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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本是千篇一律的，除了星星就是月亮，所謂“千里共蟬娟”。但由于人們用燈光給予夜的裝飾不同，便构成了各种各樣的夜色。 在南京，當夜幕四合時，光輝燦爛的電燈光和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光，一齊映照在琳琅滿目的櫥窗上、光怪陸离的商品廣告上、惹人情怀的演出海報上、滾來滾去的各种車輛上、婀娜摩登的女郎和英俊瀟洒的男士的臉上和衣著上，万花筒似的使人眼花繚亂。 晚飯后，蔣介石正偕同宋美齡在官邸后花園荷塘邊散步，待衛官廖容仲前來將一份電報送給他。蔣介石接過電報一看，只見電報全文是： “中國南京國民政府：為落實有關甲級戰犯的犯罪事實，特傳訊岡村宁茨來東京出庭作證，懇望支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蔣介石再看電報的時間，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十一點三十五分從東京發出，下午六點四十分傳到南京。 宋美齡問：“什么電報？達令！” 蔣介石沒有吭聲，將電報遞給妻子。 宋美齡看了電報，說道：“達令，不是已向麥克阿瑟將軍說了，岡村宁茨的問題由中國政府處理，國際法庭怎么又傳訊他出庭作證？” 蔣介石說：“傳訊他出庭作證，唵，与過去提出逮捕他，這個這個，送往東京接受審判不一樣，唵！” “達令同意岡村去國際法庭作證？” “去不得，達令，唵！”蔣介石的語調充滿了關切之情，“他一去，吨，會有去無回！還与上次一樣，要國防部，這個這個，給國際法庭回個電報，說岡村又病了，病情很嚴重，不能去東京，唵！” 蔣介石為什么這樣關心岡村宁茨？事情實在太微妙了，也太复雜了！ 作為侵華日軍總司令，連自己也作了被定為甲級戰犯處死打算的岡村宁茨，公然一直受到蔣介石的庇護，每一個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國人，無不感到不可思議，無不感到不能容忍！ 為了揭露這一內幕，不得不將時間退回到一九四六年八月。 八月八日上午，蔣介石收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轉來的、中國解放區戰犯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章關于要求逮捕岡村宁茨寫給該法庭的一封信，以及《岡村宁茨在華犯罪事實調查材料》和基南在上面的一段批語。 吳玉章的信言簡意賅，充分表達了中國人民懲辦岡村宁茨的正義呼聲： “岡村宁茨是侵略中國歷史最久而罪惡最大，是日本派遣軍一切戰爭罪犯中的首要戰爭罪犯。一九二八年，他任駐華日軍步兵聯隊長，參加侵占濟南的戰爭，是濟南慘案的劊子手之一。一九三二年任日軍駐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加侵占上海的戰爭，一九三三年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國政府簽訂侵略中國主權的《塘沽協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歷任日軍第一軍司令官、駐華北派遣軍總司令、第六方面軍總司令和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在中國實行了极其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可是，這個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大劊子手岡村宁茨仍然安居南京，逍遙法外。因此，我們強烈要求貴國際法庭維護正義与公道，通知中國政府逮捕岡村宁茨，并押往日本東京接受正義的審判。” 《岡村宁茨在華犯罪事實調查材料》著重揭發岡村在華北、華中地區實行“三光政策”犯下的滔天罪行。《材料》說： “据不完全統計，岡村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指揮日軍在華北、華中兩地區殺害中國軍民五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人，燒毀大小房屋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余棟，搶走各种牲口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余頭，各种糧食三千八百五十六万余斤，棉花二百三十四万五千六百余斤，使二百五十四個村庄成了無人村，一百五十五個村庄成了一片瓦礫場。在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中，敵酋岡村宁茨曾多次乘飛机往返指揮。為了防止岡村狡辯和抵賴，特附上他說明自己這一行動而先后發給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俊六和日本參謀本部、陸軍省的六份電報底稿原件。” 基南在信上的批語是：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收到吳玉章先生的信函和調查材料之后，曾向駐日同盟軍最高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作了口頭報告，并于八月四日上午召集參加國際法庭的十一國法律代表團團長或代表開會，討論近一個小時，英國、法國、蘇聯、菲律賓等四國代表團團長認為岡村宁茨應定為甲級戰犯，并速予逮捕送東京接受審判；美國代表團團長認為解放區不是中國政府，吳先生的意見純系民間要求，只能作參考；新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四國代表團團長和代表建議由國際法庭和中國政府組成聯合調查組，對岡村在華所作所為進行調查之后，再決定岡村是不是戰犯或甲級戰犯；印度代表團團長棄權；中國代表先同意美國的觀點，最后也棄權。茲將上述不同意見轉告貴國政府，請研究決定，并將你們的意見告我們。特說明一句，這同樣是麥克阿瑟將軍的意見。” 蔣介石對吳玉章的信和調查材料只匆匆瀏覽一遍，而對基南的批語卻連看几遍，細細咀嚼，感到余味無窮。 一個小時之后，他召集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白崇禧、机要秘書陳布雷和曹土澂等人開會，研究如何答复麥克阿瑟和基南的問題。等与會者看了吳玉章的信、岡村犯罪調查材料和基南的批語之后，蔣介石說： “基南先生的批語，唵，是他与麥克阿瑟將軍對我們的暗地支持！這個這個，這兩位美國朋友，唵，對岡村宁茨的態度与我們完全一致，這要感謝杜魯門總統的支持，唵！” 蔣介石為什么要感謝杜魯門？一言難盡。 最高總司令部開始逮捕戰犯時，老于世故的岡村宁茨認為蔣介石是把可以利用的保護傘，但是，他又不便直接去見蔣介石，想來想去，決定利用何應欽、湯恩伯是日本士官學校同班同學的關系，為自己搭橋。他抓住這三個人的強烈反共心理，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給何應欽、湯恩伯寫了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我作為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勢必定為甲級戰犯而被逮捕。我罪有應得，已作了死的打算。但我為兩件事而深感遺憾，死不瞑目：一是我在中國事變八年中，盡管我一直把主要精力和兵力用在對付共產党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上，可是我未能徹底消滅他們，而給中國政府帶來無窮憂患；二是在与共產党軍隊交戰的胜与敗中，逐漸丰富了自己的作戰經驗，很想寫篇《消滅共產党軍隊之戰略戰術》的文章。但想到自己即將走向絕路，心情很亂，已經寫不成了，只好讓它隨同我的軀体進入焚尸爐。” 四月十四日上午，何應欽与湯恩伯拿著岡村的信去見蔣介石。蔣介石看了岡村的信，馬上表明自己的態度： “應該說，唵，岡村宁茨是罪大惡极的。但我們的原則是以德報怨。這個這個，日本投降后，他指揮的軍隊以戰爭的手段，唵，拒絕共党要日軍繳械的要求，沒有讓共党得到一槍一彈，是立功贖罪的表現。我看啦，唵，可以給岡村充分的時間，讓他把《消滅共產党軍隊之戰略戰術》寫出來！這個這個，如果确有獨特見解，而又切實可行，同樣是立功贖罪，唵！” 何應欽心里暗暗高興，他說：“岡村之所以給克勤兄和我寫這封信，之所以要寫這篇文章，是對委座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接見他的一种報答，也是深受感動所致。五天后，我和克勤兄作為老同學去看望他，他將這天的日記給我們看，說委座問及他的身体好嗎？生活上有什么困難？中國政府將盡量給予照顧；說委座始終面帶笑容，和藹可親，總是以好言相慰，深受感動，深感欽佩。” 他稍停又說：“我想，如果不是岡村在八年抗戰中以主要精力和兵力對付共党的抗日根据地，共產党部隊還要發展得更快。從這一點看，岡村的确幫了我們的大忙。” 蔣介石兩只眼睛轉動了兩下，表示默認。 “從攻打共党部隊這一點看，岡村是個很理想的軍事顧問，只是他的民憤太大了。”湯恩伯試探著說。 他見蔣介石皺著眉頭不吭聲，馬上轉過話題說：“剛才委座說給岡村以充分的時間，讓他把《消滅共產党軍隊之戰略戰術》寫出來，如果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要在最近逮捕他怎么辦？” “這好辦，唵。”蔣介石說，“就說他現在是在華日軍總聯絡部長官，唵！噢，現在叫日軍聯絡班長了。這個這個，就說聯絡班還有一批日軍和日僑沒有遣送回日本，唵，工作需要，目前不能逮捕他。關于讓岡村作軍事顧問，現在不是時候，唵！” 他把臉轉向何應欽：“請敬之兄給商震先生打個電話，請他將我們的意見，唵，轉告基南首席檢察官！” 于是，岡村宁茨花了二十天時間寫了《消滅共產党軍隊之戰略戰術》。全文一万五千余言，分戰略戰術兩大部分。關于戰略的主要論點是：“必須記住中國古訓，‘為虺弗摧，為蛇若何？’消滅共產党軍隊宜早動手，小蛇易打，大蛇難滅；以八百万雄師對付不足三百万敵軍，全軍上下必須牢樹猛虎捕羊的必胜信念。”在戰術上他提出“擊虛避實”，“以眾擊寡”，“張网捕魚”，“縱橫合擊”，“對角清剿”，并針對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地區的天時地利人和，提出不同的具体作戰方案。 岡村將文章送給何應欽和湯恩伯時，附上一信，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自知死期已近，不然，對每一場戰爭怎樣進行，我還可以向二位學長提出具体謀略方案，因為我十分了解貴國的天時地利人和，也十分了解八路軍和新四軍，即現在的人民解放軍的作戰特點。” 蔣介石看了岡村的文章和信，如獲至寶，馬上將文章鉛印若干份，發給軍以上單位學習，并派外交部長宋子文攜帶一份飛往華盛頓，送給杜魯門。如果杜魯門認為岡村的戰略戰術可行，希望他給麥克阿瑟打招呼，給岡村減罪或免罪。 因此，蔣介石才對何應欽、白崇禧等人發出“感謝杜魯門總統”的感歎。 眼下，蔣介石接著說：“請諸位發表意見，怎樣回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唵？” “我說兩點意見，請委座裁奪。”何應欽說，“岡村實際上已成了我們不公開的軍事顧問，我們對他應想方設法予以保護。他不愧為有謀略的軍事家。我們在攻打共党部隊中，凡是貫徹執行他的《消滅共產党軍隊之戰略戰術》的都打了胜仗。反之，就打敗仗。比如蘇中戰役的前階段，由于徐州綏靖區司令顧祝同先生切實執行岡村先生的‘由南向北，由東向西，逐步壓縮’的方針連打胜仗，殲滅共軍二万五千余人；后來，由于顧先生被胜利沖昏了頭腦，違背了這一方針才吃了敗仗，致使國軍損失五万六千余人。” 何應欽繼續說：“我要說的第二點意見是，八月四日國際法庭討論吳玉章的信函時，美國法律代表團團長說吳玉章的意見只能代表民間意見，不能代表政府意見，我認為完全正确。也就是說，能否定岡村為戰犯，不能以老百姓的意見為意見。對吳玉章的叫叫喊喊，中國政府和國際法庭可以不予理睬！” 白崇禧說：“岡村雖然身處艱險境地，但他一直關心著我們這場消滅共党的戰爭，我曾經三次接見過他，他每次對我們即將進行的某個戰役都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見，難得啊！我完全同意敬之兄的意見，我們應該保護他。” 他稍停又說：“我再補充兩點意見：第一，就說日軍聯絡班的工作千頭万緒，近半年內還不能結束，即使岡村是戰犯，也得等這一工作結束之后才能逮捕他；第二，把日軍在華北、華中地區所犯罪行，都推到岡村身上是不公正的，當然，他應該負主要責任。但是，他應該負哪些主要責任？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中國政府負責進行調查，也請國際法庭相信我們的調查。” 蔣介石面問陳布雷：“那就請彥及兄，唵，按照敬之、健生二位的意見，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寫個复函，送給行政院長哲生（孫科）先生過目后，派專人送給國際法庭。” 他見陳布雷連連點頭，又吩咐說：“請彥及兄在措詞上下點功夫，唵，既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又不要讓英、法、蘇、菲四國代表團有空子可鑽，唵！” 蔣介石接著說：“我看啦，吨，為了充分發揮岡村的軍事才能，這個這個，請敬之兄考慮，在适當的時候，要他与你一道直接指揮一次戰爭，唵！” 世界和人生的本質似乎就是荒謬。荒謬，是一切不可理解的問題的標准答案。 何應欽決定讓岡村宁茨与他親臨前線指揮魯南戰役。這天上午，他驅車來到日軍聯絡班所在地南京金銀街四號。在班長辦公室，他向岡村說明來意之后說： “如果老同學把這一仗打好了，蔣委員長就會正式聘請你當軍事顧問。那么，你的問題就會獲得徹底解決。” 六十六歲的岡村宁茨，滿臉的皺紋像張河网圖。大概是絞腦汁過多，額頭上三道皺紋格外深，看去像個古稀老人。黑而粗的兩撇濃眉，經灰白頭發和灰白仁丹胡的襯托，更顯得突出，也描寫出他的凶殘。他穿一身褪了色的土黃布軍裝，一個潦倒失意軍人的形象呈現在何應欽眼前。 他听何應欽這么一說，仿佛突然燃起一堆火，心呼地熱了起來，全身的血液都沸騰了，兩眼禁不住潮濕了。他無比激動地說： “感謝何學長，感謝蔣委員長！我曾經多次指揮部隊在山東南部地區的新泰、萊蕪、沂源、平邑、費縣、臨沂等地与共產党部隊打過仗，對這一帶的地形地勢比較熟悉，我一定協助何學長打好這一仗，爭取中國政府對我的寬大處理。” “好！熟悉地形地勢，是打胜仗的重要前提。”何應欽也很高興，“加上老同學又十分了解共產党部隊的作戰特點，魯南戰役的胜利一定屬于我們！” “但愿如此。”岡村說，“敵人的兵力部署情況怎樣？國軍計划出動多少兵力？” 何應欽說：“敵人約三十万兵力，分別駐防在新泰、沂南、宮縣、平邑、費縣、臨沂等地。我們計划調集五十五個旅計四十五万兵力投入戰斗，分別由集團軍司令歐震、第二緩靖區副司令李仙洲指揮。國軍目前的駐防情況是，歐部三十二個旅在棗庄、郯城、臨沭一帶，李部二十三個旅在明水、鄒明、淄博一帶。這一仗怎么打，想听听老同學的意見。” 岡村取下鼻梁上的近視眼鏡，換上一副老花鏡，打開擺在桌子上的一本軍用地圖，望著圖上的魯南地區沉思一會，說道： “依愚見，迫使敵人在臨沂或沂蒙山區決戰。具体作戰方案是：以歐部為南線，分三路沿沂河、沭河，也就是從蒼山、郯城、臨沭三地區北進臨沂；以李部為北線，從明山和鄒平南面的周村南進萊蕪和新泰，形成南北對進，夾擊共產党的解放軍，最后在臨沂或沂蒙山區聚殲之。” 他取下老花鏡，戴上近視眼鏡，望著何應欽：“不知何學長的意見怎樣？” “好！你我真是不謀而合。”何應欽興奮不已。 魯南戰役決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上旬進行。可是，十一月四日至八日，蔣介石先后收到同盟國戰爭犯罪調查委員會、遠東委員會、蘇聯政府和駐日同盟軍最高總司令部寄來的信函，第二次提出逮捕岡村宁茨的事。 兩個國際組織都在信中指出，岡村宁茨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若不逮捕他，實在難以平息中國人民之憤慨，也嚴重壓制了正義之伸張。”信后都附有除美國和中國之外的九國駐日軍事代表團關于中國政府、最高總司令部包庇岡村的抗議書。蘇聯政府在信中說：“庇護窮凶极惡的敵酋，無异否定中國八年抗日戰爭之胜利。”最高總司令部沒有信，也沒有批語，只將八月間兩個國際組織、九國軍事代表團關于逮捕岡村分別寫給最高總司令的信函，轉寄給中國政府。 十一月十日上午，蔣介石召集何應欽、白崇禧、南京衛戍司令湯恩伯開會研究對策。他讓陳布雷將所有的信函念了一遍，首先表明自己的觀點： “岡村，唵，既是凶惡的敵酋，又是和善的朋友！這個這個，因為他指揮日軍屠殺了几十万中國人，唵，因為他在對待共党問題上与我們心心相印，唵！” 他接著說：“他究竟是功大于過，還是過大于功？這在朋友中有不同的看法，這個這個，平心而論，應該是功大于過，唵！僅說他确保百余万日軍的各种武器全部交給了我們這一點，唵，這個功勞就了不得！自然啦，唵，在我們的敵人共党看來，他一點功也沒有，只有罪惡，唵！” 他喝了口白開水（他提倡新生活運動不喝茶），又說：“對岡村，唵，我是不忍心逮捕的，這個這個，那么，面對這些要求逮捕他的信函，我們該怎么辦，唵？” “可以置之不理。”湯恩伯說，“兩個國際組織，蘇聯政府，九國駐日軍事代表團，總不至于直接派人到中國來抓人吧！再說，有了麥克阿瑟將軍的支持，就确保岡村平安無事。” “置之不理恐怕不行，總得給人家一個答复。”何應欽說：“還是過去說的，日軍聯絡班的工作仍然沒有結束，目前不能逮捕他。” “同意敬之兄的意見，就說等日軍聯絡班的工作結束，中國政府會依法逮捕他和審理他。”白崇禧不偏不倚，“克勤兄的分析也是對的，誰也不能到中國來抓人。有了麥克阿瑟將軍的支持，岡村可以安心地配合敬之兄打好魯南戰役這一仗。” “那就，唵，請彥及兄給兩個國際組織，給蘇聯政府，分別寫個复函。這個這個，也給麥克阿瑟將軍寫個信，對他表示感謝，唵！”蔣介石說，“至于魯南這一仗，唵，暫時緩一緩！這個這個，待宿北戰役結束，部隊進行一次整頓之后，再進行魯南戰役，唵！” 因此，魯南這一仗推遲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才進行。 一月二十六日早飯后，岡村宁茨身穿國民党高級將領制服，佩戴上將胸章和領章，站在穿衣鏡前照了照，一种消失己久、親臨前線督戰的豪邁感，又死灰复燃地在心胸中升騰起來。 下午四點，他与何應欽飛抵山東濟南。第二天下午三點左右，他們驅車來到山東中部偏南的孔子故里、文化名城曲阜縣。也許是想有個幽靜的環境，便于思考作戰中的种种問題，抑或是這里与這場戰爭南北兩線的距离大抵一樣，他們把魯南戰役總指揮部，設在祭祀孔子的孔廟里。 孔廟始建于公元前四百七十八年，西漢以后歷代封建帝王不斷給孔于加封追溢，孔廟的規模也越來越大。現在的孔廟，是明清兩代建的，高而厚實的紅牆圈地三百二十七畝八分，其建筑物包括三殿、一閣、一壇、三祠、兩廡、兩堂、兩齋宿所、十六亭和五十四門坊，布局嚴謹，气勢雄偉，古柏參天，郁郁蔥蔥。住在這里，即使是思想遲鈍的人，也會有几分開竅。 年紀都不過四十歲的歐震、李仙洲和二十多名團級工作人員早已等候在這里。 何應欽和岡村宁茨稍事休息，就由歐震、李仙洲等人陪同去參拜孔子塑像。 孔子塑像為明代弘治年間塑成，身高九尺六寸，腰大十圍，頭戴十二旒之冕，身穿十二章之服，手執鎮圭，道貌岸然地站在佛龕上。這尊塑像居中，左邊立著顏回、曾參的塑像，右邊立著子思、盂子的塑像，稱為“四配”。 何應欽和岡村及陪同人員，怀著虔誠的心情，先對孔子塑像三鞠躬，再向“四配”塑像各一鞠躬，既是對孔孟之道的推崇，也是祈求這些偶像保佑他們在魯南戰役中打胜仗。 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失敗。 魯南戰役于一月三十日上午打響。解放軍在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的指揮下，針對國民党的進攻態勢，避開南線國民党軍主力，主動放棄臨沂，僅以兩個縱隊的兵力偽裝為主力，在臨沂附近阻擊南線敵人，造成決戰之假象；主力七個縱隊迅速隱蔽北進，在新泰和萊蕪兩側集結，圍殲李仙洲部于萊蕪。 二月二十日凌晨四點，解放軍圍殲李部的戰斗開始近一個小時，李仙洲才通過無線電收發報机向何應欽報告。何應欽和岡村宁茨都大吃一惊，慌忙命令遠在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蒼山、臨沂、宮南一帶的歐部北上萊蕪，為李仙洲部解圍。 可是，解放軍在沿途設下伏擊戰，使歐部的大部分兵力不能自拔；其中有八個旅日夜兼程，繞道滕州，經泗水和樓德，于二月二十三日抵達新泰北面的化師店、泰安東面的司馬河時，李仙洲的二十三個旅已被解放軍全部殲滅，李仙洲也當了解放軍的俘虜。 現在，何應欽和岡村慌亂而煩躁地坐在孔廟總指揮部里，誰也不說話。幽靜的環境，幫助他們思考与督戰完全相反的問題。何應欽想得最多的是怎樣向蔣介石交代，怎樣保住岡村一條命。岡村想到這回以自己的實際指揮，否定了自己的戰略戰術的正确，若因此在蔣介石面前失去庇護价值，一切都完了。 人的一生，是不斷地折磨自己，不斷地折磨別人，不斷地被別人折磨的一生。何應欽和岡村正在受折磨。何應欽被折磨得焦頭爛額，岡村被折磨得做出一副垂危者的怪臉。 “我對不起蔣委員長，對不起何學長、湯學長和白部長！”岡村垂頭喪气，“聯絡班的工作已經結束，我等待國際法庭對我的審判。” “請老同學不必焦慮，蔣委員長那里我自有辦法應付。”何應欽終于想好了對策，“可以把一切責任推到李仙洲身上，就說他違背了你提出的作戰方案。即使他不被共党處死，也等于死無對證。歐震与我的交情很深，我給他打招呼，就說他按照你的部署出擊，消滅了多少多少共軍。” “何學長——！”岡村眼淚奪眶而出，“對你，對你的恩德，我，我沒齒不忘！”他說得如此艱難，也是一种折磨。 就這樣，岡村宁茨正式成了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從此，他直接參与了蔣介石在內戰中發動的大部分戰役。但是歷史證明，他的戰略戰術在人民解放軍面前被碰得頭破血流！盡管如此，蔣介石仍然將他保護在南京，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這天下午三點左右，國民党政府收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封信，第一次提出傳訊岡村宁茨去東京出庭作證的事。三月二十九日，是蔣介石、李宗仁、程潛等人競選總統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召開的頭一天。雖然蔣介石通過金錢和封官許愿拉到了不少選票，但競選尚未揭曉，究竟鹿死誰手尚難預料。蔣介石一顆心懸著，沒心思考慮岡村的問題，只將國際法庭的信看了看，就交給何應欽和湯恩伯去處理。他只吩咐一句： “如果讓岡村先生去東京出庭作證，唵，他就完了！究竟怎么處理好，由你們決定，唵！” 何應欽和湯恩伯想到岡村宁茨患有肺病，雖然不那么嚴重，但是個很好的借口。于是，他們以岡村患病為由，將他秘密送往上海，第二天，《中央日報》發了則消息，說岡村肺病复發，咯血不止，病情嚴重，已于半個月前送往某地醫治；待他的病情好轉，再由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進行審判。同時，以同樣的理由复信給國際法庭。 岡村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寫道： “如果我能活下去，自然知道我這條命是誰給的。我在南京金銀街住了一年又九個月，今日离去，無限感慨。” “青年時代我曾經住過的南京，由我指揮過百万大軍的南京，由我簽訂投降書的南京，使我患過肺病的南京，再見！” 晚上八點三十分，岡村由國防部二處處長吳文華、科長吳永明和十名便衣武裝保護驅車离開南京，第二天早晨七點抵達上海，住在黃渡路王文成家里。何應欽和湯恩伯讓岡村住在這里不無原因。王文成出生于日本，在日本念完大學才回國在外交部任科長和司長。一九四二年春，受戴笠的派遣打入汪精衛政權，當了實業部次長。這期間，他与岡村過往甚密。抗戰胜利后，他繼續受到蔣介石的重用，任國民党上海市党部副主任委員。 王文成顯得很親熱地對岡村說：“昨天下午我先后接何總司令和湯司令打來的電話，說岡村先生會住到寒舍來，興奮不己。我呀，真是‘三生有幸’！” “給王先生家添麻煩了。”岡村也很激動，“如果今生不能報答，只好來世變王先生家的坐騎相報！” “快莫這樣說，快莫這樣說，岡村先生！”王文成手往樓上一指，“三樓四問房子全給岡村先生使用，一問臥室，一間會客室，一間浴室，一間書房。我有上千种圖書，其中有半數是日文版，閣下可以隨便翻閱。” 他說：“至于飲食方面，你想吃什么就吩咐女佣做什么。還有，我与日籍醫生中山省二郎博士約好了，每天上午來給你檢查一次身体。” 岡村的眼睛紅了，激動得不知說什么好。 王文成說：“關于岡村先生的安全問題，淞滬警備司令部已派來一個排的便衣武裝保護你，其中四人住在我家一樓客房，其余的住在我這住宅四周。” “謝謝王先生，謝謝關心我的中國朋友！”岡村禁不住熱淚雙流。 有一天，王文成在小學四年級念書的女儿王寶敏來到三樓，對岡村宁茨說：“外公！我講件事給你听，好嗎？” “好，好，寶敏講，外公听。”岡村歡笑著，把十歲的王寶敏拉到自己身旁坐下。 王寶敏說：“今天上午，老師給我們讀報時，念了篇《懲辦戰犯岡村宁茨》的文章。” 她見岡村兩撇濃眉緊鎖在一起：“外公不愿意听？” “愿意听，愿意听，寶敏繼續說。”岡村一臉苦笑。 王寶敏說：“老師剛念完，有個男同學問：‘老師！岡村宁茨現在哪里？’老師說：‘現關押在上海江灣戰犯監獄里。’我听了忍不住笑出聲來。” 岡村一惊，好像干坏事當場被人抓住似的惊慌和尷尬。 “你為什么笑？寶敏！”岡村臉色慘白，“那么，你說岡村宁茨在哪里？” “外公就是岡村宁茨。”小姑娘說話直來直去。 “不，不，”岡村搖頭否定，“我是室敏的叔伯外公，我是中國人，名字叫李子賢呀！” “外公說謊。”王寶敏說，“那天有個日本人來看望外公，他把自己的身份證給爸爸看過之后，悄聲問爸爸：“岡村宁茨先生住在貴府嗎？”爸爸點點頭，手往三樓一指。” 小姑娘說：“我正在寫作業，隔著窗戶看得很清楚。但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也不敢問爸爸，不敢問媽媽。” 岡村宁茨紅著臉說：“是的，我是岡村宁茨，寶敏！你恨我嗎？” 王寶敏沒直接回答岡村，她說：“因為你住在我們家里，所以當老師說你被關押在上海江灣戰犯監獄時，我就忍不住笑出聲來。” 小姑娘又說：“老師問我笑什么？我也說了謊。我說，岡村宁茨終于被關進戰犯監獄，我感到非常高興呢！老師說，對，應該感到高興！” 岡村在日記里記述了這件事之后，感慨地說：“王寶敏，一個多么聰明的孩子！在上海這個錯綜复雜的社會環境中，我的往所能得以保密，實非易事啊！” 岡村隱居王文成家一連四個月，除了《中央日報》以外的全國各地報紙紛紛發表文章，南京、上海、北平、廣州、武漢的街頭巷尾，不時地出現傳單、漫畫和標語，一齊對國民党政府庇護岡村的倒行逆施行為，進行質問、譴責和諷刺。 八月十日上午，戴笠飛机失事死后，繼任國防部保密局局長的毛人鳳，心慌意亂地拿著剛從南京街頭牆壁上撕下來的四幅題為《穿連襠褲》的石印漫畫、兩幅題為《在青天白日下》的木刻漫畫去見蔣介石，要求蔣介石批准保密局進行偵破，逮捕漫畫的制作者和張貼者。 蔣介石沉默不語，鐵青著臉，先拿起石印漫畫看了看，見上面畫著他的右胳膊挽著岡村的左胳膊，兩人笑逐顏開地共穿一條連襠褲。木刻漫畫上，畫著岡村跪著匍匐在地上，身上覆蓋著國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只露出個破褲襠裹著半個屁股和兩只光腳板。使毛人鳳感到意外的是，蔣介石既沒有習慣地罵“娘希匹”，也沒有同意他的意見。只冷冷他說：“你們不必大惊小怪，唵！這個這個，派人把這些漫畫撕掉就行了，唵！” 輿論是可怕的。毛人鳳走后，他給何應欽打電話：“是敬之兄嗎，唵？你們國防部，還是讓岡村宁茨住到江灣戰犯監獄去。這個這個，應該向他說明，唵，這樣做，可以說是保護拘留。另外啦，唵，在适當的時候，對他進行必要的審訊，希望他能夠理解，唵！” 岡村在八月十一日的日記里寫道：“國防部派吳永明先生來上海通知我入獄，并轉告蔣委員長与何學長對我的關怀。我完全理解，并深深感謝他們。” 為了入獄方便，岡村剃了光頭。他在八月十四日的日記又寫道：“在監獄，可能兩個月難理一次發，故今日剃了光頭。想到社會輿論對中國政府的壓力，今日入獄，于心始安。一進監獄，我老是想著小姑娘王寶敏。” 在監獄里，岡村住著一臥室一衛生間的小套間，不僅可以會客，而且可以在院內自由走動；監獄還派一名叫鄔志文的中年人為他做飯菜、送茶水、掃地和洗衣服；中山博士仍与過去一樣，每天為他檢查一次身体。上午十點以后，房間里的气溫比較高，鄔志文就將藤睡椅搬到樹蔭下，讓他躺在上面看書報，岡村對前去看望他的湯恩伯說： “一切都与我住在自己家里一樣自由和方便，絲毫沒有蹲監獄的感覺。” 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決定八月二十日對岡村進行公審。先天晚上八點左右，典獄長孫介君遵照何應欽的意見，將有關情況告訴岡村： “本來，蔣總統無意使岡村先生受審，但考慮國內外輿論，不得已而為之。讓先生受審，僅僅是一种形式而已，不要存在任何畏懼心理。蔣總統与何部長、湯司令都說過，希望先生在受審時，對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日戰爭中遭受的痛苦要表示痛心，以求得中國人民的諒解。” “好，好！”岡村很激動，“我遵囑照辦。” 臨時法庭設在塘沽路上海市參政會禮堂。審判台上用麻繩吊著四個孤零零的大字：“公審大會”。 這种布置，獨具匠心：既含糊又不含糊；既說明問題，又不使岡村受刺激，恰到好處。 台下坐著一千二百余人，他們是各省市的代表，軍隊代表，各駐華使館代表和新聞記者。 八點四十五分，身著黑色法衣的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法官葉在增、葛召榮、李之慶、宋書同，檢察官陳光虞，書記官張体坤，在台上前排座位上就坐，指走辯護律師江一平、楊鵬、錢尤生坐在第二排座位上。 “五分鐘之后，身穿深灰色西服，頭戴同樣顏色禮帽的岡村宁茨，由四名法警押人法庭。他抬頭望了望懸挂在審判台上的四個大字，心里獲得几分慰藉，步子也邁得堅實了。他摘下禮帽向台上深深一鞠躬，又向台下深深一鞠躬，然后提著禮帽面對台上立正站著。 九點正，石美瑜宣布開庭：“公審大會開始！下面，由被告說明自己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和身份。” 翻譯將這句話譯成日語說給岡村听后，他沉沉地點了一下頭：“是！本人是岡村宁茨，男，六十六歲，日本東京人，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陸軍大將。” 石美瑜說：“現在，由張光虞檢察官宣讀起訴書。” 起訴書說遠不說近，說輕不說重，而且非常抽象： “被告在華時間長達十六年之久，較之其他戰犯的犯罪事實要多。民國十四（一九二五）年至十六（一九二七）年任皖系軍閥孫傳芳的軍事顧問，為孫傳芳割据浙、贛、皖、閩、蘇五省出謀划策，破坏中國的統一。翌年，他任日軍步兵聯隊長，參与由大倉利通師團長指揮的攻打濟南的戰爭，屠殺中國軍民五千余人，中國政府派交涉員蔡公時等十七名外交官前往濟南与日軍交涉，結果蔡被日軍割掉耳朵和鼻子，几天后蔡与十六名外交官慘遭日軍殺害。” 陳光虞念到這里，岡村按照蔣介石等人“要表示痛心”的吩咐，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又向台上台下各鞠一躬。他抹著眼淚說： “我有罪，我有罪！雖然攻打濟南由大倉指揮，在那里實行大屠殺和割掉蔡公時先生的耳鼻是他的主張，但我應該勸阻。可是，我沒有這樣做。有罪，我有罪！” 他連捶兩下胸脯，把罪責完全推到大倉利通身上。 石美瑜一擊惊堂木：“等起訴宣讀完了你再說！” “我一心只想到自己的罪行，竟忘記了法庭的規矩，敬請原諒！”他向石美瑜鞠一躬。 陳光虞繼續念道：“民國二十一（一九三二）年，被告作為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加侵占上海的戰爭，使四千多個無辜市民死手非命，翌年五月，被告与中國代表熊斌簽訂了《塘沽協定》，使日軍進一步控制了華北。被告出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時，為偽滿洲國的所謂獨立出謀划策，又一次破坏中國的統一。” 關于岡村在華北、華中地區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起訴書一字不提。 陳光虞最后說：“被告率部駐華北期間，以及后來任駐華派遣軍總司令期間，多次發動侵占中國領土的戰爭，使中國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石美瑜說：“下面由辯護人江一平律師為被告辨護。” “庭長先生！不用辯護人為我辨護。”岡村顯得很沉痛，“起訴書說的全是事實，我一概承認。我深深感到對不起中國人民！” 他又哭起來：“不論法庭怎樣對我量刑，我都甘領甘受！即使判我死刑，我也是死有余辜！” 歷時四十分鐘的公審，誰也沒有直呼岡村宁茨的名字，頗有點禮貌相待。石美瑜宣布被告退庭后，岡村哭哭啼啼离開法庭。 當天晚上，岡村怀著复雜的心情，給在日本大東亞省任課長的長子岡村忠正寫信： “今天，我第一次受審，開始不免有些緊張，但听完檢察官念的起訴書之后，緊張的心情就消失了。按起訴書的陳述，無論如何定不了我的罪。不過，我還是按照中國政府有關領袖的叮囑，在法庭上顯得十分沉痛，居然三次流了淚，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淚是怎么流出來的。但我注意到了，我的眼淚并沒有打動多少与會者的心。關于我的問題，最大的矛盾是中國最高當局与老百姓的看法不一致。然而，我相信，只要中國的現政權不被共產党所取代，我就有生還故土的希望。遺憾的是，中國正在進行的這場內戰，國軍累戰累敗。因此，我仍然憂心忡忡。” 正因為如此，當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下野時，岡村如喪考妣似的痛哭了一場，而且傷心得一連兩天只吃下兩個饅頭。何應欽知道后，派秘書王順民去監獄安慰他。王順民對岡村說： “何部長說，蔣總統名義上引退，但中國的實權還掌握在他手里，請岡村先生放心。本來，政府早就想宣布先生無罪回國，但考慮國際法庭對一批定為甲級戰犯的人尚未作出最后的判決，讓先生回國十分不利，所以仍讓你暫時留在中國。” “依王先生判斷，我什么時候能夠回國？”岡村問。 王順民說：“估計快了。”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后，解放軍兵臨長江，嚴重威脅著南京。一月二十日晚上，代理總統李宗仁与剛回到老家溪口的蔣介石通了電話，決定國民政府遷往廣州。第二天，何應欽偕同曹士澂飛抵溪口，為在押戰犯的處理向蔣介石請示。 曹士澂向蔣介石報告說：“我們從東京引渡的乙、丙級戰犯和自己逮捕的戰犯五千二百五十六人，已被判處死刑的一百四十五人，病死監獄的四十七人，被判無期徒刑的一百四十九人。業經調查不能定罪的四千九百一十五人，已陸續釋放了三千二百五十一人，還有一千六百六十四人，外加岡村宁茨。” “我們來見總統，就是請示這些戰犯如何處理，岡村先生是否可以在最近宣布無罪釋放。”何應欽說。 蔣介石煞有介事地說：“我已經引退回家當老百姓了，唵，不要叫我總統。” “不！”何應欽顯得很深情，“你現在是、將來仍然是党國唯一的領袖！那就允許我叫領袖吧。” “你們向德鄰（李宗仁）兄請示過沒有，唵？”蔣介石問。 何應欽說：“請示過。是他吩咐我們來見領袖的。” “我看啦，唵，不能定罪的就統統釋放，岡村同樣釋放，唵！”蔣介石說：“請敬之兄轉告岡村先生，以后我還要聘請他當顧問的，唵！”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十時，仍在上海市參政會禮堂，由石美瑜主持對岡村進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審判。審判是在小范圍內進行的，只有二十一名中國記者在場。 十點過五分，石美瑜宣布判決書： “本案被告于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駐中國派遁軍總司令。所有長沙、徐州各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廣東之犯罪，松井石根和谷壽夫在南京之大屠殺，均系被告到任之前發生的事，与被告無關。被告在任期間，中國軍隊作戰大有發展，日軍陷于孤立，戰爭意志喪失。雖然駐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之日軍曾發生過零星罪行，已由該駐軍直接上級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太郎等承擔責任，本庭已分別判刑，現在服刑中。以上零星罪行無以證明与被告有聯系，因而不應負共犯罪責。日本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戰，率百万大軍奉命投降。綜合以上各項，依法判處被告無罪。” 岡村兩眼噙著淚水听完宣判，向台上台下各一鞠躬：“衷心感謝中國政府寬大為怀，衷心感謝中國政府寬大為怀！”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發言人關于命令國民党政府重新逮捕岡村宁茨的談話發表時，岡村己由十名中國便衣武裝保護乘輪船到了日本福岡。 這些，都是三個月以后的事了。 現在，再回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上午九點左右，蔣介石又收到國際法庭發來的電報： “十四日复電敬悉。待岡村宁茨病情好轉，請囑其就東條英机、小磯國昭之犯罪寫一證詞。對甲級戰犯的最后審定在即，證同請于本月二十五日前派專人送國際法庭。” 蔣介石在電報上批了“請曹士澂先生照辦”之后，起身在房間里邊踱步邊想：哪些人將被定為甲級戰犯？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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