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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气与職稱 “人沒有一輩子倒霉的，也沒有一輩子都順利的。” ——一位中國畫家的話。 解鈴還須系鈴人 1988年底，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騎著一輛半新半舊的自行車，從彩電中心大門出來，向禮士路騎去。 這一天，寒風凜冽，北京城里風沙眯眼，雖然騎的是順風車，但我心里卻嘀咕，本來可以不來的。 那天上午，台上事處通知我參加高級職稱評委會會議，我是評委理應參加。可是這次會議主要是解決上屆評職稱中遺留的問題，不算重要，我又正好安排了下午的工作，在電話中，我已向有關人員請了假。可是，不知哪根筋牽著我，下午一上班，把工作很快干完，照理說該騎車回家，可神差鬼使不知怎么拐向禮士路了，快到真武廟，我才埋怨自己，這么大風天，又已經請好了假，吃飽了撐的上這儿來開會。 既然來了，就進去吧。 會場在廣播大樓西邊的灰樓（原廣院院址），我鎖好了車，剛要离開，一陣大風光啷一下，把車刮倒了。我心想，再扶起來，還得挨摔，一輛破車，委屈會儿趴著吧。 推開會議室大門，一陣暖風吹向面頰，十几雙眼睛也同時瞄向我。“對不起，我有點事，來晚了，打扰了，抱歉！”鐵城笑著說：“赶緊請坐，大家正看材料。” 按職稱評定慣例，先把申報人的材料分發各評委，輪著看過一遍，再集中評議，最后無記名投票表決。 播音員職稱系列是几位老播音員，尤其是林田老師，從1984年底就積极籌划，多次往返勞動、人事部門爭取下來的，是當時國務院批准的第十八個系列，全國播音員人數不多，算是個小系列。我是第一次評定的主任播音員，屬于副高，但是由于正高職稱沒几個人，組成高評委必須添上我們几個副高身份的人，才合于法定人數。所以當時，我以副高身份卻几次參加了對正高職稱的投票。 我坐下之后，接過一疊卷宗，打開一看，心怦地一下，不是解決上次遺留的問題嗎？我記得只有宋世雄一位報正高評為副高，今天這次會議只是再對他議一議，怎么方明、鐵成報了正高申請材料。本來屋內的暖气已驅走了我身上的寒气，可是我頓時覺得剛才街上的寒冷此刻全聚在我心中。 我這一生中，經歷過太多的不平之事，能忍的我都忍了，該吃的虧都吃了，不該吃的虧，我也吃過，但人不能忍一輩子。蘇軾在《留侯論》中，開篇提出：“古之所謂豪杰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是的，東坡先生認為這不足稱其勇。可是我在几十年的現實生活中，從上小學起，很多事我都忍了，我一直堅信古人的話：“吃虧是福。” 可是近年來，我覺得這是傻瓜邏輯。如果接二連三的不平之事都忍了，到哪儿是一站呀，再說，我從沒有想過要當張良輔佐王者以成霸業，也更比不了韓信，日后當位大將軍。我只想平平穩穩過此一生，但總是隱忍，何以心安？心不能安，何以平穩。 也許，是剛才的大風刮得我气往上升。 我把卷宗一合，說道：“各位，我能不能發言。” 宁靜的氛圍被我打破，大家都注視著我，沒人不叫我發言，于是我問：“這是怎么回事，今天的會議不是補評上屆遺留問題嗎？鐵城、方明怎么報了新材料呢？”我和他們二位從小一塊成長，沒有任何不睦，我并不反對他們申報高級職稱，可是，為什么他們材料都報上來了，中級評委會也附上了同意的意見，而我壓根儿不知此事。我記得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這么一個場合，申訴我的不平。“各位評委，我個人認為評職稱類似高考，我也許不是一個优秀生，但報名是我的權利，考不上是我技不如人，沒什么可說的。可是不讓我報名，這公平嗎？這合理嗎？我請各位評委主持公道！” 高評委副主任委員，一向和善的張振東這時開口了：“你們台沒有通知你嗎？這樣吧，我們再查詢一下，你也回去了解一下情況，因宋世雄同志材料手續不完備，你們台還要再議一次，你如果有意申報，我們可以考慮專門為你們台再召集一次會議。”我气仍未平，我說：“各位，對不起，為了我自己的事，干扰了大家看材料。我想要表明的態度是，假如事先一視同仁，通知我可以申報正高職稱，我是不報的，我自己還要扎扎實實工作一段，我今年還不滿5O歲，有的老同志工作了一輩子，快退休了，職稱問題還沒能解決，我十分同情，但是這次事已至此，我表明我一定申報。” 离開會場時，鐵城送我出門，我們只緊緊地握了一下手，我們彼此明白，我們都是在播音崗位上拚搏半生的戰友，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利害沖突，我剛才衷心地投了他一票。他叮囑我：“弄明白了，再說話。” 不說白不說 頂著西北風，我理順了我該著手的事情。 進了家門，我立刻著手寫申報材料。兩個多小時，寫了近400O字的報告。從1985年到這個時間，三年多的工作歷歷在目。寫第一個副高職稱報告時，頗費周折，1960年參加工作到1985年，25年的工作，千頭万緒，不知怎么整出個條理。干活越多，材料越難寫,尤其播音員，我播過那么多節目，說哪個好呢，不能寫成長篇小說，規定300O到5000字。有人沒干几件事，報告反倒好寫了，他可以展開手筆，舖陳、渲染，怎么立的意，怎么出的門，怎么架的机器，怎么工作完畢，有什么心得，有什么体會，有什么效果，有什么成績，還能從中總結出理論，寫得狀物抒情，感人至深。我一提筆就傻了，25年的工作，在思路上一整理就得几個小時，只能合并同類項，羅列數字，几乎寫不完簡歷就到了3O00字，刪繁就簡，雖則認真卻不盡人意。不過，幸好，大家互相了解，副高就這么通過了，我的報告還列人了職稱范例一書。 而這一回，就好寫多了。第一，學習上我又拿了兩個文憑，一是廣院一期新聞編采成人教育，三年來，辛苦可想而知，但畢竟跟下來了，我的畢業論文《論主持人》得了95分，主講教授說，這是他第一次給這么個高分。同時，我也拿下了英語單科文憑。這期間，我還寫了不少文章，—一列舉，本人也极滿意。第二，工作上算來，真干了不少。几個大節目都干得有聲有色。平心而論，這份報告，寫得真使我自己都有點感動。 報告最后一個字寫完，我就拿起了電話，撥通某領導家。這位領導如今已离休，在職時，對我還是很不錯的。不過我在寫報告的激動情緒支配下，開口就說道：“我是趙忠祥，今天下午我參加部職稱評委會，我有意見！”這話一出口，我想，坏了！怎么能這么講話，果然，在話筒中，我听出對方不高興了，什么事都沒說，上來就有意見。可是話已出口，追悔無級，只能把我的所有想法如實通報。電話中，對方說：“這件事，我知道的只是補報補評，既然鐵城他們可以報，你當然可以報，通知所有人都可以報！”我覺得這話鋒有點變味，我管得著其他人嗎？那是你們的事儿。 我又拿起了電話，撥通具体操作此事的領導家：“喂，Xx同志嗎？我剛才參加了一個會……”我又把會議情況以及和某領導通話情況向他說了一遍。 听筒里傳來他平靜的聲音：“我怕你申報來不及了。” “為什么，部高評委說可以等。” “台里決定，下周三上午開中級評委會，這樣吧，如果你能寫完報告，你們部門初級評委也開會通過，星期三一并討論你的問題。” 我不是傻子，我明白這般刁難，給你申報權利，但過時不候，我再沒多言多語，赶緊做自己的事。 我又撥通了我所在的部門領導家電話，他与我同住一摟。“正好你在家，等我一下，我上你那儿去一下，有事相商。”“好，快來吧。” 他与我共事二十多年，為人很本份，辦事又認真。我知道他一定會幫我。 時已人夜，在燈下，我從從容容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講了個滴水不剩，同時也審時度熱說了我的想法。他靜靜地听著，我知道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世事感慨我們應該是相通的。他問我：“你業務報告几天能寫好？”我把一疊材料交給他，“我已寫完，按程序先交給本部門。”“好！就這樣，祝你好運。” 星期天我就什么都不想了，過個休息日，包包餃子，看看書。這一類的事我從不和家人講，男子漢一人做事一人當，犯不上和太太滴滴咕咕，惹得大家都窩气。 星期一我照常上班，但見部里几位同事忙出忙來，本部門評議小組開會了，平時開會人很難湊齊，早几天通知也是如此，可這一天，各位与會人員，都在班上，召之即來。快到中午了，他們通我，全票通過，秘書把表格一并送到有關部門那里。 電視台的電梯上下都慢，有時等電梯超過等公共汽車的時間，我挂通了XX辦公室電話。 “XX同志，我遵照您的要求已寫好了業務報告……”，電話中傳來他的聲音：“業務報告不能馬馬虎虎，怎么這么快就寫出了。”我心想，你讓星期三之前補完手續，現在是星期一中午，如果業務報告還沒寫完，那還來得及嗎？ “xX同志，我的業務報告不但已寫完，而且今天上午我部評議小組在仔細審閱之后，全票通過，大概我們部秘書已經到您那里了，您告訴我一下，星期三上午在哪儿開會？我是台評委成員。” 星期三的上午，台評委十几位同仁端坐圓桌，我的材料已報了上來。根据會議原則，評到評委，本人要回避，我退出會場之外，沒多久又叫我回去，經無記名投票，結果我獲通過，這里面理所當然有我自己一票。同時，宋世雄也獲通過，當這個結果報告給部里之后，我得到通知，下個禮拜三的下午2：30，參加部高評委會，專門討論和宋世雄材料。 我和宋世雄既是好同事，又是好朋友。多年來，在很多關鍵時刻我們休戚与共。當時宋世雄不是高評委成員，因此，我的出席与否，以及我發言的份量，關系我們二人的“安危”。 兩難与雙全 “万事俱備，只欠東風”我沒想到，在大風中參加的一次誤打誤撞的會，使我身心都折騰了一回。經一事，長一智,至于高評委能否評上，全靠別人的安排了，不過最起碼，還有我神圣的一票。 誰知一個晚上，家中電話鈴一響，我立刻又陷人為難之中。是李宁，体操王子李宁為人很好，我們平時交往也很親近。他誠懇向我發出邀請，去深圳參加他告別体壇儀式。我問他：“什么時間？”他說：“下星期二的晚上。”我的天！下星期三下午，高評委要開會，投票，怎么辦？我拿著听筒半天沒吭聲，李宁說：“小弟誠心誠意邀您主持。”大約過了三秒鐘，我斬釘截鐵地說了四個字：“我一定去！” 這一晚，我想了很久。深圳路途遙遙，那時，還沒通飛机，要外廣州出机場上火車。如果回程稍有延誤，我將怎么向部評委交待，你折騰了半天，專為你開會，你居然不出席，這也太藐視与戲弄各位專家了。可是，李宁的告別体壇也是一件大事，如果李宁“在漢城奧運會載譽歸來，我一定根据目前處境，向他表明，我不能出席的理由。可是，我在電視轉播中眼見李宁兵敗漢城，這時候，他在這樣悲劇气氛中告別体壇，請我去，我不去，于情、于理、于他、于我、于朋友們怎么說呢？友情為重只是挂在口頭嗎？我決心既已下定，排除万難一定要兩全其美，兩不耽誤。 宋世雄已應邀先走一步，我通知組委會一定為我訂好星期三一早第一班從廣州飛回北京的机票，切記！ 星期二一早，我和方舒一同啟程，從白云机場下飛机赶到廣州火車站，買了去深圳的火車票，一起在站上食堂吃午飯，她問我。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只說了一句：“急的！” 當我們下了火車再赶到体育館，已是下午，場上正在走台，北京文藝界很多朋友都到了。一邊儿寒暄，一邊儿說笑，一邊儿准備走台，李字正忙得團團轉，他邀請了許多客人，哪一位都不能慢待，我也就沒顧上找他。 這時，宋世雄過來了，他一見我愣了一下：“你怎么來了？！”我告訴他，你放心，我連夜返回，明儿一早飛机，誤不了，“机票拿到了嗎？”“沒問題。”其實，他哪里知道，深圳組委會的人根本把這事忘了。 既來之則安之，走一步說一步吧，先把晚上的事儿交待過去。 李宁告別体壇在深圳是很轟動的，場內爆滿，明星們友情出演都很賣力，也很動情。當李宁手捧鮮花唱著一首聲淚俱下的歌，繞場一周時，很多朋友都落了淚。李進就在我身邊，我看他淚水盈眶，李宁的這位哥哥對弟弟沒得說，李宁也极听哥哥的話。小時候，李宁去体校訓練，每天都是哥把他背回家，路遠難走，加之年幼力單，訓練完一點勁都沒了，這位世界冠軍是騎在哥哥背上成長起來的。 李進握著我手，一個勁道謝，我說：“你先別謝我，還是把机票叫人買到，否則將誤我大事！” 散了會，李宁一個個道謝，他對我表示了沒完沒了的謝意。我說，應該的，但你馬上派一輛車現在我就赶回廣州。 “那也得吃夜宵哇，大家都沒吃飯，你一定吃了飯再走！”就這樣我跟大家一起回駐地。 在餐桌上，朋友們頻頻舉杯，我實在沒心情喝酒，因為此刻机票沒有，明天怎么回北京呢？” 好心必有好報！當《羊城晚報》記者魏輝知道我的為難之后，來到我身邊說：“您別急，我陪你一同去廣州机場，我送你上飛机！” 什么都別說了，一切都是命，在宴會上，我又遇到了庄則棟。李宁用心很細，前世界冠軍能請的他都請了“師兄，您好！”庄則棟是我22中校友，長我一歲，高我一班。他得世界冠軍時，我也剛到電視台。他又介紹了他的日本妻子，我也深施一禮。剛剛相一會，又—一和各位告別，我和魏輝鑽進汽車，連夜駛往廣州。 千里不留行 深圳到廣州的公路正在翻修擴建，在茫茫黑夜中，汽車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艱難開進。 我對師傅千恩万謝，誰愿意大半夜走這种路。 赶到廣州机場是凌晨四點，車停到民航宿舍，魏輝說要馬上去票務主任家，找他幫忙。 我說你先等等，天還早，人家正在睡覺，你們也休息一會吧！ 冬末的廣州，雖在不像北方的酷冷，但清晨時也一陣涼气襲人。我隔著玻璃窗望著蒙蒙霧气中的樹林的身影，心中翻騰著捉摸不定的人生，倦意全無。我不知為什么，為什么這么累，為什么這么要強，為什么總想拚搏。人怎么活都是一輩子，可我這一輩子到底是喜是憂，是舒服是煩惱，是苦是甜，我捉摸不定，也整理不清。總之，大部分時光是听天由命，也有時不甘心隨波逐流，而人生只要不甘于現狀，自會遇到一件又一件躲不開甩不掉的煩惱…… 總之，飛机飛上藍天，我進人夢境，一覺醒來已落在北京首都机場。從离開北京經廣州，到深圳，再回到北京，一共27小時，正是星期三中午。 李白在《俠客行》中有一句詩，描述俠客來蹤去無影，謂之“千里不留行。” 但更使我動容的卻是唐人小說《紅線》的一段主人公自述。紅線不辱使命的使肝義膽和連夜奔波的豪情盡在言中：“……既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台高揭，而漳水東注；晨飆動野，斜月在林。憂往喜還，頓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人然邦，經五六城；冀減主优，敢言其苦。” 若果有其人其事，我愿隔一千三百年的歲月時空，永結知己。 結尾 當星期三下午兩點半鐘，我安閒地推開會議室大門，向各位—一致意時，沒有人知道我過去27小時發生的任何事情。 議論、投票，全票通過。 我那年正好46歲。在全國播音系列高級職稱中，暫時是最年輕的一位。從我得知申報信息到全体通過，其間，寫材料，打電話，開台評委會，去深圳，赶回北京，加之還有的各种工作和雜務，僅12個工作日，這在所有參加申報和評議通過的高級職稱人員中，絕無僅有。 寫于1995年8月黃山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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