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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年秋，１１５師在經營魯西的同時，逐漸把注意力轉向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地區。它北靠沂蒙山區，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華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脅津浦、隴海兩條成十字交叉的鐵路，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軍已控制鐵路，侵占了魯南的所有縣城，對魯南山區形成了四面包圍之勢。在層巒疊嶂的山區中，日偽軍、國民党部隊和封建地主武裝等犬牙交錯，各霸一方。 在魯南也有一支由共產党領導的武裝，叫“人民抗日義勇軍總隊”，是郭子化、張光中和何一萍等人創建起來的。 郭子化是中共蘇魯邊區特委書記。１９３７年他赴延安參加党的蘇區和白區會議回來后便醞釀建立抗日武裝，翌年春發動武裝起義。５月間，將沛縣、滕縣和嶧縣的武裝調至嶧縣集結，從李宗仁領導的國民党政府第５戰區取得“人民抗日義勇軍總隊”的番號，由中共蘇魯邊區特委委員張光中任總隊長、何一萍任政委。總隊曾多次破襲臨（城）棗（庄）鐵路，襲擊日軍小分隊和輜重隊。后來被秦啟榮、申憲武等頑軍包圍，于是就派人到泰萊山區向中共山東省委求援。７月間，省委率山東人民抗日游擊第４支隊（由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徂徠山起義的部隊組成，后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４支隊）兩個團到魯南，計划建立魯南根据地，因受地主武裝包圍不能立足而撤回到魯中。９月間，孤單弱小的人民抗日義勇軍總隊，只好接受當時對共產党態度較好的臨沂專員張里元部直轄４團的番號，困駐于棗庄東北的抱犢崮附近的車輞、大爐一帶，其發展受到极大限制。 １９３９年４月，國民党蘇魯戰區總司令于學忠率第５１軍、第５７軍約２万人，受蔣介石之命，由皖北進入魯中、魯南，駐扎于沂（山）、魯（山）、莒（縣）、日（照）、臨（沂）、費（縣）等重要山區。沈鴻烈為拉攏于學忠，作出了一個“防區划分”的決定。把山東縱隊的防區划在泰山、徂徠山以南，津浦路以東，滕縣以北，石萊（新泰縣西南角）以西的狹小山地，并規定：山東縱隊“除膠東、魯西各支隊仍在現地……以外，其魯南及膠濟路北各支隊應向前定地區集結，限５月１５日前到達。”顯然，沈鴻烈搞這個決定，是企圖依靠于學忠的力量來限制八路軍的發展，并且借以挑撥八路軍和于學忠部之間的關系。于是，八路軍在魯南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１９３９年６月，日軍２万人“掃蕩”魯中、魯南。在這次“掃蕩”中，秦啟榮的部隊和于學忠的部隊都遭到重大損失，這樣就為１１５師進入這一地區提供了机會。遠在陝西的毛澤東瞧准了這一机會。６月２１日，毛澤東及時致電集總，指出：在日軍“掃蕩”后，魯南（這里指大魯南，包括魯中地區）局面混亂，省府秦部及東北軍損失很大，我應趁此机會將１１５師師部及６８６團（和）蕭華（縱隊）一部開赴魯南，以鞏固魯南根据地，并應大放（即任命）縣長、區長，及在可能條件下放專員，以爭取政權。但是，７月間，中共山東分局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議，第１１５師指揮位置仍在魯西地區。８月１日，第１縱隊又致電１１５師，要求將６８６團調往魯南，于是６８６團立即由魯西出發，過南陽湖，進入鄒縣与滕縣邊界，９月初進入抱犢崮山區。 ８月上旬，１１５師机關從費縣南下，于９月１日到達大爐。陳光和羅榮桓率領少數參謀人員和兩個連仍留在泰西。從這時候開始，津浦路以東也有了八路軍的主力部隊。這次行動使得該師的活動范圍進一步擴大，同時對山東的日偽軍和國民党軍隊都產生了很大的震動，沈鴻烈排擠山東縱隊的企圖也就隨之而化為泡影。 ９月４日，八路軍集總致電１１５師，指出山東肥城周圍山區的活動范圍太小，不便于部隊的行動和進一步擴展力量，主力應轉移到泗（水）費（縣）臨（沂）地區。此時，第６８６團和師部已到達魯南，實際上需要轉移的只有陳光和羅榮桓及他們的隨行人員了。 接到集總的通知后，羅榮桓和陳光就著手准備向魯南轉移，可是，就在這時他們接到楊得志（當時他正率領冀魯豫支隊，這個支隊由１１５師的３４４旅一部組成，直屬八路軍總部指揮）和蘇魯豫支隊彭明治發來的電報，說（微山）湖西地區正在搞“肅托”，殺了許多人。 平靜的微山湖突然掀起了大浪。 八路軍內部出了“托匪” 羅榮桓接到這兩個電報，心里想，不好！共產党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紅軍時期，反“ＡＢ團”擴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紅軍优秀干部、戰士，造成了重大損失。當年，很多國民党出很高獎賞都沒有抓到的共產党員，最后卻慘死在自己戰友的槍口之下。這些事記憶猶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這套把戲。 “決不能讓歷史悲劇重演！”羅榮桓暗暗下了決心。 所謂“肅托”，即肅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蘇聯共產党中以托洛茨基為首的派別。３０年代在蘇聯曾開展了大規模的反托斗爭，許多人被當作托派而遭到殺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和康生從蘇聯一回國，便照搬蘇聯的模式，大肆鼓吹“肅托”。１９３８年１月，康生拋出《鏟除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幫》的長文，毫無根据地指責陳獨秀是接受日本特務机關津貼的漢奸，從而把肅托和反對漢奸相提并論。１９３８年８月，康生擔任中共情報部和中央社會部部長后，便直接掌管“肅托”大權，濫殺無辜，惡劣影響涉及全党，很多共產党員以“莫須有”的罪名慘遭殺害。 當時，廣大干部甚至許多領導“肅托”的人，其實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詞的含義。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從康生的小冊子里受到影響，把“托派”當成漢奸，或者如同１０年內戰時期的“ＡＢ團”、“改組派”那樣來理解。湖西的“肅托”，首先從區党委下屬的湖邊地委搞了起來。１９３９年８月，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誣指湖西干部學校的教員魏定遠為“托匪”。他施用殘酷的肉刑，逼迫魏定遠招認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單。不到兩個月，被關押的党員和干部已達數百人。因為“托派”從性質上講同漢奸是一樣的，既然是漢奸，那就是中國人民的公敵，當時的情況怎么能讓人民公敵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長的時間里，就有約３００人被無辜殺害。 湖西地區處于微山湖以西的蘇、魯、豫、皖４省邊界，緊靠津浦、隴海兩條鐵路干線，逼近戰略要地徐州，是連接華北与華中兩大戰略區的紐帶。抗日戰爭一開始，湖西人民就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并于１９３８年五六月間成立了人民抗日義勇軍第２總隊（當時總隊長是李貞乾，政委是王文彬，后為郭影秋），后改稱八路軍山東縱隊挺進支隊，為開創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的貢獻。１９３８年１２月，由１１５師第６８５團改編的蘇魯支隊到達湖西，和山東縱隊挺進支隊合編為蘇魯豫支隊，接連打了几個胜仗，粉碎了４０００多日偽軍對湖西的第一次“掃蕩”，受到了湖西群眾的熱情歡迎。与抗日義勇軍第２總隊合編后，部隊迅速發展壯大，共有第１、２、３、４大隊和游擊７大隊及獨立大隊等下屬單位，曾發展到８０００余人。 １９３９年５月間，遵照中央要蘇魯豫支隊向隴海路以南發展的指示，支隊長彭明治率領支隊部和第２、３大隊及獨立大隊，支隊政委吳法憲率領第１大隊和第７大隊一部，分別進到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東地區活動。第４大隊由副支隊長兼大隊長梁興初和支隊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鳳鳴率領，留在湖西地區活動。蘇魯豫支隊的這３支隊伍，分別處在津浦路和隴海路十字交叉點徐州的西北、西南和東南角（第６８６團則進入徐州的東北角），南聯彭雪楓縱隊，西接冀魯豫支隊，共產党所領導的抗日隊伍的活動范圍是越來越廣了，按這樣的情況看，這里的抗日形勢是一派大好。然而，到１９３９年８月間，湖西地區突然掀起了“肅托” 的狂風惡浪。 王須仁搞“肅托”，得到當時兼任湖西區軍政委員會主席王鳳鳴的支持。二王又挾持蘇魯豫區党委書記同意他們的行動。于是，他們刑訊逼供，誘供，串供，然后再依据這些不确實的口供抓人，如此惡性循環，“托派”是越肅越多。 “肅托”像瘟疫一樣，很快蔓延到湖西區党委，許多領導干部被關押。區党委宣傳部長馬霄鵬、統戰部長王文彬、軍事部長張如、社會部長趙万慶等大批优秀干部被殺害。二王草菅人命，不僅不向山東分局和１１５師報告，而且還嫌當地“托派”的人數不夠，“肅”起來不過癮，于是向冀魯豫支隊楊得志發報，說在冀魯豫支隊活動的魯西南地區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楊得志將該地區的“托派”抓起來，送到湖西地區處理。楊得志一面向上級反映，一面回電嚴詞拒絕。不久，楊得志率領部隊路過湖西，听說他們仍在殺人，又當面對王鳳鳴和大隊長梁興初說：“你們殺人有沒有請示報告？這樣搞不行。”王鳳鳴對此置若罔聞。而梁興初當時剛從隴海路南回來，不了解“肅托”的情況。他听了楊得志的意見后，表示同意，并向王鳳鳴提出意見。王不但不听，反而說有人供出梁興初与徐州的敵人有密切聯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興初也抓了起來。此例一開，４大隊的“托匪”一個個被“揪”了出來。很多營連干部被投進監獄，這些人大都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 听說梁興初被關起來后，蘇魯豫支隊長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對王鳳鳴搞的“肅托”表示反對，不同意逮捕梁興初。王鳳鳴不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明治。彭明治無力扭轉王鳳鳴造成的險惡局面，只得發報向羅榮桓和陳光反映。 羅榮桓接到報告后，立即向湖西發報制止，同時說明將親自到湖西了解情況。見到羅榮桓的電報后，王鳳鳴慌了手腳。他一面不得不派偵察科長到湖東偵察敵情，准備迎接羅榮桓的到來；一面又伙同王須仁繼續編造口供，抓人殺人，企圖讓羅榮桓承認他們制造的既成事實。 被關押的干部很快認識到這是一起大冤案。山東縱隊挺進支隊副支隊長李發原，是紅２５軍干部，內戰時期見識過“肅反”擴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斃，設法逃出了虎口，并向山東分局作了報告。區党委巡視團主任張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回來。一些逃脫不掉的干部也千方百計地向上級報告情況。被關押的區党委組織部長郝中士等，在一個紙煙盒子的背面，給山東分局和１１５師首長寫了一封信，報告湖西“肅托”的情況，然后把這封信交給同監的一個小販，托他釋放后交給共產党的地下交通站，再轉到分局和師部。羅榮桓赶到湖西時，收到了這封信。共產党的地下交通站，把共產党監獄內犯人的信交給共產党的机關，這在中國革命史上恐怕是极為少見的。 “肅托”在繼續蔓延。那位去湖東的偵察科長回來后也被投進了牢房。牢房設在一座地主宅院內，几間陰暗潮濕的房內，關了許多重要人員。除了上述人員以外，還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裝最早的領導人李貞乾、魯西南地委書記戴曉東……他們的許多戰友已經慘遭殺害，而他們自己的生命已是朝不保夕。可這位偵察科長卻帶來了好消息，他告訴大家： “羅榮桓政委要來了！” 陰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躍起來。“有救了，有救了！”人們交換著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轉向窗戶，盼望看到羅榮桓的身影；夜晚，大家都在側耳傾听，想听出有沒有羅榮桓到來的馬蹄聲。人們都在默默念著羅榮桓的名字，心里想著：“羅政委，你快來吧！” 羅榮桓比他們更急。在被關押的人盼望他到湖西的時候，羅榮桓一行正馬不停蹄地向湖西赶來。對于羅榮桓來說，時間就是生命，多爭取一點時間，就等于多為革命挽回一些損失。羅榮桓親自听取偵察員的報告，了解敵情，決定具体的行軍路線。在行軍途中，他們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提高行軍速度。 羅榮桓騎在馬上，腦子中閃過一個個畫面：抓“ＡＢ團”，“肅反”擴大化……有多少共產党的优秀干部被慘遭殺害，革命遭到了多么重大的損失！人們已飽嘗了因過火的政治斗爭而造成的巨大痛苦，為什么現在還有人重蹈覆轍呢？ 為了路上的安全，應付意外事件，羅榮桓帶了一部分部隊同行。他們首先在滕縣与薛城之間迅速穿過了津浦鐵路，到達微山湖東岸。第４大隊的第２營營長江燮元，率領部隊過湖來迎接羅榮桓。他們見面后，羅榮桓就問江燮元：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會是托派呢？”江燮元不解地問。 羅榮桓接著說：“許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來了嗎？” 羅榮桓一句話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開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團。江燮元向羅榮桓匯報了湖西“肅托”后的嚴重局勢。羅榮桓考慮到湖西的情況，就叮囑說：“你們暫留在湖東吧，不要回去了。王鳳鳴也會把你們抓起來的，我們去處理這件事。” 江燮元及其所率部隊就留在了湖東。羅榮桓一行渡過微山湖便直奔單縣，到達第４大隊駐地附近后，為了避免發生不測事件，他們先住進了一個小村子里，隨即派朱滌新去通知王鳳鳴和區党委書記兩人來匯報，并把所帶的干部分為兩組，立即深入下去，訪問群眾、干部和被害人員家屬，調查事件的真相。 在羅榮桓及其隨行人員住的村子里，到處都貼著題為《為肅托的初步胜利告蘇魯豫群眾書》的油印傳單。羅榮桓看了王鳳鳴編造的謊言，憤憤地說：“把党組織搞垮了，大批的党員干部被殺掉了，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戰士人人自危，還說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徹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樣子！” 按照事先安排，郭洪濤与區党委書記談，羅榮桓和王鳳鳴談。 王鳳鳴一跨進門檻，就看到羅榮桓政委緊皺雙眉，狠狠地盯著他。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緊低下了腦袋。他手里拿著一疊事先赶出來的材料，但假的就是假的，匯報漏洞百出。平時非常耐心，總是讓人把話說完的羅榮桓，這次實在沒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斷王鳳鳴的話，單刀直入地問： “你為什么把梁興初抓起來？” “他是托派，和徐州敵人有勾結。”王鳳鳴硬著頭皮回答。 “有什么證据？”羅榮桓追問。 王鳳鳴舉起手里的材料：“有別人的口供。” “這口供是怎樣弄出來的？”羅榮桓更加嚴肅起來，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鳳鳴回答就進一步追問： “你打人了沒有？有沒有逼供？有沒有用刑？” 這一連串的提問，好像連珠炮，王鳳鳴終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認用了刑罰。 “用刑罰逼出來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別人的歷史你不了解，梁興初的情況你還不知道嗎？他爬過雪山，走過草地，身上負了十几次傷，怎么會成為反革命？！” 王鳳鳴還想狡辯，羅榮桓拍案而起，厲聲責問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殺了那么多人，既不請示，又不報告。你無法無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帶著部隊來，我看你也會把我抓起來的。” 在羅榮桓義正辭嚴的斥責聲中，在湖西地區專橫跋扈的王鳳鳴，此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軟在椅子上。 原先對王鳳鳴唯命是從的區党委書記，經過郭洪濤的談話，悔恨交加，意識到自己鑄成了大錯。羅榮桓同他談話時說：“你們應當分析一下嘛！區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我听六支隊的段君毅同志說，他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曾經當過北平學聯的宣傳部長，他和張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裝，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們是托派，能這樣干嗎？” 在牢房里似饑若渴的“犯人”們，從窗戶看到外面有一些過去從未見過的干部，都估計：可能是羅政委的人已經到了。大家為很快就要被解救而感到歡欣鼓舞。然而，住在單人牢房的蘇魯豫支隊獨立大隊政委郭影秋，并不知道羅榮桓的到來。前几天審訊者拿著一張紙在郭面前搖晃，說這是山東分局來的電報，電報里說，郭子化（當時是山東分局的統戰部長，建國后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已經交代自己是托派了，而且供出郭影秋是托派。郭影秋只好說：“我是由郭子化介紹入党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也只好承認我也是。”郭影秋被押回來后，越想越不對頭，又翻了供，于是被關進了單人牢房。就在羅榮桓到達的這一天上午，王須仁再次提審郭影秋，因取不到口供，當著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運干事陳景文打死，并气急敗坏地威脅郭影秋說： “如果再不承認，就將和陳景文同樣下場！” 當時，郭影秋并不知道，這是王須仁的垂死掙扎，更不知道這正是羅榮桓即將來解救他們之時。 在陳景文死后不到几小時，郭影秋被帶到一個四合院的西屋內。他抬頭一看，對面桌后坐著几個他不認識的人。 中間坐著的那個人招呼郭影秋坐下后，問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認為肅托怎么樣？” “我認為肅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當時條件的限制，只能這樣回答。 “是誰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會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東分局自首，承認自己是托匪，而且還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還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審訊我的人說是分局來了電報。” “豈有此理！”坐在中間那人气憤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來說：“郭影秋同志，我不是來審訊你的。分局根本沒有發過那樣的電報，郭子化同志也從來沒有自首過，這完全是捏造！”他走到郭影秋面前自我介紹說： “我是羅榮桓。”他又指指身旁的兩位干部說：“這位是張經武同志，這位是郭洪濤同志。郭子化同志也來了，你等一會就會見到他。” 羅榮桓命令立即釋放郭影秋。 郭影秋一听，淚落如雨，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是的，如果羅榮桓再晚來一會儿，他就有可能會不明不白地死去，臨死之前，他還會認為是郭子化害了他。現在真相大白，自己的上級，口口聲聲地說自己是真正的共產党員，居然會拿假電報來誘使他承認是“托匪”，真是人心難測啊！ 后來郭影秋回憶道：“羅榮桓同志再晚來４小時，我和李貞乾、郝中士、梁興初几位同志，也就被拉出去槍斃了。羅榮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后，所謂的‘肅托’斗爭才被制止。” 經過与郭影秋這次談話，羅榮桓和郭洪濤、張經武一致認為，已經沒有必要逐一進行甄別了。羅榮桓決定快刀斬亂麻，無條件釋放一切被關押的同志，讓他們返回原崗位，恢复工作。 接著，羅榮桓等又去看望了被囚禁的梁興初和李貞乾。 衣衫襤褸、傷痕累累的梁興初，看到羅政委走進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緊緊抓住羅榮桓的手，泣不成聲地說： “羅政委啊，您再晚來一步，我們就見不到您了！” 羅榮桓攙扶他坐下，仔細察看他的刑傷，极為憤慨地說： “這簡直是犯罪！” 羅榮桓又向梁興初問了一些情況，勉勵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羅榮桓等人又去看望了李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個，受刑后一直臥在地舖上。羅榮桓進去時，他掙扎著要坐起來，羅榮桓赶緊迎上前去，隨行人員介紹說：“這就是羅政委！”李貞乾沒有見過羅榮桓，目光中還有一絲疑慮。羅榮桓立即安慰他說：“李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一位好同志。為了開辟湖西根据地，你和區党委的同志做了許多工作，党是知道的。” 李貞乾听到這暖人肺腑的話，熱淚奪眶而出。羅榮桓隨即派人將李貞乾轉送到衛生隊，并再三囑咐，要細心護理，精心治療。 羅榮桓的到來，使得湖西的几百名“囚犯”一下子獲得了自由，這就好像春潮沖破冰封，仿佛黑夜突見光明，長時間籠罩在湖西上空的烏云被驅散了，人們很難掩飾內心的激動。 隨后，羅榮桓和郭洪濤召集被釋放的同志開會。面對著一雙雙熱淚盈眶的眼睛，羅榮桓親切地說： “同志們，你們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中共山東分局和１１５師向你們表示慰問！慰問受冤枉的同志，慰問無辜受害者的家屬！” 此時此刻，人們听到這些話，就再也控制不住各自的感情，會場上響起了一片激動的哭聲。這哭聲是發自對党的感激，是失去親人后的悲痛，是對劊子手的憤恨。 羅榮桓的眼睛也濕潤了。這時他更感覺到對不起這些受害的同志。他在想，由于自己隊伍中某些人的行為，給這么多人帶來了痛苦，給党造成了這么大的損失。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再复生了，但這一事件給生者心靈上帶來的創傷不知需要用多長時間才能彌補。羅榮桓有一种負疚感，他恨自己對這件事了解得太晚了，恨在自己責任能夠涉及到的范圍內竟會發生這樣的事。他低下頭沉思了一會儿，接著講： “這不僅是哪一個同志的不幸，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慘痛的教訓。這是我們党的嚴重過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肅托”的嚴重錯誤，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戰斗力，損害了我党我軍与群眾之間的魚水關系。他號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工作，盡快地挽回這一事件給党造成的嚴重損失。他要求受冤枉的同志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積极幫助党組織把問題搞清楚。 “肅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眾得到了解救，可是身為領導的羅榮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時，遇到了在第４大隊一營當組織干事的陳忠梅。陳是１９２９年后參加革命的紅小鬼，曾在羅榮桓領導的第一軍團政治部工作過。如果是在別的場合，羅榮桓見到他一定會親熱地談一會。可是此時此刻，羅榮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見到陳忠梅就表情嚴肅地說：“小鬼呀，你還記得打‘ＡＢ團’的教訓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錯誤呀！” 這一事件為什么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教訓是什么？我們党內為什么總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羅榮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苦苦地思索著。 在這一段時間內，羅榮桓腦海中總是浮現出紅軍時期肅“ＡＢ團”的運動。紅軍總前委對敵情估計錯誤，在紅軍中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肅反斗爭，結果造成了亂捕亂殺現象。羅榮桓還清楚地記得，他當時任紅４軍政委，一位年僅十几歲的小戰士也被打成了“ＡＢ團”，原因是他給被打成“ＡＢ團”的人買了酒和花生米，最后是羅榮桓救了這個小戰士。當時有人說１２師師長蕭克也有“ＡＢ團”的嫌疑，准備抓起來，是羅榮桓保護了他。另外，還有一個羅榮桓“刀下留人”的故事。 事情是這樣的。一天紅４軍政治部通知說１２師的宣傳隊長和一個宣傳員是“ＡＢ團”，于是，師里立即將這兩個人逮捕。提審時，這兩個人不承認，一用刑，承認了，又供出十几個人。再抓，再打，再審，這十几個人又供出几十人，不到兩個月，這個師抓了１００多人。當時規定，捕人由各團決定，殺人由各師党委決定，不須向軍党委和總前委請示報告。 １２師准備殺几十人。 就在准備動手的那一天早晨，１２師領導感到殺這么多人有問題，蕭克便騎馬到軍部向羅榮桓政委請示。羅榮桓和紅四軍軍委秘書長黃益善接待了他，听了他的匯報。羅榮桓當即明确答复：“不能殺那么多人。”听了羅榮桓的意見，蕭克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３０多人。從此，“羅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紅軍許多部隊中流傳開來。 過去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先把“肅托”的事處理好吧。羅榮桓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羅榮桓一到湖西，就開始注意到王須仁這個人。他整天弓著腰，顯出一副謙卑的樣子，兩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滿是絡腮胡子的臉上，加上一副眼鏡擋在前面，很難看清他那詭秘的眼神。羅榮桓來了以后，王須仁很少拋頭露面，話也不多，似乎并無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須仁的大量駭人听聞的嚴重罪行。羅榮桓初步了解情況后，便很尖銳地向區党委書記指出：“現在可能是這种情況：好人犧牲了，坏人卻在逍遙法外。” 羅榮桓指示保衛部進行調查：原來王須仁是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物。据說在抗戰前，他在北平讀書時入過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戰后，他与北平流亡學生一起到了山東，先在韓复矩的部隊和第５戰區第２游擊司令部干了一段時間，后來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裝抗日義勇隊第２總隊。起初，２總隊政委王文彬感到這個人來歷不明，就沒有讓他帶兵，叫他在政治部當軍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見他搞刑訊逼供，便不讓他管審訊，分配他到湖邊地委當組織部長。 隨后，羅榮桓決定解除王須仁的職務，并交保衛部進一步審查。不久，王須仁感到自己的罪孽太重，就畏罪自殺了。 至于王鳳鳴，由于他很年輕，又經過長征，羅榮桓當時認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錯誤。羅榮桓在對他進行嚴肅批評后，將他調离湖西，分配到６８６團當團長。后來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思考，羅榮桓認為這樣處理太輕了，就与陳光商量，准備撤銷王鳳鳴的職務。于是，在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羅榮桓和陳光在關于１１５師干部配備問題給八路軍總部和中央的電報中提出：“王鳳鳴因肅托錯誤嚴重，擬撤銷工作調回政治部，在部隊內開展深入斗爭。” １９４１年２月，中央根据王鳳鳴所犯下的罪行，決定判處他徒刑。這一決定轉到山東時，已是夏天。羅榮桓即以他和陳光的名義（据當時在１１５師師部任秘書的武清錄回憶，此時陳光去養病，不在師部）打電報給中央，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同時將王鳳鳴叫回師部，向他宣布了開除党籍、調到師部机關做行政管理工作的決定。羅榮桓之所以沒有立即宣布要判處王鳳鳴的徒刑，主要意圖是先穩住他，打算隨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對他執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風聲，還是王鳳鳴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連夜逃跑投敵，當了漢奸。 王鳳鳴逃跑后，羅榮桓立即以陳光和他自己的名義報告中央，“我們對王鳳鳴有遷就姑息。這個錯誤我（榮桓）負責任，請求中央給予批評和處分。”王逃走的第２天，羅榮桓在師的政工會議上講話，又就此作了公開的自我批評。羅榮桓的自我批評也确實符合實際。他一貫是与人為善的，總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計，尊重干部的自覺性。但在對湖西“肅托”事件的處理上，則表現為對王鳳鳴這樣的人過于相信。 但是，王鳳鳴作為一名軍人，也爬過雪山，走過草地。他之所以能成為共產党軍隊中的一名中級干部，說明他也曾為革命作出過一定的貢獻。他后來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軍的事情來，是階級報复，是私欲膨脹，還是由他的本性所決定的，人們沒有完全搞明白。對于王鳳鳴這樣集戰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處理起來是非常困難的，這就難怪羅榮桓會產生失誤。 王鳳鳴所在的４大隊隸屬于蘇魯豫支隊。“肅托”事件發生后，支隊政委吳法憲沒有露面。羅榮桓到湖西后便打電報，叫吳法憲迅速從隴海路南到湖西來，但吳行動遲緩。羅榮桓嚴肅地責問道： “你是支隊政委，湖西發生了這樣嚴重的問題，你為什么不來處理？” “王鳳鳴把梁興初都抓起來了，我來也處理不了。”吳法憲說。 其實，吳法憲是怕王鳳鳴把他也給抓起來。 對于吳的膽小和失職行為，羅榮桓進行了嚴肅批評，報請上級批准后，將吳法憲作降職使用，由支隊政委改任支隊政治部主任。 羅榮桓以果斷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區党委和湖西各縣縣委陸續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戰形勢逐步好轉。在湖西被羅榮桓營救的干部，后來許多人擔任了各級領導職務。羅榮桓處理湖西事件的歷史功績，永遠銘記在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羅榮桓經常以此為鑒，教育干部嚴格掌握党的鋤奸政策，在１１５師机關和部隊中，從此再未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１９４０年，魯南的第３地委曾開了一個７０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單，并在費縣抓了２人。當時駐在魯南地區的羅榮桓發現后，立即對地委負責人說：“這個名單有沒有根据呀？這是很嚴肅的事，不能盲目地搞。”根据羅榮桓的意見，魯南的“肅托”運動很快就被制止了。 １９４１年，１１５師師部進駐濱海區。一天，羅榮桓听說山東縱隊第２旅奉命在搞“肅托”，抓了几十個人。他立即對旅長鄧繼先、政委江華說：“此事應當慎重。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孫繼先和江華按羅榮桓的指示，立即將被捕的７２人全部釋放。 山東的“肅托”，直到１９４２年４月，劉少奇來山東檢查工作后，才完全被制止。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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