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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現象

作者:劉志琴

  黃仁宇先生的《万歷十五年》,1962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不久,我就讀了這本著作,并深深地為這新穎的題材和寫法而吸引。但是同行中也有不少人對該書頗有微詞,按照大陸史學界傳統的看法薇銋磥]是在50年代以來癒A這很難算是學術著作,沒有大量的引文和資料,沒有條分縷析的章節,通篇是大白話,不過是一本通俗小冊子,上不了專家的案頭,當然更不勞專家去評論。

  然而就是這樣一本薄薄的,裝幀簡單的小書,銷售額逐月上升,在史學著作發行普遍不佳的情況下,這本書像是闖出來的一匹黑馬,不容得人們不正視。怎樣評价這本書一度成為明史學界頗有爭議的話題。記得在南開大學第一屆社會史的討論會上,我与明史老前輩鄭光挺教授坐在同一飯桌,他對此侃侃而談,大意是明末是中國歷史上新舊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時期,作者能把這一時期關鍵性的人物、典章制度和复雜的政治文化現象,融會貫通,系以一年,抒發自己的見解,以簡約流暢的文筆,描述了王朝末世的社會狀況,是有功力的。當下《歷史研究》的編輯就向鄭老約稿,表示要支持一下這本書,鄭老指向我說:“你約她寫。”我因為手中忙于他事,不便承諾,雖經多次催促,也未能啟動。

  雖然我沒有就該書寫評論,但非常關注這本書的社會反響,眼看一版再版,由簡裝而精裝,其銷量十多年不衰,可謂創下了歷史著作出版的新記錄。尤其引人興趣的是,《理論信息報》在80年代曾經刊載,在作家中進行“最近讀什么書”的調查,有5個作家列出近期閱讀的書目,各人都不相同,連當時在文學界最走紅的作品,也只有1個人次;唯一的例外是《万歷十五年》,同時出現在兩個作家的書目中,其概率是三分之一,比其他作品每种只占五分之一來說,高出了一倍,而且是跨了學科。雖然這只是短時段的抽樣調查,不無局限性,卻對史學界提出了一個帶有挑戰性的問題:大陸已出版的歷史著作何啻成百上千,在此調查中沒有一本打進作家的閱讀書目,只有《万歷十五年》有此幸運|

  在史學家們喋喋不休爭議這算不算學術著作的時候,讀者卻作了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文化層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對歷史有興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國內的史學著作,那這些著作又給誰看|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對我說:“看了你的一篇學術論文,寫得不錯,能有几個人看哩|”我訕訕地回答:“大約就是同行吧”。“同行中有多少|”“也就搞相同課題的人。還要有机會看到這一雜志的,十几個、几十個,不會多。”作為一門在古代顯赫一時的歷史學,在現代讀者愈來愈少,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反映史學的社會功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了變化。是人們對歷史喪失了興趣|

  不盡然。改革開放以來人們閱讀的內容愈來愈多元化,但是選擇的多元并未沖淡對歷史的興趣,影視中最走俏的是歷史劇,不論是正說還是戲說,都擁有廣大的觀眾,如果這方面的問題不在讀者,那就要請作者反思}在《万歷十五年》受到讀者普遍歡迎的時候,在圈內叫好的卻不多,至少在80年代是如此,正就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牆里開花牆外香”。要知道在极“左”思潮泛濫的時候,史學是個重災區,不僅是“評法批儒”搞亂了思想,更重要的是階級斗爭絕對化的影響和空疏學風,把本來是有血有肉,生動活潑的歷史,變成僵化的八股,干癟的教條,使人望而生煩。這一狀況遲遲沒有改變,80年代初學術界流行一句順口溜:“解放了的哲學,活躍的文學,繁榮的經濟學,沉默的史學。”如實地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史學,在文史哲經四大學科中處于滯后的局面。《万歷十五年》在這一時期出版立即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反映了民眾對教條化的史學讀物早已厭倦。且不說別的,就是將一個王朝的盛衰濃縮到一年的這一研究方法,在國外屢見不鮮,而在大陸30年見所未見;以人物為主線,從政治事端、禮儀規章、風俗習慣描繪社會風貌,就引人入胜;在論理中有故事有情節,具体生動,不落俗套,使讀者興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万歷十五年》而是其他歷史著作捷足先登大陸,只要有類似的特點,也一樣有轟動效應。

  然而可悲的是,在讀者以自己的選擇表現好惡傾向的時候,史學界的同仁并非都能由此促進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變革,甚至有囿于成規,對《万歷十五年》置以不屑。讀者的選擇与研究者的价值判斷兩向背反,這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歷史學的高度意識形態化,使史學讀物成為政治讀物的一种,又有誰敢在史學問題上与政治較量,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李秀成、海瑞等等許多歷史問題的論爭,從一開始就是作為政治問題提出的,民眾只是被動的接受者,難以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選擇。改革開放促進了民眾自我意識的覺醒,對《万歷十五年》傾注的熱情,反映了民眾渴望史學變革的愿望,而圈內的史學工作者卻滯后民眾的需示,造成“牆里開花牆外香”,這可稱為“黃仁宇現象”,這一現象又是在特定的條件下產生的社會文化現象。

  事實上,《万歷十五年》并非是黃仁宇先生的力作,在這以后大陸相繼推出他的《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和二十一世紀》、《納遜河邊談歷史》也未引起如期的反響。但是《万歷十五年》發行的常胜不衰,反映了大陸至今還沒有取代它的同類著作,是大陸缺少行文論史的高手|當然不是。是史學工作者無視讀者的需求|也不是,從六七十年前史學大家顧頡剛的《秦漢的方士与儒生》、張蔭麟的《中國史綱》等名著成為雅俗共賞的上品來說,國內史學界并不缺少學術著作通俗化的傳統,為什么現在的同類作品反而難如人意|這既不是作者和讀者的問題,那就要考慮,是不是學術導向有所缺失或偏差|

  自然科學界已有這樣教訓,出重金懸賞优秀的科普讀物,經年無人問津;鼓勵、邀請著名科學家寫作科學人文著作,更是門庭冷落。如果說自然科學以大自然為研究對象,面向讀者并非是專業方向的話,社會科學界以古往今來的社會為研究對象,面向社會的需求理應是天經地義的任務,而社會科學界連自然科學界的這一步也未做到。如果說是全不理會,也不是,試看時下的有關社會生活的歷史讀物,熱熱鬧鬧,花花哨哨,仔細一琢磨,這全是市場運作,靠市場驅動并不錯,但市場的急功近利,又肇致此類讀物低水平的簡單重复。要提高這類著作的水平非要有經年累月的積累和研究不可,這又缺乏國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鼓勵。以与民眾最貼近的社會風俗史研究來說,至今尚未進入國家社會基金資助的范圍,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關風俗通、風俗論的佳作迭出,東漢的應劭,清初的顧炎武,都以一代大師之才寫出傳世之作,至今此類題材反而視為另冊,豈不是咄咄怪事|看來史學研究資助的重點仍然拘守于政治、經濟、思想、中外關系等傳統范疇,而這一范疇已形成研究課題和寫作体裁、風格的既定框架,很容易框定作者寫作才能的發揮,因為違背這一程式的往往不被學術性所認可,橫跨在作者頭上的無冕之王——職稱,更是一把殺手鑭。种种導向都限制了從這一領域的開拓和深化。

  市場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新一代文化市場的發育,90年代大眾文化崛起,以銳不可擋的態勢,改變了精英文化与大眾文化的傳統定位,史學著作也失去神圣的光環,從資政濟世的高閣,下移到平民百姓的書桌,甚至成為茶余飯后的消閒讀物。史學研究者從“代圣人立言”、“帝王師”,淪為民眾的一枝筆,這對專事研究王朝盛衰,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抱負、大事變、大業績的治史傳統是個挑戰。史學著作從治國經邦到閱世知人的轉化,不僅要開拓前從未涉獵的領域,也在改變研究課題的方向,芸芸眾生的穿衣吃飯,婚喪嫁娶,消閒娛樂,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讀者、作者和市場作出這樣選擇的時候,科學研究基金尚未能跟上這一迅速變化的趨勢,以鼓勵和資助的方式提高此類著作的含金量,把這類民眾最關心的課題棄之市場運作。而市場急功近利的操作,短平快地成批生產,使得這類作品缺少學術研究的基礎,數量愈多,質量愈差,好作品難得一覓。出版熱點与研究熱點的分离,在市場經濟中是可以理解的現象,但長此以往,在學術界有地位的,不是社會需要的,社會需要的又未必是學術界看中的,這何以提高大眾讀物的水平|《万歷十五年》正是從這一方面滿足了讀者的需要。

  在80年代初未能踐約的書評,想不到在黃仁宇先生逝世后,又受到約稿。18年過去了,回顧這一歷程,“黃仁宇現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网易(07/1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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