有內部代碼，全是用點陣來模擬信號，表現漢字也只是表現它的點陣。 其美中的輪回 我出生在一個報業家庭，1931年，我父親和邵力子先生帶領100多弟子在西安創辦了《長安晚報》（今《西安晚報的前身》），父親是位熱血青年，當時在那樣一個危難的時代，他覺得應該倡導實業救國。文化救國，大學畢業后就變賣了所有家產，辦了這份報紙。后來他又認識了“小蘿卜頭”的父親孫玉云，隨即加入了共產党。 當時紅軍還在瑞金，整個西北都非常保守，父親開始在報上宣傳抗日，很快就遭到國民党的仇視。1935年國民党在《西安日報》上發布了對他的通緝令，楊虎城的秘書提前將這一消息告訴了父親，父親連夜將印刷机馱在馬背上帶著100多個弟子撤到了延安，毛主席親自接見了父親，因為他為延安帶來了第一台印刷机。 冥冥之中，父親后來又到了《淨水日報》，再后來跟著鄧小平去了《西南日報》，冥冥之中，多少年后，我又回去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去改過父親所從事的事業。從小我就陪著父親值夜班，覺得父親太辛苦了，不停地貼紙條，看不清楚還得打長途電話去問對方。很多年后，我親手來改造這東西，覺得特別有意思，那時父親還活著。 父親沒有等到這一天 1985年，父親還沒有去世之前，正好碰上我改造這個工程。我對父親說，從小看你貼紙條貼了一輩子，我會讓你們脫离苦海。 工程剛開始的時候，他已經住在醫院里，我兩次去看他，跟他講我正在做改造，等到我改造完了，報社就會完全變樣。他說，啊，我就盼著這一天。在工程最緊張的時候，他病危了三次，我都沒有回家去看他。最后他沒有等到這一天，去世時也沒見到我。 這輩子我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沒有盡孝，當時工程太緊張了，要求當年規划，當年投產，我一离開，就會延誤整個工程，領導說，你能不能晚走兩天，把你的工作跟大家連接上了再走。結果等最后一封電報過來時，我父親已經去世兩天了。 親情 多少年后，我才發現自己什么都不欠，就是欠親情。其實我個人遭遇挺慘的。去年三八節時講每個婦女的成長，我講到自己的經歷，新華社的一些婦女領導干部都哭了。母親文革被打瘋了，一直到去世都沒有清醒過，父親生病我也未能陪他，直到去世都沒能在他身邊。今年春節在我工程最緊張的時候，我愛人又去世了，他去世那天，正好是我這個工程合同簽定的日子，當時我整個人都傻了，晚上我們兩個人還在說笑話，他就突然腦溢血了。 我的個人命運很不幸，可是我真的很堅強，不管沒有了生活，沒有了親人，沒有了任何事情的時候，至少我還有我的事業。 不尋常的兩年 有些話我都一直不敢說，好像每次在我最最要去奮斗一個目標的時候，我總是要付出我的一份親情。今年我几乎走到了自己生命的最低谷，我真的准備不想干了，可是這個項目上我已經投入了兩年的心血去做調研，追求一個全球都在追求的UNICODE的目標。兩年前，我就提出，我們一定要走國際級通用化的代碼級，走國際通用化的最開放的軟件。我整整追求了兩年，領導說我都已經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他說，你追求的這個東西本來就不存在，這個系統你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你不能再這樣追求下去了。 新華社當初走的道路就是因為它太專業化了。硬件一淘汰，它的生命周期也結束了。中國是不算人力的，無形資產許多人都看不見，一個系統每天四個人四小時輪班，付出了多少代价維護這個系統，這其中又花了80個人去做這個系統，但是隨著硬件的更替，整個軟投資也就沒了，一代人10年投入這樣一個技術生命的周期也隨之煙消云散，這批人又得另外去學新的東西。那所以當時我就說，這條路絕對不可以走，我的領導就說，你又找不到方案，你干嘛不用國內一些現成的方案。我就給他解釋為什么不能走10年前的老路，宁肯我們前期慢一點，准備充裕一點，一旦項目上馬時周期就會非常快。 兩年里，我每天都泡在信息的海洋里，收集這方面的國際技術動態，一間地下的辦公室里全堆得滿滿的。那時新華社還不讓上INTERNET。我就到一些朋友那里上网，弄回一些信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我都認為一定得有個追求，跟我合作的中科院軟件研究所的總工程師楊老師就說，其實你們不要怪李鵬翔，她追求的一定是一個最好的方向。 今年回頭看我們的論證，發現全球的計算机厂商都在推出UNICODE的版本，紛紛把它作為一种競爭的籌碼。 最挑剔的用戶 后來我發現，當你所努力的東西剛好符合一個世界技術潮流方向的時候，你就要換而不舍，中途你也可以放棄，可以拿一個現成的技術湊和著來用，但這是對國家和工程不負責任，而且以前工程中的錯誤不能再犯，國家几千万的投資隨著硬件的過時一塊扔掉，還有人員投入，這損失沒有人去掰著指頭去算，我們的國家還沒有真正進入市場經濟，政府机构很少這樣去考慮的。 在和LOTUS公司談合作開發UNICODE的時候，一開始他們根本就不想做，我就苦口婆心地跟他們來的總裁、副總裁、國際開發部總經理一遍遍地談。最后他們都說非常感謝我， 如果沒有我們的特殊要求，他們決不會想到要發展UNICODE，而他們現在發展ChCODE，一下子就站在了行業的領先地位，是用戶給了他們帶來了商机，把公司推到了一個更廣闊的領域。 而在當時，他們認為中國怎么還有這樣挑剔的用戶，提出這樣的問題，過去他們只會站在美國的立場，以一种大國沙文主義的眼光來看待，認為能解決英文就可以了，能替你找個中文版本就已經算是認識到中國市場了，而中國突然毛冒出這樣一個用戶，要走世界性的通用的道路，他們沒有想到。 不可理喻的人 新華社是一個很好的舞台，許多人都勸我离開新華社，說你這么資深，做過大數据庫，又做過大系統集成，网絡也做過，你要是下海，當個老總，肯定能掙大錢。我留戀新華社，是覺得能在這里有所作為，它給我提供了這樣一個天地，還有自己的一种追求。 1993年，我去了新華社的一家叫作“新達’助中外合資公司，任中方副總經理。發現在公司你只能做自己一攤子事，沒有那樣一個舞台，既沒有全球网絡，也不會有几千人能用你作出來的成果，那樣一种心情我感覺并不好，我干了半年，堅持要回去，自己寫了個辭職報告：“因為個人原因，不想當公司副總經理，愿意回去搞技術”。走之前我是主任工程師，到公司是副總經理，回去時成了老百姓，成了一張白紙，什么都沒有了。 新華社是体制就是如果你換了一個系統，見好你就跟著它走，就有官當；建好了一個系統，你再离開它，就得交給別人管。我跟領導說，我回來要當老百姓，你給我一間辦公室，三台机器，我就愿意干技術。 那時所有人都覺得我簡直是不可理喻：他們說，你第一不愿當總經理，第二非要回來做老百姓，第三出國去國外分社掙錢也不去，你違反了所有人的常規，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說，我就愿意摸机器、接触新技術。 我就摸了三年机器。我一個人孤苦伶仃、默默無聞地就待在一個地下室，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別人是不可理解你，但是等到做了很多技術儲備，新華社一旦要上大系統時，又回頭找到我，說這系統沒有你不行，還非得你出來接不可。 吃螃蟹的滋味 1994年我再度出山，組織做一個叫作新華网的局域网。等我拿到這一工程時，方案已經出台，也已買了一批S．25接點机的設備，還沒有開箱。我跟有關負責人說：如果我來做這個工程，我就要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來做，90年我在國外的時候，就發現S．25已經走到了末路，如果我們再用它，最多還有兩三年的技術生命，新華社應該走路由器的道路。 他們反對的理由有兩條，一是那時巴統還沒有向中國供應路由器，當時根本就采購不到；二是認為，S．25是成熟的技術，而路由器技術還不成熟。實際上，在那時，美國的INTERNgr 网正在蓬勃地興起，INWRNgy网上已經有成千上万台的路由器在跑，路由器的技術已經非常成熟。 說來也巧，1994年CISCO在中國第一個開路由器的發布會。我堅持要用路由器，把S．25退貨。有人勸說，這事涉及到几十万美金的投資，必須慎重。4月，我們就召集了全國十大部委的總工程師來論證，到底該走S．25的協議還是路由器TCP/IP協議。 來自公安、郵電、水利、气象、清華等單位的專家坐滿了一屋子，會上只有兩個專家贊成我的方案，8個專家不贊成走TCP/IP，新華社的總工程師竭力反對，他一反對，新華社的工程師就沒有一個再說話了。 沒有一個人敢站起來說話的情況下，我就站起來講：S．25确實很成熟，但它是落后的成熟技術，我們把25年前的技術還要在90年代推，它還有多少生命力？從整個世界的發展趨勢來看，INTERNET在全球都是走TCP/IP，它已經占据了市場，我們必須認清這一事實。 當時我印象最深的是中科院网絡中心的錢華林教授，他說了一句最最關鍵的話：我們不能出錢買落后，請問在座各位，你們誰讀過S．25的協議？我讀過；你們誰又讀過TCP/IP 協議，我讀過，未來几年內，一定是TCP/IP的世界。 全場沒有一個人說話。后來，繼新華社‘吃螃蟹”之后，后來的郵電部等單位沒有一個不走TCPIP協議的，我更深深佩服錢教授，不僅僅是他當時贊成我的緣故，他是知識分子里最优秀的一類人，敢于突破傳統，在全國沒有一個TCP/IP廣域网的情況下，他第一個站起來支持我。 舞台 1985年，新華社第一次在國內實現用計算机發稿，現在，新華社又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連接300家的點到點的通訊网（那時還不叫廣域网，稱為遠程通訊网），第一次在國內走TCP/IP 的廣域网，加上新華社第一個用計算机實現編輯系統，第一個用計算机采用激光照排。所有這些第一都是在新華社誕生的，這樣的一個舞台也是別的地方所找不到的。 能走在技術最前沿，站在全球的背景下，与國際同步領導中國的技術新潮流，這也是我离不開這里的原因。我曾到過美聯社，當時美聯社還沒有我們先進，路透社的規模比我們大得多，但在所有局部的技術上，我們跟它走的都同步的，就是新華社缺少資金。 躲進小樓 現在看來，在我之后的五、六個系統在論證時都走UNICODE、開放系統、UNIX等等，但沒有我們前期的努力，后來的人也恐怕未必能這么輕松，不管他們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現在都是埋頭干，當別人為一個獎打破頭時，我今年一個獎也沒報。獎對我來說已經過去了。 我追求自己內心的平和，要對得起歷史，對得起國家對我的栽培，對得起國家的投資。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与秋冬，默默無聞干我該干的事儿。10年后人們會看到我們這一系統還有沒有生命力，正像10年前人們評价我們走UNIX道路一樣。 我心目中沒有什么追求，追求的就是我從小的那個夢想，把自己學到的東西貢獻給社會。一不求官，二不求名，給我一個工程，我就要做得盡善盡美，使它有生命力，用戶用起來說還不錯，就足夠了。 技術的境界 昨天，几個國際部見多識廣的小家伙剛從國外回來，用完計算机之后，在食堂吃飯，說這系統如何如何好，正好我們的副局長坐在旁邊，他們也不認識他。回來后，局長特得意，跟我說，李鵬翔，人家一直在說你們那系統是怎么怎么好。昨天回家，是我最高興的一天。他們第一天用，只培訓了半天，就去操作新華社一天几十万條稿子，他們覺得好用，對我來說比什么表揚都好。 用戶那怕只有50％說你這系統是好的，你也會感到滿意，更不用說新華社難度這么大。我只求無過，不求有功。一個人去追求名利，你會真的很累，我就要追求一种技術的境界。所有的人都輪流出國，去國外工作，去當官，掙錢，我不想，至今不悔。到最后我付出的是，自己的親情也沒了，只剩下一個孤家寡人。 苦惱 儿子現在是我最大的安慰。有時他說，媽媽，我真的不明白，你還要奮斗什么，你能不能為了我，有個好身体，好好活著，別老這樣累。有時想想也挺不值，追求什么呢，自己有時也挺苦惱。可是在生活中已經成了習慣，你不去追求，它也驅使你這樣去做，你意識不到它是個信念，它就是不停地在驅使你。 我這個人人家說既沒情趣，又不會生活，也不管家，一天到晚趴在計算机上。我是覺得應該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了，可是現在真的很難。一講起別的什么都沒興趣，一提起計算机就兩眼放光。 年輕人 我現在有一個想法，要扶持一批年輕人起來，我手把手把工程經驗教給他們，把工程的規模范圍和嚴謹性教給他們。有些年輕人在做工程時，東西做出來之后，好像是領導了一個潮流，可實際上做得非常糙，往往不追求效率，也不追求完整性和可靠性。 我對他們要求很嚴格，有時甚至很嚴厲。比如，昨天我對他們說，系統已經投入運行了，小修小改之后程序還是運行不起來，你們對新華社系統運行的嚴重性顯然估計不足。做一件事情就得保證自己有很大的把握才交給用戶，用戶要是一旦五分鐘之內發不出稿子，就會發生嚴重的后果，昨天幸好碰到不是美國正在轟炸伊拉克。 現在有些年輕人很少有我們過去的那种嚴謹態度，我們一般試過10次以后沒問題才會交給用戶去用。我希望自己的經驗不要局限在新華社內部，以前新華社很多好的東西都沒有市場行為，不讓進入市場，再加上我們又不會去宣傳、包裝自己。新華社有几百個科技人員，完全可以在服務好自身的情況下，把一些好的科技思想帶到全國。什么都先進，但只帶給新華社以政治效益，沒有帶來更大的社會效益。哪怕把別人請來，告訴他們新華社有這個東西，也可以避免他們重新又未嘗我們曾經吃過的苦頭。 儿子 常有人問我，你怎么培養出這么好的儿子，實際上恰恰相反，你越不去管他，他越自己覺得你在奮斗，他也要去奮斗，在這种環境中，他就跟著我長大了。我從沒有管過儿子，回頭想想他是怎樣長起來的都不知道。儿子對我說，媽媽，你最對不起的就是我，你從來就沒管過我，我說，沒管你不也長大了么。 儿子除了跟我一樣很嚴謹之外，我從小教育他決不能撒謊。有一次，我養了一群小鳥，小鳥從籠子里飛出來，他去一扑，就給扑死了一只。他也不敢扔掉，就老老實實放在那里。后來我就問他，小鳥怎么會死呢，原先個個都挺好的。他臉紅紅的，站在旁邊半天，說，啊，媽媽，我不小心，一捏就把它給弄死了。再小的事情他都不會撒謊。 合作之道 對待朋友，我非常真誠。我們跟合作過的厂商都保持著相當好的關系。我們給IBM提了那么多的意見，但他們依舊把我們當成好朋友，你有理有据地給他提意見，找出軟件的毛病來，他還很感謝你。新華社找出了fUSNty、操作系統、MQ和DBZ的許多毛病來，他們都將補丁程序給我們，不會認為是找麻煩。 十年前在做新華社第一個大編輯系統時，我們跟AWi合作，直到現在，跟我合作的那批人依舊是好朋友，每次他們從美國過來都要來看我，我到美國都請我到他們家里作客，万圣節邀我去家中住，有一次我去美國，他們五、六個人急急火火坐長途火車來紐約看我。 現在有些人的作風叫作“交鑰匙”，我有錢，花錢買你來干活，我只須指手畫腳地指揮你干活，你干完之后，我就來接收，自己不需付出勞力，這种做法我不太贊成。我參加工程，雖然是你承包工程，但你的人跟我的人是對等的，雖然我拿的是新華社的工資，不是工資的工資，但我干的是工程上的事儿，每個組里都會有我們的人，你分一半模塊，我分一半模塊，我們大家在一起緊密合作，還能象朋友一樣。合作完等對方一走，我們的隊伍也就成長起來了。 人物印象： 認識李鵬翔，是在外地的一次研討會上。當時她為了赶時間在會上作專題報告，前一天晚上從北京坐飛机到上海，連夜乘船，几經周折，赶到會議所在地已是凌晨4點，稍事休息后，她又坐在主席台上精神抖擻地演講，嗓門很大，也很有激情。演講的內容現在已不大記得，但她的到來确實感動了會場的許多人。做完報告，她又急著當天回北京。 直到這次采訪，我才知道，她之所以那次周末赶赴那里，是因為領導“不愿意她离開新華社哪怕就一天”，因為新的系統剛上馬，而在當時她的身体极不好，還在便血。 表面上看，李鵬翔是個非常俊朗的人，很少談論自己，“也不關心別人會怎樣看待自己”，只是到了今年，她才知道“要為儿子好好活著”，在這之前，她從未想到過這一點，她自己也不明白，為什么事業上的過于執著，竟使她接二連三地失去了親情，尤其是今年她所主持的新華社采編系統快有結果時，丈夫卻舍她而去。李鵬翔說，也許是他們的夫妻感情太好了。失去親人之后的兩個星期里，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責，后來為了位在朋友的勸說下，她去看電影〈泰坦尼克》，看到片中主人公那只抓不住的手，她在電影院放聲大哭，跑了出來，“幸福就在眼前，我卻抓不住他”，李鵬翔說，這种痛苦她會一直帶到墳墓中去。 在病床上過了兩個星期之后，她又走進了机房，因為她實在是割舍不了自己的事業。与她合作的中科院軟件所的楊老師說，李鵬翔是她見過的最堅強的女人。李鵬翔自己也說，沒有自己的堅強性格，她也不能支撐到今天，在貴州師大讀書的時候，李鵬翔要照顧神志不清的母親。患癌症的父親。癱瘓在床的一個弟弟和自己剛滿一歲的孩子，她的畢業成績還是拿了個第一，只是當時人已經瘦成了“皮包骨頭”。 李鵬翔是一個非常率直的人。有一次在學術評獎會上，為了鼓吹自己的科技思想，她放棄了自己論文宣讀評獎的机會，在會上大談新聞采編系統的開放性和行業壟斷的弊端，為此她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她自己認為，若干年后，人們會發現這一呼吁的意義，因為“一個開放、標准和通用的系統才是未來報業技術真正發展的方向”，為此她已經付出了太多太多批不希望看到后來者再走前輩人走過的彎路。實際上，這樣的事情她遇到的已經很多，80年代她第一個采用U’N壓系統時，就有人寫匿名信，說：“吃了厂商的回扣”，的年建局域网時，為了走TCP/IP，她在十位專家面前也見“巾幗不讓須眉”。直到今年她先生去世時，很少到她家里串門的同事才發現，李鵬翔的家里清貧得令人難以置信，連僅有的一點家俱還是結婚時購置的。 90年，王選第一次見到李鵬翔時，曾大為惊訝，他沒想到，主持當時新華社編輯系統的是“這么年輕的一個女同志”。但李鵬翔認為，象她這樣的人，在机關要實現自我价值恐怕不大可能，也許“在外企會實現”，机關官本位的体制和很多做法比如社會關系、派系等還是很容易給人造成傷害。她本人則是逆常人的想法而為，對名利都不感興趣，她看重的是心安理得，她所主持的一套系統上馬，只要對得起國家的投資，不被人罵就心滿意足了，“對得起國家、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朋友”就是她的三大原則。 單位領導曾找她談話，要她在副總工和研究所所長之間作一個選擇，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雖然副總工是局級，研究生所所長是處級，但副總工是要坐辦公室，接触不了技術。她認為，象她這樣的人也許在這年代是越來越少了，但在國家各大部委同樣會有不少，也算是“沉默的大多數”中的一個吧。 李鵬翔從不跟人談自己的家事，怕同事又說起自己的愛人，“戳傷自己的心痛”，她說，痛苦只會埋在心里自己知道。坐在早晨的陽光里，她淚流滿面，這一幕讓我難以忘怀。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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