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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湖南譚、程、趙之爭


  湘軍自縱驅逐張敬堯,南北戰爭忽然變成北与北戰,南与南戰的大混亂之局。執北洋牛耳的皖系被一個撤防北歸的小小師長所打倒,西南聲勢最大的桂系也被閩粵邊境一支孤軍所推翻,任何武力不足恃,越是武力大的人,越容易被打倒。對湖南人來說,触目惊心,猶有余悸。因為湖南久作南北戰爭的戰場,一胜一敗之局,誰也不能征服誰,結果湖南便在兵荒馬亂的拉鋸戰中,人民生命如草芥,人民財產如糞土。
  譚延闓出長劫后的湖南軍政,他能把握最高的政治原則,不再以兵事困扰湘人,他和趙恒惕宣稱湘軍任務以驅張為止,不卷入南北漩渦,并主張閉關自守,請南北均勿駐軍湘境。就譚延闓背景來說,早年由咨議局議長參加革命,是立憲派人物,后來几度督湘,迄南北戰爭,他的政治淵源多少和桂系有關,湘軍驅張,桂系也暗中支持,不幸驅張成功后,桂系竟在兩粵失勢,對譚無形中是一個嚴重的打擊。驅張一役,湘軍從北軍中奪得大批槍支,吸收人民武力擴編為形形色色的部隊,以湖南人的勇敢善戰,如果內部團結起來,不要說北洋派不敢正眼相覷,就在西南各省中,也算是強大的武力。可是湘軍并不團結,驅張成功后,變成了三分天下,譚延闓、趙恒惕和程潛鼎足而三,三派各有勢力,這就吹散了湘軍中興的美夢。
  9年9月,湘軍一度整編,除正規軍第一師外,共成立了12個防區司令:
  第一區司令吳學劍,駐寶慶。
  第二區司令張輝贊,駐湘鄉。
  第三區司令謝國光,駐衡陽。
  第四區司令羅先闓,駐永州。
  第五區司令劉敘彝,駐洪江。
  第六區司令李仲麟,駐醴陵。
  第七區司令陳嘉祐,駐郴州。
  第八區司令蔡鉅猷,駐沅陵。
  第九區司令田鎮藩,駐芷江。
  第十區司令李韞珩,駐澧縣。
  第十一區司令林支宇,駐常德。
  第十二區司令蕭昌熾,駐平江。
  在以上各軍區中,第六軍區最有實力,是屬于程潛的,第一、二、三、七、十二各軍區司令均屬譚延闓,四、五、八、九、十、十一各軍區則無所屬。
  軍區制使湖南變成一個小國家,各縣用人行政均操于各軍區武人之手,武人認為驅張一役是他們打出來的天下,他們當然不把省政府放在眼中。
  譚延闓四次督湘,遇到的是兵驕將悍、財政困難、軍餉無著的局面。譚是文人出身,驅張一役則是軍人的功勞,因此他們對譚就有不敬之心。他們在軍區內不只是行政權操于己手,連地方稅收也要支配,省政府無權過問。因此,譚的號令不出省門,他所用的民財各長,也受武人的干涉。譚在民國初年,曾說過:“省長是督軍的媳婦”,可是現在他做了督軍時竟變成各地方軍人的媳婦了。
  正因為此,譚才想整軍和裁兵,而整軍自然引起地方軍人的不滿。
  裁兵過程中,只有第七混成旅長兼第四區司令羅先闓自言實力僅有一團,愿降任團長或退位讓賢。羅從軍50余年,本是老行伍出身,他平素寬袍大袖,手持煙管,与兵士同桌而食,同室而寢,乘火車總是坐三等,完全是個教書老夫子的模樣。
  他的言論一發出,湖南人均尊他為模范軍人。趙恒惕推他為點驗槍支委員會的委員長,這個委員會就是主持裁兵的一個臨時机构。湖南人都贊成裁兵,可是對這位自動要求裁兵的老將軍卻又不愿意讓他裁,紛紛電請省政府挽留他。
  10月間,湘西發生了新風云,前常澧鎮守使王正雅之子王育寅因父親遇害,宣稱起兵報父仇,自稱常澧護國軍總司令,推林修梅為湘西靖國軍總司令,林修梅本是譚延闓舊部,且為譚派健將,卻因裁兵事也對譚表示不滿。譚在長沙听說湘西不穩,乃派兵討王,卻不及林。湘中的將帥均与林有舊,人人按兵不動,譚不得已派他的嫡系第一旅長宋鶴庚往剿。11月平江又有兵變,平江是第十二軍區,軍區司令蕭昌熾被殺,這對譚也是很大的打擊,因為蕭原為督署副官長,极得譚的信任,譚不得已,又調李仲麟就近往剿,怎知李仲麟卻陣前變節,与變兵合流,李部團長張振武于11月21日發表馬電促譚下野。
  譚的基本部隊有調動的,也有离省太遠的,而在平江號稱兵諫的李仲麟部卻朝發夕至,22日即開到了省垣近郊。23日譚在督署召集軍政各界聯席會議,譚延闓首先痛哭流涕,趙恒惕也淚眼模糊,他們都不愿見干戈重起,地方糜爛,而与會的人又都面面相覷,沒有一個自告奮勇地愿意帶兵出去抵抗變兵。
  會議除了流淚臉對流淚臉,沒有任何結果,譚發表漾電宣布廢督,推趙恒惕為湘軍總司令,咨請省議會改選省長,新省長未產生前,譚暫任省長。
  這時候的湖南,就像春秋時代的鄭國,介于南北之間自成一國,自治及制定省憲,不受南北政府的號令。
  湖南省議會是一省民意的最高机關,開創民選省長的先河。
  倒譚的是程潛一派欲取長沙,譚延闓想利用時間外召勤王之師,程派當時不給“譚婆婆”這個机會。程派將領便都在長沙城外鼓噪起來。11月24日譚召開第二次軍政聯席會議,有一位將領站起來說:“畏公(譚的尊稱)表示高蹈,他是一位全國的偉人,不是湖南一省的偉人,我們不能以私情違反他的意旨,這次的會,我們一方面歡送舊總司令离湘,一方面歡迎新總司令就職。”
  新總司令是趙恒惕,他于25日就職。省議會選舉林支宇為臨時省長。譚延闓則于27日悄然赴滬。譚夫人原住上海,以難產致死,譚曾派人迎柩回湘,迎柩輪和送譚輪相遇于城陵磯,只能抬手示意,其后譚寫信給朋友說:“存者歿者背道而馳,世間傷心事無逾于此者。”
  12月4日程派將領又鬧餉倒趙,趙電廣州舉程為軍政府陸軍部長,孫中山复電云:“部長已任競存(陳炯明),盼頌云(程潛)屈就次長。”12月24日,趙恒惕以開會為名,將程派將領李仲麟、瞿維臧等八人殺害,程潛派在湘勢力為之瓦解。
  李仲麟之死,結束了湖南省內譚、程兩派的明爭暗斗,李的部隊駐扎醴陵亦于李被殺后予以解決。湖南局勢在趙恒惕控制下,總算安定了下來。
  譚延闓怀著万分悲慟的心情去了上海,自從民國6年南北戰爭以來,湖南就變成南北兵爭的焦點。譚延闓也几進几出長沙,他雖稱文武全才,究竟文事重于武功,在湘省內爭中,他需要倚賴軍人的支持,趙恒惕是支持他的,可是水漲船高,趙的部下希望趙能主綰一省軍政,因此趙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負起了湖南軍政省長的責任。
  趙主持湘省軍政后,整軍圖治,擴編湘軍為兩師五個混成旅:
  第一師師長由第一旅旅長宋鶴庚升任。下轄第一第三兩旅,旅長由團長賀耀祖、唐生智升任。
  第二師師長由第三旅旅長魯滌平升任。下轄第二第四兩旅,旅長由團長劉鉶、鄒序彬升任。
  另以葉開鑫為第一混成旅旅長,趙鉞為第二步兵旅旅長,張輝贊為第二混成旅旅長,謝國光為衡陽鎮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長,陳嘉裕為第四混成旅旅長,吳學劍為寶慶鎮守使兼第五混成旅旅長,蔡鉅猷為長沅鎮守使兼第七、第十兩旅旅長。
  湖南的變局是譚延闓、趙恒惕、程潛三派之爭,首先是程派軍人發動政變逐譚下台,趙在政變中取得了總司令地位。程派倒趙失敗,譚趙兩派本是一系,在反程戰線上更是一致,不過當程派勢力被鏟除后,譚趙兩位雖無芥蒂,可是下面的人則因利害關系而水火不容了。
  譚派軍人中最有計謀的,是張輝贊。他曾經公開建議驅逐在湖南的政學系和孫系(指孫中山)政客,并且秘密建議采取“清君側”的手段逼趙下台。但是趙系的葉開鑫兼任長沙戒嚴司令,趙的軍事力量控制著長沙,如果從外面調兵進省來發動政變,就會引起湖南的內戰,而湖南發生內戰,北洋軍就會乘机侵入,因此譚派軍人不敢動手。
  10年春天,張輝贊利用父親做壽的机會,集合譚派軍人舉行湘潭會議,決定發動推倒臨時省長林支宇的政治運動。林和孫中山有連系,在譚趙兩派斗爭中保持中立,不是譚派的主要敵人,但是譚派准備推倒林后,就可以迎接譚回來做省長,然后再驅趙下台,所以他們決定先推倒林,從剪除趙的羽翼入手。
  湘潭會議后,譚派的主要軍人宋鶴庚(譚軍第一師師長)從湘潭回到長沙,當面痛罵財政廳廳長姜濟寰籌餉不力,又和張輝贊聯合起來,借口禁煙問題攻擊政務廳廳長馮天柱,因此姜馮二人均不安其位而被迫下台。林支宇知道這是對自己的,是項庄舞劍,意在沛公,因此于10年3月5日留下一封致省議會的辭職咨文,挂冠而去,秘密离開了長沙。
  林出走后,趙恒惕知道這是譚派先驅林再倒趙的二部曲,維持林的省長,是第一線防守計划,于是立刻派人四出追林,可是林去意甚堅,早已取道漢口轉上海,赶之不及。
  3月7日湘軍總部舉行軍、政公團聯席會議,討論省長問題,曾名列洪憲六君子之一的胡瑛(湘省礦務局協理)表示:“湖南臨時省長一席,非由德威兼重的趙總司令兼任不可”。
  4月6日湖南省議會推舉趙恒惕兼任臨時省長。
  正是這個時候,由四川退抵貴州鎮遠的李烈鈞,把他所屬的滇軍開進麻陽、黔陽、會同三縣,和湘西防軍田鎮藩旅發生沖突。并且在占領區內包運鴉片。滇軍假道入境及其破坏行為,湖南有進行武力制止的必要,不然將會嚴重地影響湖南的自治地位。因此宋鶴庚、謝國光、吳學劍聯合推荐葉開鑫為討伐滇軍的總指揮,又保荐張輝贊代理長沙戒嚴司令。
  譚派軍人想在驅逐滇軍的行動中乘机攫奪長沙,趙恒惕自然不會上當。
  湖南譚趙之爭醞釀了好几年,趙恒惕在他答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訪問時曾對此表示遺憾,他敘述他對譚的印象,以及和譚之間的沖突,他說:
  “湘軍隱分新舊兩派:新派多為保定軍校出身,水准較齊,知識亦較高,如唐生智、賀耀祖等是;舊派則分子复雜,有湖南速成學堂,武備學堂,弁目學堂卒業者,有學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吳學劍、魯滌平、蔡鉅猷、陳嘉祐、謝國光輩是。省憲實行以來,新派軍官因程度較高,遂漸成湖南軍政之重心。
  ………………
  譚公如不圖利用舊派為政治資本,則新舊沖突可以避免。譚公如先拉攏新派軍官,戰爭亦不致發生。……萁豆相煎,兄弟鬩牆,余心中之愧恨,實無以言喻,固不獨對譚公一人而已。
  譚公記憶力极強,掌故熟悉,對古今名人名、諱、別號均過目不忘。除勤習書法外,別無嗜好。惟于政治极感興趣。余每謂譚公為极适合之行政長官人才,蓋別無旁惊,專心一志于政治。擔任總統幕僚長,尤為一等腳色,當任廣東大元帥之秘書長,卓著功效,其后遂任國府主席。下筆既敏捷,又長于周旋應對,且精力過人,能同時會客、批公文、听電話,八方應付,面面俱到。
  譚公之性格极圓融沖和,待人親切而周到。余曾隸蔡(鍔)公,蔡公亦敏達,且勤奮細密;但對人絕不敷衍,作事最重計划步驟。
  譚公之克己功夫,极難能可貴。三十余歲喪偶后即未續娶,有人介紹續弦,譚公輒笑卻之。任湖南都督時,所著之布鞋,系太夫人手制,其儉朴類此。
  譚公待余甚厚,示能報答于万一,為終身憾事,亦因譚公信任余太深,致招人忌。余對譚公忠心耿耿,即有毀余于公者,余意公決不之信,后張子武(其鍠)先生特來告余,謂譚公頗為人言所動,余初亦堅謂不致有此,其后征之其他事實,亦覺可信,始悔當時未能請子武先生赴滬晤迎譚公,是一遺恨。因子武為譚公与余最信佩之人,且其智慧甚高,必有方法達成之也。
  余上譚公書數十通,可以證明余當時之真意(該項函件為張禮文先生所得,并由張君劍芬持以贈我)。至于譚公賜我之書札應在百通以上,因在湖南軍事期間,盡行失去,至可惋惜。……”
  政治人物常有一時恩怨和利害影響友情,可是,事過境遷,當時是非已成空,追想交誼,已難補效,譚趙的离合悲歡正是一樁很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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