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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科幻小說，又可以說像一篇諷刺寓言。它以辛辣的筆調、明快的語言，以科學事實為依据，描寫了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一個側面：醫學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只能使少數上層人物獲利，而對廣大的普通人來說卻意味著一場災難。它啟示人們：科學的發展与社會的關系應怎樣互相調諧？ ☆ ☆ ☆ 你瞧，凱特，瞧海濱大道那邊。有兩個气宇軒昂的長者正在水濱肩并肩地散步呢。他們流露出權勢、威嚴、富有和自信感。他是一個法官，一個參議員或者是一個公司的經理，這自不待言。而她呢——是干什么的？——姑且說是一個國際法的榮譽教授吧。他們步履安詳，朝廣場走去，笑容可掬、溫文爾雅地沖著過路人點頭致意。陽光照在他們的銀發上，何等眩目！我簡直忍受不了那反射回來的輝煌的色彩，那光輝讓我看不清東西，刺痛我的眼睛。他們有多大年紀，80歲、90歲還是100歲？相隔這么遠，他們看上去十分年輕——体態挺拔，腰板筆直，說是只有五六十歲，人們也會相信。可是我能說出他們的年紀。他們的自信和儀態標志了他們目前的身份。要是他們走近一點，那我就能看見他們那萎縮的面頰和下陷的眼睛。那是化妝整容所絕對掩蓋不了的。這兩個人年紀大得可以當我們的老爺爺和老奶奶。凱特，甚至在我們出世以前，他們就早已過了60歲。他們軀体的功能無比完好。可是，為什么不是這樣呢？我們能夠猜想得出他們的保健歷史。她起碼有過3個心髒，他正在使用第4具肺髒。每隔5年，他們就重新申請腎髒，他們的骨骼用不幸的年輕人的胳臂和大腿上取下的數百片骸骨加固，他們那遲鈍的感覺器官得到了用同樣的方法取得的神經移植片的幫助，他們衰老的動脈新近覆蓋上了光滑的特氟隆。他們不過是裝配在一起可以活動的轉讓的人類髒器，此外，到處還點綴著合成的或者是机械的代用器官。那么，我或者你又是怎樣的呢？我19歲的年紀，是容易受到傷害的。在他們眼中，我不過是供他們需用的一堆健康的器官。過來，孩子。你是個多么漂亮、魁梧的青年啊！你能給我一只腎嗎？一葉肺嗎？一段完好的腸子嗎？10厘米長神經嗎？我需要你的几片軀体，小伙子。你是不會拒絕。個像我這樣的高貴領導人所要求的東西的，對不對？對不對？ 今天，我和往常一樣按動鍵鈕索取早晨的郵件時，我的征募通知書——一張嘎嘎作響、樣子十分講究的證件——從數据槽中跳出來。整整一個春天我都在期待著它，現在果然來了。我不感到奇怪，也不吃惊，反倒覺得事情一下子變得平淡無奇了。我要在六周以后去器官移植廳報到，進行最后的身体檢查——這也只不過是一种例行手續而已。如果我不是作為潛在的器官貯存庫已經名列前茅的話，他們是不會征募我的——于是，我准備應召。一般的應召時間大約是兩個月。到秋天，他們就要把我切割開了。吃吧，喝吧，快活快活，外科大夫很快就會找上門來的。 一群吊儿郎當的高級公民正在警戒包圍軀体神圣聯盟中央總部。這是一場反示威，一次反反器官移植的抗議，也是一种以最齷齪的負感情哺育出來的最糟糕的政治宣言。示威者舉著光焰奪目的標語牌，上寫： 軀体神圣—— 還是軀体自私？ 和： 你欠你的領導人 一副肝髒 以及： 听取閱歷的聲音 警戒的人們是下等的剛剛達到合格線的高階層人員，是一些沒有真正把握享受器官移植的人。難怪他們對聯盟怒气沖沖。他們有些坐著輪椅，有些裝在活動的生命維持系統的盒子里，一直齊到眼眉。他們聲嘶力竭地叫喊著粗話，揮動著拳頭。我從聯盟大廈上方的窗戶里看著這一場表演，害怕、失望得渾身戰栗。這些人不僅僅要我的腎髒或者肺髒，他們還要拿走我的眼睛、肝髒、胰腺、心髒，以及他們需要的一切。 我和父親討論了這件事。他45歲，年紀大了，個人不會受到征募器官的損害，可是也沒有到需要移植器官的年齡。可以說，這使他處于無動于衷的地位。只有一件事例外：他的器官移植等級是5－G。在合于移植器官的名單上，資格是相當高的。雖然算不上最优先等級，也非常接近了。假如他明天病倒，而器官移植董事會又裁決說，如果他得不到一顆新的心髒，一葉新肺或者是一只新腎，他的生命就會受到威脅的話，那他就會立刻得到它。處于這樣的地位，簡直會影響他對整個器官移植問題的客觀態度。不管怎么說，我告訴他我打算上訴或者進行抵制。“理智一點，”他說，“行事要适度，不要讓感情沖昏了你的頭腦。讓這么一件事毀坏了你的全部前程，難道是值得的嗎？畢竟并不是所有被征募器官的人都要失去重要器官的。” “那你把統計數字拿給我看看，”我說，“拿給我看。” 他不知道統計數字。他的印象是，實際上只有114或115的被征募者才應召提供器官的。這說明老一代人与現實是保持著密切聯系的——而父親又是一個有教養的人，善于表達思想，見聞又廣博。凡是同我交談過的三十五歲露頭的人，都不能拿出統計數字來。于是，我把統計數字拿給他們看。統計數字載在軀体神圣聯盟的小冊子上，這倒是真的，然而那是以國家衛生研究院書面報告為依据的。沒有一個人可以不被征募。只要你合乎標准，他們總要把你宰割開來。對年輕的器官的需求在無情地增長，以便与可以得到的器官功率貯存庫相适應。到頭來，他們不會放過任何人，他們把我們剁成碎片。這可能就是他們所設想的：通過他們自己不斷衰朽的身体，令人苦惱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我們吃掉，周而复始地、一葉肺一葉肺地、一個胰腺一個胰腺地宰割我們，把這個物种的年輕成員消滅淨盡。 1963年3月23日，摘除了一條狗的肝髒，代之以非親緣關系雜种狗提供的肝髒。對其進行4個月的咪唑硫嘌呤治療，然后停止全部治療。移植器官后，狗健康地生活6年又9個月。 戰爭仍然在進行。我記得這是第14個年頭了。當然，現在他們已不再進行殺戮。大約從1993年以來，他們沒有地面交鋒。自從征募器官法生效后，肯定連一次也沒有。老年人再也不能在戰場上損失青年的軀体了。于是，机器人代替我們進行戰爭，他們的頭顱到處沖撞，發出巨大的金屬叮當聲；他們布設地雷，向著敵人拉動傳感器，在敵人的屏障下挖掘隧道，等等，等等。此外，當然還有准軍事行動——經濟制裁，第3動力封鎖，從冷酷無情的軌道衛星上發射壓倒一切的電視廣播宣傳，以及諸如此類的行動。這是一場比他們以前發動的更加難以捉摸的戰爭：沒有死亡。但是它依然消耗國民資源。本年度征稅又有提高，已經連續五、六年了，而他們因為銅的短缺，剛剛強行加征了含金屬貨物的和平時期附加稅。我們曾經一度希望瘋瘋顛顛的領導人可能死去，或者至少由于健康原因退休，患著潰瘍、帶狀泡疹、疥癬或遲疑症蹣蹣跚跚地到鄉村別墅去，讓新的富有和解精神的人接替職務。然而現在，他們——我們的參議員、內閣閣員、將軍和決策者——卻一直活下去，不滅不死，又不清不醒。他們的戰爭——那場荒謬的、不可理解的、殘忍的、自我滿足的戰爭——也一直進行下去。 我認識一些逃到比利時、瑞典或巴拉圭以及通過了軀体神圣法的國家去政治避難的人。他們年紀和我一樣大，或者稍微大一點。大約有20個這樣的國家，其中一半是最進步的國家，一半是最反動的國家。可是逃走有什么意思呢？我不愿過流亡的生活。我要留在這里進行斗爭。 自然，他們不要求被征募者獻出心髒、肝髒或者其他与生命攸關的器官，比方說延髓。還沒有到達政府認為能夠制訂致命征募法的階段。到目前為止，腎髒和肺髒等成雙的，并非不可分割的器官仍然是征募的主要對象。不過，倘若研究一下世代以來的征募歷史的話，你就能發現，征募法總是成弧線從合理的需要上升到徹頭徹尾的瘋狂程度的。他們總是從得手指進而要手臂，從得寸腸進而要全腸。請你相信我的話，再過50年他們會征募你的心、胃和大腦；假如他們掌握了大腦移植術，那么無論誰的腦殼也都將不保。那將是再一次用人做祭品了。我們和阿茲台克人１的惟一區別在于我們有麻醉術、抗菌法和無菌操作術，我們挖出受害者的心髒用的不是黑曜岩刀，而是手術刀。 １墨西哥印第安人。 克服同种异体排斥反應法 免疫性同种异体排斥反應是普遍存在的。從發現這一反應到消除它， 是一個艱難的歷程。這种旨在進行治療的消除這一反應的手段雖然較為有效， 但絕非令人滿意。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只能簡略地敘述一下。1950年 出現了免疫生物學。它發現了各种減弱和消除被植者對同种异体植片反應的 手段——諸如：非致死劑量的全身X射線照射、某些腎上腺類皮質激素，特 別是腎上腺皮質激素療法。這一發現對研究的主要方向，開始產生了影響， 并且使人們相信臨床上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已經為期不遠了。50年代末，諸 如6一硫基嘌呤之類的強力抑制免疫藥物表明，可以中止狗對异体同种植片 的反應。不久之后，這一原理就成功地應用于人類了。 我所以抵制器官征募，是基于對形形色色暴政的空泛的、根深蒂固的厭惡呢，還是僅僅為了使個人的軀体保持完整無缺呢？原因可能是兩者都有。我需要理想地論證其合理性嗎？難道我們終生沒有保有自己与生俱來的腎髒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嗎？ 征募法是由老年人的政府通過的。可以肯定，一切有損于年輕人福利的法律，都是老態龍鐘的、病態的老年人制訂的。他們身患心絞痛、動脈粥樣硬化、漏斗脫垂、暴發性心室炎和血管擴張症。問題在于沒有足夠數量的年輕人死于交通事故、成功的自殺、跳水失誤、触電和踢足球受傷；因此出現了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為不斷提供國家控制的尸体而進行的恢复死刑的努力，在法庭上敗了陣。自愿供獻器官綱領的實施也不太令人滿意，因為大部分供獻器官者都是死刑罪犯。他們簽名供獻器官，是為了獲得提前從獄中釋放：一葉肺減刑5年，一只腎減刑3年，等等。在這一條款下，獲釋的囚犯并不受郊區居民的歡迎。与此同時，對器官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還在不斷增長；事實上，如果不迅速采用某种措施，許多長者就要死亡。于是，4個党的參議員聯盟冒著為數不多的偏袒青年的參議員阻礙議事的威脅，強迫上院采納了器官征募法。這一立法在眾議院很容易地獲得通過，因為在眾議院中誰也不理會需要投票表決的法案條文，而且，關于這個法案，人們曾經傳說，如果得到通過，那么只要有政治吸引力的任何過了65歲的人，都可以指望多活二、三十年。對一個眾議員來說，這意味著轉眼之間可以連任10屆到15屆。當然，法院提出了反對，可是那有什么用呢？最高法院的11名法官的平均年齡是78歲。他們是世間凡人，終不免一死。他們需要我們的血肉。假使他們現在拋棄了器官征募法，那他們就是簽署了自己的死命狀子。 我在大學當了一年的反器官征募運動主席。我們是軀体神圣聯盟在國內組織的第6個或第7個地方分會，是名副其實的積极分子。主要活動是在器官征募委員會辦公室前面來回游行，舉著的標語牌上寫著： 衛護腎的机能 和： 軀体是人的堡壘 以及： 征募器官的權力 即毀滅生命的權力 可是，我從來沒有采取過像用炸彈炸掉器官移植中心啦，或者劫持冷藏卡車啦等暴力行動。和平鼓動，這就是我們的格言。一次，有兩個成員想讓我們轉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方針，我便做了兩個小時的即席發言，申明采取穩健行動的理由。不消說，我一達到了條件，便被征募了。 “我理解你對征募所抱的敵對情緒，”我的大學顧問說，“為交出軀体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當然是正常的現象。但是，你應當考慮到它所帶來的補償的有科條件。一旦你獻出了一個器官，你就會列入6－A等級，成為优先受植者，并且永遠載入6．A花名冊。你當然懂得，這意味著即使你個人和職業上其他資歷并不符合標准（比方說，你的前程不能達到預定的目標而淪為体力勞動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話，你就會自然而然地有權利享受器官移植。一般說來，如果你得了心髒病。你不會首先得到惠顧的，但是，你的优先受植者的地位將解救你。你將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我指出了這件事所固有的謬誤。隨著應征者人數的增加——這將會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后，每個人都由于供獻器官而取得6－A优先受植者的地位，优先受植者一語就失去了任何意義，這又有什么用呢？獻過器官者的健康惡化時，每個人都會把賭注押在器官移植權利上面，這終將導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到時候，他們為了在6－A等級中決定誰先誰后，不得不根据個人以及職業上的成就來排順序。我們就又會回到現在的地位了。 腎髒同种异体移植前和移植后頭4個月內，接受抗淋巴細胞球蛋白（ALG）療法的患者的病程。供獻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長。沒有出現早期排斥反應。手術后40天開始強的松治療。球蛋白治療停止后，不知不覺地突然出現了后期排斥反應。對這一反應進行了類固醇治療，劑量在維持量內緩慢增加。這种治療，在20例接受ALG治療的家族內植片受植患者中，僅有2例推遲了并發症的發生。在對其后的病例觀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原載《婦產科學》126期，1968年，第1023頁，經准許摘引如上。） 于是，今天我准時到了器官移植廳，進行身体檢查。我的几位朋友認為我前去報到是一种失策。他們說，如果你想抵制，那就應該在這一過程的每一環節上進行抵制。用純粹理想的（和意識形態的）話來說，我覺得他們的話是對的。等著讓他們說：“我們需要你的腎髒，年輕人。”到那時候，如果我最終選擇了抵制這一條路的話，我就可以抵制。（我為什么左右搖擺呢？難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個器官征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嗎？我不曉得是否公平。我甚至确定不了我是否在搖擺不定。前去報到体檢并不當真就是出賣給這一制度。）我終于去了。他們用手叩叩這里。用X光照照那里，又瞧瞧別的地方。請張開嘴巴。請彎腰。請咳嗽。請伸出左臂。他們叫我在一套診斷机前面走過，我站在那里等著紅燈閃光——歪一歪，走吧！——然而，像預料的那樣，我的健康情況完好，合乎應征條件。之后，我見到凱特，我們手拉手在公園里漫步，觀看落日的余暉，商量著一旦下達了召令，而且真的下達召令時，我該怎么辦。真的？那是痴心妄想，小伙子！ 如果叫到你的號碼的話，那么你就會免除服役，他們就會特別獎賞你，每年少納750美元的稅款。太妙了！ 他們引以自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不成雙器官的自愿捐獻計划。這与征募毫無關系。征募——起碼到目前為止——只是征用成雙的器官，即獻出之后不會危及生命的器官。過去20年以來，隨便走進美國哪一家醫院，簽署一張簡單的讓渡書，就可以讓外科大夫給你開刀。眼睛、肺髒、心髒、腸子、胰腺、肝髒——任何器官，你全都可以給他們。這种辦法常常稱為較為單純時代的自殺。特別是在勞動力短缺的時代，它遭到了社會的反對。現在我們勞動力過剩了，盡管從本世紀中葉以來，我們的人口增長十分緩慢，而取代勞動力的机械化裝置和過程的發展，卻相當迅速，甚至成几次冪地發展。因此，這种自愿全部捐獻被認為是對社會最有效的功績。它把年輕的健康軀体從勞動大軍中除去，同時還保證了年長的政治家主要器官的供應不會相對減少。當然你要自愿捐獻的話，那你必定是發了瘋，可是在我們社會里，從來不缺少瘋子。 如果憑了某种僥幸，你在21歲的時候并沒有被征募，那你就安全了。人們告訴我，确有一些人進出過羅网。現在在全部征募庫中，我們的人數超過了需要移植的患者。可是比率在迅速地變化。相對來說，征募立法還是比較新的立法。不久，他們就會使合格的應征者庫趨于枯竭，那時又怎么辦呢？如今出生率低下；潛在的應征者數目有限。死亡率則更加低下；而對器官的需求則是無休無止的。如果我要活下去，那我只能給你一只腎；可是，由于你不斷地活下去，可能不只需要一次腎移植。一些受植者可能需要五六副腎和肺，直到他們最后活到170歲左右，再也沒有希望進行修補為止。又由于器官捐獻者在生命后期也開始征用器官，對21歲以下的人群的壓力甚至會更大。需要移植者的人數將超過能夠捐獻器官的人數，應征者庫中的每一個人都要受到宰割。然后呢？唔，他們就把應征年齡降低到17歲，或者16歲，甚至降到14歲。即使如此，那也只是短期的解決辦法。捐獻的器官遲早會不夠分配的。 我是留下來呢，逃跑呢，還是到法院申訴呢？時間快沒有了。再過几周，召令肯定會下達的。我不由地覺得脊梁骨上有一种難耐的感覺，似乎什么人在一聲不響地鋸我的腎髒。 同類相食。本世紀初，古人類學家在北京東南25英里龍骨山的周口店，發掘了一個洞穴，發現了北京人（Pithacanthro－pus Pekinensis）的顱骨化石。頭蓋骨是從底部斷裂下來的。這使得龍骨山發掘工作指揮弗蘭茲·魏登里希推測，北京人是食人肉者。北京人殺掉同類，從頭蓋骨底部的開口把受害者的腦漿吸出來，燒熟了享宴一番——現場還有爐子和木炭——然后把頭蓋骨當做戰利品放在洞穴中。吃敵人的肉來吸收他的技藝、力量、知識、成就和美德。人類花了50万年的時間，才從同類相食的習性中掙扎出來。然而我們并沒有丟掉往昔的渴求，對嗎？吞噬那些比你年輕、健壯、敏捷的人，以圖有所收益，依然是心安理得的。我們僅僅是改進了技術而已。因此，他們現在生吃我們，那些老家伙，他們把我們吞下去，吞下一個器官又一個悸動著的器官。這難道算是改善？起碼來說，北京人還是把肉煮熟了來吃的。 在我們美好的新社會里，大家都平等地分享醫學成果。那些身立功勳的年長公民，不必慮及他們的美德和聲望將只會以冰冷的墓穴作為報答——我們一直在贊美著墓穴。所有的人對于器官征募都非常高興——當然，几個掃興的被征募者例外。 棘手的是优先權問題。誰得到貯存的器官呢？他們有一套精心炮制的系統，以便規定各种等級。假如利用一台大的計算机進行抽簽，就能保證絕對的、神奇的公正。你用优秀的工作成績獲得拯救，職業上的成績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善行，使你獲得沿階梯把你推上去，一直達到最高优先等級，達到4－G或者更高的分數。毋庸置疑，分級系統是不偏不倚的，也是公正地分級的。可是，這种分級究竟是合理的嗎？它為什么人的需求服務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1943年，北非的美國軍事人員，缺乏新發明的藥物青霉素。有兩部分士兵需要用它治療：在戰斗中負傷而感染的士兵和生性病的士兵。一名低級醫官出于顯然的道德原則，決定負傷的英雄比放縱自己的梅毒患者更需要治療。但是，責任醫官否決了他的決定。他說，如果治療性病患者，那他們會更快地恢复健康投入戰斗。此外，倘若他們得不到治療，他們就會成為進一步傳染的媒介。于是，他把青霉素投給了性病患者，讓負傷的士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戰場上的邏輯是不可變更，也是不容置疑的。 生命的巨大鎖鏈。小浮游生物為大浮游生物吞食，大浮游生物是小魚的犧牲品，而小魚又是大魚的犧牲品，由此類推直至金槍魚、海豚和鯊魚。我吃海豚的肉，因而健壯，朝气蓬勃，養肥了自己，并且在充滿活力的器官中將精力貯存起來。可是我又被枯萎凋謝的長者所吃掉。一切生命都聯系在一起。我看到了我的歸宿。 早先，被植器官受到的排斥反映是一大難題。這是多大的浪費！軀体不能夠區分异体的卻是有益的器官和一個入侵的、敵對的微生物。稱之謂免疫反應的机制被調動起來，去驅逐入侵者。在入侵時刻，□起了作用，進行了旨在撕碎、溶化异物的局部戰爭。白血球經由循環系統大量進入戰斗，警覺的吞噬細胞向前挺進。從淋巴网絡開來了抗体，這是一种高能蛋白質導彈。在器官移植技術發展之前，必須找到抵制免疫反應的措施。藥物、放射線治療和代謝作用休克——非此即彼。器官排斥反應早就被克服了。可是，我卻不能克服我的征募排斥反應。年邁、貪婪的立法者，我排斥你們，也排斥你們的立法。 我的應召通知下達了。就在今天。他們需要我的一只腎髒。這是一种司空見慣的要求。“你很幸運，”吃午飯的時候有人說，“他們本來可以要一葉肺的。” 我和凱特到蔥寵晶瑩的山間散步，佇立在盛開的夾竹桃、蕪萎和雞蛋花叢中。生活著，呼吸著這种芬芳，把身体暴露在燦爛的陽光下是多么的美好！她的皮膚黃褐發光。她的美麗使我啜泣。她不能幸免，我們誰也不能幸免。首先是我，然后就輪到她？或許她在我前面吧？他們從那儿下刀呢？在她平滑滾圓的背上？還是在她平坦結實的腹部？我能夠瞥見高尚的神父站在圣壇上。黎明的第一道光輝，把他的身影投射在她身上。高舉起來的手里握著黑曜岩的刀子，可怕地閃著火一般的光焰。唱詩班對血神唱出了不協調的贊美詩。刀子在往下落。 這是我逃出邊境的最后机會。我整整一夜沒有睡覺，權衡著得失。我沒有上訴的希望。逃跑使我嘴里覺得不是滋味。父親、朋友，甚至凱特也說留下吧，留下吧，留下吧，要臨危不懼。這是抉擇的時刻。我難道當真還有選擇的余地嗎？沒有選擇的余地了。一旦到了時候，我就乖乖儿地投降。 我向器官移植廳報了到，三小時后進行征募捐獻手術。 “說到底，”他不動聲色地說，“一只腎有什么了不起。”你曉得，我還有另一只呢。如果那一只發生故障，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能替換它。我將獲得6－A优先受植者的地位。我明白优先系統在發生什么情況，我還是保護自己為好。我要從事政治活動。我要向上爬。出于有啟發性的個人利益，我要取得向上升遷的能力。對嗎？對的。我要變得如此舉足輕重，讓社會欠我1000次移植術。總有一年，我要索回那只腎髒，索回3、4只或者50只腎髒，需要多少就要多少。索取一兩只心髒，几葉肺，一只胰腺，一只脾髒和一副肝髒。他們不可能拒絕我的任何要求。我要給他們點顏色看。我要給他們點顏色看！我將戰胜長者。可是，還有你這軀体神圣聯盟的積极分子呢，嗯？我想那只好退出聯盟。再見吧，理想主義！再見吧，道德至上論！再見吧，腎髒！再見，再見，再見！ 手術做完了。我向社會償付了債務。我向權勢者交出了我那一磅卑賤的肉。几天后，我离開醫院時，我將攜帶著一張證明我的新的6，A等級的卡片。 我的整個余生都享有最高优先權。 哦，我可能活1000年。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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