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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記者一


  問:你在中央電視台工作已經35年,對主持人的成長与成熟深有体會。你認為是哪些因素使你取得成功?就個人素質而言,對主持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這個問題提得好,但要主明這個問題是需要較長的篇幅的。
  中國的電視事業是1958年5月開始的,經過几個月的試播階段,1958年9月2日中央電視台(當時稱為北京電視台〕正式開播,至今已走過37個年頭。我本人是1990年2月進人中央電視台擔任播音工作的。1981年,中國廣播電視中才正式設置節目主持人。在中國無線電廣播中第一次出現主持人稱謂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空中之友》節目,主持人徐曼小姐出現在1981年1月1日的廣播中。中央電視台1981年7月在《北京市中學生智力競賽》節目中正式設置主持人,由我擔任。從這一年起,主持人節目在中國廣播電視里如雨后春筍般涌一現,現在已被普遍采用。
  中國研究節目主持人的學者們較為一致的看法是,節目主持人的誕生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中國廣播電視改革的一個重要成果。同時也認為,盡管在這之前沒有主持人的稱謂,可是許多節目已經具備了主持人節目的某些形態,如中央電視台的《笑的晚會》(王扶林導演)、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黃一鶴導演)、《評劇清唱晚會》(楊洁導演)等。這些節目都是在6O年代初播出的,其中的串場或報幕人員所承擔的工作職能与現在的主持人并無區別,甚至超過現今一些節目主持人的水平与功能,只不過那時不叫主持人罷了。當時還有張家成等編導的《醫藥衛生節目》,由播音員作為電視台的主人,采用問答方式,請著名的醫學專家講解各种疾病的成因、預防与治療知道。其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曾請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陳中偉大夫介紹為工人王存析斷手再植手術的情況,并請王存柏到現場与觀眾見面,那是一例在國際上領先的顯微外科手術。60年代初我還播講過由張复華編輯的《國際知識》。這是一個由播音員的圖像,采用圖片、影片資料編成的新聞類節目。此類節目,還采用過座談會形式,例如《電視台的客人》曾請過在巴西經過國際外交斗爭考驗的王唯真等人与觀眾見面,請過勞動模范時傳祥講述環衛工人的事跡。在這些節目中,我都是以電視台主人的身份來主持節目的,而且都是直播。
  此外,少儿節目中給孩子們講故事的孫敬修,体育比賽現場轉播的解說員張之、宋世雄等,也屬于節目主持人的范疇。
  “文革”期間,年輕的中國電視事業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這類節目形態大都萎縮了。“文革”之后,中央電視台又陸續開辦了這類節目,如:一批記者登上屏幕,推出了极有影響的《觀察与思考》等欄目,無論從節目形態上和內容深度上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与此同時,《為您服務》也逐漸成為受觀眾歡迎的欄目,并進而發展成為以沈力為主持人的80年代初期最具影響的節目之一。就稱謂而言,主持人是在80年代才在中國出現的,但就其本質而言,這种人員或者這种節目形態早已有之。正是這些早已存在的節目形態,為主持人節目和節目主持人的正式出台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主持人節目在我國的電視屏幕上一經推出,便出現一個可喜的現象,那就是對這類節目的理論探討和研究几乎与之同步而行,一批專家、學者、教授參与了這一節目形態的研究,他們在理論上的急論与探討幫助了節目主持人更自覺地、更有意識地成長与成熟起來。中國的主持人節目正處于走向成熟的階段,這是与理論上的指導密不可分的。
  什么樣的人有資格擔任主持人呢?目前中央電視台大約從三個方面有明确要求。第一、具備大學本科學歷,受過高等教育,有較為廣博的知識;第二、是形象上的要求(有一些電視台對形象的要求更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我們不贊成把挑選主持人,尤其是挑選女主持人當成選美,但是主持人在外形与气質上應該招人喜歡,這也不能不是一個起碼的條件);第三、主持人是以有聲語言即播講為主要職業的人,因此要求主持人能掌握純正標准的普通話,普通話的要求是明确的,以北京語音為標准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現代优秀的文學作品的語法結构和优美的用語為使用語言的范例,以上三個條件是主持人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此外,机敏的思維、良好的個人品德和悟性都是必不可少的。當然,即使具備了這些起碼的條件,也并不意味著必定成功。
  在我國,主持人是一种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因此,從走上這個崗位到爭取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捕捉工作机遇,都是一种競爭。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能脫穎而出的主持人畢竟是少數,這就是需要主持人孜孜不倦地努力學習。觀眾對主持人的要求近于苛刻,但事實正是這樣嚴酷無情,因為你面對著億万觀眾,一次疏忽造成的差錯可能會斷送你一生的前程。
  我參加工作時只有18歲,是個高中生,這在今天是不可能成為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一個幸運者。但30多年來,在任何節目中,我不敢稍有疏忽,也沒有一天不在認真地讀書、寫點文室。在工作崗位上,我上過4次業余大學。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所取得的成績又不是僥幸獲得的,而是對我多年來付出的汗水的回報。
  1993年冬,我曾書面回答過《撫順煤礦報》的提問,問題是:你認為一個成功的主持人應具備哪些條件?我寫道:“在諸多要素中,最主要的是要有對本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一种感情。并不是說其他因素不重要,但諸如技巧之類的本領并不是很難掌握的,只要肯干,有個三年五載就可以熟練,而文化、豈能一朝一夕得到。”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古國,盡管現階段全体國民文化素質有待提高,受高等教育和有深厚文化功底的人比例不大,但絕對數字是不容忽視的,因為我們有12億人口。有文化的成熟的中國人絕不會喜愛一個缺少中國文化气質的主持人。中國的文化气質,從你在屏幕上的待人接物,從你所引用的典故、成語、史料、詩詞以及你對某种事物的好惡中,都可以品評出來。
  1994年1月29日《重慶日報》第六版發表了重慶市統計局信息咨詢中心的調查材料《重慶人最喜愛的藝術家是誰——生活方式与消費水平調查系列之四》,該項調查的結論是:“中央電視台著名節目主持人趙忠祥為最受歡迎的人。”這份調查統計表按統計順序列舉了包括台灣、香港等中國10位文化界人士,我位居榜首。文中說:“大家對趙忠祥的厚愛并不敢決于他的外表、年齡,而是取決于他深厚的藝術功底,精湛的演技,較高的藝術修養,對事業執著追求以及對電視觀眾的滿腔熱情。他的屏幕形象沒有華麗包裝,沒有嘩眾取寵,而是以朴實、親切、庄重、誠摯,以鮮明的民族文化格調贏得了觀眾。”在1994年這一年,我先后獲得了中國廣播電視學會頒發的最佳節目主持人特殊榮譽獎,第八屆全國電視文藝“星光獎”主持人獎(政府獎,只設一名),“CCTV杯”解說獎(為大型系列片《毛澤東》解說)。回顧從1985年至今的10年中,我在各次有關的評選和調查統計數學中都名列前茅。
  主持人的成績,實際上決不是僅憑個人能力就能取得的,沒有一個好的創作集体、高水平的編導和一個好的節目或欄目,是不可能取得的,我認為這些獎項是大家對我的厚愛,我沾了大家的光。
  問:你怎樣評价西方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你曾參照過克朗凱特的標准,你認為你与他最大的區別是什么?你認為中國會出克朗凱特這樣的人嗎?
  答。我對西方主持人了解得不多,因此很難作出有把握的評价。
  我本人曾兩次去美國,第一次是1979年鄧小平同志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訪美,我作為新聞采訪團成員報道這次訪問情況,在美國停留了近一個月時間,与美國三大廣播公司都合作過。在他們的協助下,利用他們的設備進行編輯工作,与美國同行在華盛頓、亞特蘭大、休斯敦、西雅圖向中國國內傳送新聞。當時我們發回國內的報道采用的正是美國的新聞播放形式,我既任現場采訪記者,又當主持人。在美國期間,我們還在紐約參觀了三大廣播公司總部。第二次是1993年9月,我率領中國電視節目主持人代表團訪美,又一次拜訪了三大廣播公司總部以及几所新聞學院,這次我們還有机會与CBS的丹·拉瑟、ABC的彼得·詹宁斯座談。訪問的高潮是与丹·拉瑟見面,談得十分投机,并應邀觀摩了他晚間新聞的現場直播。
  主持人這一稱謂是首先在美國出現的。1951年CBS的唐·休伊特給兩党年會找報告正式獲准設置主持人。對于西方主持人所取得的成功,作為同行我是感到高興的。他們是一批有著深厚文化功底,有著像我們一樣的高度的愛國情怀,有能力、很能干,在公眾中有廣泛影響的优秀人才。我知道默羅這位被譽為美國新聞之父的前輩的事跡,這次在CBS總部參觀時,我在“默羅屋”前留了影。我知道美國同行對他的緬怀与尊敬,他影響了差不多兩代美國新聞工作者。他曾冒著极大的危險在“二戰”中出生人死地采訪報道,他曾英勇地站在倫敦屋頂上現場報道希特勒法西斯軍隊的狂轟濫炸和以极大的正義感描述了正義力量的抵抗情景。“二戰”后美國公眾把默羅視為凱旋的英雄,他又在《面對面》等欄目中有過出色的表現。他曾在輿論上擊敗了麥卡錫,我知道克朗凱特并与他座談過。盡管克朗凱特沒有默羅那樣耀人眼目的英雄色彩的光環,但我更佩服他那穩健而有韌性的工作精神,迄今美國同行還沒有人超過他的成就。1981年克朗凱特來華時,曾應我所提問,几我及我的同行描繪了他的一個典型的工作日的工作情景。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個踏踏實實工作的人,這是我敬重他的原因。
  1979年我在美國時,曾被美國一篇報道稱為“中國的克朗凱特”,那時我也是中央電視台(CCTV)的新聞主播之一。后來,我和克朗凱特一樣,差不多在主播了20多年新聞之后轉而主持專題節目。他比我年長許多,他是美國人,他主要的成就在新聞播報方面,這或許是我們的不同。我除了新聞播報之外,還廣泛地接触了綜藝節目和專題節目等各种類型的欄目。
  這次我訪問美國,發現三大廣播公司面臨新聞傳媒多元化的挑戰。原來三大廣播公司各主要辦公室都并排放置三台電視机,同時播放CBS、ABC、NBC的節目,以便隨時觀察競爭對手的節目。現在又增加了兩台電視机——CNN和PBS,這意味著三大廣播公司至少增加了兩個競爭對手。三大廣播公司似乎已不复有10多年前的光彩了,主持人也是如此,我用英語直接詢問過一些美國人,他們都不認為丹·拉瑟与彼得·詹宁斯是第一流的,而仍認為克朗凱特還是第一。
  同時,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与思考,我現在認為,包括克朗凱特在內的這些主持人都是明星制的產物,也可以說是商品的電視物化,這就有著包裝上的夸張。事實上,他們的影響被夸大了。美國新聞界似乎有這樣一句嘲笑的語言,稱那些主持人是“八百磅的大猩猩”,克朗凱特曾擁有主編頭銜,但据他的同行說,他們几乎沒有人認真地把他當成主編(見《美國電視明星》)。
  總之言之,美國首先在新聞節目中出現主持人,但左右美國輿論的是新聞本身,而不是主持人。主持人可以使本公司的新聞收視率提高,但消息的本身是源自社會生活而不是主持人制造出來的,因此,几乎不會有新聞界的成熟的工作人員會像一般觀眾一樣去認識和言過其實地夸大主持人的作用。再者,由于語言的障礙和其他的因素,至今還沒有出現過類似于電影明星、体育運動冠軍、科學家那樣的超越國界的被异國他鄉的人所熟知的主持人。我敢說克朗凱特這位在美國享有赫赫聲威的人物在中國觀眾中的知名度差不多是零。我也一樣,在美國知道我名字的只是華人,這點是無可奈何的。
  因此,關于在中國會不會出現像克朗冊特這樣的人的推測毫無意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觀眾毫無疑義地只會喜歡他們自己的主持人。如果一個國家需要克朗凱特這樣的人,他就會出現,如果不需要,他就不會出現。
  問:在你主持過的節目中,哪些是你最滿意的?哪些代表你對自己風格的追求?你的理想与完善的標准是什么?
  答:我熱愛我畢生從事的事業。我工作了35年,總的來說我對自己30多年主持過的節目以及共同合作的人都是滿意的。唯一不滿意的是,盡管我已作了許多努力,我感到我的工作還沒有達到我所理想的高度。
  我曾主播了近25年的新聞節目,前20多年我是中央電視台唯一的男播音員,客觀上我得到了更多的實踐与鍛煉的机會。我播報過那個時代所發生的許多重要事件与新聞,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偉人的逝世訃告。在這期間,我還采訪過國內外政界的几十位要人,包括兩位美國總統:卡特、里根以及基辛格等人。1985年之后我開始向主持專題和綜藝類節目過渡,我解說了差不多14年《動物世界》,主持地11屆《春節聯歡晚會》,主持其他大小綜藝、娛樂晚會不計其數。我參与開創了中國電視知識竟賽節目,我主持的最有影響的欄目是《正大綜藝》,這是一檔以介紹旅游和各地風光并向來到演播室的嘉賓和觀眾不斷提出問題和娛樂性節目。在主持《正大綜藝》期間,我与楊瀾被報界評為最佳搭檔,我們的生活閱歷和中國文化功底派上了用場,使得這個純娛樂性欄目上升到具有知識性、欣賞性、趣味性的文化品位。主持《正大綜藝》的成功,是我獲得1994年度政府獎的原因之一。
  在我离開《正大綜藝》欄目之前,我已開始策划和主持《人与自然》這個帶有環保意識的欄目。由于領導的重視和編導的齊心努力,這個欄目播出不到一年,已經贏得了廣大觀眾和許多專家學者的首肯,同時獲得了1994年度中央電視台專題欄目一等獎,國務委員宋健還親筆寫信贊揚這一欄目。
  我認為一個主持人是為觀眾服務的,因此,得到廣大觀眾的肯定的喜愛是主持人追求的最完美的目標。當然,由于年齡、資歷、性格以及愛好与修養的差异,每個人的完美是各具特色的。
  在我的心目中,無論你主持哪一類欄目,必須是這類欄目所傳達的知識和信息的擁有者,必須在工作的同時努力學習和總結,成為你所承擔的這個欄目內容的專家。我在解說《動物世界》的10多年中,對野生動物及生態有了專業知識,1988年我被吸收為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理事,并于1991年被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資源學院聘為兼職教授。當然,如果你一時尚不具備專家的條件,也要努力使你的觀眾看到你在努力,在不斷進步,越來越成熟。這也是一种敬業精神。觀眾怎能容忍一個不懂体育運動的人轉播体育比賽實況,不懂美術的人講解東西方繪畫,不懂古漢語的人講解古代詩詞呢?尤其不能容忍不懂裝懂、謬誤百出的人為他們主持節目。
  主持人最能博得觀眾喜愛的就是人格上的魅力。盡管東方和西方在文化背景上存在差异,但在最高層次上的觀念是相通的,只有真、善、美才是最高標准或最完美的標准。因此,在長期為公眾服務的過程中,人格的忠厚、善良是一定會被觀眾所理解与接受的,從而產生一种令觀眾深深喜歡的屏幕形象。當然,盡善盡美是不存在的,我們只能努力向著這一高度去靠攏。
  問:從總体看,优秀的節目主持人是少數,大多數平平淡淡,為什么?
  答:其實這就是客觀世界,無論哪一階段,都注定如此。全人類的优秀分子是少數,大多數人平平淡淡;各行各業的頂尖高手是少數,大部分人平平淡淡;冠軍只能有一個,主持人也不例外。
  當然,這并不能成為我們應當平平淡淡的借口。如今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大約有100多位,比我剛參加工作時擴大了几十倍而且就總体素質來說,年輕的一代無論從知識文化的起點和對電視的認識上,都比我們那一代人高得多。
  不過,30多年來電視不僅造就了一批主持人,也造就了一批有較高觀賞与評价能力的內行觀眾,觀眾日益提高的觀賞水平与需求和大多數主持人提高自身水平的速度有一個差距。這正如一個美食家口味越來越挑剔,而一位廚師豈能在短時間手藝大幅度提高?主持人似乎也面臨這樣的壓力。据我所知,大多數主持人都感受到了這种壓力并把它化作迎接挑戰的動力。主持人的提高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不斷提高自己的水准与專業技能。只要假以時日,時間是會改變一切的,我相信中國節目主持人的整体水准將會越來越高。
  還應指出,主持人水平的提高是個全方位的間題,是一個系統工程。譬如一支优秀球隊和一名优秀運動員的產生,自身素質固然重要,但是必須應該有一位好教練。一個影視明星的誕生當然需要一個好的劇本、一位好的導演、一個高水平的創作集体。主持人不是憑空獨自出現在屏幕上的,只有具備從管理、編導到欄目設計都上佳的情況,才有可能產生优秀的主持人。因此我們不應該把一位主持人一時的不成功褊狹地怪罪于他本人,而應以各方面尋找原因。榮辱皆系于主持人一身,這既不公正,又不合理。
  主持人也要赶上好的机遇,碰上一個适合他發揮才能的欄目。倪萍主持《綜藝大觀》,楊瀾主持《正大綜藝》,都分別獲得了成功,她們短期內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績使許多人羡慕。可是除了她們共同的特點——极度努力之外,欄目風格恰巧符合她們各自的特點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正如楊瀾自己說的,假如一開始讓她主持的不是《正大綜藝》,而是《綜藝大觀》那就不一定是如今的局面了。我認為她能這樣認識,說明她非常具有自知之明。如果倪萍、楊瀾互換欄目,可能都不會取得現今的成績,她們有才華、肯吃苦,但她們也分別遇上了一個好的利于她們發揮的創作集体,這就是她們成功的奧秘。
  按常規來講,編導与欄目可以挑選主持人,而主持人也應該有机會去選擇他們喜歡的、利于發揮自己潛能的欄目。這個机會是成功的先決條件。但對大多數從業不久的年輕人來說,他們既沒有可能,也沒有資格去挑選編導和欄目,這就要憑運气了,少數人脫穎而出,大多數人平平淡淡,正在等待机會。這就是現實,各地電視台的情況可能也大抵如此。
  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主持人,應被理解為個人魅力与精神完善的人。綜藝節目可否影響觀眾、指導輿論?這方面通過努力可否成功?
  答:“主持人應是個人魅力与精神完善的人”無疑是一個理念上完善的典型,可惜現實生活中誰也不可能是這樣。
  主持人不是圣人,即使在中國被稱為圣人的人也不認為自己完美無缺,圣人的美德之一就是聞過則喜,有錯必改。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當然在一生的方向上,我個人將向盡量完美与完善的方向努力。
  正如我在第一個問題中所闡述的,新聞節目的輿論導向并不意味著是主持人的導向,電視新聞主持人只不過是新聞的外包裝,充其量只能發揮很少限量的影響,美國往往是根据公司本身的需要,根据競爭的需要夸大了主持人個人的影響。我知道美國有過李普曼和賴斯頓這樣的評論權威,但是克朗凱特等人都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境地。因為我留意三大廣播公司的新聞播報,在播送過程中他們只能一字不差地播送,完全談不到在內容上的發揮,而這种播送過程很接近于表演。克朗凱特曾說過,主持人的技巧更接近表演,新聞信息的由來不是主持人編造的。克朗凱特所在的公司董事會曾決定每天可以給他一分半鐘自己發表評論的机會,而克朗凱持拒絕了。他說,他是習慣于客觀報道的(見《美國電視明星》)他很聰明,言多必失,個人無論素質多高,思想多敏銳,總不能保證你每天對外界的評論都是准确公允的。實際上,新聞要尊重事實的嚴肅性,使得任何一個主持人都無法也沒有權利去獨立發揮,克朗凱特被美國同行認為是在最謹慎的行當中工作的一位最謹慎的人。當然,不是說他不可能對新聞內容有所偏愛,比如,他個人喜歡科技方面的消息,因此,在他所能發揮作用的范圍內,這類消息會有所偏重。克朗凱特也曾在新聞中有揭露“水門事件”的專題新聞,把散見于報章的消息集中播放,電視的影響力當然是不可估量的,于是“水門事件”轟動起來,導致尼克松下台。另一次是克朗凱特發表一個評論,呼吁美國從越南撤軍,据說約翰遜當晚看了這條評論后,就召開會議研究撤軍問題。我認為,克朗凱特能在這個問題上發揮一定的影響,根本原因是美國當時的越南政策走進了死胡同,國內反戰浪潮風起云涌,美國政府騎虎難下,在這個當口,克朗凱特的評論反映了民意,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美國政府修改政策的催化劑。作為局外人,我們永遠不可能洞悉這一事件的真正的內幕。如果把主持人的作用過分夸大,認為主持人可以左右輿論甚至美國總統也要看主持人的眼色行事,那就未免過于天真了。
  我想說明的是,成功的新聞節目主持人左右輿論的傳聞只是外行觀眾的理解。相反,能有机會作一些有限度發揮的倒是綜藝節目或專題節目主持人。一名專題或綜藝節目主持人沒有必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左右輿論的權威,但卻能游刃自如地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和自己對周圍事物的看法,在觀眾信任与喜愛他的同時,很可能也會接受他對外部事物是非好惡的判斷与情感的表達。新聞節目主持人不可能代表個人發表對某种事物的看法。一般地說,對當前發生的新聞事件的個人表態是要受到所在机构嚴格的審視的,各國都一樣,國家利益至上。同時外界事物瞬息万變,稍有失誤就會失去觀眾對他的信任。其實一個人對輿論的影響不限于對新聞事件的表態,他完全可以對歷史的、傳統的、文化的、知識的各种范疇進行深思熟慮的分析和評价。這樣做准确性往往更高。輿論的基礎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長期形成的文化觀念和价值觀念。一個成功的綜藝節目或專題節目主持人在觀眾中有相當大的名人效應,因此,他的看法很可能影響一部分觀眾。所以,不能認為綜藝節目和專題節目主持人不可能產生輿論影響。當然還要看主持人的資歷、名望以及他背后的欄目群体的水准。
  問:作為一位男性主持人,從以往細膩的風格轉軌到硬派風格會受到成熟男性觀眾的歡迎,您對此有何想法?
  答:有這樣一個歷史傳說故事:蘇東坡問他的幕僚:“吾詞与柳詞何如?”那位幕僚說:“柳詞(指以秦觀為代表的婉約派)應以十八九歲的姣好女子手執牙板輕歌‘楊柳岸曉鳳殘月’,而學士詞當以關西大漢手綽銅板高歌‘大江東去’,”這個文學史上的傳說正好体現出何种文体、何种風格、何种內容的作品當以何种形態去表現与烘托。
  所謂硬派風格,這是近年來的外來電影中對某一類男主人公的一种稱謂,如日本的高倉健,美國的史泰龍、施瓦辛格,法國的阿蘭·德隆。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文化不高的游俠或勞動者,不是學者、政治家,也不是吟詩作畫的文人,影片有時故意表現他們的粗俗,但這類形象并不代表最有成就的男人的形象,更沒有根据來說明所有成熟的男人都喜歡這种形象。不信你去調查40歲左右的有文化的男性觀眾,他們不見得像小青年一樣去模仿這些典型。男人的魁力不完全表現在硬派孔武,而表現在智慧、隱忍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因此,我不想去為了迎合一部分人而去改變大多數人都喜愛的我風格。
  其實,在我主播25年新聞節目的“文革”當中的專題片時,我的播講可以歸結為“硬派”,盡管這個詞并不科學,無論在聲樂界和播音界均無此術語及提法。但是這种偏于高亢的追求陽剛的路子,并不為觀眾喜愛。1975年以后,我在從事譯制片的解說中,在中央電視台著名錄音專家曾文濟的幫助下,經過差不多兩年的探索,找到了以气息力度和聲帶輕度閉合相輔相成的話筒前的發聲法,并探尋出以情帶聲、以內在的理解為出發點的解說路子。在近10年的實踐中,我已探索出一种中國觀眾喜歡的解說風格。
  抒情細膩是我的一种表現手法,但并不是我的主体風格,我最擅長的還是播送政論体。所以,《毛澤東》攝制組決定請我為這部12集大型紀錄片解說。我的解說經群眾与專家評議,獲得1994年中央電視台唯一的解說獎。
  我确實花過一番苦功,在話筒前的發聲法上摸索出一條科學用聲的道路,國內著名聲樂表演藝術家都曾与我探討如何能做到高低位的統一与松弛的閉合。
  所謂風格,其實正是一個人被公眾承認的特點。而這個特點中,一定會包含著优勢与不足。當然,一位成熟的藝術家需要畢生努力去揚長避短,或下大功夫克服不足,但事實卻是這樣的,如果把你的缺陷完全抹平了,就不是原來的你了。譬如,中國戲劇表演大師周信芳創立了麒派風格,他的演唱被譽為“云中月”,意思是朦朦朧朧。其實,無須諱言,他聲音沙啞。可是,如果一旦他聲帶完全閉合,盡管去掉了聲帶閉合不全形成的缺陷,但也就沒有麒派了,再如當今中國繪畫大師黃胄,他的水墨畫線條帶有明顯的速寫手法,有時往往一道衣褶會有三四道線條,似是重复筆划。但這也正是他的風格,如果不這樣,鑒定家一定說這是一張假畫。
  我早年師從王嘉樣、林俊卿等聲音訓練大師,在練聲基本功上下了多年苦功。既學過美聲,也學過民族發聲和戲曲曲藝,更用3年時間掌握了王老師的鼻彈音和林老師的气泡音、咽音訓練方法。
  總之,看一個主持人的成就,只有通過觀眾的評价去認定。我近年來得到的獎項有多項是觀眾的直接評定。去年我在全國青少年問卷中被評為中央電視台最受觀眾喜愛的主持人之首,我感到很欣慰,即我的觀眾喜愛我。我將繼續努力工作,以回報我的同事在工作中對我的幫助,回報全國廣大電視觀眾對我的厚愛。

                   1995筆年答《電視研究》記者朱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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