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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略趙忠祥(代序)


梁曉聲

  趙忠祥當然是名人。
  名人和名人是极不相同的。有的人僅在所從事的專業領域或職業范圍是名人,甚至名如丰碑,彪炳史冊。但是,超出專業領域和職業范圍,也許就沒有多少人熟悉他們的名字了。
  他們是一些著名的普通人。
  而另一些人的知名度,卻完全超出了專業領域或職業范圍,被最廣大的民眾所熟悉,就像熟悉自已的老朋友一樣。他們的名字与廣大民眾之間有一种親和關系。他們的名字在民眾中“普及化”了。他們的知名度最大劑量地溶解在民眾的“公共情感需求”中了。
  他們是一些普通的名人。
  他們的知名度既有別于前者們,也有別于歌星、影星、体育名星們,他們的知名度不需要狂熱的“追星族”們出醉如痴的支撐和擁戴。他們的知名度也与五花八門的商業包裝毫不相干。他們的知名度是以長期的敬業精神為基礎的,并且是逐漸被公眾所接納所認同的。他們非是由于“一不小心”成了名人,而是很合乎必然邏輯地成了名人。所以他們的知名度不會被公眾輕易從頭腦中抹去。
  趙忠祥便是這樣一位普通的名人。
  當然你也可以認為他首先是不普通的——這地球上只有一個12億人口的中國,中國只有一家中央電視台,中央電視台一個時期內只有一位男新聞播音員每天出現在電視屏幕上,一個時期內只有一套《動物世界》節目……
  但是那又怎樣呢?并非所有新聞播音員下崗后都能順理成章地轉為專題節目主持人和解說人,而且被公認是全國最优秀的之一。
  還是趙忠祥自已回答得好。他在《昨夜星辰夜風》一篇中坦言:“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提攜了我,我隨著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長大,我是這個宏偉机体的一個零件。盡管我深感自己的渺小,但我有生之日總在思考如何施展才華,為我從事的工作竭盡全力,報效生我養我的祖國。”
  在此篇的結尾,他記述了自己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隨行記者初訪美國的种种感受,講到了一位美國朋友善意地提出希望他考慮留在美國工作的事——而他說:“謝謝,我已到了故土難离的年齡了。”——而他自省:“我知道,我在美國所以受到熱情接待,受到尊重,那是因為我是中國政府代表團的隨行記者,是中央電視台的一位老資格的播音員,离開了這個背景,我就難以存在”——“再見,美國。”
  就如此簡練地為此篇畫了句號。
  他簡練中包含的終生無悔的率真,意味儿可謂深矣,可謂大矣。
  人貴有自知之明。
  名人尤其貴有自知之明。
  但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某些名人及所謂名人,其實是很缺乏自知之明的。有時簡直到了太缺乏自知之明的地步。
  誠哉摯哉,羡哉敬哉,有自知之明的趙忠祥!
  “一個零件”——趙忠祥心目中的趙忠祥,難道不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么?
  非我認為他是一個普通的名人,而是他自己一貫地將自己定位在一個普通的名人的社會座標上。
  在這一种很有自知之明的思想的自我教育下,趙忠祥永遠普通,趙忠祥將永遠不失為一位得公眾尊重的名人。
  而某些名人及所謂名人,其實是并不值得公眾尊重的。
  一切名人都如同三維繪畫,甚至五維繪畫。你表面看到的也許根本不是那繪畫的真本。真本隱藏在表面的色彩、線條和圖案的后面。那真本需要首先將目光散視開來再凝視起來,需要將繪畫貼近了移遠了再貼近了才能看到。表面的賞心悅目的風景的后面,興許豁然凸現的是別的什么奇形怪狀的東西。
  讀者,你想了解一個比較接近真實接近本色的趙忠祥嗎?那么請一讀他的這一本“隨感錄”吧!
  迄今為止,我認為,我們了解一位一著名的普通人或普通的名人的可靠方式,大抵還是一讀他們記載自己成長經歷和對世事人生發表自己感想、感受以及种种感慨的書。在這一點上,“文如其人”這句話還是有一定道理有一定根据的。在這一點上,文人可以借其小說粉飾自己包裝包藏自己,但是散文、隨筆、雜感這些文体,卻堪稱文人們自己的心靈的鏡子。好比給你一把斧子一把鋸,你拿了可以擺出某种維妙維肖的架式冒充木匠,但是你一旦拿起刨子,拿起鑿子,被人以研究的目光注視著創一個平面鑿几個孔時,你究竟是不是木匠,是几級木匠,則就原形畢露了。以一而欺也是极可能的。但若企圖以十几篇二十几篇蒙蔽讀者的理解力識別力,卻往往是辦不到的。小說大抵是文人為別人們而“創作”,別人們為自己而閱讀的東西。散文、隨筆、雜感,卻往往是文人們受自己的情緒左右,為申明自己主張表白自己心跡而寫的。是最大程度地擺脫了“創作”意識的“精神產物”。當然也就給了讀者最大程度地逼近文人的可能。“創作”痕跡明顯了然的散文、隨筆、雜感,我一向認為其實是劣等貨。因為對于讀者意味著布了障眼法,具有了欺騙性。
  趙忠樣不是作家,起碼不是職業作家。所以他還沒怎么沾染上某些作家慣常通過“創作”掩飾自己和粉飾自己的毛病。何況他是個忙人。是個比我們想象中更忙的人,也便沒那份儿時間沒那份儿精力細細地“打磨”自己的文章,也沒那份儿閒情逸致將“打磨”后的文章作為漂亮的羽毛自己裱糊自己。讀他的這一冊集子,仿佛每文每章,皆咕嘟咕嘟從內心里往外冒出來的。正應了蘇軾的話——“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也正應了洪仁酐的話——“文以紀實,浮文所在必刪;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
  這一本集子,絕少當禁的巧言。你可以与他對某人某事之所議所論保持歧异,但是你不得不承認,皆是“為情而造文”,非是為“造文”而扭捏出的矯情。有几篇文章,誠謂“辭已盡而勢有余”。
  趙忠祥是個頗不受別人觀點影響的人,他的文章也就少有“俯仰隨人亦可怜”的圓滑。那好比生魚片,足斤足兩地就將“精華”奉獻上來了,且連佐料也不提供。佐料似乎要靠了你自己通過聯想通過感想為自己提供。仿佛自說白話,“開口發言”之前,并不環顧左右而察他人之顏而觀他人之色。大有一种沖撞了誰也就索性沖撞過去的意味儿。這在時下未執筆先自四面作揖的世風中,未免顯得“拙”而“倔”,卻又“拙”得可愛,“倔”得可愛。
  我尤其欣賞他寫到毛主席、周總理、時傳祥,陳永貴的几篇。
  寫前兩位偉人,他無疑是滿怀崇敬之情的。卻并未因這一种由衰的崇敬之情,而令自己成為精神上的侏儒。恰恰相反,他仿佛孫悟空,因了兩位偉人的高大,自己也高大起來,高大得足以對偉人也取一种平視而非仰視的目光,以便在這种平視的前提之下。同時還偉人以人的前提。人而論人,其崇其敬,猶可信其誠也。至于自謂“一粒草芥”,不過如實交待當年心態,而非今日仍作狀自貶,以突出偉人的更加高大。
  趙忠祥是一個心有溫愛的人。他的目光落在普通勞動者們身上之時,其敬意便不禁地充滿他文章的字里行間,無法自抑。也根本不想遮掩不愿遮掩。他寫時傳祥,分明的尤其這樣。
  時傳祥,今人心中,有几個還記得當年那位掏糞工?
  然而趙忠祥心中深深銘記著深深緬怀著時傳祥這個名宇,并且怀有那么大那么真摯的敬意。只因3O年前他是一個年輕人時采訪過時傳祥。能將對一位掏糞工的敬意和愛戴保存在自己心內30年之久,進而情真意意切切地寫下一篇遲見于世的悼文。趙忠祥,就憑這一點,你和別的某些名人們已在本質上大不一樣了!
  “像時傳祥這樣的漢子,你一生能交上一位,足矣。”
  “老時,我想你!”
  發自肺腑的話語,讀來令人動容。
  陳永貴——這位當年一方農民們苦干治窮的帶頭人,后來被中國的畸型政治嚴重污染了形象敗坏了聲名的“大叔”,在趙忠祥筆下,也部分地,重新獲得了我們今人理應對其保持的一份儿起碼尊重。這是我迄今為止看到的一篇最直抒已風最仗義直言地替“永貴大叔”說句公道話的文章。完全沒有這一种公道,完全喪失了這一种公道,則未免顯得令人評价人与事的心理太不磊落太晦暗了。卡特并非從花生地里直接入主白宮,自然是美國之幸卡特之幸;“永貴大叔”由農民帶頭人而國家副總理,自然是中國當年之不幸是“永貴大叔”當年之不幸,但這不幸畢竟非是一個農民的野心釀成的,陳永貴沒有什么政治野心。不是他選擇了政治,而是政治選擇了他。當年的悲劇還在于,政治一旦選擇了誰,誰的命運都難逃擺布。好比棉鈴虫在哪一棉株上產卵,哪一棉株就必遭殃。
  “永貴啊,千不該,万不該,你不該离開咱大寨啊!……”
  趙忠祥借用大寨人哭迎“永貴大叔”時的這一句話,用的正是地方。
  將大寨放在當年去談,將“永貴大叔”放在當年去看待,人和事,便自然而然的,都從當年的背景中顯現出了几分客以觀。
  趙忠祥雖非作家,但寫人物似乎深諳史筆風格,几句對話,一個細節,人物便躍然紙上了。寫時傳祥介紹与劉少奇握手的那張照片時的對話,真切感人。寫陳永貴勞動時揮橛不止旁若無人的情狀,寥寥數語,簡練且生動。
  時傳祥,陳永貴,在趙忠樣心目中,用他的話說,都是“杰出的普通人”。
  趙忠祥是個极善于從普通人身上發現美點并會情不自禁地由衷地予以贊揚的名人。
  比如在《先人遺風与先人遺訓》一篇中,他記下了他在孔老夫子的家鄉汶上听到的兩件事。其一是一位婦女撿到了一個錢包,想方設法尋找到失主后,失主深為感激,當面以一千元相謝。相當于百分之十的回扣。而那位婦女卻說:“我為什么要你的錢?如果我想要錢,我就全留下了!”
  于是趙忠祥敬意頓然升起——“這脆生生的話語,擲地有聲、那么合情合理,坦坦蕩蕩,顯示了一位普通老百姓的尊嚴。
  其二,一位牧羊少年,路見一輛棄之路旁邊未鎖的自行車竟替主人連守了三天。白天守著,晚上推回家去。三天后還無人認領,才推送到失物招領處……
  于是趙忠祥在乘車告別汶上時,望著山坡上一個個牧羊少年,竟至于“他細辨認著他們,不知那等了三天失主的少年是哪一個。好像都是,也可能全都不是。”
  名人趙忠祥仿佛天生的有一顆极易与普通人息息相通的普通心。
  趙忠樣強調——寫作能力、應該是走上屏幕的主持人、評論員、記者的、一個重要的基本功。
  他是具有這樣“一個重要的基本功”的。不但具有,而且功底不淺,甚至可以說功底頗深。
  比如他寫到井岡山的竹—一“路邊斑斑竹影,洒滿一地,算是個‘花陰涼’。”
  “花陰涼”三字,使一個尋常的句子,頓添了几分俏皮的文韻。
  比如他寫到井岡山的蟬—一“一個隱約閃爍的灰色虫影一折一間地掠過。”
  “一折一閃”四字,尤其一個“折”字,把蟬在飛著時的敏捷之姿寫得活了起來。
  而他寫井岡山蟬鳴的一段,其耳所濡其目所染。又是多么少獨到呢!且看——一“井岡山的蟬鳴惊人之處,是它同時發出兩种音響。低聲部位嗡嗡然,頗像薩克斯管奏出的布魯斯曲調,喑啞哽咽、如果只是這一個聲部,那就‘寒蟬凄切,對長亭晚’,使人傷感了。井岡山是革命圣地。革命圣地的蟬儿也非同一般。它在低聲部行進過程中,又發出了高亢的嗚叫,像號角,像鋼琴的強音,更像一節老竹管被敲擊的圓潤的梆梆聲,而且其聲音大得惊人,震人……”
  趙忠祥此集總体而論風格平實,筆調純朴,但于讀者不經意間,他每每會冷不丁地甩出一句名人的“名言”來。
  諸如:
  “采訪提問要像迷路時問路,不能像公堂上審賊。”
  “‘粉碎性’追問不但不符合新聞道德,也大有點儿‘欺行霸市’。”
  “汽車是最現代的代步工具,但我不想象像牽條狗似的老惦著它。”
  “卡特雖然也是農民出身,但不是直接從花生地里入主白宮的。”
  趙忠祥是一個酷愛讀書的人。讀書對他毫無疑問將是一种終生的“享受”方式。在這一點上他确乎极似某些以書為友的文人。如果你送他一本書,不管是你自己寫的書,還是別人寫的書,他是必然會讀的。不管別人們對那本書的評价如何。他絕非那种只翻看一下內容提要就會跟你談論某一本書的人。在文人們之間業已開始“友情拜讀”的當今,想想文學還有他這樣的讀書人,真是文人的一點儿福气呢!如果你送給他的書是你自己寫的,那么保不定哪一天,你會接到一個電話,或收到一封信,于是知道他剛剛讀過你的書,于是向你坦言他的讀后感……
  而你差不多早已忘了你曾送給過他書這一回事。
  我和他就是由書緣而后來成為朋友的。
  我曾代人向他討要一幅字,那時我們還沒什么友情。
  他來電話問我替誰討要?
  我吞吞吐吐地告訴他,是我的一個北大荒戰友,為了解決工作的事儿,沒錢送禮,求我代討。因為對方指名道姓,專要他趙忠祥的一幅字。
  他當即爽快地說——如果我的一幅字竟能為普通人們排憂解難,何樂而不為?
  不久他便寄來了。即有字,亦有畫。比最大的挂歷還大的一幅宣紙上,畫了一頭壯壯實實的毛驢,且是需要點儿透視功夫的毛驢“正面照”,空白處兩行大字乃是——“倔驢不踢善主,忠祥俯首百生”,圖文并茂。
  后來我便回贈他一本我的小冊子《黑紐扣》。
  一個半月后的一天晚上9點多鐘,出乎意料地接到他的電話,第一句話便是:“曉聲,我剛剛讀完你送我的書……”
  當然,趙忠祥尤愛讀中國古典文學,和文藝复興時期的外國名著。他讀書的傳統個人方式是認真地讀,可能有時還朗讀,否則,某書的某章某節,或某個人物的精彩話語,他又豈會耳熟能詳地背得下來?
  唐詩宋詞是他案上書,枕旁卷。如果他和你交談,妙語如珠之際,一段詩兩句詞忽然地由他口中吟哦而出,你是不必“友邦惊詫”的,也千万不要誤會他是在向你自炫文騷。
  我敢說,從某种程度上講,唐詩宋詞中的一些名句佳句,不僅丰富了他的語言表達,簡直還溶解在他的思維之中,形成他的一种思維方式了。或可日之謂“詩詞性思維鏈”。好比化學家的眼睛看世界,一切關系都可以用分子之間的排列組合來說明似的。出現在他筆下的詩句詞句,都是由過人的記憶力經年累月的儲備,而非是筆到滯處現翻典籍的應急摘抄。
  最后我想說,此集中,提及了他的一些師長、同事、友人,字里行間,處處可見他對他們的尊敬、贊賞,与由衷好評。
  他是個善于從別人身上發現長處的人。并是一個絕不會轉過身去便忘了別人對自己的幫助的人。
  當然,為職稱而進行“戰斗”那一篇除外。那一篇是他將自己的另一面寫給別人看。沒有“另一面”,趙忠祥非趙忠祥了!
  最后的最后,就該我目己說這一篇“序”了。
  “忌為人序”的話,我是知道的。心中常掂量那“忌”的意味儿,卻也有不忌那個“忌”字的時候,故已作下了三四篇“序”。但都是受工人、農民、當年的“兵團戰友”,以及偏遠地區的文學青年群体的重托而作的。可以稱之為“遵命的序”罷。自思這一种“遵命的序”,是不應擺起清高的臭架子,借故推諉的。
  但為名人作序,此第一遭也。
  月前忠樣大哥打電話來,口吻相當鄭重地說:“曉聲,你不是常督促我動筆寫些什么嗎?”
  我說:“是啊,你為什么還不開始?”
  他說:“其實我早已在寫著了。馬上要向出版社交一部書稿,希望你給我寫序。”
  “我?……”
  我一時怔住。
  他的口吻不但鄭重,而且深長了。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其實我也并不認為有序的書便一定比沒序的書形式上完美。但這是我的第一本集子,出版社方面對它有這個要求。好比我是個大姑娘,不日該出嫁,讓我自己選位陪嫁娘,我當然選我親近的人,而不必勞駕比我更是名人的名人。我對你的‘直言快語’式的文風情有獨鐘。”
  于是我不再猶豫。當即回答兩個字是——“遵命”。
  現在,自審我這“遵命的序”,竟不僅的有几分不安了。因為我知道,忠祥大哥所期待的,非是這等“溫良恭儉讓”的東西。至少,他是樂于看到出現在我筆下的一些“直言快語”式的挑剔的。
  然我記得他曾對我說過,他奉這樣的一條作人原則為座右銘——“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
  吾今以此為原則陪兄“嫁”,不忒刻苛,亦何妨焉?
  至于書中的“蛇足”,還是由愿意領略趙忠祥這一道名人風景的讀者們自己去指指點點吧,可以不必由我充什么“導讀”的。
                        1995年10月1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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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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