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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是世界法西斯集團迅速走向衰落的一年。在歐洲戰場上，蘇聯紅軍已迫使德軍轉入全線防御。在太平洋戰場上，盟國軍隊打垮了日軍的外防御圈，日軍被迫退守以菲律賓為支點的內防線。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把它的全部國防力量都投進戰場。陸軍的大量兵力當時已深深地陷入中國近２０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拔不出腳；海空軍的主要力量，也都分散在廣闊的太平洋海域上，越來越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抗戰初期，日軍的進攻處處得手，占領區的范圍越來越大，戰線也是不斷延長，在華兵力已感不足，太平洋戰爭又需要從中國占領區內抽調部分兵力，這無疑加重了在華日軍的負擔。到１９４４年初，日軍被迫轉入戰略防御。 在山東，日軍的兵力抽調到太平洋戰場上的更多。到１９４４年春，在山東的日軍只有第５９師團和獨立第５混成旅及臨時編成的獨立第１旅團大部，一共只有２．５万人左右，是抗戰以來日軍在山東兵力最少的時期。雖然偽軍增加到２０余万人，但總体上講，日偽軍的力量是下降了。 日軍曾經在東南亞有恃無恐，但這時已走向沒落。這正像電影《鐵道游擊隊》插曲中唱到的一樣：“西邊的太陽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來到了。” １９４４年春季，八路軍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區戰場上陸續發起了反攻。反攻共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局部反攻，時間約為一年；二是全線反攻。在局部反攻的一年時間內，全國八路軍就從日軍手中奪取了３７５個縣，在全線反攻中又奪取縣城１４４個，這充分顯示了八路軍的強大戰斗力。山東軍區的八路軍，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也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區內，迅速實施局部反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日軍不斷走向衰敗的同時，山東八路軍的力量卻在不斷壯大。當時山東八路軍的總兵力已達到９万人，而國民党軍隊卻只有７万人。在山東三大力量的較量中，共產党的力量大大增強了。 八路軍在山東的地位明顯地提高了，羅榮桓等領導人的心里都十分高興。李仙洲入魯失敗后，國民党在山東的武裝力量僅剩下７万人左右，大小共２１股（其中千人以上的１２股）。這些國民党軍隊，有的与日軍保持秘密聯系，配合日偽軍“掃蕩”八路軍；有的既接受偽軍番號，也挂著國民党軍的牌子，實際上同偽軍已無多大區別。他們已失去統一的指揮中心，有如樹倒猢猻散，內部矛盾重重，甚至互相火并。這与山東八路軍的團結一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就是在這种情況下，八路軍有些干部產生了自滿情緒。 一次，山東軍區的《戰士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把打擊日軍形容為“雷公打豆腐”，并以此作為醒目的標題。這反映了當時山東八路軍中的很多人對形勢的基本估計過于樂觀，有輕敵麻痹思想。 羅榮桓認為，這种輕敵思想和情緒對今后的作戰十分有害，如果不除掉，山東的大好形勢就可能被葬送。于是，他在報社舉行的慶祝《戰士報》發刊第１００期的紀念會上，對這种提法提出了批評。他風趣地說：“既然鬼子都成了豆腐，還用雷公干什么？”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５日，羅榮桓在山東分局党刊《斗爭生活》第３０期上發表了《緊緊掌握對敵斗爭，鞏固成績，反對自滿》一文，指出： “我們絕不能因胜利而有絲毫自滿，困難并沒有過去，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并未改變，我們的成績還不夠大，還不鞏固，我們還需要埋頭苦干，咬牙堅持，更正确地掌握對敵斗爭，緊緊掌握依靠群眾，生息自己的力量，為反攻和戰后作准備。” 在這篇文章中，羅榮桓兩次提到為戰后作准備，這反映了他不只是考慮到眼前的斗爭形勢，而且還考慮到將來日本人投降后山東的斗爭形勢，他已開始著手為今后國共兩党在山東的斗爭做准備了。共產党人就是這樣，他們不是只顧眼前，更重要的是看到長遠。敵人只看一步、兩步，而共產党人則要看到第三步、第四步。 其實，這些問題羅榮桓已考慮很長時間了。１９３９年，他就提議把魯南建成由共產党單獨領導的根据地。實現山東党政軍一元化領導之后，他想的就是要把山東建成由中國共產党獨立領導的根据地，以便為戰后做好准備。在精兵簡政中保留骨干，訓練骨干，充實基層，并千方百計地阻止其他地區的國民党軍隊進入山東，還吸收青年知識分子參軍，著手培訓特种兵，爭取大股偽軍起義，等等，這一切都是為反攻乃至戰后做准備，也就是為防止國民党軍隊對共產党的進攻，准備一塊完整的根据地，并積聚強大的武裝力量。 長期的武裝斗爭，已經把羅榮桓鍛煉成為一名合格的戰略家。 但抗日戰爭畢竟還沒有結束，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華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間的矛盾，中共中央也曾于當年４月５日給山東下達指示：目前應爭取國內平靜，拉蔣抗日。因此，羅榮桓在文章中又指出：要緊緊掌握對敵斗爭的原則。他說：“對友頑軍還是以爭取為主，打擊只是為了向其反動行為作警告或正當自衛。”“……只要我們掌握了民族矛盾，集中力量在對敵斗爭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我們就必然能成為團結抗戰的中心，必然有政治优勢，必然成為不可戰胜的力量。” 對于日軍，羅榮桓指出，不能因為它收縮防線，采取重點防御而低估他們的力量。他說：“肯定地說，今天敵人的力量還是很強很大的，既然有力量進攻正面（即同正面戰場上的國民党正規軍作戰），也就有力量‘掃蕩’我們敵后山東……雖然今天敵人撤了一些据點，但其戰略据點和戰略聯系線加強了，机動兵力集中了，對我突然‘掃蕩’和奔襲的可能性也就增多了。我們如果對敵人存在絲毫疏忽和麻痹，都必將付出血的處罰。” 此后，山東的日軍對八路軍雖然未采取大規模的進攻行動，但羅榮桓對那些有盲目樂觀情緒的人的警告，為八路軍的局部反攻和最后反攻掃除了思想障礙。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２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現在的任務是要准備擔負比較過去更為重大的責任。我們要准備不論在何种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為使我党能夠擔負這种責任，就要使我党我軍和我們的根据地更加發展和鞏固起來，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城市工作指示》，強調：不占領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就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根据地游擊戰爭應采取各种妥善辦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逼近，在那里建立隱蔽的游擊區，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進行。 ７月１日，又發出《中共中央關于整訓軍隊的指示》，指出：全軍目前４７万人，欲以此在反攻前堅持与發展根据地是夠用的，但欲以此在反攻中奪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驅逐日寇出中國，并對付國民党方面來的可能的國內突然事變，則是不夠的。要擔負最后驅逐日寇出中國，并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非有一倍至數倍于現有的軍事力量不能胜任。 城市是各個地區的政治与經濟中心，要想徹底打敗日軍，就必須攻占日軍控制的重點——城市。八路軍把作戰的重點由鄉村轉向城市，這標志著中國共產党戰略方針和作戰指導思想上發生了重大變化。 共產党不但在為最后反攻做准備，而且也開始為應付戰后的不測事件做准備。可是，就在此之前的６月５日，國民党在《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中談到，共產党的第１８集團軍及其在各地的一切部隊，只能合編為４個軍，計１０個師，總兵力１５万人左右。國民党限制八路軍在１５万人左右，共產党覺得自己４７万還不夠，雙方矛盾在不斷加深。 共產党、八路軍不但在政策方針和兵力部署上為反攻做准備，而且在作戰方法上也在進行准備，這就是從“游擊戰”發展為有條件的“運動戰”。 在接到中央要求為反攻做准備的指示之前，山東的八路軍已經開始行動了。他們在羅榮桓的領導下，制定了總的戰略部署，其內容是：完全控制沂魯山區，擴大諸日莒山區根据地，奪取深入解放區的孤立的日偽軍据點，擴大解放區，使膠濟路南的三個戰略區完全連成一片；向膠濟路東段兩側地區發展，以打通和加強膠濟路老山前線各戰略區的聯系；在膠濟路北，徹底改變渤海區被敵封鎖分割的局面，變游擊區為根据地；進一步肅清膠東心腹地區的日偽勢力，創造更有利的局面。 同時，羅榮桓在談到作戰原則時，也提到了運動戰。敵人兵力的收縮，使得八路軍的回旋余地增大，在運動中殲滅小股敵人的机會增加了，因而可以适當地集中兵力進行運動戰。 羅榮桓所說的運動戰，是發揮自己的特長，避免自己弱點的運動戰。戰術上要隱蔽突然，速戰速決，作戰地點最好選在八路軍占局部优勢的地區。兵力的分散与集中，又不能影響根据地的建設。如魯中、膠東和濱海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各集中四五個團的兵力，渤海和魯南可以集中二三個團的兵力，這樣便達到了集中全區二分之一以上的兵力，從而使自己在戰役或戰斗上能以优勢兵力對付敵人。 羅榮桓還指出了攻勢作戰的時机選擇，一般是：乘敵收縮兵力、調整防務、立足未穩、部署混亂之机發起攻勢；敵“掃蕩”某一地區時，我可在其他地區迅速發起攻勢；敵“掃蕩”結束分路回竄時，兵力分散，情緒恐慌，可選擇其弱點、尾敵發起攻勢。為了迷惑敵人，不宜過早地暴露企圖，也不在一個方向上連續作戰，而是在各個不同方向，以此起彼伏的方法實施戰斗。 根据上述原則，山東軍區從１９４４年初開始，連續實施了系列攻勢行動。首先于１月２１日，在日（照）莒（縣）公路的石溝崖殲滅了漢奸朱信齋部。接著，魯南、膠東、渤海三個軍區的部隊，先后襲占和逼撤了一批日偽軍据點，并殲滅日偽軍一部。 １９４４年初，羅榮桓關注的重點是魯中軍區第三次討伐吳化文部。 偽和平建國軍第三方面軍吳化文部，以前雖然兩次遭到八路軍的打擊，但到１９４４年仍有１万余人。這股偽軍盤踞的地區，北靠淄（川）博（山），西通泰（安）萊（蕪），連接著膠濟、津浦兩條鐵路，包圍著泰山地區，威脅沂蒙區。他們是山東八路軍發起反攻的障礙。為了爭取有利的反攻陣地，羅榮桓決定發動這次討吳戰役。他曾多次召集山東軍區領導人，反复研究了吳化文部的情況。 １９４４年１月間，羅榮桓派參謀處長李作鵬專程去魯中，同魯中軍區領導人一起制定了具体作戰方案。李作鵬和魯中軍區的領導人根据羅榮桓的指示，決定投入６個團，加上濱海軍區的第６團和各縣的地方武裝与民兵，組織多路梯隊發動攻勢，進行第三次討吳戰役。 ３月２５日，正值日軍調防、偽軍整編，敵偽部署較為混亂的有利時机，八路軍開始對吳化文部發起進攻。 吳化文遭到攻擊后，就把其第６、第７兩軍殘部集中于以魯村、悅庄為中心的狹小地區。為挽救吳部，日軍除每日派遣飛机輪番助戰以外，還以其第５４旅團、獨立混成第５旅團各一個大隊，于３月２９日分別從萊蕪、臨朐出動，對吳部進行支援。 山東軍區得此消息后，立即指示魯中軍區：“吳部集中魯村、悅庄，死守待援，因此在運動中殲敵已無机會，強攻恐難奏效，應迅速結束戰役，并防敵人向我出擊報复。”魯中軍區接到指示后，除留一部分与敵周旋外，主力當即轉移于机動位置，待机殲敵。至此，戰役第一階段結束。 ４月初，日軍從西南兩面共２３００余人的增援部隊會合于悅庄，掩護吳部重新布防。山東軍區決定抓住机會，不斷以小部隊向敵弱點進攻，使日軍捉摸不定。來援的日軍始終未能發現八路軍主力所在，其殲滅八路軍主力的企圖落空，不得不于４月８日逐漸回撤。 羅榮桓當即抓住日軍回防、吳部調整防務、部署尚未就緒這一良机，命令魯中軍區，對吳化文進行再次攻擊。４月１５日，魯中主力圍攻駐悅庄附近的吳部第４９師一部，全殲吳部一個團又四個連，并以政治攻勢招降了吳部獨立第４旅的６００余人（不久后逃散），迫使吳化文不得不親率四個團由其總部所在地萊蕪鄭家王庄東援。八路軍乘其后方空虛之際，于４月１８日夜間集中兵力奔襲鄭家王庄。１９日夜，殲吳之總部，打亂了吳部的后方。２０日，吳化文被迫率其增援部隊及第４９師殘部撤至魯村一帶，悅庄地區為八路軍所控制，整個戰役到此結束。 在這次作戰中，八路軍共斃傷偽軍１３００余人，俘敵少將以下軍官３２３人、士兵４８００余人，連擊潰在內共殲滅吳部７０００余人，占其總兵力的６０％以上。更為重要的是，山東戰略要地魯山山區的大部被八路軍所控制。不久，延安的《解放日報》為此發表了社論，題為《魯中討吳戰役的胜利》，對這次作戰給予了高度評价。社論中指出：“這次戰役不但對于山東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是敵后戰場上我八路軍、新四軍配合正面戰場作戰行動的一部分。” 在討伐吳化文戰役結束后，為進一步擴大胜利成果，配合正面戰場作戰，保衛夏收，羅榮桓又指揮各軍區，發動了大規模的夏季攻勢。到１９４４年８月，山東戰場的形勢發生了更大變化，對八路軍更為有利。 山東八路軍發動春季和夏季攻勢給敵人以沉重打擊后，日偽軍于８月開始，頻繁調動部隊，准備進行報复。羅榮桓不斷接到各地情報站的報告，說敵人正在集中，其中有日軍一個大隊、偽軍吳化文殘部及榮子恒部等共１万余人，集結于莒縣、臨沂、青口、海州等地。日照有敵６００余人已經北進。敵人揚言，要向日照以北地區“掃蕩”。 羅榮桓獲悉上述情況后，進行了冷靜的判斷：一股敵人北上，只是佯動，他們的真實意圖，是合擊駐在莒縣南部的山東軍區和濱海軍區的領導机關。 這時，羅榮桓在山東已呆了五六年，對日軍的脾气和慣用戰法已摸得八九不离十。當時我軍住得比較分散，情報站遍布各地，每天都接到大量情報，其中有些情報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不對總的情況進行認真的分析，就會產生錯誤的認識。事實上，這次他又判斷得十分准确。 當“掃蕩”的敵人進入根据地后，遇上了傾盆大雨，道路泥泞，又怕踩上八路軍埋設的地雷，因此前進的速度不快。加上敵人每路人馬均在千人左右，而糧食都是由濟南、兗州等地抓來的民夫挑運的。因此，羅榮桓估計敵人“掃蕩”時間不會太長，便准備沉著應戰。他命令膠東和渤海軍區，當敵人集中兵力“掃蕩”濱海之際，尋机打擊守備薄弱之敵，以策應濱海區的反“掃蕩”。 羅榮桓作了上述部署以后，于８月２１日晚１０時率領當時正在出席軍區召開的軍事會議的干部和軍區机關，從莒縣西南的洼子埠迅速南下。他知道兩省的敵人建制不同，山東屬華北日偽軍轄區，而江蘇則為華中日偽軍轄區，兩區之敵難以密切協同，其間肯定有机可乘，于是他按照敵進我進的“翻邊戰術”原則，回旋穿插于江蘇、山東兩省的邊緣地帶，在莒縣南部、贛榆、郯城以北地區跳來跳去，同敵人“捉迷藏”。 一次，羅榮桓及其隨從人員在沐河東岸一個村子里宿營。參謀肖劍飛正在同各個情報站通電話，了解各地敵情。突然，有人插話進來，在電話中大講“大東亞共榮圈”的好處，還對八路軍進行謾罵。肖劍飛馬上意識到這是敵人。他便宣傳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大好形勢，痛斥日軍和偽軍的罪行，做起了敵人的“思想工作”。由于當時電話的質量不高，肖劍飛的聲音很大，吵醒了睡在隔壁的羅榮桓。 羅榮桓命令肖劍飛立即停止与敵人通話，然后命令机關馬上轉移。以往八路軍的轉移大都是在黃昏以后，而這次卻定在上午，机關的很多參謀都感到這樣做容易暴露目標。羅榮桓認為，上午轉移存在危險，如果等到黃昏再轉移，危險就更大。因為敵人可能已經測出与其通話的一方是領導机關，并大体了解具体方位和相互之間的距离，如不及時轉移，十有八九要遭敵人合擊。于是，連做好的早飯都沒有吃，羅榮桓便帶著机關，同特務團兵分兩路，進行轉移。羅榮桓帶著机關鑽進一片雜樹林。有些參謀問他：“万一碰到敵人怎么辦？”羅榮桓說：“那就進行戰斗。但今天這种情況必須轉移。” 走出２０多公里，羅榮桓看到已擺脫了敵人，才命令部隊休息，埋鍋造飯。飯還沒有做好，偵察員就來報告說，早晨住的那個村子已遭敵人合擊。羅榮桓听后微微一笑說：“等敵人明白了追過來，我們可又轉移了。” 就是這樣，羅榮桓靠其對情況的准确判斷和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挽救了机關，并贏得了廣大參謀人員和手下干部的尊敬。山東八路軍逐漸擺脫了困境，從被動到主動，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胜利。 毛澤東看人看得很准，羅榮桓确實沒有辜負毛澤東對他的期望。 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８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題為《山東捷報》的社論，對山東軍民的胜利進行了評述。社論指出：這一連串的胜利，說明我軍已由反“掃蕩”為重點的防御作戰，轉為主動進攻作戰，不僅能攻破敵人設防堅固的据點，而且開始攻入和收复敵占縣城。 是啊！日本鬼子已經“掃蕩”了我們７年，這下顛倒了位置，八路軍開始“掃蕩”日偽軍了。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鄧小平和八路軍前總參謀長滕代遠致電毛澤東和彭德怀，電報說：“半年來，（我軍）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東，而山東距日本最近，海岸線很長，必為敵人所重視。現局勢既已打開，應采取……以鞏固為主的方針，埋頭鞏固新開辟地區工作。” 其實，這段話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山東在最近一段時間內取得了巨大成績；另一方面是指山東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將會面臨更為嚴峻的形勢。對于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的表揚和關注，羅榮桓非常重視。他決定采取行動發展自己，保存最有利的反攻陣地，爭取迅速打通鐵路線以內的各個根据地之間的聯系，使之聯成一片。這次行動的方針就是：以軍事攻勢和政治攻勢相配合，軟硬兼施，攻心為上，既要殲滅敵人，又要爭取偽軍的起義。 在山東的各种力量中，偽軍的人數眾多。雖然他們的實力最強，但也是最受气的。他們經常遭到八路軍的打擊，也經常遭到國民党軍隊的打擊，還要受日本人的气。這些人成份复雜，既有原來的土匪，有日軍招降的國民党軍隊，也有日軍占領山東后新組建的部隊。這些部隊的頭，多數都是些見風使舵的人，誰的勢力大，就跟誰走。在他們感到走投無路時，是很容易做通工作，舉行起義的。 早在１９４４年７月，八路軍的政治攻勢就取得了成功。當時，渤海軍區為了縮短与魯中區的聯系，便以１２個連加上一些地方武裝出擊。這時，偽軍建國軍暫編第１師王道部駐扎在壽光縣西北的丰城。此前，王道部倍受日本人的气，在渤海八路軍的強大政治攻勢下，准備棄暗投明。羅榮桓得知這一情況后，就派山東軍區參議室主任牟宜之去做王道的工作。牟宜之，日照人，是王道的同鄉和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他原是沈鴻烈所委任的樂陵縣縣長，當蕭華１９３８年抵達冀魯邊時，他將政權和武裝全部交出，接受八路軍的領導。他曾去過重慶，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做過統戰工作，還到過延安謁見過毛澤東，后又回到山東。牟宜之到達王道的駐地后，便与王促膝長談，對王講形勢，講共產党的政策，講消滅劉桂棠和討伐吳化文的戰斗……經過半年的工作，王道決心脫离敵偽，當渤海軍區部隊出擊時，他率領１６００余人宣布起義，以后該部編為山東軍區獨立第１旅，王道任旅長。 羅榮桓決定對偽軍采取強大的政治攻勢，也是從王道起義這一事件中得到啟發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八路軍的政治攻勢又取得了成效，爭取了偽保安大隊長莫正民起義，攻克了莒縣縣城。莒縣是山東的大縣，處于濱海區中心，當時就有９１万人。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日軍歷次對魯中、濱海兩區進行“掃蕩”的重要基地，城防工事經營了５年多。莒縣偽保安大隊莫正民部共３０個中隊，其中１６個中隊駐城內，１４個中隊分布在外圍据點及莒縣枳溝一帶，城內另駐有日軍一個中隊百余人。 莫正民是莒縣人，貧苦人家出身，抗戰初期曾与共產党員王東年共拉隊伍，并參加過中華民族抗日先鋒隊，后來所部被國民党高樹勳部編為一個獨立旅，莫正民任旅長。他脫离高樹勳部隊后，在日軍的壓迫下當了偽軍。１９４２年７月，該部配合日軍由莒縣向南蚕食時，曾遭到濱海八路軍的嚴重打擊。莫正民為緩和局面，派人与八路軍聯系。于是，八路軍在該部建立了聯絡站，開始爭取工作。起初，由于缺乏經驗，拉得多，打得少，斗爭不夠，工作沒有多大進展。１９４４年３月，八路軍計划消滅莒縣南部夏庄一帶的日軍，本已同莫正民聯系好，讓他們放棄莒縣南部，駐守北部。然而，當八路軍向日軍發動進攻時，莫正民部的第２大隊反而堅守待援，于是八路軍在消滅日軍一個小隊后，捎帶著將他的第２大隊擊潰，俘獲大隊長劉振亞，然后給莫正民寫了一封義正詞嚴的信，指出他們言而無信，咎由自取。隨后，山東軍區又派牟宜之与莫正民會晤，勸莫要改邪歸正，戴罪立功。 為了促使莫正民反正，羅榮桓決定對莫部反動分子王介千所率的第３大隊進行打擊。莫正民親自帶領三個中隊增援，半路上遭到八路軍阻擊，傷亡慘重。事后，莫正民又主動派人与八路軍聯系，表示要重新搞好關系，并同意八路軍加派聯絡人員，在他的一些据點里設立了秘密聯絡站。從此，莫正民態度好轉，与八路軍的關系也漸漸密切起來。后來，八路軍放回了在夏庄戰斗中俘虜的劉振亞，莫正民更是深受感動。不久，他又听說７月間率部投奔八路軍的王道被殺了，他又開始怀疑動搖。于是八路軍乘他的副官長來聯絡的机會，讓王道同其會面。副官長回去后，立即將這個消息告訴了莫正民。莫這才算放了心，立即表示：“我姓莫的抗日走在王道的后面，但一定要辦得比他漂亮。”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山東八路軍決定集中濱海軍區第４、６、１３團，魯中軍區第１團及山東軍區特務團兩個營、獨立第１旅約一万人，攻打莒縣縣城，并要求莫正民起義作內應。 １４日下午，攻城与起義同時開始。八路軍工兵穿上莫部的軍服混進城，炸掉了日軍的炮樓。以此為信號，八路軍開始發起進攻，城內莫部發動起義。八路軍在起義部隊的協助下，解放了莒縣縣城，活捉了偽縣長、日軍教官和軍事顧問等。 莒縣解放后，羅榮桓、黎玉和蕭華嘉獎了參戰部隊。莫部進入根据地后，被授予山東軍區獨立第２旅的番號，并由莫正民任旅長。 在王道和莫正民起義后，濱海軍區爭取了偽諸城保安大隊長張希賢部１３００余人反正；魯中軍區又爭取了偽魯東和平建國軍獨立第１０團團長韓壽臣部１８００余人反正。這四大股反正的偽軍共８３００余人，先后編為山東軍區四個獨立旅。此外，還有千人以下規模的反正偽軍１５０多股，共７０００余人。其中包括膠東收复榮成縣城時反正的偽軍滕品三部六個中隊；殺死日軍１７人宣布反正的威海劉公島偽海軍一部，与榮成龍須島反正的一股偽軍共６００余人。這三支部隊反正后被編成了膠東軍區海防支隊。 這些偽軍的起義，不僅有力地破坏了日軍奉行的“重點主義”的防御体系，而且打擊了國民党頑固派“曲線救國”的反動政策。后來的事實證明，日軍投降后，山東偽軍大多數立即与國民党軍隊合流，投入了內戰的戰場。而１９４４年山東軍區爭取大量偽軍起義，實際上對蔣介石戰后利用偽軍反共的陰謀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顯然，這也是羅榮桓為戰后作准備的一步好棋。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中國共產党在延安召開了党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時全國的抗日形勢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抗日力量已逐漸從被動轉為主動。在很多戰場上，抗日力量，特別是共產党領導的八路軍已開始實施反攻，共產党抗日根据地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規模已由１９４４年的４７万增至９０万，几乎擴大了一倍。所有這些都表明，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共產党在中國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在党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羅榮桓被選為中央委員，黎玉和万毅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當時因為工作的需要，羅榮桓沒有去參加這次會議。當會議的有關情況傳達到山東后，山東分局、山東軍區的干部們紛紛向羅榮桓表示祝賀。 為了貫徹党的七大精神，并結合山東軍區的具体情況開展工作，羅榮桓于５月８日發表了《學習〈論聯合政府〉是實現党的任務的首要任務》一文，文章指出：中國解放區人民早已選定了人民的路線，新民主主義路線。但是，在我們隊伍中還有少數人擔心這樣做會引起同國民党的分裂，害怕國民党制造內戰。他們只看到裝備就是准備反攻的一切，其余的看不到，因而認為依靠國民党才可能反攻，八路軍新四軍只能起配合作用。 當時，在党內有上述錯誤傾向的人占一定比例。抗戰８年來，國民党先后掀起了３次反共高潮，但有些人還是沒有認清國民党蔣介石的真實面目，對國民党還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們把搞好兩党之間的關系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上，沒有勇气去做可能會使國民党感到不快的事情。還有的人覺得，國民党軍隊的實力是非常強大的，抗日戰爭的反攻必須依靠國民党。他們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共產党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對中國抗日力量格局產生的巨大影響。 羅榮桓在文章中批評了這种錯誤傾向，提出要獨立自主地准備反攻。這一問題，羅榮桓早在１９４４年軍事工作會議時就已提出。他在那次會議的總結中說：“……准備和進行反攻，必須以我們為主，不能依靠盟國，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國民党身上。” 他還指出，國民党反動集團可能制造國內突然事變，因此我們的部隊要有更加鞏固的戰斗力。 羅榮桓發表這篇文章的第二天，即５月９日，德國法西斯無條件投降了，彌漫在歐洲戰場上空的戰爭硝煙開始慢慢散去。在亞洲，雖然還有相當數量的人仍在日寇鐵蹄下呻吟，但他們卻已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德軍投降的消息傳到山東，干部戰士非常高興，增強了爭取胜利的信心。但也有少數戰士產生了新的思想問題，想“打敗日本好回家”，戰斗意志有所松懈。 《打敗日本好回家》是抗日戰爭初期的一首歌，開始唱還感覺不到什么，到了１９４５年，便明顯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當時，在抗日根据地，八路軍的多數戰士都是從本地入伍的，參軍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消滅日本侵略者，保衛自己的家鄉，當然，也不排除有的人是受“打敗日本好回家”的影響才參軍的。本地的日軍被消滅后，還要不要去其他地方打擊敵人，侵入中國的日軍被打敗了，如果國民党發動進攻，八路軍該怎么辦呢？ 羅榮桓及時地提出：哪里有敵人，就打到哪里去！以它來代替“打敗日本好回家”的口號，這正是一個政治家和高級軍事指揮員所必須具有的長遠戰略意識。他看得很清楚，國共兩党的根本利益是不同的，兩党要和平共處，國民党必須作出讓步，這是不可能的。最后的結局是國共兩党沖突在所難免！ “以我為主，不依靠國民党”，這是具有遠見的戰略觀點。只有以我為主，才能擴大抗日根据地，才能更好地鍛煉自己的隊伍；只有不依賴國民党，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進而爭取在將來的斗爭中處于有利地位。最后的事實證明了羅榮桓的正确性。 山東軍區在羅榮桓主持下，制定了《五、六、七三個月的作戰計划》，主要意圖是要把山東的５個戰略區聯成一片。可是，就在這時，日本突然增兵山東，并用３万人的兵力進行以魯中、濱海為重點的全區性“掃蕩”。 羅榮桓立即決定暫停執行《三個月的作戰計划》，并命令各軍區立即轉入反“掃蕩”。羅榮桓同過去一樣，除了指揮部署各軍區部隊作戰外，還親自率領軍區机關与敵周旋。１９４５年６月９日，他突然接到毛澤東給他的電報。電報中說：“病未好甚系念。擬派林彪同志來魯，尚未最后決定，稍遲當可酌定電告。你可于休養中，在病情許可下指示大政方針。工作多交黎玉同志辦。” 羅榮桓自從得病以后，始終沒有查清病因，治療手段也跟不上，好在有羅生特大夫在，病情沒有再向更嚴重的方向發展，但仍是不斷地尿血。如果是其他人，可能早就离職休養了，羅榮桓有惊人的毅力，自己肩負重任，一直堅持在工作崗位上。毛澤東擔心羅榮桓的病情，決定讓林彪來山東接替他的工作，以減輕其壓力，為他養病創造條件。 為了治好羅榮桓的病，山東軍區曾想過不少辦法，早在１９４４年初，羅生特建議他秘密赴上海治療。山東分局研究了這一建議，并報請中央批准。毛澤東卻為羅榮桓的安全擔心，于１９４４年２月８日給羅榮桓發來電報，電報中說：“你的病況，中央同志大家關心，因來電所述病情甚為嚴重，故我們复電在山東醫治，如不可能則去上海，實含若干冒險性質。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東醫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來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詳告。” 毛澤東電報的實質是不大同意羅榮桓去上海治病。山東分局收到電報時，羅榮桓已在去上海的途中。２月２７日，當羅榮桓一行輾轉到達新四軍三師的駐地時，收到了毛澤東的電報。經過仔細的考慮，大家都覺得毛澤東說得有道理。事實上，羅榮桓的腹部有傷，如果去上海治病，很容易被人發現，因此冒險性是很大的。羅榮桓當即決定不去上海，立即返回山東。 這樣一來，上海沒去成，羅榮桓的病也就一拖再拖。當羅榮桓已不把這事放在心上的時候，毛澤東又想起了這事。在當時，腎病是很難治愈的，是不是有生命危險，誰也不敢打保票。所以毛澤東考慮讓林彪去山東接替羅榮桓是非常有道理的。林彪去山東，可以減輕羅榮桓的工作負擔。 毛澤東只是在征求山東軍區和羅榮桓的意見，林彪來不來山東還沒有定下來，即使定下來了，從延安到山東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羅榮桓還得堅守崗位，坐在擔架上指揮作戰。 在粉碎敵人的“掃蕩”以后，膠濟路兩側和魯南地區的偽軍大部分被掃掉了，几個戰略區連成一片，山東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以我為主、准備反攻的局面在山東已經基本形成，爭取抗日戰爭最后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羅榮桓的病仍未減輕，但胜利的喜悅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疾病給他帶來的痛苦。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蘇聯對日宣戰。与此同時，美國也于６日和９日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扔下了兩顆原子彈。小日本招架不住，鬼子的末日真的到來了。 這些消息都讓羅榮桓感到高興，可高興的事卻不只這一件。８月１０日深夜，在莒南縣大店村的一所普通民房里，羅榮桓正在燈下研讀毛澤東于前一天剛剛發表的文章《對日寇的最后一戰》，机要科送來了一份加急電報，羅榮桓很快看完了這份內容不長的電文，高興地對正在收拾床舖的林月琴說： “好消息！” 林月琴放下手中笤帚，轉過身來看著自己的丈夫。羅榮桓不是一個感情外露的人，他很少把一些事情告訴自己的妻子。可今天他卻是這樣地高興，在高興中還帶有激動的感情。林月琴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沒有說話。羅榮桓盡力克制自己的激動，又補充了一句： “日本政府發出照會，要求投降了！” “小日本被打敗了！”林月琴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這是億万中國人民，也是八路軍、新四軍和共產党領導的所有抗日武裝廣大指戰員日夜盼望的事情。當這一天真正到來的時候，有的人竟不敢相信會來得這樣快。 羅榮桓又說：“現在看起來，我還可以再訂一個五年計划，參加建設新中國。”林月琴高興地說：“抗戰胜利了，醫療條件好了，你的病會治好的，一定還可以訂好多個五年計划。”胜利的消息使他們再也不能入睡，你一言，我一語，回顧８年抗戰的歷程，怀念過去，展望未來。清晨，整個駐地沸騰起來，山東分局、省行政委員會和軍區的負責人，紛紛相互祝賀。人們喜气洋洋，都忘記了吃早飯的時間。 這天上午，羅榮桓又收到中共中央１０日發出的電報：“山東軍區有占領德州、濟南、徐州、青島、連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務……”在同一封電報中，中央要求：“迅速進攻与招降偽軍，爭取群眾，擴大部隊”，“將山東行政委員會宣布為正式省政府。” 中央的指示主要包括兩項內容，即實施進攻，以擴大八路軍的控制區；迅速擴大部隊的規模，以增強自己的實力。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羅榮桓召開了山東分局、省行政委員會和軍區高級干部會議，研究貫徹党中央的指示，討論全面反攻和擴大部隊規模等問題。 就在前一天，蔣介石已經給八路軍下達了命令，要八路軍所屬部隊在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戰區作戰的部隊，應該接受各戰區司令官的指揮，不能隨意行動。同時命令各地偽軍在駐地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沒有蔣介石的命令，不得擅自移動駐地，并不得讓其他部隊收編偽軍。 共產党不會甘心听蔣介石的擺布。同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樣，在羅榮桓的領導下，山東的共產党也迅速行動起來。在１１日這一天，山東分局、山東軍區就發出了一系列命令、緊急指示和布告，其中包括山東分局的《關于調集干部确保城市及交通要道之占領的緊急指示》，山東軍區的《緊急動員全体軍民保證抗戰最后胜利》的布告，山東軍區《對日本駐軍的通牒》以及山東軍區的《對偽軍偽警及一切偽組織的緊急通告》。在這一系列指示、布告和命令中，羅榮桓、黎玉和蕭華等領導人發出號召：“在此緊急關頭，尤須我党政軍民以戰斗姿態，緊急動員，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保證民族戰爭之最后胜利。” 當晚，在羅榮桓的主持下召開了山東分局、山東軍區和山東行政委員會高級干部（包括党外人士）會議，討論大反攻和擴大部隊的任務。羅榮桓傳達了中共中央關于迅速占領徐州、濟南等大中城市、准備接受敵偽投降的指示，以及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向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發布的七道進軍命令。他在會議上指出，要迅速整編部隊，向鐵路和大城市進軍，迫使敵人向我軍繳械投降。他特別提醒大家：“敵人乞降了，還不等于繳械。蔣介石一定會利用日偽軍來對付八路軍，同我們爭奪山東。因此，不要認為日本乞降，我們就可以順利受降，就沒有事了。我們決不能麻痹大意，要全力以赴，准備長期斗爭。” 就在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軍隊編制的決定，指出：為适應今后的作戰，最后消滅日本侵略者，備戰略區應就現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至五分之二的兵力，編為野戰兵團，并向各戰略區下達了關于充實野戰部隊的指示。 山東軍區在羅榮桓的領導下，迅速進行了部隊的整編。他們把山東第一線部隊編成８個師、１２個警備旅、１個濱海支隊及１個海軍支隊。每個師轄３個甲种團（每團充實到２５００人以上），主要擔任机動作戰、奪取大城市的任務。每個警備旅轄兩個團，擔任次要方向上的作戰任務。 整編后，濱海軍區部隊編為山東第１師、第２師、山東警備第１０旅、第１１旅，其中１師師長梁興初，政委梁必業；２師師長羅華生，政委劉興元。魯中軍區部隊編為山東第３師、第４師、山東警備第１旅、第２旅、第３旅（后來又編了個第４旅），３師師長王建安，政委周赤萍；４師師長廖容標，政委王一平。膠東軍區部隊編為山東第５師、第６師、山東警備第４旅、第５旅，５師師長吳克華，政委彭嘉慶；６師師長聶鳳智，政委李丙令。海軍支隊也隸屬于膠東軍區。渤海軍區部隊編為山東第７師、山東警備第６旅、第７旅，７師師長楊國夫，政委周貫五。魯南軍區部隊編為山東第８師，山東警備第８旅、第９旅，８師師長兼政委王麓水。 另外，濱海支隊，即由万毅率領的部隊准備按朱德的命令進軍東北。 為擴大自己的力量，山東各軍區廣泛開展了參軍運動，以組織八路軍的第二梯隊，縣區武裝升級后，又立即補充起來。 不久，山東八路軍的總數就達到了２７万余人。 就在山東軍區接受日偽軍投降、擴大解放區的同時，蔣介石也迅速在山東采取行動。他任命的國民党山東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在日偽軍的保護下進入濟南。何思源一進城，就要日軍“就地駐防，加強防務”，同時將山東所有的偽軍都收編為國民党軍隊。于是那些在日軍統治時期為非作歹的漢奸，轉眼之間都成了國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員”，蔣、日、偽完全同流合污了。 由于有國民党在背后撐腰，山東的日偽軍拒絕向八路軍投降。 “不投降，就消滅它！”羅榮桓說。 ８月１３日，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發出《決心徹底消滅日偽軍》和《奪取大城市的部署》，１５日又發出《部隊作戰方向的規定》，對部隊的行動作了部署，決定兵分五路，首先掃清孤立于解放區內的中小城市，再向山東鐵路沿線地區和大中城市進軍。羅榮桓將這一部署上報中共中央，同時建議將部隊名稱改為“人民解放軍”，中央中央复電表示同意。這是在我軍歷史上首次使用“人民解放軍”這一名稱。 山東八路軍在羅榮桓等人的領導下，夜以繼日地奮戰，所屬部隊邊動員、邊行軍、邊擴大、邊編組，冒著酷暑，晝夜兼程，很快就席卷了解放區內的敵占中小城市，并開始向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疾進。 魯中部隊為第一路，在前線指揮王建安、政委羅舜初的率領下，連克臨朐、博山、益都、萊蕪、淄川、章邱、周村和新泰，切斷膠濟路西段，并從東南方向進逼濟南。 濱海部隊為第二路，在前線指揮陳士矩、政委唐亮率領下，攻克膠縣，切斷膠濟路東段；南占莒縣、日照、贛榆、青口，切斷隴海路東段，逼近海州和連云港。 膠東部隊為第三路，在前線指揮許世友、政委林浩率領下，解放威海衛、牟平、煙台、福山、篷萊、黃縣、龍口、招遠、萊陽、石島、即墨，并突破了敵人之嶗山防線，攻占了流亭机場，逼近青島。 渤海部隊為第四路，在前線指揮楊國夫、政委景曉村率領下，解放了昌邑、壽光、臨淄、廣饒、博興、高苑、桓台、長山、陽信、臨邑、鄒平、宁津、吳橋、辛店，切斷了膠濟路中段，与第一路大軍會合，從東北方向逼近濟南。 魯南部隊為第五路，由前線指揮張光中、政委王麓水率領，切斷了津浦路，解放了泗水、曲阜、台儿庄及官庄火車站，兵臨兗州和徐州。 在以上這些攻勢中，唯有臨沂戰役打得時間最長，也最為激烈，羅榮桓為這次作戰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８月１５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東京電台播放了裕仁天皇的“停戰詔書”。第二天，駐守在臨沂的日軍就逃往棗庄，臨沂只剩下偽保安大隊長許蘭生的部隊，偽費縣保安大隊邵子厚部也集中到臨沂城里。他們又与盤踞在臨沂以北、汪溝西南堅固筑壘地區的王洪九部互相策應。這三股偽軍加起來共４０００余人，企圖依靠堅固的工事和日軍逃走時留下的大批武器彈藥和糧食，固守頑抗。 山東軍區決定組織濱海第４團、山東軍區特務團、魯中第１１團和臨沭獨立團攻城。由于各團屬于不同的部隊，羅榮桓就派軍區參謀處長李作鵬去臨沂前線指揮。 ８月２０日和２２日，八路軍發動了多次攻擊，皆因准備不足、配合不好和敵人的工事堅固而未能成功，攻城部隊的傷亡不小。當時羅榮桓率軍區机關正在大店，對進攻臨沂的情況不了解，几次想去前線，由于身体不好，加上別的人一再阻攔，沒有去成。 ８月２６日，李作鵬從臨沂回到大店，匯報了前線的情況。羅榮桓听完匯報后強調，臨沂是濱海、魯中、魯南三區的聯結點，必須拔掉這顆釘子。然后，他批評了李作鵬的輕敵思想。 接著，李作鵬報告了下一步作戰方案，即一面在陣地前沿對敵展開政治攻勢，一面在城西北角實行秘密的坑道作業，准備把坑道挖到城牆下進行爆破。羅榮桓同意了這一方案，并派作戰科副科長王德、參謀尹健一起去臨沂。 李作鵬返回臨沂前線后，于８月２８日召開了作戰會議，總結了前几次攻城失敗的教訓，确定了作戰部署。經過充分的准備，終于在９月１０日炸開了城牆，９月１１日上午占領臨沂全城，殲滅偽軍２０００多，活捉漢奸許蘭生和邵子厚。爾后轉移兵力圍攻城北的王洪九部。不久，王率殘部逃走。 ９月２０日，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的指揮机關進駐臨沂。剛到不久，羅榮桓就提出要出去走走。他當時的身体非常不好，在林月琴和衛生員的陪同下沿著城牆邊慢慢地走。他仔細地察看著城牆和攻城部隊挖的坑道和架設的云梯。這時，大家才明白，羅榮桓不是為了散步，而是察看地形，總結這次作戰的經驗教訓。 在進行臨沂戰役的同時，山東軍區的其他部隊仍在不停地反攻，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到９月中旬，山東八路軍共克縣城４６座，占領了煙台、威海等６個港口，占領火車站３５處，殲滅拒絕投降的日偽軍６万余人。山東的５個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并与華中解放區和冀魯豫解放區取得了直接聯系。 山東八路軍的胜利還直接增強了中國共產党在國共談判中的地位。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５日，周恩來在重慶同國民党代表談判時指出：“山東解放區迄今收复８０余縣（包括津浦路以西地區及過去已解放的縣城），均已實行民選縣長，治理民政，只等中央承認加委……” 由于山東省的絕大部分地區已由共產党控制，９月１９日，周恩來又向國民党談判代表提出，山東應作為由中共方面任命省長的四省之一。 １１５師和山東軍區的出色成績，為中國共產党奪取了一大片戰略基地，大大加強了中國共產党在戰后的地位，增加了与國民党進行談判的籌碼。 羅榮桓与林月琴自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結婚以后，兩人感情一直很好。在那十分艱苦的歲月里，他們互相關心，互相照顧。特別是羅榮桓有病后，林月琴更是關心倍至，這也是羅榮桓的病情沒有很快向坏的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抗日戰爭快要結束、八路軍已經大反攻的時候，兩人卻吵了起來。 當臨沂戰役時，羅榮桓的病情已日趨嚴重。他听到攻城失利后，非常著急，就喊警衛員：“快去備馬，到臨沂去！”警衛員出去轉了几圈就回來了，吞吞吐吐地說：“報告首長，找不到馬夫。”“找不到馬夫？你把牲口牽來！”羅榮桓有點生气了。警衛員怯生生地說：“牲口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羅榮桓真的生气了：“亂彈琴！你們這是搞的什么名堂呀？ 快去把牲口找來！” 什么名堂，林月琴最清楚不過了。原來，剛才警衛員到林月琴處講了羅榮桓要他備馬去臨沂的事。林月琴知道羅榮桓病情嚴重，根本就不能騎馬，她急得沒法，只得讓馬夫把馬牽走。此時，他看到羅榮桓真的發火了，自己不出面不行了，就走到羅榮桓面前，說：“不關警衛員的事，是我叫馬夫把牲口牽走的。” 林月琴說后，羅榮桓壓了壓火，但臉色很難看，警衛員一看事情不大好辦，就出去了。這時，羅榮桓嚴厲地責問林月琴：“你為什么這樣自作主張？”林月琴平靜地回答：“這是醫生的囑咐。羅生特大夫說你近來病情很重，要你絕對臥床休息。” 羅榮桓火更大了：“休息、休息，臨沂打不開，叫我怎么能安心休息？” 林月琴也急了起來：“你的病這么嚴重，還要騎馬到臨沂去，你不要命了！” “臨沂打不開，就要增加濱海、魯中、魯南反攻的后顧之憂，這是一件小事嗎？”“這么重要的時刻，你不讓我到前方去，你是不是共產党員？！” “我不是共產党員，是國民党呀？”說到這里，林月琴眼里閃著淚花。自從結婚以來，她還沒有听丈夫說過這么重的話，對自己發過這么大的脾气。她感到又委屈，又難過。 林月琴是安徽金寨縣南溪街人，比羅榮桓小１２歲。她１９２９年入團，１９３０年參加紅四方面軍。１９３２年，張國燾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她因家庭成份被錯划為地主，受株連被送到勞改隊。當四方面軍向河南、陝西轉移時，林月琴及其他几位女同志被遣散，可她們仍然緊跟紅軍隊伍。后來她們又成了部隊的骨干，林月琴曾擔任過婦女工兵營營長，長期的軍旅生活養成了林月琴吃苦耐勞的作風。在延安，何長工把林月琴介紹給羅榮桓，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触，兩人相愛了。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６日，兩人結婚。結婚后，林月琴一直照顧羅榮桓的生活，沒有再參加工作。 林月琴是一個顧大局識大体的人，她深知丈夫工作的重要性，怎么會在關鍵時刻阻攔他去前方指揮作戰呢？只因她知道羅榮桓的病情十分嚴重，經不起這樣的勞累了。她感到自己很委屈，但仔細一想，在這种時候，她一人是勸不動羅榮桓的，只好出去“搬兵”。 正在院子中玩耍的東進，頭一回听到爸爸媽媽吵架，趴在窗戶上偷看，見媽媽出來，臉上還挂著淚珠，嚇得“哇”的一聲哭了。林月琴也顧不上他了，徑直走到黎玉的住處，把羅榮桓想騎馬到前方去的事對黎玉講了。黎玉赶緊去勸羅榮桓，這才打消了羅榮桓去臨沂的念頭。 据說這是羅榮桓和林月琴在抗日戰爭期間僅有的一次吵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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