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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山東八路軍軍政領導和作戰指揮問題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山東共產党武裝在作戰指揮上存在的問題得到部分解決，但是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劉少奇在山東檢查工作時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是治標不治本。問題的關鍵是，山東還沒有形成統一領導。山東縱隊和１１５師兩個軍政委員會合并為山東軍政委員會，确定羅榮桓為書記，但在這個委員會中，每人各管一攤，工作上沒有形成合力，在領導上也沒有真正形成核心。 １９４２年冬季，在陝北延安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澤東在苦苦地思考著一個問題。 同一時間，在太行山脈的一個小村庄里，身為八路軍副總司令的彭德怀，也在苦苦地思考著同樣一個問題。 事出有因，山東共產党抗日武裝的領導問題，還沒有得到完全解決。 山東的八路軍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即山東縱隊和１１５師。主要領導只能有一位，是用山東縱隊的人呢？還是用１１５師的人呢？弄不好，會加深兩支部隊之間的矛盾。 不管是用１１５師的人，還是用山東縱隊的人，其實候選人也就是那么几位。 陳光，是一員虎將，辦事干練，作戰勇敢，在紅軍的１０年中，他從一位連長一直成長為紅一方面軍的代理軍團長，這也足以說明了他的出眾的軍事指揮才能，但他群眾工作經驗不足，有時听不進他人的意見…… 朱瑞，是軍事指揮人員出身，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克拉辛炮兵學校學習，回國后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司令部科長，后來改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教員。從此就一直從事政治工作，有較丰富的群眾工作經驗，為山東抗日根据地的建設和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其軍事指揮才能未能得到真正的檢驗…… 羅榮桓，辦事穩妥，善于處理各种矛盾和關系，團結他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經驗，現正在負責山東的軍事指揮工作，抗戰以來的作戰經歷鍛煉了他的軍事指揮才能，但主管山東軍事工作的時間并不是很長。 黎玉？…… 毛澤東思前想后，最后把候選人集中到兩個人身上，即羅榮桓和陳光。這兩人都是八路軍主力部隊的領導，都一直戰斗在抗日的最前線，都具備丰富的作戰經驗，是八路軍中少數有才干的指揮人員中的兩位，但兩人中只能以一位為主。早在１９３７年３月林彪負傷時，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就１１５師代師長的問題產生過分歧，只是由于當時時間緊迫，總部又先于中央軍委作出了決定，陳光便成為１１５師的代師長。１９４２年夏季，劉少奇從山東返回延安后，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山東的情況。毛澤東等人感到解決山東班子問題的緊迫性，定下了盡快調整山東領導班子的決心。 在定下決心之前，毛澤東曾就此事征求了在延安的楊勇等人的意見，并与彭德怀進行了反复磋商。也許還征求了當時正在重慶与國民党進行談判的林彪的意見，最后決定把羅榮桓作為山東共產党抗日武裝力量的最高領導人。 羅榮桓得知這一任命時，不但沒有激動，反而覺得自己不适合擔任這一職務。 原來，羅榮桓在組織甲子山戰斗時，因操勞過度，身患重病。在此之前，羅榮桓就患有很重的痔瘡，經常便血，有時甚至大量出血，身体漸感虛弱。醫生一再勸他注意休息，但身為重要領導人，哪里能閒得住。他從師部赶到甲子山前線的那天，快馬加鞭跑了大半天，路上沒顧得上吃飯、喝水，到前線又夜以繼日地指揮戰斗。打下甲子山后回到師部，接著開會總結，一連十几天，沒有得到很好的休息。這時，羅榮桓就感到腰酸腿痛，但他認為是疲勞的緣故，一開始沒有在意。 有一天晚上，羅榮桓出來解手，林月琴替他打著手電筒。那天大雪剛過，林月琴突然發現雪地上一片紅色，她吃惊不小，赶忙去請醫生。醫生拿來瓶子，讓羅榮桓留了一些尿，尿的顏色仍然是紅的，還可以看到血塊。衛生部的領導人谷廣善聞訊赶來，勸羅榮桓臥床休息，停止吃辣椒，并服用一种名叫“大健凰”的消炎藥片。當時，在缺醫少藥的敵后，這就是最好的藥了。 服藥、停吃辣椒，羅榮桓都做到了，只是臥床休息卻難以照辦。他的工作太多了，要出席甲子山戰斗的總結會。他安慰大家說：“我的病不要緊，只是腰有些疼，過兩三天就會好的。”可是，兩三天過去了，羅榮桓仍然天天尿血，一直持續了一個多月。人那能經得住這樣折騰，沒過多長時間，羅榮桓的眼窩就凹陷下去了，臉色焦黃、身体也消瘦了許多。但羅榮桓每天照樣批閱文電，凡是需要他參加的會議，他總是堅持參加。在行軍轉移時，羅榮桓体力不支，不得不听從人們的勸告，上了擔架。 共產党領導人生病后的專用運輸工具，羅榮桓也用上了。 有一天，他与抬擔架的戰士們拉起家常，抬擔架的是從“老六團”（即６８６團）來的，有的還當過紅軍戰士，他馬上掙扎著起來，非要從擔架上下來不可。他對大家說：“你們都是部隊的骨干，可以以一當十，你們几個人就等于一個連的戰斗力，你們赶快回去參加戰斗，我還是騎馬。”于是，他強撐著騎上馬，堅持到達了目的地。 羅榮桓的病情越來越重，在那种缺醫少藥的情況下，他不得不想到最坏結果。１９４３年１月間，他抱病寫成了《堅持我們的邊沿游擊區》一文。文章開頭就寫道： “接近胜利的難關，拂曉前的黑暗，是要我們用最大努力才能渡過和克服的。” 這段話，既是對廣大抗日干部和八路軍指戰員的激勵，也是他的自勉。他打算忍受病痛，盡力堅持下去。 根据羅榮桓的身体狀況，朱瑞、陳光和肖華等人商量后，決定向中央報告。 就在這時，中央有關羅榮桓的任命也下來了。 羅榮桓擔心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就在３月１１日致電中央，要求准許他休養半年。 毛澤東的決心已下，并考慮到如再調整，對工作不利。１２日，毛澤東和朱德迅速复電： “你的病如果還不是很嚴重，暫時很難休息。” 從复電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澤東對羅榮桓的信任，羅榮桓不但要干，而且還要干好。 同時，根据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的關系的決定》精神，決定在山東抗日根据地實行党的一元化領導，成立新的山東軍區，任命羅榮桓為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１１５師政委兼代師長。這一任命，使羅榮桓成為山東共產党抗日武裝的領導核心。 羅榮桓集山東八路軍軍政于一身，權威有了，責任也更重了。 抗日戰爭時期，共產党在敵后斗爭的主要內容就是軍事斗爭。中央調整山東軍事領導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改變山東共產党軍事斗爭的局面。 實踐是檢驗一個人的試金石。羅榮桓在山東４年多來的工作，充分證明了他貫徹執行中共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的堅定性，也充分表現了他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善于團結干部的优良作風。羅榮桓的工作得到了中央軍委的肯定，特別是毛澤東的肯定，也得到了八路軍總部彭德怀的認可。正因為如此，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几經考慮后，才決定在山東的軍事指揮上，委羅榮桓以統一領導的重任。 對于羅榮桓的為人，他的老搭檔陳光最有發言權。山東軍事領導班子調整后，陳光奉命赴延安參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臨行前，他誠懇、坦率地對身邊工作的戰友們說：“几年來的實踐證明，羅榮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們今后在他的領導下，搞好團結，好好工作。” 中央的決定已不可能再更改了，羅榮桓自然也就不再提休養的事。他忍受著病痛，挑起了領導山東共產党抗日武裝的重任。 山東的統一領導問題解決后，為了便于羅榮桓開展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山東分局部分人員的工作進行了調整，決定調陳光和朱瑞到延安党校學習。 １９４３年３月，遵照党中央的決定，陳光調离１１５師，到延安學習并參加党的七大。這樣陳光就离開了他工作了１５個年頭的老部隊，离開了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戰友。 在１１５師，与陳光共事最長的人當然是羅榮桓。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來，他們已經在一起工作了５年。羅榮桓對這位并肩戰斗的老戰友，有著深厚的友誼。他很了解陳光，認為陳光作戰勇敢，指揮果斷，治軍嚴格，性格直爽。陳光也有自己的缺點，比如也有驕傲、急躁、固執等毛病。在工作中，羅榮桓很尊重陳光，特別是在作戰指揮上，總是支持陳光的正确決定。對陳光的缺點，他也常作誠懇的交談，善意地提出批評。陳光要調走，羅榮桓依依不舍。他們二人雖然也有過分歧，但更多的是多年結下的友誼。 由于當時處在极為艱苦的戰爭環境中，陳光調延安學習和參加党的七大的事還是嚴格保密的，因此，不能組織歡送活動。但對陳光回延安的各种保護性措施，羅榮桓還是進行了精心安排。他選派了１１名精干人員，護送陳光及其夫人史瑞楚和儿子東海回延安。他還給魯南軍區司令員張光中交待，要他保證陳光安全通過鐵路封鎖線。１１５師政治部主任梁必業到駐地同隨行人員開會，把他們組成臨時党支部，指定史瑞楚為支部書記，規定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保證陳光路上的安全。 臨出發前，陳光和史瑞楚將衣物、文件等都作了清理，全部換上便衣。史瑞楚打扮成農村婦女模樣，把頭發挽成髻，騎一頭毛驢。挑夫一頭挑著衣物，一頭挑著放在筐里剛滿兩周歲的陳東海。 陳光心情非常沉重，他太舍不得离開１１５師這個老部隊了。從１９２８年初湘南暴動后參加紅軍起，除１９３６年到紅軍大學學習半年外，他從未离開過這支英雄的部隊。他在這支部隊中經歷了大小百余次戰斗，１０次負傷。他在這支部隊中，從一個普通的農民，鍛煉成長為中國共產党的一名高級指揮員。在這支部隊里，還有他多年并肩戰斗、同生死共患難的老戰友。 陳光一行于４月中旬從莒縣的胡子村出發，一路向西北行進。他們經過湖西、冀魯豫、冀南軍區，越過津浦、平漢鐵路封鎖線，于８月到達位于太行山區的八路軍總部。在那里休息了半個多月，遂同党的七大代表羅瑞卿、劉志堅、薄一波于１０中旬到達延安。 １９４４年５月，陳光所在的中央党校一部党小組，通過了《對陳光同志的歷史總結》。在這個總結中，對陳光過去的工作進行了公正的評价： “陳光同志自農民出身，領導濟南戰爭始到現在，已成為我党有數的軍事人才之一，亦看出他一貫忠心耿耿，為党為階級事業虛心學習、聯系群眾的优良品質。在指揮作戰中，机智英勇，曾創造出不少有名的戰斗范例……” 陳光走了，离開了他魂系夢繞的１１５師。他一生中最光輝的時期也到此為止。 陳光是１１５師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在全國有影響的共產党著名抗日將領之一。陳光离開山東后，直到他去世，再也沒有回到過這里。１９４５年大反攻的時候，本來他要同林彪一起回到山東的，但因后來中央決定調山東八路軍的主要力量去東北，林彪改道從河南直接去了滿洲。陳光与羅榮桓再見面的時候，已是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底，地點是沈陽。 山東八路軍統一領導問題解決后，羅榮桓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一把手。新官上任三把火，當時的工作千頭万緒，第一把火該“燒”什么呢？ 羅榮桓認為，搞好精兵簡政是當務之急。 還是在１９４２年，山東八路軍各部隊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兩次進行精兵簡政。然而由于存在兩個指揮系統，精簡并不徹底。因此，在實行了一元化領導之后，又進行了第三次比較徹底的精簡整編。精簡整編工作的中心，主要是解決主力部隊地方化為重點的統一軍事領導問題。 １９４３年３月８日，召開了山東軍區机關干部大會，進行了關于精簡机构和統一領導的動員。隨后，原山東軍區（即山東縱隊）与１１５師的各直屬机關即實行合并，改為新的山東軍區。以當時的分局机關為基礎，成立了分局委員會辦公廳，同司令部合并為一個行政管理單位。羅榮桓、朱瑞、黎玉等領導人均在一起辦公。 主力部隊全部地方化后，新的山東軍區管轄魯南、魯中、膠東、清河、冀魯邊、濱海６個軍區。各軍區共轄１６個軍分區。１３個兵員充實、領導堅強的主力團，分屬各軍區（濱海：４團、６團、１３團；魯中：１團、２團、４團；膠東：１３團、１４團、１６團；魯南：３團、５團；清河：直屬團；山東軍區直轄特務團）。其余部隊分別編為軍分區、縣、區地方武裝。 按照新老干部相結合的原則，經過慎重考慮，羅榮桓提出了各區主要領導干部配備方案。３月１１日，經中央書記處复電批准，以后又在４至９月作了調整。 山東軍區各區的主要領導干部是： 膠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區党委書記兼政委林浩；冀魯邊軍區司令員黃驊，區党委書記兼政委王卓如；清河軍區司令員楊國夫，區党委書記兼政委景曉村；魯中軍區司令員王建安，區党委書記兼政委羅舜初；魯南軍區司令員張光中，區党委書記兼政委王麓水；濱海軍區司令員陳士矩，區党委書記兼政委符竹庭。 精簡整編時，羅榮桓特別注意處理好兩支部隊的關系。在領導班子的配備上，盡可能做到一視同仁，不分親疏。在干部的使用上，搞五湖四海，堅持任人唯賢。羅榮桓認為，特別是任人唯賢這一點，在戰爭時期更為重要。如果只是根据關系的親疏，或是為了照顧一些人的面子，把一些能力低下的人推上某一領導崗位，最后將會付出血的代价。他經常講，干革命團結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一次會議上，他很透徹地談到： “如果因為個人的熟悉不熟悉，決定使用与不使用，領導者就不會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納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團中打圈子，領導者要變動工作，就想把熟人也來一個搬家，必然會造成個人的干部政策傾向。”他還談到，如果以合乎個人口味為標准，那么能夠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能用些庸俗的吹牛拍馬的角色。 在精簡整編中，羅榮桓十分注意使新老干部、主力軍与地方軍的干部互相交流、加強團結。他認為，紅軍干部經過長期鍛煉，十分可貴，但數量很少。而本地成長起來的干部，与當地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系，熟悉本地斗爭的歷史狀況，所以在整編中，安排了大批本地干部做領導工作。如林浩、景曉村、張光中等都是各區的領導人。在紅軍干部中，羅榮桓對紅一、二、四方面軍的干部也一視同仁，各軍區負責人中，一、二、四方面軍的干部都有。 在整編中，旅都縮編為團，一部分團縮編為營，一部分營縮編為連。這樣，就有許多干部編余。對于這批干部，除將老弱病殘交地方妥善安置外，對骨干均予保留。有很多干部被降級使用，去充實基層，有的班長排長去當戰士，使基層干部的軍政素質和部隊的戰斗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羅榮桓說：“這樣做，干部可能有點思想問題，總認為沒有犯錯誤，為什么降級使用？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正确認識這個問題。”他親自找梁興初、羅華生、曾國華几位由旅級降為團級的干部談話，勉勵他們從當時斗爭的需要出發，從部隊的長遠發展看問題。他們出于對羅榮桓的信任和尊敬，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日本投降以后，以保留下來的骨干為基本力量，在山東一下子就拉起了八個師。這時，有些干部回過頭來才認識到，羅榮桓在精簡整編中保留骨干的深遠意義。羅榮桓一開始未必想到要拉起八個師，但他心里明白，骨干是革命的財富，財富就不能隨便丟掉。 在整編中，新的山東軍區還把抗大第一分校和１１５師教導大隊合編為教導團，由袁仲賢（后為曾國華）任團長，梁必業任政委。在膠東的抗大支校改編為教導第二團。 教導團共辦三期，第三期下設三個大隊。原訓練連排干部的大隊編為第一大隊；將原分校中知識分子分配到部隊，把部隊中有實戰經驗而文化水平較低的老戰士、班長調進教導團，編為第二大隊，亦稱文化大隊，著重進行文化訓練；招收初中畢業以上的學生入伍，編為第三大隊，亦稱特科大隊，准備培養工兵、炮兵等特种兵。這個大隊的學員后來到東北，成為各軍兵种的骨干。解放軍空軍部隊的林虎、徐登昆、張積慧等英雄人物，均出自這個大隊。 實現主力部隊地方化，并加強党的一元化領導，增強了部隊之間、軍隊与地方之間的團結，減少了領導層次，精簡了机關，提高了部隊的指揮效率和戰斗力，為轉變山東斗爭形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部隊的精簡工作完成后，羅榮桓似乎松了一口气。第一把火燒得不錯。但有一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３個多月過去了，羅榮桓的病情依舊。最急的當然是林月琴，她看到丈夫日漸消瘦的臉，憂心如焚。羅榮桓的同事和醫生們也很著急，由于當時醫療條件差，几個月的時間過去了，還不能确診究竟是得了什么病。 除山東有人著急外，在江蘇也有一個人著急，他就是新四軍軍長陳毅。當陳毅得知羅榮桓的病情后，拍電報給中共中央，建議讓羅榮桓去新四軍所在地治病。他說，新四軍里有位奧地利的泌尿科專家，名叫羅生特，醫術很高明。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八路軍總部同意了這一提議，批准了羅榮桓到華中新四軍駐地去治病。羅榮桓也意識到了自己病情的嚴重性，這次也沒有推辭，決定到蘇北去治病。１１５師的很多人認為，羅榮桓的病這次有了希望。 ４月間，羅榮桓在原１１５師衛生部部長谷廣善和夫人林月琴等陪同下，從濱海駐地出發，越過隴海路，經過蘇北的沿海區、鹽阜區到淮北區，然后渡過洪澤湖，于５月２８日到達駐在淮南區盱眙縣東南黃花塘的新四軍軍部。 陳毅立即風塵塵仆仆地從前線赶回來，迎接他的“客人”。 當時，１１５師与新四軍是近鄰，特別是在“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的作戰地域逐步向北轉移，最北端已接近魯南地區。 陳毅非常熱情地招待他的客人。 當天晚上，他請羅榮桓和林月琴吃了一頓小籠湯包。５月３１日，新四軍軍部開了歡迎會，晚間演了戲。由于軍務纏身，陳毅把羅榮桓治病的事安排好后，又返回前線。 這次羅榮桓到新四軍，一路上還見到黃克誠、彭雪楓、賴傳珠、張愛萍、鐘偉、王東保等老戰友。羅榮桓与他們在一起回憶往事，緬怀已犧牲的戰友，有時談得興高采烈，倒也減輕不少病痛。 羅榮桓到達后，羅生特醫生便很快對他進行了全面的身体檢查。為了弄清楚是膀胱還是腎髒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鏡檢查，可當時沒有麻醉劑，做這樣的檢查又是十分痛苦的，羅生特面有難色。 羅榮桓像是猜透了羅生特的心思，對站在一邊的翻譯說：“請轉告羅生特大夫，我是專程來請他治病的，他要怎么檢查，怎么治療，就放心大膽地進行吧。”當翻譯轉告羅生特后，羅生特立即高興地點了點頭，然后用膀胱鏡給羅榮桓進行了檢查。 膀胱鏡是金屬制作的，檢查時尿道內壁不可避免地會被擦傷，當用稀釋的硝酸銀溶液沖洗膀胱時，刺激擦破的傷口，便鑽心地疼痛。 羅榮桓的額頭上滲出了豆大的汗珠，整個身体都處于輕微的痙攣之中。 林月琴看不下去了，含著眼淚跑出門外。 隨行人員也看不下去，把目光移向別的地方。 羅榮桓也是人，他也感到了難以忍受的疼痛。但他畢竟是羅榮桓，能以頑強的意志与疼痛抗爭。此時此刻，他意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和所承擔的義務，他想到毛澤東給他的電報，想到了山東軍區９万人的抗日武裝，他也想到了林月琴“東進”和“南下”一對儿女…… 在場的人無不為他捏了一把汗。羅生特細心地操作，盡量減輕羅榮桓的痛苦，用不大熟練的漢語叨咕：“馬上就好，馬上就好。” 檢查結果證明，膀胱本身并無病變。于是，羅生特又給羅榮桓作了靛胭紫的靜脈注射，以檢查腎功能。結果查明羅榮桓左右兩側的腎髒都有病變。這究竟是腎腫瘤還是多囊腎，由于沒有Ｘ光机，無法再作進一步的檢查，羅生特只好決定暫時進行保守治療。 為了讓羅榮桓能夠安靜地休養，新四軍領導特意把他安排在一個環境幽靜的地方。住的是几間桑竹掩映的新茅屋，在這里听不到槍炮聲。可羅榮桓卻一心挂著山東戰局，想著自己的工作，無心靜養，便不顧陳毅等人的一再挽留，于６月２０日踏上了返回山東的歸程。 在回山東的路上，羅榮桓似乎已感到疾病對自己生命所构成的威脅，對守在擔架旁的林月琴說：“我要訂一個５年計划，爭取再活５年，打敗了日寇，死也瞑目了。” 林月琴對羅榮桓的病心中沒有底，她抑制著焦慮的心情，安慰他說： “你的計划一定能夠實現，將來革命胜利了，就有條件把病治好了。” “是嗎？”羅榮桓笑了一下，沒有再說什么。 當年秋后，陳毅又專門派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的專家黃農（后改為王雨田），陪同羅生特到山東為羅榮桓治病。 這兩人的到來，給治好羅榮桓的病又帶來了希望，羅生特也有机會了解羅榮桓的為人。 羅生特身材高大，性格開朗活潑。在新四軍時，常同性格同樣十分豪爽的陳毅、彭雪楓拊掌而談，有時還拍拍肩膀，開几句玩笑。但他認識羅榮桓后，發現羅榮桓的性格与陳毅、彭雪楓完全不同。羅榮桓沉靜含蓄，但又十分平易近人。羅生特同他交談時，他往往是听得多，說得少，而每次說話又都是言簡意賅。 羅生特還喜歡了解一些中國革命將領的經歷，到山東后，他對羅榮桓進行“采訪”，然而不管他怎樣動員，羅榮桓還是很少談自己的過去。 有一次，羅生特听梁興初說，羅榮桓曾在“湖西事件”中救過他的命。羅生特頗感興趣，去問羅榮桓，可羅榮桓只是淡淡一笑，說一聲“這都是應該做的”便完事。 羅榮桓夫婦經常留羅生特在家吃飯，相處如同一家人。他同羅榮桓的孩子東進混得很熟，東進稱他為“大鼻子叔叔”。 羅生特畢業于維也納大學，曾因參加反法西斯斗爭而被捕，在獄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斷了兩根肋骨。來山東后，羅榮桓對他非常關心。前線繳獲的煉乳、咖啡等罐頭，羅榮桓都吩咐送給他吃。然而，限于條件，有時羅生特也得啃煎餅。常常寄養在老鄉家中的羅東進吃慣了高粱煎餅，稱之為“嘎崩”，啃起煎餅來，也是津津有味。羅生特學著東進的話說： “這個嘎崩很香。” 羅榮桓回到山東不久，就在８月間，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備參加党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９月，羅榮桓被任命為山東分局書記。這樣，羅榮桓的工作又加了一碼。 自羅榮桓主持分局和軍區的領導工作后，山東根据地完全實現了党的一元化領導，軍隊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的統一領導下行動。這時的山東分局，由羅榮桓、黎玉和蕭華組成。到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又增加了舒同為委員，擔任分局的秘書長。他們四人組成的山東分局形成了統一領導山東斗爭的核心。黎玉在領導山東人民武裝起義、建立山東縱隊和山東抗日根据地的過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這時，他除了兼任山東軍區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積极支持羅榮桓，做了大量的工作。 羅榮桓會做別人的思想工作，又善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极性。凡遇重大問題，別人有不同意見時，他從不獨斷專橫，總是廣泛听取意見，集体討論決定。他常常把与自己共事的几位領導干部，形容為他的“三頭六臂”。他自己也經常對人講：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還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１９４３年以后，山東共產党的領導出現了空前的團結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說來也奇怪，羅榮桓的病也再沒有向更坏的方向發展。 就在山東八路軍忙于應付李仙洲進入山東的緊張時刻，從冀魯邊區傳來一個不好的消息：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冀魯邊軍區司令員黃驊被刺。 黃驊被刺不是國民党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八路軍內部自己人干的。這對羅榮桓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因為在此之前，１１５師在這一地區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在山東６個大戰略區中，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３年處境最困難的就數冀魯邊區了。１９３８年８月，蕭華率３４３旅机關部分人員和小量部隊進入這一地區，与當地的抗日武裝匯合，組成了擁有２万人的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開辟了擁有１４個縣政權的根据地。由于這一地區直接威脅天津、德州、滄州、濟南等戰略要地，可以說處于日軍的肘腋之間，因此日軍對華北“掃蕩”，這里就首當其沖。加之１９３９年災荒嚴重，大部隊難以在此活動，１９３９年９月下旬，蕭華奉命率部隊轉移到了魯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隊堅持冀魯邊區的斗爭。以后，由于日軍加強對津浦路的封鎖，冀魯邊和魯西的聯系基本上被切斷。 蕭華調任１１５師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１１５師的桃峪會議，報告了冀魯邊區的工作。隨后，羅榮桓、朱瑞、陳光和蕭華等人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勢，作出了打通冀魯邊區与清河區聯系的決策。此前，由于日偽和國民党頑固派的嚴密封鎖，地處小清河一帶的清河區同老黃河以北的冀魯邊區長期被割斷聯系。清河區地處小清河兩岸平原，擁有壽光、廣饒、青城、鄒平等十几個縣，人口達４００余万，因受膠濟路沿線日軍的進攻和封鎖，小清河以南地區逐漸被分割。他們便向黃河入海處的利津、沾化一帶地區發展。這里雖然人煙稀少，但地區遼闊，遠离城鎮，很便于生存。如果冀魯邊區与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應，擴大机動余地。從１９４１年春天開始，１１５師冀魯邊區部隊連續進行了几次東進作戰，開辟了黃河北岸瀕臨渤海的魯北游擊區，山東縱隊的清河部隊也在反擊頑固派以后，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帶墾區。兩區部隊終于粉碎了頑固派對八路軍的長期封鎖，打通了冀魯邊与其他地區的聯系。 為了加強冀魯邊區的工作，羅榮桓從１１５師抽調了几批干部到那里。蕭華調走后，任命周貫五為冀魯邊軍區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１９４１年夏天，又派黃驊去冀魯邊區，任教導６旅副旅長兼冀魯邊軍區副司令員。為了加強冀魯邊區本地干部与外來干部的團結，發揮本地干部的作用，１９４２年春，山東分局与１１５師決定把１９３９年從冀魯邊區調出的邢仁甫調回，任教導６旅旅長兼冀魯邊軍區司令員。与此同時，羅榮桓又抽調盧成道、王文模、黃榮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魯邊區擔任領導工作。 然而，由于日偽軍多次進行“治安強化運動”，這一地區形勢越來越嚴重。到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區內的日偽据點林立，９０％的老百姓被迫向日偽軍繳納租稅，多數的地方政權是表面上應付八路軍，而實際上是服從日偽軍，八路軍和共產党在當地的日子很不好過。當時，沿津浦路以東，以德州為中心的南北各縣，基本上為日偽所控制，八路軍不能入境，回旋余地越來越小，根据地已完全變為游擊區。加上敵人實行殘暴的掠奪政策，邊區人力、物力損失嚴重，糧食困難。部隊不得不換穿便衣，長期分散活動，得不到休整，傷病員也得不到安置，處境非常困難。就在這時，山東軍區的一項決定成了黃驊被刺的導火索。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１日，在實現山東軍事領導一元化時，山東軍區任命黃驊為冀魯邊軍區司令員，調邢仁甫去延安學習。邢仁甫卻認為是山東分局故意拿主力部隊的干部壓地方干部，心里就憋了一股怨气。 邢仁甫是舊軍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國共產党，曾參与領導本地抗日武裝起義，１９４０年調离邊區，擔任過１１５師政治部的軍區工作部部長。因為他在該地區有一定的影響，到１９４２年春，山東軍區就又把他派回了冀魯邊區。邊區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于他平時喜歡拉拉扯扯，經常給一些人小恩小惠，這些人受了他的籠絡，就跟著他屁股后面跑。為此，當時任軍區副司令員的黃驊經常幫助他，他卻非常反感，反而視黃驊為“眼中釘”。當他接到去延安學習的命令后，便認為是黃驊把他擠出了邊區，奪了他的權。他离開机關，帶著電台和一部分部隊住在小島上，在暗地里設計自己的陰謀。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晚，黃驊和盧成道等人正在新海縣趙家村學堂召開邊區偵察工作會議。突然，軍區手槍隊長馮冠魁帶了四五個人闖到室內，向黃驊等与會人員開槍射擊，黃驊和盧成道等５人當場犧牲。 馮冠魁系土匪出身，當過偽軍，后來被爭取過來，仍匪性不改。這次刺殺黃驊，就是由邢仁甫策划，由馮冠魁實施的。 刺殺黃驊的事件發生后，邢仁甫頻頻地向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發報，表示自己的“忠誠”，根本不承認此事与他有關。同時，還挑撥拉攏一些人，要把部隊拉出來，跟他“開創一個局面”。 當時，由于山東軍區尚未掌握邢仁甫刺殺黃驊的确實罪證，所以羅榮桓等人決定繼續對他采取挽救的方針，但也沒有重用他。 到了１９４３年年底，邢仁甫覺得這樣呆下去遲早要暴露的，所以就投降了國民党，由天津到了洛陽。他拿到國民党第一戰區司令蔣鼎文給他的“挺進第一縱隊司令”委任狀，從洛陽赶回原來盤踞的小島時，跟著他的那部分人早已回到了軍區的怀抱。最后，他又在天津投降了日本人，被委任為“六縣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當上了國民党軍統特務，直到１９４９年天津解放時，邢仁甫才被捕歸案，押到鹽山縣就地正法。 黃驊被刺后，以羅榮桓為首的山東軍區和山東分局下決心整頓冀魯邊區，決定將冀魯邊區与清河區合并為渤海軍區，由楊國夫任軍區司令員，景曉村為區党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王卓如任區党委副書記。為了紀念黃驊，決定將他被害的新海縣改為黃驊縣。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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