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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白色的年代


  l月11日,出發廣東惠陽,電影拍攝進入最后的部分。40年代的中國,中日戰爭爆發時期;

  浩東和碧玉相識于1937年,當時碧玉才17歲。
  1940年他們結合了熱情与理想從上海。香港到達廣州投身加入抗日的行列。
  初到惠陽,不知人心路途的險惡,只是天真地尋找國民党党部,卻被判為“日諜”要槍決他們,此時碧玉与蕭太太俱已怀孕,幸好遇到東區服務隊的丘念台為他們請情。
  1941年鐘浩東与李南峰到民運工作隊受訓,碧玉則和蕭道應夫婦一同在南雄的陸軍總醫院服務。
  2月,他們的小孩相繼出世,卻因為丘念台先生希望他們五人能一起到前線的東區服務隊工作,不得不將孩子送人撫養。
  19叫年3月,碧玉產下第二胎,二三個月后日軍完全占領惠陽。
  1945年8月158,日本天皇終于投降。


  廣東一切都已大不相同,原以為离香港近,多少會有些文化性的建筑或古物可找,但我們下榻的飯店附近,僅有一個裕華國貨,再走遠些,也還算有個小市場,后來又去過老街走走,我還買了一本《毛澤東兵法鋼筆字帖》。
  因為米吃不習慣,菜的口味太重,再加上与台灣聯絡不易,潛意識的便壓抑起情緒來,任性的不肯去吃飯,每天一早買面包配肉松,吃到五六天后,便覺人很虛弱。
  此時我們前往遠處取景,需搭車。乘船,再走山路,帶去的物品太重,請了當地的挑夫,其中還有些是婦人,看她們肩挑重物健步如飛,而自己仿如淡水魚扔到咸水里,奄奄一息,很是羞傀,但這羞愧也只一剎時,便又死都不肯吃飯。
  拍了五六天都是走路,無止盡的走,也不知道為什么走,山上空气好,卻很寒冷,我在那里認識了小女孩月華,有時陪她一起去采小野橙來賣給大家吃。
  月華那張晒得黑而堅實表情的面孔,我常常都會憶起。
  爬山數天,加上只肯吃授不吃飯,一天下山時,就莫名其妙地對林強和藍博洲說:“好冷啊,人好不舒服,大概是露气太重了。”
  回到飯店,一個人上街找止痛藥,遇到彤彤和小勤,問我,我說下腹痛,可能是生理期,結果彤彤給了我八顆“普拿疼”。
  夜晚一時多,窗口還傳來摩托車聲,發現自己便血,之前存的止痛藥無效,腹痛如絞,再吞一顆,如此昏昏沉沉中竟吞了四顆“普拿疼”。
  早晨東哥打電話喊我,說要遲了。我勉強撐上車,車一路顛簸,我的小腹就跟著翻騰,彤彤跟大伙說是女孩的毛病,大伙就不以為意,我自己因未曾如此痛苦,也不清楚,只覺得昏沉沉得更厲害,終于痛得沒了意識。
  此時拍戲,是南華醫院的場景,還有數天,我們就要回台灣,舊歷年快到了,時間算得非常緊張,若跟不上進度是万万不可的。
  第一次被送到中醫,听了是生理痛,打了止痛針,吊了鹽水,又回山上拍戲,下午開始嘔吐,意識模糊中听到林強喊:“她不行了,再送一次急診吧。”
  第二天一早診出是腸胃炎和骨盆炎,骨盆炎是忍尿時膀胱過度燃燒引起的,醫院給了一堆藥,打了四個小時的點滴,東哥憂心地陪我,我才知道自己太任性了。
  既不肯吃,又不肯方便,每天忍,而且其實好想台北,整個人就有點放棄似的作踐自己身体,我一直都是這樣,從小,不喜歡,不接受就忍受,用自虐的方式來達到壓抑的發泄,我一直都是這樣坏脾气,如今停了拍攝,眼看時間不夠,大伙是如何著急?
  醫院開了輕度癌症止痛藥,我每天5時起身,花500元人民幣請醫院的姑娘為我打點滴,因為手施的血管不好打,所以大都打在手背上。
  然后吃了止痛藥拍戲,這期間導演都沒說過什么。
  晚上回房間再打二小時點滴,三天后,手背上都是紫色的小針孔。
  l月24日,終于拍攝完畢,我們先走一批人坐小巴士到羅浮車站轉香港,其余多數工作人員則搭車直接到香港机場与我們會合。
  l月24日,回到台北,快過年了。

  1946年荐与鐘回到台北。8月鐘浩東接掌基隆中學校長一職,上任當天,他們的第二個小孩,因發燒到腦部,死了。
  此時蔣碧玉正身怀著第三胎。
  12月,第三個儿子出世,孩子滿月,他們挨了滿月酒。之后,到他們家中走動的人口就漸繁了起來。
  1947年,2月底,“二·二八事變”。
  “二·二八事變”的發生其實源自台灣光复,當時的年輕人雖有素朴的社會主義思想,卻也未對國民党失去信心,光复后不久陳儀就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戰胜的國民党軍亦未到台灣,接著物价飛漲,軍人借身份之名對人民頻頻欺侮,于是台灣的知識青年便在不同鄉縣各自組成不同的治理台灣的組織。
  這段時期到“二·二八事變”的當中,基隆中學學生上街游行紀念“五四”,卻受到警察、特務毆打,各地的反抗活動也涌起或屢被阻扰。
  學生反對內戰,反對美帝干涉中國內政,要求和平的气氛越來越烈,國民政府的貪污,物价飛漲,緝捕人員的暴力也跟著高漲。
  到2月27日,國民党的“緝私”人員數人在淡水一代取締“走私”時向一個婦女煙販施暴,并奪走其身上所有香煙現款,引起過路群眾不滿,赤手空拳与其搏斗,并在晚上9時,包圍了警察局,民眾對于政府的不滿終于暴發。
  2月28日,憤怒的人群要求全省加入与國民党政府斗爭,到處罷工、罷課,這完全是對當時体制的失望,卻在未來的歷史中屢屢被誤以為本省人欺打外省人的省籍爭斗。
  下午,發布戒嚴,國民党到處射殺路人,憲兵隊分乘卡車在鐵路局前向群眾猛烈掃射。
  一直到深夜,槍聲都仍在四處響起。
  1947年3月,白色的年代。
  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了“杜魯門”主義,以反蘇為主提出“支持各國自由”的口號。
  國共內戰熾烈,3月9日台灣宣布戒嚴法,屠殺仍在進行。
  1948年,鐘浩東辦《光明報》,為啟蒙一般民眾對祖國的政治認識。
  年底,大陸局勢急轉直下,一般都認為國民党一定會垮。
  1949年,上海失守,蔣氏父子退守台灣。
  8月,一場大逮捕展開。
  《動員臨時激亂條款》強行推出,所有左翼思想的書籍。人士都嚴格查禁,反共体制建立。
  8月底蔣碧玉及其妹被捕,在台北青島東路的軍法處,蔣碧玉親眼看到鐘浩東身被兩個難友攙扶走過押房,他身上傷痕無數,眼球黃腫,頭上扎著毛巾,顯然吃足了刑求的苦,這時蔣碧玉才知道港東原來早被逮捕了。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策划了全球性的反共大協作体系,台灣亦是其支援反共的盟友之一。
  1950年的10月14日,軍法處來人通知,要蔣碧玉家人到殯儀館領尸。
  棺材是公家的,殯儀館卻大敲竹杠,要价70O多,妹妹只好回家拿錢。
  浩東的尸身領回后,才發現棺板間夾著兩封遺書,一封是給母親的,一封則是留給蔣碧玉的。
  《動員臨時條款》壓抑了所有的熱情,白色恐怖蔓延全島,一直到1984年12月最后兩個5O年代的終身監禁犯才在坐滿34年又7個月以上的牢刑才被放出。


  回到台灣,電影到2月上旬補拍了一天戲才算正式殺青,我的舅父打電話給我,說“二·二八”的受難家屬各自結合起來要求政府道歉、賠償,他問我:“要不要一起加入?”
  我母親的父親,也就是我阿公,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在當時被開了六槍,尸体棄人基隆河,我的母親,我們的家族,曾經是教科書上万惡不赦的共匪。
  反共大陸是什么?台灣獨立又是什么,還不是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借口。
  我拒絕了參加,我舅舅說他了解。
  代表國民党的李登輝先生終于正式為“二·二八事件”向國人道歉。
  電影拍完了,歷史過去了,苦的苦,散的散,再追究又如何?
  拍這樣的電影,不是為了仇恨或討回什么,任何一個國家的成形都流過血,如今連德國都統一了,只剩下個老中國和狂亂的台灣島,拍這樣背景的電影,只是為了提醒現代的我們,記取老教訓,不要再互相殘殺了。
  外省人也好,本省人也好,省籍原本就不重要,我們有經濟能力去援助第三世界的難民或儿童,卻無法將自己國土的人視為平等,難道那個年代的苦難真是虛惊一場?
  結束了電影,透過蔣和梁,我省視了這個身為叨年代的自己。
  不停的玩著媒体游戲,追逐金錢,在理想和功利問患得患失,我們的心在哪里?生命的存在到底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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