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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到宁安縣一個名叫李荊璞的青年漢子的耳朵里的時候，一种不甘心當亡國奴的民族意識促使他決心放下祖祖輩輩一直傳下來的鋤把子，拉起隊伍去和日本人拚上一場。 几個和他一塊扛活的窮哥們儿听了李荊璞的這一想法后說：“好使！” 可是他們很快就提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沒槍。連做個“草頭王”都需要有槍，更何況是去打日本呢！怎么辦？ 但這事并難不倒李荊璞，他對大家說：“咱們不妨先向胡子們學一手嘛，向那些家里養槍的大糧戶借几條槍用。” 學胡子的哪一手？對于這些經常听到、甚至自己就曾領教過胡子們的手段的伙計們來說，不用說大家也知道。那年月東北有許多胡子在剛“起局”的時候手里也是沒槍的，他們往往就拿著用紅布包起來的條帚疙瘩、帶個彎儿的木頭棍子什么的，往人家后腰上一捅，任你是皇上他二大爺也得乖乖地給我舉起手來——盡管有些人也知道這些“槍”可能是“虎”牌儿的，但好像沒有誰敢來試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每當這時候，求生的欲望一准會使人們宁肯信其是真的了。 說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荊璞帶著几個人，手里拿著一把用鍋底灰上色、用紅布“包裝”起來的木制匣槍突然出現在一個大糧戶的家里。他們對嚇得發抖的主人說：“你不用怕，我們不是來‘砸響窯’的胡子，是為了抗日來找你借几條槍用一下，等把日本子打走了，我們再來還你。”就這樣他們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槍，接著，他們又拿著這些槍繳了偽宁安保衛隊的一個班的槍。有了這些槍，他們很快就發展到１００多人。 李荊璞的隊伍拉起來后，先是投奔了王德林的“吉林中國國民救國軍”，被編為騎兵團的一個連，李荊璞任連長。但沒過多久，他就發現，救國軍上層人物抗日不太堅決有力，在敵人的進攻面前一退再退。跟著他們退到哪里是個頭呢？當隊伍退到老爺岭的時候，他把自己手下的几個班排長找到一起說：“兄弟們，看來這打日本的事是不能靠他們的。半年多了，他們沒打過一次日本，現在還要往東宁逃跑，我們不能跟著他們跑。我們要自己干，要保衛家鄉！” 李荊璞的話剛說完，連里一個名叫于洪仁的士兵說道：“我非常擁護這個主張，打日本就得靠我們帶領老百姓自己干。可是我們不能就這樣輕易地走哇，打日本需要槍啊！我們何不把營部收拾了再走？” “這樣可能不行，”李荊璞說，“本營的那兩個連就住在附近，一旦槍響，那個連很快就會過來，那時我們恐怕就很難走了。” “這好辦，咱們不讓槍響就是了。”于洪仁自信地說，“連長可以帶著人去找營長，說有緊急情況要報告，進去就把他們的槍下了。我帶一個排在外面巡邏，以應付意外情況。” 李荊璞一拍大腿，說：“好！就這么干！”然后便帶著人行動去了。 他們的行動進行得十分順利。當天晚上，他們悄悄地离開了老爺岭，回到宁安老家去了。 在向回走的路上，于洪仁對李荊璞說：“連長，咱不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走了就拉倒了，我看還應該發表一個宣言，表示一下咱們抗日到底的決心，讓大家知道咱們為什么要走。” “行！”李荊璞說，“听說你是念大書的，還當過教書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寫一個吧。” “好！” 于洪仁起草的這份宣言發表后，果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宁安一帶的一些小股武裝都紛紛慕名來投，他們的隊伍也很快壯大起來了。日偽軍則也因此將他們當成了討伐的重點目標。其中偽宁安地方保安隊就一直像尾巴一樣跟在他們后面，想伺机消滅他們。 “和這群兔崽子們拚了！”嘴上常挂著“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的李荊璞，被跟在后面的這個“大尾巴”弄火了。 關鍵時候于洪仁又走到他面前，對他說：“連長，現在不能打。我們這支農民隊伍剛拉起來，第一仗一定要打好，現在打還沒把握。我們先和他們藏貓貓，找准机會再打。” 李荊璞依照于洪仁的計策，派出了几個能干的隊員和敵人兜圈子，把敵人一點一點地誘進他們的伏擊圈，然后一舉殲滅了這支偽軍的大部隊。 打了這次胜仗之后，于洪仁在整個隊伍中，特別是在李荊璞的心中的地位一下子就高起來了，大家都覺得這位戴著眼鏡的于先生有辦法。李荊璞還特意把他調到自己的身邊當“貼寫”——相當于我們今天跟在首長身邊的秘書，雖然官不大，但卻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當時，李荊璞還不知道，他所信任的這位有膽有識的于先生原來竟是中共宁安縣委專門派來改造他這支隊伍的共產党員。 隊伍拉起來了，總該有個名吧。報個什么號呢？李荊璞十分佩服當時在宁安一帶廣為傳說的一個名叫“平洋”的好漢——据說他一個人打死６個鬼子，還到哈爾濱去殺富濟貧，因此他自己想報號“平東洋”。可是馬上就有人說，這個名字不行。因為按照“一生、二死、三逃、四亡、五富、六貧、七升、八降”的說法，這“東”乃八划，為降，這可太不吉利。名不正，言不順，應該改掉這個字。南字是九划，吉利，改成南字吧！ 可是，叫平南洋和打日本又怎么能挨得上呢？李荊璞想了想說：挨得上。因為從地圖上看日本差不多就在宁安縣的南面，所以用南字也說得過去。于是，平南洋就成了李荊璞的報號。 李荊璞原打算把這支隊伍叫做“平南洋反日游擊隊”，于洪仁說，還應該加個“總”字，這樣有利于收編其他隊伍。這樣，這支隊伍就正式稱為“平南洋反日游擊總隊”了。平南洋是總隊長，于洪仁則當上了副總隊長。 在總隊成立大會上，平南洋和于洪仁帶著大家在一面紅地中間帶個黃月亮、上書平南洋三個大字的隊旗下，發出了誓言——堅決抗日到底！ 平南洋的旗號打出去之后，接連打了几個大胜仗。隊伍的影響大起來了，來入伙的人也多了起來。由于這些人成份十分复雜，所以平南洋隊伍里的問題也就多了起來。搶東西的、綁票的、殺人放火的都有了，日偽借此散布說，平南洋是宁安一帶最大的土匪頭子……。平南洋自己听到這話后，十分生气，為此還斃掉了几個，但這并沒有解決問題。讓他感到生气的事還多著呢。 有一回，總隊調來許多聯合部隊攻打宁安縣城，進攻前，平南洋和于洪仁一起給大家定下約法三章： 第一，各部隊必須服從命令听指揮；第二，有組織有計划地沒收敵偽財產；第三，嚴禁沒收中國人的商店和市民的財物，違者以紀律論處。 當時大家沒有也不敢提出什么不同意見來，可一打進宁安縣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燒、搶一陣之后，便各奔東西，气得平南洋破口大罵：“他媽拉巴子的，這哪像抗日的隊伍啊？ ……” 這時，于洪仁又及時地找他來了。 “總隊長為什么不高興呀？”于洪仁明知故問。 “為什么？你還不知道？就是為咱們的抗日前途！”平南洋接著反問道：“你看，日本子打來后，東北軍几十万軍隊都跑到關里去了，現在救國軍和自衛軍也完蛋了，南京政府啥時候才能出兵抗日呢？” “哈哈……，我當為什么呢，原來是為這件事。”于洪仁笑了起來。 “這是件大事，你還打哈哈！”平南洋不滿地說。 “這件大事不能指望南京國民党政府。”于洪仁收斂笑容，一本正經地說。 “那靠誰？”平南洋問。 “要抗日，必須靠咱們老百姓自己的軍隊——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 “共產党？紅軍？”平南洋以前只是听說過，但卻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于洪仁便詳細地向他介紹了中國共產党的性質、任務，講了南方的蘇維埃、紅軍…… 就這樣，“我逐漸了解了中國共產党，明白了只有共產党才是真正領導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心里點亮了一盞明燈，時間長了，我就明白了同我朝夕相處的于洪仁就是中共党員了。”——几十年后，平南洋回憶說。 自從平南洋知道于洪仁是受中國共產党的派遣到隊伍里來做抗日工作的以后，便多次提出入党的請求。但是，于洪仁卻給他擺了三個條件： “一是要服從組織，遵守党的紀律。” “行！” “二是要堅決抗日到底。” “行！” “三是要把部隊交給党。” “這……，我得考慮考慮。”听說要把部隊交出去，平南洋犯起了核計。 一見平南洋對第三條還不理解，于洪仁進一步對他解釋說：“讓你把部隊交給党，不是讓你离開部隊，你還是部隊的領導。不過，在隊里得實行民主制度，要實行官兵平等……” “行！” １９３３年５月５日，經中共吉東特委批准，平南洋正式加入中國共產党。隨后，王光宇、黃佐清、陶淨非、陳翰章等共產党員先后被派到這支部隊中來，一個以于洪仁為書記的党支部也很快地建立起來了。 党支部建立起來后，于洪仁提出了要改換隊號。平南洋表示同意，并建議說，應該將隊號改為“工農反日義務總隊”。 “你是怎么想到工農二字的？”于洪仁問。 “你不是常講，我們的隊伍是為工農群眾打日本、求解放的，是靠工農養活我們的嗎？” “那么，這義務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于又問。 “我們成立這支隊伍由誰給我們發餉呢？誰也沒有。這不是盡義務嗎？” “太好了！”于洪仁高興地說，“那就叫這個名字吧。” 于是，“平南洋反日游擊總隊”就變成了“宁安工農反日義務總隊”。 ２４ “日本探子”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人，白族。少時家貧，只讀一年初中便輟學了。１５歲時（１９１７年）与同伴楊茂才到昆明闖世界，后在一同鄉幫助下入云南陸軍第１師教導營當學兵。８個月后學兵期滿，被編入靖國軍第８軍，并隨軍參加“靖國護法”戰爭。 在“靖國護法”戰爭中，周保中因在作戰中表現勇敢而被提升為排長，成了一名軍官。但此時的周保中卻因看不慣上層軍官們勾心斗角的那一套，而無意在軍中干下去了，遂不顧一切返回鄉里。 回鄉住了一段時間后，周保中又再次到昆明投軍，并于１９２１年春被選送到云南陸軍講武堂第１７期工兵科學習。１９２５年他見到了中共兩廣區軍委書記張伯簡（張也是云南白族人），從此他的生活開始了新的篇章。從張伯簡那里，周保中看到了《共產党宣言》等書，看后思想豁然開朗。他向張伯簡講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后，張伯簡非常高興，當即寫信給著名軍事家楊杰，介紹周保中到國民革命軍第６軍（軍長為程潛、党代表為林伯渠）去工作。 １９２６年，北伐戰爭開始了，周保中在這次戰爭中屢建奇功，官職也不斷上升，由營長而上校團長，由上校團長而少將副師長。 １９２７年周保中加入中國共產党。根据中共長江局的指示，他繼續留在第６軍中工作，并准備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同志一起將這支部隊拉出來，但不久因叛徒告密而未能成功。此后，他被調到中央軍委工作。１９２８年末，中共中央派他到蘇聯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軍事。 １９３１年９月，周保中回到了國內并來到民族危机最深的東北，擔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１９３２年４月，中共滿洲省委指示他到宁安組織和領導吉東地區的抗日斗爭。 周保中到宁安以后，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怎樣才能打進當時在那里的吉林自衛軍內部。只有先進到里邊去才能談下一步如何領導他們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周保中想出了一個充滿危險、但卻是十分簡便易行的辦法——先讓他們把自己抓去。 周保中的這一想法很快就實現了。 １９３２年５月，吉林自衛軍的士兵在宁安花臉溝將周保中抓住了。但他那口濃重的南方口音卻差一點要了他的命。因為口音太重，那幫東北土生土長的士兵們听不懂，便怀疑他是朝鮮人，是日本人派來的探子，不由分說就把他給綁起來要殺了他。后經周保中費了好大勁向他們解釋說要見他們的領導人，才使這些士兵放下了已經舉起的屠刀，把周保中的要求報告了上去。當時，自衛軍左路軍的領導人們正在開會，听說抓住了一個日本特務，便停了下來，開始審問。 審問一開始，周保中便向這些人簡單地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后，對他們說：“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從關內來的，是抗日援馬團的。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說你們抗日，我才來投奔你們來的。” “你說你是從關里大老遠跑到咱這疙瘩來抗日的，那你對眼下東北抗日的形勢有什么看法呀？” 這可問到周保中的強項上來了，他對這些問題早就有所研究。于是，他先對他們講了當前的世界的形勢、中國的形勢、東北的形勢，然后講到了他們最關心的他們這支自衛軍所面臨的形勢及應該采取的救國方略。他說：你們自衛軍現在在牡丹江東岸与日軍對峙，這种形勢于我們十分不利，怎樣才能改變這种不利形勢呢？那就要主動出擊，派出兵力去襲擊敵人的后方，通過前后夾擊，迫使敵人撤退。恕我直言，据我所知你們自衛軍的戰士雖然抗日的士气很高，但紀律卻不夠嚴，長官貪污腐化，士兵搔扰百姓的事還不少，老百姓對你們這一點很不滿。這樣的軍隊是不會打胜仗的。如果真想抗日，那就得整頓軍紀，改善与群眾的關系，還要放手發動群眾，建立群眾組織，讓群眾与軍隊共同抗日。還應該看到日本人不是一天兩天能打走的，抗日是長期的事，所以就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要与其他抗日隊伍團結一致去打日本人。對南京政府，大家用不著抱有什么幻想，我們不能指望他們來抗日了，他們執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對“國聯調查團”就更不用抱多大希望了，他們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周保中這一席話一下子就把自衛軍的那些頭頭們給震住了，他們相信周不是日本特務，而一個很有頭腦的愛國志士。于是，他們頓時滿臉賠笑，一邊連連說自己有眼不識泰山，一邊急忙讓人給他松綁、請坐、敬煙、上茶。最后，請周保中留下來，到他們左路軍的總指揮部的宣傳部里作指導工作。周保中也就這樣實現了他要打入自衛軍內部的愿望。 周保中來到自衛軍左路軍總指揮部宣傳部后，很快就扭轉了它原來的宣傳方向，把反共宣傳變成了實行統一戰線、徹底抗日救國的宣傳。這就引起了自衛軍內一些人，特別是一些將領的不滿。他們雖然欽佩周保中的才干，表面上也不得不對他的意見表示贊賞，但背地里卻對部下說：“別听周蠻子的那一套！”不久便找個借口將宣傳部給解散了。王德林听說周保中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就想把他收為己用。所以在宣傳部解散之后，周保中受王德林之請，來到了救國軍總部，當上了總參議。 這個總參議本應該是在總司令身邊出謀划策的角色，但周保中覺得光是這樣呆在上面對在救國軍中開展党的工作不太有利，便主動要求到前線去指揮作戰。王德林同意了他的請求，便讓他去給救國軍前方總指揮吳義成當參謀長去了。 周保中到了救國軍前方指揮部后，立即采取了几次比較大的動作。襲東京城、攻安圖縣、克敦化城，后來又兩次攻打宁安縣城。在這一系列戰斗中，周保中表現出了其卓越的軍事才能。他不僅指揮有方，而且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勁頭。最典型的就是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第一次攻打宁安縣城時的表現了。 當時，救國軍遇到了城里日本人的頑強抵抗。為了迅速打下宁安縣城，周保中親率敢死隊，一馬當先沖進了城里。進城后，他首先帶人炸毀了軍火庫，擊斃了日軍頭目小島少佐等人。激戰中，他被流彈擊中，鮮血直流。但他并沒有退下去，一直堅持指揮戰斗。戰斗結束后，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他讓人用一把大鉗子把子彈給拔出來了，然后又用刮刀一塊一塊地把被打爛的肉刮下去。這一下，可把大家給看服了，人們紛紛贊歎說：“周參謀長‘刮骨療毒’真了不起，胜過昔日的關云長！”１２天后，周保中又帶著傷痛指揮第二次攻打宁安城的戰斗，結果消滅了好几百名敵人，繳獲了大量的武器。 周保中的聲望更高了，做起工作來也就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揮所里，周保中建立起了秘密的党支部，在士兵中發展了一批党員、團員。 關于周保中及其領導的党組織在這一段的工作，時任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的何成湘在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４日寫的《關于最近滿洲工作的報告》中說： “（党在）吳義成（部），（有）二百余（？）人，是反日游擊隊中最堅強的部隊，在東線東滿一帶作過最長期最激烈的反日戰爭，曾占領東滿的安圖很久，并占領過東宁，現在綏宁一帶游擊，党有一個軍事經驗丰富的同志在吳處當參謀，吳的一切軍事計划大多出于這個同志（周麻子，過去省軍委書記）的意見，得過無數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東線群眾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產党），過去東滿曾派了許多同志与反日會員到吳部去中。” 何成湘在這份報告中把當時被人稱為“周蠻子”的周保中，給說成了“周麻子”，可見當時由于條件限制，周保中与省委的直接聯系并不太多，主要是自己獨立開展工作，從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想見他當時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但就是在這种情況下，周保中還是把党的工作做得有聲有色。當救國軍和其他義勇軍個別領導人抗日不堅決的時候，這些党團員紛紛站出來，在反對投降、保存隊伍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就在何成湘報告中提到的“占領東滿安圖”一事（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６日）后不久，由于吳義成收受賄賂等原因，使得救國軍四分五裂，很多人都不再听他的指揮了。在這种情況下，吳義成只好帶著一幫人到東宁老黑山一帶的山里去了，留下周保中在安圖以救國軍總參謀長的名義組織起了救國軍遼吉邊區留守處，周保中任主任。在這段時間里，周保中把領導范圍擴大到吉敦線以至吉海線上的各支抗日隊伍，受其指揮的部隊有不下１０００人之多。 １９３３年冬天，按照中共吉東局的指示，周保中正式退出救國軍，帶著邊區軍的兩個連到宁安与平南洋的“宁安工農反日義務總隊”會合，著手組織綏宁反日同盟軍。 １９３４年２月，周保中帶著隊伍与平南洋的隊伍會合后便由周保中出面，召集各反日部隊領導人開會。因為周保中的名气很大，所以在那一帶活動的柴世榮、王毓峰、傅顯明、王汝起、裴振東等人都來了。這次會議一共開了３天，會上做出了三項決定：一是成立“宁安東南救國軍第一游擊區同盟軍辦事處”，并由周保中出任該辦事處的主任；二是決定將各支抗日武裝力量聯合起來，共同對日作戰；三是划分５個大的游擊區。 在上述會議后不久的３月１日，“宁安東南救國軍第一游擊區同盟軍辦事處”改為“綏宁反日同盟軍聯合辦事處”，“用最大的力量使邊區軍和工農義務總隊成為宁安一帶反日運動的中心力量”。 綏宁反日同盟軍成立后，綏宁地區就成了“滿洲國”的一塊心病。為此，日偽將這一地區列為１９３４年秋季開始的大掃蕩的重點地區。 既然是重點地區，日偽在進行“討伐”時便既肯下本錢，又肯動腦筋。這次“討伐”中，在軍事上，他們用的是以日軍為主，并從遼宁調來偽滿“皇軍”——偽靖安軍，采用四面包圍、重點進攻的戰術；在經濟上，他們實行封鎖政策，強迫山區農民搬家，實行歸屯并戶，制造無人區；在宣傳上，他們提出“專打平南洋和游擊隊，收降山林隊”的口號，以孤立共產党所領導的綏宁反日同盟軍。 敵人的這些宣傳口號确實動搖了一些人的意志。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１日，工農義務總隊的兩位領導人平南洋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飯的時候，几個叛徒闖了進來，二話沒說就先把槍給他倆支上了。 當時，平南洋坐在炕外邊，沒來得及反抗就讓叛徒們給兩手反扣綁起來了，于洪仁當時正好坐在炕里頭靠窗台的位置上，那几個人難以立即接近他繳他的槍。于洪仁平時練就了一手好槍法，他只要從身上摸到槍，出手就響，并且可以做到百發百中。在這危急時刻，他迅速伸手摸槍，但是還沒等他出手，叛徒們的槍就響了。這位有勇有謀的英雄好漢就這樣死在了几個毛賊之手！ 那几個歹徒不但殺了于洪仁，而且將隊內的所有党團員統統繳械、驅逐，還虜走了５０多個人去當了土匪。平南洋本人則因有共產党員陶淨非等人的保護才得以幸免于難。 這次叛變事件使平南洋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來的工農義務總隊大傷元气，中共宁安縣委認為，不能讓這面旗幟就這樣倒下去，周保中也同意了這一意見，于是，他們在８月末和９月初的時候，又將其恢复起來。平南洋李荊璞還是這支隊伍的隊長。 ９月份，敵人的“討伐”開始了。敵人來勢洶洶的“討伐”，對綏宁地區的抗日武裝來說的确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討伐”一開始，抗日武裝便遭到了不小的損失，活動在宁安西北山區的反日山林隊被打死２００多人，其余的人把槍埋到地下，四散而去；做為同盟軍主力的宁安游擊隊和工農義務總隊被迫轉移到宁安南部山區。敵人則跟著他們屁股后面就來了。日軍、偽軍、警察、自衛團一齊出動，就連飛机也經常光顧同盟軍的頭頂。在那段時間里，平均四五天就要打一仗。 在這种形勢下，中共宁安縣委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反日同盟軍和前來支援他們反“討伐”的第二軍派遣隊立即采取沖破包圍、開辟新的游擊區的作戰方針。即以工農義務總隊与第二軍派遣隊之第４團第５連向宁安以東發展，另以宁安游擊隊一部到西北山去活動，形成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勢。此外，讓救國軍王毓峰部和第二軍第４團４連分別返回南湖頭和汪清，借以分散敵人的兵力。与此同時，中共宁安縣委還專門通過了一個旨在努力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于反對“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及目前工作任務》決議案，提出了許多切合實際的口號和措施。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再加上各部隊都打了不少胜仗，終于使日偽寄予极大希望的秋冬季大“討伐”以失敗而告結束。１９３５年１月，已經就任中共吉東特委（因吉東局在１９３４年６月遭到嚴重破坏，中共滿洲省委遂決定撤銷吉東局，成立吉東特委）書記的吳平到達宁安。吳平告訴大家說，省委和特委對綏宁反日同盟軍的工作很滿意。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准備將共產党所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等抗日部隊統一改編為抗日聯合軍性質的部隊，以便貫徹由中共中央擬定的中國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綱領，在東北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武裝部隊。 中共宁安縣委和綏宁反日同盟軍党委根据吳平的這一指示精神，很快就做出了將綏宁反日同盟軍改編為東北反日聯合軍第５軍的決定。在獲得中共滿洲省委的批准和原綏宁反日同盟軍內各部的一致擁護之后，反日聯合軍第５軍正式成立了。周保中任軍長、柴世榮任副軍長、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張健東任參謀長。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０日第５軍公開發表了成立宣言。宣言說： “最近改編的由綏宁反日同盟軍所成立的東北反日聯合軍第５軍是反日救國的中國人民自己武裝起來的，它是東北有歷史的綏宁各地的救國功績顯著的軍隊。……這次改編的反日聯合軍第５軍和珠河、延壽的第３軍及密、饒一帶的第４軍為同一系統，和南滿的人民革命軍第１軍及東滿的人民革命軍第２軍結成親密的聯系，共同反抗日本強盜。為了統一力量，發展救國運動，在這里列舉出本軍的行動綱領的最主要內容，對全中國及全東北的同胞加以說明： “第一，我們的任務是專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推翻其走狗滿洲國，恢复中國領土，以建立中國人民獨立自由的人民政權為目的，不是實現共產主義或者實行匪賊活動，而是為中國民族革命的反日救國運動。 “第二，我反日聯合軍是人民的救國武裝隊，它雖然是以工人農民為主力，但凡是我中華民國國民，不論地主、資本家、學生、知識分子、小商人、小手藝者，不問政治派別，都有參加的權利…… “第三，反日聯合軍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先鋒隊，民眾必須加以支持…… “第四，被日本強盜及走狗集團滿洲國壓迫、欺騙和利用的親日軍隊、政治家、社會團体，若能秘密地組織或者回到救國運動方面來，都加以歡迎，而且要互相幫助和合作。” 從上面這段宣言中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出，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党一貫主張的愛國不分先后，愛國就是一家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具体体現。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周保中和他所領導的第５軍党委的高人一等的政策水平。 從１９３５年１月到３月這段時間里，第５軍共編成了兩個師，每個師３個團，共有９００多個人，８００多條槍。平南洋李荊璞和傅顯明分別任第１師和第２師師長。 第５軍成立后，連續奮戰，屢獲胜利。特別是由于統一戰線的“路線對了頭”，使得偽靖安軍在我軍事打擊和政治攻勢（有的偽軍听到我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專打日本兵”的口號后，對被圍的日本兵不予支援）面前不斷發生嘩變事件，有不少人還在打死日本人后攜槍前來投奔，搞得日本人對偽靖安軍越來越不放心，最后只好把這支偽軍調回原駐地遼宁去了。 偽靖安軍一走，立即引起了連鎖反應。在東部，偽警察隊的警察們說：“人家抗日軍在宁安把滿洲國的皇軍——靖安軍都打得落花流水，何況我們這些破爛兵呢？”嚇得他們從此不敢出戰；在西部，偽軍們私下里都說：“紅軍真勇敢，專打鬼子，這才是真正抗日救國的，我們不能打紅軍。” 這樣，日本人不但沒能去掉他們在綏宁的這塊心病，反而又多了一塊心病。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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