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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說：我以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 人世間紛紛扰扰，善不一定有善報，惡不一定有惡報。 情形往往与我們的理想相反：那為惡的，榮華富貴，鴻運高照；那為善的，坎坷潦倒，窮途末路。 還有，損不足而奉有余，等等。 人世間的不公比比皆是，我們可以隱忍，也可以抗爭。然而，無論怎樣隱忍，無論怎樣抗爭，年年歲歲，不公是從來不會消失的。就像大地有高山平原、湖海江河一樣，人世也永遠不會有完全的平等。 然而，人心會有不平，會有向往，會有憧憬。 于是，“俠客”誕生了，“俠義”的傳統形成了。 在不公的重壓下，紙上的俠客，如同一劑清涼散，帶給讀者的，是短暫的解脫。超人的武藝，高洁的情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為朋友兩肋插刀，諸如此類，實在美麗動人，讓讀者洞見到人性中清純的一面，更讓讀者感到人間自有正气在。 俠義精神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已成為中國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壯游在《國民新靈魂》一文中，認為“游俠魂”是中國國民之魂中的五大原質之一。他進一步分析俠義精神的內涵：“重然諾輕生死，一言不合拔劍而起，一發不中屠腹以謝，俠之相也；友難傷而國難忿，財權輕而國權重，俠之相也。” 吳小如則提出俠義傳統有三個特征：“一是有血性，有強烈的正義感和責任感；二是言行深得人心，有群眾基礎；三還要有超人武藝。”（見《說（三俠五義）》） 陳山將俠義傳統看作“中國民間社會獨具的完整的文化精神体系，就基本体看，它至少應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內容：對于社會公正、社會正義的朴素的政治愿望；以俠義為核心的民間社會的道德系統；敢說敢做、表里如一的人格精神。” 新派武俠小說都繼承了上述的俠義傳統，或者說，都將傳統的俠義精神重新發揚光大。這是它們之所以吸引現代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諾德·豪澤爾認為：“通俗藝術的目的是安撫，是使人們從痛苦中解脫出來而獲得自我滿足。”一位名叫“月湖漁隱”的民間文人在《七劍十三俠》的序中說： “于世風頹靡中得几個俠士，以平世間一切不平事。” 回顧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歷史，其間的痛苦、不平，可能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西方列強的征服、蹂躪，打破了五千年的平靜与和諧。祖國土地的被割据，民族尊嚴的喪失，上海租界公園門口“華人与狗不得入內”的招牌，曾深深地刺痛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這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然而，中國人卻被視作狗，甚至連狗都不如。就像一位詩人沉痛的吟詠： 中國中國你剪不斷也剃不掉， 你永遠哽在這里你是不治的胃病， ——蘆溝橋那年曾幻想它已痊愈。 中國中國你跟我開的玩笑不算小， 你是一個問題，懸在中國通的雪茄煙霧里。 他們說你已經喪失貞操服過量的安眠藥說你不名譽。 被人遺棄被人出賣侮辱被人強奸輪奸中國啊中國你逼我發狂。 當武俠小說中的俠客飛檐走壁、武功超群，一出手就撩倒一大片之類的景像頻頻出現，受盡西方霸權欺壓凌辱的中國百姓仿佛出了一口惡气；同時在中國武功的神秘幻覺中，享受著片刻的胜利者的喜悅。 七十年代以來，更有大量的香港武打電影，是以近現代中外沖突為背景的。由于武俠人物的精湛武藝、不屈不撓、精忠報國，大大緩解了長期在屈辱狀態中的中國人的心理重負。在如夢如幻的武藝演繹中，抒發的乃是現代的中國人的憤怒，以及恢复舊日光榮的夢想。 這可能顯得相當淺薄，甚至庸俗，但卻是最真實的群眾心理。 更為重要的是，西方的精神滲透造成了中國文化的衰敗，從觀念到生活方式，淹沒在“西化”的浪潮中。漸漸地，許多中國人遺忘了自己從何而來，當然也就不知道要往何處去。 大約從六十年代開始，詩人們開始緬怀起唐朝的江南，古典的蓮花，那等在水邊的容顏，……那清純的中國式的美感經驗。在古典意象的營造中，擺脫支离破碎的現實引致的無序和創痛。借著文字，借著武俠小說，許多人回到了中國，回到了詩意的中國，那失落了很久的，埋藏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中國。 而武俠的回歸則始于五十年代。金庸、梁羽生的小說出現在殖民地的香港，首先是在海外的華人圈中引起反響和熱愛。很多讀者都認為，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如同一座橋梁，在斷裂的河岸架起，使他們得以走到那失去了聯結的傳統。 越來越多黃皮膚的身体披上西裝，越來越多黃色的手指握著鋼筆，越來越多的好萊塢影片占据著黑色的眼珠，越來越多的人在西化的潮流下隨波逐流，越來越多的人漸漸喪失了自我的本性。 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帶來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那是一張張清新而健康的面孔，以及一顆顆純洁的心靈；那是綴著竹、梅、蓮、青山綠水、西湖太湖、天山、昆侖山、長白山等等景致的場面，是最中國最母親的山川；那是充滿著中國的音樂、技藝、色彩的空間，穿著漢服的男人与女人，生命開放如同陽光、花朵，散發的是俠義精神的芬芳。 在道德腐敗的年代，在唯利是圖的歲月，這些武俠作品告訴我們另一類原則，那就是俠義的原則，人之所成為人，不在于他的權勢或金錢，而在于他的精神、骨气。為了名譽，為了友情，為了國家，為了所有美好的信仰，人可以犧牲生命，而不能為了一己的私欲苟活于世界。人不應當瑣屑、怯懦、狡猾，而應該開朗、豪爽、真誠，堂堂正正，活出人的韻味來。 傳統文化的式微，國運衰敗，道德墮落，為武俠小說中的俠義傳統提供了一种被廣泛接受的契机。 當然，每一位作家在抒寫俠義傳統時，都會有不同的風格。梁羽生筆下的俠客，以及這些俠客所体現出來的俠之品格，無疑包含了上述俠義精神的共性，但也有他個人化的痕跡。 梁羽生特別強調“家國意識”。他大多數小說的背景都處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銳的時代，作為一名俠客，他首先要承擔的是拯救國家的責任，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那些俠客們總是風塵仆仆，東奔西走，或組織義軍，或劫取皇帝的貢物，或深入敵人的都城，刺取情報。 例如，張丹楓看穿父輩為一家一姓爭天下，不惜借助瓦刺的作法，是糊涂狹隘違反百姓利益的。在內憂外患的深重危机下，他憑著一身惊人武藝和滔滔辯才，肩負國家民族重任，奔波于塞北中原之間，屢建奇功。他胸有丘壑，卻從不矯情飾俗。亦狂亦俠真名士，能哭能歌邁俗流，活脫脫勾出人物的精神風貌。他善哭能飲，教人想起同樣善哭縱酒的魏晉名士阮籍，然而絕不似阮籍稽康的消极避世。他甘愿拋卻富貴榮華，把祖傳寶物地圖獻給于謙，以作捍衛國家的義兵軍餉。 這些俠客崇拜的人物是岳飛這樣的英雄。在有關宋代的几部小說如《武林天驕》、《聯劍風云錄》、《鳴嘀風云錄》等，幕后的大俠都是岳飛。正是他的精神，無形地鼓勵著那些活著的俠客前仆后繼，為收复失地、重揚國威而奮斗。岳飛的詩《滿江紅》成為這些作品的主旋律，起伏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北望中原，壯志昂揚。 然而，梁羽生畢竟受過近代思想的熏陶，他并沒有如歷史上的岳飛那樣，對于皇帝無條件地服從。在梁羽生的作品中，俠客的家國意識中絲毫沒有對于當朝政權的認同，他們所要捍衛、所要挽救的，乃是人民的國家，群眾的國家，而非皇權的國家，或權臣的國家。 在梁羽生看來，真正的俠客是不會与官府合作的，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根据是否為官府作事而對別人作出判斷，如果是為官府作事，就是“鷹爪孫”；如果沒有為官府作事，就可能是“俠義道”中人。這是民間的是非標准，將官府与江湖視作二元對立的雙方：官府是貪婪的，是陰險的，如現代人所說的政治是肮髒的；而江湖則是質朴的，健康的，富有人情味的。 梁羽生似乎沒有寫過一個好的官吏，也沒有寫過一個作官的俠客。官府總是陰森森的，而且，更為令人痛心的是，總是賣國求榮。執掌政權的人不珍惜自己的國家，反而是普通的百姓和江湖俠士，偶爾也有岳飛這樣的忠臣，為國家的命運耗盡心血。 這种民間的倫理觀念相當原始、單純，卻在道德淨化方面潛移默化地對于中國人起著無形的作用，也完全制約著梁羽生的寫作。當俠客們的民族主義熱情面對本民族政權的丑惡与他民族人民的無辜之時，那种以“官府”“江湖”對立為基礎的好坏觀念便油然而生。俠客們會宣稱：他們既不喜歡本民族的政權，也不喜歡他民族的政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雙方的人民。人民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安定的生活，而無論侵略或者投降，都帶給人民無窮的災難。 簡言之，梁羽生的俠客只是怀著為國家為人民這樣的簡洁的信念在行動。這樣的信念合乎大多數人的觀念，几乎已是公理。但是，在好、坏、官、民、漢族、异族等等因素之間，是否真的徑謂分明，是否真的可以用倫理意識去簡化它們之間的复雜關系呢？ 對于此類問題的缺乏深思，使得梁羽生的俠義傳統只是習俗性的民間道德觀念的再書寫，更使得他筆下的俠客形象大多顯得蒼白，感染力不強。他們在小說中晃來晃去，互相之間卻缺乏顯著的區分。如《鳴鏑風云錄》中的公孫璞、谷嘯風等人混在一起，給讀者的印象是一團模糊，可能看到最后，連誰是誰都分不清。 如果俠義精神只是一种教條性的信仰，而不和丰富的人性相結合，那么，就很難創造出有血有肉的俠客。 俠客也罷，別的什么也罷，首先都必須是一個人。他必須把自己看作一個人，別人也必須把他看作一個人，否則，他可能只是某些概念的載体，從而喪失了丰富的美學內涵。 根据自己理解的俠義原則，梁羽生將正邪、好坏區分得相當清楚。寫正面人物時，不允許出現有損于形象的描寫。例如，他曾談到《塞外奇俠傳》的寫作：“我在書中把這一段寫成飛紅巾的初戀，是幼稚的。叛徒押不盧被壓到最配角最配角的地位。最后女英雄揮短劍刃叛徒，大是大非，一清二楚。人物形象就站高了許多。”另一位女孩子任紅綃一听說戀人是金國的貴族，立即斬斷情絲，毫不留戀。這种塑造人物的模式是梁羽生慣用的，卻值得質疑。 真實的生存世界是否正邪分明？真實的人是否是定型化的，是英雄就一直是英雄？男女的情愛是否會完全受制于政治、道德的因素？這些我們都無法在梁羽生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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