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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 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 則吾奇擊之。 ——李世民 無論怎樣長篇累牘地去談組合，我們仍然要說，僅僅把光圈聚焦在組合上這還不夠。還應該進一步縮小焦點，看看是否有更核心的秘密隱在其中。如果不能洞悉如何組合才是最好的秘訣，那么，即使不得要領地組合上它一百次，也無補于事。 戰爭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次胜利是在四平八穩中獲得的。所以，在各种版本的《軍語》中，才會有主攻方向、主要突擊目標、佯攻、佯動、迂回包抄這樣一些區分行動主次的術語。隱在這些術語背后的，相信不僅僅是出于“兵不厭詐”的考慮，或是為了合理使用兵力。肯定還有別的原因。憑著直覺，所有那些贏得過無數胜仗的赫赫名將或無名之輩，都意識到了有一种或許應被稱為“胜律”的東西的存在，并千万次地接近過它。但時至今日，還沒有一位統帥或是一位哲人敢說，我找到了它，甚至連對這种規律的命名都不曾完成。其實它一直就隱藏在人類此起彼伏的軍事實踐中。可以說，每一次經典式的胜戰都驗證了它。只是每一次，人們都不肯承認或不敢肯定自己与胜律迎面相遇，而常常把它歸結于神秘命運的垂青。許多“馬后炮”式的戰史專著，也由于把它描繪得過于玄妙而使人最終不得要領。但，胜律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它像個隱身人伴隨著人類的每一場戰爭，它的金手指倒向誰一邊，誰就會踏著戰敗者的悲傷穿過凱旋門。不過，即使是那些戰爭驕子，也從未真正目睹過它的真實面孔。 “一切都是數”。古智者畢達哥拉斯[1]沿著這條思想之路，与一組神秘的數字不期而遇：0.618。結果，他發現了黃金分割律！ （√5-1）／2≒0.618 -------- [1]畢達哥拉斯是古希腊哲學家、數學家，其著名格言：“一切都是數”，即一切現存的事物最后都可以歸結為數的關系。盡管畢達哥拉斯學說把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東西混合在一起，但仍然深刻地影響了希腊古典哲學和中世紀歐洲思想的發展，哥白尼就承認畢達哥拉斯的天文概念是他的假說的先驅，伽里略也被認為是畢達哥拉斯主義者。而將黃金分割證明世界的和諧關系，只是畢達哥拉斯思想的一种具体運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一卷P715） 從那以后，2500年間，這個公式一直被造型藝術家們奉為美學的金科玉律，藝術史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不管是信手拈來還是刻意為之，几乎所有被人們稱為杰作的藝術品，都在其基本的美學特征方面近似或符合這一公式。人們曾長時間惊訝于古希腊巴特農神廟的美輪美奐，几疑為神跡。經過測算，才發現它的垂直線和水平線之間的關系，竟完全符合1:0.618的比例。當代建筑學大師柯布西埃在他的《走向新建筑》一書中，也是根据黃金分割律，創立了他最重要的“設計基本尺度”理論，而這一理論對全世界的建筑師和建筑物都產生了深廣的影響[2]。可惜，這一或許是造物用一個領域向人類暗示全部領域規律的公式，在漫長的時空隧道中，從未走出過藝術創造的天地。除了那些天賦過人的繆斯們，几乎沒有什么人意識到這條黃金般的美律，同時也可能會成為或者干脆就是其它領域中同樣需要遵從的規律。直到1953年，美國人J·基弗才發現，用黃金分割律尋找試驗點，能夠最快地逼近最佳狀態。他的這一發現被中國數學家華羅庚歸納為“优選法”，亦叫0.618法。并一度在中國廣為傳播。雖然就我們所知，這种人海戰術式的普及運動，收效甚微，但它卻顯示出黃金律在藝術之外的領域中運用的前景[3]。 -------- [2]見《建筑的古典語言》，薩莫森著，第90頁。 [3]把長為L的直線段分成兩部分，使其中一部分對于全部的比等于其余一部分對于這部分的比，即X:L＝（L-X）:X，這樣的分割稱為“黃金分割”，其比值略等于0.618。從古希腊到19世紀都有人認為這樣的比例在造型藝術中有美學价值，故稱為“黃金分割”。在實際運用上，最簡單的辦法是按照數列2，3，5，8，13，21……得出2：3，3：5，5：8，8：13等比值作為近似值。（《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P2057－2058）coc2 其實，早在自覺把握黃金律的意識產生之前，人們已經憑著直覺，反复地將它運用在了各自的實踐領域。這里面自然不會遺漏軍事領域。從戰爭史上那些令人稱絕的著名戰役和戰斗中，我們很容易就能找出這頭神秘野獸飄忽不定的爪痕。 無須把目光投向很遠，你會發現，与這一定律相合的例子，在軍事天地間几乎俯拾即是。從馬刀鋒刃的弧度，到子彈、炮彈、彈道導彈沿彈道飛行的頂點，從飛机進入俯沖轟炸狀態的最佳投彈高度和距离[4]，到補給線的長短与戰爭轉折點的關系，無處不見0.618的形影。（本章正文中注釋[4]至[12]序號原書未標出，由掃校者訂正——掃校者識） -------- [4]俯沖轟炸是攻擊机使用近距導彈、火箭、制導和非制導炸彈的一种主要攻擊方法。攻擊時攻擊机從低空進入到戰斗展開點（距目標40－50公里）。然后上升到2000－4000米，轉到戰斗航向，在距目標5－10公里時，開始俯沖，在距离分別為1300－1600米、600－1000米時以30°－50°角投彈。俯沖攻擊時武器的毀傷精度最高。如圖： IMG src="《超限戰》注釋10.files/cxzh1.jpg" （見俄羅斯《外國軍事評論》雜志1992年10期） 信手翻翻戰史，你一定暗暗吃惊，0.618，如一條金帶蜿蜒隱現于古今中外的戰爭中。春秋時期的晉楚鄢陵之戰，晉厲公率軍伐鄭，与援鄭之楚軍決戰于鄢陵。厲公听從楚叛臣苗賁皇的建議，以中軍之一部進攻楚軍之左軍；以另一部進攻楚軍之中軍，集上軍、下軍、新軍及公族之卒，攻擊楚之右軍。其主要攻擊點的選擇，恰在黃金分割點上[5]。我們在前面提到過亞歷山大与大流士的阿貝拉之戰，馬其頓人把他們的攻擊點，選在了波斯軍隊的左翼和中央結合部，巧的是，這個部位正好也是整個戰線的“黃金點”[6]。 -------- [5]見《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一冊，P257－273，附圖1－26，軍事譯文出版社。 [6]見《西洋世界軍事史》，第一卷，P117，富勒著。該書對阿貝拉之戰除有精當論述外，另附有直觀而形象的戰場態勢圖。 數百年來，人們對成吉思汗的蒙古騎兵，為什么能像颶風般席卷歐亞大陸頗感費解。因為僅用蠻族人的悍野、殘忍、詭譎以及騎兵的机動性這些理由，都還不足以對此做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釋。或許還有別的更為重要的原因？果然，黃金分割律再次顯示出它的神奇：我們發現，蒙古騎兵的戰斗隊形与西方傳統的方陣大不相同。在它的5排制陣型中，重騎兵和輕騎兵的比例為2:3，人盔馬甲的重騎兵為2，快捷靈動的輕騎兵為3，又是一個黃金分割！你不能不佩服那位馬背思想家的天才妙悟，被這樣的統帥統領的大軍，比在戰場上与它對峙的歐洲軍隊更具沖擊力，是理所當然的事。 基督教歐洲人除了把黃金律運用到宗教藝術方面天賦甚高外，對這一定律在其它方面是否有用，似乎開悟得很晚。直到黑火藥時期，滑膛槍漸漸呈現取代長矛之勢，率先將滑膛槍兵和長矛兵對半混編，以改造傳統方陣的荷蘭將軍摩利士，仍未能意識到這一點。還是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對這种正面強側面弱的陣型進行調整后，才使瑞典軍隊成為當時歐洲最有戰斗力的軍隊。他的做法是，在摩利士原來的216名長矛兵＋198名滑膛槍兵中隊之外，增加96名滑膛槍兵，這一改變頓時突出了火器的作用，使之成為了冷熱兵器時代軍隊陣型的分水岭。不言而喻的是，198＋96名滑膛槍兵与216長矛兵之比，讓我們又一次看到了黃金律的光斑。 還不止是這些。看看吧，在我們承認它為藝術規律之外的規律之前，它是怎樣近乎固執地一次次“顯形”，向我們發出明确提示的。1812年6月，拿破侖進攻俄國。9月，他在未能消滅俄軍有生力量的博羅金諾戰役后，進入了莫斯科，這時的拿破侖并未意識到，天才和運气正從他身上一點點消失，他一生事業的頂峰和轉折點正在同時到來。一個月后，法軍便在大雪紛飛中撤离了莫斯科，三個月的胜利進軍加上兩個月的盛极而衰，從時間軸上看，法蘭西皇帝透過熊熊烈焰俯瞰莫斯科城時，腳下正好就踩著黃金分割線。130年后的另一個6月，納粹德國啟動了針對蘇聯的“巴巴羅薩”計划。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里，德軍一直保持著進攻的勢頭，直到1943年8月，“城堡”行動結束，德軍從此轉入守勢，再沒能對蘇軍發起一次可以稱之為戰役行動的進攻。或許我們還需要把這樣一個事實也稱之為巧合：被所有戰史學家們公認為蘇聯衛國戰爭轉折點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不早不晚，就發生在戰爭爆發的第17個月，也就是1942年的11月，這正是德軍由盛而衰的26個月時間軸上的“黃金點”。[7] -------- [7]《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百科全書》，（法）馬塞爾·博多主編，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蘇聯－對德戰爭》，P684－694。 讓我們再來看看海灣戰爭。戰前，据軍事專家估計，如果共和國衛隊的裝備和人員，經空中轟炸損失達到或超過30％，就將基本喪失戰斗力。為了使伊軍的損耗達到這個臨界點，美軍一再延長轟炸時間。直到“沙漠軍刀”出鞘時，伊軍在戰區內的4280輛坦克中的38％、2280輛裝甲車中的32％、3100門火炮中的47％都已被摧毀，這時的伊軍實力已經降至60％左右，透過這些殘酷的數据，0.618的神秘之光在1991年1月24日的清晨開始再次閃爍。100小時后，“沙漠風暴”的地面戰斗便宣告結束。 這些散落在歷史塵煙中的事例，真是不可思議。孤立地看上去，它們太像是一個接一個的偶然了。但造物從來不會做沒來由的事。如果有太多的偶然，都在顯示同一种現象，你還能繼續心平气靜地把它們看做是偶然嗎？不，這時候你必須承認，那就是規律。 在漢語的語法中，有一种基本的句式結构。這种結构把一個句子或詞組，分為修飾詞和中心詞兩部分。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修飾与被修飾，即前者修飾后者，前者确定后者的傾向和特征。說得明白些，前者是容貌，后者是机体，我們确認一個人或一件物与他人或它物不同，一般都是根据他（它）的容貌和外觀，而不是根据他（它）的机体或机理。從這個角度說，修飾詞相對于中心詞而言，更應被視為句子或詞組中的重心。比如，紅苹果。在被“紅”修飾之前，苹果，只不過是此种果品的泛指，僅具有一般性。而“紅”，則使這只苹果具有了可以認定其為“這一個”的特殊性。顯然。“紅”在這個詞組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再如，經濟特區。如果沒有“經濟”二字，特區只不過是個地域區划概念。被“經濟”修飾過之后，它便獲得了一种特殊的屬性和走向，成為鄧小平用經濟杠杆改革中國的支點。這一類的結构就是漢語語法的基本型態之一： 偏正式結构。 這一以偏修飾正的結构在漢語中大量存在，以至于不使用它，講漢語的人便無法開口說話。因為在一個句子中，如果僅僅有主体性詞匯，而沒有主導性修飾，將使這個句子因缺少程度、方位、形態等可讓人具体把握的因素而失去明晰性。如“好人”、“坏事”、“高樓”、“紅旗”、“慢跑”這一類詞，假如把前綴的修飾詞統統去掉，后面所有的中心詞，便全都變成了沒有具体能指的中性詞。由此可見，在偏正式結构中，与“正”相比，“偏”處于一种給句子和詞組定性的地位。就是說，從某种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偏正式結构以中心詞為主体，以修飾詞為主導，“正”是“偏”的軀体，而“偏”則是“正”的靈魂。當軀体作為一种前提确立之后，靈魂的作用顯然更具決定性意義。這种主体從屬于主導的關系，是偏正式結构得以存在的基礎，同時，作為与客觀世界對應的符號系統的結构方式之一，它似乎在向我們暗示某种超出語言范疇的規律性的東西。 順著這條路徑走下去，我們很快就會看出，不僅僅在“好人”、“坏事”、“高樓”、“紅旗”這類詞組，也不僅僅在航空母艦、巡航導彈、隱形飛机、裝甲運兵車、自行火炮、精确炸彈以及快速反應部隊、空地一体戰、聯合作戰這類軍語中，偏正關系大量存在。在語言范疇之外的世界里，同樣層層疊疊地布滿了這种關系。這正是我們借用——僅僅是借用——而不是照搬這一人類語言系統中僅見的修辭方法于自己理論中的意義所在，我們無意把戰爭与修辭學生拉硬拽在一起，而只是想借用“偏－正”這一語詞來闡示自己理論中最核心的部分，因為我們認定在許多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中都大量存在著偏与正的關系，并且在這种關系中常常是“偏”而不是“正”在其中起主導性作用，這种作用我們姑且稱之為“以偏修正”（注意，這不是作為修辭方法的偏正式結构的本意，而只是我們的引伸）。如一個國家，人民是主体，而政府是國家的主導；一支軍隊，士兵和中下層軍官是主体，而統帥部是軍隊的主導；一次核爆炸，鈾或鈽是主体，而對它們的轟擊手段是引發鏈式反應的主導；一次東南亞式的金融危机，受害國是主体，而金融投机家是造成危机的主導。沒有政府的主導，人民就是一盤散沙；沒有統帥部的主導，士兵就是烏合之眾；沒有轟擊手段，鈾和鈽就是一堆礦物質；沒有金融投机家的興風作浪，受害國的調節机制理應能使它們避開一場金融浩劫。在此類關系中，拋開雙向互動的因素不談，誰是偏誰是正，誰修飾誰，可以說不言而喻。 以上論述表明，這种偏正式結构是一种非對稱性結构，因而偏与正之間是一种非均衡的關系。在這點上，与黃金分割律的情況非常相似：0.618与1之間就既是一种非對稱結构，又是一种非均衡關系。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也看做是另一种表述的偏正式。因為在偏正結构中，重要的是偏，而不是正。黃金分割律亦如此，重要的是0.618，而不是1。這是兩者間共同的特征。規律告訴我們，在兩個特征相似的事物之間，一定存在著某种相似的規律。如果在黃金分割与偏正結构之間确實存在共同規律的話，那就應該是： 0.618＝偏。 最能說明這一點的，大概非田忌賽馬的典故莫屬了。在總体實力處于下風的情況下，大軍事家孫臏揮洒出了他足以代表古中國博弈智慧的經典之作。他以田忌的下馬對齊王的上馬作開局，在輸掉必丟的一局后，再用己方的中馬和上馬，連克對方的下馬和中馬，确保了獲胜所需的兩局优勢[8]。這种以丟一保二策略（主導）去贏取整個賽局（主体）的方式，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典型的偏正式結构。而其三局兩胜的結果，則又完全符合2：3的黃金比率。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完美的二律匯流、二律合一： -------- [8]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黃金律＝偏正律。 找到規律是研究問題的結果，也是研究問題的開始。只要我們相信有一個名曰偏正律的東西普遍貫穿于事物的運行之中，我們就應該相信，這一規律同黃金律一樣不會獨獨在軍事領域留下空白。 事實也的确如此。 齊魯長勺之戰。兩軍對陣，齊軍來勢洶洶，魯軍按兵不動。齊軍擂了三通鼓、沖了三回陣，仍未撼動魯軍陣腳，气勢明顯低落。魯軍趁机反攻，大獲全胜。戰后，謀士曹劌向魯庄公點破了此役齊敗魯胜的道理：敵軍“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9]。從整個戰役的進程來看，此戰可分五個階段：齊軍一鼓——齊軍再鼓——齊軍三鼓——魯軍反攻——魯軍追擊。從第一到第三階段，曹劌采取了避敵鋒芒的策略，使齊軍在沒能取得任何戰果的情況下，便迅速越過了自己攻擊力的黃金點，而魯軍則准确地選擇此點為反攻時机，在2700年前的戰場上充分印證了黃金分割律（3:5G0.618）。可以肯定，當時的曹劌，絕不可能知曉晚于他200年的畢達哥拉斯和他的黃金分割理論。況且，就是他知道這一理論，也不可能在一場正在進行的戰事中，准确地測知哪里是它的0.618。但他卻憑直覺猜測到了這一閃爍黃金光芒的分割點，而這正是所有天才軍事家們共有的稟賦。 -------- [9]見《左傳·曹劌論戰》。此后，曹劌在柯地參加齊魯會盟時，執匕首劫齊桓公，迫使齊國退回侵魯之地。有謀有勇如此，為罕見之良將。（見《史記·刺客列傳》） 漢尼拔在坎尼之戰中，与曹劌的思路如出一轍。他也像曹劌一樣洞悉敵人攻擊力遞減的奧秘。因而他一反常態，把最弱的高盧軍和西班牙步兵，投放在本應布署精銳的陣線中部，讓他們去正面經受羅馬軍隊的攻擊，待其支撐不住后，戰線上便逐漸出現了一個新月形凹陷。這彎不知是漢尼拔刻意營造還是意外形成的新月，變成了消解羅馬軍隊攻擊力的巨大緩沖器。當這一強勁力量因戰線的拉長逐次衰減，在接近迦太基人陣線的底部而呈強弩之末時，總体上處于劣勢但在騎兵上卻占优勢的迦太基人，不失時机地讓其鐵騎兩翼齊飛，迅速完成了對羅馬軍隊的合圍，把坎尼變成了宰殺7万生靈的屠場。[10] -------- [10]坎尼之戰是西方歷史上最著名的戰例，几乎所有戰史著作中都會提及。（美）貝文·亞歷山大所著《統帥決胜之道》，關于坎尼之戰的描述圖文并茂，對理解我們所說的“偏正律”有幫助。《統帥決胜之道》，新華出版杜，1996年版，P11－13。 這兩次有著异曲同工之妙的戰役，都把避敵鋒芒、挫敵銳气作為主導性策略，采取了明顯偏离正面決戰的作戰模式，恰到好處地把敵方攻擊力的衰竭點，作為己方反擊的最佳時机，在戰法上明顯地符合黃金律和偏正律。 如果不把這兩個戰例，看做是一种巧合或孤立現象，那么我們就會在戰史中更多地看到黃金律－偏正律在閃閃發光。這一點在現代戰爭中也許更加明顯。二戰時，德軍進攻法蘭西的戰役，從頭至尾都浸透了我們所說的這二律的精髓。無論是將坦克從步兵的配屬變成主戰兵器，還是拋開一戰時的套路把閃擊戰作為主戰理論，以及不但出乎敵人、甚至出乎德軍統帥部里那些觀念陳舊的老將軍的意料，把阿登山口選為德軍進攻的主導方向，所有這些在當時的人眼里，肯定都不合正統，明顯地帶有“偏”向性。正是這一偏向，導致了整個德軍軍事思想的根本性轉變，也使史里芬伯爵“袖拂英吉利海峽”的夢想，成了英國人在敦克爾刻的噩夢。而此前誰會想到，這一奇跡的藍圖，竟繪自兩個級別較低的軍官——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之手？[11] -------- [11]曼施坦因在1937－1938年間，是德國陸軍參謀部的首席參謀次長，由于德國陸軍內部矛盾，曼施坦因被逐出陸軍總部，改任第十八師師長。1939年，德國陸軍總部須發西線作戰計划“黃色作戰計划”，其意圖是以強大的右翼兵力，從正面擊破預計在比利時境內所將遭遇的英法聯軍，而以較弱的兵力掩護其側面。顯然，這個計划是1914年史里芬計划的翻版。時任A集團軍參謀長的曼施坦因用A集團軍的名義，擬訂了自己的作戰計划，以備忘錄或是作戰草案的方式一再向陸軍總部提出。但一直被總部高級將領拒絕。對曼施坦因備感惱火的陸軍總部將其調任第三十八軍軍長，曼施坦因卻利用面見希特勒的机會報告了自己的設想，并說服了對軍事完全外行但悟性甚高的希特勒。這個在戰后被利德爾·哈特稱為“曼施坦因計划”的要點是：以左翼為攻擊重點，集中使用裝甲部隊，從阿登山脈突襲。（《失去的胜利》，曼施坦因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1980年） 古德里安指揮的裝甲第十九軍，是“曼施坦因計划”的最出色實踐者。（《閃擊英雄》，古德里安著，戰士出版社，1981年） 在同一場大戰中，可与進攻法蘭西戰役這种明顯具有偏正式傾向的作戰行動相映照的，還可舉出日本襲擊珍珠港的例子。山本五十六對航母的使用一如古德里安對坦克。雖然在山本的意識里，仍把戰列艦視為未來海上決戰的主体力量，但卻又敏感并且正确地將航空母艦及其艦載机選作了對美海軍作戰的主導兵器。更為令人擊節之處，是他在對美國人下手時，避開了對美國本土漫長的太平洋沿岸的正面攻擊，同時又充分考慮到了他的聯合艦隊的攻擊半徑，也就是他的拳頭所能打到的最佳位置，從而挑選了既對扼制整個太平洋舉足輕重，又讓美國人事先得到情報都不肯相信的夏威夷作為攻擊點，值得一提的是，這位海上決戰的信奉者在關乎未來戰局的第一場大戰中，選擇的不是他心向神往的海戰，而是對珍珠港的偷襲。結果，他劍走偏鋒，出奇制胜。[12] -------- [12]山本五十六在就任聯合艦隊司令后，否定了日本海軍幕僚監部先攻擊菲律賓的意見，認定必須首先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使其癱瘓。1941年12月7日，南云將軍指揮的6艘航空母艦，423架飛机，按山本五十六的計划襲擊珍珠港，擊沉美海軍“亞利桑那”號等4艘戰列艦，炸毀188架飛机，使美國太平洋艦隊元气大傷。（利德爾·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戰史》，P276－335） 分析到這一步，我們應該已經懂得，不管是黃金律還是偏正律，都不應從字面上去狹義的理解，而只能在本質上把握其精髓。瞬息万變的戰場從來不會給任何一位軍事統帥或指揮官，留出足夠的時間或提供足夠的信息，讓他一分分去丈量何處是黃金分割點，一寸寸去考慮如何把握偏正度的問題。甚至就連0.618和“偏”，這兩個二律中最核心的要素本身，也不是數學意義上的常數。而是胜利之神在千變万化的戰爭、戰場、戰局中不斷出沒隱現的万千化身。 它有時表現在手段的選擇上，如海灣戰爭中，施瓦茨科普夫把空中轟炸作為主導手段，而讓一向是作戰主体的陸軍和海軍全都成了配角； 有時表現在策略的選擇上，如鄧尼茨把艦對艦的海戰，改為潛艇對商船的襲擊，結果這种“狼群戰術”遠比海上決戰對英國的威脅更大； 有時表現在兵器的選擇上，如拿破侖的火炮、古德里安的坦克、山本五十六的航母、“黃金海岸”行動中的精确彈藥，都是能傾斜戰爭天平的主導兵器； 有時表現在攻擊點的選擇上，如特拉法爾加海戰[13]中的納爾遜，极其聰明地把法國艦隊的后衛而不是前鋒定為主要打擊點，使一場海戰的胜利導致了一個海上帝國的誕生； -------- [13]在特拉法爾加海戰前，納爾遜向他屬下的艦長傳授“秘訣”，即改變海戰傳統的線式戰術。而把己方軍艦分為兩支，一支以90度角進攻敵艦隊的中部，隔開其后衛和中軍，然后集中兵力攻擊敵后衛艦只；另一支切斷中軍和前衛，集中攻擊中軍，等敵前衛艦只返回支援已為時太晚。特拉法爾加海戰的進程与納爾遜所預計的几乎一模一樣，盡管在戰斗中他受傷致死，但英國海軍大獲全胜。（《世界近代海戰史》，丁朝弼編著，海洋出版社，1994年，P143－155） 有時表現在戰机的選擇上，如第四次中東戰爭，薩達特把埃軍越過蘇伊士運河的D日，選在正處于穆斯林齋月中的十月六日，而把發起進攻的時間，定在陽光由西向東直刺以色列人瞳孔的下午，一舉改寫了以軍不可戰胜的神話[14]； -------- [14]見《第四次中東戰爭》，（德）格哈爾德·康策爾曼著，商務出版杜，1975年。《中東戰爭》，（美）喬恩·金奇等著，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 有時表現在兵力的非均衡配置上，如一戰前德軍統帥部制定的入侵法國的“史里芬計划”，大膽地把其72個師中的53個集中在右翼作為主攻，而把剩下的19個師放在漫長戰線的左翼和中部。如此一來，這個從未真正實施過的沙盤作業，竟成了歷史上最著名的戰爭計划； 有時表現在謀略的運用上，如公元前260年，秦趙兩國相爭。秦昭襄王并不急于馬上同敵軍決戰，而是依照范睢建議，先攻韓國之上党，使趙國失去依恃；又假意言和，使諸侯不再援趙；再施反間之計，使趙王撤大將廉頗而任用紙上談兵的趙括，最終大敗趙軍于長平。這一仗秦胜趙負的原因，与其說正得于秦軍的強大，不如說偏得于范睢的謀略[15]。 -------- [15]見（中國歷代戰爭史》，軍事譯文出版社，第二冊，P197。 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的還有另外一种跡象，即越來越多的國家，在事關政治、經濟和國防安全等重大問題上，把視線偏离出軍事領域之外，用其它手段補充、丰富甚至替代軍事手段，以達到僅憑武力無法達到的目的。這是從戰爭觀上對戰爭進行的最大的一次以偏修正。同時也預示著，未來戰爭將愈加頻繁地呈現出軍事手段与其它手段進行偏正式組合的趨勢。 以上种种，不論是哪种選擇，都無不帶有“偏”的特性。偏正律和黃金律一樣，反對一切形式的平行并列、均衡對稱、面面俱到、四平八穩，而主張劍走偏鋒。只有避免錘砧硬碰，你的劍鋒才會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這就是戰爭這篇千古文章中最基本的胜利語法。 如果我們把藝術中的黃金分割律稱為美律，那么，我們為什么不把它在軍事領域中的鏡像式再現——偏正律，稱為胜律？ 在构成一個事物的諸多內部因素中，一定會有某個因素在全部因素中占据突出或主導的地位。這個因素与其它因素的關系如果是和諧的、完美的，那么，它就總會在什么地方符合0.618:1的公式。當然也就會符合偏正律。因為在這里，“全部因素”就是主体，就是正；“某個因素”則為主導，則為偏。當一個事物具有了特定的目的性之后，偏与正，就构成了主從關系。二牛相斗，正是牛，偏就是它的犄角；雙刀相向，正是刀，偏就是它的鋒刃。孰主孰從，一目了然。而當目的發生變化時，新的主導因素就會出現并取代舊的主導因素，与現有的全部因素构成新的偏正關系。捕捉住了事物中主与全的關系，就等于抓住了黃金律和偏正律的要義。 据此出發，我們很快可以從戰爭紛雜的脈系中，理出五根最主要的筋絡：主兵器与全兵器；主手段与全手段；主兵力与全兵力；主向度与全向度；主領域与全領域。這“五主五全”，基本上概括了普遍存在于戰爭中的偏正關系。 仍以海灣戰爭為例，聯軍實施“沙漠風暴”的主兵器是隱形飛机、巡航導彈和精确炸彈，其它全部兵器為從屬；主手段是連續38天的空中轟炸，其它全部手段為輔助；主兵力是空軍，其它全部兵力為協同；主向度是以共和國衛隊為重點打擊對象，其它全部戰場目標服從于此；主領域是軍事，其它領域則予以經濟制裁、外交孤立、媒体攻勢之類的全面配合。 但，僅僅理清楚這層關系，還不是我們的目的。對從事戰爭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理清而是如何把握和運用這些關系。我們知道，任何國家的戰爭資源都是有限的，即使像美國這樣國力雄厚的國家。在戰爭中也必須不斷考慮效費比（“最小耗能”原則）和怎樣把仗打得更漂亮、讓戰果更輝煌的問題。因此，合理并且策略地使用和分配戰爭資源，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十分必要。這就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也就是如何在戰爭中自覺地運用偏正律。其實，不少國家早已在此前非自覺地運用過了這一規律—— 前蘇聯解体后，俄羅斯的軍力每況愈下。不僅失去了昔日与美軍對壘的超霸地位，甚至連保證國家的現時安全都力不從心。在此情況下，俄軍統帥部雖然被動，但卻适時地修正了自己的未來戰略，把戰術核武器乃至戰略核武器，作為一旦發生針對俄國的戰爭時的首選主導兵器，并圍繞這一選擇從整体上調整了常規兵器与核兵器的配置結构。与俄軍相反，因獨執牛耳風頭正健的美軍，則把“全面优勢”（陸軍[16]）、“由海向陸”（海軍）、“全球參与”（空軍[17]）确立為新的三軍戰略目標，并依此選擇數字化裝備、新型兩栖攻擊艦和隱形遠程作戰飛机作為新一代兵器，大有讓其取代M－1系列坦克，航空母艦和F－16這些當代王牌，成為美軍武器庫中的主導兵器之勢。 -------- [16]“全面优勢”，是美國陸軍在其《2010年陸軍构想》中提出的戰略目標。 [17]“全球參与”是美國空軍1997年底提出的21世紀空軍發展戰略，用以取代應付冷戰后局勢的“全球力量全球抵達”的戰略构想。其中特別強調了空軍的6大核心能力：航空与航天优勢；全球攻擊；全球快速机動；精确打擊；信息优勢；靈活的作戰支援。（見《全球參与21世紀美國空軍构想》） 從俄美對各自主導兵器的戰略性調整，可看出那种以殺傷力大小為條件，選擇主導兵器的做法已經過時。對主兵器的選擇來說，武器的殺傷力不過是兵器的諸多技術性能之一。比技術性能更重要的是對戰爭目的、作戰目標和安全環境的基本考慮。因此，主兵器應是對達成上述目標最為有效的兵器，而且必須是能与其它兵器有机組合，构成完整武器系統的主導性因素。在現代技術條件下，主兵器大都已不是單一武器，而是“系統集成”，同時它又是更大的系統中的一部分[18]。大量高新技術的涌現，戰爭目標的不斷調整，在為主兵器的選擇及与其它兵器的組合使用方面，提供了足夠的上下行空間的同時，也使主兵器与其它全部兵器的主從關系變得更加扑朔迷离[19]。 -------- [18]“系統的系統”的概念，是曾任參聯會副主席的海軍上將歐文斯与他的高級顧問布萊克共同研究的結果。歐文斯認為，當代軍事技術革命，不再只是軍艦、飛机、坦克等武器平台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傳感器系統、通信系統以及精确制導武器系統等因素，這些系統的介入，使軍隊的編制和作戰方式都將產生根本性的革命。也許，今后不應再分陸、海、空軍，而是“傳感器軍”、“机動打擊軍”、“智能保障軍”等。（見《國防大學學報》、（現代軍事》、《世界軍事》，陳伯江對歐文斯的訪問錄） [19]与軍事革命的技術派的樂觀見解不同，我們不認為技術可以穿透戰爭“或然性”的迷霧，因為戰爭的或然性主要不是來自物理或地理的阻隔，而是來自人心。 同樣的因素也在影響著戰爭手段的運用。在戰爭中，把軍事行動天經地義的當做主手段，而其它所有手段則被視為輔助手段的觀念正在過時。也許過不了多久，美國人就會發現，在對付像本·拉丹這樣的恐怖組織的戰爭中，軍事手段只是其全部可動用手段中的一种，更為有效的、能對拉丹造成毀滅性打擊的手段，很可能不是巡航導彈，而是由它或更多手段配合的在网絡上展開的金融封殺戰。 手段的复雜化帶來的是出乎一切軍人意料的結果：戰爭的平民化。因此，在這里，我們所說的主兵力与全兵力的問題，除了軍隊內部和作戰行動中兵力的調度、分配和運用，還包括全体民眾在何种程度上對戰爭的參与。當非職業軍人的戰爭或准戰爭行動，越來越多地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時，誰是未來戰爭的主兵力，正在全球范圍內變成一個過去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如我們已經在前面多次提到過的“网徒”襲擊美國和印度國防部网絡中心的事件，即是這方面的證据。 無論是純粹的戰爭行動，還是非戰爭軍事行動，抑或非軍事戰爭行動，只要是帶有作戰性質的行動，便都存在一個怎樣准确選擇主要作戰方向和攻擊點的問題，也就是在由整個戰爭、戰場或戰線构成的全向度上，确定你的主向度的問題。這几乎是令一切即便擁有精良武器、多种手段、充足兵力的統帥也最感頭疼的問題。但像亞歷山大、漢尼拔、納爾遜、尼米茲之輩和中國古代的孫武、孫臏，卻都是擅長選擇出敵不意的主攻方向的高手。利德爾·哈特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把選擇最出敵預料的行動方向和抵抗力最弱的路線叫做“間接戰略”。在戰爭空間已經由陸海空天電廣延至社會政治、經濟、外交、文化乃至心理諸領域的今天，各种因素的交叉互動，已使軍事領域很難理所當然的成為每一場戰爭的主導領域。戰爭將在非戰爭領域中展開，這樣的觀點說來很奇怪也很難讓人接受，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趨勢就是如此。其實遠在古典戰爭時期，戰爭就不曾始終局限在單一領域中，像藺相如“完壁歸趙”的外交戰，或像墨子与公輸班的虛擬戰，都是在軍事領域以外贏得或消彌戰爭的典型范例。這种跨領域解決戰爭難題的方式，對當代人來說，應該是一种啟示。因為高度發達的技術綜合時代，已為我們開辟出了遠比古人廣闊得多的施展智慧和手段的領域，使人們夢寐以求的在非軍事領域贏得軍事胜利，用非戰爭手段打贏戰爭的鳳愿成為可能。如果我們想把未來戰爭的胜利緊緊攥在手里，就必須對這一前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備，即在一場也許不是以軍事行動為主導的領域中，進行一場可能波及當事國全部領域的戰爭。至于這樣一場戰爭將以什么武器、什么手段、什么人員以及在什么方向、什么領域中進行，眼下當然還是一個未知數。 已知的只有一點，不管是哪种方式的戰爭，胜利都屬于正确地運用偏正律去把握“主与全”的一方。 戰爭是最難說清也最讓人琢磨不定的東西。它需要技術的支撐，但技術并不能代替士气和謀略；它需要藝術的靈感，但又排斥浪漫和溫情；它需要數學的精确，但精确有時會使它陷于机械和僵硬；它需要哲學的抽象，但純粹的思辨無助于把握在鐵与火的縫隙中稍縱即逝的戰机。 戰爭沒有定式。沒有人敢在戰爭領域里口吐“半部《論語》治天下”的狂言，沒有人用一种戰法打贏過所有的戰爭；但并不等于戰爭沒有規律。為數不多的人在常胜將軍的花名冊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是因為他們窺見和掌握了胜律。 這些名字證明了胜律的存在，只是卻無人道破堂奧。很久——几乎和戰爭史一樣久——以來，人們都把它看成是划過天才統帥腦際的閃電，而很少意識到它就隱藏于刀劍迸擊、硝煙炮火的血腥格殺之中。 其實，一切規律都不過是窗戶紙，就看你能否捅破它。 偏正律就是這樣一層紙。它簡單又复雜，飄忽又穩定，常常被一些幸運的手指無意間捅穿，胜利之門便轟然向他洞開。它簡單得可以用一組數字或一种語法去表述；它复雜得即使你精通數學和語法也找不出答案；它飄忽得像硝煙，讓人摸不著邊際；它穩定得像影子，伴隨著每一次胜利的日出。 正因如此，我們把偏正律看做是原理，而不是定理。我們充分考慮到了這一原理的相對性。相對的東西不能生搬硬套，無需精确測量。相對不是絕對的白色，所以它不怕黑天鵝[20]。 -------- [20]偏正律不是“所有的人都會死”或“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那樣的定理，而是指導贏得戰爭胜利的一條規律。 不過，即或我們通過對戰史的研究，肯定偏正即胜律，但如何運用才算正确，仍是有待每個具体的操作者自己去相机把握的問題。因為，戰爭中的二律背反現象，一直在困惑著每個胜利的追逐者：違背規律者必敗無疑；墨守陳規者也絕難胜利。“六六三十六，數中有術，術中有數。陰陽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設，設則不中”，《三十六計》可謂一語道破天机。這就是說，不管我們能找出多少戰例，證明其胜利的原因与0.618相合，但下一個嚴格按照黃金分割律去設計戰爭、戰役或戰斗的人，几乎必定會啃到失敗的澀果。無論是黃金律還是偏正律，重要的是把握精髓，運用原理，而不能生吞活剝、東施效顰。在歐洲歷史上著名的羅斯巴赫戰役与呂岑會戰中，進攻的一方都采用了亞歷山大式的“斜形攻擊隊形”，但結局卻截然不同。羅斯巴赫戰役中的法奧聯軍指揮官照抄戰史，在腓特烈大帝的眼皮底下調兵布陣，企圖用斜形隊形攻擊普魯士軍隊的左翼。結果被及時調整了部署的普軍，打得一敗涂地。一年后，腓特烈在呂岑与三倍于己的奧地利軍隊再次相遇。這回，他卻妙手新裁，同樣用斜形攻擊隊形，一舉全殲奧軍。一樣戰法，兩樣結果，可謂意味深長[21]。它告訴我們，沒有永遠正确的戰法，只有永遠正确的規律。它同時還告訴我們，正确的規律并不能包胜不敗，胜利的秘訣在于對規律的正确運用。包括對偏正律，雖然強調的是以偏修正，但也不是一味走偏就能取胜。偏，主要是思路要偏，是本質上的偏，而不是形式上的偏。如在實戰運用中，并不等于每一次都要把攻擊點，生硬地選擇在0.618式的“偏”上，才算符合了胜律。也許，這一次胜律恰恰需要的就是正面突破。這一次，“正”就是“偏”。這就是戰爭的藝術性，是數學[22]、哲學或其它科學技術都無法替代的藝術性。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敢于肯定，軍事技術革命替代不了軍事藝術的革命。 -------- [21]見《西洋世界軍事史》，富勒著，第二卷P201。《簡明戰爭史》P860 [22]我們并不否認或輕視用數理方法分析戰爭，特別是在計算机普及的時代，在我們這個有崇尚模糊不喜歡精确傳統的國度。李洪志編著《國際政治与軍事問題若干數量化分析方法》中，列舉尼古拉·施威特等人用“貝葉特方法”，對越南戰爭、中蘇沖突、阿以戰爭進行分析的事例。李洪志等人用此方法在1993年對波黑戰爭的形勢做出了准确的預測。（《國際政治与軍事問題若干數量化分析方法》，軍事科學出版社） 另外需要點明的是，我們所說的偏正，雖然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与中國古代兵家主張的“奇正”之法重合，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奇正”。因為，在古代兵家那里，奇和正是交替使用的兩种手段，即孫子所謂“凡戰者，以正合，以奇胜。……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胜窮也。”[23]偏正，則不是非此即彼的兩种手段，而是客觀規律的呈現。最重要的區別還在于，雖然戰爭史上，出奇制胜的戰例都因其美妙絕倫而令人神往，但卻并非所有的胜利都因出奇而取胜，以正取胜者也不乏其例。偏正則不同，只要我們把每一個胜利拆開來看，不管它是奇胜還是正胜，其中都一定可尋見胜律的蹤影：即不是“奇”偏正，就是“正”偏正。 -------- [23]引文見《孫子兵法·勢》。“奇正”為古代兵家重要的戰法概念，變化莫測、出敵意外為“奇”；以對陣交鋒，打堂堂之陣，則謂之“正”。唐太宗對“奇正”之道頗有心得，渭橋對陣則是一個范例。《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記載了李世民与李靖兩人對“奇正”的种种見解。 無論我們把偏正－胜律表述得多么清晰，對它的運用都只能在模糊中進行。有時，不清晰正是走向清晰的最佳路徑。因為只有模糊才适合于整体把握，這是東方式的思維，但它卻奇特地与西方智慧在0.618這一黃金點上相遇。于是，西方的邏輯、推演和精确，与東方的直覺、感悟和混沌，形成了東西方軍事智慧的結合部，并由此生成了我們所說的胜律。它閃爍著黃金般的光澤，帶著東方的神秘和西方的嚴密，一如太和殿的飛檐，架在了巴特農神廟的廊柱上，法相庄嚴，气象万千。 ------------------ 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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