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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日本投降 胡宗南圖占華北
            出師失利 馬法五兵敗邯鄲

  關于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等等的內幕和過程,我已經在“關內遼東一局棋”.“酒畔談兵錄”及“金陵殘照記”三書里詳細地寫過,至于當年西南戰場的情況,我在“金陵殘照記”中雖略為提及,但除了川康將領劉文輝、鄧錫侯等起義內幕之外,別的許多情況都沒有談;尤其是西北戰場的情形,更几乎未曾涉及。而當年的陝北之戰,關系固頗為重大,經過亦最具戲劇性。更因延安為革命重心,舉世矚目,其時一方面主動撤离,實出于有計划的行動,戰略政略,都具有惊人的遠見;一方面則僥幸進侵,复進而作架空說夢的宣傳,自欺欺人,不但制造了天大的笑話,且從其狂喜狂吹的情況中,充分現出戰略政略的近視与盲目。兩相比較,實在很有意思。
  當時,蔣介石把侵占延安當作是軍事和政治上的极大成功;但他的對方,卻認為即使他侵占了延安,“亦無損于人民解放戰爭胜利的大局”,甚至于“有利于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后者這种預見,最初還有人以為不過是強自解嘲,可是歷史事實作了最好的證人,證明它的正确。他們自延安撤出后,只以二万余人,与胡宗南的戰史上的一個空前奇局!尤以其中的沙家店之役、宜川之役,進退攻守,詭變時十分詭變,厲害時十分厲害,极能表現他們在戰略戰術運用上的大膽与靈活。而他們的首腦中樞,在整場戰事進行期間,在敵人兵力居于絕對壓倒优勢的情況下,在交通工具近乎原始的條件下,始終行止于距敵人不過二三十里的地境,運籌算斷,指揮如意,料則屢中,戰則屢胜,更是大奇而特奇之事。此中情況不但极堪玩味,而且意義深長。
  至于与他們處于敵對地位的胡宗南,自奉蔣介石之命封鎖邊區時起,兵力日多,權勢日大,組織日密,信任日專,軍、特務自成一套,裝備供應优居一等,人力財貨積聚特厚,凡此种种,均非其他蔣軍將領所敢望其項背。蔣介石固倚之為防共反共之長城,而胡宗南也自視甚高,狂妄不可一世。但一与解放軍在戰場相見,几乎料則必錯;戰則必敗,不斷地兵殲將斃,手下四五上万人,兩三年問,由陝北而陝南,由陝南而川北,由川北而川西,一敗再敗,一逃再逃,志大才疏,情況狼狽,究其實際,不過是一個可笑的小人物。他最積极地執行蔣的反共政策,而他的最后結果,也成為蔣介石大陸政權的送終哀曲。所以,胡宗南的潰滅經過,也就是蔣介石的最后潰滅的經過。
  上述种种,就是本書的主要內容。而本書的開頭,卻要從日本投降,胡宗南進軍華北、搶奪胜利的果實說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戰八年,胡宗南這位“福將”,沒打過几次小仗,已經“完成任務”。
  其時,胡宗南已接到蔣介石的密令,要他准備“受降”,胡的野心亦因而愈熾。于是他立即派人前往華北地區。与偽軍聯絡。他們在美軍的一個少校陪同之下,在八月十二、十三日前后,在北平和通州之間空降,与偽軍“華北綏靖軍總司令”門致中的總部接洽。不久之后,門致中即派其“總部”的“宣導局局長”邵青,乘蔣軍飛机飛渝見蔣。蔣在重。慶上清寺“官邪”接見邵青時,叮囑道:“你們要守住華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國軍;政府是寬大的。特別是對北平、天津、保定、濟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須加強防守,不要為坏人所乘。”一方即令胡軍東進。
  另一方面,胡宗南在軍事上,亦赶緊作好部署。其准備是:以第一軍之七十六師及馬法五的四十軍去河南,接受鄭州、洛陽,占領津浦、隴海兩線樞紐,以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部及第十六軍、第三軍渡河人晉,循同浦路、正大路向北,沿京漢路烽進保定.北平、天津受降;邁准備派出先遣部隊直出山海關,染指東北。為此,胡宗南以陶峙岳守新疆,李鐵軍駐甘肅河西走廊,李文挺進華北,窺伺察綏,第一師去晉南,董別留關中,高雙成踞陝北,祝紹周、文朝藉、謝輔三等守陝南;而胡自己則坐鎮西安,等候時机成熟,立刻進駐北平。只要看看他這一番“壯志雄心”,就可以明白:他是想趁日寇投降之机,借收复失地之名,劫奪胜利果實,大肆擴張勢力,不止逐鹿中原,且欲獨霸北國。
  于是,三十四集團軍的第一梯從——由李正先率領的第十六軍,遂于八月下旬,由陝東平民縣大慶關渡過黃河,在山西永濟登陸,准備沿同浦線經運城(日寇第三十七師團駐地)、臨汾北進。
  胡部第三軍羅歷戎部,本來駐在甘肅定西,歸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董劊指揮。胡宗南電限該軍急開陝西合陽,到陝后立即改由演關渡河北進,改歸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李文指揮。
  羅歷戎因為此行任務不明确,便到西安向胡宗南請示,并談有關增強裝備的問題。胡說:“武器裝備需要重慶運來,時間不許可,目前不會有什么大戰事。·你們到了華北有了海口,一切補充無問題,有的是美械裝備。目前主要是爭取時間,行動愈快愈好。”
  羅歷戎又因第三軍原轄的第七師,駐在陝西商縣,第十二師則在蘭州擔任警備,因又問胡:在該軍北開時,這兩師是否歸還建制?
  胡說:“你們先渡河,十二師暫留蘭州,第七師歸還建制。你到山西運城后,另撥部隊歸你指揮。十六軍李正先部已到運城。目前形勢很好,到了華北大有可為。那時候,胡宗南為了進入華北,擴大反共勢力,增加個人資本,調兵遣將,有急如星火之勢。。
  這一來,可使閻錫山這只老狐狸緊張起來了。山西是他的老巢,也是他的好地皮,好不容易抗戰結束了,他正要恢复自己的“失地”,拿口自己的“錢柜”,現在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卻要開人山西,雖云只是假道而行,又哪能擔保他們不會留戀不去,反客為主?是以半推半就,疑慮重重。蔣介石再三与閻洽商,但閻表示:“抗戰八年,山西境內的鐵路公路均受到破坏,大軍過晉,糧襪補給和交通運輸,均感困難。”總之,支支吾吾,表示并不樂意。
  閻錫山和蔣介石之間,在歷史上經過多番离合,矛盾一直存在,這不必細說;而在抗戰期間,胡宗南在西北大事擴充軍隊,又收留過閻錫山的高級軍官(軍、師長)李名鼎、陳光斗、李濤、李德庵、王輔等等,分別安插于第一戰區和車校第七分校,以作為日后運用的棋子。后來且在山西組織過所謂游擊縱隊,凡此种种,都曾引起閻老西的強烈不滿。他此時听到胡部又要人晉,心中的疙瘩,自然只有增加。因此,當胡部十六軍進入晉境時,閻即暗中指示其第十三集團軍王靖國所部,沿途加以阻撓。閻軍的高級軍官,在与胡軍的軍官談話時也表示:“你們軍隊過山西,最好不要進入城市。如需要進城,我們要電報閻會長允許同意,否則我們將會受到處分。”可見雙方矛盾之尖銳。
  處此情勢之下,胡軍的前衛負責人,只得向閻軍一再交涉;并表明山西歸第二戰區受降,胡軍只是奉命急進華北,過晉純屬假道,一到榆次就向東出娘子關,不會有誤。請王靖鼠鬼告閻錫山。
  等胡部三十四集團軍的總部開抵榆次時,已經是十月,那時閻錫山也已口到太原,李文便前往太原見閻,閻才假意示誠說:“你們來得快,很好。河北需要部隊接防,接受日本軍隊投降。你俞:是我們的前方,我們是你們的后方。我們可以幫辦一些后勤,你們需要什么,可以告訴我。”面子上的話雖然好听,心里頭卻是貌合神离。而事實上,胡軍為了假道問題,用電報、人員往。協商,足足搞了半個月以上,才算勉強解決。
  于是,胡部乃得開往北北,十月底,第十六軍和第三軍遂進抵石家庄.
  十六軍和第三軍先后抵達石家庄后,改歸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指揮。此時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已先由空運抵達北平,由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指揮的部隊,包括第四十軍、第八軍、第三十軍,沿平漢路北上,亦已侵入解放區,到達磁縣附近。
  蔣介石本以為可趁“接收”、“受降”的名義,使其軍隊占領解放區,消滅解放軍。豈料馬法五指揮的部隊,在侵入湯陰、磁縣等地之后,卻遭遇到劉伯承將軍的阻擊,結果在邯鄲地區,被殲了七万多人,連馬法五本人及其他軍、師長多人,均被活捉。
  在情況緊張時,孫連仲急電李文派第十六軍南下增援。但當該軍先頭部隊到達高邑時,馬法五的第四十軍已經全部被殲。第十六軍不敢再進,乃又縮回石家庄.
  本來,在馬法五被殲之前,照孫連仲原定的計划,是將石家庄交由他去受降的。馬被俘后,乃改令李文負責辦理。
  石家庄乃華北交通樞紐,系平漢路.正大路、德石路与石津運河必經之地,又是軍事要點、河北中部的經濟中心及山西進出的通路,地位十分重要。蔣介石深怕這個戰略要點落人解放軍之手,故特指定由嫡系的胡宗南部隊固守。
  李文辦理受降之后,遂將其三十四集團軍總部及十六軍開往北平。石家庄防務,即由第三軍擔任,并以該軍三十二師師長劉英,兼任石家庄警備司令。而以第七師擔任外圍警戒,游擊第十一縱隊及由偽軍改編的第五縱隊共六千余人,也撥歸第三軍軍長羅歷戎指揮。
  羅歷戎接受任務后,其防務地區划定為:東至寞城,南至元氏,西至井隆,北沿平漢路到望都。他們不斷增強防御設備,加強工事,并將日偽時期石家庄的封鎖壕加寬加深,增設碉堡,又在市內构筑核心工事,在飛机場增添外壕和碉堡,積极把石家庄變為堅固的戰略据點:
  蔣介石既然一心要從事內戰,戰爭就繼續進行。打到一九四六至四七年問,石家庄至保定鐵路,望郡、新樂和正定的交通,都先后被解放軍截斷了。隨后正定解放,十一縱隊被殲,第七師的第十九團前往增援,又遭遇到同一的命運,第七師副師長劉海東,且于是役被俘。在他們被殲之前,井隆和獲鹿兩縣都已宣告解放。羅歷戎處此情勢之下,。被迫放棄外圍据點,固守石家庄和飛机場。到此,交通只依賴于空運。馬法五的命運,又逐漸迫近羅歷戎了。
  蔣介石為了打气,曾令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北平地區空軍司令徐康良(胡宗南學生)派空軍到石家庄,.舉行陸、空聯合演習,借以鼓勵士气。一面又把由地方武裝、還鄉團”抓來的中共地方人員公開殺戮,加強血的鎮壓。
  同時,羅歷戎又將各縣“還鄉團”加以組合,請河北省府增撥武器,加強裝備,”以充實地方武力。·并將冀南天主教區神甫雷震遠等四百多人,組成一個天主教營,經過軍事訓練后,發給武器,歸軍部參謀處指揮。由他們利用宗教組織,負責刺探解放區情報和從事游擊活動。
  雷震遠是國際間諜,与雷鳴遠一樣,都是披著宗教外衣而干其反共“事業”的家伙,与“軍統”的關系密切。他們在中國,利用教徒深入各地,搜集情報。抗戰期間,雷鳴遠曾假借軍委會戰地督導團名義,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据地去活動,戴笠除了派人參加進去工作之外。還派有兩部無線電台,隨他們一道前往,隨時傳達情報。“軍統”去前方的便車,也常常替雷鳴遠他們帶人和帶東西。一九四1年六月,雷鳴遠在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病危時,戴笠曾親自跑到市內去為他找人參与玉桂。雷死時,戴又親自送去一口昂貴的捕木棺材,可見他們与“軍統”關系之深。
  一方面因為戴笠与胡宗南的關系,一方面又因為在抗戰期間,雷鳴遠曾率同其晉南教區的醫院人員,投入第三軍野戰醫院工作,所以他們与胡宗南部隊的關系特深。等到這回第三軍進駐石家庄之后,雷震遠就常從冀南地區到石家庄來,与第三軍的人來往,并隨時講述他們在冀南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情況,因此胡軍對他頗為信任,后來就由雷同教徒四百多人,組成天主教營,歸第三軍參謀處指揮,事實上成為胡軍的一支特務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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