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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隋煬帝


  今日我們要寫隋煬帝的傳記,事實上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對這題目曾下過一段功夫的ArthurWright就說過:“(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一大團歪曲的歷史記載和傳奇性道听途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一二。”
  然則隋煬帝楊廣,天賦甚高,文筆華美,胸襟抱負不凡,也帶有創造性格。這些長處,雖批判他的人也無法否認。又譬如他于公元608年,令天下鷹師集長安,一來就有一万多人,610年他又在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戲,天下奇伎异藝畢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觀賞。他又听說吐谷渾(鮮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龍駒,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馬兩千匹于川谷以求“龍种”,后因無效而罷。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試驗,并且能在各种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
  另一方面,從各种跡象看來,煬帝缺乏做為統帥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將。這种弱點,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驕縱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晉王,為并州總管(山西省省長)。公元589年伐陳之役,他20歲未滿竟被任為行軍元帥,指揮由六合一方面的軍隊不算,還節制其他各方面軍事長官,如宿將楊素。這51.8万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統一中國,由弱冠的晉王作書報告父皇,達成任務。這一戰役,固然增長其威望,也縱養其驕騫,使他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長城,造運河,派劉方擊敗林邑(今日越南境內),听斐矩設計破吐谷渾,羈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國人力物力,隨意擺布,只居順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處逆境,即意懶心灰,逃避現實,所以他的悲劇情結,也有長期積養的前因后果。
  隋煬帝之伐高麗,据稱動員1133800人,其饋運者倍之。這數目字可靠的程度,無從确定。只是楊廣迷信軍事上數量的优勢,已無庸置疑。其實當日之攻城戰,野戰軍數量過大,無法擺布。除非以此數量先聲奪人,使對方喪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則展開兵力過多,已先在自己陣容里產生統御經理的困難,成為日后戰場上的弱點。果然公元612年之役,隋軍在鴨綠江以北遼河以東的地區遭遇到高麗的堅強抗拒,來護儿的水軍在朝鮮半島登陸成功,卻沒有發生奇襲的效用,也不能与陸軍策應,陸軍則補給接應未及,統帥權又控制過嚴,再加以隋皇沒有作殊死戰的決心,一到戰事有利,高麗詐降,高級將領不敢作主,因此亦無法擴張戰果。最后因秋季潦雨來臨,在平壤北三十里開始撤退,士卒既無實際的訓練,一受高麗兵的追擊,就崩潰而不可收拾,以致九軍盡陷,喪失資儲器械以巨万計。613年煬帝卷土重來,并且親臨前線。隋軍已薄遼東城,也用飛梯地道環攻,并且有少數隋兵登城与敵兵短刀相接,只是這時在中原督運糧秣的楊玄感知道各處盜賊蜂起,煬帝不能持久,在黎陽(河南浚縣附近,南北運輸的中點)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則投奔高麗,以中國虛實告之。隋煬帝夜半召集諸將領決心放棄攻城。再引兵還,所有軍資器械堆積如山,也全部委棄。總算這次行動机密,退軍后兩天,高麗雖發覺仍不敢追擊。
  兩月以后,楊玄感雖被剿滅,但是隋煬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處的人民,不堪征調,群起為盜,動輒以万數以千計。614年煬帝又召百僚議伐高麗,并下詔稱“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只是臣下無敢應者,各處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處平剿。雖然這時候來護儿的水軍又迫平壤,高麗王遣使請降,囚送角斯政,使煬帝能借此班師,卻已經徘徊歧路。615年間巡視北邊,又為突厥圍困,几乎不免,守令前來赴難,才使他脫圍。翌年他即幸江都(揚州),再無意北返,對他諍諫的則獲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報告。如此又一年多。617年冬天,唐國公李淵(也就是后來的唐高祖)入長安,立他孫子楊侑為帝,尊他為太上皇,煬帝也無行動反應。618年的春天,這遭眾叛親离的皇帝才被弒。弒他的并非疆場叛將,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寵幸隨從,以及近衛軍。所以傳統作史者對隋煬帝楊廣的种种斥責,雖說可能被一再渲染夸張,但也不是全部竄改事實,因為楊廣有他被人攻擊的弱點。
  然則我們今日仍因襲傳統作史者“褒貶”的方針寫歷史,卻忽視了歷史上時間与環境的因素。公元7世紀的初葉隋唐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今日20世紀末葉,又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二十四史里的《隋書》,修撰于唐初,作者動稱“殷鑒不遠”。他們絕想不到隋朝不是一個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時代周人之泛稱中國,會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國。因為瞻前顧后立場不同,我們即寫隋煬帝的傳記,也要將很多長時間遠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慮,才赶得上時代。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与秦漢之“第一帝國”區別。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隋唐所承襲的原始机构,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漢化,通過“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体,注重低層机构的水平。秦漢的文書,還用竹木;隋唐之間不僅紙張已行使五百余年,而且木板印刷,也于公元600年前后出現。這些因素,使教育較前普遍,也使整個文官集團能向這小自耕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准的淳朴。
  《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程序,則是“學者皆怀牒自列于州縣”,也就是不用荐舉,全面公開的考試制度業已發端,茲后歷經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紀的1905年才停止。
  因為如此,隋朝的銓敘也開始由中樞總攬。煬帝是修律令的牛弘与劉炫對談,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這樣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國家的中層組織更為空洞。因為上下之間沒有權力与義務互為牽制,由皇帝直接統御全民的趨勢也愈為明顯。隋朝創業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齊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簡單的地區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區。他滅陳之后制定五百家為鄉,百家為里,正在以他間架性的組織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這叛亂既被削平,他的統治愈要加緊,此后他的處心設計,無一不以保持統一的帝國為前提。于是又15年。而在此原始的農業的社會里,達到其目的捷徑不是在中層增加其結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楊堅于594年令各府州縣各給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爭利。595所制工商者不得進仕。598年詔禁民間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從保持農村社會的單純划一著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誠,而是以統一思想為宗旨。其大量裁減國子學,廢州縣學,也是因為儒學之道,不外“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高級人員則需要“德為代范,才任國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儲備。他自己布衣粗食,也無非与低級標准看齊。
  這以上种种設施,也与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制,其重點在國家財政千就于簡單的農村經濟,与均田并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极低的稅率全面征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上的困難。《隋書》食貨志提及北齊定一夫一婦納稅額為一“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一郡,戶至數万,籍多無妻”。只因為皇權凝聚于上,納稅的義務則遍及于匹夫匹婦,當中缺乏各种有權力能裁判折衷調整或甚至帶服務性質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壓力。文帝楊堅的晚年,就盡瘁于此事。他又嫉視屬下官吏貪贓。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訊問臣下,召對不如意,立時誅殺之。所以《隋書》說他“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識大体”。
  可是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這也表示中國傳統重農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現象。因為全面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無組織結构与商業的財富不同)丰溢超過預期。煬帝于公元604年即位,也算是繼承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只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鷹師于長安,聚樂工于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至于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宏時引洛入谷作漕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筑仁壽宮時開始,据說“死者以万數”。甚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動員三十万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師則船多漂沒,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煬帝的种种作為也還是隨著文帝的步驟,是當日全面運員的一种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獨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楊隋之前,各北朝已經相交人行均田制。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調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准,這方案一經發動為一种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适時收束。于是矯枉必過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复用律令矣”。不到征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极。隋煬帝雖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們能看到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的了解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后說:“好頭頸誰當斫之?”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气,已与他悲劇性的結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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