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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



  金庸激活了中國文字在現代的再生力,
  創造了一些永遠值得人們談論
  而且永遠談論不盡的人物。


  漢字是象形文字。美國詩人龐德說“漢語天生是詩的”。但是,就在龐德說此話時,中國的傅斯年先生正慷慨激昂地說:漢語是野蠻的,應該廢止。中國的落后,是因為漢語的野蠻(大意如此)。
  時為1919年。
  然而,漢語并沒有消失,在中國在海外,十几億華人仍然使用漢語。
  不過,漢語的味道開始變質。她從前是“天攝人治”,极其玲瓏活潑,而“五四”以后,西洋語法的侵入,出現了所謂的“歐化語”,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讀來感到乏味,讓人倒胃口。許多新文藝作家都有這樣的毛病,時代風气如此,怪不得誰。
  金庸是個天才,他運用地道的中國文學語言。“金庸小說的文字,是絕頂高超的中國文字。”(倪匡語)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生命,是意識,是存在的屋宇。”其實,語言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結晶,是一個民族集体意識的倉庫。
  金庸的語言文字,激活了中國文字在現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現了漢字的意韻。
  且看《笑傲江湖》第十四回中桃谷六仙的一段對話:

  終于有一人道:“咱們進去瞧瞧,到底這廟供的是什么臭菩薩?”五個人一擁而進,一個人大聲叫起來:“啊哈,這里不明明寫著楊公再興之神,這當然是楊再興了。”說話的乃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頭,道:“這里寫的是楊公再,又不是楊再興。原來這個楊將軍姓楊,名字叫做公再,唔,楊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聲道:“這明明是楊再興,你胡說八道,怎么叫做楊公再。”桃干仙道:“這里寫的是楊公再,可不是楊再興”。
  桃根仙道:“那么興之神三字是什么意思?”桃干仙道:“興之神三個字難道是我寫的?既然不是我寫的,我怎知是什么意思?”桃葉仙道:“興,就是高興,興之神,就是精神很高興的意思,楊公再這姓楊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當然很高興了。”桃根仙點頭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說是這里供的是楊七郎,果然不錯,我桃花仙大有先見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楊再興,怎么是揚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楊公再,又怎么是楊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楊再興排行第几?”桃枝仙搖頭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楊再興排行第七,是楊七郎。二哥,楊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從前我知道的,現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記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楊七郎。”
  桃根仙道:“這神倘若是楊再興,便不是楊公再,如果是楊公再,便不是楊再興。怎么又是楊再興,又是楊公再?”桃葉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這個再字,是什么意思?再,便是再來一個之意,一定是兩個人而不是一個人,所以既是楊公再,又是楊再興。”余下四人連連點頭,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間,桃枝仙又說道:“你說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來一個,那么楊七郎名字有個七字,該不是要再來七個?”桃葉仙道:“是啊,楊七郎有七個儿子,那是眾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則名字中有個千字便是生一千個儿子,有個万字,便是生一万個儿子?”


  這段廢話連篇,人看人笑,百讀不厭的文字,我們若嘗試著將其中一個字刪掉,看看語言還通不通,或者文气還順暢不順暢?
  將漢字錘煉到這等程度,實屬不易。尤其,金庸寫情、寫景、寫諧、寫怨、寫世態、寫江湖、寫官場……均能活靈活現,則更屬不易,實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為。
  他的許多章節和片斷,真如神來之筆,使人贊歎不絕,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這里一一舉出。
  沒有人物,便不成小說。
  人物立不立得起來,視乎作家對于人生觀察、体驗的深淺,以及他的筆力如何。
  《紅樓夢》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里面的人物令人百談不厭,林黛玉、薛寶釵、賈寶玉、賈政……等等,個個都蘊含著人性中某种普通相,仿佛在我們生活中到處能見到,感覺到。魯迅的聲譽与阿Q的成功也不無關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遠值得人們談論而且永遠談論不盡的人物,如同《紅樓》、《三國》、《水滸》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們的心中,成了某种性格或行為的代名詞。
  男孩子們也許會說:“我喜歡小龍女那樣的女孩”,“我喜歡黃蓉那樣的女孩”。
  女孩子們也許會說:“我喜歡楊過”,“我喜歡郭靖”,“我喜歡令狐沖”。
  還有韋小寶、段譽、喬峰、王語嫣……
  還有周伯通、張無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個人物都代表一种命運;
  每一個人物都有一段情緣;
  每一個人物都是一面鏡子;
  每一個人物都如同一出戲劇。
  金庸認為,在人物刻畫方面除了好看之外,還應能令讀者感動和難忘,印象深刻而鮮明,因為小說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實做到了這一點。
  金庸的心怀是寬厚而悲憫的,對筆下人物從不簡單地划分為“正”、“邪”、“善”、“惡”的類別。那些反派人物沒有出現時,江湖上一片譴責之聲,但當他們真正出現時,總讓人覺得他們仍有可愛的地方,并非一無是處,無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种弱點,從而使他們顯得更為有血有肉,真實可信。“這個社會上也很難講誰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會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考慮的是真實的問題。”(金庸語)
  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在金庸的書中,即使一個公認的“惡人”,在從事一項“惡事”時,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當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气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謂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動机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結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筆下的人物,很少是單純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奧秘,以及人性自身的沖突和矛盾。他以一种寬容的態度,理解的態度,來描述冥冥眾生。在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絕不是那些“通俗小說”可以比擬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謂“嚴肅文學”可以涵蓋的。
  米蘭·昆德拉說,小說家的責任,就在于告訴人們,生活不是像他們所看到的那樣,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著不可言說的复雜性,超越我們一般倫理、法律等的判斷。
  金庸無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責任。僅一個韋小寶,就很能說明問題。韋小寶在讀者的心目中引起兩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認為韋小寶達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個說法是韋小寶是十足的無賴混蛋。其實,韋小寶就是韋小寶,是一個容納了歷史感很強的中國人性格的人物。無法以倫理標准去評判這么一個美學形象。這個形象本身涉及的問題恐怕与中國儒釋道文化對于人格的塑造,中國人的民族性諸問題相關,足以寫一本專著來探討。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斷斷不能將金庸的作品歸入一般的通俗文學之列。從塑造人物的功力來看,金庸的小說絕對是大師的手筆,是真正的文學。
  一般的通俗小說中,好人与坏人,正派与反派,善与惡,是与非,涇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偉大的作家筆下,卻不是這樣,生活中的全部复雜性被揭示無遺,好坏難分,善惡難斷,恩怨難解。
  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時,原來的构思是想將安娜寫成一個不道德的女人。但是,寫著,寫著,他就改變了最初的想法,當他不斷地探索,不斷地深入像安娜這樣的女人的內心時,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無能為力的。于是,安娜這個文學形象激發讀者的,是万千滋味不知從何說起,同情?鄙視?譴責?贊同?沒有一种單純的態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說中的人物總体上看也是如此,絲毫不受傳統的或既定的觀念來規范。金庸以敏銳的目光審視人性,他感悟到了許多無法言說的困境与無奈。他在許多作品中表現出一种隱痛,對于善与惡,對于愛与恨,永遠不能有圓滿的解釋。而且暗示著不論你如何解釋,悲劇仍然會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關于金庸作品對于人性复雜面的深刻思索,羅龍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從<倚天>談善惡之際》談及:

  善惡好分,善惡之際卻很難分。正如一個漂亮的小姐,她身邊的男人很多,但卻沒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沒有男朋友。

  有一次在台北舉行的金庸小說座談會上,金筊m忽發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傳》中描寫一個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洪七公自己說他殺過四百三十九個人,其中沒有一個人不是坏蛋。但我認為洪七公的這种想法很危險。因為這种人如果掌權的話,他很可能就成為希特勒。希特勒也認為他殺的人都是坏蛋。”金庸點點頭。
  我們如果肯定:生存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力。那么我們就同時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權力。但是,每個肉体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資來給養,所以生存就成為競爭的現象,生存也就成了人類共有的苦難。
  我們發現在中國的社會里,家是生存的基本單位,家是講人情而不講是非善惡的。一個人离開了家,說穿了同生死、共患難還是基于生存的艱難。因此,一旦中國人感情的网絡發生嚴重沖突的時候,人生的悲劇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龍記》中,安排成昆和謝遜有師徒之宜,情若父子。但成昆為了滿足他的權力欲,竟陰謀殺害謝遜全家,逼得謝遜忽忽如狂。謝遜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謝遜寄跡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卻是神奸巨惡竟廁身少林。這善惡之際,外人一時哪里察覺得出來呢?中原六大門派和明教的決戰,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么正邪可言呢?
  再說,金庸把倚天劍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卻把屠龍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來說,倚天劍應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龍刀則有為害武林之患。但事實上,峨嵋師太用倚天劍大開殺戒,所殺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么邪魔歪道的人。
  張無忌有正邪兩派的血統,從小就在正邪、善惡激烈掙扎的環境中成長,他的性格反而顯得寬厚。只有他才能發現胡青牛“見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体會謝遜的地獄生涯。這种人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殺死了。他對愛情的經驗再丰富,也逃不出有權力野心的趙敏,他只好被捉去畫眉。他的寬厚的性格不改,他永遠也敵不過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計。
  對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釋的呢?他說:“在《倚天屠龍記》中,我要寫的确是我對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達一個主題,說明這世界上所謂正的邪的,好的坏的,這些觀念有時很難區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時,一個人由于環境的影響,也可以本來是好的,后來慢慢變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趙敏,則是反過來,本來坏的,由于環境,后來卻變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實很复雜,命運跟遭遇千變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寫的話,就太將人生簡單化了。”
  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的一种小說形式。有人認為西洋也有,如法國的《三個火槍手》;日本也有,如《宮本武藏》。但金學的始作俑者倪匡則認定:只有中國才有真正的武俠小說,其他的都只是類似,不是真本。
  在中國,俠的歷史其實已很久遠了。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義者有取焉。”這就是俠的萌芽。
  “俠”不單是一個名號,而且要有實際行動,俠要行俠,才能成其為俠。武俠小說的俠,一般是根据傳統的俠義精神來的,充滿著浪漫的激情:輕生命,重然諾,鋤強扶弱,懲惡揚善,保家衛國,豪气干云。這种傳統的俠義精神,不僅使武俠小說中的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也使得“俠文化”根深葉茂,源遠流長。
  金庸在回答記者問時說過,“義”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謂義,或者說是一种特別的情誼,都是屬于人的感情。俠義是人類感情中一种比較特別的部分。當然俠義也不單單是中國才有,外國也有。不過中國人似乎對這方面特別重視,這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根源。
  金庸的小說顯然將中國傳統的“俠文化”提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報國”,“除暴安良”之類框框的局限,而是將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俠義之中,使俠義与人性相結合,使他的武俠小說對人物性格的挖掘達到了空前的深度。
  “俠之大者”是金庸所創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陳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楊過、張無忌、喬峰、令狐沖等等,他寫得一個比一個深刻、复雜,也一個比一個更見悲劇性。
  但是,喬峰之后,金庸的“俠士”越來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現出“非俠”的傾向。陳墨將金庸的變化軌跡描述如下:
  主人公“俠气漸消,邪气漸長”,离開俠的典范模式越來越遠。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來越少,個性越來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來越小,現實社會沖突及社會環境的制約力量越來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來越弱,而其現實性及其意義越來越強。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來越复雜,內心的自我矛盾沖突越來越多。
  簡單地說,是正義之俠——大俠——中俠——小俠——無俠——反俠。
  這個過程也体現了金庸對人生、對世界的認識過程:從儒到道,從道再到佛,越到后來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滲透就越明顯。佛家講空講幻講寂滅,也講因果,講悲憫,講化境。這些都使金庸的“俠義”包涵了更深厚更寬廣的內容。
  大智慧之后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記》之后,金庸就斷然宣布封筆從此大俠棄劍回家園,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歷史小說家董千里先生曾經自告奮勇,代表讀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燈重開宴,向自己挑戰。”
  但金庸已經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說他喜歡不斷的嘗試和變化,希望情節、人物、筆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复已寫過的小說。現在變不出新花樣了,所以就不寫了。
  有些讀者也很明白,“然而我們卻要感謝董千里先生的盛意,正如那尊米諾的維納斯,假如不是斷臂,那么她的手放在哪里是好呢?”(劉新風語)
  沈君山先生是這樣總結的:“我覺得金庸先生的小說,書劍江山時期陳家洛瀟洒出眾,才气揮放是涵蓋乾坤。到了郭靖、楊過那一類型特立獨行是截斷眾流。到韋小寶,什么武功都不會,烏七八糟,偷摸拐騙都來,但他能從心所欲,所謂隨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韋小寶以后就很難寫了,到佛家所謂無相的隨波逐浪,人已到至境,無可無不可了,那以后怎樣再寫呢?”
  确實如此,其實,只要我們認真回味一下,就會發現,對《鹿鼎記》,雖然每個人可以各說己見,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有共鳴的,那就是:無論拿起金庸其他十三部小說中的任何一部,都會有一种意猶未盡的感覺,好像僅僅是長途旅行中的一站,停停歇歇的還得走下去,前方還有更美妙的景觀。必得走到《鹿鼎記》,才算是到達了最后的停泊地,或者最起碼也是“本次列車終點站”。
  正如有讀者詳述的:在讀《射雕英雄傳》時,對郭靖和黃蓉的一切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細節都有興趣。到了《神雕俠侶》,郭靖風采依然,黃蓉也未如賈寶玉所嘲的那樣:女人出嫁前都是無价寶珠,嫁人生子后卻成了魚眼睛。但因楊過与小龍女的出場,便不再對他倆生關切之意了。再讀《笑傲江湖》,亦凡事為令狐沖所感傷,但讀完即止。其他的作品均如是,讀時讀者恨不得以己身投入,讀畢便也能及時抽身。唯有到了韋小寶這里,“斯人已杳,魂魄仍在”的感覺卻久久揮之不去。郭靖等人應辦而未辦或沒辦成之事,韋小寶未必真的去辦,卻也許在空气中或讀者的心目中辦成了。恰恰是應了那句詩:
  “天空中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跡,而我已飛過。”
  從陳家洛到韋小寶,從英雄到無賴,從偉人到小丑,從大俠到反俠,從理想人格到現實人格,從文化頌揚到文化批判,金庸在武俠小說世界也畫了一個几乎完美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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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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