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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君主立憲派的康、梁流亡到東京后，他們的聲勢始終不比革命党弱，但是清廷不懂得運用這批保皇党來和革命党對抗，抵消革命党的力量，而把康、梁這群保皇党的人也視為大逆不道。 孫中山先生當時极希望能拉攏康、梁聯合反對清廷。他曾和梁啟超接触，梁依違不決，而康有為則仍以要擁戴他的“圣主”為目的，最后雙方談不攏。退而求其次，想拉楊度，楊卻介紹同鄉黃興給孫中山先生，當時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團体名叫“興中會”，黃興則与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等組織“華興會”。孫、黃一見如故，政治立場也完全相同，于是合并興中會和華興會為“同盟會”，同時吸收章炳麟（號太炎）的“光复會”。這個光复會是上海教育界的反滿秘密組織，光緒卅年（1904年）成立，參加的人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吳敬恒、徐錫麟、馬宗漢、陳伯平、秋瑾等。 光緒卅一年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赤板區檜町黑龍會會所召開籌備會，參加的有：孫中山先生、黃興、張繼、陳天華、宋教仁、馮自由、居正、但燾、馬君武、鄧家彥、黃复生、朱執信、古應芬、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等70余人，通過同盟會會綱：“驅除韃虜，恢复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七月廿日（8月20日）下午，同盟會正式在東京赤板區靈南板本金彌邸開成立大會，總部組織，設總理一人，公舉孫中山先生，下設三部，（一）執事部。（二）評議部，（三）司法部。執事部負責人黃興，地位如協理。評議部評議長汪精衛。司法部判事長鄧家彥。各省党務負責人是：直隸張繼，山東徐鏡心和丁惟汾，山西王蔭藩、榮福桐，陝西谷思慎、康寶忠，安徽吳春陽、高蔭藻、孫毓筠，江蘇高劍公、陳劍虹、章梓，浙江秋瑾，湖北時功玖、張昉、陳鎮藩，湖南黃興、仇式匡、宋教仁，四川黃复生、董修武，云南呂天民、貴州于德坤、平剛，河南杜潛、朱炳麒，福建林時爽，江西張世膺、鐘震川，廣西劉崛、盧汝翼，廣東胡毅生、何公博，南洋胡漢民，上海蔡元培，天津廖仲愷，香港馮自由、李自重、謝英伯。同盟會成立后，編訂革命方略，策划全國各地起義，擬定了軍政府宣言，軍隊縮制，招降清軍條件，攻城略地，囤糧安民各項辦法和對外宣言等等。 同盟會成立的同時，同志們又在東京赤板板本金彌爵邸決議創立《民報》以宣揚革命理論，闡明三民主義為宗旨，借以對抗立憲党党魁梁啟超在橫濱所辦《新民叢報》。梁啟超的文章有迷人的魔力，他可以把白的說成黑的。《新民業報》鼓吹立憲，立場正和革命党思想相反。《民報》出版后使革命理論才有系統為世人所明了。它于光緒卅一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出版于東京牛迂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撰稿者有：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宋教仁，由張繼擔任編輯，第六期起改由章炳麟主編。章在《民報》發刊時還在上海因蘇報案入獄，光緒卅二年（1906年）出獄東渡，接辦《民報》。 《民報》第一期出版后，恰值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留學生規則。當時留學生极為憤懣，罷課者八千余人，而留學生中分為兩派：一派是留日學生聯合會的秋瑾等，主張全体歸國，是激烈派；一派是維持會的汪精衛，主張繼續留學，是平和派。同時又傳說日本外務省以6000元付孫中山先生，迫其离去橫濱。這种种壓迫，驅使一位卓越的革命党人陳天華親書絕命書一篇，告留學生總會諸干事書一篇，然后投海殉職。陳天華的自殺，使《民報》第二期延期出版，可是因為這一風潮，遂使日本取締留學生的規則胎死。 《民報》的發刊詞是孫中山先生親撰，發刊詞的最后一段這么說：“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進取之，使最宜之治法，适應于吾群，吾群之進步，适應于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之所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于人心，而化為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吾于《民報》之出世覘之。”此外胡漢民在《民報》上宣布六大主義：（一）推翻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体；（三）土地國有；（四）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大聯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此六大主義，前三項是對內，后三項是對外。 《民報》出版后，和《新民叢報》對立得非常激烈，《民報》第三期還發行號外，刊出《民報与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共為12條。因《新民叢報》認為保皇的立憲党是政治革命，而同盟會是种族革命，《民報》就此對《新民叢報》大打筆墨官司。 在這前后期間，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創辦了很多刊物，如：江蘇學生的《江蘇》，浙江學生的《浙江潮》，湖北學生的《漢聲》，湖南學生的《游學匯編》等。楊度也辦了一個《新中國報》，鼓吹“金鐵主義”，他的言論既不親同盟會，也不親君主立憲派，完全以“第三勢力”面目出現。 宣統元年（1909年）清廷宣布預備行憲后，東京的君主立憲派認為是一大胜利，聲勢大振，于是又組織了一個“政聞社”作為外圍組織，由蔣智由為社長，擁護梁啟超。九月四日，政聞社社員在錦輝館開大會鼓吹“立憲”，請梁啟超主講，政聞社社員200余人均參加，還邀請了日本政界名流如犬養毅等八九人參加，其他聞風而至的約有七八百人，合共与會人士不下1000人。同盟會的革命同志認為保皇党如此大肆活動，非加以打擊不可，于是張繼、平剛、陶成章等邀約了几十人前往參加開會。這天會場因人數過多，秩序很亂，政聞社社員都佩挂紅布條做招待員。搖鈴開會后，主席先報告開會宗旨，然后大聲宣布：“請梁任公先生演講。”梁啟超應聲而起，在掌聲中上了講壇，先講君主立憲的大道理，又講立憲的性質以及國會。他說立憲國家須有監督政府的机构，就是國會，政府好比小孩子不懂事，我們人民通過國會去監督他們的行為，使政府不可亂來云云。他演講時，時有掌聲。最后梁說：現在朝廷下詔定期立憲，我們大家應該歡喜踊躍才是。他的話才講到這儿，突然在台下有一人站了起來，大叫一聲：“馬屁”，然后就叫打，這個人不是別人，卻是革命党人張繼。只見他卷了袖子，推開人叢往台前奔。梁啟超一听見有人喊打，也顧不了演講，就回頭往后台跑。這時又有一只草鞋從講壇左邊飛了過來，正打中梁的左頰，扔草鞋的是一個戴眼鏡的老頭儿。梁挨了一下赶快從樓梯跳下講壇。會場亂作一團，有喊打的，有喊革命党的，而張這時已搶上了講壇，台下鼓掌歡呼，一霎時由立憲党的會變成了革命党的會。張繼先講了一番，隨后宋教仁上台講同盟會的宗旨，他說：“立憲党是保皇党的變象，他們是要皇帝，我們不要皇帝，人民就是國家主人。我們不容許文妖（指梁啟超）講君主立憲，我們理想是中華民國”。下面大家熱烈鼓掌。張繼接著又講：“我今天不是和政聞社搗亂，今天因為有點不痛快，想質問犬養毅先生，你在早稻田大學曾告訴中國學生說：中國應當盡速革命，但你今天為什么要附和保皇党。”犬養毅被詰，只好上台講了一篇立憲的道理，但最后結論則贊成中國革命。犬養毅講完后，大會就告結束。 有一件趣事，這天立憲党的人用日本音叫革命党為苛埋党，苛埋是日語“米”字，會場上的日本警察搞不清中國怎會有個“米党”。后來革命党人也把米字代表革命。 光緒卅一年（1905年），有一個湖南會党領袖馬福益因革命活動被清吏端方所捕殺。馬福益是湖南湘潭碧水灣人，是哥老會輪回山佛祖堂山長，有會党万余人，雄視長沙、衡州、永州三府，聲勢浩大，劉揆一曾奉黃興命与馬聯系，爭取馬參加革命。黃興且曾親訪馬于湘潭茶園舖礦山岩洞中，黃興、劉揆一、馬福益三人席地而座，殺雞埋土坑中，蓋以柴火，煨熟而食，縱談痛飲至天曉。黃興并仿日本軍制，以同仇會會長兼任大將，劉揆一任中將，馬福益任少將，并決定在光緒卅年（1904年）十月十日（11月16日）慈禧六十歲壽辰，在長沙起事；同時岳州、衡州、寶慶、瀏陽、常德五路響應。起義軍事，長沙方面以武備學堂學生聯絡新舊各軍，會党為輔；其他方面則以會党為主，黃興歸途中曾慷慨賦詩，有句：“結義憑杯酒，驅胡等割雞。”由于馬福益參加革命隊伍，哥老會相繼加入的不下10万人。不幸九月間革命的消息泄漏，起義失敗，黃興得圣公會牧師黃吉亭之助，僥幸脫險，經鄂赴滬。光緒卅一年二月十一日馬福益在長沙被害。馬被殺后革命党人曾在東京開追悼會，而兩湖人士乃繼續馬福益的計划為正式起義行動，以湖南之瀏陽醴陵和江西的萍鄉為起義地方，糾結起義人士號三万人。當時中國中部饑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四川東南部和揚子江上游沿岸，皆陷于饑饉，工人因米貴減工而失業，萍鄉礦工遂首先發難，四虎徒党起而響應。這次起義事件，并非奉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命令，迨孫中山先生和黃興听到萍瀏醴起事，才先后遣胡瑛、宁調元、孫毓筠、楊卓林、段書云等同志分赴蘇、皖、贛、湘、鄂各省運動軍界以圖響應。但因配合不好，又因事机不密，故均失敗。 萍瀏醴的起義，在萍鄉起義者多為煤礦工人，在醴陵起義者多為防營兵勇，在瀏陽起義者多為洪江會党。每股約万人，瀏陽一股為主力，光緒卅二年（1906年）十月廿二日發難于文家市、牛石岭、南街市、西鄉、大光洞、和萍鄉上栗市、案山關起義軍相呼應，蔓延至醴陵、衡山、宜春諸地。蘇、贛、湘、皖疆吏大為震動，出動新軍和各省援兵共五万人分頭進剿。 革命起義軍的戰略，本分為三路：一支据瀏陽、醴陵，待机進攻湘垣；一支据萍鄉的安源礦路為根据；一支由宜春、万載東出瑞昌、南昌以進取江南。可惜起義的軍隊，尤其是那些領袖，多數是會党魁首，毫無軍事常識，所以發難時雖能擊敗清軍，卻不能占据縣城，槍法雖工卻沒有軍事學識。三路發動的日期也不一致，形成了各自為政，各自為戰的混亂現象。有自稱是“中華帝國”，宣稱“留出皇帝位子，以待大有為之人”，有的則挂起“中華民國”的招牌。 最可惜的是，清軍徐紹楨所統的江南新軍，其中頗多具有革命思想，如趙聲、倪映典等，志愿暗中為革命軍效力，可是革命軍未經訓練，散漫無組織，雖欲和革命軍通聲气，亦無門徑可尋。革命起義之初，不數日就糾合了3万多人，蔓延若干縣，聲勢不可謂不大，可是由于沒有組織，沒有領導人，起義之后只能株守萍、瀏、醴三縣不能進攻，而清廷則飛檄調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新兵、兩江總督端方的精兵，由江西按察使秦炳直率領贛軍節制各方兵馬全力進剿，革命之火遂被清軍扑滅。這次起義事件聲勢之大，是前所未有，而革命党人犧牲之慘重，也是從前所未有的。 萍瀏醴起義的革命軍失敗于沒有經驗和沒有組織，不懂得大戰略，可是他們都有一套新戰術，使他們在戰場上很成功。他們不大打正規戰，白天隱藏起來，然后在夜間活動，在樹林中東插一支旗，西樹一道幡，以引誘清軍，等到清軍來攻打的時候，革命軍卻從兩翼包抄過來。殺得清軍顧頭顧不得尾。同時因為瀏陽和醴陵兩地都是出產大量爆竹，于是革命軍發明一個新戰術，就是把爆竹裝在洋油箱內，月黑風高之夜把它燃著，小爆竹劈劈拍拍像步槍槍聲，大爆竹轟轟隆隆像大炮聲，這一來搞得滿天神佛，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們很得意地自詡這种戰術是“迷陣”和“疑兵”。他們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可是這套新戰術，卻在后來護國討袁時期為蔡鍔所使用而獲大胜。 革命軍曾分布了兩個“起義檄文”，一個是《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一個是《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复軍布告天下檄文》。《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是由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都督龔發布，文中痛責曾國藩、胡林翼是逆賊，這是湖南人罵湖南人。文中說：“……乃曾國藩、胡林翼等不明大義，罔識种界，認賊為父，呼賊作君，竭湘軍全力，自戕同种，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擬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惡。凡我湘人，實無以對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興討罪之師，率三湘子弟，為天下先，冀雪前恥，用效先驅。……故韃虜一日不殲滅，即主權一日不收回，漢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漢即興，韃虜罪惡貫盈，天所不佑。凡我漢族，宜各盡天職，各勉爾力，以速底韃虜之命，而贊中華民國之成功……”至于稱新中華大帝國的革命軍卻并未擁立出一個皇帝，在他們的檄文中說：“……昔宋祖黃袍加身，實當出征之際。大丈夫生逢亂世，攀龍鱗、附鳳儀，圖像凌煙閣上，列坐凱旋門前，亦云得時則駕，棄逆效順而已矣。至豪邁公子，豁達少年，亦當知唐室龍飛晉陽，蓋以太宗為嗣子。漢家崛起丰沛，畢有大造于太公，化家成國，達權即所以守經，因禍得福，致人不為人所致，勿自委于無寸尺柄。明祖亦徒步布衣，勿畏胡虜毒焰凶張，胡元實跨歐兼亞。夫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而非夷虜之中國也。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約：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來日即推為縣公；恢复一府者，來日即推為郡主，至外而督撫，內而公卿。有能首倡大義志切同胞者，則我四万万同胞歡迎愛戴，如手足之衛腹心，來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孫孫，世襲中華大皇帝之權利以為酬報。……”這個檄文如果用于向清廷漢吏進行統戰則可，如用為號召則僅抱了民族主義而無經國大計，似乎是不夠的。 萍瀏醴起義后，南京的同盟會乃赶忙派同志到長江一帶運動新軍，派赴南京的是孫毓筠。他當時在同盟會中的地位僅次于孫、黃，孫中山先生還特地在牛迂區寓所設宴送別。孫毓筠是安徽壽州大柳樹人，他的叔祖是清末壽州相國孫家鼐。他中了秀才后，有一時期曾想做和尚，后來受了吳樾謀刺五大臣事件的激揚，乃決心參加革命，把他壽州辦的學校付托給人，全家前往東京，加入同盟會。他為人揮金如土，當時同盟會經費困難，孫毓筠的家財大半都奉獻了革命。這位后來變成洪憲六君子之一的孫毓筠，在革命初期是有相當貢獻的。 當時南京新軍將校多數同情革命，孫毓筠到了南京就想策動新軍起義，不料事泄被捕，送進了死牢。兩江總督端方一看這個革命党人的背景，知道他是孫相國的晚輩，馬上拍電給孫家鼐，第二天得到孫相國复電是：“此子頑劣异常，請嚴加管束”。這种語气分明是要端方“刀下留人”，同時憲政編查館提調楊度也來信請端方“愛惜名士”，于是端方乃派部下何運台去死牢中授予孫毓筠以“回生”之術，就是要孫毓筠只談政治革命，勿談种族革命。孫毓筠是個聰明人，根据這個原則，他的供詞是： “革命有兩個源流，一是政治革命，即不問政府是滿人、還是漢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國強兵；一是种族革命，由孫文和黃興等領導。黃興是條不怕死的角色，他們仇視午帥（端方子午樓）最力，一心要殺午帥。黃興的党羽多數是湖南人，所以請午帥對湖南人要特別注意。……午帥如要殺我，我死得其所，不過為午帥計，党人誅不胜誅，株連太廣不是消弭禍變之法。……我早就想做和尚，午帥如要保全我，我絕對做和尚到底，妻儿財產一無留戀，任何党派概不聞問。” 由于他這篇“只談政治革命，不唱种族革命”的口供，端方遂替孫毓筠開脫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僅僅判處五年的監禁，反而是從犯權道涵、段書方卻都判終身監禁。端方給楊度的复電是：“孫生文理通順，門第高華，當秉高誼，求入于輕”。 孫毓筠表面上雖被判了五年監禁，其實端方卻把他從監牢中叫到花園讀書，以优待這個故人子弟。同時端方知道他手下的新軍多不可恃，乃實行整肅新軍運動，撤換了大批有革命嫌疑的新軍軍官。 孫毓筠因為南京事件，愧對革命党，以后便投奔袁世凱，后半生由革命党人變成了擁護洪憲的六君子。 最令清吏震駭的是徐錫麟刺恩銘事件。 徐錫麟字伯蓀，浙江山陰縣人。12歲時曾至錢塘出家做和尚，后為家人勸歸，幼年讀書聰慧過人，有數學天才，于天文和輿地都無師自通。成年后赴日本留學，因陶成章的介紹，獲識鈕永建。鈕向徐講述國內大勢和革命理論，錫麟极受感動，返國后參加蔡元培的光复會，往來各地糾結同志，為人任俠使气，行事极端。先在紹興城創立大通師范學堂和体育會，朝夕講武，欲以之為基礎推翻清廷，后再赴日本，擬入振武學校，因近視眼被拒，返國后為湖南巡撫俞廉三推荐，受安徽巡撫恩銘賞識，以道員銜負責安徽陸軍小學堂和巡警學堂。恩銘對徐錫麟的能力才干很激賞，奏保徐為三品銜。萍醴起義后，波及浙東大通學堂。這時大通學堂已由秋瑾主持，秋瑾見事急，乃派陳伯平至安慶向徐錫麟告變，徐知革命行動已泄漏，乃倉促計划起事，擬定于光緒卅三年（1907年）五月廿八日巡警學堂畢業典禮之日，邀請全城官吏蒞校觀禮，然后一綱打盡。不料恩銘改廿八日為廿六日，使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感到措手不及，但又無法延期，乃于廿六日巡警學堂畢業禮舉義。上午九時恩銘至大禮堂點名，徐說：“回大帥，今日有革命党起事。”這是暗號，恩銘愕然問：“徐會辦從何處得此信？”言未畢，陳伯平即向恩銘扔手榴彈，不發，徐即從靴統內拔出兩支手槍，向恩銘施放。恩身中七彈，被左右強救出，其他文武官吏在亂槍中逃遁。徐錫麟先命門房關門，門房不听命，因此各官吏都得逃生。徐乃率陳、馬兩同志和巡警學生百余人進占軍械局，令學生開庫取槍彈，均未配合，無法使用，乃運出巨炮五門，亦無法使用。清兵大集，圍之數重，安徽藩司馮昫出示，如拿獲徐錫麟者，賞万金。最后清兵攻入軍械局，在第三重室捉獲徐和馬宗漢，陳伯平則戰死。兩江總督端方電馮昫令殺徐、馬。其時恩銘已死，恩家請剖徐心以祭恩銘。這一次事變，清吏死的有恩銘、顧松、陸永頤，清兵死者百余，革命党死的就只是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三人。清吏在徐寓邸搜出炸彈數枚，革命軍大元帥印一顆，光复會軍政府告示一張。徐錫麟的口供略稱： “我本革命党大首領，捐道員，到安慶專為排滿而來，做官本是假的……我蓄志排滿有十余年，今日始達目的，本擬再殺鐵良、端方、良弼，為漢人复仇，乃竟于殺恩銘后，即被拿，實難滿意……至于撫台厚我，系屬個人私恩；我殺撫台，乃是排滿公理。……你們殺我好了，將我心剖了，兩手兩足斷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殺學生，是我逼迫他們去的，革命党本多，在安慶實我一人。……謹供。” 鑒湖女俠秋瑾字璿卿，別號競雄，浙江會稽人，家居紹興府城南門，幼年隨父游宦四方，年十八嫁湘南人王廷鈞，隨夫至北京，生有子女。秋瑾豪邁有丈夫气，故与王廷鈞不合而分居，東渡日本，入留學生會館日語講習會，獻身革命。當時海外各种秘密會社數十种，秋瑾几乎全部參加。日本取締留學生規則頒布，秋瑾反對最激烈，欲組敢死隊回國革命。迨秋瑾回國后，在上海曾出大力倡設中國公學，又創辦一張《女報》。萍鄉革命軍興，秋瑾以浙事自任，乃還紹興，寄居大通學堂。其后大通學堂因辦事乏人，乃公舉秋瑾為督辦。接事之日當地滿漢官吏全來道賀，紹興知府貴福并贈秋瑾一聯，用她的別號競雄二字，聯曰：“競爭世界，雄冠地球”。自此，秋瑾遂更積极策划革命，借會党之聲气以鼓舞軍學界，复以軍學界之名義鼓動會党，而以大通學堂為中樞；同時分光复會職員為16級，各職員均以金指環為記；編洪門部下為八軍，用“光复漢族，大振國權”八字為八軍記號。其勢力所及，上達處州之縉云，亙金華全府，下及紹興的嵊縣。金華府之金華、蘭溪、武義、永康、浦江五縣為中心。擬先由金華起義，處州響應，等杭州城清兵出援金華，即以紹興革命軍渡江以襲杭城，杭州軍學界在內呼應，若攻杭州不下，則返軍紹興入金華出江西以通安慶。計划既定，定期五月廿六日舉義，后又改為六月初十日。不料到了五月下旬，武義党案、金華党案相繼發作，同時徐錫麟又在安慶起義，浙江全省乃大索革命党，紹興大通學堂遂陷四面楚歌中。秋瑾見上海報紙始知徐錫麟事敗就義，坐泣于室，無以為計。同志們勸她早日舉事，先殺貴福，占領紹興，秋瑾則堅持要待到六月十日，學生同志見事危急，紛紛散去。六月初四日清兵來援紹興，然后前往大通學堂，在內舍捕到秋瑾，由山陰縣令李宗岳審訊，第二天殉義于紹興軒亭口，死時才卅有一歲。臨刑時絕筆書是：“秋風秋雨愁殺人”。 浙江巡撫衙門為秋瑾案印發告示：“為曉諭事：照得此次紹興女匪秋瑾，勾結會党，圖謀起事，并欲先搶郡城紳富，扰亂治安。經本部院查知，派兵將秋瑾拿獲，并起出悖逆證据及槍馬匹多件，業將秋瑾正法云云。” 光緒卅三年六月六日兩江總督端方致浙江巡撫張曾揚電：“急：杭州張撫台鑒：辰密。歌電悉。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聞之深為駭异。此事經公燭照几先，于該匪等未起事前派兵拿辦，已將匪首秋瑾擒獲伏法。辦理神速，佩甚。案情過重，似須摘要電奏。祈裁酌。此后拿辦情形，及所訊犯供，并望隨時電告，為禱。” 光緒卅三年（1907年）十月廿六日，革命軍攻占了鎮南關。 鎮南關在廣西西南部，是由廣西到北越的重要關隘，孫中山先生曾親自指揮這個戰役。在部署這次戰役前，先派黃明堂到北越太原府的左州去連絡一位割据自雄的中國亡命好漢，這位好漢名叫疤梁。黃明堂得疤梁的掩護在太原府設立革命机關，吸收數百名同志，同時向疤梁借用武器械彈。初步准備妥當，孫中山先生乃派王和順為都督，主持進攻鎮南關事宜，一面電令黃明堂由左州拔隊前往。俾与王和順會師。怎知黃明堂如期而至，王和順卻不見下落，于是孫中山先生乃改派黃明堂為鎮南關都督，馮祥為司令，李佑卿為副司令，何伍為支隊長，糾集義勇鄉團百余人，于十月廿六日夜繞鎮南關之背而潛襲之。鎮南關有三個炮台，革命軍由斷澗危崖以繩縋上第三炮台，呼嘯而入，守兵以為從天而降，遂狼狽奔逃，革命兵銜尾追擊，陸續攻克第二、第一炮台，据獲十六生大炮四門、七生大炮十門，步槍400余支，于是革命軍旗幟遂飄揚鎮南關上了。 孫中山先生偕黃興、胡漢民、日人池亨吉、法國退役炮兵上尉某于第二天夜晚入駐鎮南關要塞，大行犒賞。本擬集合防城之役退駐十万大山的部隊會攻龍州，不料十万大山的部隊因路遠赶不及，結果只有黃明堂的百余志士，据守鎮南關的三炮台，而廣西清軍由陸榮廷率領，不下七八百人向革命軍作戰。革命軍有巨炮在手中，又有炮手法國炮兵上尉負責發炮，血戰七晝夜，清軍死傷數百人，革命軍只死二人。際榮廷見革命軍聲勢甚壯，斷定孫中山先生已由越南前來鎮南關，乃以詐降方法刺探革命軍虛實，親函求降，函云：“仆等雖為清朝官兵，然非出于得已。屈志事仇，私心怏怏。今次君等起事，可疑者，實力不足。惟君等背后有大豪杰孫逸仙策划一切，比日來受猛烈炮擊，知孫統領親臨戰地，務望將仆陸榮廷之名投于君等肯收容之否耶？愿得确訊，俾決去就。明日馮祥方面有援兵五百，后日龍州方面有大兵二千，事急矣，愿君等自重。”孫中山先生接受陸之納降，行蹤遂為清廷察悉，清廷乃与法國交涉，逼令离越，而孫中山先生這時發覺鎮南關方面之革命軍兵餉械彈俱告缺乏，廣西清兵愿意起義反清的，亦無犒賞，因此乃遄赴越北河內籌款。就在孫中山先生离去鎮南關后，龍濟光率清兵3000來援陸榮廷，革命軍眾寡不敵，遂于十一月九日退入越北，孫中山先生亦被法方逼令出境，轉赴新加坡。鎮南關起義亦告失敗了。 徐錫麟和秋瑾之后，還有熊成基的殉難。 熊成基字味根、揚州甘泉縣人，少有大志，性俠烈，入安徽武備練軍學堂，与柏文蔚等同學，其后加入皖省新軍，任炮營隊官。徐錫麟刺恩銘殉難后，熊不胜悲憤，欲為徐复仇。光緒卅四年（1908年）秋，清廷擬調南洋各軍于太湖舉行秋操，派蔭昌、端方為閱兵大臣。蘇皖革命党人預謀狙擊。安徽巡撫朱家寶為防范革命行動，令所有知識較新之將弁不許前赴操場，暗殺計划遂落空，于是熊乃計划向安徽省城突襲。因太湖秋操，皖垣空虛，擬以馬炮兩營先占省城，然后以一軍塞集賢之隘，杜絕宁軍歸路；以一軍渡江襲取石頭城，因宁軍均參加秋操，南京等于空城，而秋操之兵又無實彈，可以脅從。計划已定，恰逢西太后和光緒去世，乃定期十月廿六晚在炮營起事，并約隊官薛哲等在安慶城內接應，熊成基制定作戰密令13條。起事后熊會炮營、步營和馬營人馬千余人往攻安慶，皖撫朱家寶已聞訊赶返，以重利籠絡城內外守軍，革命軍圍攻一日夜不能得手，乃向集賢關退卻，取道桐城直趨合肥。清提督姜桂題率馬炮兵來追，熊率革命軍且戰且走，至合肥東鄉時僅余三四十人，不得已只好解散。熊逃往同志常恒芳家，匿居月余，然后馳往日本。 熊在日本仍傾力從事革命，宣統元年（1909年）冒險赴東北住哈爾濱旅館中。這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海軍大臣載洵由西伯利亞抵哈爾濱，在車站停一小時即乘車南下。傳說載洵未下火車系聞熊成基已到哈埠，謀刺載洵，于是當時官吏乃懸重賞嚴密搜查。熊在哈埠只与吉林臧冠三之子往來，臧子利圖重賞，遂出賣熊。十二月廿日晚，清巡捕在哈爾濱秦家崗下坎俄國飯店拿獲剪短發穿洋裝青年一人，果然就是熊成基，廿一日移送長春。熊在獄中朗朗而談安慶起義失敗經過，并敘及事敗后潛往日本東京，易名張建勳，此次來滿，只系和俄國商人談生意，絕無謀刺載洵貝勒之意。在警局攝影，并自題：“熊成基被捕后之肖像”。廿三日午后押赴吉林，拿獲臧冠三，臧賣友求利，結果自己亦不能免罪。熊就義前曾慨然歎惜說：“事成亦死，不成亦死，安慶之役完全是我一人所為，并無他人預聞其事，后來听說皖撫濫殺，心殊不安。”由長春啟程出巡警局時，很多路人圍觀，熊從容笑語路人說：“諸君珍重，我死猶生，我愿以一腔熱血灌溉自由之花，我乃為民倡義不遂而死的革命首領，今生休矣，愿后繼有人。”長春各界聞熊遺語，均為之歎息。殉難之日，先于晨六點在監獄优待室內進餐，且有洋酒，熊談笑自若，然后引頸受戮，從容就義。 同一時間有丁怀瑾、周云祥在河口起義。 云南河口之役是在光緒卅四年（1908年），在此前六年云南已經爆發了一次轟轟烈烈的臨安起義，那是由丁怀瑾（字石生晚號石僧）借法人興筑滇越鐵路在個舊運動礦工周云祥和會党起事，攻占云南臨安府個舊、建水、石屏、阿迷（今蒙自）等縣。歷時數月，以待各地志士響應，俾達成云南全省獨立，不幸功敗垂成。云南總督丁振鐸大為震怒，嚴令緝捕丁怀瑾。丁被捕后為同志劫獄，禍及家族，其原籍賓川縣財產悉被充公，丁怀瑾則隱姓改名，經滇緬邊境人跡罕到之區轉赴日本，參加同盟會。 鎮南關退兵后，孫中山先生乃電召在日本的云南同志呂志伊、丁怀瑾赴越南河內，策划云南起義。孫中山先生以云南地處邊陲，清廷鞭長莫及，倘能先攻下接壤越南的河口，然后進取蒙自，則全滇必為震動，如此便可以云南為革命根据地，進而推及四川、貴州、廣西、廣東。于是命胡漢民在越南河內主持一切，軍事方面則委黃玉堂、關仁甫、張德卿負責。先派丁怀瑾潛入滇南各地聯絡臨安八屬前起義失敗之同志，偽裝為苦力預伏滇越鐵路兩側，同時運動河口督辦公署的巡防營為內應；黃玉堂則率領鎮南關之役失敗后退入越南之志士為進攻主力。其時清河口督辦王玉藩尚有巡防四營，但王所轄的守備熊通及管帶黃元貞經丁怀瑾策反，宣誓投效革命。光緒卅四年（1908年），三月廿九日午夜2時舉事，熊通殺王玉藩起義，河口遂被革命軍占領，懸青天白日旗于炮台上，得步槍千余子彈7万多發。于是派關仁甫、張德卿率兵北上，會攻蒙自、克南溪、霸西、新街、蠻耗，長驅直入，勢若破竹，軍威之盛，震動中外。這時丁怀瑾奔走于云南南部中部，各縣聞風響應，有遍地烽煙之勢。清廷聞變急調川、桂、黔各省清兵馳援，由道員方宏綸、提督白金柱等率兵10余營迎剿。革命軍這時尚無主帥，孫中山先生急調黃興前往指揮。黃抵河口督師，見革命軍糧食子彈兩俱缺乏，擬籌10万元，半為糧食，半為彈藥，可是孫中山先生在南洋籌款失敗，黃興乃由河口遄赴越南河內，欲訪胡漢民商榷一切。迨黃由河內折返時，法警疑黃為日本人，當時法人在越南最忌日人，既對黃怀疑，乃將黃扣留，遞解出境，并在滇越邊境戒嚴，致胡漢民購到彈藥亦無法輸送。云南總督錫良遣兵三路進攻革命軍，同志英勇對抗，死傷遍野，彈盡援絕，河口苦守一月余終告退出，慷慨死難的志士達700余人。黃明堂率600余志士退入越南，后由法方遣送出境，運至新加坡，英人又不准登陸，几經交涉才獲上岸。丁怀瑾、呂志伊則奉孫中山先生電令，假道越南仍返日本。 正當革命事業風起云涌，革命志士奔走四方的時候，一部分革命党人認為暗殺工作可以沮喪清廷大吏的銳气，也可以選擇重要的几個頭目做目標，所謂擒賊擒王，比較各地起義所犧牲的生命為少。 于是在北京有一次轟動的謀刺案，時間是宣統二年（1910年）。汪兆銘、黃樹中、羅世勳在順治門外大街江西會館附近開設守真照相館，計划暗殺工作，暗殺的對象是宣統父親攝政王載灃。黃樹中和羅世勳在騾馬市大街鴻太永鐵器號定制鐵罐，裝置炸藥。二月廿一日晚，黃、羅二人在載灃上朝必經之路——地安門外銀錠橋下埋置炸彈。怎知事机敗露，二人同時被捕，同謀的汪兆銘也在東北園住宅被捕。這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后，清廷大為震動，而攝政王也嚇得魂飛天外。當時的法部尚書廷杰主張用重典治罪，立即判處三人死列以做效尤，但是民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反對，主張對革命党人應該采取怀柔政策，因此僅判汪兆銘和黃樹中終身監禁，羅世勳有期徒刑10年。善耆且親自探監，和汪兆銘有過懇談。汪兆銘號精衛，一字季新，他的祖先是安徽婺源人，后來遷居浙江山陰縣，父親汪琡到廣東做官，才改入廣東番禺縣籍。光緒廿九年（1903年）考取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即官費生），就讀一年半畢業，以自費生升入專科。光緒卅一年（1905年）汪23歲，這年秋天他曾跑到橫濱想投奔梁啟超，加入保皇党，不料沒有碰頭，乃回到東京和朱執信一同加入同盟會，成為《民報》的執筆人之一，又為同盟會的評議員。汪倜儻有才气，自高自大，在《民報》經常和章炳麟鬧蹩扭，這位國學大師經不住汪的斗气，一怒之下跑到南洋仍抬著光复會招牌亂闖。 汪這次在北京坐監，使他聲名大震海內外，革命志士莫不知道汪兆銘三字，由于他年輕，筆下又快又好，能談善講，使得清廷大吏為之側目。他在監中有一位丑女日日探監送飯，這位丑女便是后來南京偽政府時代權傾一時的汪夫人陳璧君。汪在獄中曾有詩，題名《被逮口占》，傳誦一時，詩曰： 銜石成痴絕，滄波万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奼紫媯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歿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等在北京監獄中只住了一年多，武昌革命爆發，法部尚書紹昌建議釋放汪，奏稿有：“其供詞無狂悖之語，而熱忱苦志時流露于公庭對簿之間，似此舊學新知實屬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釋放，加之驅策，當更感激圣慈，濯磨自效。”宣統三年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6日）清廷下令釋放汪、黃、羅三人，每人發給川資300兩。黃樹中后改名黃复生。 汪兆銘謀刺攝政王事敗被捕后，是得肅親王善耆在朝反對判處汪等死刑，這位肅親王善耆應該說起來是當時清皇室中比較有頭腦，能夠迎合時代的一個人。宣統元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時，曾有一信給他：一，勸他敦促清廷讓國，舉族返東北，自立帝國；二，請他參加革命党。這封信是由云南老同志丁怀瑾起草的，全函過長，摘要抄錄于后： “肅親王左右：仆向与都人士語，知營州貴胄首推賢王，中更多難，陷于凶人，天誘其衷，俾無隕越……故仆敢以二策為賢王陳之：一為清室計者，當旋軫東歸，自立帝國，而以中國歸我漢人。此非仆一介之私言也，何者？八旗口籍，不逾千万，其人才亦至乏矣，既欲羈制漢人，使就軌范，而又當分布于東三省，譬若千石之粟供百万軍，其勢固不能偏給，与其他人蚕食而有之，孰与滿漢分而有之，若能去燕京复遼東之故國，外兼蒙古，得千四百万方里，其幅員等于中國本部，然后方置郡縣，務農開礦，使朔漠不毛之地化為上腴。地小則人材不憂其乏，勢分則民族不憂其訌，其賢于兼治中國万万也，文政既成，申其軍實，南与中國東与日本為唇齒之同盟，誰复能睥睨東亞耶。……二為賢王計者，賢王于宗室中稱為巨人長德，故与方域之見殊矣。革命之業，賢王亦何不可預。昔露西皇族有克魯泡特金者，爵為上公，而作無政府党之首領，聲勢赫然，光于日月，以民而抗政府猶云為已，以皇族而抗政府，則明其為博愛大同之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號，慮不足以辱賢王，要使千戴而下，睹其史書，瞻其銅像然后貴耳。邇者吾党聲气駸駸日驟，湘粵之域小有折傷，要不足以損毫發，賢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以上二策，唯所取攜，要之，必以一身主動而后國家之事從之，王家慶邸（指慶親王奕劻）既怯懦而無果斷，陸軍兵柄之爭又令北洋陰怀异志，失今不圖，而令發難在彼，賢王雖智力絕人，亦安所發舒耶？投會抵隙，今其時矣，書此達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結向德之好也，孫文啟。” 這封信投送給肅親王后，善耆遣其幕客致意說：“不愿入盟，但愿相助”。其后數月，日本人加藤仡夫亦為革命党致書于肅親王要求西藏，肅親王即与清廷親貴王公會商，不得結果，事雖不成，但革命党人對善耆始終保持高度的好感。善耆雖同情革命，可是民國成立后他卻避居旅順，不以有革命党人好感而留居，他曾賦詩明志，詩曰： 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回馬看烽火，中原落照紅。 革命党人又把注意力集中于廣東，這時廣東的清廷官吏是：張鳴岐為兩廣總督，孚琦為駐防將軍，李准為水師提督。革命党人死在李手中最多，因此在革命党人心目中認為，倘欲在廣東大舉，必先殺李准，李死則張、孚兩人無能作為，所以議定先謀殺李准然后起義。宣統二年（1910年）十二月革命党人馮憶漢自庇能歸，愿任刺客。黃興見其熱誠，教以布置之方和制彈之法，可是馮色厲內荏，一再推宕。宣統三年（1911年）正月，黃興再度催促，馮口頭答允，卻潛返鄉下過了一個月，才回來自稱墜水染病。黃興副手趙聲怒責馮游疑，限馮二月廿四日以前行動，馮仍不敢實行，可是另一位由南洋歸來的同志卻獨自沉默進行暗殺計划。這人名叫溫生才，廣東嘉應州丙村人，年42歲，在南洋學習工藝，參加革命，有血性甘愿犧牲，聞革命党人決心除卻李准，于是每日暗藏自南洋所攜回的手槍，計划在街路上伺候李准。三月初十日，廣州燕塘舉行一次飛机表演，在當時這是一次新鮮玩意，由一位留學德國學習飛行的馮如表演駕駛飛机，廣州百姓空城前往參觀，廣東省的清廷大吏也悉數前往。溫生才大為高興，認為這是一個好机會，于是乃在廣州東門外咨議局前茶館中等候，這條跨是燕塘進城必經之路。溫坐候茶館中，傍晚見有呵道而來，前后夾以軍隊衛護，勢頗軒盛，溫認為一定是李准，乃待官轎抬近時，突然拔出手槍，推開夾轎的軍隊，直向轎內轟擊。軍隊發現刺客竟作鳥獸散，轎夫也棄轎而逃。溫生才從從容容再向轎內連發三槍，怎知轎中人不是李准，卻是駐防將軍孚琦當場被擊斃。溫乃向東校場口積厚街遁去，守衛巡警鄭家森尾隨之，沿途邀集偵探隊黃熙材、巡警陳金、周定祁等追捕，遂將溫逮捕。初刑訊于番禺縣署，繼刑訊于營務處，最后由兩廣總督張鳴岐集大吏親審，張問：“何故暗殺？”溫答：“不是暗殺，是明殺。”張問：“何故明殺？”溫答：“清廷無道，日召外侮，都是你們這些官吏無用，殺一孚琦雖然無濟于事，但可為天下先。我和孚琦無私仇，完全為了救民族而為。”張問：“有無同謀？有無主事人？”溫答：“完全是我一人”。三月十六日軍机大臣電張鳴岐，奉旨將溫生才正法，于是在三月十七日溫生才遂被處斬于東門外咨議局前孚琦被刺的地方。 革命党人初意是要把李准殺死，因為大家都認為李准對革命党人壓制最力，亦最狡詐，除去李准后，在廣州起義比較容易，怎知暗殺計划一誤于馮憶漢，迨溫生才挺身獨任其事，卻又誤殺孚琦。孚琦是駐防將軍又是滿人，殺了他也足以使清廷喪膽了。 溫生才后來被葬在紅花崗，是紅花崗四烈士之一。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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