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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談藝錄


張大春

  電影高遠,霞光万丈,昨日薄暮時分,大俠金庸翩翩又臨寶島。喜愛金庸小說的舊友和知音,特別趁机和他相聚晤談。初秋夜涼,燈影曳曳,頗有几分西窗剪燭的意趣。一年不見,大俠風采依舊,健談依舊。滿座佳朋,話題卻總環繞著他,因為總也出不了他的多才、多識和多學。
  話題先從他去年看的一出戲說起。因著那出戲的的談興,倒引伸出一個大家都很好奇的問題;“同樣是對古代社會的部分反映,民間戲曲是否提供了武俠小說某些素材或張本呢?”
  “武俠小說的創作的确是在試圖逼近古代的社會。”金庸先生緩緩說道:“從歷史的資料里,我盡可能地把所接触到的生活層面包括進去,其中也許還包括文人們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的情怀,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藝術的造型來說,傳統的戲曲和現在的小說中間就差异顯然了。”
  “京劇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艱難的舞台藝術。在表現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說白,還有武功和雜技——當然這已經是十分粗略的說法了。舉目世界,沒有其他的舞台藝術能夠如此面面俱到,歌劇的女高音常是体態臃腫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會有演唱的稟賦或机緣。然而從發展的形式上看,京劇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卻正是和小說難以契合的地方。”說著,他赫然一笑,像是為什么而抱歉著了:“在過去,舞台的照明設備不健全,音響效果也未必好,臉譜便往往成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條件。演員一登台,善惡分曉、忠奸畢露——而且往往很難將人比較复雜的個性呈現出來,僅止于典型式的划分。這對反映人生來說,是比較粗糙的。一般說來,京劇或者其他的民間戲曲的目的,也未必是在通過一個戲劇化的故事來表現人生,或許它的重心在于歌舞与表演藝術本身的成就。小說則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強調:從民間藝術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么,間接的啟發和影響于我而言卻是難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見解便是如此謹慎溫婉地娓娓道來,即使在論斷時也一樣:“中國的藝術大約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國畫大師喜歡去看京劇,他們能從舞蹈之中捉摸作畫的靈感,那也許是一根線條,或者一個籠統的輪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鮮明而且流通的。在我創作的過程當中有時也有類似的体悟,就拿武功來說,當它臻于化境,便自然成為一种藝術了,所以我曾用書畫之道解釋一些招式,也是不足為奇的事。”
  “喜歡把一切事物圓融渾化,這是中國人的民族性罷?甚至將人生哲學也納入藝術或武技之中,這是非常獨特的解釋。”
  談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敘說起他的作品《鹿鼎記》,和它的主人公韋小寶。
  “寫作這部書時,我經常想起魯迅的《阿Q正傳》所強調的中國人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國的确相當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卻不是中國所獨有的。有時走訪國外,我也常發現,几乎每個地方的人民都有他們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去探索中國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傳統的說法里,道德總是被強調著:忠孝仁愛或者禮義廉恥云云。我不想刻意地把善或惡從人性中孤立出來,再用單純的德國去一一拴套。就事實來說,中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中國人一向在艱苦的環境里進行著异常的生存競爭,為了活命和繁衍,會用盡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訓相左的。韋小寶這個人物容納了歷史感很強的中國人性格,一方面他重義气——重義气這一點恐怕也跟生存環境的艱苦有關;另一方面,他吃喝嫖賭,時時也玩弄一些陰謀詭計。諸如此類,也算是中國人的一种特殊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卻也相當真實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問起有關小說中所敘述的奇能异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環境的艱苦?
  “我想是的,誠如你所說:雪地里的蜈蚣可以吃嗎?在傳記小說里曾經出現過這种場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條件欠缺的土地上,這個古老民族如何奮斗的歷程,所以烹飪終于也發展成一門藝術了。”金庸先生說:“于是我們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國人的悲歡苦樂往往是交織著茫然了。”
  窗外夜風乍起,而那個古老的中國,卻仍舊懸著從武俠,從戲曲,從所有即使是浮光掠影如雨的燈花般輕輕搖起的玄思里,逼近了來。置身在歷史當中,某些人生態度正從一個被遺忘的角落里,向現實世界中快樂或痛苦的人們伸展著触須了。它能引起多少記憶或影響呢?
  “常有人問起我下圍棋的种种來。就直接的影響和關系而言,下圍棋推理的過程和創作武俠小說的組織、結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間,變化太大,耗時過久,這种藝術也就漸漸不時興了。現在人何嘗有余暇玩這些,落一粒子十几分鐘,一盤棋可以下好几天。所以我到日本竟然發現:麻將比圍棋更流行!”
  “但是圍棋的訓練對我卻有另外的啟示。其一是‘變’,沈君山先生曾告訴我:目前的電腦還不能處理圍棋中所包涵的廣多變數。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過的:人世間變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這和當前的西方文明社會中的人生態度是相沖突的,慢的妙處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圍棋能在西方社會里成為普遍的娛樂,可能會幫助許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他從容地點煙,也不忙著吸,然后長長的一截菸灰滾落。他答复了一些關于個人學佛的問題。
  “或許就如同文學一樣,流派紛紛,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隨人的興趣所近,選擇所好。佛學也是如此,具有八万四千法門,因人的個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徑。”
  “在最基本的理論上,佛家經常講‘變’,所謂一剎那,是比一秒鐘還要快些,而且是無從度量的,剎那間即是一變,這當然是象征性的講法了。透過‘變’,佛家不認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單向圓滿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偉人与美人總難出逃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會老了。這就是所謂的無常,所謂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貼切地傳達出人生百態的訊息。我常想著:什么樣的感触都會在時間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這是東方神秘色彩的畫筆么?文學与藝術一旦逼近了這份氤氳,沖突或者挫折或者斗爭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么東方的悲劇情怀又如何藉著文藝形式加以傳遞、感染呢?
  金庸先生從頭說起:“簡單地說,希腊的古典悲劇總是強調著‘命運’,人受制于它,并与之抗爭,然后遭受到永琲漁彌恁C而在中國或者印度的傳統思想中并不是這樣,悲劇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据人的個性而衍發。世事紛壇,人總在面臨各式各樣的選擇,選擇也可能是出于誤會,但是誤會是對是錯呢!即使人能了解自己的選擇,又能否肯定那了解就是正确的呢?正确就是一定的嗎?選擇真能歸結于命運嗎?或者還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從個性決定的觀點,我個人以為是比較落實一些的。”
  他這時深吸了一口煙,說道:“希腊悲劇似乎總是一連串的惊疑和恐怖,觀眾可以眼看著劇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運的牢籠,無法解脫。然而東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卻不是這樣簡化了的。佛家既說‘無常’,同時也強調‘因緣’。‘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的動力;‘緣’即是其間許許多多的附帶條件,比方說今夜之會吧!我從香港來,高先生、高太太邀我到這里,——這是‘因’;諸位今晚也都有空過來談談——這是‘緣’,因緣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談命運,不談上帝,積极的地方在于相信某些‘緣’是可以由人為控制的。——這是佛家主張‘有為’的一种見證。”
  那么,人如何去知道命運,或者知道因和緣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為,以及如何有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這個問題:“知識”在佛家的哲學里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
  “這就涉及到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分歧的一點上了。”金庸先生說:“越談越玄了,好像?——佛家有兩种看似相互矛盾,實則只是落腳的層面不同的說法。所謂‘八正道’,也就是八种落實于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條路就是‘正見’:求得正确的知識以及見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強調人的‘罪’。卻認為人所犯的錯誤不過是出于‘無明’而已,人因為不能求得正确的見解,所以會犯錯。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當人生在世數十年,接受各式各樣的見解和經驗之后,總會有所執著和堅持。如果人想得到最后的真理,勢必須要拋棄所有的成見,那時知識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見”的語意上,西方的蘇格拉底在論述中也曾有過類似的見解,他也是將人的罪惡、虛偽和錯誤在某种程度上訴諸人的無知,与佛說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識与發展的歷程中,東西方又分別導領出有著相當差异的軌道。金庸先生揮語如行云,對這個問題作了扼要簡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學傳統里對知識是相當重視的。柏拉圖也曾認為追求知識就可以完滿地解決人生問題。發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康德認為人永遠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類的語言及思辨能力是相抵触的,知識亦無能為力。康德只作如是說,并沒有進一步地說明。而在佛家則進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禪宗尤其主張如此。這就是屬于宗教的問題了:信則是;不信則否。哲學家想當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認為一切哲學的解釋,總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問佛祖:宇宙是有盡是無盡的?是有限是無限?人死后會如何?問了十四個類似的問題,釋迦牟尼都不回話,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這些問題獲得不同的解釋,卻終不能有答案,提問便是無稽的。釋迎牟尼還作了一個比喻:有人中了毒箭,這時去研究那箭身的質料為何,研究那箭羽的种類為何,研究那射箭人狀貌如何,諸如此類皆無關宏旨,重要的是怎樣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條性命。”
  “——唉!我已經‘說’得太多了,個人于佛,只是初學,修習的是較古的原始佛教。其實人人學佛各隨緣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門’的,有人學佛是為了研究學問,宗教的意味變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讀很多經典,只要一旦開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顯然是不准備多說什么了,無語因緣,在座者也多只便會心而笑了。
  接著,座中人的聯想忽發,從佛教世界到武俠小說,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万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怀之下,《西游記》這部書已如“筋斗云”般浮躍而來。
  金庸先生傾身換了個坐姿,緩緩道來:“《西游記》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時的創作,總是附會故事,敷陳情節,刻畫人物,最后輯補撰訂的。其中猴子造型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詩里的英雄人物去。佛經中也利用了那些傳統的民間故事,后來傳入中土,踵事增華,便不只于佛家一門。《西游記》里儒、道兩家的風味和理想也具有相當分量的地位,這是中國人合异取同的天性了。”
  當人們提及金庸先生早年從事電影工作的時候,他連忙搖搖手,笑道說:“我在電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長城電影公司做一年多,導過兩部戲。他們對于戲劇的限制非常嚴,編個劇本要這審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個适當的創作環境,我沒有待下去。一直到現在,他們似乎仍然未曾擺脫那許多束縛。
  去年,中共召開‘文化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許多人在會中也強調了:主題的限制需要放寬,創作需要自由。連鄧小平也在開幕典禮中說:中國地大物博而歷史悠久,文藝創作也必須要有多方面的表現。至少在趨勢上,放寬是不可避免的。記得去年我在香港,見到一出由大陸的劇團所演出的京戲《辛安驛》,竟然也采用傳統的演出形式,刻畫一對假鳳虛凰的思春之狀,這和前几年中共的姿態是大异其趣的。
  中國是大的!大中國怎么能任少數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勢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靈相啟發、相印證。從文學藝術或是哲思玄理之間,我們可以管窺出一些歷史發展的端倪,人們必須一步一步走向自由、開明、寬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個人三年來的觀察,大陸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傾向和趨勢。至少已經公開承認台灣三十年來經濟上的成就。——這從某方面來說,稱得上是進步的基礎。”
  金庸先生語重心長地作了結論:“中華民族有偉大的文化傳統,這深厚的文化傳統,大有可能導引我們進入光明的未來,重視文化經驗多方面的發展,然后我們期待!”
  夜涼方濃,一燈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別,仿佛是結束了什么。然而結束了么?或者告別了儒俠金庸,便頓然覺出有一程歲月正將開始呢?那是慧思与靈感的開悟么?然而一席話間怎容得下這許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細品深思的課題,引燃了歸客的心緒,一如燈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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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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