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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審判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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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0日星期一,陽光和煦,晴空無云。數輛防彈轎車由配備机關槍的吉普車開道,警笛一路長鳴地開到了法院。八位審判官在兩排武裝衛隊的護衛下离去。一千名士兵將大樓圍住,狙擊手站在四周房頂上,形成側面影像。
  在法官室里,兩位法國人穿上了長袍,將縐褶的絲條繞到脖子上。尼基欽科和沃爾奇科夫的深褐色軍服上顯示出了剃刀鋒日似的褶縫。比德爾舍棄了干淨的背心和蝴蝶結領結,換上暗灰色西裝和禮服。他的情緒也和衣服的顏色一樣暗淡。他害怕今晨走進法庭面對受審的被告。勞倫斯在重述最后一遍起訴委任狀時,顯得很平靜。他領頭,讀了說明納粹上台的判決書。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和他的代理法官法爾科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地追溯德國的侵略。勞倫斯有意選定比德爾來處理侵略共謀的起訴書。比德爾對這份起訴書提出最嚴厲的批評。勞倫斯希望法庭提出一個統一陣線。他選擇溫和的約翰·帕克來宣讀判決書中最駭人听聞的段落,即違反人道罪的段落。這位心平气和的美國人對法庭判決做出的反響總會比兩位复仇心重的俄國人可信。蘇聯人將宣讀有關奴隸勞工和納粹組織的判決書。勞倫斯拿起一本厚厚的黑色筆記本,向通往六OO號房法官席的小門走去,其他人則緊隨其后。
  來賓們在座位上心神不安地左右移動著。審判官們乏味單調的講話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過去了,實際上是扼要重述一個時代的歷史。沃爾奇科夫中校直到下午4點才宣布對受到起訴的納粹組織的裁定:納粹党領導集團,“有罪”;褐衫隊,即沖鋒隊,因其在30年代后期已失去意義而予以赦免,正如德意志帝國的內閣一樣,最高統帥部沒有被判有罪,因為,正如勞倫斯所解釋的,受牽連的官員寥寥無几,以致進行個別的審理比全体判決更可取。
  法庭的定罪意味著凡是1939年以后成為該組織成員的人,都自然地是戰犯。但由于比德爾的成功游說,使得那些被网羅應征成為成員或對該組織的罪惡意圖毫不了解的人得以豁免。而在審判進行中,美國占領當局已經設立了由德國人主持的非納粹化法庭來复審三百五十多万人的組織成員的身分。這些机构以及后來的戰犯法庭在繪成員定罪或剝奪其某些職務和公民權時,都要考慮該成員被宣判有罪的組織中的前納粹成員身分。其他占領區也采用類似的方法。然而,這樣的組織成員沒有一個是單憑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而受到懲處的。對比德爾和其他一些評論家來說,這些組織的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意義的一舉。
  第二天早晨,10月1日,安德勒斯上校對集合在牢區走廊里的被告講話。他說得很堅定仍不含惡意:“你們這些人對你們自己,對德國人民,對子孫后代,都有義務尊嚴而果斷地面對今天這個日子。我期望你們進入法庭后,立正站好,留神地听對你們的判決,然后退出。在你們离開公眾的視線之后,你可以放心,有人會來幫助你們。”
  審判長宣布,首先宣讀判決書,接著是判刑。在被告席上這二十一人仍坐著听适用于他們的四條起訴理由:共同策划或密謀發動侵略罪;破坏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律師、研究者、不當班的譯員們都肩挨肩地擠在告發席上。攝影机在轉動著,照相机在咋呼咋呼地響,熒光閃閃,映得被告們的臉上現出死人般的青白色。
  勞倫斯爵士開始說:“被告赫爾曼·戈林,是僅次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發動侵略戰爭的推動力量。”戈林創立了蓋世太保和集中營,后來他才把它們移交給希姆萊。他簽署了最殘酷的反猶太人令。“他指示希姆萊和海德里希在歐洲的德國勢力范圍內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而且,勞倫斯爵士還補充道,他是個盜賊。
  戈林的制服很干淨,但腦袋下垂著,頭發梳得很整齊,在勞倫斯講話時,他把一只拳頭伸進下顎摩擦著。勞倫斯下了結論說,根本談不上什么減刑,法庭認為赫爾曼·戈林在所起訴的四條理由上的罪名都成立。
  魯道夫·赫斯在勞倫斯宣布對他的判決時,拒絕戴上耳机,還在座位上前后搖擺。法官說道,此人行為确實反常,有記憶失誤的毛病,但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不了解法庭對他起訴的性質或者他無能為自己進行辯護。盡管如此,他沒有參加過德國的肉体消滅丑行,因此法庭認為他沒有犯違反人遭罪。然而赫斯是納粹陰謀集團的元老之一,地位僅次于希特勒与戈林。他還簽署了使捷克和波蘭解体的命令。赫斯在起訴理由的一、二條上有罪,即密謀侵略和破坏和平罪。
  在記者席上,《新聞周刊》的記者詹姆斯·P·奧唐奈草草記下了他對下一個被告的印象。“里賓特洛甫……是被告席上形態最差的一個……看上去就好像絞索已經套在他的脖子上……汗流浹背。”法庭認為,里賓特洛南四項罪狀全部成立。
  當念到凱特爾的名字時,這位陸軍元帥像個軍校生一樣坐得筆挺。法官讀道:“當所犯罪行是如此駭人听聞,罪行是如此累累,即使對一個軍人來說,執行上級命令也不能考慮減刑。”
  卡爾登勃魯納皺著眉頭顯出他那劊子手慣有的怒容。證人們在毛特豪森認出了他,法官讀道,并且“證明他也曾看到囚犯們被以不同的方式處死:絞死、射殺、毒气……”他被認為在起訴理由第三和第四條上有罪。
  尼基欽科宣讀對羅森堡的判決書:“他在西方攫取了二万一千九百零三件藝術品”、“掠奪東部占領區的原材料”、“清洗占領區的猶太人”。四罪全部成立。
  漢斯·弗蘭克帶著律師追蹤奇案的好奇心傾听比德爾宣讀對他的判決,開頭很不錯,“指控弗蘭克的大部分罪惡計划是通過警察執行的。弗蘭克在權限上同希姆萊有糾葛……希特勒在解決許多這些爭執時都偏向希姆萊……有些罪惡的政策并不是弗蘭克首創的,這一點也可能是真實的。”難道他竟敢希望什么嗎?比德爾繼續念道:“但是,接任被占領的波蘭總督后,弗蘭克曾言,波蘭人要成為大德意志帝國的奴隸。”比德爾繼續念道,該被告在每一項血腥政策上都予以合作。當他接任波蘭總督時,那里有二百五十万波蘭猶太人。當他离開時,只剩十万了。在起訴理由第三、第四條上有罪。
  呆滯的弗里克一度擔任過內政部長,此人張羅著解決了希特勒的德國公民資格問題。在四條罪狀中他犯了三條。
  當勞倫斯爵士繼續宣讀判決時,施特賴歇爾慢慢地吃著口香糖。判決援引了《沖鋒隊員》周刊的一些段落。法官說:“施特賴歇爾煽動謀殺和种族滅絕,很清楚,這构成了基于政治和种族原因的迫害……犯了違反人道罪,犯了第四條罪狀。”
  當尼基欽科恢复了對藏在德國國家銀行保險箱里裝滿金牙的鋼制盒子的印象時,瓦爾特·丰克几乎癱在被告席下面。但是“丰克在他參与執行的各項計划中從來不是重要人物”,法官的話暗示可以減刑,盡管丰克被認為在三條罪狀上都有罪。
  羅伯特·杰克遜認為下一個被告是上面要求把這一陰謀案件聯系在一起的關鍵所在。今天上午他告訴他的同事說,他認為雅爾馬·沙赫特是受審的最可鄙的人。“沙赫特有選擇的自由,他本可以贊同或者反對納粹。他卻在促使納粹党人上台上比其他任何人都賣力。”怀有這种感情的不止杰克遜一個人。新聞旁听席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威廉·L·夏伊勒研究德國的時間比其他人都長。他深信,要不是沙赫特的天資應用不當,納粹政權本來就不可能崛起。
  弗朗西斯·比德爾宣讀了判決。雅爾馬·沙赫特在全部罪狀上都被宣告無罪。杰克遜很可能相信,是比德爾出面再次阻撓了他對沙赫特在密謀侵略的罪名上定罪。實際上,沙赫特只是因為投票出現二比二的僵局才得以脫身。比德爾同尼基欽科一起投票贊成定罪。
  一听到無罪開釋,法庭頓時熱鬧開了。在一連宣讀了十個有罪判決之后,法庭開始認為,這一審判的确是一場精心策划的報复。沙赫特從一開始就趾高气揚他預言,他將得以免罪。如今他把這當作自己的應得接受了,絲毫沒有感情沖動。
  當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開始宣讀鄧尼茨的判決書時,這位海軍元帥的前景看起來也更加光明:“法庭不准備因鄧尼茨對英國武裝商船隊發動潛艦戰而給他定罪。他也不因命令擊斃沉船幸存者而有罪。”法庭接受了尼米茲海軍上將在證詞中所持立場:德國海軍在戰斗中的表現与美國海軍沒有區別。戈林轉過身去對鄧尼茨微微一笑。不過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還沒念完呢!然而,鄧尼茨設立了他的德國潛艦可以在其所在的區域擊沉任何可望得見的東西,這顯然違反倫敦公約中關于海戰的規定。听到此處,鄧尼茨怒形于色。他使得部分的大西洋變成了沉船區順美國人則把整個太平洋都變成了沉船區。這位法國法官繼續宣讀。鄧尼茨同樣執行了“突擊隊命令”,并試圖使用集中營的勞工來建造艦只。他在罪狀第二和第三條上有罪,即破坏和平罪和戰爭罪。他的前任,身為海軍總司令的雷德爾海軍元帥,在罪狀第一、第二和第三條上被判有罪。
  就在几天前,比德爾收到一封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妻子亭里埃塔寫來的信,是用英文寫的,“我們的孩子熱愛美國,那是他們祖父母的祖國。他們對于那里的冰淇淋和華特·迪斯尼電影有著美國好快樂的幻想。他們熟悉那里的國旗和歷史就像熟悉他們自己國家的國旗和歷史。但現在,難道要我去告訴我的孩子們就是這個美國讓你們的父親在人所料想不到的最不光彩的狀態下死去的嗎?”比德爾在宣讀判決書時,完全可以理直气壯地反問,在被席拉赫運往東方的六万猶太人中有多少儿童也曾夢想過冰淇淋和華詩·迪斯尼電影?不過,這個人很輕浮懶散,還不足以給他定為主要的共謀者。法庭認為他犯有第四條罪狀,即違反人道罪。
  比德爾讀道:“紹克爾爭辯說,他對執行奴役勞工計划方面的過火行為不負有責任。他說要獲得的勞工的總數是由工業和農業的需求所決定……他作證說,只要他有權,他就不斷地敦促給予人道待遇,……但是,毫無疑問,”法官繼續說,“紹克爾對這一奴役勞工計划負有全部責任,他曾在殘酷和困苦不堪的條件下執行著這一計划。”犯有罪狀第三和第四條。
  審判前一天晚上在新聞酒吧中,對約德爾的最后關鍵性投票是三票對一票,預料無罪開釋。他以不可一世的气派坐在被告席上,法庭由多納迪厄·德瓦布雷斯詳細敘述他在起草侵略戰爭計划罪和傳達“突擊隊命令”以及“政委令”上犯下的罪行。法官最后說:“他不能在所謂軍人應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服從的騙人鬼話的背后來掩蓋自己。”約德爾在所有四條罪狀上都有罪。
  手持一塊整整齊齊的白手帕的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是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的前任,他曾幫助納粹上台,并在駐扎在捷克的党衛軍送交給他的屠殺令上無精打采地簽了字,法庭得出結論說,四條罪狀都成立。有教授頭銜的塞斯一英夸特作為德國在荷蘭的最高統治者,殺死了六万名荷蘭猶太人,他被宣布在四條罪狀中犯有三條。
  杰克遜看著斯佩爾,此人通常很沉著冷靜,此時看起來受著煎熬,臉上起了一片疙瘩。杰克遜曾認定,如果他能宣判一個被告無罪,那么就是此人。比德爾在宣布:“斯佩爾從事的种种活動并不等于是……籌划侵略戰爭。”在第一、第二條罪狀上無罪。至于對士兵和平民的暴行——即第三和第四條罪狀——“斯佩爾知道,當他對紹克爾提出要求時,這些需求將由強制服役的外國勞工來補充……他把集中營的勞工用于他自己控制的工業。”他在軍事工業中使用蘇聯戰俘,看來違反了《日內瓦公約》。
  對艾雷·尼夫來說,似乎法庭認為斯佩爾与紹克爾同罪。但法庭宣布:“斯佩爾本人對于執行這一勞工計划并不負直接的行政責任……他對紹克爾沒有獲得行政控制權……他与實施奴役勞工計划中出現的暴行并沒有直接關系……他冒著相當大的個人危險……反對希特勒的焦土政策。”斯佩爾在第三、第四條罪狀上有罪。但是奴役五百万外國勞工的主要責任落到了紹克爾的窄肩上。如果提出什么輕于死刑的判刑,斯佩爾就有理由抱有希望。
  緊接著又對兩人宣告無罪。弗蘭茲·馮·巴本,這個做了一筆交易因而使希特勒得以繼任他的位置的前總理,現在發現是無辜的。廣播宣傳員漢斯·弗里奇也被無罪開釋了。戈林悄悄地對赫斯說,這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在被告席上同他們沒有任何關系。馬丁·鮑曼被缺席判罪。
  下午三點45分勞倫斯爵士宣布休庭。午飯后,他們將開會研究判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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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時,羅伯特。杰克遜帶領艾森豪威爾的副手盧修斯·克萊將軍和羅伯特·墨菲大使去“貴賓室”共進午餐。杰克遜說,他對沙赫特的無罪開釋大為惱火。沙赫特的被釋不僅葬送了對他破坏和平案的定罪,并且還證實了俄國人一直的議論——說什么西方列強永遠不會給一個資本家判罪。他的几位同伴提出,難道這些無罪開釋事件不能确認這一法庭為一個合法的、公平的法庭嗎?杰克遜說,在沙赫特的案子中,法庭是以破坏正義以求達到表面的公平。當他离開餐廳,記者們一擁而上,极力要求他談談他的感受。杰克遜說,就他而言,沙赫特、巴本和德國最高統帥部的不幸逃脫,是美國法官促成的。但是如果把這一批評歸咎于他,對盟國之間的關系不會有幫助。他說,這些談話是非正式的。
  几個被釋放的人站立在新聞室,一群大嚷大叫的記者把他們團團圍住,一個勁要求把香煙、糖果和飲料遞給他們。托馬斯·多德給了沙赫特一盒哈瓦那雪茄。麗貝卡·韋斯特帶著厭惡而不滿的眼光看著。她看到沙赫特和巴本就像兩只狡猾的老狐狸,干了某种類似謀殺的罪而逃脫法网。一個德國警察一路擠到這几個被告面前,向他們宣布巴伐利亞省長威廉·赫格納博士已發布了逮捕他們的令狀。他們仍然要受到德國法庭對他們所犯下的戰爭罪的審判。警察還警告說,一名狂暴之徒正在外邊等待他們。沙赫特問安德勒斯上校能否允許他們在監獄里再待几天,直到安全時再离開。安德勒斯同意了。
  一名美國記者問辯護律師卡爾·亨澤爾,為什么德國人對他們的三個同胞逃避了懲罰感到那么不高興?亨澤爾解釋說,這比看見那些在納粹當權時期飛黃騰達的人們得到自由,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把罪名加諸于個別人身上的定罪,實際上是赦免了德國人,個人負罪越多,集体負罪就越少。
  一位英國記者強留王牌譯員沃爾夫·弗蘭克進行長談,問他是否還要主持下午的開庭。弗蘭克答道:“是的,我練習講Toddurchdenstrang(絞刑)已經好几天了。”
  下午2時50分,法官室的門開了,杰弗里·勞倫斯爵士出現在門口。他點頭示意,其余人便各自就位。同時,赫爾曼·戈林由左右兩名頭戴鋼盔的士兵押送著,從被告席后面的滑動門進來。盡管扑了粉,戈林還是像死人一樣臉色蒼白。勞倫斯爵士開始宣讀:“被告戈林,根据對你定罪的刑事起訴書的罪狀,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念到此處,戈林向勞倫斯招手要他停止講。他說,他的耳机不出聲了。兩個美軍技術員沖向被告席。勞倫斯絕望地看著:人們努力下了決,動懲罰這些人,不料庄嚴的場面卻被一段出了錯的電線給破坏了。戈林表示一切正常了。勞倫斯又開始讀:“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戈林面無表情地摘下耳机,轉身就走,接著便進了電梯,無影無蹤了。
  魯道夫·赫斯漫不經心地搖晃著,兩眼盯著天花板,再次拒絕戴耳机。“法庭判處你無期徒刑”,勞倫斯爵士宣布。尼基欽科手指著一份一休庭他就打算向新聞界發表的万言不同意見書。他在文中不承認對赫斯無期徒刑的判決,盡管他投了贊成票。他的莫斯科的太上皇難以理解法官室里達成的那一交易——不過投票是秘密的,而他在這份措辭激烈的不同意見書可能回去后保得住他的腦袋。他在不同意見書中辱罵几起無罪開釋案,尤其是沙赫特的無罪開釋。文中爭辯說,資本家同意負擔侵略戰爭的費用,而沙赫特就是個最典型的資本家。
  當勞倫斯宣布判處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絞刑時,這個人猛地癱倒,就像一具僵尸墜地。威廉·凱特爾听到他的死刑判決后,粗魯地點了一下頭,好似一個剛剛接到命令的下屬。
  “ToddurchdenStrang”(絞刑),卡爾登勃魯納通過耳机听到了判決。同樣的命運落在了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頭上。當9月10日晚上比德爾上床睡覺的時候,羅森堡的命運還掌握在他手里。第二天早上,他投了定他罪的一票。
  漢斯·弗蘭克行動起來像個夢游者,他走上前來的時候重重地撞在被告席的椅子上。他听到自己的死刑判決,伸出雙手,一聲不吭地哀求著。威廉·弗里克听到同樣的判決,卻無動于衷。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几乎是疾步向前跑,他叉開雙腿,翹起了下巴,ToddurChdenStrang”(絞刑),這是沃爾夫弗蘭克通過翻譯電路翻譯的。
  死亡名單終于中斷了。瓦爾特·丰克与海軍元帥雷德爾被判無期徒刑,海軍元帥鄧尼茨被判處十年徒刑。
  亨里埃塔·馮·席拉赫与海團里希·霍夫曼圍聚在證人廳的收音机旁,以收听關于這一審判的廣播。亭里埃塔在听到對她丈夫的命運的宣判時,抓住了父親的手,“法庭到你二十年徒刑”,勞倫斯法官說。宇里埃塔哭了,跳起來擁抱她父親,“他還要活下去,不管判什么刑都可以,只要不送命。”
  剩下的被告站在地下室,看著已被判刑的几個人戴著手銬离開電梯,有的人一言不發,有的人則詛咒著對他們的判決。和他的身分一樣的兩個人,沙赫特与巴本獲得釋放壯大了斯佩爾的膽子。他看著弗里茲·紹克爾進了電梯,不到一分鐘又回來了,臉上的表情就像一只受惊的動物。斯佩爾听到一個衛兵談到對紹克爾的判決,說的是“死刑”。再有三名被告,就該輪到斯佩爾了。
  約德爾將軍听到他的死刑判決后,扯下耳机,昂首闊步地走了出去。對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判了十五年徒刑,阿圖爾·塞斯一英夸特判死刑。
  斯佩爾進了電梯,弗朗西斯·比德爾一看見他就不禁愁上心頭。在那個不眠之夜,斯佩爾的命運同樣掌握在他手里。對斯佩爾的死刑表決僵持在二比二的局面,比德爾和尼基欽科贊成死刑。比德爾最后得出結論,阿爾貝特·斯佩爾耳軟心活,脫离實際,而且容易傾向于英雄崇拜。于是第二天早上,他變動了他那一票。勞倫斯爵士宣布:“法庭判你二十年徒刑。”
  電梯下降的時候,斯佩爾覺得仿佛是從地獄的邊緣給救了回來。但是當冰冷的手銬銬住他的手腕并被押回牢房的時候,他的情緒開始變了。是的,事實真相和悔悟成功地擊敗了儈子手。但二十年呢?他還沒得到自由就成為一個老頭了。沙赫特和巴本被赦免了。謊言、遮身牌与隱瞞可能更有作用。
  在宣判室中,去向不明的馬丁·鮑曼被判處死刑。至此,過了三百一十五天,法庭的任務完成了。對戰爭罪行的審理結束了。
  新聞席上頓時大吵大鬧起來,記者們你推我擠,爭相搶占電話和電報局。法院里是一派悲喜交集的气象:一個角落是人們彼此握手,相互拍背以示親密,笑臉盈盈,另一角落卻是人們帶著陰慘慘的表情,無精打采,畏畏縮縮的情景。杰克遜還未等到祝賀的人群向他擁上來就已癱倒在座位上,腦子里思考著他們得到了什么成果。他們僅僅是一舉擊潰了一伙惡棍嗎?還是他們為人類的文明作了貢獻?他們有沒有讓未來的侵略者注意?還是說好斗的人類仍未吸取任何教訓?評審團還未摸到頭緒。
   
6

  在十一名被判處死刑的囚犯中交織著猶豫和憂慮的心情。現今統治德國的“盟國管制委員會”(ACC)已決定在判決后十五天執行死刑。但“盟國管制委員會”的意思到底是正好十五天之后呢,還是過了十五天的某一時間呢?辯護律師們因此無法告訴他們的當事人究竟預期他們哪天才命赴黃泉。
  約德爾在他的最后一封信里曾警告妻子不要做任何努力。“使我那顆愚蠢衰老的心里再充滿希望。就讓他一晃而逝吧。”可是,露易絲一得知丈夫的命運,立刻就給現已下台的溫斯頓·丘吉爾拍了一封電報,上面寫道:“你一向以身為軍人為榮,是你使英國的旗幟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刻仍高高飄揚在桅杆上。我作為一位英國母親的女儿,可否呼吁作為軍人的您,為我丈夫約德爾上將的性命說出表示支持的話?他和您一樣,只是為他的祖國戰斗到最后。”她向艾森豪威爾將軍和馬歇爾將軍發出了類似的請求,問道,一個在萊姆斯城体面地簽署德國投降令的軍官怎么可能受到像個普通罪犯那樣的待遇呢?
  瑪格麗特·希金斯從法院電報室給紐約《前鋒論壇報》發送了一則消息,她報道說,安德勒斯上校已經改換了所有牢房的分配方案,使犯人們無法接近他們昔日的藏身之處。她的報道并不完全准确。上校已將判有期徒刑的犯人打發到樓上囚室,但是死刑犯人還留在看守們稱之為“死路”的牢房里。
  希金斯回到新聞室,看見那里正進行著一輪新的辯論。誰因什么罪而將送掉性命?凱特爾是因為參謀本部嗎?約德爾是因為德國陸軍嗎?卡爾登勃魯納是因為希姆萊嗎?至于對瘋子赫斯和海軍元帥雷德爾的判決,難道不是對俄國人的一种安撫嗎?紹克爾將因為誰而死?一個美國左翼報刊的餓的記者問道:“是為了世上仍不死心的頑固派嗎?”怎么會有人把紹克爾的案例与斯佩爾的案例等同机之,而判一人死刑而到另一人二十年徒刑呢?難道不是斯佩爾為希特勒之死而嚎啕大哭嗎?難道在毛傳家森作惡的不是斯佩爾嗎?池不是可能听到了希姆萊描述屠殺猶太人的惡狠狠的演講嗎?還有那個可怜的愛搞同性戀的家伙施特賴歇爾,他將因為什么而死呢?一位英國記者問。因為煽動謀殺,一個同伙答道。但是弗里奇也遭到同樣的控訴,他卻被釋放了。
  一位合眾社記者在蘇格蘭埃爾郡城堡終于找到了艾森豪威爾將軍。艾克說,總的來講,他對判決感到滿意,盡管“我對他們如此輕易就給軍人判罪有點吃惊”。
  記者問:“如果戰局是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將軍,你認為他們會絞死你嗎?”
  艾克答道:“虧你想得出來,小伙子。”
  司法大廈的走廊沉寂得神秘可怕,就像船員從一艘沉船上逃脫一樣。判決后的那一天中午時分,英國代表團成員都手提行李,聚集在Y-28停机坪,等著飛回英國。勞倫斯爵士避而不答記者們有關判決的問題,而把話題轉向他對回到威爾特郡山庄農場的喜悅心情。他對自己過去几個月從默默無聞到近乎人所共仰的人物的轉變并不感興趣。他從來不曾想到能出現恰恰相反的情況。
  諾曼·伯基特認為,這次公務肯定會給他們帶來某种榮譽,甚至貴族地位。但是是什么榮譽以及榮譽將頒給誰呢?他的這一幕后貢獻是否可能通過杰弗里·勞倫斯爵士這一官方角色而顯露出來?
  羅伯特·杰克遜的飛机到達大西洋中部之時,他正感受著深深的滿足感。他看看周圍其他几個曾幫助他度過這場難關的人—一比爾、艾爾絲,以及他的同事們——并評价過去這一年。不管怎么失利,不管敵人怎么樣,不管多么激動,不省遭受多大失敗,結局是清楚的。他被告知,他的開幕詞將永遠記載于法庭長篇大論的年報上,他愿意相信這一點。正如他后來在給惠特尼·哈里斯的信中所說:“我在紐倫堡的艱苦歲月是在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工作中充實地度過的。”
  弗朗西斯·比德爾在解散他的辦公室時向詹姆斯·羅坦誠地說,他感覺自己一生中一次极大的冒險已經過去了,剩下的只是評論了.
  法國人和俄國人也很快就离開了。俄國政府持如下立場,認為西方盟國對逃脫死罪的納粹歹徒太寬大為怀了。但是在法庭每日進行交鋒的那几個俄國人卻是帶著滿意的心情离去的,因為他們已經向世人表明他們的人民在戰爭年代所蒙受的深重災難。尼基欽科、魯登科以及其他少數人還贏得了西方同事的尊敬,甚至愛戴。但俄國人离去的心情帶有以牙還牙的性質,以報复德國人在蘇聯的行徑。當美國部隊前往收回蘇聯人住過的房屋時,發現俄國人拿走了一切可以搬動的物品——家具、輕型裝備、浴缸、抽水馬桶,以及全部的勺子、盤子、杯子、碟子。這些物品全都被裝上了卡車,運往蘇聯占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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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日,“泰克斯”·惠利斯中尉被任命為物業官員,負責看管被告的行李室。四天后,赫爾曼·戈林要求与其辯護律師奧托·斯塔馬爾會晤,戈林防身攜帶著一個藍色公文包進入五十七號房間。他告訴看守說,這是送給律師的禮物,看守立刻召來泰克少校,泰克當即認出這是從行李室拿出來的。他檢查了一下,發現里面什么也沒有,便讓斯塔馬爾保存起來,但泰克并不記得有誰接到過允許戈林進入行李室去取斯塔馬爾的禮物所要求的書面批准。一定是別人管戈林拿回來的。
  過后不久,斯塔馬爾給住在薩克迪林一所小屋中的埃米·戈林捎去了一個音訊,說他能夠安排同赫爾曼的最后一次見面。下午2時45分,她被帶進探視室,几分鐘后,戈林帶著手銬出現了。他首先問及埃達的情況。她听說過關于判決的事嗎?她知道判決意味著什么嗎?埃米回答說,是的,她知道她的父親即將送掉性命。戈林告訴她,還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那就是這些外國佬強加給他的死的方式。他告訴妻子說;“他們可以殺死我,但他們沒有權利審判我,我不承認他們的審判。”探視結束時,埃米說,他們肯定不會絞死他,他們不能絞死赫爾曼,戈林。她認為,他們會把他帶走,像對拿破侖那樣將他拘留在一個島上。戈林卻說,他對此表示怀疑。但有一點埃米可以放心,“他們不會絞死我”。
  古斯塔夫·吉爾伯特想要辭職。判決后的10月1日,他等在C牢區以便得到犯人的反應。一輪工作已經完成,這就是他的工作理所當然的結局。他由于把一部分手稿送交紐約,設法勾銷了道格拉斯·凱利給西蒙和舒斯特提出的要求。但凱利無疑會找到另一個出版商,吉爾伯特下定決心說服他付梓。他向安德勒斯上校遞交了一份要求辭職的請求書。上校在杰克遜离開之前已將請求書轉交給杰克遜。杰克遜拒絕了吉爾伯特的請求,地告訴這位惶惑不解的心理學家,他要他繼續當他的几位“代表”之一。從這一點著,吉爾伯特發現自己再也不可能帶上冷淡的職業特征的假面具了。他告訴一位合眾社記者說:“所謂赫爾曼·戈林貌似勇敢,全然是胡扯。他們都是懦夫,他們中的每一個人,包括戈林,都是懦夫。他們現在都在牢房里發抖。他們在法庭上做出來的樣子都是虛張聲勢。他們認為接受死亡可不像挨打罵那么容易接受。”
  吉爾伯特知道,囚犯們現在最沉重的感情負擔,是不知道他們何時命赴黃泉。与此同時,十六名被告向“盟國管制委員會”提出上訴,這是他們得到寬大處理的最后希望。倫敦憲章也授予“盟國管制委員會”減輕處罰甚至減刑的權力。紹克爾的律師羅伯特·塞瓦瓊斯吁請“盟國管制委員會”考慮對他的當事人的死刑的不合理性。他請求道:“紹克爾与使用集中營勞工之事毫無關系,那是斯佩爾和希姆萊之間的事……紹克爾一直是納粹上層圈子中的局外人,斯佩爾卻是希特勒的密友。”凱特爾請求“盟國管制委員會”對他實行槍決。戈林、弗蘭克与施特賴歇爾都不想要申訴,但他們的律師不管怎樣還是提出了。10月9日,“盟國管制委員會”開了三個半小時的秘密會議。四位成員由每一個占領國派出一人而組成,他們從兩方面權衡了一下這一申訴:減刑對盟國有沒有政治上的好處?被告對起訴有沒有提供有益的幫助?他們作出決議,但決定不立即通知犯人。
  10月10日,安德勒斯上校從比利時的短期旅行中返回。他稱之為“觀光者”的等著參觀他的“動物園”的人潮并未減少。隨著刑期的逼近,名人和好奇者都急于赶到C牢區一睹為快。新聞界也總是糾纏著他。羅森堡真的曾費盡心机想自殺嗎?赫斯真的起草了一份“第四帝國”的計划?負責安排行刑的四方調查委員會問他關于絞刑執行者的安排事宜。他解釋說,約翰·C·伍茲主官長就要從蘭茨貝格赶來,此人在十五年的軍旅生涯中曾吊死過三百四十七個人,是絕對的內行,最近的是吉爾伯特上尉在圣誕節期間采訪過的達豪党衛軍凶犯。
  上校從他現任的監獄精神病醫生威廉·鄧思中校那里得到關于犯人心理健康的最新簡報,又從弗魯克醫生和軍醫查爾斯·J·羅斯卡中尉處取得犯人身体健康狀況的最新報告。報告說,有好几名死刑犯人都在早晨洗冷水浴,大部分犯人參加了許可在牢區走廊里進行的体育活動……只有戈林例外,他從不离開牢房。上校說,你總不能強迫一個即將死的人也保持健康和衛生。
  漢斯·弗蘭克仍然是西克斯圖斯·奧康納神父最得力的皈依者。弗蘭克對自己摒棄納粹政權可能略有几分違心,但他重返教會卻是忠實的。他妻子布麗吉在最后一封信里告訴他,她和孩子們住在一所只供應冷水的寓所里,所有的財產均被沒收。他如今的狀況正是對他一生追逐体面和威望的莫大的諷刺,以致他對自己的死刑判決已無可爭論了。他對神父說,終止思考和感情是一件禮物。在最后的日子里,弗蘭克拼命地工作,以完成他的回憶錄。他已經用鉛筆寫完一千零九十頁。奧康納神父答應說,如果非得由他來完成這個任務的話,他將把手稿偷偷帶出去,交給弗蘭克的妻子。
  軍方監守官仔細地察看了魯道夫·赫斯自從判決后給妻子寫的第一封信c信中寫道:“我感到非常惊訝,因為我曾考慮到死刑。”他重述了他沒有見她的理由:“在兩旁哨兵的監視下,透過一層鐵絲网……這有損于我們的尊嚴。不過,”他告訴她,“我發現自己處于极其完美的恬靜的狀態之中,只是擔心不能將此境界傳達給不能有此同感的同志。”他最后說道:“為了跟我原則上拒不承認法庭的態度相一致,當宣布對我的案子的判決時——我故意不予理睬……實際上,經過了很長時間我才偶然地明白過來是什么樣的判決。”這是監守它處理的赫斯寫的十几封信中的一封。就如其他所有信件一樣,他立刻感到這封信是有理性的典范。
  凱特爾請求弗魯克醫生運用他的影響阻止播放那凄慘的音樂。每天晚上,党衛軍風琴演奏者都要彈奏起那首歌吧,《我的小寶貝,睡吧》的曲子。凱特爾經過最初的抵制后,也開始寫自傳,并且沉湎于憂郁的回憶之中。這首歌使他想起他已經失去的孩子,他們在其精神之父發動的這場侵蘇戰爭中有的死了,有的失蹤了。凱特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在那酷熱難當的7月20日,如果用來炸死希特勒的那枚炸彈在拉斯騰堡“狼穴”中爆炸開,就使得他能成為英勇犧牲的英雄,要是這樣,運气該多好啊。后來,在戰爭結束后,俘虜他的人接連數小時讓他處于無防衛的狀況。他寫道,要自殺當時會是很容易的事,要比這個“走向紐倫堡的悲慘之路”更可取。
  埃爾溫·隆美爾則幸運多了。1944年10月,希特勒了解到德國最优秀的軍人据說曾支持“七·二O”事件的陰謀者。希特勒告訴凱特爾說,他們只有兩個選擇。第一是逮捕隆美爾并對他進行軍法審判。凱特爾說,這對崇敬隆美爾的德國人民將是可怕的打擊。希特勒說,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告訴隆美爾,如果他不能辦理“該辦的事”的話,等待他的將是什么。
  凱特爾派了兩位將軍,威廉·柏格道夫和恩斯特·梅賽到烏爾姆附近隆美爾的家里去。這位陸軍元帥在他的座車遭掃射時頭顱骨折了,現在正在康复。他們帶給他一小瓶毒藥,向他說明他的選擇,并許諾如果他按照所期望的去做,將為他的家人提供保護,并為他舉行國葬。
  1944年10月15日,凱特爾給妻子寫信說:“隆美爾在一次車禍中頭骨多處受傷而終究去世了。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失掉了一位受到眾神寵愛的指揮官。”在對德國人民的一份官方宣告中,凱特爾撒了同樣的謊。
  弗魯克答應凱特爾,他將向安德勒斯上校談談風琴手的事。凱特爾獨自待在牢房里,終于充分体會到那句古老的諺語:“地獄是意識得太晚的真理”的涵義。他以本可以充分發揮作用的軍人的同樣的赤膽忠義,卻為邪惡效了勞。他的罪過在于他不分青紅皂白。
   
8

  10月13日星期天到教堂參加早禮拜之后,安德勒斯上校給囚犯們捎來了消息,“盟國管制委員會”拒絕了所有要求寬大處理的申訴。杰克遜法官在离開紐倫堡之前,已通知“盟國管制委員會”說,沒有一個被告為起訴提供過理應減刑的證据。“盟國管制委員會”自己也認為,寬大處理未提供任何政治上的好處。
  看過犯人之后,安德勒斯在女儿基蒂的陪同下前往机場。這根本不是离開紐倫堡的理想時間。死刑執行的日子已近在眼前了。但是,盧森堡大公邀請上校接受“橡樹花冠榮譽令”,以表彰他早先主管蒙多爾夫監獄的貢獻。基帶將出席大公夫人為她父親舉行的招待會。他妻子曾說,他對這項工作的獎賞了解不多,因此不能錯過此行。但無論如何,安德勒斯務必在第二天返回紐倫堡。
  前一天,他檢查了他的牢房的最近的精神病報告。鄧恩中校警告要提防紹克爾和里其特洛甫的潛在的問題;他把里其特洛甫說成“一所最初不是用很好的材料建造而如今正處于崩潰之中的房子”。至于戈林,鄧思報告說:“他將在自我中心、虛張聲勢以及炫耀招徠生意的手段的支撐下面對自己的判刑。戈林必將抓住一切机會挺身而戰。”
  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以慣有的堅韌自制的精神接受了“盟國管制委員會”決定的言詞表達,至少外表是如此。他了解到露易絲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那不過是又一個行將破滅的美夢。溫斯頓·丘吉爾答复說,她的電報已收到,“并把它交給了艾德禮首相”。蒙哥馬利做出了類似的反應。她發給艾森豪威爾的電報被退回,上面附有一張便條:“收報人已离開本城,未留下信件轉交的地址。”
  約德爾歡迎監獄理發師的到來。這個表現好而享有优遇的戰俘一邊給他刮胡須,一邊問他桌子上那張已褪色的照片上那位怀抱嬰儿的少婦是誰。約德爾答道,那是他和他母親。“我要是那時就死掉該多好啊,免得蒙受用那么多悲傷痛苦。坦白說,我不明白自己為什么還活著。”
  星期天晚上,吉爾伯特最后一次采訪了監獄,詢問死刑囚犯們對自己的申訴被駁回有何感想。紹克爾的怕死情緒表現得最明顯。他告訴心理學家,他一直竭盡全力去做好要他奉命做的事情,如今他怎么會成為死刑犯呢?不過,當吉爾伯特研討他的申訴為什么不能成立時,一線現實之光看來滲透了那朴實的智慧。紹克爾說道:“我們有句老話,醫生,狗總是抓住跑得最慢的獵物。”
  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再次談到他對猶太人越來越深的敬仰之心。他說,吉爾伯特一定知道猶太人慶祝普解節的情景。想想這一事情的諷刺意義:薛西斯殘忍的統治者哈曼和他的十個儿子給押著走向波斯人曾用來絞死猶太人的同樣的絞架。施特賴歇爾對《圣經》的淵博議論使吉爾伯特惊訝不已。
  戈林平躺在小床上,對某些問題表示冷漠,然而保持著好奇的机警。他追根究底地問了吉爾伯特一個問題。讓他面對行刑隊,難道絕對不可能嗎?一點可能都沒有,吉爾伯特回答他。戈林說,干脆也就這樣吧,他听說美國人的槍法很不好。古斯塔夫·吉爾伯特的視察結束了,他离開了C牢區,這是最后一次。
  10月14日,星期一。牢區的早晨仍是慣常的例行公事,一片喧鬧忙亂的景象,只有戈林例外,他仍然讓因表現好而享有化通的戰俘為他打掃牢房的地板。他待在走廊盡頭,与泰克斯·惠利斯交談起來.而其他人則用拖把拖地。看守們都很喜歡讓惠利斯值班。他的監督顯得和藹可親,隨隨便便。戈林又聚精會神地与弗魯克醫生小聲說著話。直到看守們又把他關進牢房。
  在牢房里,戈林可以把手伸進通向抽水馬桶的抽水管的凹處,在那里他將找到那個又冷又硬,有雙保險的子彈殼,子彈殼里是一小瓶氰化鉀。此物是怎么從行李間弄到現在這個藏身之處的,只有他和一位或許不知情的同謀才知道。最大的可能性,是泰克斯·惠利斯干的,他曾為戈林從行李間取回戈林給他的禮物,可能還有其他一些物品,其中包括戈林送給斯塔馬爾的那個藍色公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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